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征 介绍贿赂罪一、本罪侵犯的客体是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的廉洁性和职务行为的不可收买性，直接扰乱国家机关的正常工作秩序和正常管理的工作的秩序。 二、本罪在犯罪客观方面表现为： 1、行贿人实施行贿行为而向国家工作人员介绍贿赂； 2、为受贿人收受贿赂而向他人介绍贿赂； 3、情节严重的行为。 三、本罪的犯罪主体是一般主体，即达到刑事责任年龄，具备刑事责任能力的自然人实施介绍贿赂行为，均可构成本罪犯罪主体。 四、本罪在犯罪主观方面表现为故意，其故意的内容是促成行贿、受贿双方建立贿赂关系，并希望这种结果发生。如果行贿人、受贿人之间没有建立贿赂关系，不影响本罪的成立。 立案标准 介绍贿赂罪《立案标准》规定，涉嫌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予立案：1、介绍个人向国家工作人员行贿，数额在二万元以上的；介绍单位向国家工作人员行贿，数额在二十万元以上的；2、介绍贿赂数额不满上述标准，但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1)为使行贿人莸取非法利益而介绍贿赂的；(2)三次以上或者三人以上介绍贿赂的；(3)向党政领导、司法工作人员、行政执法人员介绍贿赂的；(4)致使国家或者社会利益遭受大损失的。 构成 介绍贿赂罪(一)客体要件本罪侵犯的客体是国家机关管理活动和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的廉洁性。(二)客观要件本罪在客观方面表现为行为人在行贿人和受贿人之间实施沟通、撮合，促使行贿与受贿得以实现的行为。即为行贿受贿双方“穿针引线”，促使双方相识相通，代为联络，甚至传递贿赂物品，帮助双方完成行贿受贿的行为。介绍贿赂行为，只有情节严重的才构成犯罪。如果只是口头表明引见，并没有具体实施撮合行为，或者已经使行贿、受贿双方见面，由于某种原因，贿赂行为未进行的，均不能构成介绍贿赂罪。根据朋1999年9月16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施行的《关于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立案侦查案件立案标准的规定》（试行）的规定，涉嫌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予立案：1、介绍个人向国家工作人员行贿，数额在2万元以上的；介绍单位向国家工作人员行贿，数额在20万元以上的;2、介绍贿赂数额不满上述标准，但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1)为使行贿人获取非法利益而介绍贿赂的；(2)3次以上或者为3人以上介绍贿赂的；(3)向党政领导、司法工作人员、行政执法人员介绍贿赂的(4)致使国家或者社会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三)主体要件本罪主体为一般主体。(四)主观要件本罪在主观方面表现为直接故意。即行为人明知自己撮合的是行贿、受贿行为而有意为之。一般都具有从中谋取私利的目的对于出自亲友关系，或者其他非物质利益的考虑，自愿介绍贿赂的，一般不影响本罪的成立。其中情节较轻，危害后果不严重的，也可以不按犯罪论处。 认定认定本罪时，应区分介绍贿赂罪与行贿、受贿共犯的界限，介绍贿赂人不同于行贿或受贿一方的帮助犯，他必须与贿赂行为的双方都有联系，是根据行贿、受贿双方的意图办事，在行贿人和受贿人之间进行联系，如果行为人只与其中一方有联系，为一方出谋划策，则构成一方的共犯。另外，介绍贿赂的行为人是在他人有了行贿或受贿故意的情况下，才从中沟通撮合的。如果他人本无行贿或受贿的意思，只是在行为人的极力怂恿、劝说、诱导等行为之下才产生行贿、受贿意图，便不是介绍贿赂的性质，而是教唆犯。如果在教唆后，又在实施介绍贿赂行为的，应按他所教峻的犯罪(行贿罪或受贿罪)的共犯定罪，从重处罚。 处罚犯本罪的，处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本条第2款规定，介绍贿赂人在被追诉前主动交待介绍贿赂行为的，可以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这是对介绍贿赂人自首的，可以减轻或者免除处罚的规定。介绍贿赂人作为行贿、受贿双方之间牵线搭桥的人对整个贿赂犯罪的过程了解得十分清楚，在被追诉前主动交待介绍贿赂犯罪行为，实际上也是检举、揭发了行贿、受贿双方的犯罪行为，对于司法机关收集证据查明贿赂犯罪事实，惩处贿赂犯罪行为有着重要的作用，体现了惩罚与宽大相结合的原则。[1]
构成 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一) 客体要件 本罪侵犯的客体是复杂客体。即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的廉洁制度和公私财物的所有权。本罪客体的复杂性是由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刑法内涵的复杂性和特殊性所决定的。本法设立本罪的目的是严密法网，使司法机关易于证明犯罪而使腐败官员难以逃避裁判。也即按通常的司法程序，在官员贪污受贿难以证实的情况下，把举证责任部分转移而设立本罪。因此，首先，从设立该罪的目的就可以看出，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侵犯的首要客体是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的廉洁性。其次，既然是巨额财产来源不明，本罪也就必然地侵害了社会主义的财产关系，侵犯了国有财产、集体财产和公民个人的财产所有权。 (二) 客观要件 本罪在客观方面表现为国家工作人员的财产或支出明显超过合法收入，且差额巨大，本人不能说明其合法来源。 首先，行为人拥有的财产或者支出明显超过合法收入，而且差额巨大。这里所说的财产，是指行为人实际拥有的财产，包括住房、交通工具、存款等，名义上是属于别人实质是行为人的财产，应当属于行为人拥有的财产。这里的支出，是指行为人已经对外支付的款物，包括赠与他人的款物。合法收入，是指按法律规定应属于行为人合法占有的财产，如工资、奖金、继承的遗产、接受馈赠、捐助等。根据1999年9月l6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施行的《关于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立案侦查案件立案标准的规定》(试行)的规定，巨额财产来源不明，数额在30万元以上的，应予立案。其次，行为人不能说明其拥有的财产或支出与合法收人之间巨大差额的来源及其合法性。行为人不能说明其来源是合法的，包括行为人虽然“说明”了，但司法机关查证不能证明其说明的合法来源的情况。差额部分的财产被推定为“非法所得”。本罪的行为状态，表现为国家工作人员对数额巨大的不合法财产的占有和支配。 (三) 主体要件 本罪的主体是特殊主体，即国家工作人员。非国家工作人员不能成为本罪主体。国家工作人员，包括：在国家机关、国有公认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和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委派到非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从事公务的人员，以及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 (四) 主观要件 本罪在主观上是故意，即行为人明知财产不合法而故意占有，案发后又故意拒不说明财产的真正来源，或者有意编造财产来源的合法途径。 认定 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一) 计算非法所得的数额的问题 国家工作人员的合法收入是计算非法所得的基础。国家工作人员的合法收入，应当包括国家工作人员的工资、奖金、国家发放的各种补贴、本人的其他劳动收入、亲友的馈赠和依法继承的财产。非法所得数额应以国家工作人员的财产或者支出与其合法收人的差额部分计算。非法所得时，应将合法收入部分扣除，只计算差额部分。如果行为人能够说明财产的来源是合法的，并经查证属实的，应作为本人的合法收入；如果行为人不能说明财产的来源是合法的，则应减去其合法收人的差额部分，即视为非法所得，其行为构成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 (二) 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与贪污罪、受贿罪的界限 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与贪污罪和受贿罪有着密切的联系，很多巨额财产来源不明就是没有被查明证实的贪污罪和受贿罪。但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作为一个独立的罪名有着自己的犯罪构成。首先，贪污罪和受贿罪的犯罪主体的范围要比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大一些，除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还包括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其他经手管理公共财产的人员和其他依法从事公务的人员。在犯罪的客观方面，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只要求行为人拥有超过合法收人的巨额财产，而且行为人不能说明、司法机关又不能查明其来源的即可。也就是说，行为人拥有的来源不明的巨额财产既可能是来自于贪污、受贿，也可能是来自于走私、贩毒、盗窃、诈骗等等行为，这些都不影响构成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 处罚根据本条第1款的规定，犯本罪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财产的差额部分予以追缴。 司法机关在查处贪污、受贿、走私等刑事犯罪案件过程中，发现被告人的财产或者支出明显超过合法收入，且本人不能说明其来源合法，差额达到巨大标准的，应以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予以认定，按数罪并罚原则处罚；差额未达到巨大标准的，不以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认定，但其差额部分仍属非法所得，应依法予以追缴。 立法不足 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现行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立法的不足主要表现在：（一）宏观方面1、现行立法过于分散，缺乏统一。有关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立法有刑法典、司法解释、行政法规、规章、政策等多种形式。2、从总体上看，法律效力不高，许多规定尚停留在政策和制度层面，还没有上升到法律层面。3、现行立法规定整体不协调，各个规定之间不能相互衔接，没有形成一个系统。（二）微观方面1、犯罪主体与财产申报主体范围不一致。中国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犯罪主体限于国家工作人员，包括国家机关中从事公务的人员或依法以国家工作人员论的人员。财产申报主体限于机关、社会团体、事业单位的县级以上领导干部以及国有大中型企业的负责人。因而，财产申报主体范围明显小于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犯罪主体的范围，二者的严重脱节，不利于刑事责任的追究和认定。2、犯罪行为对象和申报财产的范围过于狭窄，给规避财产留有余地。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要求的“财产、支出和收入”仅指行为人的财产、支出和收入，不包括其他家庭成员的财产、支出和收入，同时对于行为人的债务的增减状况、拥有的知识产权、财产期权没有考察。申报财产的范围仅限于个人的部分收入，而非全部收入，更非申报主体整个家庭财产状况。上述规定范围的不周全，给规避财产留下了余地。3、“说明”的规定过于粗糙，有其不合理之处。首先，“可以说明”的法律适用的必然性较低。其次对“说明”的程度的要求较低，没有给出“令人满意的”、“合理的”限定。由于立法的缺陷，造成了司法实践中具体操作标准的混乱。4、本罪缺乏附加刑的规定。现行立法仅规定对财产差额部分予以追缴，而没有规定附加罚金或没收个人财产的一部或全部，也容易轻纵犯罪分子，不利于实现刑法的一般预防与特殊预防相结合的原则。 不足对策 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一）立法完善1、统一现行立法，尽快将已成熟的规章、制度和政策上升为法律，完善现行立法，使之形成一个完整统一的体系，提高法律适用的频率和效率，以利于打击贪污腐败犯罪。2、增加财产附加刑的规定。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既属于职务犯罪，又属于经济犯罪。在刑法理论上，这类犯罪首先侵害的是国家公职人员队伍的廉洁性和国家机关正常工作秩序以及公共财产所有权。从行为人主观上而言，其追逐的是非法的财产利益。如若行为人认为在经济利益上不合算，就有可能收敛甚至放弃犯罪。因此设置刑罚时，应当设置适用财产刑罚，以便更好地发挥本罪刑罚的威慑力和惩罚功能。3、加强犯罪嫌疑人在说明财产来源时的举证责任。应当将刑法第395条第一款中“可以责令说明”修正为“应当责令说明”，以增强法条适用的必然性。同时，还应加强“说明”的程度，即“说明”是否圆满。作为特殊主体，国家工作人员有义务说明其财产来源。国外一些国家和地区都不以犯罪嫌疑人对财产来源做出说明或解释为限，而是要求做出满意解释。如香港、新加坡均要求做出圆满解释。而中国现行法律仅要求“说明”就行，所以实践中几乎很少有犯罪嫌疑人不能“说明”的情况。如果现行法律能进一步对于“说明”加以限制，要求犯罪嫌疑人做出“满意的说明”或者“提供证据说明”，那么有意逃避法律的贪污贿赂分子就不那么容易逃脱。（二）制度建设针对当前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在立法上的诸多不足和在司法实践上的尴尬处境，除了应当从立法上加以完善以外，更应从制度上加大建设的步伐，使之从多方面对贪污腐败现象加以遏制，从而更好地为我国现代化建设保驾护航。从制度上主要加强以下四个方面的建设：1、建立和完善公务人员个人财产申报制度。财产申报制度是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前置制度。建立和完善国家公务人员的财产申报制度，使国家工作人员的财产状况始终处于国家的有效的监督之下，防止当出现巨额财产时才发现其来源难以查明的失控状态，同时扩大财产申报的主体和范围，使之与现行立法相一致。最后，应加强审计机关和监察机关对各级国家工作人员的财产情况的审查和监督，以推进现行的财产申报制度的实施和完善。2、建立和完善金融监管机制。以我国实行个人存款实名制为标志，金融监管机制开始对国家工作人员的财产给予了及时、全面的监控。这有利于抑制腐败，更有利于国家财政、税收的征管。但是，目前的金融监管机制作用十分有限，各大银行之间信息沟通渠道不畅，交流信息不完整，同一姓名可以在不同的银行甚至同一银行的不同营业点开立多个帐户，使得腐败分子还有可乘之机。3、坚持党的监督、群众监督和舆论监督相结合的策略。实践中对于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追究大部分源自群众的举报、纪委的查处和媒体的揭发。因此，对于国家工作人员应当从党、国家和群众三方面加以监控，广开举报渠道，加大舆论监督力度，充分发挥纪委作用，多层次地打击腐败。4、改革现行反腐机制，着力提高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刑罚实现率，变 “附带罪名”为首选罪名，以遏制此类犯罪的迅增势头。司法实践中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成为事实上的“附带罪名”，除了法律条文本身存在问题之外，更主要地是由于执法、司法状况整体不够好，相关配套制度不完整或有制度而不执行，法定反贪污贿赂犯罪专门机关职能发挥不够好。因此，有必要改革现行反腐机制，为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法律适用提供良好的配套体制和法治环境。 理论研究 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一、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与无罪推定原则相违背中国刑事诉讼法第十二条规定：“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都不得确定有罪”。本条被誉为无罪推定的法律条款，主要有三层意思，一是被追诉者在被起诉前处于犯罪嫌疑人的地位，被起诉后则处于被告人的地位，从而避免将其视为“有罪者”、“人犯”或“罪犯”等；二是在法庭审判过程中，公诉人负有提出证据证明被告人有罪的责任，被告人不承担证明自己有罪或无罪的义务；三是疑罪从无，即公诉人不能提出确实充分的证据证实被告人的罪行，法庭经过庭审和补充性调查也不能查明被告人有罪的事实，那么就只能判定被告人无罪。中国刑法第三百九十五条规定：“国家工作人员的财产或者支出明显超过合法收入，差额巨大的，可以责令说明来源。本人不能说明其来源是合法的，差额部分以非法所得论，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财产的差额部分予以追缴。”从上述规定可以看出，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是指控机关拿不出国家工作人员犯罪证据的情况下，责令其自己说明来源，如果本人不能说明是合法来源，就推定国家工作人员犯罪，以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定罪处罚。这儿使用的是有罪推定原则，明显与无罪推定原则相违背。这也是刑法学界争论的焦点所在。 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二、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与国情相符上世纪80年代，随着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步伐的加快，有部分国家工作人经不起糖衣炮弹的袭击和金钱的诱惑，纷纷在利益面前落马。但是由于侦查技术和条件的限制，一些贪污受贿的证据难以查明，对这一部分国家工作人就没有办法处罚。然而1988年巨额财产不明罪在部分学者和司法机关的呼吁下应运而生。国家工作人员的财产或者支出明显超过合法收入，差额巨大的，可以责令说明来源。本人不能说明其来源是合法的，差额部分以非法所得论，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财产的差额部分予以追缴。这是符合当时基本国情的，对社会发展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从1988年规定出台以来，有相当一部分腐败分子倒在它脚下，在打击腐败犯罪方面取得了相当的实际效果。立法时可能是考虑司法机关对事实没有查清，没有足够的证据证明这部分巨额财产是贪污、受贿所得，使用的是有罪推定原则，因此就只规定了一个量刑档次，最高刑罚5年有期徒刑。而贪污受贿犯罪的刑罚最高可达到无期徒刑，乃至死刑。由于这两者之间的处罚存在较大差距，为腐败分子提供了可钻法律空档，腐败分子抱有只要闭口不说，你们查不清，顶多判五年的想法。因此巨额财产不明罪又被许多人称之为腐败分子的“救生圈”、“护身符”和“免死牌”。从现实来看，对打击腐败犯罪不利。三、最高刑期提高到10年是明智选择8月25日，刑法修正案(七)草案将原来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一个量刑档次改为两个档次，最高刑为5年提高到10年。尽管只是把一个量刑档次改为两个，把5年的最高刑提高到10年。它明显增大了打击腐败犯罪的力度，同时也便于了司法机关的操作。这是国家的最高立法机关在充分听取民意的基础上作出的行动，充分显示了国家为健全法律法规所作出的努力，充分显示了国家打击腐败犯罪的力度，以及建设一支廉洁、奉公守法干部队伍的决心。[1]
构成要件 假冒注册商标罪1）该罪的犯罪主体为一般主体，即任何企业事业单位或者个人假冒他人注册商标，情节达到犯罪标准的即构成本罪。2）该罪侵犯的客体为他人合法的注册商标专用权，以及国家商标管理秩序；3）该罪主观方面为故意，且以营利为目的。过失不构成本罪。4）该罪的客观方面为行为人实施了刑法所禁止的假冒商标行为，且情节严重。 客体要件 假冒注册商标罪是国家对商标的管理制度和他人的注册商标专用权。本罪的犯罪对象是他人的注册商标。所谓商标，是指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其生产、制造、加工、拣选或者经销的商品或者对其提供的服务项目上采用的，由文字、图形、字母、数字、三维标志和颜色或者其组合构成的，能够将其商品或者提供的服务与他人的商品或者提供的服务区别开来的，具有显著特征的可视性标志。中国对商标专用权的取得采用注册原则，即按申请注册的先后来确定商标权的归属，即谁先申请商标注册，商标权就授予谁。由于采用注册原则，只有注册商标才受《商标法》保护，没有注册的商标不在保护之列。在中国，按照不同的标准可对注册商标进行不同的分类：根据商标使用的对象来看，中国商标可分为商品商标与服务商标两大类；按照商标的构成要素，中国的商标可分为文字商标、图形商标、字母商标、数字商标、三维标志商标、颜色组合商标和组合商标；按照中国商标注册申请书表格中通用的商标种类，可将商标划分为一般商标、集体商标和证明商标三类。根据刑法第213条的规定，假冒注册商标罪的犯罪对象只包括商品商标，不包括服务商标。 客观要件 假冒注册商标罪表现为未经注册商标所有人许可，在同一种商品上使用与其注册商标相同的商标，情节严重的行为。具体来讲，本罪的客观方面包括以下几点：（1）未经注册商标所有人许可。根据商标法的规定，商标所有人可以允许他人在其商品上使用其注册商标。未经许可，不得在相同或相似的商品上使用与他人注册商标相同或类似的商标。这是注册商标专用权的内容之一。未经注册商标所有人许可包括以下具体情形：行为人从未获得过注册商标所有人使用其注册商标的许可。即商标所有权人未在任何时间以任何方式许可行为人使用其注册商标；行为人虽然曾经获得过注册商标所有人的使用许可，但在许可使用合同规定的使用期限届满后，仍然继续使用注册商标所有人的商标；行为人虽然曾经获得注册商标所有人的使用许可，但由于被许可人不能保证使用该商标的商品的质量等原因导致许可合同提前解除，行为人在合同解除后仍然继续使用该注册商标；行为人虽然获得了注册商标所有人的使用许可，但超越许可使用注册商标的商品范围使用；行为人虽然获得了注册商标所有人的使用许可，但超越许可使用注册商标的地域范围使用。（2）在同一种商品上使用与他人传、展览以及其他商业活动中。可见根据这一规定，商标的使用还应包括用于广告宣传、展览以及其他商业活动。（3）情节严重。根据2001年4月18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发布的《关于经济犯罪案件追诉标准的规定》第61条的规定，假冒注册商标罪之“情节严重”是指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①个人假冒他人注册商标，非法经营数额在10万元以上的；②单位假冒他人注册商标，非法经营数额在50万元以上的；③假冒他人驰名商标或者人用药品商标的；④虽未达到上述数额标准，但因假冒他人注册商标，受过行政处罚二次以上，又假冒他人注册商标的；⑤造成恶劣影响的。注册商标相同的商标。在商标法上，未经注册商标所有人的许可，在同一种商品或类似商品上使用与其注册商标相同或者近似商标的行为均属于假冒商标行为。具体来说，假冒注册商标行为包括以下四种行为：①在同一种商品上使用与他人注册商标相同的商标；②在同一种商品上使用与他人注册商标相近似的商标；③在类似商品上使用与他人注册商标相同的商标；④在类似商品上使用与他人注册商标相近似的商标。但是刑法第213条仅仅将上述第①种行为规定为犯罪，对其他三类假冒注册商标的行为不能以假冒注册商标罪论处，而只能以商标违法行为处理。因而区分“同一种商品”与“类似商品”、“相同商标”与“相近似商标”对于准确认定本罪的客观方面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关于同一商品的认定，根据商标法的规定，应按照商品的原料、形状、性能、用途等因素以及习惯来判断，同一种商品一般指名称相同的商品，或名称虽不相同但所指的商品是相同的商品。有些商品的原料、外观不相同，但从消费者情况考虑，在本质上有同一性，应视为同一种商品。如：收音机、录音机、电唱机，用途结构不同，但在组合音响这一概念上属于同一商品。又如：自行车用的车架、车条、车轮、车圈用途不同，但在自行车零部件这一概念上也应属于同一商品。因此，同一种商品的概念并不是指完全一样的相同商品。中国从1963年至1988年一直使用自己制订的《商品分类（组别）表》，该分类表对所有商品按照类、组、种三个级次进行了详细分类。所谓同一种商品就是指同一种目下所列举的商品。但是从1988年11月开始使用《商标注册用商品和服务国际分类尼斯协定》所规定的《商品和服务国际分类表》，表把商品分为34类，服务项分为8类，共计42类，这不能作为判断同一种商品的标准，而只能作为参考，因为从消费的角度出发，同一类别中有非常明显的不相类似的商品，如第一类中的摄影用化学品和肥料。所谓“相同的商标”商标的构成要素及组合相同的商标。至于“相同商标”与“相近似商标”应从文字、图形等构成要素及其组合的方式等角度进行具体认定。所谓“使用”是指“在商品上的使用”。一般来讲，商标在商品上的使用应理解为在商品本身或商品的包装上的使用。因此，使用商标的商品应当不仅包括进入市场的商品，也包括为销售而储存、运输、展览的商品。根据《商标法实施条例》第3条的规定，商标的“使用”，包括将商标用于商品、商品包装或者容器以及商品交易文书上，或者将商标用于广告宣 现状及完善 假冒注册商标罪刑法第213条的规定，未经注册商标所有人许可，在同一种商品上使用与其注册商标相同的商标，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单处罚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这就是刑法关于假冒注册商标罪的规定。根据上述规定，对于假冒注册商标罪地认定的核心要件在于本罪的客观构成要件上，具体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未经注册商标所有人许可，擅自使用他人注册商标。这是构成假冒注册商标罪的前提条件。(2)在同种商品上使用与他人注册商标相同的商标。所谓的“相同的商标”，在此应做广义上的理解，不仅包括绝对相同的商标还包括实质相同的商标。前者是指与注册商标在即音、形、意等构成要素上完全相同的商标，后者是指虽有个别次要要素不完全相同，但主要要素完全相同或几乎在整体上几乎没有差别，足以以假乱真，一般消费者用肉眼难以辨别。(3)情节严重。对于一般的假冒注册商标的侵权行为，只需用民事、行政手段加以解决，不需动用刑罚手段。一般说来，衡量某一假冒注册商标行为的情节严重与否的主要标；隹是非法经营额的大小，同时考虑其他因素，如是否是假冒他人驰名商标、人用药品商标，是否曾因同类行为受过多次行政处罚等。从上述的分析看来，中国现行刑法对假冒注册商标的行为的打击范围明显过于有限，不仅保护对象过于狭小，未将与注册商品商标具有相同法律地位的注册服务商标纳入刑法的保护视野，而且对假冒注册商标的行为方式的规定也过于单一，明显不利于对商标权人和消费者利益的保护。这无疑不利于对此类行为的有效控制。无怪乎有人认为，“当前对一些商标的侵权和犯罪依然猖獗，究其原因除了经济利益的因素以外，还有刑法对该类犯罪的立法相对滞后，执法措施不力，知识产权的保护意识较差等原因。为了加大刑法对假冒注册商标的打击力度，完善假冒注册商标犯罪，有效预防、控制商标犯罪，全面履行TRIPS协议， 处罚 知名商标未经注册商标所有人许可，在同一种商品上使用与其注册商标相同的商标，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属于刑法第二百一十三条规定的“情节严重”，应当以假冒注册商标罪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一）非法经营数额在五万元以上或者违法所得数额在三万元以上的；（二）假冒两种以上注册商标，非法经营数额在三万元以上或者违法所得数额在二万元以上的；（三）其他情节严重的情形。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属于刑法第二百一十三条规定的“情节特别严重”，应当以假冒注册商标罪判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一）非法经营数额在二十五万元以上或者违法所得数额在十五万元以上的；（二）假冒两种以上注册商标，非法经营数额在十五万元以上或者违法所得数额在十万元以上的；（三）其他情节特别严重的情形。第8条、刑法第二百一十三条规定的“相同的商标”，是指与被假冒的注册商标完全相同，或者与被假冒的注册商标在视觉上基本无差别、足以对公众产生误导的商标。刑法第二百一十三条规定的“使用”，是指将注册商标或者假冒的注册商标用于商品、商品包装或者容器以及产品说明书、商品交易文书，或者将注册商标或者假冒的注册商标用于广告宣传、展览以及其他商业活动等行为。第13条、实施刑法第二百一十三条规定的假冒注册商标犯罪，又销售该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构成犯罪的，应当依照刑法第二百一十三条的规定，以假冒注册商标罪定罪处罚。实施刑法第二百一十三条规定的假冒注册商标犯罪，又销售明知是他人的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构成犯罪的，应当实行数罪并罚。第220条、单位犯本节第二百一十三条至第二百一十九条规定之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照本节各该条的规定处罚。[1]
主要特征 假冒专利罪1、本罪的主体是一般主体，企业、事业单位和个人均可构成。2、本罪的主观方面是故意，一般具有非法获取经济利益的目的，但也有的是出于损害他人的声誉，破坏他人专利权益的目的。出于何种目的不影响本罪的成立。3、本罪在客观方面表现为，违反国家专利管理法规，在法律规定的专利有效期限内，假冒他人被授予的专利，侵犯他人专利权益，情节严重的行为。假冒专利的行为方式多种多样，具体表现形式有：以欺骗手段进行专利登记、冒取他人专利；在非专利产品或者专利上标明他人的专得标记或者专利号；仿造他人专利、侵吞他人专利、擅自实施他人专利、故意贩运仿造或者变造他人专利的产品、伪造、擅自制造他人专利标记、故意销售伪造或者擅自制造的他人专利标记、进口假冒他人专利的产品、冒充专利等等行为。情节严重是构成本罪的必备要件。情节严重是指假冒他人专利手段恶劣、非法获利数额较大、给专利人或国家造成重大损害的、在国际国内造成恶劣影响的等。4、本罪侵犯的客体是他人的专利所有权。专利可分为三类：发明专利、实用新型专利和外观设计专利。专利这种知识产权，是一种无形的财产权，在国际上被列为工业产权中最重要的一种权利。国家对专利统一管理，形成专利制度，用以保护技术发明权利，鼓励发明创造，促使技术发明推广应用。假冒他人专利的行为，不仅侵害了国家的专利制度，也侵害了专利权人的利益。 立案标准 假冒专利罪本罪立案标准第1项规定，“违法所得数额在10万元以上的”，应当立案追究。这是指单位或者个人侵犯他人专利权，假冒他人专利违法所得数额累计达到10万元以上形。所谓专利权，是指国家专利机关授予发明人、设计人或者其所在单位对发明创造在期限内所享有的专有权。国家为了鼓励发明创造，促进科学技术的繁荣和发展，切实保利权人的权益，建立了专利管理制度。假冒他人专利的行为，不仅侵犯了专利权人对专利的专有权，而且也侵犯了国家的专利管理制度。侵犯他人专利权的行为包括两种情形：（1）未经专利权人许可，以商业营利为目的使用他人专利。专利权人，既可以是个人，也可以单位；既可以是外国人，也可以是我国公民。（2）行为人假冒他人专利。具体指未经专利权人许可，以营利为目的，制造、使用、销售专利产品，窃用专利方法，冒充他人专利产品的行为。应当注意，这里的“专利”必须是在专利权的保护期限内的专利，超过专利保护期限的不受法律保护。本罪立案标准第2项规定，“给专利权人造成直接经济损失数额在50万元以上的”，应当立案追究。这里的“直接经济损失”，是指由于行为人假冒他人专利的行为导致的专利权人直接的财产损毁、减少的实际价值，不包括间接经济损失。本罪立案标准第3项规定，“虽未达到上述数额标准，但因假冒他人专利，受过行政处罚2次以上，又假冒他人专利的”，应当立案追究。这里“虽未达到上述数额标准”，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经济犯罪案件追诉标准的规定》中附则的规定，是指接近本罪立案标准第1项、第2项规定的数额标准，并且已经达到该数额标准的80％以上，即假冒他人专利，“违法所得数额在8万元以上的，或者给专利权人造成直接经济损失数额在40万元以上”。所谓“受过行政处罚2次以上”，是指单位或者个人因假冒他人专利，曾经受过2次或者2次以上的行政处罚。至于受处罚的种类、具体时间以及2次处罚之间的时间间隔多长，均不受影响。只要单位或者个人因假冒他人专利受过2次或者2次以上行政处罚，又假冒他人专利，违法所得数额在8万元以上的或者给专利权人造成直接经济损失数额在40万元以上，公安机关应当立案侦查。本罪立案标准第4项规定，“造成恶劣影响的”，应当立案追究。这主要是指单位或者个人假冒他人专利，不符合上述关于本罪立案标准的三种情形之一，但其行为引发社会不安定因素、严重损害专利权人的利益或者严重损害党和政府的形象等。至于什么情况属于“造成恶劣影响”，应当根据案件具体情况进行综合评定。 认定 假冒专利罪1、行为人既假冒他人专利，又生产、销售他人专利的伪劣商品，属于吸收犯。因为生产、销售假冒他人专利的伪劣商品是假冒他人专利的一个组成部分，前行为吸收后行为，因此只认定行为人的行为构成假冒专利罪，从重处罚，而不按数罪处理。2、行为人既假冒他人专利，又假冒他人注册商标，符合两个犯罪构成的要件，应按两罪处理，实行数罪并罚。3、行为人既假冒他人专利和注册商标，又生产或销售伪劣商品，应定数罪。假冒他人专利和注册商标是前提，生产或销售伪劣商品是结果，后者被前者所吸收，但假冒他从专利和注册商标是两个独立的行为。因此对行为人既假冒他人专利和注册商标，又生产或销售伪劣商品的行为，按假冒专利罪和假冒他人注册商标罪数罪并罚。 处罚根据刑法第216条和第220条规定，犯本罪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单位犯本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 ，依照上述规定处罚。 完善 假冒专利罪在坚持罪刑法定原则，正确适用刑法的前提下，假冒专利罪的适用范围仅限于专利法第五十八条所规定的假冒他人专利的行为，而冒充专利行为和专利侵权行为则完全被排除在刑罚处罚之外。从国家专利制度和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角度看，冒充专利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并不逊于假冒他人专利行为的社会危害性。此外，由于假冒专利罪侵犯的客体之一是专利权人的商誉，而不是专利权-专利制度的核心内容，并且在专利领域大量存在的违法行为是专利侵权行为，因此，仅规定假冒专利罪不利于维护专利制度的权威性和充分保护专利权人的合法权益。故有必要通过修改刑法，将冒充专利行为和专利侵权行为纳入刑法的调整范围。关于冒充专利行为，可以通过两个途径实现刑法的调整。其一，增设冒充专利罪；其二，将刑法第二百一十六条所规定的“假冒他人专利”行为修改为“假冒专利”行为，从而使假冒专利罪涵盖假冒他人专利与冒充专利这两类违法行为。笔者倾向于第二方案，理由如下：（1）从文义上说，假冒与冒充都是以假乱真，彼此可以相互替代。（2）假冒他人专利行为与冒充专利行为都侵犯了国家的专利制度和消费者的合法利益，所不同的是，前者还直接侵犯了特定的专利权人的商誉，而后者则未直接对特定的专利权人的商誉构成侵犯。当然，冒充专利行为会动摇人们对专利的信赖，从而间接地给不特定多数专利权人的商誉造成消极影响。由于刑法分则所规定的犯罪构成诸类型中，有选择性犯罪构成存在，因此，将这两类行为归入修改后的假冒专利罪中，不会与现行的犯罪构成理论相冲突。（3）虽然中国专利法对“假冒他人专利”行为与“冒充专利”行为作了严格区分，但这并不妨碍刑法以“假冒专利”行为概括这两类行为。问题是，不能以“假冒他人专利”的行为，涵盖“冒充专利”行为。从形式逻辑的角度看，“假冒专利”的外延大于“假冒他人专利”的外延且至少不会比“冒充专利”的外延小。因此，“假冒专利”行为足以概括这两类行为。（4）英国、美国、德国、法国等发达国家的专利法，均未对“假冒他人专利”行为与“冒充专利”行为作严格区分，虽然中国专利法对此作了严格区分，但刑法没有必要强化这种区分，也就是说没有必要在刑法中规定“冒充专利罪”。（5）中国专利法中规定有专利权无效宣告程序。不少专利，尤其是实用新型专利和外观设计专利因无须通过实质审查即可授权，所以在授权后，专利权被宣告无效的可能性较大。专利权被宣告无效后，视为自始即不存在。如果某人的专利权被宣告无效，那么，假冒其专利的行为也就在事实上转化成了冒充专利行为。在这种情况下，行为人的行为对于“假冒他人专利”而言，构成对象不能犯未遂，如果情节严重的话，仍可定假冒专利罪（未遂）。因此，从刑法的角度看，将这两类行为作严格区分的意义不是很大。（6）通过司法解释固然可以扩大某些罪的适用范围，但绝对不能通过司法解释将假冒专利罪的适用范围扩大到冒充专利行为。这样做不仅逻辑上讲不通，而且侵犯了国家立法机关的立法权。故可行的办法是将刑法第二百一十六条所规定的“假冒他人专利”行为修改为“假冒专利”行为，使之适用于“假冒他人专利”和“冒充专利”两种情况。（7）在刑法第二百一十六条已经规定了只有“假冒他人专利”，才能构成犯罪的情况下，即使通过修改专利法，将假冒他人专利行为和冒充专利行为合二为一，基于前述理由，也不能将与特定的专利权人无关的假冒行为-即现行专利法规定的冒充专利行为，纳入刑法第二百一十六条的调整范围。综上所述，实现冒充专利行为的刑法调整的最佳途经，是将刑法第二百一十六条所规定的“假冒他人专利”行为修改为“假冒专利”行为。[1]
概述 集资诈骗罪关于本罪罪状的表述，有人认为颠倒了行为目的与行为手段，易与欺诈发行股票、债券罪和擅自发行股票、债券罪混淆，因为这二罪都是以欺诈方式进行的集资犯罪，故宜表述为“以集资的方法进行诈骗”为妥。两种表述均成立，因为本罪的预备和着手须以诈骗方法开始而且这种诈骗方法的实施贯穿于本罪实施过程始终，诈骗和非法集资都是非法占有非法集资款的手段，二者的有机结合方能实现非法占有集资款的目的，本罪行为的目的是“非法占有”，所以将“使用诈骗方法进行非法集资”或“以非法集资方法进行诈骗”表述为行为手段都是可以的。 本罪在1979年刑法中没有规定，1995年6月30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关于惩治破坏金融秩序犯罪的决定》，其中第八条规定了集资诈骗罪，1997年新刑法予以采纳，学理上，有人将本罪罪名定为集资欺诈罪或非法集资诈骗罪，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确定罪名的规定》中，将本罪定为集资诈骗罪。 构成特征 集资诈骗罪（一）客体要件 本罪侵犯的客体是复杂客体，既侵犯了公私财产所有权，又侵犯了国家金融管理制度。在现代社会，资金是企业进行生产经营不可缺少的资源和生产要素。而生产者、经营者自有资金极为有限，因此间社会筹集资金成为一种越来越重要的金融活动。与此同时，一些名为集资、实为诈骗的犯罪行为也开始滋生、蔓延。这种集资诈骗行为采取欺骗手段蒙骗社会公众，不仅造成投资者的经济损失，同时更干扰了金融机构储蓄、贷款等业务的正常进行，破坏国家的金融管理秩序。广大投资者对集资活动的过分谨慎，甚至对金融机构进行集资也可能产生不信任感，影响了经济的发展。 （二）客观要件 本罪在客观方面表现为行为人必须实施了使用诈骗方法非法集资，数额较大的行为。构成本罪行为人在客观方面应当符合以下条件： 1、必须有非法集资的行为。所谓集资，是指自然人或者法人为实现某种目的而募集资金或者集中资金的行为。依法进行的集资主要是指，公司、企业或者其他个人、团体依照法律、法规规定的条件和程序通过问社会、公众发行有价证券或者利用融资租赁、联营、合资、企业集资等方式在资金市场上筹集所需的资金。如股份有限公司、有限责任公司为了设立或者生产、经营的需要。而发行股票和债券。从当前资金市场的情况看，从事集资活动的主要是企业。一般来说，企业的集资行为必须符合以下四个条件： （1）集资的主体应当是符合公司法规定的有限责任公司或者股份有限公司条件的公司或者其他依法设立的具有法人资格的企业。 （2）公司、企业聚集资金的目的，是为了用于公司、企业的设立或者公司、企业的生产和经营，不得用于弥补公司、企业的亏损和其他非经营性开支。 （3）公司、企业募集资金主要通过发行股票、债券或者融资租赁、联营、合资等方式进行，其中发行股票和债券是一种主要的集资方式。 （4）公司、企业在资金市场上募集资金的行为必须符合法律的规定。就是说公司、企业在资金市场上募集资金的行为必须按照公司法及其他有关募集资金的法律、法规的规定，严格按照法定的方式、程序、条件、期限、募集的对象等‘行，违反法律规定募集资金的行为是不允许的。 所谓非法集资，是指公司、企业、个人或其他组织未经批准。违反法律、法规，通过不正当的渠道，向社会公众或者集体募集资金的行为，是构成本罪的行为实质所在。 司法实践中，行为人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认定其行为属于使用诈骗方法非法集资： （1）集资后携带集资款潜逃的； （2）未将集资款按约定用途使用，而是擅自挥霍、滥用，致使集资款无法返还的； （3）使用集资款进行违法犯罪活动，致使集资款无法返还的； （4）向集资者允诺到期支付超过银行同期最高浮动利率[email protected]以上的高回报率的。 2、集资是通过使用诈骗方法实施的。所谓使用诈骗方法，是指行为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编造谎言，捏造或者隐瞒事实真相，骗取他人的资金的行为。在实践中，犯罪分子使用诈骗方法非法集资行为主要是利用公众缺乏投资知识、盲目进行投资的心理，钻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活动纷繁复杂、投资法制不健全的空子进行的。如有的行为人谎称其集资得到政府领导和有关主管部门同意，有时甚至伪造有关批件，以骗取社会公众信任；有的大肆登载虚假广告，引起社会公众投资盈利心理；有的打着举办集体企业或发展高科技的幌子，以良好的经济效益和优厚的红利为诱饵；有的虚构实际上并不存在的企业或企业计划。只要行为人采用了隐瞒真相或虚构事实的方法进行集资的，均属于使用欺骗方法非法集资行为。 3、使用诈骗方法非法集资必须达到数额较大，才构成犯罪。否则，不构成犯罪。 集资诈骗罪（三）主体要件 本罪的主体是一般主体，任何达到刑事责任年龄、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的自然人均可构成本罪。依本节第200条的规定，单位也可以成为本罪主体。 （四）主观要件 本罪在主观上由故意构成，且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即犯罪行为人在主观上具有将非法聚集的资金据为己有的目的。所谓据为己有，既包括将非法募集的资金置于非法集资的个人控制之下，也包括将非法募集的资金置于本单位的控制之下。在通常情况下，这种目的具体表现为将非法募集的资金的所有权转归自己所有、或任意挥霍，或占有资金后携款潜逃等。 特征 中国最大车贷诈骗案又一人受审 涉嫌骗贷4500万第一，诈骗手段具有特殊性。最高人民法院在1996年12月16日《关于诈骗案件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曾规定，集资诈骗罪的诈骗方法是指“行为人采取虚构集资用途，以虚假的证明文件和高回报率为诱饵，骗取集资款的手段”。“虚构集资用途”一般表现为行为人虚构客观上并不存在的企业或者企业发展计划，而且是对投资者具有诱惑力的投资少、见效快、收益高的所谓项目。“以虚假的证明文件”一般表现为行为人往往以所谓政府有关部门的批准文件、资信证明等欺骗投资者，“以高回报率为诱饵”，往往表现为行为人许诺的利益往往远远高于国家限定的利息标准。 第二，行为方式具有特殊性。集资诈骗罪在行为方式上必须以“非法集资”的形式出现。根据《解释》的规定，非法集资是指“法人、其他组织或个人，未经有权机关批准向社会公众非法募集资金的行为”，一般表现为以吸引公众投资入股或者高息吸收公众存款等方式向社会筹集款项，具有明显的融资性。 第三，被骗对象的公众性和广泛性。集资诈骗行为人为非法占有尽可能多的资金，一般事前不会设定具体的、不变的欺骗对象，而是采用大张旗鼓、较大规模、甚至是通过新闻媒体大造舆论的方式，将其虚构的事实向社会广为传播，以便让更多的公众或者单位受骗。因此，集资行为面对社会公众是集资诈骗罪的重要特征。如果行为人仅指向具体的特定个人或者单位的，一般不构成本罪。以集资为名诈骗特定范围的人员，例如熟人的，一般也不宜以集资诈骗罪论处，构成犯罪的，可以合同诈骗罪或者诈骗罪定罪。 集资诈骗犯罪行为是以集资的面目挤入合法资金市场的，侵犯的是国家正常的金融管理秩序和公私财物的所有权。因而，集资诈骗罪的对象具有一定的广泛性。被骗人数的广泛性，也是集资诈骗罪的重要特点之一。而普通诈骗罪的行为人也可能一次行为诈骗多个被害人。如果行为人以借款为名多次诈骗了众多受害人，但每次诈骗的却是特定个人或单位的钱款，即使受骗人数众多，也不能认定为集资诈骗罪。因此，要认定行为人的行为属于集资诈骗，必须能够证实行为人实施了向社会公众非法募集资金的行为；对未实施此行为的诈骗行为，应认定为普通诈骗行为。 定义 集资诈骗罪与诈骗罪的界限集资诈骗罪实际上是一种特殊的诈骗罪，因此它既有一般诈骗罪所具有的共性，也具有一般诈骗罪所不具有的特殊性。两者区别主要是： 1、犯罪的对象不同。本罪的对象是不特定多数人的用以集资获利的资金，包括金钱与财物；但后罪即诈骗罪的对象则是特定的，即行为人是针对某一特定的人或单位去实施诈骗行为并获取其钱财。 2、客观行为的表现形式不同。诈骗罪在客观方面表现为用虚构事实或隐瞒真相直接使被骗人交付财物的行为，被骗人交付财物既可以是为了投资营利，亦可以是购买某物本罪与诈骗罪而言，本罪行为是被包容的法条属特别法条，因此，对以诈骗方法骗取集资的，应当以本罪定罪科刑。 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界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在一定意义上讲，也是一种非法集资的形式，二者的主要区别有： l、侵犯的对象不同。本罪的对象是他人用于集资获利所交付的集资款，既可以表现为资金，又可以表现为财物；后罪的对象则是公众的存款，它只能表现为金钱的形式，并且只能以存款人用于存款而获取一定利息的形式出现。 2、犯罪客观行为的表现方式不同。本罪是以诈骗的方法高利放贷等生产或服务的经营活动。4、侵犯的客体不同。本罪侵犯的客体为双重客体，其既侵犯了国家有关集资的金融管理制度、而且亦会侵犯公私财物所有权；可后罪侵犯的客体却是单一的，即为国家有关集资主要是吸收公众存款的金融信贷管理制度。行为人出于营利之目的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用于了经营，但由于经营不善或意外事故等原因造成了经营的亏损，即使无法给存款人还本付息，亦不能认定为出于非法占有之目的，构成犯罪的，也只能依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定罪处罚。因此无法支付存款人的本息而造成存款人的经济损失，则作为一个量刑情节加以考虑。 诈骗罪，情节特别严重的，处l0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并处5万元以上50万以下罚金或者没收财产；犯集资诈骗罪，数额特别巨大并且给国家和人民利益造成特别重大损失的，处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并处没收财产。 以上的情节严重、情节特别严重，分别是指数额巨大或者具有其他严重的情节，以及数额特别巨大或具有其他特别严重的情节。这就是说，非法集资诈骗的数额并不是本罪量刑的唯一依据。在具体科刑时，既耍考虑集资诈骗的数额大小，又要考虑行为人的犯罪情节，如是否一贯进行非法集资诈骗，是否为组成集资诈骗集团的首要分子，给被集人员，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5年以上l0年以下有期徒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 处罚 集资诈骗罪1、犯集资诈骗罪的，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2万元以上20万元以下罚金；情节严重的，处5年以上l0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5万元以上50 万元以下罚金；犯集资诈骗罪，情节特别严重的，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并处5万元以上50万以下罚金或者没收财产；犯集资诈骗罪，数额特别巨大并且给国家和人民利益造成特别重大损失的，处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并处没收财产。 以上的情节严重、情节特别严重，分别是指数额巨大或者具有其他严重的情节，以及数额特别巨大或具有其他特别严重的情节。这就是说，非法集资诈骗的数额并不是本罪量刑的唯一依据。在具体科刑时，既耍考虑集资诈骗的数额大小，又要考虑行为人的犯罪情节，如是否一贯进行非法集资诈骗，是否为组成集资诈骗集团的首要分子，给被集资人造成的经济损失，给社会造成的影响等等，以及犯罪分子的一贯表现、罪后态度和退赃的情况，综合评价其行为的社会危害性程度，区别对待，予以量刑。至于数额巨大、特别巨大的起点，参照最高人民法院l996年12月16日《关于审理诈骗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规定，个人集资诈骗20万元以上，单位在50万元以上的，便可认定为数额巨大；个人诈骗在100万元以上，单位在250万元以上的，则可认定属于数额特别巨大。 2、根据刑法第200条规定，单位犯集资诈骗罪的，判处罚金；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5年以上l0年以下有期徒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l0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 [1]
概述 一、概念及其构成 金融凭证诈骗罪，是指使用伪造、变造的委托收款凭证、汇款凭证、银行存单等其他银行结算凭证，骗取他人财物，数额较大的行为。 （一）客体要件 本罪所侵害的客体是复杂客体。既侵犯了国家有关金融凭证的管理制度，同时又对公私财产的所有权造成损害。从广义上来说，汇票、本票、支票都属于银行的结算凭证，与委托收款凭证、汇款凭证、银行存单等其他银行结算凭证等金融凭证具有相同的性质。但作为本罪行为对象的金融凭证，则仅是指委托收款凭证、汇款凭证及银行存单。如果使用伪造的、变造的汇票、本票、支票进行诈骗，构成犯罪的，不构成本罪、而应是票据诈骗罪。 所谓委托收款凭证，是指收款人委托银行向付款人收取款项所提供的凭据与证明。利用委托收款的方式进行银行结算，其必以收款人向其开户银行填写委托收款的凭证，并提供收款依据为前提。收款的依据一般有经济合同、各项劳务费用的收费单据、各项代办业务的手续费凭证等证明。委托收款凭证根据其方式的不同可分为邮寄和电报划回两种情况，具体采用哪种，则由收款人自己加以选择，在付款期满后，银行即将应付的款项划转到收款人的帐户上。所谓汇款凭证，是指汇款人委托银行将款项汇给外地收款人时所提供的凭据和证明。按照银行传递凭证的方式不同，可分为信汇和电汇两种方式。前者即信汇方式、是指委托银行以邮寄的方法划转款项；后者即电汇，则是指委托银行采用电报的方式划转款项。 所谓银行存单、作为一种银行结算凭证，亦是一种信用凭证。它是由客户即存款人向银行交存款项、办理开户后，由银行签发的载有户名、帐号、存款金额、存期、存入日、到期日、利率等内容的一种银行到期绝对付款的结算凭据和证明。存款人凭其可以办理存款的取存，银行则凭其办理收付款项，次数较少，是具有相对固定性的储蓄业务，如一次性的整存整取、定活两便的储蓄存款等就是凭银行存单予以结算。 （二）客观要件 本罪在客观方面表现为使用伪造、变造的委托收款凭证、汇款凭证、银行存单等其他银行结算凭证，进行诈骗活动，数额较大的行为。 所谓伪造，是指仿照真实的金融凭证形式的图样、格式、颜色等特征擅自通过印刷、复印、描绘、复制等方法非法制造金融凭证或者在真实的空白金融凭证上作虚假的记载的行为。所谓变造，则是指在真实的金融凭证的基础上或者以真实的金融凭证为基本材料，通过挖补、剪贴、粘接、涂改、覆盖等方法，非法改变其主要内容的行为，如改变确定的金融、有效日期等。所谓伪造、变造的金融凭证，就是已经过伪造手段产生或变造手段加以改变的虚假金融凭证。 所谓使用，在这里是指将伪造或变造的金融凭证谎称、冒充为真实的金融凭证，用之骗取他人财物的行为。是否实施了使用之行为，是构成本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的重要界限。行为人如果仅有伪造、变造金融凭证的行为，但没有使用的，则只构成伪造、变造金融票证罪。如果既有伪造、变造金融凭证的行为，又用之骗取了他人财物的，这时，伪造、变造的行为实属本罪的手段牵连行为，对此应择一重罪定罪科刑。 应当指出，进行金融凭证诈骗活动，只有达到了数额较大的起点标准，才能构成本罪。杏则，如果没有达到数额较大的最低起点，即使有使用金融凭证进行诈骗的行为，也不能构成本罪。对于数额较大，不能仅仅理解为行为人在客观上已实际骗取的数额，其应当结合行为人的主观企图或在客观上可能骗取的数额加以全面分析而认定。可能达到数额较大，但由于意志以外的原因而没有得逞，构成犯罪的，应以金融凭证诈骗罪的未遂论处。所谓数额较大，参照《解释》，是指个人诈骗数额达到5万元以上，单位使用金融凭证诈骗达到10万元以上。 （三）主体要件 本罪的主体为一般主体，既包括个人，亦包括单位。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的工作人员与金融凭证诈骗的犯罪分子串通，即在实施金融凭证诈骗的前后过程中，相互暗中勾结、共同策划、商量对策、充当内应，为诈骗犯罪分子提供诈骗帮助的，应以金融凭证诈骗共犯论处。这是因为，进行金融凭证诈骗活动实现其非法骗取他人财物的意图，往往离不开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的内部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犯罪分子提供企业信号、联行行号及密押等信息。还应注意的是，对于银行等金融机构的工作人员的上述行为不能一概而以金融凭证诈骗共犯而论。例如，因自己的利用职务之便的主要行为，造成了本单位的经济损失的，此时应当按照贪污罪或职务侵占罪定性。只有因其帮助行为在造成了除自已所在金融机构以外的其他金融机构的经济损失的，以及不是金融机构工作人员为主利用职务之便而侵吞、诈骗的，才以本罪共犯处罚。但无论以何罪处罚，都应从重处罚。如果在进行此种犯罪的过程中还有其他犯罪行为如受贿的，则按牵连犯从重处罚。 （四）主观要件 本罪在主观方面必须出于故意，过失不能构成本罪。行为人对所使用的伪造、变造的金融凭证必须表现出明知。如对伪造、变造的金融凭证不表现为明知，即不知道所使用的金融凭证是伪造或变造的，则不构成本罪。行为人如果是在不知道的情况下使用的，如持有金融凭证的人所持有的金融凭证是其前手诈骗、盗窃、抢劫、抢夺而来自己却不知情的；或者受人委托使用委托人提供的本身是冒用的金融凭证的、自己完全不知情的，就因为不是出于故意而不构成本罪。 对于犯罪的目的，本罪要求出于非法占有之目的。杏则，如无非法占有的目的，即使出于故意也不可能构成本罪。不过，行为人明知自己所使用的属于伪造、变造的金融凭证，仍决意使用，其非法占有的目的不言而喻。 认定条例 二、认定 1、本罪与诈骗罪的界限 本罪与诈骗罪，两者之间存在着法条竞合关系。行为人以金融凭证进行诈骗属于诈骗罪的一种表现形式，前者即本罪为特别法条，后者即诈骗罪为一般法条。根据法条竞合适用的原则，除有特别规定的除外，应依特别法条在这里即为本罪定罪量刑。 2、本罪与伪造、变造金融票证罪的界限 行为人伪造或变造委托收款凭证、汇款凭证、银行存单等其他银行结算凭证又用之骗取财物的、属于手段牵连行为，根据牵连犯的处理原则应择一重罪进行处罚。 三、处罚 l、犯本罪的，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2万元以上20万元以下罚金；情节严重的，处5年以上l0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5万元以上50万元以下罚金。所谓情节严重，是指诈骗数额巨大或者具有其他严重情节。所谓数额巨大，根据有关司法解释的规定，是指个人诈骗数额达5万元以上，单位诈骗金额达30万元以上。至于其他严重情节，一般是指进行金融凭证诈骗集团的首要分子；多次进行金融凭证诈骗、恶习不改的；因其诈骗造成受害人巨大经济损失的；金融凭证诈骗款项用于其他违法犯罪活动的；等等。 2、犯本罪，情节特别严重的，处l0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5万元以上50万元以下罚金或者没收财产。所谓情节特别严重，是指诈骗数额特别自大或者具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个人诈骗数额达到10元以上，单位诈骗达到l00万元以上的，根据有关司法解释的规定，即可认定为数额特别巨大。至于其他特别严重情节，主要是指以金融凭证诈骗为常业的，因其诈骗造成他人特别巨大经济损失的，属于惯犯、累犯或多次作案的，具有多个严重情节的，等等。 3、犯本罪，数额特别巨大并且给国家和人民利益造成特别重大损失的，处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并处没收财产。 根据本法第200条规定，单位犯本罪的，判处罚金；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5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恃别严重情节的，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
定义 金融犯罪 金融犯罪指发生在金融活动过程中的，违反金融管理法规，破坏金融管理秩序，依法应受刑罚处罚的行为。其外延包括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罪和金融诈骗罪两大类犯罪。其中又包含了金融管制犯罪、货币犯罪、贷款犯罪、票证犯罪、证券犯罪、洗钱罪、外汇犯罪、保险犯罪八个方面的犯罪。 概念 全球金融犯罪书 金融犯罪是指自然人或者单位，破坏金融秩序，侵犯金融财产利益，依照刑法的规定应当受刑罚处罚的行为。 金融犯罪通常指《刑法》分则第三章第四节的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罪和第五节的金融诈骗罪以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惩治骗购外汇，逃汇和非法买卖外汇犯罪的决定》中的骗购外汇罪，共涉及34个罪名。由于金融犯罪专业性强，涉及范围广，因此在法律适用上存在着一些问题。 金融犯罪猖獗与现代高新技术密不可分。建立在信息技术和网络技术基础之上的金融业务，具有无穷的魅力，同时也产生了难以预见、难以控制的风险。法律是严惩金融犯罪锐利武器。国内和国际的金融犯罪实践充分说明，仅依靠金融犯罪的一般法是不够的。加强金融刑事犯罪方面的立法，制定完善、有效的金融犯罪特别法是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 主要特点 金融犯罪书 (一)大多以境外企业在沪投资管理公司或驻沪办事处名义进行犯罪。 九起案件中有四起案件的犯罪嫌疑人是以境外公司的名义在沪设立代表处或办事处；四起案件是以投资理财为名在上海成立外资投资咨询管理有限公司；一起案件系境外公司在境内设立非法经营点从事非法地下钱庄活动。如犯罪嫌疑人吴某系台湾人，其与犯罪嫌疑人谢某相勾结，于2004年7月以香港证券投资有限公司名义在沪注册成立独资的上海讯汇投资咨讯有限公司后指使员工通过随机拨打电话等方式招徕投资人，承诺可以投入资金放大100倍从事外汇保证金、伦敦金交易，要求投资人将人民币保证金存入谢账户后，吴、谢再将人民币通过非法渠道汇入境外为投资人设立的保证金帐户从事交易，经查，仅上海地区就有298名投资人被骗投入共计3200余万元人民币。 (二)犯罪手法以金融领域的违法运作为主 这些案犯除主要吸引投资者从事境外非法外汇、黄金保证金交易外，还在国内高息非法吸收公从存款和发放贷款以及信用证代理、非法外汇买卖等多项金融业务。涉及的犯罪活动几乎涵盖金融业的全部业务。如新西兰国籍的犯罪嫌疑人吕某非法经营案，其于2002年12月在沪注册成立一 家投资管理(上海)有限公司。为牟取非法利益，从2003年4月开始从事非法吸收存款、发放贷款、买卖外汇、信用卡代理等银行业金融业务，涉案总金额达100余亿元人民币。如2003年4月至2008年3月，其采用与上海的三家公司签订《受托资产管理协议》或《资产管理协议》等手段，先后收取三家单位13亿余元人民币作为担保后，由新加坡某金融公司在境外向此三家单位在境外的关联公司提供外汇贷款，从中收取利息800余万元。2005年2月至2008年3月，其先后以资产管理投资理财、外贸保证金方式向上海、山东、四川、云南等21家企业和个人非法吸收存款共计人民币11亿余元。 (三)大多以境外人员为主出谋划策 涉案18人中有境外人员共10人，分别为澳大利亚、新西兰、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俄罗斯各1人，新加坡4人，以及一名台湾人。这些人均具有大学以上高学历，都有在国内工作留学和生活的经历，有较熟练的中文口语能力，熟悉国内情况等。有些人还有在境外从事金融业务的经历。他们在国内也积极物色那些高学历的年轻人加入管理层从事犯罪活动。如俄罗斯籍犯罪嫌疑人帝马从2002年始来沪留学，2004年研究生毕业后就以美国帕雷特营销有限公司名义在上海设立办事处，任首席代表，将办公地点设在上海西区某高档商务楼，其通过网上招聘和面试后录用了在国外有留学经历的犯罪嫌疑人左某任市场分析师及运营总监，随后又陆续招聘一些人员开始从事境外外汇保证金交易，通过在相关网站上发布宣传广告，提供佣金分成、发展国内代理人等方式招揽投资者参与境外公司的外汇保证金交易。至2008年3月其先后招揽境内投资者3600余人次，收取投资者支付的外汇保证金5500余万元，至案发，大部分投资者交易帐户内的保证金皆为亏损。 (四)境内外不法人员相互勾结共同犯罪 一些境外机构办事人员清楚在中国从事金融业务必须经国家监管部门许可，而以境外名义成立的公司或办事处在我国具有合法身份从事非法金融业务不易被察觉，因此在中国积极发展代理商。国内某些从事投资咨询的公司置法律法规于不顾，与境外机构相勾结积极招揽投资人从事非法金融活动，如犯罪嫌疑人马某系香港某控股有限公司上海代表处首席代表。从2005年12月起，其根据公司的要求，组织代表处工作人员在境内寻找代理商从事黄金、外汇保证金交易，至2007年8月马通过在国内发展的20家公司和88个个人，共招揽500余名投资者从事黄金、外汇交易，收取保证金2000余万元。其中上海晨凯投资咨询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王甲以及管理人员王乙成为代理商后，积极鼓动客户通过香港该公司的网上交易平台从事黄金交易，并提供其私人银行帐户代收转划保证金，共招揽60余名投资者，收取保证金1100余万元，至案发多数投资者已亏损过半。 (五)私自设立“地下钱庄”从事外汇交易。 境外一些机构或个人对中国外汇管理情况非常熟悉，他们利用国内一些企业在经营中用汇管理上的限制，以及一些人员将钱财转移至境外进行赌博等不法活动需要用汇而不被察觉的心理，在中国境内设立机构专门从事非法外汇交易活动，如犯罪嫌疑人罗某、莫某、李某及陈某系新加坡私营企业欢裕公司员工。从2003年起分别受公司负责人巫某的指使，先后在上海、江苏等地租用民宅作为欢裕公司的经营场所，从事地下钱庄非法活动。为那些从事境外赌博、洗钱及逃避境外贸易监管的单位和个人提供外汇买卖结算。采用境内支付和收取人民币资金，境外收取和支付相应外汇资金的方式，从事新加坡和中国之间外汇等人民币买卖业务。至2006年4月，涉及我国23个省的8家单位和551名个人总金额达53亿余元的资金，严重扰乱了中国正常的金融秩序。 (六)涉案金额特别巨大，受害人数众多，危害严重 九起案件共涉及犯罪总金额达人民币200余亿之巨，个案最高的近100亿元，最少的也有上千万元，犯罪金额远高于其他的经济类犯罪，而受案人数达6000余人及有众多企业，且大多数受害人都是工薪阶层，大多缺乏相关投资理财知识，过于相信这些所谓的“代理商”及“经纪人”，有些投资者甚至全权委托“代理商”或“经纪人”进行交易，为不法分子敛财提供了条件。从案发后侦查机关查证的情况看，大多投资者血本无归，部分亏损，几乎没有盈利的。九起案件共涉及投资人6000余人，其中有部分企业参与，很多被害人或被害单位案发后方知上当受骗，他们在强烈要求司法机关惩处犯罪分子的同时，采取各种形式要求讨回损失的财产，但由于这些犯罪分子在非法敛财后大多进行购车购房等高档消费，有些甚至将财产转移至境外，所以有些案件追缴不到赃款，司法机关尽了很大努力追缴部分赃款也难以弥补巨大损失。 防范建议 中国金融犯罪学 针对境外驻国内机构或成立的公司在国内从事非法活动，相关管理部门在管理上存在的问题，首先在思想上要高度重视，充分认识保障金融稳定对中国经济发展所具有的重要性，积极防范有些境外人员在金融危机时期在我国进行破坏性的金融犯罪活动。因此，对此类非法活动要露头就打决不手软，同时各有关部门要相互支持，相互配合确实履行职责，加强监管，建立和健全监管机制，不给他们以任何可钻的漏洞，为此建议如下： (一) 建立建全有关规定 建立对境外驻中国办事处、代表处的严格审批制度。对境外公司申请在国内设立办事机构实行严格的审查。改变以往程序性的审查。不仅要审查其申请的手续是否合法完备，更要对其境外公司实际经营情况的进行审查，对仅在境外注册而无实际经营的空壳公司以及有不良诚信记录公司的申请不予批准，对批准设立的办事机构要加强监管，对其活动情况要定期或不定期地进行检查，同时加强对投资理财、咨询管理等中介机构的监管，促进中介机构依法规范运行，发现违反有关规定的要坚决制止，构成犯罪的要及时移送相关部门依法处理。 (二) 各有关职能部门要确实履行职责，加强监管。 网络管理部门要加强对互联网的监管，各网站要对客户的广告内容进行审查，拒绝违法广告的传播，并加强日常监管。发现有发放违法广告信息，除及时删除外，应将有关情况通报相关职能部门，有关职能部门要及时予以查处。金融、外汇监管部门要对个人及企业银行资金的异常进行加强监控，不仅要了解资金的来源和去向，更要掌握其用途，发现存有问题的及时查处，构成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 (三)加强法制宣传及投资理财知识普及教育。 要通过网络、报刊、电视等媒体向市民宣传中国有关金融领域的法律、法规，并可通过对一些典型案例的深刻剖析，让市民了解有关法规，做到自觉地遵守。 其次，市民在投资理财前应对可能产生的风险有充分的心理准备，投资者在投资或接受代理商、经纪人服务时要认真审查对方从业资格，并在交易过程中注意维护自身权益，不全权委托、不将交易密码告诉他人,时刻保持警惕,不要轻易上当，金融监管部门对有关企业单位通过非金融行业的地下钱庄进行借贷，外汇买卖等违法行为,予以依法严肃处理的同时,对有关责任人员要进行经济处罚和教育，构成犯罪的要依法处理。 由美国次贷危机在金融行业引发的这场危机已殃及整个世界经济。防范金融危机、维护金融安全已经成为各国关注的焦点问题。纵观我国金融领域，在有关职能部门宏观的调控和监管下，多年来基本保持着健康的发展，但对近年来发生的新型金融犯罪情况要充分认识其严重的危害性，严防以待，引以为戒。 金融题材 《窃听风云》富豪用来洗钱的上市公司之一 结合警匪类型和金融题材的《窃听风云》将于2009年7月24日隆重登场。本片是由《无间道》和《门徒》两大班底打造，刘青云、古天乐和吴彦祖“三大型男”领衔主演，紧密联系当前全球性的经济危机，深揭股市背后，直面金融犯罪。 在《窃听风云》里，对于金融犯罪的方方面面更是多有涉及，如大老板马志华(王敏德饰)久久不现真身，幕后操纵手下，第一桶金的不明来源，恶意操控股市，以及通过洗黑钱使资产合法化。这些剧情，在现实中不免让人会联想到此前因涉嫌洗钱入狱的某前内地首富，其一直被人质疑第一桶金的正当性后来又因操控股市，以及涉嫌在公海赌船上洗黑钱，最后被相关部门带走调查。如此紧密的高度相似，可见《窃听风云》一如黄金时期之港片，在造梦的同时不忘隐射、讽喻现实。另据导演透露，此片不仅隐射了此一金融大亨，更是借鉴了诸多不法，以及涉嫌不法的金融大亨的犯罪/违规事实，最后融为一炉，全部被吸收到《窃听风云》里，投射在相关角色与行为上。那么究竟如何，不妨一一细说。
犯罪构成 抗税罪 （一）客体要件 抗税罪侵犯的客体是复杂客体，既侵犯了国家的税收管理制度，又由于采用暴力、威胁方法抗拒缴纳应纳税款，必然同时侵犯执行征税职务活动的税务人员的人身权利。其犯罪对象，包括依法应缴纳的税款及依法征税的税务人员。这里的税款是除关税以外的国内税收。这是的税务人员也限于依法征收国内税的工作人员。这是抗税罪区别于走私罪、妨害公务罪和其他犯罪的重要标志。 （二）客观要件 抗税罪在客观方面表现为违反税收法规，以暴力、威胁方法把不缴纳税款的行为。 l、抗税罪表现为违反税收法规的行为。税收法规主要指《税收征收管理法》等法律、法规。如果行为没有违反税收法规则不能构成抗税罪。如没有纳税义务的个人用暴力阻碍税务人员征税，虽然客观上使他人得以拒不缴纳税款，但其行为违反的不是税收法规，不能以抗税罪沦处。 2、抗税罪表现为以暴力、威胁方法拒不缴纳税款的行为。这是抗税罪与偷税罪的根本区别。所谓暴力，是指犯罪分子对他人身体实施袭击或者使用其他强暴手段，如殴打、伤害、捆绑、禁闭等足以危及他人人身安全的行为；所谓胁迫，里指犯罪分子对他人进行威胁、恫吓，达到精神上的强制、使他人不能抗拒的手段。如手持凶器威吓，扬言行凶报复、揭发隐私、毁坏名誉、加害亲属等相威胁，根据本条，只要行为人实施了以暴力、威胁方法拒不缴纳税款的行为就可以构成抗税罪、而不需要达到情节严重的程度，当然，根据本法第l3条的规定、如果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则不认为是犯罪、如果行为人拒不缴纳税款的行为不是以上述暴力、威胁方法实施的，而是以诸如不能成立的各种理由为借口进行抵制或者只是消极地不缴纳税款等，则不构成抗税罪。 （三）主体要件 抗税罪的主体，是依法负有纳税义务和扣缴税款义务的人，既包括个人、也包括单位，本条没有明确规定单位可以成为抗税罪的主体。但从本条的立法精神以及抗税罪和偷税罪的联系来看、抗税罪的主体应与偷税罪的相同，既包括负有纳税义务的自然人，也包括负有纳税义务的单位。单位犯抗税罪的，由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直接责任人员承担刑事责任。 （四）主观要件 抗税罪在主观方面出于直接故意，表现为明知负有纳税义务而故意抗拒缴纳税款，并且通过使用暴力、威胁方法而公开拒不缴纳税款、非法获利的目的。如果行为人不具有这种主观故意和非法获利的目的。则不构成抗税罪。 行为特征 抗税罪抗税罪的主体：具备刑事责任能力、负有纳税、扣缴义务的自然人。 行为人为抗拒缴纳税款在客观上实施了暴力、威胁方法。不是为了抗拒缴纳税款，而以暴力、威胁方法阻碍税务人员依法执行职务的，则依《刑法》第277条规定的妨害公务罪论处。 所谓暴力，是指对税务人员人身施加攻击或者强制。如殴打、捆绑、扣押、禁闭等。此外，为阻挠征税而捣毁税务人员的交通、通讯设备，冲击打砸税务机关的，亦属实施暴力。按抗税罪处罚的暴力最大限度只能是造成轻伤害，如果以暴力方法抗税致人伤害超过这一限度，根据《刑法》有关规定，致人重伤或者死亡，按照伤害罪、杀人罪从重处罚，并处罚金。 所谓威胁，是指行为人为了抗拒缴纳税款，用口头、书面或者其他方法使税务人员精神处于恐惧状态，从而迫使税务人员不敢征税的一种抗税手段。威胁的内容可以是多方面的，如杀害、伤害、毁坏财产、加害亲属、损害名誉等。 认定 警税联络罪 （一）抗税罪与非罪的界限 1、抗税罪与欠税的区别，欠税，又称拖欠税款，是指纳税人或扣缴义务人由于客观原因超过了税务机关核定的纳税期限，未缴或者少缴税款的行为、一般表现为消极的不作为，欠税与抗税罪在主观上都具有故意性，行为都具有公开性，既欠税人未缴税款与抗税罪的拒不缴纳税款一样，都是行为人明知没有缴纳税款，且毫不欺骗或隐瞒，税务机关也知道其未缴纳税款。两者的不同点在于，第一，抗税罪具有逃避缴纳税款而非法获利的目的，欠税、一般并不具有逃避缴纳税款的目的、而多是因故不缴纳或故意暂时拖欠。第二、抗税罪表现为以暴力、威胁方法拒不缴纳税款的行为，而欠税并不采用暴力威胁方法、一般表现为消极的不作为。 2、抗税罪与一般拒不缴纳税款行为的界限。两者区分的关键在于是否采取了暴力、威胁的方法。抗税罪是采取暴力、威胁方法拒不缴纳税款的行为，而一般拒不缴纳税款的行为并没有采取暴力、威胁的方法进行，多表现为无视税收法规，消极地拒不缴纳税款；以各种借口，采取软磨硬泡的方式，抵制税务机关的纳税通知，拒不纳税；拒不依法办理纳税申报或提供纳税资料；或者因发生纳税争议而拒不纳税。对于一般的拒不缴纳税款的行为应由税务机关依照税收法规处理，构成其他罪的按照其他罪论处，但不能以抗税罪论处。《税收征收管理法》第45条规定，抗税情节轻微，未构成犯罪的，由税务机关追缴应缴的税款，并处以拒缴税款五倍以下的罚款。因此，两者的界限在于情节是否轻微。犯罪情节可考虑两方面内容，一是暴力程度、后果以及威胁的内容；二是拒缴税款数额大小及抗税次数的多少。如只有一般推搡等行为、未造成比较严重后果的：或只有一般威胁言词的；或者数额小且是偶尔为之的，可认为属于情节轻微而不构成犯罪。 3、抗税罪与使用暴力、威胁方法拒缴错征税款的界限。错征税款是因税收人员工作疏忽或者不熟悉税法等原因搞错征税对象、征税项目和应税数额等错误征税的行为，如该减免未减免、应少征却多征以及重复征收等。在该种情况下，如果税务人员坚持征税而引起抗拒缴纳的、不以抗税罪论处，如果使用暴力造成税务人员伤害的，可以按伤害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抗税罪 （二）抗税罪与偷税罪的界限 1、主体要件不同。抗税罪只能由个人和单位的直接责任人员构成：而偷税罪的主体则包括单位和个人也包括单位的直接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 2、客观方面不同。抗税罪表现为以暴力、威胁方法拒不缴纳税款的行为；偷税罪则表现为采取伪造、变造、隐匿、擅自销毁帐簿、记帐凭证、在帐簿上多列支出或者不列、少列收入，经税务机关通知申报而拒不申报或者进行虚假纳税申报的手段，不缴或者少缴税款的行为。 3、犯罪标准不同。抗税罪只要行为人实施了以暴力、威胁方法拒不缴纳税款的行为就可构成，而偷税罪必须是偷税行为情节严重的才构成犯罪。 （三）抗税罪与妨害公务罪的界限 妨害公务罪与抗税罪在客观方面都表现为以暴力、威胁方法的手段，主观上都出于故意，其不同之处在于： l、主体要件不同。妨害公务罪的主体要件是一般主体，凡达到刑事责任年龄且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的自然人都可以构成；抗税罪的主体要件是特殊主体、只有负有纳税义务或者代扣代缴、代收代缴税款义务的个人或单位的直接责任人员才可以构成。 2、主观目的不同。妨害公务罪目的在于使国家工作人员不能依法执行职务，抗税罪目的在于逃避缴纳税款而非法获利。 3、犯罪对象的范围不同。抗税罪侵害的对象是执行税收征管任务的税务人员；而妨害公务罪侵害的对象则是执行职务的国家工作人员，后者范围较广，前者属于后者的一种。 4、侵犯的客体不同。妨害公务罪侵犯的是国家机关的公务活动；抗税罪侵犯的是国家的税收管理制度。在实践中，纳税人以暴力、威胁方法阻碍税务人员依法征税的，都应以抗税罪论处。只有不负有纳税义务的个人以暴力、威胁方法阻碍税务人员征税，且事先与纳税人无通谋的，才构成妨害公务罪。 （四）抗税罪与侵犯人身权利罪的界限 抗税的暴力程度大小不同，其后果不完全一样。有的使用严重的暴力方法抗税，可能造成人身伤害，甚至死亡，超出了抗税罪本身可能容纳的危害程度，这就涉及是否构成故意伤害罪、故意杀人罪的问题。对此如何认识和处理，理论上有不同看法。总之，对于与税务案件相联系而致税务人员伤害、死亡的案件，应分别不同情况进行处理： （1）在拒不缴纳税款而对税务人员实施暴力过程中，造成严重伤害或者死亡，符合故意伤害罪或者故意杀人罪特征的，属于想象竞合犯，应从一重处断，即以故意伤害罪或者故意杀人罪论处。 （2）在上述实施暴力过程中，过失造成重伤或者死亡的，也应视为想象竞合犯，应定抗税罪，从重处罚。 （3）因受税务检查或被追缴税款或罚款，而心怀不满，为泄愤报复而故意伤害或者杀害税务人员的，以故意伤害罪或故意杀人罪论处。其伤害、杀害之前已构成偷税罪的，则应以偷税罪与故意伤害罪或者故意杀人罪，实行数罪并罚。 处罚 对于抗税罪的处罚，根据情节轻重，《刑法》第202条规定了两档处罚：（1）对情节轻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拒缴税款1倍以上5倍以下的罚金；（2）有下列严重情节的：a.聚众抗税的首要分子；b.抗税数额在十万元以上的；c.多次抗税的；d.故意伤害致人轻伤的；e.具有其他严重情节。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拒缴税款1倍以上5倍以下罚金。 （3）实施抗税行为致人重伤、死亡，构成故意伤害罪、故意杀人罪的，分别依照刑法第二百三十四条第二款、第二百三十二条的规定定罪处罚。[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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