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述农业过剩劳动力的吸收转换过程将推动经济持续增长。当农业部门的过剩劳动力被吸收进工业部门时,农业部门的工资将开始上升,使贸易条件转向对农业有利,并导致工业部门的工资随之上升。资本积累的速度与规模,已突破了经济发展在最初阶段所遇到的劳动力无限供给的限制。当全部过剩劳动力被吸收时,工业部门的劳动力供给弹性已消失殆尽,因为农业部门已全部商业化,农业部门的生产者也加入了对劳动力的竞争。在此过程中,工业部门的利润部分不断增长,以确保过剩劳动力不断得到利用,并最终全部被吸收。实际工资也将随着劳动生产率的增长而不断提高,从而经济进入一个自我持续增长的新阶段。
意义 刘易斯模式总的看,该模式突出论证了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两个重要问题;一是城市工业部门和乡村农业部门结构上和经济上的差异;一是把两个部门连结起来的劳动力转移过程的重要作用。发展经济学关于人口流动理论的模式之一,刘易斯是第一个提出人口流动模式的经济学家,他认为,发展中国家一般存在着二元经济结构即国民经济含有两种不同性质不同结构的部门:一个是以传统生产方法进行生产的、劳动生产率极低的非资本主义部门,以农业部门或农村部门为代表;另一个是以现代生产方法进行生产的、劳动生产率和工资水平相对高的资本主义部门 ,以工业部门和城市部门为代表。经济发展依赖现代工业部门扩张,而农业部门为工业部门的扩张提供劳动力资源和资本积累。因此,这一模式也称为二元部门模式(dual-sector model)。无限剩余劳动供给是刘易斯模式的前提条件,无限剩余劳动供给是指现代工业部门在现行的一个工资水平上能够得到所需的任何数量的劳动供给,也就是说,在现行的工资水平上,现代工业部门的劳动供给是无限的,是具有完全弹性的。
应用 刘易斯模式中国东部沿海一些省市,出现了以“民工荒”为表现形式的劳动力短缺现象,这一现象现已从沿海地区蔓延到中部地区甚至劳动力输出省份,幷且推动了普通劳动力工资的上涨。比如,在中国经济发达的珠三角地区,2004年前的10多年中,农民工的工资增长祗有60元,但到2005年一年就增长100多元,近两年的工资水平继续在提高。与此同时,城市失业率攀升和劳动参与率下降的趋势也得到遏止。这些都是劳动力市场变化的征兆。种种信息表明,中国劳动力的供给结构,特别是初等劳动力已经从供过于求转为供求平衡,局部地区已经出现供不应求,刘易斯模式已初见端倪。刘易斯模式的到来也使得以往依赖劳动力数量和价格优势的中国经济发展模式遇到极大的挑战。中国经济发展模式,无论是政府的政策制定和制度安排,还是企业的产业组织选择和技术选择,或者整体经济的产业结构形成,都是在这种结构特征下进行的。一旦劳动力无限供给特征逐渐消失,中国经济将进入一个人们以往幷不熟悉的发展环境。因此,企业特别是政府如何应对刘易斯模式的挑战,某种程度而言将决定着中国经济的未来。
对企业来讲,是单纯依靠增加劳动还是依靠投资,或者转到以提高生产率为主要经济增长动力,主要取决于生产要素的价格。在劳动力价格便宜的时候,企业自然选择劳动密集型产业;在资金供给充裕的时候,企业会尽可能地获得投资;但这些资源都变得相对稀缺的时候,企业就会选择提高生产率。然而,企业能否得到这些正确的市场信号,就得看市场自身的完善程度。祗有通过竞争,才能真实地反映市场生产要素的价值。中国应主动寻求发展模式的超越,从现在依靠廉价劳动力、压低生产要素、资源价格增长的模式,转到更多依靠科技创新、知识产权保护、提高劳动生产率去追求更富质量的增长。
缺点美国耶鲁大学经济学教授费景汉(JohnC.H.Fei)和古斯塔夫·拉尼斯(GustavRanis)认为:刘易斯的二元经济结构模式有两个缺点:第一,不重视农业在促进工业增长方面的重要性;第二,忽视农业生产率提高而出现剩余产品是农业劳动力向工业流动的先决条件。[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