冒进现象:超过具体条件和实际情况的可能,工作开始得过早,进行得过快。
点评:超越不应超越的,反而更容易落后。
城市化冒进他指出,目前共有48个中国城市要建国际大都市,与此同时陷入“种田无地、就业无岗、低保无份”的“三无”困境的失地农民也越来越多。截至2004年底,中国大约有5,670万失去土地的农民,若这种冒进式城镇化不加遏制,到2020年,失地农民还将增加6,000万。
冒进城镇化=虚假+贫困
陆大道坦言,部分地方领导人,除按照现有人口和产业规模的两倍、三倍、四倍进行城市规划的修编外,还在市区、开发区修建大马路、大立交、大绿地、大学城,导致城市发展空间严重失控。特别是政府办公区大搬家,政府办公楼一拨拨地大迁徙,成片成片地摧毁民居和耕地,它们离老城有几公里或者十几个公里,配以几百亩或者上千亩的广场,有的还在附近建设豪华的会展中心,或者人工开挖广阔的水井,形成所谓的新城,这看成中国一大特色。他表示,当前中国经济发展、产业结构和就业岗位增加尚不能够适应如此冒进的城镇化,以及迅疾的空间扩展,因此势必造成极大风险和危害。
五大危害痛关国计民生
第一,数量巨大的农民工形成相当数量的虚假城镇化和贫困的城镇化。中国现阶段人口流动以进城务工的农民工占主体(占85%以上),每年数量达1.3亿,这些人计算在城镇人口里面,但不能享受政府为当地城镇居民所提供的就业、教育、社会保障医疗卫生等公共服务,因此不是真正的市民或者是城镇人口,并且生活质量低劣,此外农村里留守儿童还有2,000万,由隔代的老人抚养,生活与教育条件都很差,这些都是很严重的问题。
第二,大量优质耕地被占用,危及粮食安全。当前中国耕地面积大幅度缩减,仅剩19亿亩能种粮食。
第三,许多地方政府大规模圈占耕地、剥夺农民以发展经济,出现大量的失地农民,严重侵害农民利益。这些农民不仅无法分享农用地转为城镇化后所产生的巨额收益,甚至无法获得最基本的征地补偿和生活保障,陷入“种田无地、就业无岗、低保无份”的困境,沦为“三无”农民。
第四,各类开发区、大学城,冲击正常的土地市场秩序,导致土地供过於求和大量被贱卖。
第五,带来城乡对立,社会冲突。当前80%的上访都由土地问题引发,而且大规模人口流动导致流入地和流出地社会结构发生变化,引起突出的社会安全和人口安全问题。
楼市冒进当然,南京楼市高端市场过于“冒进”,也全非开发商的错。土地成本的提高使得开发商在项目定位时必须走“高档路线”,降低土地成本在整个项目成本中的比例,从而获取一定的利润。像当初万科以1.855亿元的莫愁湖边上“赌”了一把,如此高的地价决定了其产品的高档策略。万科成功了,率先在南京高端市场分得了一杯羹,但这是因为有万科的品牌、莫愁湖的稀缺资源及确实一流的规划设计作为支撑的,一般开发商在效仿时要掂量一下自身的实力,三思而后行。
战略冒进中国家电企业黑马常有,而白马却不常见。家电企业的一匹黑马——胡志标所领导的爱多集团也没有摆脱这个怪论,没能顺利的走向前台,变成白马。历史总是会有惊人的相似。
如果说胡志标是陨落是家电行业历史长河的前车之鉴,那么金正的衰败就是指明灯。只是这盏指明灯是雷区的指示,这盏指明灯的代价太大。从6月3日金正集团董事长万平在山西被羁押调查,到天龙集团董事长田家俊和总经理杨玉新反目成仇,“金正危机”愈演愈烈。从一个拥有员工7000余人的大型现代化集团公司,到现在裁员3/4。从一个具备月生产50万台影碟机、10万套家庭影院、50万部电话机和50万台复读机能力的大型现代化制造企业,到现在资金链的断裂,靠卖品牌和资源来维持企业的运转。金正逐步走向失败的边缘。金正的衰落,犹如在家电行业扔下一颗重炸弹,在业界掀起轩然大波。也引发了我们对民营企业运作的思考。有人说金正的陨落是由于权力上的纷争,是企业家盲目求大的心态所致。也有人说金正的衰败是由于经营上缺乏效率和科学、管理上缺乏完善。而金正的失败是对企业自身的实力和市场环境的估计不足,而表现出来的就是其品牌战略上的冒进。
历史冒进历史上的冒进以大跃进运动最为突出。
由于对社会主义经济发展规律和中国经济的基本情况认识不够,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经验不足,加之毛泽东等人在胜利面前滋长了骄傲自满情绪,急于求成,夸大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因而在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提出之后,没经过认真的调查研究,就轻率地发动了“大跃进”运动。[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