概述 在全球经济的版图上，越南并不显眼，GDP在2007年刚刚超过700亿美元。然而现在这个国家却上了众多财经媒体的头条：高达25.2%的通货膨胀、持续扩大的贸易逆差和财政赤字、过多的外债规模，这个国家的货币体系暴露在巨大的风险中。11年前的夏天，随着国际游资大规模攻击泰铢，一场金融危机在亚洲迅速蔓延。11年后的今天，人们惊觉越南经济的一系列乱象与那场危机前的泰国经济不无相似之处。这一次越南会不会成为倒下的第一块多米诺骨牌。 简介 越南目前正面临“经常项目持续逆差 低外汇储备资本项目自由化金融服务市场开放”的组合通常以货币危机告终。在这样的情况下，越来越多的资金开始从越南撤离，转而投向其他国家。让人会想到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2008年，越南证券市场一落千丈，胡志明股市指数从2007年140高点跌至目前不足60点，跌幅超过55%；与此同时，越南物价一路飙升，5月CPI更是创下13年新高，攀升到25.2%。其中食品价格上涨最多，达到42.4%，核心CPI中的房屋费用也上涨23%，通货膨胀大有失控的风险。 危机历史 1985年9月14日 越南盾vietnamese-dong贬值危机，这主要是由越南政府为稳定通胀而主动进行的货币改革引起的。贬值后，1美元可兑换的越南盾由原来的200盾增加到3700盾。这次贬值措施在至1986年9月的一年内，引发通胀率持续走高。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 越南邻国泰国的货币泰铢被严重高估后遭抛售是该危机的导火索。由于越南并非东南亚地区最重要的经济体，该国并未成为危机中人们关注的焦点。但在这场席卷了几乎整个亚洲的金融风暴中，越南同样遭受了货币严重贬值和高通胀的沉重打击。 2007年底至今 第三次危机缘于越南盾连续贬值。为促使越南盾对美元升值并降低通胀，越南央行自2007年底至今先后三次提高每日越南盾兑外币交易浮动幅度至2％。同时，越南央行设定了每日参考汇率。然而，越南盾情况却不见好转。 危机起因 通胀失控是导致越南出现危机的最重要原因，而通胀失控产生的原因在于通胀预期的高涨、宽松货币供给和内需的强劲增长。越南通胀对经济影响的传导顺序是：通胀上升——政策紧缩——需求下降——经济增速放缓。当经济增长放缓伴随货币紧缩，将会把负面影响传递至金融市场和房地产市场，进而影响到银行体系的资产负债表，投资者开始怀疑整个经济的稳定性。越南特殊的地方在于其经济基本面比较脆弱，存在政府财政赤字和贸易逆差，这时投资者的担心加剧，资产加速被抛售，资金开始流出，货币贬值，宏观经济进一步恶化。 CPI增涨 越南作为国际游资青睐的新兴市场，2006年越南股市曾跻身于全球最火爆的市场之一。 到2008年金融市场的表现犹如“坐过山车”。越南经济体系正暴露在风险之下，金融市场急剧动荡，多项经济指标亮红灯。 2008年以来，越南多项经济指标亮起红灯。随着原油和粮食价格飙升，越南通货膨胀进一步恶化。5月份越南按年率计算的通胀率飙升至25.2%的水平，为13年来最高。但越南央行基准利率只有12%，未能有效控制通胀预期。1-5月，由于国际能源、建材和化肥价格上涨，越南贸易赤字达到144亿美元。尽管过去几年资金持续流入使越南外汇储备大幅增加，但仍低于越南的外债总额。据世界银行测算，越南今年的外债规模将达到240亿美元，占GDP的30.2%。 越南央行官员2008年6月2日表示，央行已经制定了一整套政策应对通货膨胀问题，包括继续加息、降低经常项目赤字、提高商业银行准备金率等。此前，越南央行扩大了越南盾对美元汇率的浮动区间至上下浮动2%。随后几天，越南盾对美元保持小幅度贬值态势。 国际投机 2006年，越南股市跻身全球最火爆市场行列，主要股指涨幅达145%，2007年头两个月又上涨51%，推动越南股市总市值从2006年初的不足10亿美元猛增到150亿美元。 2007年1月底，越南20家最大上市公司市盈率已达73倍，大大高于普通新兴市场的估值水平。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07年3月初就已经向越南发出了股市风险方面的警告。 《华尔街日报》指出，由于越南政府关注确保国有企业获得低利率贷款，越南实施的低利率政策引发了房地产市场的热潮，与美元挂钩的本地货币走软导致了出口大幅增长。而在通货膨胀走高时没有迅速采取措施。“这表明，在遏制通货膨胀问题上优柔寡断将产生何等严重的后果。” 《华尔街日报》认为，越南的通货膨胀不断加剧，甚至有可能演变成全面危机，这为正在努力控制物价暴涨的其他亚洲国家敲响了警钟。分析人士认为，如果亚洲国家央行没有迅速采取行动抑制不断上涨的物价，越南将是前车之鉴。 越南政府在货币政策上的尴尬境地，使国际热钱再次施展了对汇市和股市双向做空的“提款机战术”：目前12个月的远期外汇交易显示，市场认为越南盾兑美元1年内跌幅超过30%。如果越南政府放任本币贬值，国际热钱可以在汇市上有所斩获；越南政府若坚守汇率和利率政策，则通胀将大幅削减企业盈利，做空股票同样有利可图。 政策失误 这次金融危机，越南政府难脱干系。为了刺激经济发展，越南政府大量引进外资，但又不希望大量的财富流失，所以竭力扶植国企做大做强，确保它们获得低利率贷款，结果导致金融信贷政策过于宽松，摊子铺得太大，经济过热难以遏制。 其实早在2007年3月初，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就已经向越南发出了股市风险方面的警告，但越南没有采取任何措施。去年底，粮食、能源价格均出现大涨，此时越南政府本应控制投资规模，遏制经济过热，避免通货膨胀和金融、经济危机，但为了保有自己的“改革成果”，他们在这个问题上优柔寡断，错失了良机，造成通胀失控。 贸易逆差 据越南《投资报》2008年5月26日报道，据越南工贸部预计，2008年5月份越南出口额约为51.5亿美元，头5个月出口总额约达234亿美元，同比增长27.2%。进口总额378.17亿美元，同比增长67%，增幅大大高于出口。贸易逆差约达144亿美元，占出口金额的61.6%。 宏观经济 近期越南金融市场动荡，主要是反映宏观经济形势转差。 由于食品及能源价格飙升，越南5月份通胀率达到25.2%，为13年来最高，而通胀上行压力仍然严重。此外，越南货币政策的从紧力度不足。越南央行5月19日将基准利率从8.75%调升至12%，部分银行已将贷款利率设至18%，但当前的利率水平仍远低于通胀率，未能有效控制通胀预期。 与此同时，越南贸易赤字还在迅速扩大。2008年1-5月，由于国际能源、建材和化肥价格的上涨，越南的贸易赤字达到144亿美元。而尽管过去几年资金持续流入使越南外汇储备大幅增加，但仍低于越南的外债总额。据世界银行测算，越南今年的外债规模将达到240亿美元，占GDP的30.2%。此外，国家财政力量疲弱也是宏观形势转差的表现之一。2008以来，越南政府财政赤字持续扩大，并长时间维持在占GDP5%的危险水平。 市场反应 暴跌的股市 越南股市在过去几年的走势与其他新兴市场十分类似，只是波动幅度更大。越南证券交易所指数从2003年10月21日的133点上涨到了2007年3月12日的1170点，涨幅达到了780％，不过从2007年10月到2008年6月，在短短8个月的时间内，该指数从1106点下跌到了396点。 汇丰在最新的市场月报中表示，越南股市当前的估值水平很有吸引力，因为动态市盈率已经处于历史低点。不过低估值并不意味着投资者马上会涌入市场。风险投资基金IDG在越南的主管Nguyen Bao Hoang表示，在未来12个月内，越南股市可能都难以恢复。IDG是最早进入越南的风险投资基金，目前已经投资了超过30个项目。 越南《西贡时代周刊》2008年4月份的一篇文章更提出个疑问：“越南是否已经准备好了去拥有一个证券市场？ ”该文章指出当前证券市场混乱不堪：大股东随意侵占中小股东利益；投资者将股市视为一个赌场而不是投资场所。 Ban Viet证券公司的数据显示海外投资者还没有撤离证券市场。该公司的主管To Hai表示，事实上，2008年年初有6亿美元左右的海外资金间接进入了越南证券市场。另外他还表示，2006年到2007年之间，约有100亿美元的资金通过投资那些锁定期为5到10年投资基金的方式进入了越南股市，而他相信这些钱还在这里。 但这并不是所有人的观点。“已经结束了，我们撤离了（越南股市），并且在短期内并没有考虑回来。”Euroland LP合伙人Xin Chen表示，“我们干得不错，虽然早一点走可能会更好。”Xin Chen不愿意透露他们通过何种方式进行投资。 房地产：相对狭小的市场 与证券市场相同，越南的房地产市场也经历了惨痛的下跌。该市场在2005年和2006年都曾出现过回落，但却没有如此的惨烈。 胡志明市某些地区的房价已经较去年底下跌了约50％。而在去年年中，投资者曾对这个市场寄予厚望，因为当时越南建筑部刚刚提议允许外国人在越南购买房屋，有望为市场引入新的血液。 不过相对于其他国家而言，越南房地产市场仍是一个相对狭小的市场。越南1993年的《土地法》规定，越南居民拥有的只是土地使用权，只有“土地得到合理使用”，在期满后土地使用权才能延续。由于价格上扬，土地已经成为越南家庭最重要的财富，普通人很少打买卖房子的主意。正由于这个原因，越南的房地产市场规模相对较小，对于很多人来说房地产市场的起起落落只能作为茶余饭后的一点谈资。 越南盾贬值加重 2008年5月28日，摩根士丹利表示，越南正步向类似泰铢1997年所面临的“货币危机”。而1997年，当泰国经常项目赤字占GDP的比例达6.5%时，泰国央行就已被迫调低泰铢汇率，进而引发亚洲金融危机。 1997年11年前的7月，随着国际游资大肆攻击泰铢，一场大规模的金融危机开始在亚洲蔓延；11年后的今天，东亚各国金融监管当局警觉地发现，随着原油和大宗商品价格的暴涨，他们的货币体系再度暴露在巨大的风险之中。唯一不同的是，越南最有可能成为第一块倒下的多米诺骨牌。 面对巨大的通胀压力和严峻的汇率形势，越南政府终于开始打出政策“组合拳”。当地时间2008年6月10日，越南央行宣布从11日起将基准利率上调2个百分点至14%，这为越南今年第三次加息，同时将越南盾对美元的官方外汇指导汇率下调2%。分析师称汇率下调等同于令越南盾贬值。但越南央行行长阮文饶表示，2008年6月11日官方汇率的急降是“一次调整”，而不是几位分析师所说的“有效贬值”。 越南央行昨天设定的官方汇率为16458盾比1美元，较11日的16461盾比1美元仅走强3盾，但远远高于黑市和海外外汇市场上越南盾的汇率水准。由于越南投资者纷纷购买美元规避高企的通货膨胀，黑市上的越南盾贬值加重。分析师称，黑市上的美元兑越南盾汇率徘徊在18000盾左右，远汇市场显示未来一年越南盾预期贬值将近30%。 此外，作为银行换汇代理机构的金铺11日开始以约16600盾的价格向居民收购美元，与央行的官方汇率接近。但金铺并不卖出美元，称央行规定其只能买入外币。 政府对策 越南政府为了给经济降温以缓解通胀压力，2008年早些时候，政府提出将2008年经济增长目标由年初确定的8.5％到9％下调至7％，同时把2008年大米出口目标从原定的400万吨到450万吨下调至350万吨到400万吨，以抑制食品价格上升。 2008年6月初，越南政府再下“猛药”，推出了一系列涉及多个重要领域的举措，包括紧缩银根，以及削减公共项目投资和国家机关开支等。政府还加强了对证券、外汇和房地产市场的监督和管理，打击各种投机活动，并采取措施减少贸易逆差。此外，越南政府正努力促进生产，以确保日常生活和生产必需品的供应。 为稳定金融市场形势，今年年初以来，越南国家银行已将银行存款利率从年初时的8.25％调高至目前的12％。越南国家银行还宣布从2008年6月11日起将越南盾基准利率从12％上调至14％，同时允许各商业银行将最高贷款利率由原来的18％上调至21％，并将越南盾每日参考汇率一次性下调２％。 为加强对外汇市场的监控，越南国家银行2008年6月6日还规定，自由市场只能买进外汇，不得将外汇卖给个人，外汇代理点买进的外汇必须上交国家，违者将予以严惩。 分析人士认为，越南政府上述政策目前已取得一定成效。据报道，迄今越南全国已有1000多个公共投资项目被取消或缓建，而且外汇市场波动趋缓，股市最近几个交易日也已止跌回升。 分析人士同时强调，鉴于国际市场油价和粮价有可能继续上涨，越南政府在治理通胀方面还有很多工作要做。越南社科院下属的越南经济院副院长陈庭天日前预计，今年年底越南通胀率可望控制在20％到22％，但要有效控制通胀可能还需要一两年的时间。 多方评论 瑞信集团表示，持续过热是越南经济面临的核心问题，其经济走向和政策取向都不令人放心。 高盛报告则指出，在恶性通胀下，目前越南盾仍高估，未来仍有下跌空间。高盛分析师认为：“假如越南政策制定者不把越南盾加速贬值考虑进去的话，未来将面临更多麻烦。”德意志银行预测，今后几个月，越南盾还将贬值30%以上。 雷曼兄弟公司关注越南的分析师彭程对称，如果越南爆发危机，还可能会波及菲律宾、印尼、印度和韩国等亚洲新兴市场国家，这些经济体经常项目都在恶化，财政能力也较为堪忧。即使对中国，也有一定的影响。 世界银行驻越南的执行主管Martin Rama预测，世界银行对于越南今年GDP增长的预估也是7%，Rama表示世界银行相信越南政府有能力应对当前的状况。 中金公司首席经济学家哈继铭指出，由于亚洲经济体基本面仍然稳健，触发大规模金融危机的可能性仍然较小。他表示，亚洲多数国家和地区坐拥丰厚的经常账户盈余与外汇储备，可减少资本外流的影响。此外许多企业在经历了1997年金融危机后已大幅削减了债务，银行体系也变得更为强健。次贷危机也未对新兴亚洲经济体造成巨大影响，因此即使有个别亚洲国家爆发金融风暴，其它亚洲经济体的抵御能力仍比1997年的时候要强。 影响中国 胡昌生－武汉大学金融系教授、博导 胡昌生表示，越南金融危机对中国市场，更多的是心理上的负面影响，中国出现金融危机的可能性很小。“经济出现问题，往往首先表现在金融层面。”胡昌生介绍，一般来说，一个国家或地区的资产价格、商品价格泡沫破灭，大家就会说发生了金融危机。一旦爆发金融危机，该地区的经济会后退5至10年。“越南是一个微型经济体，而中国是一个巨大的经济体。” 胡昌生认为，中国与越南有着很大的不同，虽然大家感觉目前物价上涨较快，但相比世界上其他经济发展较快的国家如俄罗斯、巴西等，中国的CPI还算低的。而且，中国的对外贸易是顺差，因此发生金融危机的可能性很小。 目前中国最大的压力还是通胀，在美国多次减息的背景下，中国不可能加息太多，否则会吸引更多热钱进入，而加快人民币升值，又会使得大量出口型企业面临倒闭。因此，只有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才是根本出路。 鲁政委－兴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 兴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鲁政委对《第一财经日报》表示“新兴经济体经济脆弱性的不断提高有可能对中国构成传染性的威胁。”，中国应提高警惕。 此前他曾撰文指出，除了越南之外，当前在阿根廷、韩国以及印度、菲律宾、泰国、印尼等国出现的货币贬值征兆，也大大增强了中国被感染的可能性，中国应该对此新兴经济体的货币危机所具有的传染性提高警惕。而2008年4月份在连续的升值之后，人民币NDF市场上出现了罕见的回调也为我们敲响了警钟。 “目前中国应该加强对于热钱的监测，并为潜在的危机制定应对的预案。”他进而表示，同时还需要进一步增强人民币的汇率弹性，这是遏制热钱、避免危机的有效手段。此外，由于通胀是全球性的问题，世界各国的央行之间应该进一步加强货币政策的协调机制。不过，由于中国经济和越南存在着根本上的不同，人们应该避免陷入到新兴经济体货币危机理论的“归类逻辑”中。 鲁政委指出，越南的高通胀以及引发的危机，显示出了越南政府对于宏观经济调控能力的薄弱，而在这方面，中国显然要大大强于越南。这表现在中国政府对于经济过热、通胀都保持了警惕，并采取了各种调控措施。目前通胀水平也处于可控范围内，并可能进入到了下滑通道中，此外，中国贸易持续维持顺差，经济结构和出口竞争力方面也均向好的方向发展，中国的经济基本面要大大优于越南。
概述 2002年新年伊始，世界上的两种货币成了人们关注的焦点。在欧洲，欧元正式进入流通领域，人们喜形于色，对前景充满了希望。而在南美洲的阿根廷，大规模的骚乱和激烈的政局动荡迫使政府放弃了比索盯住美元的货币局汇率制度，国内外投资者对阿根廷的信心急剧下降。应该指出的是，阿根廷不仅遇到了债务危机，而且还陷入了政治危机和社会危机。这些危机相互影响，互为因果。经济危机使政治危机和社会危机"雪上加霜"，而政治危机和社会危机则使经济危机变得更为严重。当然，在这三种危机中，经济危机是主体，而经济危机的本质则是债务危机。 一 阿根廷经济的百年兴衰 19世纪末，阿根廷经济的增长速度之快，在世界上是无与伦比的。因此，至20世纪初，南美洲国家阿根廷不仅以优美的探戈舞姿和彪悍的高乔牛仔闻名于世，而且还因富庶而享誉全球。 当时，阿根廷因出口大量粮食和牛肉而被誉为"世界的粮仓和肉库"，它的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则被视作"南美洲的巴黎"。在欧洲的许多城市，当人们形容某人腰缠万贯时，常说"他像阿根廷人一样富有"。1900年，阿根廷的人均GDP分别为美国、英国和澳大利亚的一半，是日本的一倍，略高于芬兰和挪威，略低于于意大利和瑞典。1913年，阿根廷的人均收入为3797美元，高于法国的3485美元和德国的3648美元。 甚至在1950年，阿根廷的富裕程度仍然领先于日本，与意大利、奥地利和德国大致相等。 然而，一个世纪以后，阿根廷的人均GDP 远不如上述国家（见下表 ）。不仅如此，在人类行将告别2001年之际，阿根廷陷入了深重的危机。出现在全球电视上的画面却是马背上的警察、催泪弹释放的烟雾、抗议者的呼叫和被抢商店店主的哭喊。更为令人惊奇的是，在短短的半个月内时间内，阿根廷居然换了5个总统，其中一位总统甚至公开宣布：阿根廷无力偿付其1500多亿美元的外债。阿根廷因此而成了世界上有史以来最大的倒账国。 1998年阿根廷与其他国家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比较（单位：美元） 阿根廷 美国 英国 澳大利亚 日本 芬兰 挪威 意大利 瑞典 8030 29240 21410 20640 32350 24280 34310 20090 25580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2000年世界发展指标》（中文版），中国财经出版社，2000年。 应该说，阿根廷拥有有利于经济发展的多种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例如，阿根廷的人口只有印度的4％，但土地面积则相当于它的85％。占全国总面积1/4的潘帕斯草原气候温和，土地肥沃，地势平坦。阿根廷人经常自豪地说，"我们的平原从大西洋起，一犁头耕到安第斯山麓，都不会碰到一块石头。" 此外，阿根廷还拥有丰富的资源，其中稀有金属铍的储藏量居世界第二，铀矿资源储藏量名列拉美之首，石油和天然气等资源也比较丰富。 阿根廷的其他条件也很适合于经济发展。例如，它拥有5000多公里长的海岸线，众多的海湾和温和的气候为阿根廷提供了许多不冻港。又如，阿根廷人主要是欧洲白色人种移民的后代，约占全国总人口的97％。因此，阿根廷基本上没有民族矛盾。而且，总的说来，阿根廷人的受教育程度比较高，劳动力素质也比较好。 阿根廷早在1816年就取得了民族独立。19世纪60年代初，阿根廷结束了独立后的长期内战，政局趋于稳定。这为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经济起飞创造了有利的政治条件。然而1930年的发生的一次政变为近70年的政治稳定画上了一个句号。在此后的半个多世纪内，政府更迭多达25次，具有左翼、中翼、右翼倾向的军人政府和文人政府政府都曾登台亮过相。可以想象，这些政府的政策是很难前后一致或互相照应的。 1982年4月2日，阿根廷的军人政府为收复马尔维纳斯群岛的主权而派出4000名军人登陆该岛，但阿根廷终因不敌英国的武力而失败。这一战争进一步激化了阿根廷国内的矛盾，经济困难也更为严重。面对成堆的政治、经济问题和民众的抗议，军人终于答应尽快将政权交给文人。 1983年12月阿方辛的上台象征着"还政于民"的民主化浪潮降临在阿根廷。但这并不意味着政治稳定就一劳永逸了。一方面，军人并不甘心留在军营里，而是多次发动未遂政变；另一方面，经济形势难以好转，党派斗争不断加剧。这一切终于迫使阿方辛于1989年提前5个月下台。他在辞职演说中说，他只能用他自己的牺牲来减轻人民的牺牲。 一位美国学者曾说过，人们常常把阿根廷的政治动荡归咎于经常发动政变的军人，但文人政治家也应受到责备，因为他们没有使阿根廷的宪法体制合法化。 无论谁应该负责，阿根廷的发展道路表明，政治稳定是多么重要！只有保持政治稳定，才能为经济发展创造必要的条件。 据说在阿根廷有这样一个笑话：造物主把好的东西和坏的东西搭配起来，分给世界上不同的地区。造物主看到阿根廷有丰富的资源、清新的空气和肥沃的土地，就说："你们不能都拿好的东西，也应该拿点坏的东西。"于是，他就让阿根廷人得到了一个坏政府。 这一笑话将阿根廷历届政府贬为"坏东西"显然是欠妥的。但是，在阿根廷的经济发展过程中，政府的一些政策确实阻碍了经济发展。例如，在相当长的时间内，阿根廷政府一直对经济生活进行强有力的干预，干预的手段之一就是用国家资本的力量，通过国有化等手段，建立一大批国有企业。这些企业分布在国民经济的各个部门，但主要是在制造业、金融业、农业、国防工业和基础设施等主要领域。 70年代末，国有企业在阿根廷国内总投资中的比重高达20％。可见，国有企业的地位不可或缺的。应该说，国有企业在阿根廷经济发展进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尤其在维护国家主权方面，更是充当了"主力军"的角色，因为在国有化运动之前，外国资本控制了阿根廷的自然资源部门。此外，国有企业还提供大量廉价的商品和服务，并创造了许多就业机会，为稳定社会和推动工业化建设作出了贡献。 然而，阿根廷的国有企业也长期面临着一系列问题，其中最为突出的就是经济效益普遍低下，许多企业长期亏损严重。这一问题的根源是等方面的，其中最主要的是：企业管理人员缺乏现代化企业所需的经营管理经验和技巧；政府给予的种种保护和优惠扼杀了企业的活力；企业离开政府的财政补贴后难以为自身的技术革新筹措足够的资金，而企业的产品和服务却被人为地压低定价。 当然，将阿根廷经济走下坡路归咎于国有企业是有失公允的，但国有企业的亏损确实使阿根廷政府背上了一个沉重的沉重负担，从而影响了政府干预的效果。此外，在许多阿根廷人看来，庞大的政府部门办事效率低下，官僚作风盛行，也是政府干预经济的能力得不到提高的主要原因之一。 如前所述，阿根廷拥有丰富的农业资源，因此其比较优势在于生产和出口农产品。19世纪80年代以前，畜牧业成为阿根廷的经济支柱，牛皮和牛肉是主要出口产品，形成了所谓"牛皮文明"。此后，阿根廷吸收了大量外国移民，对潘帕斯草原进行开发，使种植业成为国民经济的支柱。可见，无论是畜牧业还是种植业，都使阿根廷在历史上成功地发挥了自己的比较优势，通过大力出口农产品来获得外汇收入。 不容否认，如同其他拉美国家一样，在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以后，阿根廷开始重视工业化建设。至40年代初，工业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性已超过农业。但是，在50年代以前，阿根廷的工业基本上是以食品加工业和简单的装配业为主。50年代以后，政府才开始重视重工业、化学工业和机械工业的发展。无怪乎许多人认为，阿根廷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失去了一次工业化机会，二战期间又失去了一次工业化机会。还有许多分析人士指出，农牧业在20世纪初以前使阿根廷成为富国，但同时也使它在工业化道路上慢了一步。正如一位美国经济学家所说的那样，"从20世纪50年代起，除石油以外，其他初级产品的出口都不足于导致一个国家走上经济发展的道路。" 换言之，为了实现现代化，工业化是一条必由之路。 阿根廷进口替代工业化模式的主要特点就是内向发展。为了扶持制造业，政府采取了高筑贸易壁垒的措施，使本国"幼稚工业"面临一个基本上没有外来竞争的环境。然而，保护的成本是很高的。例如，由于企业的产品主要面向国内市场，"幼稚工业"不必为参与国际竞争而千方百计地提高劳动生产率。其结果是，企业的经济效益增长缓慢。许多经济学家曾计算过，阿根廷的汽车、化工产品和一些非耐用消费品的价格比国际市场高出几倍。 在世界经济发展史上，通过政府的高度保护来发展本国工业的事例并不少见。例如，美国和德国在19世纪曾对制成品进口征收高额关税，而日本则在20世纪70年代也仍然保持范围很广的进口控制。但是，保护必须适度。否则，在过度而无限期的保护下，"幼稚工业"根本就不可能成长。 针对进口替代模式留下的种种弊端，梅内姆上台后不久就开始实施大刀阔斧的经济改革。一方面，他降低了贸易壁垒，使国内市场进一步开放，另一方面，他对国有企业实施了规模空前的私有化，以至于许多阿根廷人说，"整个国家都被卖了。"私有化使政府获得了大量收入，政府可以继续大手大脚地花钱，继续可以给政府部门的官员和官员支付高薪和优厚的社会保障福利。 20世纪阿根廷经济的兴衰与文化因素也有一定的关系。美国学者L. 哈利森认为，历史上同为欧洲殖民地的北美洲和南美洲之所以今天在发展道路上取得不同的业绩，主要是因为它们的文化传统不同。他认为，包括阿根廷在内的许多南美洲国家奉行的是伊比利亚天主教文化。这种文化的特点之一就是鼓励人们消费，因此绝大多数拉美国家的储蓄率很低，只得依赖外资。 还有人认为，阿根廷拥有第三世界国家的经济结构，但其社会福利却是欧洲式的。 且不论哈利森的"文化决定论"是否正确，可以肯定的是，阿根廷人的超前消费意识是很强烈的，因此其储蓄率难以提高。以1998年为例，阿根廷的储蓄率为17. 4％，不仅低于拉美的平均水平（19％），而且还低于巴西（18. 6％）、墨西哥（22.4％）和智利（25. 2），更是低于韩国（33. 8％）。事实上，阿根廷的人均GDP不及韩国，1998年分别为8030美元和8600美元。但同年阿根廷的私人人均消费为7818美元，而韩国仅为6695美元。 由于国内储蓄率低，阿根廷只得靠外部资金来扩大再生产。无怪乎80年代初阿根廷爆发债务危机后，时隔不到20年，它再度遇到债务危机。 越来越多的研究结果表明，较高的储蓄率既是经济增长快的动力，也是经济增长快的结果。当经济发展加快时，人们的生活水平也快速提高，并在不减少消费的情况下增加储蓄。而储蓄的增加进而扩大了投资，加快了经济的发展，最终使储蓄和增长最终形成一个良性循环。 阿根廷的这种重消费、轻积累的特点，在庇隆当政时推行的民众主义政策中得到了最好的体现。为了寻求更多的民众的支持，庇隆用国家的大量资金来提高工人的工资或实施社会福利计划。一位美国学者是这样描述庇隆的民众主义政策的："工人无条件地忠诚庇隆及其夫人埃娃。作为回报，工人得到了工作、加薪和医疗、教育和福利等方面的大量好处。埃娃的使命是（为穷人）奉献一份爱心，向他们分发食品、衣服、玩具和其他日用品。" 1947年和1948年，工人的工资分别增长了25％和24％。 然而，当阿根廷经济因世界市场上初级产品价格下跌而陷入困境时，庇隆无法有效地推行其民众主义政策。1955年9月，在军队和反对派的强大压力之下，庇隆终于交出了权力，到巴拉圭避难去了。 1910年，尼加拉瓜诗人达里奥写过一首名叫《我为阿根廷歌唱》的诗，以赞美欧洲移民对美好未来的憧憬和热爱。然而，一个世纪后，在阿根廷，有钱人不断地将其资金转移到国外，而拥有一技之长的专业技术人员则竞相移民到西班牙、意大利或美国。持旅游签证进入美国的阿根廷人中约有30％不再回国。在美国的佛罗里达州，90年代期间阿根廷人的比重增加了一倍。 2002年1月中旬，在美国佛罗里达国际大学召开的一次学术会议上，不少与会者甚至在讨论这样一个问题：阿根廷是否已成为一个"跨掉的国家"（failed state）。"跨掉的国家"这一提法多年前就已出现在美国学术界。其含义是政府不能行使其基本职能，如不能有效地征税，不能维系社会秩序，等等。《迈阿密先驱报》的一篇文章说，国际上一些学者多年来一直将阿富汗、安哥拉、海地、莫桑比克、苏丹和刚果等国家视为"跨掉的国家"。而阿根廷的人均收入却高达8000多美元。阿根廷人的受教育水平在第三世界国家中也是名列前茅的。 且不论阿根廷是否已跻身于"跨掉的国家"之列，在不到一百年的时间内，阿根廷从一个世界经济大国演变为世界上最大的倒账国，其教训是十分深刻。我们至少可以从阿根廷经济的兴衰中得出以下几点启示：政府干预是必要的，但必须适度和有效；在发挥农业比较优势的同时，要大力发展工业；外向发展优于内向发展，尽管外向发展并非十全十美；政局稳定是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只有提高国内储蓄率，才能减少对外资的依赖。 二 阿根廷危机的根源 进口替代工业化模式固有的缺陷与80年代初不利的外部环境结合在一起，终于使阿根廷在1982年陷入了严重的经济危机和债务危机。在被称作"失去的十年"的80年代，阿根廷经济的年均增长率为－0.7％，而通货膨胀率则居高不下，1989年高达4924％(见下表)。1989年梅内姆上台后，虽然经济形势有所好转，但通货膨胀问题依然很严重。 表：阿根廷的通货膨胀率（％） 1989 1991 1992 1993 1994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4924 84 17.6 7.4 3.9 1.6 0.1 0.3 0.7 －1.8 －0.7 －1.6 资料来源：ECLAC: Preliminary Overview of the Economies of Latin America and the Caribbean, 1993, 2001. 1991年出任经济部长的卡瓦略发现了通货膨胀问题的根源。 他认为，通货膨胀率之所以长期得不到控制，最关键的原因是政府用开动印钞票机器的方法来弥补巨额财政赤字。因此，如能阻止政府随意增加货币发行量，那么通货膨胀问题就能迎刃而解。基于这一推理，卡瓦略制订了著名的"兑换计划"。1991年4月，国会通过了该计划，并使之成为法律。该计划的要点包括：（1）使汇率固定在1万奥斯特拉尔＝１美元的水平上。（2）货币基础完全以中央银行的储备作保证。（3）中央银行不得弥补政府财政赤字。（4）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交易活动所需的比索可自由兑换。（5）允许美元成为合法支付工具。（6）禁止任何契约采用指数化。1992年1月，奥斯特拉尔被比索取代（１比索＝1万奥斯特拉尔），比索与美元的汇率定为１比１，外汇的买卖依然不受限制。 可见，"兑换计划"的核心就是货币局汇率制度。事实表明，这种特殊的固定汇率制在降低通货膨胀率方面是十分成功的。1994年，消费品价格仅增长了3. 9％，为40年来的最低点，90年代末有时甚至出现了负增长。无怪乎卡瓦略表示，货币局汇率制度在阿根廷至少可以存在60年，梅内姆也认为，"兑换计划"使阿根廷"这一节车厢搭上了世界经济火车头"。确实，"兑换计划"如此成功，以致于国际社会将卡瓦略视为阿根廷的"经济能人"。1998年俄罗斯金融危机爆发后，叶利钦甚至请他赴莫斯科出谋划策。 一方面，久治不愈的通货膨胀得到了控制，另一方面，梅内姆上台后推出的一系列经济改革措施使阿根廷国民经济的开放度不断扩大。其结果是，大量外国直接投资进入阿根廷（1991－2000年期间共吸引了800亿美元的外国直接投资）， 外国银行也很愿意向阿根廷提供信贷。此外，1比索＝1美元这一汇率使阿根廷人觉得到迈阿密或巴黎等欧美国家去旅游很便宜。他们无不自豪地认为，"我们是南方国家中的富人"。 大量外资的流入、宏观经济形势的好转和经济改革释放的能量，使阿根廷经济在进入90年代后取得了较快的发展，1991年和1992年的增长率分别高达10. 6％和9. 6％（见下表）。在1991－1998年的8年时间内，只有1995年为负增长，因此这一阶段的平均增长率仍然达5. 8％，高于拉美的平均水平（3. 5％）。 这些引人注目的成就一度使阿根廷成了国际社会褒扬的对象，"阿根廷奇迹"之类的美称经常出现在西方媒体上。 表：90年代阿根廷经济的增长率 1981－1990 1991 1992 1993 1994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0.7 10.6 9.6 5.7 5.8 －2.8 5.5 8.1 3.9 －3.4 0.6 －3.8 资料来源：ECLAC: Preliminary Overview of the Economies of Latin America and the Caribbean, 2000, 2001. 但是，从1999年起，阿根廷经济却陷入了困境，财政收入每年减少20％，失业率高达18％，尽管通货膨胀率保持在1－2％的低水平。 90年代末阿根廷经济陷入困境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第一，由于美国奉行强势美元政策，而阿根廷的货币局汇率制度却又十分僵硬，因此，比索的币值被大大高估，从而打击了阿根廷的国际竞争力。第二，庞大的财政赤字和沉重的债务负担削弱了阿根廷经济的活力。第三，1999年初爆发的巴西金融动荡使阿根廷经济受到了很大的不良影响。阿根廷与巴西是邻国，经济关系非常密切。巴西货币雷亚尔贬值后，阿根廷对巴西的出口受到很大的消极影响。第四，国际市场上一些初级产品价格的疲软使阿根廷的农产品出口收入得不到大幅度的增长。 一般情况下，在国民经济陷入衰退时，政府可以利用货币政策来刺激经济。但在阿根廷，货币局汇率制度仿佛"砍掉了阿根廷的货币政策这一条胳膊"， 政府无法有效地运用降低利率或放松银根等手段来调控经济。正如许多分析人士所指出的那样，货币局汇率制度犹如一件"紧身衣"，使阿根廷不能对东亚金融危机、俄罗斯金融危机和巴西金融动荡产生的"冲击波"采取有效的应对措施。 还应该指出的是，如果一个国家能继续吸引大量外资，那么巨额财政赤字和庞大的债务负担还不至于诱发危机。然而，1997年的东亚金融危机、1998年的俄罗斯金融危机和1999年初的巴西金融动荡，使阿根廷的外部环境发生了非常不利的变化，吸引外资的成本越来越高。 针对阿根廷经济面临的困难和比索币值高估等问题，阿根廷国内就出现了多种看法。第一种争论是围绕美元化展开的。梅内姆总统要求中央银行提交一份实施美元化的可行性研究报告，而且阿根廷国内的一些大企业和外国银行也喜欢实施美元化，因为他们认为，美元化不仅能恢复投资者的信心，而且还可以通过废除比索而彻底排除了贬值的可能性。但反对美元化的人认为，美元化不会解决币值高估的问题，因此不会立即带来经济的复苏。此其一。其二，美元化将彻底剥夺中央银行手中为数不多的一点权力，从而无法对经济衰退作出必要的积极反应。第三，中央银行可能缺乏足够的外汇储备来取代流通中的比索。第四，美元化会使阿根廷损失大量铸币税，国家主权也会受到损害。而且，阿根廷与欧洲的贸易多于它同美国的贸易，因此美元化不是一个最佳选择。 第二种争论的核心是货币局汇率制度。有人主张尽快放弃固定汇率制，以便使阿根廷提高国际竞争力，使国民经济走出阴影。但反对者认为，固定汇率制使阿根廷成功地控制了通货膨胀，如果放弃固定汇率制，通货膨胀就会死灰复燃。因此，他们主张实施"爬行美元化"（creeping dollarisation），即逐步实施美元化。 2000年10月6日，阿根廷副总统阿尔瓦雷斯因在反腐败问题上与德拉鲁阿总统不能达成共识而辞职。 此举使德拉鲁阿政府的威信大大下降，因此国际投资者越来越担忧阿根廷会不会公开宣布无力偿还1500多亿美元的外债或放弃货币局汇率制度。幸亏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提供了一笔援助，使阿根廷避免了一场危机。 进入2001年以后，德拉鲁阿政府为振兴阿根廷经济而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其中包括：（1）鼓励企业提高效益，以增强国际竞争力。（2）通过振兴肉类加工业和汽车配件制造业等传统产业来扩大出口。（3）努力减少公共开支，通过提高税收体系的效率来增加财政收入。为了继续获得IMF的援助，德拉鲁阿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平衡财政收支。例如， 政府要求3/4的军官轮流放假一段时间，其他军官则可以每周工作4天、每天工作6小时，以减少工资支出。又如，除外交部部长特批以外，外交部的工作人员不得打国际长途。再如，政府禁止所有公共部门工作人员加班，因为加班工资比正常的工资高出很多倍。其结果是，由于电视台无人加班，电视信号无法传送，德拉鲁阿总统的一次电视讲话也难以在晚上进行实况转播，只能在次日播放录象。更为严重的是，由于政府停止购买用于制作护照的纸张。约8万人因无法及时更换护照而影响了出国。 为了恢复国内外投资者的信心，德拉鲁阿总统还于2001年2月任命数年前早已离任的卡瓦略为经济部长。卡瓦略上台后就立即要求国会通过一个名为《竞争力法》的经济调整计划。该计划不是采用不得人心的紧缩性措施，而是"三管齐下"：增加税收、提高竞争力和发展生产。经过多天通宵达旦的辩论，国会终于在4月初通过了这个法案。国际社会普遍认为，《竞争力法》的实施，有利于阿根廷经济尽快走上复苏之路。 此外，针对比索高估的问题，卡瓦略还表示提出要对汇率制度进行一些调整。调整的主要内容就是实行一种双轨汇率制，即在欧元与美元的汇率为1：1时，比索同时与美元和欧元挂钩。一些经济学家指出， 欧盟是阿根廷的主要贸易伙伴之一，因此汇率双轨制有利于阿根廷扩大对欧盟的出口。但是双轨制也被看作是比索的变相贬值。许多人甚至认为，阿根廷的货币局汇率制度实际上已经名存实亡。因此，政府宣布双轨制的决定后，阿根廷和巴西的金融市场一度出现较大的动荡。 东山再起的卡瓦略一度不负众望，使阿根廷成功地避免了国际社会认为立刻就要爆发的经济危机。2001年6月，阿根廷与国际债权人对高达300亿美元的到期债券进行重新安排，其中一半债券的偿还期可推迟18个月，最长的可延迟到2005年。这一安排虽然减轻了压力，但阿根廷为此而付出的代价也是高昂的，因为在重新安排后，新债券的利率大大提高。无怪乎英国《金融时报》说，这是阿根廷在用金钱买时间。 事实表明，德拉鲁阿政府的种种措施并没有使阿根廷经济走出困境。正如著名的美国经济学家多恩布什所说的那样，卡瓦略或许是一个能使阿根廷经济走出困境的"魔术师"，但这一次他却似乎"用尽了他的魔术技巧"。 而IMF和美国在是否愿意援助阿根廷这一问题上的立场则使阿根廷在国内外投资者心目中的地位进一步下降。2001年11月，IMF以阿根廷政府未能实现将财政赤字降低到零的目标为由，决定推迟拨付一笔援助。这一决定进一步损害了国内外投资者对阿根廷克服经济困难的信心，同时也迫使公众争先恐后地到银行提取自己的存款。仅在11月30日这一天，人们从银行中提出的存款总额就高达13亿美元， 从而使银行系统处于极度的危险之中。 使事态更为不利的是，一方面，政府必须在2001年年底以前支付120亿美元的外债本金和利息，另一方面，外汇储备正在不断减少。一些分析人士认为，如果外汇储备减少到130亿美元，固定汇率制就会面临严重的危险。 为了阻止人们挤兑银行和资金外逃，德拉鲁阿总统于12月3日起开始实施金融管制措施。其核心是控制储蓄者从银行提款，即储蓄者每周只能从银行取出250比索。此外，政府还规定，许多种类的美元存款将被冻结到2003年。 这些极端措施虽然使银行系统幸免于难，但在各党派和政府内部引起了很大的分歧，也在民众中产生了巨大的抵触情绪。许多储蓄者说："无能的政府把我们的国家拖入泥潭，而今却又禁止我们取出自己的钱。"2001年12月18日，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等地终于爆发了前所未有的大规模骚乱，抗议政府的金融管制措施。 这一骚乱持续了2天。在与警察的冲突中，近30人死亡。面对这一局面，德拉鲁阿总统只得辞职。 萨阿总统上台后立即表示，阿根廷暂停支付中央政府的1320亿美元的债务。 这使得阿根廷成了世界上最大的"倒账国"。据估计，"倒账"能使阿根廷政府在2001年年底以前"节省"120多亿美元。换言之，如果阿根廷不"倒账"，那么它必须用120多亿美元来还本付息。这对于竭力控制财政开支的阿根廷政府来说，无疑是难上加难。可见，萨阿总统的决定是万不得已的举措。 在宣布"倒账"的同时，萨阿总统却表示，他的政府不会放弃货币局汇率制度，因为比索币值意味着工资下降和消费者的购买力减弱，因此只能使问题变得更加严重。 但他同时又宣布，政府将推出一种名叫"阿根廷元"（Argentino）的新货币，用它来支付政府雇员的工资和购买公共部门使用的各种商品。 为了稳定金融体系，萨阿总统继续实施严厉的银行管制措施，限制储蓄者提款的数量。这一措施使民众大失所望，游行和抗议活动此伏彼起。与此同时，萨阿总统在一些政治问题上（其中包括他的任期时间）与其他党派有着重大的分歧。上台一周后，萨阿总统也宣布辞职。 杜阿尔德总统在2002年元旦上台后不久， 就宣布放弃货币局汇率制度，使比索贬值29％。在阿根廷，80％的信贷以美元计值，而工资以比索计值。因此，政府为了安抚民心而同时规定，欠银行的数额在10万美元以下的贷款，可以按照1比索＝1美元的汇率将美元转换成比索，用比索偿还。这种被称作"比索化"（ pesification）的做法虽然有利于储蓄者，但不利于银行。例如，如果某人欠银行5万美元，它只要用5万比索就可偿还这笔贷款。如果它同时在银行中存有5万美元，它却可以按1美元＝1.4比索的汇率得到7万比索。据一般的保守估计，政府的这一规定将使银行损失90亿美元。而银行自己的估计将在100－200美元之间。 面对银行界的抱怨和不满，政府后来又作出了不利于储蓄者而有利于银行的决定：存在银行的美元存款，必须转换为比索。这无疑使政府在民众中的威信进一步降低。无怪乎阿根廷的一位政府部长说，政府面临着一种两难的局面，因为照顾了这一方，必然会得罪另一方。 不容否认，阿根廷政府的金融管制措施有效地避免了银行挤兑，但也引起了争议（见专栏）。此外，数百亿美元的银行存款被冻结在银行中，也是一种浪费。而且，阿根廷经济活动中的一半必须依靠现金交易。因此，对银行提款的限制无疑使整个国民经济受到了很大的影响，对低收入者的生活也产生了重大的消极影响，因为他们的生活保障完全依赖于工资能否换来现金。由于缺乏现金，易货贸易活动变得十分普遍，各种各样的消费急剧减少。据统计，2002年1月是40年来阿根廷汽车市场最不景气的一个月。毋庸置疑，在国民经济处于衰退的情况下，消费不振无疑会进一步制约经济的复苏。 使杜阿尔德政府难堪的是，许多人甚至向法院提出诉讼，要求政府取消这些管制措施。2月1日上午，最高法院作出了这样一个判决：私人财产必须得到保护，因此政府禁止储蓄者从银行提款是违法行为。这一裁决促使政府放弃了原定在是日下午公布经济振兴计划的安排。为了避免宪法危机，杜阿尔德总统发布了行政命令，禁止任何人再向最高法院提出此类诉讼。但许多人依然在最高法院门前排着长队，争先恐后地提交诉讼状。 日益严峻的形势使阿根廷政府认识到，外部援助是至关重要的。为了得到IMF的援助，杜阿尔德总统采取了以下措施：第一，压缩政府财政开支，其中包括将公务员工资降低13％，并减少对社会保障体系的拨款。此外，杜阿尔德总统还要求地方政府大力削减开支。第二，增加对出口企业的课税。政府认为，这些出口企业（其中包括大量私有化企业）因比索贬值而受益匪浅，因此必须向政府缴纳更多的税。此外，有关部门还力图完善税收体系，减少偷税漏税。第三，自2月3日起开始实施浮动汇率制。 除了求助IMF以外，阿根廷还积极寻求美国的援助。但美国政府的一些官员表示，由于阿根廷危机的根源在于"体制改革不力"和"政治腐败"等原因，美国不会提供大量援助，除非阿根廷能有效地消除自身的各种弊端。据报道，美国国家安全事务顾问赖斯曾说过，布什总统虽然"关心"阿根廷的形势，但她又指出，对阿根廷来说，"最好的行动方向就是由阿根廷自己采取一些措施"。美国财政部长奥尼尔等高级官员也说，援助阿根廷的计划是一种"浪费"。奥尼尔甚至在2001年年中说过这样的话："在过去的70多年中，他们（阿根廷人）经常遇到麻烦或摆脱麻烦。…… 他们根本没有什么出口工业而言。他们自己喜欢这样搞，没有人逼迫他们到今天这个地步。" 毋庸赘述，奥尼尔的上述言论引起了许多阿根廷人的极大反感。 三 阿根廷危机的教训启示 作为拉美的第三大国，阿根廷历来对其他拉美国家的政策走向有或多或少的影响。出生在阿根廷一中产阶级家庭的格瓦拉在60年代曾以"游击中心论"为其指导思想，在一些拉美国家搞游击战，从而对整个拉美地区的政治发展进程和外交关系走向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而阿根廷著名经济学家普雷维什的发展主义理论在拉美经济发展模式的影响则更大。因此，人们对阿根廷危机是否会产生"探戈效应"十分关注。例如，如果阿根廷危机波及其邻国巴西，整个拉美地区的经济增长速度就会放慢，因为巴西的经济总量占整个拉美地区的三分之一以上。一旦拉美经济受影响，美国经济的复苏会推迟。 然而，阿根廷危机产生的"探戈效应"似乎并不明显。 这主要是因为：第一，国际社会早就预料到阿根廷会爆发危机，因此在心理上有足够的准备。 第二，大多数新兴市场国家已采用浮动汇率制，因而能对外部环境的变化作出积极的回应。第三，在经历了90年代以来爆发的历次危机以后，国际资本所有者规避危机的能力似乎得到了增强。第四，东亚金融危机后，许多新兴市场经济体的宏观经济政策得到了很大的改善。 英国的《金融时报》的一篇文章说，"虽然阿根廷的比索贬值没有在国际金融市场上导致太大的'传染效应'，但它在全球范围内诱发的'学术传染'却是不容忽视的。"诚然，阿根廷危机爆发后，世界各地不同肤色的经济学家都在问：阿根廷这个因在90年代按照所谓"华盛顿共识"进行了规模巨大、程度深远的经济改革而被视为自由市场经济的"榜样"和"改革明星"，为什么会陷入危机？ 参加2002年巴西、哥伦比亚和厄瓜多尔等国大选的一些政治家和反全球化人士已开始把阿根廷危机视为"市场导向"经济改革失败的典型，是全球化在新兴市场"作怪"的必然结果。一个名为的网站所发表的一篇文章认为，阿根廷危机是持续了近26年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的顺理顺章的结果。 美国《波士顿邮报》刊载的一篇文章也认为，美国输出的经济模式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强制执行。这一模式建议发展中国家向外国资本开放市场，将国有企业出售给出价最高的外国人，平衡预算，限制政府的作用，等等。该文章认为，阿根廷比任何一个国家都忠实地遵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模式，这篇文章的结论是："市场原教旨主义"是阿根廷经济崩溃的根源。 将阿根廷危机的根源归咎于全球化或经济改革，无异于将除了地震或厄尔尼诺以外的一切坏东西都说成是全球化或经济改革，因而是有失公允的。然而，阿根廷危机的一些教训和启示，却是很值得其他一些新兴市场国家记取的。 首先，在全球化时代，由于国民经济与国际经济的联系越来越密切，而汇率是这一联系的"纽带"，因此，选择合适的汇率制度，实施恰当的汇率政策，已成为经济开放条件下决策者必须要考虑的重要课题。1994年的墨西哥金融危机和1997年的东亚金融危机在一定程度上都可以说是由汇率变动诱发的。阿根廷危机的原因之一也与货币局汇率制度有关。因此，采用一种适合本国国情、有利于提高本国竞争力的是非常有必要的。 毫无疑问，浮动汇率制不是十全十美，货币局汇率制也并非一无是处。问题的关键是，在实施某一种汇率制度的过程中，如何采取一些相应的配套措施，以便使这种汇率制度在有利的环境中运转。例如，香港和爱沙尼亚在实施货币局汇率制度时，很注意改善微观经济层面上的基本要素。而在阿根廷，不仅企业效益增长缓慢，而且劳动力市场也具有很强的刚性。此外，国际经验还表明，为了使货币局制度顺利地运转，国内经济应该有较多的活力，金融体系健全，财政纪律严格，而且它所盯住的货币必须是其主要贸易伙伴的货币。 在阿根廷，由于流通领域中的现金在减少，政府遂允许省一级政府印制并发行自己命名的代用券，用于政府开支或支付公共部门雇员的工资。 例如，人口最多的布宜诺斯艾利斯省率先印制了10亿美元美元的一年期代用券。毫无疑问，这些"准货币"虽然一时解决了流动性不足的难题，但对货币局汇率制度的破坏作用是很大的。无怪乎一些经济学家指出，阿根廷的货币局汇率制度也不是严格意义上的那种货币局制度，因为政府允许1/3的货币基础（流通领域中的比索加上银行中的比索存款）可以用政府债券来支撑，以便使它具有一定的灵活性。 其次，必须注意利用外债的规模。阿根廷历史上曾遇到过两次较大规模的债务危机。第一次是在19世纪末， 第二次是在20世纪80年代。虽然这两次危机都给阿根廷经济带来巨大的创伤，但是必须指出，举借外债本身并不是坏事，因为利用外资的方式是多种多样的。尤其在全球化时代，积极地举借外债已成为发展中国家决策者的一个明智选择。然而，外债的规模必须与本国的偿付能力相适应。遗憾的是，阿根廷没有从过去的危机中吸取教训，而是在90年代初实现经济复苏后再次举借了大量外债。更为不利的是，相当多的一部分外债不是投入生产部门，而是被公共部门用于非生产性目的。 阿根廷公共债务额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不足50％。按照发达国家的标准，这一比重似乎并不高。但公共债务相当于出口的比重却高达5倍。此其一。其二，阿根廷的债务结构不合理。一是还本付息集中在2001－2004年，二是大多数债务采用固定利率，一般都在10％以上，从而使还本付息负担进一步加重。 总之，正如英国《金融时报》所说的那样，除非一个国家的经济飞速增长，金融市场非常发达，否则不应该使债务负担达到如此重的地步。 无怪乎有人认为，阿根廷的"兑换计划"是"死在债务和经济衰退手里的"。 此外，阿根廷的教训还表明，在外资流入源源不断的时候，阿根廷早就应该努力提高国内储蓄率，并在经济改革之初，就应该把社会保障制度作为改革的重点。 第三，提高财政部门的稳健度也是维系经济安全的必要条件之一。1994年的墨西哥金融危机、1997年的东亚金融危机和1998年的俄罗斯金融危机都与金融部门中的各种问题有关，因此，人们在谈论经济安全时，常常把注意力放在金融问题上。但阿根廷危机则表明，庞大的财政赤字同样具有很大的危害性。 不容否认，在90年代前期，除1991年以外，阿根廷的财政状况还是比较好的（见表）。1993年的财政平衡甚至出现了盈余，其他年份虽然是赤字，但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很小。然而，从1996年起，一方面，90年代前期急风暴雨式的私有化结束后，私有化收入大幅度减少，而政府开支却得不到控制。另一方面，由于前总统梅内姆为了谋求第三次连任，不惜大幅度增加财政开支，对地方政府财政开支的增加也听之任之。正如英国《金融时报》所说的那样，阿根廷的政治家具有随意开动印钞票机器来满足政治需要的传统。 其结果是，财政赤字不断扩大。曾经担任阿根廷经济部长的洛佩斯说过，在90年代，阿根廷的政府开支增长了150％，而经济仅增长了50％。 而《拉美财政》杂志的一篇文章则认为，在过去的十年中，阿根廷的公共开支增长了一倍，财政赤字增长了6倍。 表：阿根廷的财政平衡（相对于GDP的比重） 1991 1992 1993 1994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1.6 －0.1 1.5 －0.3 － 0.6 －1.9 －1.5 －1.4 －1.7 －2.4 －3.5 资料来源：ECLAC: Preliminary Overview of the Economies of Latin America and the Caribbean, 1997, 2001. 阿根廷财政收支严重失衡的根源在于财政开支负担过重。而财政开支得不到控制的原因与庞大的公务员队伍密切相关。例如，阿根廷的总人口为3600万，而公务员人数则多达200万。这一比率不仅在拉美，而且在世界上也是比较高的。又如，阿根廷的国会雇佣了1万人，是墨西哥国会的2倍多（而墨西哥的人口则比阿根廷多出1倍以上）。此外，阿根廷的省一级立法机关还雇佣了5万人。再如，阿根廷的参议院有72个席位（由23个省和联邦首都各选出3名），众议院有257个席位（每14. 4万人选出1人）。《纽约时报》的一篇文章指出，如果按照这一比率，美国的国会议员将多达2000人，而不是现在的535人。 阿根廷的公务员不仅领取高薪，而且还可享受非常优厚的福利。因此，庞大的公务员队伍占用了国家的大量资金。以国会图书馆为例，在它的3000万美元的预算中，98％的经费被用来支付其964个雇员的工资。 阿根廷的财政失衡还与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复杂的财政关系密切相关。在90年代后期开展的财政改革中，中央政府的财政权有所缩小，地方政府的财政权则显著强化，财政开支也大幅度增加。在这一过程中，中央政府没有采取有效的措施来监督或约束地方政府的财政开支。例如，杜阿尔德总统曾于90年代在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省当过8年省长。在在此期间，该省的财政赤字增长了10倍多，而且还不断地向银行举债。对此，中央政府几乎是束手无策。据估计，90年代后期，在阿根廷公共开支的大幅度增长中，约三分之一与地方政府有关。 一方面，由于政府对资金的需求很大，资本市场上筹措资本的成本居高不下，从而这使私人部门处于一种非常不利的地位；另一方面，政府为增加财政收入而向企业征收五花八门的税收。据统计，一般的企业要向联邦政府、省政府和市政府缴纳14种税。然而，由于偷税漏税司空见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90年代中期所作的统计表明，在阿根廷，只有50％的纳税人缴纳了增值税。因此，有人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如果阿根廷能将偷税漏税的比率减少12.5％，阿根廷的财政收支就不会是赤字了。 总之，正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首席经济学家鲁格夫所说的那样，不当的财政政策、沉重的债务负担和僵硬的汇率制度三者结合在一起，必然会导致危机。 第四，政治稳定是加快经济增长的基本条件之一。应该说，自80年代初阿根廷实现军政府"还政于民"后，政治民主化进程一直在稳步发展。但是，自1999年国民经济出现衰退后，"经济问题政治化"趋向愈益严重。换言之，政府的任何经济政策的出台或付诸实施，都受到党派之争的影响。 "经济问题政治化"甚至还与同一政党内的分歧与不和联系在一起。例如，现总统杜阿尔德与前总统梅内姆均属正义党，杜阿尔德而且还在梅内姆当政期间任副总统。按理说，在国家陷入危机后，这两人应该同心同德，共渡难关。但梅内姆在2002年1月9日接受智利《商报》的采访时说，杜阿尔德总统"不称职"。梅内姆还批评杜阿尔德的经济政策是"极其坏的"，认为新政府放弃1比索＝1美元的兑换计划将导致经济不稳定，"使阿根廷在世界经济中的参与迅速消失，使阿根廷自我封闭，也会使阿根廷倒退40年。"一些分析人士指出，阿根廷的政治制度中有一种党内"相互残杀"（cannibalism）的传统。梅内姆贬低杜阿尔德的目的无非是要使自己在2003年的大选中处于一种有利的地位。 还应该指出的是，最近几年阿根廷政治民主制度中的最大问题是总统权力受到很大的制约。德拉鲁阿既没有控制议会，也没有控制全国23个省中的14个，而反对党手中的那些省，正是经济实力比较强的大省。在减少财政赤字的号召中，那些省采取了抵触的姿态。德拉鲁阿甚至没有得到推举他竞选的联合阵线的全力支持。事实上，德拉鲁阿上台后，联合阵线中的左翼派一直在批评他的经济政策，甚至激进公民联盟（联合阵线的主要组成部分）领导人、前总统阿方辛也对他的经济计划"敬而远之"。不仅如此，在许多问题上，政府内阁也经常不能达成共识。由于得不到广泛的支持，政府在2000年和2001年实施的近10个经济计划接二连三地失败或半途而废。其结果是，国内外投资者对政府的信心危机也越来越明显，他们被迫停止投资或将资金转移到国外。 第五，政府与公众应该在反危机措施和其他一些经济政策上达成最大限度的共识。如前所述，为了避免危机的爆发，德拉鲁阿政府根据IMF的"药方"，推出了一系列紧缩性措施，其中包括降低工资和削减养老金支出，等等。这些措施不仅引起了低收入者的反对，而且还遭到了中产阶级的抵制，从而使政府与公众的对立不断强化。2001年7月所作的一项民意测验表明，德拉鲁阿总统的支持率已下降到20％，是他1999年上台以来的最低点。 在德拉鲁阿总统当政的2年时间内，全国工人联合会共组织了9次大规模的罢工。而那种以敲打锅碗瓢盆为特征的示威、游行和抗议则更是司空见惯。一些西方媒体指出，不要小看"锅碗瓢盆的力量"，它使德拉鲁阿总统和萨阿总统交出了权力。 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爆发后，泰国和韩国等国的民众踊跃向国家捐献金银珠宝，尽管也有人竭力反对政府的紧缩政策。民众对反危机政策的理解和主持无疑是非常必要的。当然，就政府而言，每一项政策或措施的出台都应该考虑到民众的忍受程度，否则会事与愿违。而德拉鲁阿政府的紧缩性措施如此严厉，产生了如此大的不良影响，以至于一些经济学家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德拉鲁阿政府的药是否比它要治疗的病更加难以被接受忍受。 还应该注意到，阿根廷"锅碗瓢盆的力量"攻击的目标之一是政府的腐败。在游行队伍中，人们高呼的口号就是"把那些官僚赶下台"。不容否认，长期以来，腐败一直是困扰阿根廷政治生活的严重问题之一。例如，不少政治家和政府官员经常利用手中的权力来安排一些有名无实的工作岗位。有幸获得这种被叫作"庇护主工作"（patronage job）的美差的人，不必天天上班，只需每月露面一次取工资即可。据估计，阿根廷全国共有10万人享受这种待遇，2001年用于这方面的"政治开支"高达20－40亿美元。 杜阿尔德总统上台后，表示要惩治腐败，为大幅度削减"政治开支"而取消"庇护主工作"。 第六，私有化不是抵御经济危机的"防火墙"。在新自由主义理论的影响下，梅内姆政府对国有企业进行了大规模的私有化，以至于许多阿根廷人说，"整个国家都被卖了。" 梅内姆政府的指导思想是，国有企业效率低下，长期亏损，只有将其私有化，才能减少政府干预和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才能调动私人资本的积极性。 不容否认，大规模的私有化一度使阿根廷与墨西哥"肩并肩"，走在90年代拉美经济改革的前列。使梅内姆政府更为得意的是，私有化使政府获得了大量收入。据美洲开发银行统计，在1990－1995年的私有化高潮期，共有123家国有企业被私有化，政府获得了184. 5亿美元。 这笔巨大的收入可以使政府继续大手大脚地花钱，可以继续给政府部门的官员支付高薪和优厚的社会保障福利。然而，90年代后期，即在轰轰烈烈的私有化过去之后，私有化收入不断减少，而政府开支并没有得到控制。可见，私有化不仅没有使阿根廷幸免于难，而且还对其财政状况留下了"后遗症"。 第七，必须通过强化自身的国际竞争力和提升产业结构来扩大出口。英国《拉美经济与商业》的一篇文章认为，"阿根廷缺少的是一个能够使阿根廷经济走出衰退的出口部门"。 这一论断固然低估了阿根廷的出口业，但不容否认，90年代后期以来，阿根廷的许多出口产品确实在世界市场上失去了优势。阿根廷的出口收入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只有10％。这一比重在新兴工业化国家国家中来说是比较低的。这既与实施了十年的货币局汇率制度有关，也与以下一些因素有关：（1）90年代以来阿根廷大幅度地降低了贸易壁垒，但二战后长期形成的那种内向发展模式，导致资源配置严重扭曲，而这种扭曲是很难在短时间内纠正的。（2）虽然20世纪下半叶阿根廷在工业化道路上取得了显著的成就，然而，它的产业结构还是基本上以初级产品的生产和出口为主。有人甚至认为，今天阿根廷的主要出口商品依然是一个世纪以前的出口商品。 如在90年代末，制成品出口在出口总额中的比重仅为三分之一，其余均为初级产品。 阿根廷的这种出口贸易结构不仅会减弱比索贬值带来的优势，而且还容易受到世界经济增长乏力导致初级产品价格不振和进口国保护主义政策等外部因素的影响。（3）美国和欧盟国家一直奉行保护主义政策，对来自发展中国家的农产品加以多方面的限制，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阿根廷的出口。 第八，IMF应该在避免新兴市场经济危机方面发挥积极的作用。从解决墨西哥危机和东亚危机的全过程中可以看出，外部援助在解决危机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IMF的援助是有条件的。例如，受援国必须进一步开放市场，必须实施削减政府开支等一系列紧缩措施，必须进行更为深刻的改革。无怪乎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爆发后韩国和印度尼西亚等国的不少示威者在游行队伍中打出了这样的标语：I.M.F. = I'm fired, 意思是"IMF意味着'我被解雇'"。 一方面，如果IMF继续提供援助，有人可能会指责它助长了"道德危害"。另一方面，如果IMF停止提供援助或提出苛刻的条件，有人可能会将危机归咎于该机构的"冷酷无情"。 这似乎使IMF陷入了一种两难的境地。 不容否认，许多阿根廷人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立场极为不满。他们认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是"见死不救"。 针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副总裁克鲁格批评阿根廷政府奉行利率双轨制的言论，阿根廷经济部副部长托戴斯卡甚至在电台上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不应该对阿根廷的政策取向指手划脚。他认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离阿根廷有1万公里远，它根本不知道这里的形势。…… 如果它说不出什么有意思的，最好还是少说几句。" 无论如何，阿根廷危机的爆发进一步说明，IMF应该在监督其成员国的风险和预防危机等方面发挥更加透明、更有权威的作用。
次级房地产按揭贷款 按照国际惯例，购房按揭贷款是20%—30%的首付然后按月还本付息。但美国为了刺激房地产消费，在过去10年里购房实行“零首付”，半年内不用还本付息，5年内只付息不还本，甚至允许购房者将房价增值部分再次向银行抵押贷款。这个世界上最浪漫的购房按揭贷款制度，让美国人超前消费、超能力消费，穷人都住上大房子，造就了美国经济辉煌的十年。但这辉煌背后就潜伏了巨大的房地产泡沫及关联的坏账隐患。 次级房地产按揭贷款:subprime mortgage loans 房贷证券化 出于流动性和分散风险的考虑，美国的银行金融机构将购房按揭贷款包括次级按揭贷款打包证券化，通过投资银行卖给社会投资者。巨大的房地产泡沫就转嫁到资本市场，并进一步转嫁到全社会投资者——股民、企业以及全球各种银行和机构投资者。 投资银行的异化 投资银行本是金融中介，但美国的投资银行为房贷证券化交易的巨额利润所惑而角色异化。在通过承销债券赚取中介费用的同时，大举买卖次级债券获取收益。形象地说，是从赌场的发牌者变为赌徒甚至庄家。角色的异化不仅使中介者失去公正，也将自己拖入泥潭不能自拔。 金融杠杆率过高 金融市场要稳定，金融杠杆率一定要合理。美国金融机构片面追逐利润过度扩张，用极小比例的自有资金通过大量负债实现规模扩张，杠杆率高达1:20—30甚至1:40—50。在过去的5年里，美国金融机构以这个过高过大的杠杆率，炮制了一个巨大的市场和虚假的繁荣。比如雷曼兄弟就用40亿美元自有资金，形成2000亿美元左右的债券投资。 信用违约掉期（CDS） 美国的金融投资杠杆率能达到1:40—50，是因为CDS制度的存在，信用保险机构为这些风险巨大的融资活动提供担保。若融资方出现资金问题，由提供保险的机构赔付。但是，在没有发生违约行为时，保险机构除了得到风险补偿外，还可将CDS在市场公开出售。由此形成一个巨大的规模超过33万亿美元的CDS市场。CDS的出现，在规避局部风险的同时却增大金融整体风险，使分散的可控制的违约风险向信用保险机构集中，变成高度集中的不可控制的风险。 对冲基金缺乏监管 以上五个环节相互作用，已经形成美国金融危机的源头，而“追涨杀跌”的对冲基金又加速危机的发酵爆发。美国有大量缺乏政府监管的对冲基金，当美国经济快速发展时，对冲基金大肆做多大宗商品市场，比如把石油推上147美元的天价；次贷危机爆发后，对冲基金又疯狂做空美国股市，加速整个系统的崩盘。 结语 这六大环节一环扣一环，形成美国金融泡沫的螺旋体和生长链。其中一环的破灭，就会产生多米诺骨牌效应，最终演变成今天美国乃至世界的金融危机。
迪拜金融危机 崛起在沙漠上的迪拜，近年来一派繁荣，成为世界奢华之都。迪拜政府雄心勃勃，要把迪拜打造成世界级观光和金融中心。海湾地区充足的石油美元在迪拜聚集，令迪拜的金融、贸易、房地产、旅游业飞速发展，许多外国人涌入迪拜，荷里活的电影明星、体育界的球星抛巨资到迪拜购置房产，一时间迪拜引来无数亿万富翁。随?金融危机横扫全球，严重依赖外资的迪拜骤然失色，金融地产泡沫迅速破裂，许多人的财富大幅缩水，甚至负债累累，仓皇出逃。 迪拜世界(Dubai World)的欠债约为590亿美元，而整个迪拜政府的欠债亦只有800亿元，即迪拜世界占去了超过一半欠债。要求延迟还款的消息传出后，迪拜世界的违约交易掉期升至历来最高水平，令迪拜成为全球第6个最大机会破产的国家投资公司。迪拜世界的债权人，包括?丰控股、巴克莱、莱斯和苏格兰皇家银行等。若迪拜破产，将对全球金融市场生成冲击，令尚未摆脱金融危机阴影的世界再添阴霾。 当前世界范围内的经济出现复苏迹象，人们所担心的金融系统全面崩溃的情况不但未出现，而且全球股票市场强劲上涨，但迪拜债务违约风险，说明不宜对全球金融和经济前景过分乐观。欧美可能还会有第二波的金融冲击，因为高失业率会带来更多的信用卡拖欠，其潜藏的危机不亚于次按。而且，全球经济复苏基础脆弱，不足以承受退市政策的后果，但越迟退市，金融泡沫滋生的风险越大。香港是一个高度外向型的经济体系，欧美等外围市场有任何风吹草动，都会直接影响本港经济。危机尚未结束，无论是政府和市民，都应保持警惕。
应急对策：三招救市 这三招，一是股权重组，增资扩股；二是坏账打包、切割剥离；三是注入资金，解决流动性。首先，政府对陷入危机的金融机构进行重组，增资扩股。比如美国把“两房”国有化，把私有企业变成了国有控股的企业。其次，把银行的坏账剥离，打包放在一边，银行复苏后赎回资金，如果银行倒闭了，由政府埋单，将坏账清零。第三，当银行陷入流动性危机，老百姓挤兑时，注入资金，增加现金流。或者政府出面担保，增强社会信心；或者政府出面担保，让其他银行拆借。根据测算，美国大约有2万亿美元坏账，今年通过采取这三招大体解决了1万亿美元坏账，明年还将要解决剩下的1万亿美元坏账。 中期对策：振兴实体经济 如何遏制实体经济下滑，是全球高度重视和重点解决的问题。解决的办法，仍然是增加投资、刺激消费、加大出口的三条途径和宽松的货币政策、积极的财政政策。目前，各国政府都启动了增加投资和刺激消费的政策，并且摒弃贸易保护主义而采取共同行动。 在中期，各国政府会采取三个方面的措施。首先是宽松的货币政策，松动银根，降息、降低准备金率，增加流动性。其次是积极的财政政策，财政补助困难企业和困难群体，帮助他们渡过难关、增强活力。第三是培育市场主体。抓住目前大批企业减产停产、破产关闭的时机，推进并购重组，推进企业改造发展。作为美国政府，除了启动投资、消费、出口三大需求，推进产业、企业的结构调整，振兴实体经济之外，还要亡羊补牢，从体制机制上解决滋生金融六个环节弊端的根本问题，健全金融制度。 长期对策：重构国际货币体系 1944年形成的布雷顿森林体系，以黄金为基础、以美元作为最主要的国际储备货币，美元直接与黄金挂钩，各国货币与美元固定汇率挂钩，并可按35美元一盎司的官价向美国兑换黄金。20世纪50年代后期，随着美国国际收支趋向恶化，出现全球性“美元过剩”，美国黄金大量外流，美国的黄金储备不能支撑美元的泛滥。1971年8月，尼克松政府被迫宣布放弃“美元本位制”，实行黄金与美元比价的自由浮动。欧洲经济共同体和日本、加拿大等国宣布实行浮动汇率。1973年布雷顿森林体系正式瓦解后，尽管美元不再承担兑换黄金的义务，欧元、日元实力日强，但美元的核心地位没有改变。 美国作为国际货币的主要发行者，本应该恪守世界金融制度，增强美元的货币责任意识，防止滥用货币发行权。但从这几十年特别是近十来年的实践看，美国没有肩负起职责，利益和责任失衡。2005年，美国GDP12.5万亿美元，贷款余额18万亿美元，超过GDP50%，股票市值20万亿美元，超过GDP60%。美国政府欠债超过10万亿美元，人均负债3万美元。各项金融指标的狂涨意味着大量的泡沫，必将带来金融动荡。从宏观上看，这次国际金融危机是现有世界货币体系的积弊所致。因此，重构适应国际经济新秩序的货币体系是必然趋势。 怎样的世界货币体系才是合理的？我认为，未来的世界货币体系应该是美元、欧元、亚元（以人民币和日元为主的亚洲货币）三大世界主体货币三足鼎立的新体系。三大货币之间实行相对稳定的浮动汇率，各国货币与三大货币挂钩。三大主体货币对应的国家应实行“G本位”——以GDP为本位。即GDP与银行贷款余额、与股市市值、与房地产市值应该大致相当，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保持合理的比例。 我国当前的首要任务 过去150年世界经济史的启示是：各国经济发展最重要的条件是经济全球化，以稳定的国际金融体系为基础的金融市场全球化则是经济全球化的核心;自金本位制崩溃后，国际金融体系作为全局性公共产品，多是人类设计的产物，以三十年左右为一个周期，就会出现大的问题，需要进行调整与或重组;金融全球化是在不确定条件下对全球资源进行跨期配置的市场机制，其危机意味着经济全球化的危机，其崩溃则意味着经济一体化的解体。 1970年代后期，国际金融体系完成了布雷顿固定汇率体制崩溃后的调整，经济全球化由此得以全面推进。事实上，这一体系为我国的改革开放提供了最理想的外部环境。三十年的发展使我国融入世界市场，受益匪浅，成为增长最强劲的大经济体。只要国际金融体系再稳定三十年，我国将成为最大的收益者，将超过美国成为第一大经济体。经济全球化的倒退将直接威胁我国的根本利益，不符合我国的长远发展目标。因此，我国主动与积极地参与防止国际金融体系恶化与崩溃。 对于我国，这次危机的意义在于：全球金融市场的不稳定性和国际金融体系的脆弱性远远超过预料，依靠作为公共产品的现有国际金融体系参与全球劳动分工、搭便车发展的时代将一去不复返;与1980年代后日本面临的局面相似，我国将不得不承担维持这一体制的部分成本，外部环境变化对实体经济的负面影响可能非常巨大;我国的金融改革难以通过对美国市场的模仿复制达到，完善国内金融市场必须与改变国际金融环境紧密结合。 问题在于：如何建设性地参与国际金融体系的调整与或重组?怎样通过与发达国家的互动与博弈逐步扩大我国的利益边界?如何在全球金融市场的大调整中把我国经济与社会发展的短期目标与中长期目标结合? 面对大变局，我们有两种选择：或是全面考虑未来发展，结合国际金融体制的变化，制定我国的国际金融战略，从当前开始布局，逐步建立与扩展我国经济边界相适应的金融边界，为下一代人留下足够的发展空间;或是采取随机应变的策略，对美欧关于当前危机及国际金融秩序的提议简单应对、或零敲碎打的提出一些战术措施。 显然，后者无助于我们逐步确立自己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独立地位。在历史上，两种选择均有前例。二战之后，欧洲从1950年代初欧洲重建时期的煤铁同盟开始，在1970年代初利用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的机会建立货币共同市场，直至本世纪初欧元区的确立，都沿着富有远见的长远战略思路逐步推进，其中不乏反复和倒退，但大的方向始终如一，终于使欧洲市场相对独立于美国主导的国际金融体系，并可能成为修正国际金融体系缺陷的重要力量。 日本的例子则是相反。1980年代初，在美国的压力下，日本开始开放金融市场。但日本当局真正关心的是维护原有的国内金融秩序和税收体系，在“日美日元-美元委员会”及此后的“日美金融市场工作小组”长达十年的多轮会谈中，走一步看一步，缺乏通盘思考，未能建立一个稳定与动态的货币金融体系，促进出口导向型的日本经济转变。二十多年来，日元汇率大幅升值、日本金融体系危机、资产泡沫破灭、经济处于长期萧条都与之有相当的关系。 从国家长远利益计，当前的首要任务，是从推动建立内外平衡的经济结构的高度，谋划我国在未来国际金融体系中的空间与格局，以我为主，提出一系列的综合策略安排，即总体战略构想。只有如此，才能在复杂的国际金融市场体系中找准方位，形成连贯的而不是矛盾的、整体的而不是零碎的政策思路，为即将展开的多边与双边会谈提出符合总体目标的具体建议与技术提案。 不可否认，在目前，形成并提出国际金融的战略思路有诸多难处，比如“摸着石头过河”的经验主义式路径依赖、固化的部门利益格局、行政当局缺乏研究未来发展的内在动机、内向型格局与求稳心态、缺少系统的长期研究等等。但这些困难并非无法逾越，关键在于决策者的前瞻眼光与政治决心。 我国短期对策：战略性投资 我国近年来积累了近两万亿美元的巨额外汇储备，与二十多万亿元人民币储蓄余额的比例大致为0.6:1。这两项是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的主要资金来源，但是，这种金融资产仅仅是潜在的购买力，并不等于真实的国民财富，而且，随着未来商品与资产价格的上升，其相对价值将大幅贬损。这需要我们在恰当的时间，以恰当的方式和合适的成本，将潜在的购买力转变为真实国民财富。 传统上，亚洲的公众与政府有很强的储蓄偏好，同时也有将储蓄等同于国民财富的倾向——然而，国民财富不但表现为物化的生产要素与产出总量，而且更体现在具有创新能力的人与组织之中。 近来各方纷纷提出抄底美国金融机构的建议，从财务投资的角度看，这的确是数十年难遇的好时机。但是，财务投资并不应该是我国战略性金融资源关注的重点。如果十年之后，巨额外汇储备仅只在财务上保本或年均增加几个百分点收益，而没有给我国开拓未来空间，这便是战略上的失败。从更广阔的角度看，全球金融市场的剧烈变动为我国调整经济结构、提高创新能力、从中低端制造业向中高端产业过渡，以及增加国民财富提供了稍纵即逝的战略性投资机会。 在这次危机中，我们具备了战略投资的杠杆——丰裕的外汇流动性，同时也有了支点——发达国家全面拯救市场的迫切需要。这是一次历史机缘，决策层应下决心，拨付相当比例的外汇资金，既可以表明中国参与全球拯救行动、维护全局性公共产品的诚意，也可以在共赢之上，大力提升我国的创新能力。 在这一方面，双边会谈及行动远大于多边会谈，有许多事情可以做。 应鼓励对美欧大型金融机构进行战略投资。虽然中投公司对百仕通、摩根士丹利等机构的投资遭受了一些批评，但在当时情况下也有其合理性，而这些较小投资是大规模进入市场的试水。应当将其纳入国家层面的双边会谈，与当前欧美政府对大型金融机构的注资进行一比一匹配投资，迅速进入。 应大力支持大型国有企业并购或参股那些行业相关、目前陷入财务困难、但在仍有有优势(市场、管理、创新等方面)的大型工商公司;支持优秀的民营企业在资本市场与私募市场选择有创新能力的中小型公司，采取多种方式进行合作。 可从外汇资金中配置足够数额，通过有关金融机构发放抵押贷款、过桥贷款等多种方法，专门用于企业产权收购与合作;需要调整我国对资本项目外汇管理的若干规则，促进境外的产权交易。在与欧美国家的双边谈判中，在积极参与拯救行动的同时，要求对方放宽或取消其对于资本市场与私募市场产权交易的限制。 还应鼓励国内企业及其他机构吸引发达国家的各类研发人才。 只要着眼点不在于资本回报的财务投资，而是国家创新能力的战略投资，只要有十分之一的成功率就非常值得。 可以预料，即将在华盛顿举行的二十国首脑会谈及其后的多边、双边会谈，其核心议题之一是敦促中国、日本及欧佩克等国分摊更多成本，维护国际金融体系。我国政府在多个场合表明了支持稳定现行体系、共度金融危机的态度，这符合国家利益。 但是，需要特别关注信息不对称引发的多种道德风险：金融机构向资产持有者转移的“市场道德风险”、金融机构向政府转移的“公共道德风险”，以及国际储备货币当局向全球资产持有者转移的“国际道德风险”。我们需要学习与运用多种降低道德风险的机制，例如，积极的多边参与可能起到某种较有效的外部约束，而这种约束由于信息、能力、法律、文化等障碍，难以有效地在双边之间形成;建立风险共担机制，设定各类限制与优先条件;要求在其他领域消除歧视条款(如贸易、技术、资本市场交易)等等。 我国中长期对策：人民币区域化 这次金融危机显示，现行国际金融体系的不稳定性已成为最大的系统风险来源。 无论自然界还是人类社会，系统风险都是一种普遍的现象。它是一种稳定均衡退化到另一种较劣的稳定均衡的状态或过程。例如，在江河湖海，蓝藻与其他植物共生，处于稳定均衡。一旦水域的富营养超过临界点，蓝藻急剧疯长，挤占其他植物的生存空间，就会出现生态危机。美国次贷危机也有同样的特点。在缺乏外部约束的情形下，以抵押贷款为标的物的衍生品急剧膨胀，占据了金融机构资产负债表的相当部分甚至大部分，引发系统性风险。 物种多样性则是化解或缓和系统风险的主要办法。金融史上，真正意义的金本位是“自然演进”的结果，此后的各种国际金融体系则是“人为设计”的产物。任何人造产品都不可避免地有先天的缺陷，系统风险总难以避免。因此，人类必须不断创新，提供多样性的选择，以减低系统风险。 1870年，美国的经济规模已和英国相当，但八十年之后美元才完全取代英镑成为最主要的国际货币，此前一直是英镑的补充或“备胎”。1969年，即在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前五年，欧洲就有远见地提出了欧洲货币联盟的建议，经过三十年努力才实现单一货币的目标。目前，欧元区的经济规模与美国基本相当，欧元主要在欧洲大陆及周边国家使用，在国际交易中约占五分之一的份额。欧元区的出现产生了竞争与选择，既为国际社会提供了一个国际储备货币的备胎，也为欧元区国家提供了规避系统风险的机制。 不过，欧元的根本问题在于，它建立在超国家协议之上，仅有成员国遵守承诺的道义约束，而迄今为止主要国际货币却都是由国家信用刚性支持。此外，虽然发行欧元的欧洲央行独立制定货币政策，但它有三个大的缺陷：欧洲央行没有最后贷款人的法定资格、没有对欧洲的银行实行监管的权力(这两个权力属于各成员国央行及有关当局)、无权决定汇率政策(这一权力归成员国财政部长)。因此，欧元的前景还有许多不确定因素，难以在短期内取代美元。 在外部环境无重大变化的前提下，中国经济将在未来三十年左右达到美国的规模。届时，我国很难再被动地依靠现有的国际储备货币及其支持的金融资产。按名义汇率计，目前中港台三地的经济规模总和超过4万亿美元，占全球的7%,接近美国(或欧元区)的30%。未来二十至三十年，三地经济总量将与美国、欧元区并驾齐驱，甚至可能超过这两个经济体。 人民币、港币、新台币的融合将是经济上互利的最优金融制度安排，国际金融体系将演变为美元为主导、欧元与人民币为欧亚两翼的三元体系，而三个大陆经济体的收益流将为该体系提供强有力支撑。此外、该体系再辅之以英镑、日元，形成相互竞争、补充的格局。在国际交易中，美元的比例将可能降至50-60%，欧元的比例大致提高到20-30%，人民币的比例可望达10%，英镑与日元各占5%。这种局面不仅能够减轻美元的过度负荷，降低系统风险，而且在竞争中形成制衡，避免不负责任的劣币过度发行，扩大良币的生存空间，达到“良币驱逐劣币”的状态。 根据欧洲的经验，现在就应制定中长期人民币区域化的战略规划，并逐步落实。以前我们认为，国际金融体系的系统动荡是较遥远的事，但这次全球金融危机给我们亮起了红色警号，即使仅从危机应对的角度，也需要提前进行准备。 人民币区域化的关键是人民币、港币、新台币的融合。中长期内人民币区域化是水到渠成的过程，难度远小于欧元区的创立。这是中国的家务事，无需他人置喙。在步骤上，可首先考虑人民币与港币的逐步融合。名义上，港币的稳定由与美元直接挂钩的联系汇率制度保证;但事实上，19897-98东亚金融危机和这次全球金融危机中，中央政府都公开保证全力支持港币的稳定，扮演了对港币最终拯救者的角色。港币的前景必然是与人民币融合。人民币的非全面兑换性并不妨碍两币先在交易及计量货币上的融合。其次，研究人民币与新台币融合的方案与路径;在海峡两岸政治关系和平解决之上，逐步实施。 人民币使用范围扩大，这是人民币区域化的自然延伸。当前可以扩展人民币在官方储备与贸易交易中的使用边界。例如，扩大人民币在亚洲跨国机制(中日韩与东盟的货币互换机制、可能的亚洲基金)中的储备金比例，鼓励周边发展中国家采用人民币进行双边贸易，对亚非国家的发展性优惠贷款可部分或全部采用人民币提供，用于对我国企业产品与劳务的购买。 扩大人民币的资本交易边界。区域货币必须由有深度和活力的金融市场提供人民币计价的资本品交易。在这一大框架下，研究上海金融市场的法律、税收、透明度、产品、机构等方面改善，以及对人民币区域化的市场支持，还可思考香港-上海亚洲金融市场轴心的建设与互动。 过去三十年，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受益于经济全球化，但是，我国又受限于既定的国际劳动分工，其经济边界、贸易边界与金融边界极为不相称。从根本战略利益出发，我国应与国际社会一起，防止国际金融市场崩溃，阻止经济全球化逆转。同时，也要及早开始战略布局，为未来发展拓展新边疆。
简介 盖特纳计划,即公私投资计划（public-private investment programme），意在引进私人投资者，通过拍卖为缺乏流通性的有毒资产定价，以市场的供需来剥离困扰金融体系的巨额坏帐，使银行重启金融中介功能，为经济复苏提供必要的信贷。该方案细则是从去年开始实施的7000亿美元问题资产救助方案（TARP）中拿出750亿美元至1000亿美元的资金，从而通过乘数效应给予美国政府相对于5000亿美元的购买力，并希望通过公私联合投资基金购买至多1万亿美元的美国银行业“有毒”资产，以修复美国银行业资产负债表。 「公私投资计划」（Public-Private Investment Program，PPIP）评析 美国财政部公布在2月10日提出的金融拯救计划中，针对银行问题资产处理的「公私投资计划」（Public-Private Investment Program，PPIP）实行细节，未来财政部将与联准会（Fed）、联邦存保公司（FDIC）以及民间机构法人等单位合作，以帮助恢复美国金融机构持有之问题资产的市场流动性，期能解决目前金融体系资产减记、放款能力不足等问题。 「公私投资计划」将动用原先「问题资产拯救计划」(TARP)中的750~1000亿美元，搭配民间的资金活水，预计计划购买力最高可提升至5000亿美元(表一)，未来甚至可能将扩张至1兆美元。本计划处理的资产主要可分为两大项，第一项是处理银行资产负债表上的「问题贷款」(Legacy Loans)，第二项是处理具类似性质的「问题证券」(Legacy Securities)。以下为计划概要整理： (1) 「问题贷款」的处理： 美国财政部(US Treasury)将与民间法人合作成立「公私投资基金」(Public-Private Investment Fund，PPIF)，向银行购买「问题贷款」，而标售将委由FDIC进行。根据计划内容，本投资基金可获得FDIC的担保，对外进行债务融通，基金的融资比率最高可达六倍。举例来说，如果财政部和民间投资人各出资1美元成立投资基金，则可以获FDIC担保，再对外融资12美元，最后总计将可购买达14美元的不良资产。另外，这些问题资产后续将由民间法人负责经营管理。 (2) 「问题证券」的处理： 美国财政部将寻求扩大「短期资产抵押证券贷款机制」(TALF)成为「问题证券投资计划」(Legacy Loan Securities Program)，将这些问题资产也纳入TALF的范围。之前，TALF主要涵盖的范围为新发行的消费信贷、小型企业贷款抵押证券，现在，美国财政部会将过去发行时为AAA等级的非机构住宅不动产抵押债(RMBS)、商用不动产抵押债(CMBS)、资产抵押债(ABS)也纳入官方购买计划之内，来帮助银行摆脱这些流动性出问题的资产。 (3) 不动产贷款抵押债也可投资： 另外，「公私投资基金」也可以加入购买这些不动产贷款抵押债的行列。除了向Fed贷款购买这些证券外，民间法人还可以申请成为所谓的基金经理人(Fund Manager，FM)资格(目前财政部计划名额为五个或以上的法人)，来管理本基金，而官方将居於合资的脚色——民间部门每出资1美元，财政部也将出资1美元，盈亏则由双方共享(负)，主要购买标的为2009年以前仍拥有AAA评级的住宅不动产抵押债(RMBS)与商用不动产抵押债(CMBS)为主。不仅如此，投资基金的管理者还可以向财政部举借等於公司资本额50%的优先顺位债券，以购买这些问题证券。不过，如果举借的优先顺位债券超过公司资本额的100%，财政部会再针对细节进行检视。 (4) 财政部预期各界投资人将踊跃参与这项计划，而且个别投资人、退休金计划、保险公司和其他长期投资人参与意愿将相当高。 目前市场投资人对「公私投资计划」多表认同，23日美国三大股市皆强劲上涨，主因除了该计划应能暂时减缓银行资产减记的压力之外，市场认为该计划也可以防止政府付出过多资金购买问题资产，而浪费了纳税人血汗钱。不过，ING投顾认为，投资人仍应注意的是，问题资产定价方式仍具不确定性，目前从标售方式来看，银行问题资产可能将被迫以极低价格出售，然而，这样一来，如果银行不愿意贱价出售手中资产，则该计划成效可能将不如预期；再者，即使银行同意卖出资产、接受损失，但银行却将暴露高度破产风险之下，TARP的资金也将迅速用罄，届时财政部又得再向国会伸手要钱以接管这些银行。而就美股盘势来说，ING投顾认为，短期间市场风险偏好度的增加，加上金融股将因此获得支撑，大盘指数有机会站稳季线以上，不过在整体景气能见度仍然不高之下，股市要重回多头尚言之过早，后续投资人宜留意问题资产定价的相关讯息，以及4月中旬企业财报、4月底银行压力测试可能带来的压力。
抱团取暖寓意和作用 抱团取暖源于这样的常识：在寒冬的时候，有人陪伴将会是最大的温暖，两个人一起抱团取暖会好过一个人的单独取暖，所以现在开始找可以一起共患难的另一半，这个将会是你未来的最大财富。积极良好的心态，不急不躁的思绪，富有跳跃性的思维，继续不断的学习新的知识，一个可以躲避伤害的心灵港湾，一个会嘘寒问暖的另一半，一个会让你牵挂的她（或他），拥了这些，你的冬天将不会是那么的苍白，也许还会在漫长的寒冬里面，发现绿叶一二。 现在一些企业或竞技团队采用抱团取暖一词原因也基本类似，就是彼此之间乃至更多企业单位之间以互助协作、积聚力量的形式，增加信心，共度最困难的寒冬季节。 企业抱团取暖 金融危机爆发的时候，世界经济步入寒冬，企业之间要提升合作水平，抱团取暖，抱团过冬。根据形势的发展，政府、企业和银行业都要抱在一起、共克时艰。 首先，企业间必须相互补台才能好戏连台，如果相互拆台，那就可能要一起垮台，因为企业之间是相互联系的，一定要相互合作。 其次，以前的宏观调控到后来的金融危机，像目前这样的金融危机来得这么快，到现在还没有碰到过，可能这也蕴藏着某种难得机会，所以，“头要冷，心要热”。做应该做、能做、做得好的事情，一时做不了、做不好，就等着慢慢来，以后再做。 最后，要有信心，更要有耐心面对金融危机，光有信心还是不够，还要有恒心，要有耐心，要努力做。所以，提出抱团取暖，抱团过冬，就是我们各个企业出资，建立了一个应急资金互助机制，各个企业拿出了2500万，作为应急用，某一家企业急需资金的时候用一下，防止资金链断裂，我们称之为“速效救心丸”。现在看来，2008年这个应急资金互助机制确实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所以现在我们诸暨市的规模较大的企业总体上没有一家发生问题。 影视机构抱团取暖 继2006年北京47家影视机构结盟，成立“首都广播电视节目制作业协会”之后，上海百余家影视机构也将在今冬结盟，以“制播联盟”的形势对抗金融风暴下内地影视业不得不面对的严冬。 预算上亿的新版《西游记》资金不到位，开机无限期推迟；导演谢洪的《神秘的大佛》和《笑满江湖》遭撤资厄运……金融风暴之下，中小影视机构面临困境，不少项目纷纷流产。业内人士表示：“今年10月北京的影视交易会上就有端倪，明显冷清很多。不过也不意外，大家手里都没钱了，以前煤老板、房老板都往这里投钱，现在手里的钱少了，这些人都走了。” 值得一提的是，产量萎缩并不意味着电视台的需求减少。SMG影视剧中心主任杨文红透露，仅以SMG的播出平台为例：“SMG有22个剧场，全年播出总量22000集，其中新剧的播出占总量30%，应该是全国最大的播出平台，这个数字是惊人的。”因此，昨天SMG影视剧中心召集上海百家影视公司老板共聚上视，商讨以建立“制播联盟”的方式应对金融大背景下的行业变化。 杨文红解释说，虽然目前经济形势严峻，但从整个产业来看，好剧还是紧俏，上海影视制作界如果能够尝试抱团、互通信息，就能避免资源浪费，集中力量出精品。同时，电视台也会以参投的方式与制片方合作，共担风险。合作的形式主要包括主控主投，比如为东方卫视度身定做的定制剧、独播剧，也可以是参与一部分投资和制作，比例在20%、30%或50%不等。 对于电视台的这一倡议，沪上各影视制片方给予积极响应，纷纷表示联盟可以让各大制作公司之间、制作方与电视台之间的信息交流更为流畅和透明，避免题材撞车、虚耗资金。 日本企业寒冬抱团取暖 三财险巨头洽谈合并 2008年底日本媒体曝光的日本三家财险公司合并的传闻，终于得到官方证实。日本非寿险业排名第二、四、六的三井住友保险、爱和谊保险以及日生同和保险日前正式宣布，他们已经达成了合并为一个实体的协议，将组建成日本最大的非寿险保险公司。 据当地媒体报道称，上述三家公司计划在2010年4月完成整合为一家控股公司的工作，三井住友将成为其中一个部门，爱和谊与日生同和将合并成另一个部门。三家保险公司将组建一个委员会以讨论合并事宜，以确定交易的条款、方式并为新成立的公司取一个“新的、中立性的”名称。 据分析人士称，上述合并有抱团取暖之意。一方面，金融危机引发日本汽车、房屋销售锐减，导致汽车及火灾保险市场需求大幅下降，从而影响日本财险公司的收益；另一方面这三家保险公司本身受到了前所未有的生存压力，有价证券总存量的下滑正在削弱他们的金融实力。 随着合并日期的临近，意味着其在中国市场的整合步伐也将加快。目前，三井住友和爱和谊在中国都有各自的独立法人机构，业内人士预计他们在中国的扩张计划将因为日本总部的整合计划而暂缓。
hooverville（胡佛村） 在1929年开始的经济危机，由于美国经济不断恶化，失业者饱受饥寒之苦，他们在全国四处流浪，有时露宿在丛林，公园，街头，车站，有时住在用木板，旧铁皮，油布甚至牛皮纸搭起的破屋里，靠少得可怜的救济活命。昔日繁华的大街上出现了用旧铁皮，纸板和粗麻布搭起的棚户区，人们把它叫做胡佛村，即使以富豪如云闻名的纽约曼哈顿区，这样的“胡佛村”也有两个。用来讽刺胡佛当局面对金融危机时的束手无策。
登录
工商服务
危机公关
金融律师
app开发
财税服务
金融牌照
网站建设
知识产权
企业征信
审计评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