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录 1 霍夫曼产业分类法概述 2 霍夫曼产业分类法的应用 霍夫曼产业分类法概述 德国经济学家霍夫曼提出的以研究工业化进程中产业结构之间的比例关系和变动趋势为目的按产品用途进行产业分类的方法。他把从研究工业化发展阶段的需要把产业分成三类： （1）消费资料产业，如食品工业、纺织工业等。原则是工业产品75%以上属于消费资料。 （2）资本资料产业，如化学工业、一般机械工业等。原则是该类工业产品75%以上属于资本资料。 （3）其他产业，如橡胶、木材、造纸等工业。 将产品用途有75%以上属资本资料的产业划分为资本资料工业，难以用以上标准划分的产业则被列入其他工业。 霍夫曼产业分类法的应用 这一划分界线在实际工作中难以划分和量度，因而这一方法在特定条件下才有实际应用价值。 霍夫曼比例：消费资料工业净产值与资本资料工业净产值的比例。
理论概述 内生经济增长模型 由于储蓄率、人口增长率、技术进步是由人们的行为决定的，也是可以通过政策等加以影响的，在不同的经济中期水平很不相同。因此，当新古典模型不能很好地解释增长时，我们自然会想将储蓄率、人口增长率和技术进步等重要参数作为内生变量来考虑。从而可以由模型的内部来决定经济的长期增长率，这些模型被称为内生经济增长模型。 内生增长理论的主要任务之一是揭示经济增长率差异的原因和解释持续经济增长的可能。尽管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为说明经济的持续增长导入了外生的技术进步和人口增长率，但外生的技术进步率和人口增长率并没有能够从理论上说明持续经济增长的问题。 内生增长理论是基于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发展起来的，从某种意义上说，内生经济增长理论的突破在于放松了新古典增长理论的假设并把相关的变量内生化。 理论内容 内生增长理论的内容 1、储蓄率内生 早期的新古典增长模型假设储蓄率是外生的，Cass(1965年)和Koopmans(1965年)把Ramsey的消费者最优化分析引入到新古典增长理论中，因而提供了对储蓄率的一种内生决定：储蓄率取决于居民的消费选择或者说对现期消费和远期消费（储蓄）的偏好。 内生储蓄率意味着资本积累速度和资本供给的内生决定，从而决定经济增长的一个投入要素（资本）从数量上得以在模型内加以说明。然而，Ramsey-Cass-Koopmans模型对储蓄的内生性的技术处理并没有消除模型本身长期人均增长率 内生经济增长模型对外生技术进步的依赖。Ramsey模型暗示长期增长率被钉住在外生的技术进步率值x上。一个更高的储蓄意愿或技术水平的增进在长期中体现为更高的资本或更有效的工人产出水平，但却不会引起人均增长率的变化。 2、劳动供给内生 新古典的另一个关键外生变量是人口增长率。更高的人口增长率降低了每个工人的资本和产出的稳态水平，因而趋于减少对于一个给定的人均产出初始水平而言的人均增长率。然而标准模型没有考虑人均收入及工资率对人口增长的影响——被Malthus所强调的那种影响——也没有把在养育过程中所使用的资源考虑在内。 内生增长理论的一条研究路线通过把迁移、生育选择和劳动/闲暇选择分析整合进新古典模型中来使人口增长内生化。首先，考虑针对经济机会的移入（immigration）和移出(emigration)。对于给定的出生率和死亡率而言，这一过程改变了人口及劳动力；其次，引入有关出生率的选择。这是容许人口和劳动力的内生决定的另一条渠道；最后，另一条与在一个增长框架中劳动供给的内生性有关的研究思路则涉及迁移及劳动/闲暇的选择——劳动力与人口不再相等。 Becker,Murphy and Tamura（1990年）， Ehrlich and Lui(1991年)， Rosenzweig(1990年)讨论了劳动供给、人力资本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3、内生技术进步 把技术变迁理论包括进新古典框架中是困难的，因为这样做的话标准的竞争性假设就不可能得到维持。技术进步涉及新观念的创造，而这是部分非竞争性的，具有公共品的特征。对于一种给定的技术，换言之，在给定有关如何生产的知识水平的情况下，假定在标准的竞争性生产要素如劳动、资本和土地中规模报酬不变是合理的，则以相同数量的劳动、资本和土地来复制一个企业从而得到二倍的产出是可能的。但是，如果生产要素中包括非竞争性的观念，那么规模报酬则趋于递增。而这些递增报酬与完全竞争相冲突。特别的，非竞争性的旧观念的报酬与其当前的边际生产成本（等于零）相一致，这将不能为体现于新观念创造之中的研究努力提供适当的奖励。 经济的长期增长必然离不开收益递增，新古典增长理论之所以不能很好地解释经济的持续增长，在于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的稳定均衡是以收益递减规律为基本前提的。内生增长理论在理论上的主要突破在于把技术进步引入到模型中来，其消除新古典增长模型中报酬递减的途径有三种： 1、要素报酬不变： 内生经济增长模型考虑把物质和人力资本都包括在内的广义的资本概念（AK模型） 选择什么样的生产函数是研究经济增长的关键。新古典增长理论假设总量生产函数具有规模收益不变的性质。内生增长理论的关键性质是资本报酬不再递减，其对新古典增长模型的关键修正在于将技术因子A看成是经济的内生变量。在新古典增长理论的框架中，因为资本的边际生产力递减规律决定了资本的净增长上限必然为零，所以资本的边际生产力决定了资本投入量的上限，从而使得均衡增长状态的效率人均资本的增长也等于零。如果能够避免资本边际生产力递减现象出现，则有可能使得均衡增长状态的效率人均资本能够持续增长。 资本的边际生产力下限不为零仅意味着，在一定的范围内，资本的边际生产力递减现象的消失。一个不存在递减报酬的最简单的生产函数是AK函数。Jones,L. and Manuelli,R.(1990);Rebelo(1991)论证了规模收益不变的生产技术足以保证经济实现内生增长。 具有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单部门模型在某种意义上与AK模型是一致的。而为了区别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形成机制的差异，许多内生增长模型都假设经济是由两个部门组成的，资源需要在两个部门之间进行配置。Uzawa-Lucas模型是两部门内生增长模型的代表。 2、干中学与知识的外溢 Arrow(1962)和Sheshinski(1967) 通过假设知识的创造是投资的一个副产品来消除掉报酬递减的趋势。Arrow指出，人们是通过学习而获得知识的，技术进步是知识的产物、学习的结果，而学习又是经验的不断总结，经验的积累体现于技术进步之上。一方面一个增加了其物质资本的企业同时也学会了如何更有效率地生产，生产或投资的经验有助于生产率的提高——经验对生产率的这一正向影响被称为干中学（learning-by-doing）或边投资边学（learning-by-investing）。另一方面一个生产者的学习会通过一种知识的外溢过程传到另一个生产者，从而提高其他人的生产率。一个经济范围内的 内生经济增长模型更大的资本存量将提高对每一生产者而言的技术水平。这样，递减资本报酬在总量上不适用，而递增报酬则有可能。 干中学和外溢效应抵消了单个生产者所面临的递减报酬，但社会水平上报酬是不变的。社会资本报酬这种不变性将产生内生增长。 模型的关键在于：第一，干中学要靠每个企业的投资来获得。特别地，一个企业资本存量的增加导致其知识存量Ai同样增加。第二个关键假设是每一个企业的知识都是公共品，其他任何企业都能无成本地获得。换言之，知识一经发现就立刻外溢到整个经济范围内。这样一个瞬时扩散过程之所以在技术上可行，是因为知识是非竞争性的。Romer(1986)后来证明在这种情形下仍可以在竞争性框架中决定一个均衡的技术进步率，但是所造成的增长率将不再是帕累托最优。更一般而言，如果发明部分地依赖于有目的的R&D努力，而且如果一个人的创新只能逐步扩散给其他生产者，则竞争性框架 将崩溃。 在这样的现实构架中，一种方法是把不完全竞争整合到模型中去。另一种方法是假设所有的非竞争性研究——一种经典的公共品——都由政府通过非自愿的税收来予以融资。 3、人力资本 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另一个途径是人力资本的积累。 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对劳动生产要素的引入，使得有关人力资本因素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的研究在技术上成为可能。但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中的劳动投入是指一般的劳动投入，看不出不同质量或不同技术熟练程度的劳动的投入对于产量所起的作用大小的差异，需要对生产要素的投入进行进一步的区分，以说明人力投资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 Lucas(1988)引入了Schultz和Becker提出的人力资本概念，在借鉴Romer(1986)的处理技术的基础上，对Uzawa的技术方程作了修改，建立了一个专业化人力资本积累的经济增长模型。 在Lucas(1988)中，企业能获得的知识的多少不依赖于总资本存量，而依赖于经济的人均资本。Lucas假设学习和外溢涉及人力资本，且每一个生产者都得益于人力资本的平均水平而非人力资本的总量。不再考虑其他生产者所积累的知识或经验，而是考虑从与掌握了平均水平的技能与知识的平常人的（自由）互动中得来的收益。 4、研究和开发（R&D） 内生经济增长模型技术水平可以被诸如R&D支出之类的有目的的活动所推进，这样的内生技术进步将使得我们从总量水平上的递减报酬的束缚中摆脱出来，特别是如果技术上的进步能以一种非竞争的方式被所有生产者分享的话。对于知识进步，也就是对新思想而言，这一非竞争性是存在的。 将R&D理论与不完全竞争整合进增长框架中始于Romer(1987年;1990); Aghion and Howitt(1991);Grossman and Helpman(1991,chapter3, chapter4)。在这些模型中，技术是有目的的R&D活动的结果，而且这些活动获得了某种形式的事后垄断力量作为奖励。如果经济中不存在想法、观念耗竭的趋势，那么增长率在长期中可以保持为正。然而由于新产品及新生产方法的创造有关的扭曲的缘故，增长率和发明活动的基本数量趋于不再是帕累托最优。在这些框架中，长期增长率依赖于政府行动，诸如税收，法律和秩序的维护，基础设施服务的提供，知识产权的保护以及对国际贸易、金融市场和经济的其他方面的管制。因而政府通过它对长期增长率的影响具有好或坏的巨大影响。 新的研究也包括了技术扩散的模型。虽然对新发现的分析与领先经济中的技术进步率有关，对扩散的研究却属于分析后进经济在这一进步过程中如何通过模仿来分享好处。既然模仿比创新要来得便宜，扩散模型预测了一种与新古典增长模型的预测类似的条件收敛形式。 理论思路 内生增长理论思路结论 在引进技术创新、专业化分工和人力资本之后，内生增长理论得出以下结论：技术创新是经济增长的源泉，而劳动分工程度和专业化人力资本的积累水平是决定技术创新水平高低的最主要因素；政府实施的某些经济政策对一国的经济增长具有重要的影响。[1]
重商主义的税收思想(Mercantilism's taxation thought) 重商主义的税收思想概述 重商主义是欧洲资本原始积累时期代表商业资产阶级利益的一种经济学说和政策体系，它起源于16世纪中叶。重商主义的发展，经历了早期和晚期两个阶段。其经济理论的基本思想。只局限于流通领域。早期重商主义者，主张实行高关税率限制商品进口，防止金银外流，保护本国对外贸易，促进国内商品生产和交换的发展。晚期重商主义者，主张发展工业，扩大商品出口，限制商品进口，通过贸易顺差换回大量金银货币。重商主义者在提出和阐述各自的税收政策措施时，广泛涉及国家税收理论的许多基本问题。重商主义者对间接税和直接税的选择，曾发生过较长时间的争论。尽管这些思想、观点和方法还比较零乱，不成体系，有的还较为肤浅，但其中也不乏一些闪光的思想。对后来资本主义古典学派税收理论体系的建立，产生一定影响。重商主义学派的税收思想主要是在阐述国家保护商业资本的政策和措施中，逐渐形成起来的一种零乱的理论与政策主张。 重商主义的基本经济理论是：货币是国家财富的唯一形态；对外贸易是增加货币的源泉；政府活动的目的应是如何发展对外贸易以增加财富。根据增加一国货币所采取的政策方式，重商主义可以分为早期重商主义和晚期重商主义，其主要代表有英国的托马斯·孟的税收思想、托马斯·霍布斯的税收思想、洛克的税收思想、斯图亚特的税收思想，法国的柯尔贝尔的税收思想和德国的尤斯第的税收思想、宋能菲尔斯的税收思想等。他们的理论基本上是国家干预经济与保护关税理论、税收利益交换说、主体税理论及税收负担理论。 重商主义主要的的税收理论 一、国家干预经济与保护关税理论 重商主义者基于其货币是国家财富的唯一形态的基本经济理论，认为商品的国内流通不会增加货币的数量，而只有对外贸易才能使国家财富增加，使国家富裕。" 对外贸易是增加我们财富和现金的通常手段。在对外贸易中，我们应当遵守下列原则：我们每年卖给外国货物的总值，必须大于我们所消费的他们的货物的总值。" 为此，国家应积极发展对外贸易，政府应积极干预经济生活，政府采用相应的保护关税政策是十分必要的。 托马斯·孟认为，应充分发挥对进口货物的保护关税的作用。一方面，在扩大本国生产、努力做到自给自足的同时，必须消除阻碍出口贸易的措施，对本国出口货物减低甚至免征关税；另一方面，对外国进口的货物课以重税。法国财政大臣、晚期重商主义的重要代表人物柯尔贝尔也积极主张国家实行保护关税和奖出限人的政策，认为政府应在税收政策上鼓励本国商品的出口，对迸口商品经过本国加工后重新出口的，在退还已缴进口税的同时，还可给予奖励；而对于外国进口的用于消费的成品，应实行高额税率。 二、税收利益交换说 从资产阶级的人文主义出发，重商主义研究了政府向人民征税的原因，认为政府征税与人民纳税是一种政治契约行为，它们之间存在着利益交换关系。霍布斯指出："人民为公共事业缴纳税款，无非是为了换取和平而付出的代价。分享这一和平的福利部门，必须以货币或劳动之一的形式，为公共福利做出自己的贡献。"他认为，政府征税应是平等的，这种平等就是使得各纳税人承担的税收负担与其享受的政府提供的利益成比例。由于政府提供的利益并非十分公平地落在每一公民身上，即一些人受益多，一些人受益少，因而他们纳税应是有区别的。如何衡量纳税人受益与其承担税收的比例，霍布斯提出可以按以下两个标准中的一个，一是纳税人拥有的财产数量；二是纳税人消费的数额。 洛克发展了霍布斯关于税收利益交换说的思想，认为税收是政府为人民提供利益而获得的报偿；人民纳税，是因为从政府提供的服务中得到利益的一种代价。在税收利益交换说的基础上，洛克进一步分析了政府征税和人民纳税之间的利益平等性，认为政府征税是为了维持需要，但这种征收应建立在对个人财产平等利益的基础上。他指出："政府没有巨大的经费就不能维持，但是这仍需得到他自己的同意，即由他们自己或他们所选出的代表所表示的大多数的同意。因为如果任何人凭借自己的权势，主张有权向人民征课赋税而无须取得人民的同意，他就侵犯了有关财产权的基本规定，破坏了政府的目的。" 三、主体税理论 一个国家应以什么为主体税，重商主义学者对此进行了研究。针对西欧各国实行的以人头税、财产税、土地税等古老的直接税为主的体系存在的弊端，重商主义学者认为应加以改革，应实行以关税、消费税等间接税为主的税收制度。这方面的论述，以托马斯·霍布斯和宋能菲尔斯为典型代表。 为反对封建势力的特权，霍布斯极力主张以国内消费税代替人头税和财产税。他认为，封建国家以财产税为主体税种，是一种落后的税收制度，因为这种制度存在许多弊端，如它赋予了贵族、僧侣免税的特权，不公平，不利于财政收入增长等。实行消费税可以避免财产税的弊端，首先，可以保证税收征收的公平，因为消费税可以公平地课于消费品，人人要消费，人人要承担税收，封建特权受到限制；其次，消费越多的人，承担越多的税收，可以抑制浪费；再次，由于消费税是附在消费品的价格上，可以保证国家财政收入的增长。 宋能菲尔斯也从国内收入的稳定的角度，主张在德国实行消费税，他认为实行消费税不论对政府还是对纳税人都有利。为了为自己的主张提供依据，他列举了消费税的主要优点： 一是符合税收公正。 消费税对劳动者不会因为多劳动而付税，货币持有者虽不劳动也要承担税收，从而消除了免税特权。 二是征收普遍。 每个人都要消费，而消费就要负担税收;消费者在购买消费品时不自觉地就承担了税收，不会感觉税负的沉重。 三是消费税。 对商人不会产生太大的影响，因为税负可以随价格的提高而转移出去。 四、税收负担理论 重商主义对税收负担问题也进行了论述。 托马斯·孟认为，税收负担是可以变化的。他指出，一些人认为所有的税收都由贫苦人民负担是不对的。一方面，封建主和富裕阶层要消费商品，他们也承担了消费税；对劳动者而言，收入会随消费品的价格上升而上涨，从长时期看，对人们收入征收的赋税将转移给雇主，再由雇主转移给富裕消费者。 洛克认为，不论是消费税或是其他税，税收负担最终总是由土地所有者来承担，因为如果由商人承担，商品的价格就会提高；如果由劳动者负担，他们就会要求增加工资；如果由耕地农场主负担，他们就会破产。"不论捐税是如何安排的，也不论它是直接从什么人手里拿出来的，在一个以土地为主要财产的国家内，它的大部分终于会落在土地上面。""在一个以土地为大宗资财的国家内，希望把政府的费用放在其他事物上是徒劳无益的，费用最后总是要落在土地上面。无论怎么样，商人也不会承担这个负担，而劳动者不能承担这个负担，所以只好由土地所有者来承担。" 相关词条 官房学派 官房学派税收思想 参考资料 http://wiki.mbalibE9%87%8D%E5%95%86%E
占优策略(Dominant Strategy)什么是占优策略每一个博弈中的企业通常都拥有不止一个竞争策略，其所有策略的集合构成了该企业的策略集。在企业各自的策略集中，如果存在一个与其他竞争对手可能采取的策略无关的最优选择，则称其为占优策略(Dominant Strategy)，与之相对的其他策略则为劣势策略。占优策略是博弈论（game theory）中的专业术语,所谓的占优策略就是指无论竞争对手如何反应都属于本企业最佳选择的竞争策略。显然，在公司的商务竞争过程中，具有占优策略的一方无疑拥有明显的优势，处于竞争中的主动地位。占优策略有时是显而易见的。占优策略的原则原则1：如果一个博弈参与者拥有一个占优策略，则应该使用之 我们用一个广告例子来说明这个原则。两家公司, A和B,在考虑是否通过广告促销。它们的利润额将依赖于那一家公司做广告, 或者两家公司都做广告, 或者两家公司都不做广告。这些可能性和相应的利润额被总结在旁边的矩阵里(如图)。 观察： 对A,无论B怎么做，做广告都是最优的。所以做广告是A的占优策略。 对B：无论A怎么做，做广告也都是最优的。 所以做广告也是B的占优策略。 结论: 两家厂商都应该做广告。 原则2：在纳什均衡时, 对于给定其他参与者的行为, 每个参与者的行为都应该是最优 我们用一个稍加变化的广告博弈的例子来说明这个原则。A没有占优策略,如果B做广告, A的最佳对策是做广告; 如果B不做广告, A的最佳对策是不做广告。对B来说, 做广告是占优策略。 总体分析: 应用原则1, B应该做广告。然后应用原则2, A应该采用他对B做广告的最佳对策, 所以A也应该做广告。因此, 在纳什均衡时, A和B都做广告。占优策略和纳什均衡的比较1.占优策略:“不管你怎么做，我所做的都是我能做得最好的。” 2.纳什均衡: ★“给定你的做法后，我所做的是我能做得最好的。” ★“给定我的做法后，你所做的是你能做得最好的。” ★如果你有占优策略, 你可以使用此策略, 以不变应万变; ★如果你没有占优策略, 你必须随机应变。在达到了纳什均衡之后, 所有参与者都没有动机想再变了。双寡头市场中的占优策略比如计算机中央处理器(CPU)生产行业就属于一个寡头垄断市场，与AMD等公司相比英特尔公司占有明显的优势。对于英特尔公司而言，继续研发更高速的芯片就是其唯一的占优策略，也只有这样才能保持并扩大其相对于其他竞争对手的领先优势。对AMD等处于相对劣势的竞争对手而言，争取在新一代芯片开发方面抢先突破，是打破现有均衡局面的比较可行的占优策略，只不过这样的成功几率较低而已。在某些情况下，企业的占优策略并非外在的和显性的，需要企业管理层比较各种可能的发展策略所带来的风险和收益，并最终确立可行的占优策略。就双寡头格局而言，当其中的一方发现、确立并开始实施其占优策略时，其唯一的竞争对手将陷于进退维谷之中；而对手的犹豫不决又会进一步坚定优势策略拥有方的信心和策略的实施力度。除非占优策略一方遇到不可抗力等因素的影响，或被动的一方通过非常规措施强化了自己的竞争能力，否则两者之间的相对地位很难得到改变。 相关词条 管理理论 管理软件 西方经济学 期货 国际金融 MBA 经济学派 股票 银行 保险 人力资源 经济学家 基金 财政 贸易 参考资料 1.中国经济网：http://www.ce.cn/ 2.和讯网：http://www.hexun.com/ 3.新华网：http://www.xinhuanet.com/
目录 1 技术创新产业升级理论简介 2 技术创新产业升级理论的评价 技术创新产业升级理论简介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出现了加速增长的趋势，特别是一些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的对外直接投资投向了发达国家，并成为当地企业有力的竞争对手。如何解释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新趋势，是国际直接投资理论界面临的重要挑战。 英国学者坎特韦尔(John A.Cantwel1)和托兰惕诺(Paz Estrella Tolentino)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共同提出了“技术创新产业升级理论”，用以解释20世纪80年代以来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对经济发达国家的直接投资加速增长的趋势。 坎特韦尔和托兰惕诺主要从技术累积论出发，解释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对外直接投资活动，从而把这一过程动态化的阶段化了。他们提出了两个基本命题： 1、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产业结构的升级，说明了发展中国家企业技术能力的稳定提高和扩大，这种技术能力的提高是一个不断积累的结果。 2、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企业技术能力的提高是与其对外直接投资的增长直接相关的。现有的技术能力水平是影响其国际生产活动的决定因素，同时也影响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对外投资的形式和增长速度。 在上述两个命题的基础上，该理论的基本结论是：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分布和地理分布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逐渐变化的，并且是可以预测的。 坎特韦尔等人还分析了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特征和地理特征。根据他们的研究，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受其国内产业结构和内生技术创新能力的影响。在产业分布上，首先是以自然资源开发为主的纵向一体化生产活动，然后是进口替代和出口导向为主 的横向一体化生产活动。从海外经营的地理扩展看，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在很大程度上受“心理距离”的影响，其对外直接投资遵循以下的发展顺序：首先是在周边国家进行直接投资，充分利用种族联系；随着海外投资经验的积累，种族因素的重要性下降，逐步从周边国家向其他发展中国家扩展直接投资；最后，在经验积累的基础上，随着工业化程度的提高，产业结构发生了明显变化，开始从事高科技领域的生产和开发活动。同时，为获得更先进复杂的制造业技术，开始向发达国家投资。如中国台湾省的跨国公司在化学、半导体、计算机领域，新加坡的跨国公司在计算机、生物技术、基因工程、电子技术领域，韩国、香港特区企业在半导体、软件开发、电信技术等领域都占有一席之地。这些国家和地区对发达国家的投资也表现出良好的竞争力。 技术创新产业升级理论的评价 对外直接投资技术创新产业升级理论是以技术积累为内在动力，以地域扩展为基础的。随着技术积累固有的能量的扩展，对外直接投资逐步从资源依赖型向技术依赖型发展，而且对外投资的产业也逐步升级，其构成与地区分布的变化密切相关。 该理论解释了1980年代以来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对外投资的结构由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由传统产业向高技术产业流动的轨迹，对于发展中国家通过对外投资来加强技术创新与积累，进而提升产业结构和加强国际竞争力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受到了西方经济理论界的高度评价。
概述 最优税制理论最优税制理论研究的是政府在信息不对称的条件下，如何征税才能保证效率与公平的统一问题。由于理论是建立在信息不对称即政府对纳税人的纳税能力、习惯偏好不完全了解这个基础之上的，因此更具有现实意义。 信息的不对称使得政府在征税时丧失了信息优势，在博弈中处于一种不利的地位，在自然秩序作用下无法达到帕累托最优状态，我们只能通过制度的安排，使之接近于这个状态。最优税制理论就是在这个时候悄然兴起。 税收的基本原则主要为效率与公平，最优税制应该是同时兼顾效率原则与公平原则的税制。税收的效率原则要求税收不干预资源的配置，保持一种中性，以免造成对纳税人的行为的扭曲。也就是税收只有收入效应，而不产生替代效应，在收入效应中，只有资源的从私人手中转移到政府的手中，而替代效应则会因为个人行为的扭曲而产生效率的损失。税收的公平性应该是在收入的分配中体现，横向公平为同等福利水平的纳税人应同等纳税，纵向公平为不同福利水平的纳税人应不同纳税。 最优税制理论的基本假设条件 最优税制理论最优税制理论的基本假设条件如下： (1)市场状态假设：个人偏好、生产技术(一般可获得连续规模收益)和市场结构(完全竞争市场)要明确表示出来。 (2)政府的行为能力假设：政府必须通过一套交易成本较低的、有限的税收工具体系来筹措既定的收入(工具的选择与个人的消费相关，纳税义务与经济政策无关的一次总负税不予考虑)； (3)标准函数假设：多人的模型中，以社会福利函数作为标准函数，计算各种结果，以此来作为选择税收工具的标准。 早期最优税制理论 最优税制理论1927年，年轻的剑桥经济学家拉姆齐(Ramsey)在解答老师庇古(Pigou)的一篇作业中天才地解决了一个关于最优商品税的问题：假定一次总付税不可行，对于征收给定的税收收入，最优的商品税率应该是多少，才能使税收造成的超额负担最小。在一系列假设条件下，拉姆齐得出，对商品课税的最优税率与该商品的需求弹性成反比。一般来说，生活必需品的需求弹性很小，而高档品的需求弹性相对较大，拉姆齐法则要求，有效率的税收应对生活必需品课以高税率，而对高档品课以低税率。 最优所得税问题是一个更古老的问题。与最优商品税假定不存在公平问题相反，最优所得税最初的研究对效率采取了完全忽略的态度。埃奇沃思（Edgeworth）提出，当每个人的边际牺牲相等时(纵向公平原则)，社会效用损失最小，这就意味着最大边际税率为100％。当收入达到某个等级时，当事人的所有增加的收入都将用以交换税收，这样，一个非常大的可能性是高收入者将放弃工作，选择闲暇。由于损失了效率，政府的收入反而低于课征低税率的收入。斯特恩(Stern)通过对税收与劳动供给的研究，得出最优所得税率与劳动供给弹性负相关，当劳动供给弹性小，即对工资率的变动表现为不敏感时，较高的税率不会对劳动供给决策，从而对经济效率产生大的影响，反之，若劳动供给弹性很大，对工资所得课以较高的税率则会导致实际工资率的下降，进而引起更大的劳动供给的减少。 197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詹姆斯•莫里斯(Mirrlees)对激励条件下最优所得税问题作出了经典性研究。在考虑了劳动能力分布状态，政府最大化收益，劳动者最大化效用，以及无不定性、无外部性等一系列严格假定的情况下，他得出了一系列引人注目的结论，其中二点就是对高工资率和最低工资率都应课以零（边际）税率。 最优税收与生产效率是最优所得税理论的又一重要组成部分。宏观经济有效率，包括交换和生产的有效率，其条件是产品的边际转换率等于消费者的边际替代率。税收在产品边际转换率和消费者的边际替代率中各自插入一个税收契子，使得二者不再相等。生产偏离生产可能性曲线，造成效率损失的扭曲效应。最优税收设计在理论上可以实现生产的效率，或使税收造成的超额负担达到最小，但假设非常严格。例如，如果政府征税能力不受限制，可以对公司征收100％的税润税等。有关结论是不确定的，取决于特定的假设条件（斯蒂格里茨，Stiglitz，1987年）。 新发展 最优税制理论20世纪80年代以来，新增长理论的兴起为最优税制理论研究开拓了广阔的空间。新增长理论强调，经济增长不是由经济外部因素即外生变量造成的，而是由经济系统内生因素决定的。在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中，由于经济增长由作为外生变量的技术进步决定，所以从政策意义上说，中长期经济政策不能影响经济增长，当然也就不存在能长期促进经济增长的最优税收制度。而在新增长模型那里，认为促进经济增长的技术进步是经济内部因素决定的内生变量，技术进步可归结为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积累的结果。这样，经济政策就可通过作用于人力和物质资本的积累而影响到技术进步率，从而对经济增长产生影响。 新（内生）增长模型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种类型： 1.把技术进步归结为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积累的结果。如把技术进步完全归结为物质资本的积累，产出以净投资率增加（切米利 Chamley，1986.卢卡斯Lu-CaS，1990）；把技术进步归于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共同积累的结果，人力资本积累主要通过教育与培训支出和时间投入实现。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的生产可分为二种情况，一种是二者生产技术相同（Barro，1992），另一种是人力资本、物质资本生产采用不同的技术，生产中使用的人力资本份额不同。 2.技术进步采取了新的投入品（中间产品）和投入质量提高的形式，研究和发展（R＆D）上的投资生产了质量更好，生产力更高的投入品，这样旧的投入为新的投入所取代，产出得到提高。（罗默，Romer1989）。 3.技术进步具有外部性。一个企业的投资导致的人力资本积累和物质资本积累，即新知识和新技术从一个企业流向其它企业，一个国家的新知识和新技术也是这样，当代的人力资本积累可以产生跨代的效应，这些都可以对产出的增加产生影响。 在新增长模型的基础上，最优税制理论有了新的发展，主要表现在有关促进技术进步的最优所得税问题，包括资本所得税和劳动所得税及其相互关系。 1986年，切米利率先提出，在长期——在这里假定居民的存在具有无限期界，如果为有限期界，则结果大为不同——最优资本所得税率应为零。因为对资本所得课税会导致资本投资的跨代扭曲效应，而对劳动所得应课以正税，因为劳动所得税只能产生期内劳动与闲暇选择的扭曲，这和现实中对资本所得应课以重税的观点形成鲜明的对比。阿特卡森（Atkeson，1999年）等通过逐一放宽切米利的假设条件，检验并支持了切米利的观点，认为对资本所得课税是个坏主意。当人力资本作为内生投入参与生产时，其积累与物质资本积累一起构成了技术进步的基础，对劳动和资本所得课税会减低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的积累，进而降低增长率（金King，雷贝洛Rebelo，Picorrino，1993年，雷贝洛，1991年，皮科尔多，Picorrino,1993年等），所以，长期中，对资本和劳动所得的最优税率都应为零（巴尔，Bull，琼斯等，Jones，1993年，1997年，若比尼Roubinil,l996年）。 最优税制理论最优税制理论 对上述结论的研究包括二方面的探索： 其一是在理论上探讨对资本（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所得减税的增长效应。卢卡斯（1990年）的一个封闭经济的内生增长模型假定人力资本生产中物质资本的份额为零，即人力资本生产完全由人力资本投入而实现，模型的模拟结果显示，当取消对资本所得课税时，资本存量、消费和福利分别有一个显著的增加（分别为60％、6％和5.5％），但经济增长率没有变。金和雷贝洛的模型则假定物质资本在人力资本生产中的份额为三分之一，当资本所得和劳动所得的税率下降时，不仅资本存量和福利水平有明显增加，经济增长率的提高也是显著的。这表明，模型假设中的人力资本生产和物质产出的生产中要素比例对分析的结果有很大影响。卢卡斯（1988年）得出，当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生产中使用的人力资本份额不同时，最优资本所得税与劳动所得税的课税比例取决于二者生产中的相对人力资本密集程度。 皮科尔多把作为中间投入品的物质和人力资本同最终消费品区别开来，当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的生产与最终消费品生产中存在不同的物质资本密集度时，其相对高低就影响到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所得的最优课税问题。如果资本生产中物质资本密集度高于消费品生产，那么对劳动所得的课税应超过对资本所得的课税，反之，应对物质资本所得课征较多的税。当人力资本积累和研究与发展产生的中间品共同作为增长的动力时，有模型显示（埃纳森等，Einarsson，1997年）：减税产生显著的福利增加效应，而且中间品模型显示出更大的福利效应。如，劳动所得税或资本所得税下降10个百分点（从25％到15％），中间品模型中，福利水平分别增加19.01％和16.4％。 其二是用经验数据来检验。由于新增长理论没有得出关于最优税制问题的确定结论，经验检验显得尤为重要，但大多数经验数据分析结果表明，税率和增长无关（坦兹，Tanzi，2000年）。这表明立足于增长效应基础上的最优税制理论还有待发展与完善。 评价 最优税制理论积极意义 最优税制的发展经历了一个效率原则到兼顾公平原则的转变。在自由主义的传统下，人们注重的是效率，把公平放在理想中，二者是不可兼得的。最优税制理论却通过引入社会福利函数，运用数学方法，从理论上探讨效率和公平的协调问题。最优税制理论从最初的理想状态回到了与现实结合的状态。理想中的最优税制是建立在信息完全对称的假设基础上的，而在现实中，个人能力是私人信息，政府无法掌握，信息存在着不对称，最优税制理论就是在正视这些问题的基础上发展的，因此使得最优税制理论研究具有意义。 最优税制理论是对税收调控作用的重新认识。在自由主义经济学的传统中，市场是万能的，税收要保持中性的原则，不能干预市场的正常运行。但是随着人们对市场失灵的认识，税收被认为在存在失灵的领域具有调控作用。现代的最优税制理论更加明确了税收在市场中的调控作用，这种作用不仅在失灵领域，而且还作用于非失灵领域。政府可以通过税收对市场运行进行调控，其目标定位于减少经济波动、促进经济增长、．增加就业和促进产业结构的优化。最优税制理论无论是从假设上还是从模型建立的意义上，都是为调控经济这个目标服务的，这使得我们对税收的调控作用有了更深一步的理解。 2. 理论的局限性 不难看到，最优税制理论是建立在假设基础上的一种模型化的理论。其适用性还有待我们进行研究。毕竟市场是个复杂的综合体，有些指标可以数量化，但诸如预期、偏好、心理、习惯等因素无法数量化，这为我们运用数学工具解决经济问题带来了麻烦。最优税制理论忽略了政治、制度和管理能力因素，这也是最优税制理论不能运用于实际的税制选择的主要原因。 罗森(Rosen)曾这样评价最优税制理论“他无意去预见现实世界税制会成为什么，也无意去解释这些税制为什么会出现，因为这些理论很少关心制定税制所依据的制度和背景”。布坎南(Buchanan)则认为该理论没有把政治现实考虑进去，是一个极大的失误，因为税制的设计是在大的政治和宪法环境下制定的，如果忽略这一点，即使得出了理论上最优的模型也会是无效制度安排。虽然最优税制理论为我们提供了一些理论标准，但这些理论标准并不是对任何国家都具有意义的，它建立的基础是特定国家的经济、政治、管理、文化、历史等。而且，这一理论本身也并未尽善尽美。例如，作为最优税制理论基础是福利经济学，财政学家们把税收的公平原则、中性原则等与福利经济学的原则结合起来，依据社会福利函数求得最优税制的标准。但社会福利函数重点放在如何使效用最大化问题上，忽略了其他社会目标。 对我国税制设计的启示 最优税制理论(一)税收工具的可行性 最优税收研究了消费者的选择如何被运用到税制设计中来,这取决于政府可获得的信息。即使政府消除了市场失灵、保证了竞争行为从而保证了生产效率,但政府也不可能拥有关于每个人的能力、秉赋、偏好以及生产可能性的信息。因此,政府只能根据消费者在选择他们的工作时间、职业以及收入、消费方式的过程中所显示的信息,设计最优税收工具。所以税制设计灵敏地依赖于可获得的信息,进一步地讲,依赖于具体可行的税收工具。也就是说,政府可获得的信息的微小变化对于可使用的税收工具、税制设计都具有深远的影响。在我国关于个人收入的信息很少而且不可靠,非货币工资性的收入所占的比重过大,工资以外还有各种福利性分配,这些都游离于所得税的税基之外,所得税的功能受到很大的限制。我们在运用最优税收理论设计税收工具时,应该充分考虑现实的税收征管情况,而不能简单地采纳西方的理论。 (二)理论前提条件 最优税收理论标准模型是在严格的假设条件下得出特殊的结论,不能被当作一般规则,实际运用到税制设计时要谨慎。如最优税收理论的均一税率商品税成立的条件是:(1)最优的统一总额收益;(2)同一的线性恩格尔曲线;(3)加性的分离;(4)收入的离差仅由工资率决定。上述这些假定是非常严格,在我国现实经济生活中几乎不存在。在我国不可能存在最优的统一总额收益,而且不同收入、不同宗教信仰导致在消费方式等方面存在实质性差别,所以我们应该在具体设计税收时把这些因素考虑在内。在标准最优税收理论中,税制设计的唯一约束条件是有关偏好和禀赋的资料,但我国的制度、政治、行政管理、组织结构和文化方面与西方发达国家存在着较大的差别,这些因素都会对最优税收理论在我国的运用产生极大的影响。 (三)税收对消费者福利和政府收入方式的影响 最优税收标准模型假定:所得税必须对所有纳税人的全部所得课税,商品税能够对所有的商品课税。但在我国许多税种只有局部或特定的覆盖面,这可能极大地改变了税收归宿。如我国的个人所得税只覆盖总人口的小部分,主要局限在城镇地区,基本上没有涉及到我国发达地区的农村,这可能使税收归宿明显区别于西方的所得税,所以在我国个人所得税是个相对低效的税收工具。我国的国情或者限制了税收工具的范围,或者改变了税收工具的作用,因此我们在税制设计时应该修改最优税收理论的标准模型,拓展这一理论以适应我国不同于西方国家的国情。 参考资料 http://wiki.mbalib.com/wiki/%E6%9C%80%E4%BC%98%E7%A8%8E%E5%88%B6%E7%90%86%E8%AE%BA
索洛的新古典增长理论是现代增长理论的基石。索洛模型描述了一个完全竞争的经济，资本和劳动投入的增长引起产出的增长，而新古典生产函数决定了在劳动供给不变时，资本的边际产出递减。这一生产函数与储蓄率不变，人口增长率不变，技术进步不变的假设结合，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一般动态均衡模型。 索洛模型强调资源的稀缺性，强调单纯物质资本积累带来的增长极限，在人口增长率不变和技术进步不变条件下的稳态零增长正是这一思想的的体现。 索洛经济增长模型的假设｛①生产和供给方面：Y=F（K，L），劳动和资本可以平滑替代，规模报酬不变，稻田条件（公式），在生产函数两边同除以L——y=F（k,1）=f（k），所有符号均代表人均产量；需求方面：y=c+i，c=（1-s）y，y=（1-s）y+i，i=sy=sf（k）｝，资本存量的变化｛△k=i-δk=sf（k）-δk｝，投资、折旧和资本存量的“稳态”，储蓄率对稳态的影响，资本积累能提高产出水平，但是无法实现经济持续增长，“黄金律水平”{c*=f（k*）-δk*，条件：MPK=δ}，一个经济肯定会自动收敛于一个稳定状态，但并不会自动收敛到一个“黄金律水平”的稳定状态。在长期，一个经济的储蓄率决定其资本存量规模，从而决定其产出水平。储蓄率越高，资本存量就越多，产出也越多。储蓄率的提高导致一个迅速增长的时期，但最终当达到新的稳定状态时增长减缓。因此，虽然高储蓄率产生了稳定状态的高产出水平，但其本身不能造成持续的经济增长。稳定状态消费最大化的资本水平被称为黄金律水平。如果一个经济的资本大于黄金律稳定状态，那么，减少储蓄就会增加所有事点上的消费。相反，如果经济的资本小于黄金律稳定状态，那么，达到黄金律就要求增加投资，从而减少现在一代人的消费。一个经济的人口增长率是决定生活水平的另一个长期因素。人口增长率越高，人均产出水平越低。
目录 1正则形式的博弈 2正则形式的使用 3通用公式 4实例 正则形式的博弈 在博弈论中，正则形式是描述博弈的一种方式。与延展形式不同，正则形式不用图形来描述博弈，而是用矩阵来陈述博弈。与延展形式的表述方式相比，这种方式在识别出严格优势策略和纳什均衡上更有用，但会丢失某些信息。博弈的正则形式的表述方式包括如下部分：每个参与者所有显然的和可能的策略，以及和与其相对应的收益。 在非完美信息的完全静态博弈中，正则形式的表述方式详细地说明了参与者策略空间和收益函数。策略空间是某个参与者的所有可能策略的集合。策略是参与者在博弈的每个阶段——不管在博弈中这个阶段实际上是否会出现——将要采取的行动的完整计划。每个参与者的收益函数，是从参与者策略空间的向量积到该参与者收益集合（一般是实数集，数字表示基数效用或序数效用——在正则形式的表述方式中常常是基数效用）的映射。也就是说，参与者的收益函数把策略组合（所有参与者策略的清单）作为它的输入量，然后输出参与者的收益。 正则形式的使用 占优策略 合作背叛 合作 2, 2 0, 3 背叛 3, 0 1, 1 收益矩阵有助于剔除劣势策略，而且经常被用于说明这个概念。例如，在囚徒困境中（右图），参与者会发现因为其他人的背叛，合作成了严格劣势策略。参与者会比较每列的第一个数字，在这个例子中，3>2且1>0。这表明无论横排参与者怎样选择，竖排参与者选择背叛都比较好些。类似地，参与者会比较每列的第二个数字，同样也是3>2且1>0。这说明无论竖排参与者怎么做，横排参与者选择背叛都比较好些。这就证明了此博弈唯一的纳什均衡是（背叛，背叛）。 正则形式的连续博弈 一个连续博弈 左，左 左，右 右，左 右，右 顶 4, 3 4, 3 -1, -1 -1, -1 底 0, 0 3, 4 0, 0 3, 4 这些矩阵只表述同时（或者更一般地，信息不完美的）做出行动的博弈。上述矩阵不能表述甲先做出行动，被乙观察到，然后乙再做出行动的博弈。因为在这个例子中，无法确定乙每次的策略。为了表述这种连续博弈，我们要列出乙在博弈进行期间所有的行动——尽管根据实际情况，某种行动决不会出现。和前面一样，在这个博弈中乙有两种选择，左和右。与前面不一样的是，视甲的行动不同而定，乙有四种策略。这些策略是： 1. 如果甲选择顶，选择左；否则，选择左 2. 如果甲选择顶，选择左；否则，选择右 3. 如果甲选择顶，选择右；否则，选择左 4. 如果甲选择定，选择右；否则，选择右 右图是这个博弈的正则形式的表述方式。 通用公式 为了用把博弈表述成正则形式，需要提供下列数据： *表示参与者的有限集P，标记为 *每个参与者k在P里拥有有限个纯策略. 一个纯策略组合是参与者策略的联合，这是一个m元组. 则有: 我们用来表示策略组合的集合 收益函数形如 其预期解释是博弈结束时给予单个参与者的奖品。相应地，为了完整地说明一个博弈，收益函数必须在参与者集 P= {1, 2, ..., m}中对每个参与者详细说明。 定义：一个正则形式的博弈的结构形如 这里 P = {1,2, ...,m}是参与者集合， 是纯策略集合的一个m元组，每个纯策略对应于一个参与者，而 是收益函数的m元组。 没有理由在前面的讨论中，把参与者数量有限或每个参与者的策略有限的博弈排除在外。因为要用到泛函分析的技巧，关于有限博弈的研究非常艰深。 实例 一个正则形式的博弈 乙选择左 乙选择右 甲选择顶 4, 3 -1, -1 甲选择底 0, 0 3, 4 有种博弈是参与者同时（或至少在做出行动前不观察其他参与者的动作）做出行动，并按照上述已做出行动的组合获得收益。右边的矩阵是这种博弈得正则形式的表述方式。例如，如果甲做出行动“顶”，而乙做出行动“左”，则甲得到收收益4，乙得到收益3。在每个回合，第一个数字代表竖排参与者（此处为甲）的收益，第二个数字代表横排参与者（此处为乙）的收益。 其他表述方式 对称博弈（其收益不是依赖于参与者选择的动作）常常被表述为只有一种收益，即竖排参与者的收益。例如，左右两边的收益矩阵表述的是同一个博弈。 两个参与者都有的 雄鹿 野兔 雄鹿 3, 3 0, 2 野兔 2, 0 2, 2 只有竖排的 雄鹿 野兔 雄鹿 3 0 野兔 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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