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世界各国的宏观经济政策更容易互相影响，因此，宏观经济政策的国际协调是十分必要的。在经济存在相互依存性的条件下，一国实现内外均衡目标必须进行政策的国际协调，以避免分散决策带来的损失。 在经济存在相互依存性的条件下，一国实现内外均衡目标必须有政策的国际协调，以避免分散决策带来的损失。
当前，国际金融领域面临三大挑战，即巴塞尔新资本协议、国际会计准则和塞班斯法案。这三项挑战，是金融机构经营者、监管者，立法者和学术界共同面临的重大课题。 1．巴塞尔新资本协议。2004年6月，巴塞尔委员会经过长达6年时间的讨论，发布了《统一资本计量和资本标准的国际协议修订框架》，简称巴塞尔新资本协议。该协议是由最低资本要求、监管当局对资本充足率的监督检查以及信息披露三大支柱组成，是一个更全面，更具风险敏感性的资本监管框架。它吸收和反映了近年来银行业风险管理的最新进展，代表了当今资本监管和风险监管的先进理念。在最低资本金要求方面，新资本协议适应银行业风险管理技术的新进展，提出两种资本金计算方法：一种是标准法；另一种是内部评级法。这两种方法用哪一种都可以，但任何一种方法对我们来讲都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2．国际会计准则39号 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IASC）公布了《国际会计准则39号》（简称IAS39）的修订稿和实施指导原则。IAS39中关于资产和负债的确认、资产和负债分类方法和计价原则、公允价值的确定、资产减值的概念和计算方法、套期会计有关规定等内容，都是当前国际会计准则方面比较前沿的东西，对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的计算、贷款损失准备金计提和资产证券化等都将产生直接影响。它的发布对所有银行经营和监管提出了巨大挑战，需要我们认真研究和掌握。 3．塞班斯法案 第三个挑战正悄悄向我们走来，这就是2002年7月份通过的《塞班斯法案》。该法案是对安然事件和美国世界通信倒闭事件的迅速回应，是为了迅速遏制丑闻的扩散，规范美国企业的行为，恢复美国在资本市场上的公信力。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是政府间国际金融组织。１９４５年１２月２７日正式成立。１９４７年３月１日开始工作，１９４７年１１月１５日成为联合国的专门机构，在经营上有其独立性。总部设在华盛顿。该组织宗旨是通过一个常设机构来促进国际货币合作，为国际货币问题的磋商和协作提供方法；通过国际贸易的扩大和平衡发展，把促进和保持成员国的就业、生产资源的发展、实际收入的高水平，作为经济政策的首要目标；稳定国际汇率，在成员国之间保持有秩序的汇价安排，避免竞争性的汇价贬值；协助成员国建立经常性交易的多边支付制度，消除妨碍世界贸易的外汇管制；在有适当保证的条件下，基金组织向成员国临时提供普通资金，使其有信心利用此机会纠正国际收支的失调，而不采取危害本国或国际繁荣的措施；按照以上目的，缩短成员国国际收支不平衡的时间，减轻不平衡的程度等。该组织的资金来源于各成员认缴的份额。成员享有提款权，即按所缴份额的一定比例借用外汇。 １９６９年又创设“特别提款权”的货币（记帐）单位，作为国际流通手段的一个补充，以缓解某些成员的国际收入逆差。成员有义务提供经济资料，并在外汇政策和管理方面接受该组织的监督。此外，除管理国际货币体系和向成员国提供资金融通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还通过教育机构、在特定领域向特定国家提供技术支持、出版与国际货币事务有关的书籍等途径来帮助成员国。
汇率的标价方法包括直接标价法和间接标价法。在直接标价法下，外汇汇率的上升表明本币贬值，外币升值。在间接标价法下，外汇汇率的上升表明本币升值，外币贬值。
自1997年7月起，爆发了一场始于泰国、后迅速扩散到整个东南业井波及世界的东南亚金融危机，使许多东南亚国家和地区的汇市、股市轮番暴跌，金融系统乃至整个社会经济受到严重创伤，1997年7月至1998年1月仅半年时间，东南亚绝大多数国家和地区的货币贬值幅度高达30％～50％，最高的印尼盾贬值达70％以上。同期。这些国家和地区的股市跌幅达30％～60％。据估算、在这次金融危机中，仅汇市、股市下跌给东南亚同家和地区造成的经济损失就达1000亿美元以上。受汇市、股市暴跌影响。这些国家和地区出现了严重的经济衰退。这次东南亚金融危机持续时问之长，危害之大、波及面之广，远远超过人们的预料。然而，危机的发生绝不是偶然的，它是一系列因素共同促成的必然结果。从外部原因看，是国际投资的巨大冲击以及由此引起的外资撤离。据统计，危机期间，撤离东南亚国家和地区的外资高达400亿美元。但是，这次东南亚金融危机的最根本原因还是在于这些国家和地区内部经济的矛盾性。东南亚国家和地区是近20年来世界经济增长最快的地区之一。这些国家和地区近年来在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暴露出日益严重的问题：①以出口为导向的劳动密集型工业发展的优势，随着劳动力成本的提高和市场竞争的加剧正在下降。上述东南亚国家和地区经济增长方式和经济结构未作适时有效的调整，致使竞争力下降，对外出口增长缓慢、造成经常项目赤字居高不下。。②银行贷款过分宽松，房地产投资偏大，商品房空置率上升、银行呆账。坏账等不良资产日益膨胀。，③经济增长过分依赖外资，大量引进外资并导致外债加重。 。④汇率制度僵化。在近年美元对国际主要货币有较大升值的情况下，东南亚国家和地区的汇率未作调整，从而出现高估的现象，加剧了产品价格上涨和出口锐减。因此，这些国家和地区货币贬值势在必行。而货币贬值又导致了偿还外债的能力进一步下降，通货膨胀压力加剧，从而促使股市下跌。⑤在开放条件和应变能力尚不充分的情况下，过早地开放金融市场，加入国际金融一体化，当国际游资乘机兴风作浪时，一些东南亚国家和地区不知所措或措施不力，完全处于被动地位。 对我国的启示：第一，正确处理“外向型经济”与“内向型经济”的关系，保持在全球化与开放条件下的国民经济的合理、均衡的结构。东南亚的危机给了“东亚模式”以严重的挫折，现在虽不能说，东南亚国家的出口导向型的发展模式已经失败，但确应对其进行深刻的反思。中国是一个发展中的大国，中国在发展中对大国经济的特点，应予充分的考虑。大国经济应对全球化的风险方面应当较为有利。中国应吸取东南亚国家发展中的经验教训，注意在发展外向型经济的同时充分注意发展国内产业，注重推动国内产业链的延伸。从总体上看，尽管处于全球化时代，中国这样的大国经济在可以预见的将来还仍然会是以内循环为主，以外循环为辅。因此，当前中国政府坚持扩大内需的调整与促进国民经济持续、健康和快速发展的基本战略是正确的。第二，积极、正确地引进和利用外资，加强宏观引导。外资的进入对中国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起到了巨大的促进作用。但外资的进入并非多多益善。外资过多地集中个别行业与地区会造成国内经济结构的失衡并易于造成地区间的差距扩大。今后如何引导外资向内地和内需产业流动是中国宏观经济政策制订中需要研究的重要课题。
1.与债务国本身无关的外生因素 2.债务国本身对外债管理出现失误 3.债务国整个经济管理出现失误 4.外在冲击进一步恶化 5.发展中国家未能合理利用所借资金来促进进出口的快速增长。
从理论上讲，内部均衡与外部均衡在本质上是一致的，所以外部不均衡必然对内部均衡产生巨大的影响，该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购买外汇成为基础货币投放的主要渠道，影响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主动性。过分宽余的货币供给，如果集中在商品市场，就是通货膨胀；集中在资产市场，就可能形成泡沫经济。二是金融资本大量回流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可能意味着一定程度的经济资源闲置。目前我国居民、企业和国家持有大量外汇资产，在境外运作。中国已成为资本净输出国，成为发达国家重要的资金供应者。这无疑对稳定国际金融市场，促进国际经济复苏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是对中国来讲，利弊尚需分析比较。此外，外汇资金数量巨大，也增加了经营的难度和风险。三是延缓结构调整，影响国际竞争力提高。企业对价格竞争力依赖较大，必然会影响产品升级换代和技术更新改造的积极性，影响品牌创造、市场营销、相关服务等非价格竞争力的提高。结果，发达国家一方面通过进口中国商品享受巨大的“价格剩余”好处，另一方面却不断利用“反倾销”等手段为中国的外贸出口设置障碍。
所谓直接管制就是指政府采取行政或法律手段以实现经济金融稳定和国际收支的平衡。直接管制主要包括如下几种形式：对价格的管制、对金融市场的管制、对进出口贸易的管制、对外汇交易的管制。其中对外汇交易的管制主要包括三部分内容：对货币兑换的管制、对汇率的管制、对外汇资金收入和运用的管制。一般认为，长时期的直接管制会造成各种扭曲，进而影响到一国经济的活力。随着我国经济的持续增长，改革开放的继续深入，为了适应市场经济的需要，逐步的减少直接管制，是很有必要的。 由人民币汇率制度的演变，也可以说明逐步取消直接管制政策是经济发展的趋势。 ①高度集中控制时期（1979年以前）：1949—1973，实行钉住英镑的固定汇率制度。1973年以后，实行钉住一揽子货币的固定汇率。这一时期，对人民币自由兑换的控制是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相一致的，一切外汇收支由国家管理，以期外汇业务由中国银行经营，国家对外汇实行全面的计划管理，统收统支。 ②向市场化过渡时期（1979—1993年）：1979年，国务院决定实行外汇额度留成。实行外汇额度留成之后，创汇企业和用汇企业之间产生了调剂外汇余缺的需要，在我国又形成了外汇调剂市场，在这一市场的基础上，人民币官方汇率在1981—1984年实行贸易内部结算价与非贸易公开牌价的双重汇率制度。1985年，取消内部结算价，重新实行单一汇率，为1美元兑2.8人民币。之后逐步下调至1993年底1美元兑5.8人民币。同时自1980年起，我国各地陆续开始实行外汇调剂制度，形成官方汇率与外汇调剂市场汇率并存的双轨格局。由此可以看出，外汇留成制在推动人民币向可兑换货币方向发展的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这体现在相当一部分用汇需求可以在外汇调剂市场上实现。但是，经常账户下的支付用汇仍然有一部分需要计划审批，并且由外汇留成导致的多重汇率的出现，也不符合经常账户下自由兑换的特征。 ③经常账户下有条件自由兑换时期（1994—1996年）： 1994年我国对外汇管理体制进行了一次深远的改革，其内容主要包括汇率并轨，实行结售汇制等。这次改革使我国实现了经常账户下有条件的可自由兑换，这体现在取消了对经常账户收支的各类歧视性的多重汇率制，对境外团体的经常账户下用汇取消了计划审批等方面。至于有条件性，则主要体现在对外商投资企业及个人的经常账户下用汇仍存在一定限制。其间人民币汇率维持在1美元兑8.7人民币左右。 ④经常账户下完全自由兑换时期（1996年12月至今）：我国自1996年12月1日起，接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协定第八条的全部义务，这标志着中国实现了经常账户下人民币的完全可兑换。实现经常账户完全可兑换后，对经常账户下的外汇收支的管理仍然存在。与此同时，我国还对资本和金融账户实行比较严格的管制，基本原则是“管理从紧”，严格审批和登记一切资本输出入、鼓励外商直接投资，严格控制外债规模、结构、目的和流向、对本国资本输出实行严格管理。 由上可知，我国外汇管理体制改革过程是不断取消管制，进行市场化的过程，是一种帕累托改进。在计划经济时代，为追求赶超战略，大力发展高度资本密集型的重工业，通过抑制其他部门对外汇的需求，压低外汇的价格，把有限的外汇用于发展重工业，这一做法已被证明是无效率的。在1979年至1993年，实行外汇率额度留成，并形成调剂市场，这部分的解决了用汇需求问题，但有一部分仍受到限制，而且还存在多重汇率问题，扭曲了外汇的价格体系，使汇率不能完全反映市场的供求。1994年至1996年的经常账户下有条件自由兑换时期，除了对外商投资企业及个人的经常账户用汇存在限制外，其他的经常账户用汇都已市场化，并建立银行间外汇买卖市场，来形成反映供求关系的市场汇率，提高了外汇资源配置的效率。但由于结售汇制的固有缺陷和银行间外汇市场的垄断结构存在，使得银行间外汇市场形成的汇率仍不能完全反映居民、企业和商业银行等经济主体的意愿，外汇资源配置效率有待仅以提高。因此，逐步取消直接管制政策是不可逆转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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