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金融监管理论 金融监管理论又称分子与分母对策理论。《巴塞尔协议》对世界各国银行的资本充足比率提出了严格的要求，规定开展国际结算业务的银行其资本比率不能低于8%，其中核心资本比率不能少于4%。为了适应这一要求，提高在市场中的竞争力，一些银行往往通过重组来压缩资产规模和增加资本，从而提高自有资本比率。根据《巴塞尔协议》的计算方法，衡量开展国际结算业务的银行的资本比率的公式是： 一级资本比率=核心资本/风险资产×100%=核心资本/(资产×风险权重)×100% 总风险资本比率=总资本/风险资产×100%=总资本/(资产×风险权重)×100% 所谓分子对策就是扩展银行的核心资本，同时利用其附属资本使总资本迅速扩张。所谓分母对策就是充分利用负债，降低资产总额，优化风险资本结构，降低风险权重。 偏重稳定型的金融监管理论 偏重稳定型的金融监管理论是以维护金融体系安全为目标，倾向于政府直接管制的金融监管理论。这些理论对政府是否需要进行干预和监管做出了肯定的回答，它们以金融市场失灵为基础，从失灵的不同表现来阐释政府监管的必要性，认为金融监管是为了弥补金融市场自身的不足，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 金融机构的破产及其连锁效应会通过货币信用紧缩破坏经济增长和发展。金融机构的财务杠杆又比一般企业高得多，由此也会导致金融机构和社会间的利益严重不对称，而市场自身又无法控制和解决。金融危机的传染性也说明了单个金融机构的危机会引起集体非理性，导致银行系统的崩溃。Diamond和Dybvig(1983)认为存款者为了获得流动性(也是银行的重要功能)而选择了银行而不是自己直接持有一定的资产，但是银行资产负债在时间和数量上的不匹配使银行面临风险，导致容易出现破坏经济发展的银行挤提，而防止挤提的合约就是政府为此设立的存款保险制度。金融领域存在比其它经济领域更严重的负外部性。因此，需要市场以外的力量介入以限制金融体系的外部性影响，这为政府介入实行监管提供了理论基础。 金融体系在某种程度上具有公共物品的特性，纯粹的市场行为会导致稳健金融业的供给不足，这也给政府介入金融监管提供了理论依据。激烈的自由竞争会导致金融体系的不稳定，政府监管则可以提供公平的竞争环境，保护金融体系的整体稳定。 偏重效率型的金融监管理论 随着自由主义思想在西方各国的兴起，金融自由化理论也逐渐发展，而且其影响日趋扩大，该理论的出现引起人们对金融监管理论进行新的思考，即政府的行为能否真正使金融监管有效？或者政府能否真正做好金融监管？这些金融监管理论主要受两种思想指导，一个是金融监管抑制了金融创新的发展而导致金融体系的低效率，这与金融自由化思想如出一辙；另一个就是政府并不一定能完全代表全民利益，政府也有自己的利益取向，其目标是不是公共利益最大化值得商榷。 1.经济监管理论 该理论认为监管是配置进入服务市场中的需求和供给，需求者是利益集团而供给者是政府和政党。监管给被监管者带来一定好处的同时也增加了被监管者的成本。斯蒂格勒在《经济管制的理论》一文中对政府介入管制的目的是不是真正从公共利益出发提出质疑，以管制的供求为分析基础，管制的需求是管制可以带来的利益，而管制的供给则是政府和政党的利益，最终的结果取决于供求双方的博弈。Becker和Stigler(1974)基于政府拥有充分信息、可以为社会整体的福利服务和完全信息者三个假设的基础上，认为私人不可能监管实力雄厚的金融机构。Posner(1974)和Peltzman(1976)提出行业监管并没有建立在公共利益基础之上，而是建立在被监管利益集团和损害消费者利益的基础之上。作为一般规则，社会代理人从事公共活动，目的在于增进自己的主观福利，而非一般公众的福利，它将焦点集中在监管过程的各个参与团体以及他们广泛自利行为的机会上。 2.监管寻租理论 寻租理论从追求经济利益的非正常角度来分析，考虑行业或厂商通过维持既得利益和对其再分配这些非生产性活动来维持或获取更大的利益。美国经济学家塔洛克分析了政府管制带来的社会成本问题，由政府管制经济的行为容易产生寻租、设租、避租等行为导致社会资源的浪费。但是他没有提出有效的监管政策框架，过分注重对监管市场需求层面的分析。Krueger(1974)认为市场经济国家中的政府对经济活动的限制会引起不同形式的租金，导致人们为这些租金而竞争，而寻租也表现为腐败、走私、黑市等。他以国际贸易的定量限制为例构造模型分析福利损失和竞争性的寻租导致特定活动的个人和社会成本的背离。寻租理论认识到政府在监管中的不良效果，指出了政府的监管加剧了市场的寻租机会，使市场变得不公平，导致被监管行业效率的下降。 3.监管捕获理论 捕获理论将监管者和被监管者的关系形象化，虽然监管的出发点是好的，但随着时间的流逝，被监管者适应和熟悉监管的立法和行政程序后，监管常常为被监管业界的利益服务，也有极端的观点认为政府监管者一开始就被捕获。Bernstein(1995)认为监管机构以公共利益为基础的思想是幼稚的，监管政策最终会被利益集团所左右而为其谋取利益，而不能真正行使公共利益权利。他提出放松监管权利过于集中的做法，这样才可以提高整个社会的福利水平。 稳定和效率兼顾型金融监管理论 伴随着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的一系列区域性金融危机，人们又进一步地开始反思，并加深了对金融监管理论的研究。从某种程度上说，金融危机的频繁出现推动了金融监管理论朝着稳定和效率兼顾方向发展。尤其是20世纪的最后十年，西方发达国家将监管重点转向银行资本有效性的监管以及监管的市场约束机制构建。这期间出现的相关理论应用了博弈论、信息经济学、委托代理等方法，使得理论更贴近实际。 1.监管激励理论 监管激励理论是将激励概念引入对监管的分析，并把监管问题作为最优机制设计问题来考虑。在目标不一致和信息分散化的条件下，监管者如何设计一套机制约束被监管者。Kane(1990)的研究发现，金融监管当局提供监管的激励不足，导致资本监管效率低下的主要原因。他认为，从激励角度考虑监管者是正确理解银行业监管历史和未来的关键点，并提出作为纳税人的社会公众和作为代理人的中央银行之间的委托代理，并以此分析中央银行监管的激励理论。 2.监管的最优相机理论 类似于政府的最优相机决策，该理论用定量分析的方法来确定政府如何介入监管。该理论主要应用博弈论、信息经济学等工具来分析监管问题，对存款人的信息不对称及其“搭便车”偏好分析，引入存款人集体行动失灵，将监管者和被监管者所面临的信息、约束条件等纳入一个框架进行综合分析。Dewatriport和Tirole(1993)从产业组织理论的视角来专门分析银行监管，并提出“代表假说”理论，昂贵的监管成本使政府监管机构和自律性监管组织来充当中小投资者的公共代表。从这个角度看，监管是一种节约委托—代理成本的捷径。但是对于监管模式的选择，由于受到信息不对称的影响导致监管不是最优的。具体到一国采取相机监管还是基于规则的非相机监管，主要取决于监管机构的独立性。独立性强的监管机构才可以被赋予相机监管的权力。Kane(1997)从动态的角度即监管者与被监管者之间不断变化的关系以及政治力量和经济力量相互作用的机制入手揭示它们之间动态博弈的过程，即形成监管、逃避、改革、再逃避、再改革的循环。政府的金融监管滞后于金融发展，需要引进监管竞争机制。同时，他也研究了如何强化金融监管职业道德，并解释了纳税人如何才能从法人治理理论得出的结论中获益，以加强习惯法职责施加于监管官员的实际激励作用。 3.监管的成本收益理论 正如经济监管理论将监管看作由政府供给，特定个人和集团所需求的一种产品。监管的成本收益理论将监管给社会各利益集团带来的收益总和及成本总和分别看作监管的社会收益和社会成本。当收益大于成本时，支持监管的力量就会大于反对力量。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受监管失灵学说的影响，有学者把交易费用理论引入金融监管的探讨，明确提出了该理论。他们认为，不仅市场运作存在交易费用，而且监管的组织也需要成本，这同样不可低估。世界银行指出，金融监管要与经济周期的阶段相适应，不同经济周期的监管成本也是不同的。成本收益理论的一个延伸就是有学者对金融监管的效率做了分析，各国在实践中也逐渐将效率原则体现在各自的法律法规中。 4.基于市场约束的金融监管理论 20世纪90年代的金融危机使人们发现政府对金融监管在大多数情况下都是失效的，因为政府作为一个拥有独立利益的特殊主体，不能将社会福利最大化的希望完全寄托在它身上。Kaufman(1996)认为金融监管在付出高监管成本后，并没有根除金融机构的经营风险和整个金融体系的系统风险。据世界银行测算，在20世纪的后20年各国政府用于处理金融危机的平均成本高达GDP的40%左右。研究者认为，这至少反映出一个问题，即目前的金融监管体系和手段并没有消除市场失灵，是缺乏效率的。政府监管有效性程度的大小成了讨论的热点，这些理论和实证研究认为市场约束同样重要。 这些理论和实证研究主要从两方面来进行阐释的，一方面主要集中在市场约束与金融监管效率的关系，另一方面则从如何应用市场约束来改善金融监管。实际上，政府监管必须充分运用市场，这样才能更好地进行金融监管。所以要充分发挥竞争和开放机制在金融监管中的作用。也有学者对如何增强对银行经营者的市场约束提出自己的观点，这里就不做详细论述了。目前大部分学者都倾向于政府监管与市场约束有机结合，以实现金融稳定发展和监管效率的提高。 5.金融监管有效性理论 金融的有效性监管主要针对银行的资本监管来进行研究，即资本的风险监管有效性和资本充足率监管的有效性。不管是较为流行的“CAMEL”风险管理体系还是巴塞尔新资本协议，都将资本充足率的监管作为风险管理的重要一部分。另外，金融监管理论从之前的宏观把握层面转向更为务实和具体的微观技术层面，使金融监管具有可操作性和可计算性。Havakimian&Kane(2000)在默顿单期存款保险期权模型基础上，扩展为无限展期的股东收益模型并对美国1985-1994年商业银行资本监管有效性作了实证分析。他们认为商业银行的资本监管并没有有效阻止银行业风险转嫁问题。[5]Boot和Thakor(1998)的监管者声誉博弈模型表明，由于监管者的自私，社会公众与监管者信息不对称，监管者的最优监管水平比社会最优监管水平要低得多。 6.金融监管的法律理论 在金融监管过程中，除了政府监管和市场约束这两个方面之外，还需要相应的法律法规来支撑。在金融监管中，只有对中小投资者权利有了有效的法律保护才能真正促进金融发挥其应有的功能。在市场经济中，法律制度是投资者权利的主要来源，金融监管的效率关键在于实现对中小投资者权利的有效法律保护，只有在投资者权利能够得到有效法律保护的条件下，才能建立有效的公司治理机制，金融才能真正得到良性发展。钱颖一(2000)通过对比分析传统市场经济与现代市场经济的差别，在强调法治的同时，也指出政府监管在现代经济中的重要作用。但同时他也强调以法治约束政府监管活动的重要性。许成钢(2001)以法律不完备性来分析不完备法律下有效的执法制度，引出何时需要监管和怎样监管这些问题。卡塔琳娜·皮斯托和许成钢(2002)将法律不完备性理论应用到金融市场尤其是证券市场监管中，开拓了认识金融监管在市场经济制度结构中重要作用的新视角，并从制度结构逻辑上解释了监管对金融及证券市场的重要作用。他们认为，法律不可能实现最优设计，而在法律不完备时，仅依靠专门的立法机构立法是不够的，剩余立法权和执法权可以分配给法庭，也可以分配给监管者。监管者主动而灵活的执法可以弥补法庭被动执法的不足，监管是为解决法律及法庭被动执法造成的法律救济不足而设计的。 金融监管理论的演变 政府干预还是自由放任问题历来是各经济学派争论的主要焦点，尽管金融监管本身并不等同于政府干预，但是金融监管理论却受着政府干预理论的强力支持，因而也随着争论双方的此消彼涨而发生变化。同时，金融监管活动又具有很强的实践性和性，因此，我们在对金融监管理论的发展脉络进行回顾的时候,既要考虑到当时主流经济学思想和理论的影响,还必须考虑到当时金融领域的实践活动和监管理念。 1、20世纪30年代以前：金融监管理论的发轫 早期的金融监管并没有固定的制度安排可循。政府对金融活动实施监管的法规依据最初可以追溯到18世纪初英国颁布的旨在防止证券过度投机的《泡沫法》。但真正意义上的金融监管，是与中央银行制度的产生和发展直接相联系的。中央银行制度的普遍确立是现代金融监管的起点，有关的金融监管理论也由此初步形成。众所周知，古典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历来是反对政府干预的，“看不见的手”的信条在理论上与中央银行的金融监管职能相悖。根据亚当·斯密的“真实票据”理论，只要银行主要投资于体现实际生产的短期商业票据，就不会引发通货膨胀或紧缩，“看不见的手”仍然能够发挥作用，并不需要中央银行专门来管理货币。对此，亨利·桑顿在1797－1825年的“金块论战”中指出，真实票据的不断贴现过程，将会导致信用链条的延长和信用规模的成倍扩张，故而真实票据原则并不能保证银行有足够的流动性或货币供给弹性，从而避免银行遭到挤提以及引发通货膨胀或紧缩。因此，以真实票据原则发行银行券存在发行过度的危险，应该受到集中的监管。在随后半个多世纪的争论中，桑顿的观点得到实践的支持，统一货币发行的中央银行纷纷建立。因此，中央银行制度最初建立的目的在于统一管理发行货币，而不是监管整个金融体系，更不涉及金融机构的微观行为。 另外，在古典和新古典学里，货币是“中性的”，对经济没有实质性的，因此中央银行统一货币发行与统一度量衡一样，只是便利于经济活动，其行为仍然是“守夜人”意义上的，而不是政府干预。中央银行的另一项职能——建立全国统一的票据清算系统、协调票据清算在性质上也是如此。 统一货币发行和统一票据清算之后，货币信用的不稳定仍然没有消失，许多机构常常由于不谨慎的信用扩张而引发金融体系连锁反应式的波动，进而引起货币紧缩并制约经济。这就与古典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的“货币中性”主张明显相悖。因此，作为货币管理者，中央银行逐渐开始承担信用起“保险”的责任，作为众多金融机构的最后贷款人为其提供必要的资金支持和信用保证，其目的是防止因公众挤提而造成银行连锁倒闭和整个经济活动的剧烈波动。这样，中央银行就从以统一货币发行和提供弹性货币供给为特征的货币管理职能，又逐渐衍生出最后贷款人的职能，承担稳定整个金融和经济体系的责任。 “最后贷款人”（LLD）制度仍然算不上金融监管，但是它却为中央银行后来进一步演变为更加广泛的金融活动的监管者奠定了基础。因为中央银行的最后贷款可以成为迫使金融机构遵从其指示的一个重要砝码，由此，中央银行就有可能而且也有必要进一步对金融机构的经营行为进行检查。这种对经营行为的检查活动一直发展到央行对所有金融机构，主要是商业银行进行的各种现场检查和非现场检查。但这种检查主要是基于贷款协议的安排，类似于商业银行对借贷所进行的财务及信用检查，而不是行政上或上的行为。所以，真正现代意义上的金融监管是在20世纪30年代大危机后。 美国在20世纪30年代大危机爆发以后不久，便通过国会立法赋予央行（以及后来设立的证券监管机构）以真正的监管职能，并由此开始了对金融体系进行行政监管和法律监督。 总而言之，20世纪30年代以前的金融监管主要集中在实施货币管理和防止银行挤提政策层面，对于金融机构经营行为的规制、监管和干预都很少论及。这种状况与当时自由市场经济正处于鼎盛时期有关。然而，30年代的大危机最终扭转了金融监管理论关注的方向和重点。 2、20世纪30年代—70年代：严格监管、安全优先 30年代的大危机表明金融市场具有很强的不完全性，“看不见的手”无所不至的能力只是一种神话。在金融市场上，由于市场信息的不完全和金融体系的本身特点，市场的运作有时也会失灵，在30年代大危机中，大批银行及其他金融机构的倒闭，给西方市场经济国家的金融和经济体系带来了极大的冲击，甚至影响到了资本主义的基础。 大危机后，立足于市场不完全、主张国家干预政策和重视财政政策的凯恩斯主义取得了经济学的主流地位，这也是当时金融监管理论快速发展的大的背景。在这一时期，金融监管理论主要以维护金融体系安全，弥补金融市场的不完全为的出发点和主要。主张政府干预，弥补市场缺陷的宏观政策理论，以及市场失灵理论和信息经济学的发展进一步推动了强化金融监管的理论主张。这段时期的金融监管理论研究成果认为，自由的银行制度和全能的金融机构具有较强的脆弱性和不稳定性，认为银行过度参与投资银行业务，并最终引发连锁倒闭是经济危机的导火索。 这一时期金融监管理论主要是顺应了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对“看不见的手”的自动调节机制的怀疑，为30年代开始的严格而广泛的政府金融监管提供了有力的注解，并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主要发达国家对金融领域进一步加强管制的主要论据。在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理论的影响下，传统上中央银行的货币管理职能已经转化为制定和执行货币政策并服务于宏观经济政策目标，金融监管更加倾向于政府的直接管制，并放弃自由银行制度，从法律法规和监管重点上，对金融机构的具体经营范围和方式进行规制和干预逐渐成为这一时期金融监管的主要内容。 3、20世纪70年代—80年代末：自由化，效率优先 20世纪70年代，困扰发达国家长达十年之久的“滞胀”宣告了凯恩斯主义宏观政策的破产，以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和货币主义、供给学派为代表的自由主义和思想开始复兴。在金融监管理论方面，金融自由化理论逐渐起来并在学术理论界和实际金融部门不断扩大其。 金融自由化理论主要从两个方面对30年代以后的金融监管理论提出了挑战。一方面，金融自由化理论认为政府实施的严格而广泛的金融监管，使得金融机构和金融体系的效率下降，压制了金融业的发展，从而最终导致了金融监管的效果与促进经济发展的目标不相符合；另一方面，金融监管作为一种政府行为，其实际效果也受到政府在解决金融领域市场不完全性上的能力限制，市场机制中存在的信息不完备和不对称现象，在政府金融监管过程中同样会遇到，而且可能更加严重，即政府也会失灵。 “金融压抑”和“金融深化”理论是金融自由化理论的主要部分，其核心主张是放松对金融机构的过度严格管制，特别是解除对金融机构在利率水平、业务范围和经营的地域选择等方面的种种限制，恢复金融业的竞争，以提高金融业的活力和效率。 如果说30－70年代金融监管理论的核心是金融体系的安全优先的话，那么，金融自由化理论则尊崇效率优先的原则。30年代以前基本不受管制的自由金融体系在30年代的大危机中崩溃，导致金融体系的安全性成为人们优先考虑的目标，30年代到70年代日益广泛、深入的金融监管，特别是那些直接的价格管制和对具体经营行为的行政管制，严重束缚了金融机构自主经营和自我发展的手脚，而在存款保险制度已充分发挥其稳定作用、银行挤提现象已经大为减少的情况下，金融机构的效率、效益要求就日益凸显出来，并超越了安全性目标的重要性。所以，金融自由化理论并不是对政府金融监管的全面否认和摒弃，而是要求政府金融监管做出适合于效率要求的必要调整。 4．20世纪90年代以来：安全与效率并重的金融监管理论 自由主义经济理论的“复兴”，并没有否定市场的固有缺陷，它们与“政府干预论”的差异主要体现在“干预”的范围、手段和方式等方面。因此，无论是在发达国家还是在发展家，金融自由化的步伐一直没有停止，在80年代后半期和90年初，金融自由化达到了高潮，很多国家纷纷放松了对金融市场、金融商品价格等方面的管制，一个全球化、开放式的统一金融市场初现雏形。 然而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一系列区域性金融危机的相继爆发，迫使人们又重新开始关注金融体系的安全性及其系统性风险，金融危机的传染与反传染一度成为金融监管理论的重点。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以前，面对各国金融开放的热潮，一批有识之士，如斯蒂格里茨和日本的青木昌彦曾经提出过的金融约束论，成为金融监管理论进一步发展的标志性。对于金融危机爆发的原因，在理论界研究甚多。一般倾向于认为，金融自由化和金融管制的放松并不是最主要的，事实证明，很多高度开放的经济体，同时拥有较高的金融自由度和市场稳定性，并且为经济发展提供了效率保证。一些专家认为，问题的关键可能在于，那些实行金融自由化的国家，其政府管理金融活动的能力，以及经济发展和开放策略的顺序可能存在差异。 20世纪90年代的金融危机浪潮推动了金融监管理论逐步转向如何协调安全稳定与效率的方面。与以往的金融监管理论有较大不同的是，现在的金融监管理论除了继续以市场的不完全性为出发点研究金融监管问题之外，也开始越来越注重金融业自身的独特性对金融监管的要求和影响。这些理论的出现和发展，不断推动金融监管理论向着管理金融活动和防范金融体系中的风险方向转变。鉴于风险和效益之间存在着替代性效应，金融监管理论这种演变的结果，既不同于效率优先的金融自由化理论，也不同于30到70年代安全稳定优先的金融监管理论，而是二者之间的新的融合与均衡。 另外，面对一体化、全球化的，对跨国金融活动的风险防范和跨国协调监管也已成为当前金融监管的重点。以国际清算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为代表的国际金融组织对国际金融监管理论的发展做了新的贡献。 金融监管理论的发展趋势展望 世界各国尤其是西方发达国家的金融监管，伴随着金融的发展经历了长期的演变过程，而贯穿其中的金融监管理论也经历了曲折的演化。总的来说，金融监管理论伴随着从自由到管制、放松管制、重新管制这一主线而发展的。这些金融监管理论虽然注意到了金融体系影响整体经济，但对金融体系或金融活动本身关注不够，这使得金融监管理论深度不够，并导致监管处于如何处理稳定与发展的两难选择境地。关于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金融监管理论也尚不成熟。从历史上看，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发展中国家或新兴市场国家更有发生危机的倾向，它们也需要有适合自身发展的金融监管理论。总的来说，可以预见，今后的金融监管理论会朝着更注重金融机构和体系的内部约束，即更加重视金融机构以及金融体系内部的激励相容方面，并关注金融机构如何能够自觉主动地防范金融风险的制度安排。监管的重心将主要关注业务领域的风险，会走向模型化，计量化的道路。另外，随着经济金融全球化进程的加速，对金融监管的国际合作提出了新的挑战。而国际间金融活动的频繁往来也会使如何协调国际间的金融监管在金融监管理论中有所反映。
什么是筹资结构 筹资结构是指采用各种筹资方式筹集资金之间的关系。">编辑]筹资结构定量分析 企业在实施大型投资项目时，往往需要多渠道、多形式地筹集资金，为降低投资风险，在此之前企业必须要对企业的筹资结构进行分析。筹资结构分析的重点是分析企业白有资金与贷款构成的比例对企业白有资金收益率和企业风险大小的影响。企业自有资金一般可以发行股票或使用留存收益，而企业贷款则可通过发行债券或向金融机构借款。 假定某项投资在几种不同状况下取得的投资收益率是可测的，各种状态出现的概率也是可知的，那么期望的投资收益率及期限离差如下： a = Σ(b * c) σ2 = Σ(b − a)2 * c 其中，a代表期望投资收益率，b代表投资收益率，c代表概率。 一般而言，投资项目风险的大小完全可以由离差来反应，离差越大，风险 越大；反之亦然。企业可以根据投资项目预计收益能力、风险大小和企业承担风险的能力，选择合适的筹资战略，进行必要的风险筹资结构组合，以追求较高的投资报酬和较小的企业风险；另外，在筹资手段上，选择股票筹资或是债券、货款筹资以建立适当的负债比例，同时根据资金市场状况，选择适当的筹资企业，以求资金成本最低。">编辑]筹资结构与筹资成本和风险水平的关系 企业从不同来源筹集资金，会产生不同的资金成本和承受不同的风险压力。资金成本与风险水平存在着反比关系，一般而言，资金成本越高，风险水平越低。就具体的筹资来源来看，所有者权益的资金成本最高，但风险最低，或说没有财务风险；短期负债的资金成本最低，但相应的还款压力最大，风险最高；而长期负债的资金成本和风险则居中。 企业对待筹资结构的态度也有稳健和激进之分，稳健者希望权益资金占资金来源的比重足够大，更有甚者希望负债为零，以最大限度地回避财务风险；激进者正好相反，他们希望负债资金，甚至短期负债资金占资金来源的比重应尽可能地大，以获取低资金成本的利益。介于两种态度之间，存在着多种筹资结构的组合，这些组合的目的均在于能使资金成本和风险控制在一个满意的范围之内。">编辑]投资结构与筹资结构的综合决策 投资结构具有的盈利能力和风险水平与筹资结构具有的成本水平和风险水平相配合，构成了企业的综合盈利能力和风险水平。由于资产结构和筹资结构均有稳健和激进之分，因此，两两组合可以得致如下的四种策略。 (一)稳健的投资结构与稳健的筹资结构相结合的管理策略 该策略在投资结构上要求充分保持资产的流动性，尽可能减少长期资产的投入。特别稳健者，甚至经营所需的固定资产都采用租赁的方式取得。在流动，资产中，则尽可能压缩存货等变现能力差的资产，增加现金或接近于现金类的资产。结果是使资产的盈利能力相应降低。在筹资结构上，首先，要求权益资本占资金来源韵比重慝够犬；其次，在负债中，则要求长期负债占总负债的比重足够大。这样，不仅权益和长期负债可以满足长期资产的需要，而且还可以满足部分流动资产的需要。特别稳健者，甚至全部资产的资金来源都由权益资本提供，且全部资产的流动性极强。这就使得筹资成本上升，盈利能力下降。这种策略的风险虽然低，但相应的盈利能力也极低。 (二)激进的投资结构与稳健的筹资结构相结合的管理策略 该策略在投资结构上要求最大限度地增加资产的盈利能力，不惧风险，其风险主要依靠削减负债，特别是流动负债占总资金来源的比例来控制。在这种策略中，即使投资出现失误．其风险也能受到有效地遏制，因为权益资本可以防止风险的扩大。因此，该种策略是盈利能力和风险均居中的管理策略。 (三)稳健的投资结构与激进的筹资结构相结合的管理策略 该策略是希望通过稳健的投资结构来控制投资风险，并通过降低资金来源的成本来减少财务成本，增加盈利。保持资产的足够流动性除了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控制投资风险之外，还可以在很大程度上防止筹资风险的扩大，这就为企业运用一些低资金成本的资金来源提供了保障。但是，筹资成本的节约是有限的，对盈利的贡献一般不如投资盈利能力大，因此，该种策略的盈利能力要比第二种管理策略低。它一般只适用于投资风险极大、筹资风险极小的情况。 (四)激进的投资结构与激进的筹资结构相结合的管理策略 该策略不但要求投资结构有最大的盈利能力，而且还要求筹资的资金成本最低，更为激进的，甚至相当大部分长期资产的资金来源都靠流动负债来解决，这样，该种策略承受的风险就极大，一旦环境有变，激进的投资结构不能为企业带来相应的收益，风险就会迅速放大，从而导致企业失败或破产。因此，这种收益高成本低的策略的盈利能力最高，但风险也最大。参考文献↑ 徐盛华 陈子慧 编著.现代企业管理学.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年07月.↑ 2.0 2.1 熊楚熊,刘传兴.公司理财学系列教材 公司中级理财学.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年09月.
西夏钱币 目前面文为西夏文的钱币已经发现有五种，分别是“福圣宝钱”，“大安宝钱”，“贞观宝钱”，“乾祐宝钱”，以及“天庆宝钱”。这五种钱币正面为西夏文，背面为光背，形制都为小平铜钱，非常少见，属于珍稀的古钱币。汉字体的西夏钱币按照年号分目前已经发现有八种，这些钱币的书体均为楷书。分别为“大安”、“大德”、“元德”、“天盛”、“乾祐”，“天庆”，“皇建”，以及“光定”。在这些钱币中除了“元德重宝”为折二钱外，其余都是小平钱。西夏钱币的铸造大都比较精美，而且书法俊逸、流畅。 西夏是西北党项族建立的政权。党项族首领李元昊于公元1038年称帝，建都兴庆府，后改中兴府（今宁夏银川），改元天授礼法延祚，国号大夏，史称西夏。其疆域大致包括今宁夏、内蒙古西部、陕西北部、甘肃西北、青海东北和新疆部分地区。历10帝、190年。西夏行使的钱币主要以铜钱为主，兼用铁钱，少量使用白银。自铸钱少，多用宋钱。边远地区始终以物物交换为主。 李元昊即帝位后，创制了一套书写本民族语言的文字“西夏文”，史籍称之为蕃书，在西夏国内广为使用。蒙古灭西夏后，当地仍旧使用，时称“河西字”，明代末年衰落成死文字。19世纪初，学者张澍发现蕃汉文合璧的《重修护国寺感应塔碑》，西夏文得以初步释读。1914年罗振玉父子又在《西夏国书略说》中释读了福圣、乾
低负债资产负债表 低负债资产负债表(Clean Balance Sheet ): 指一家公司的资产负债表内的债务很低，甚至无债务
KLR信号分析法(KLR signal analysis) 目录 1KLR信号分析法概述 2KLR信号分析法的阈值确定 3KLR信号分析法体系 4KLR信号分析法的评价 5KLR信号分析法的案例分析 KLR信号分析法概述 KLR信号分析法于1997年由该模型是Kaminsky、Lizondo和Reinhart于1998年创立并经过Kaminsky(1999)的完善。 KLR信号分析法的理论基础是研究经济周期转折的信号理论，其核心思想是首先通过研究货币危机发生的原因来确定哪些经济变量可以用于货币危机的预测，然后运用历史上的数据进行统计分析，确定与货币危机有显著联系的变量，以此作为货币危机发生的先行指标。然后为每一个选定的先行指标根据其历史数据确定一个安全阈值。当某个指标的阈值在某个时点或某段时间被突破，就意味着该指标发出了一个危机信号；危机信号发出越多，表示某一个国家在未来一段时间内爆发危机的可能性就越大。阈值是使噪音——信号比率(即错误信号与正确信号之比值)最小的临界值。 其预测步骤为： 首先，通过研究货币危机发生的原因来确定哪些变量可以用于货币危机的预测； 其次，运用历史数据进行统计分析，确定与货币危机的发生有显著联系的变量，以此作为货币危机发生的先行指标，并计算出该指标对危机发生进行预测的临界值。 一旦一国经济中相对应的指标变动超过了临界值，那么就可以认为在24个月内将发生货币危机。在此基础上，他们采用1970—1995年发生于 15个发展中国家和5个发达国家的月度数据确定货币危机发生的临界值。利用这些先行指标与相对应的临界值建立一个有效的货币危机预警体系。一个预警指标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内，有一个时间序列数据，根据这个时间序列数据可以估计它的累积概率分布，临界值就是某一个累积概率，当指标取值所对应的累积概率超过了这个临界值，就发出一个信号。为了对发生货币危机信号的指标进行综合考虑，模型在单个指标的基础上提出了4个预测危机的合成指标。 第一个综合指标，采用简单加总法。 第二个综合指标稍微复杂一些，采用弱势和强势两种信号，对于强势信号乘以2，而对于弱势信号乘以 1。 第三个综合指标则是一段时期内的信号累加，Kaminsky将时期定为8个月，也就是8个时期。 第四个综合指标为加权平均，权数是干扰-信号比率的倒数。 总的说来，就预测准确性而言，四个合成指标比单一指标表现更好。就银行危机与货币危机预测而言，各个指标在预测银行危机的表现均没有预测货币危机表现好。 他们还根据准确发出信号的概率、信号出现先于危机发生的时间长短、危机前信号出现的持续性等指标，对危机预测的成效与实际危机发生的序列等进行拟合度检验，结果发现对预测货币危机表现最好的先行指标是：产出水平、实际汇率对长期趋势的偏离、股票市场价格、广义货币与外汇储备的比率等等。其中第四个合成指标是预警能力最强的指标。 KLR信号分析法的阈值确定 当预警指标超出阈值，发出将来一段时间内将要发生危机的信号，这段将来特定的时间就称为信号区间，KLR信号分析法设定的信号区间是24个月。KLR信号分析法的关键在于信号的识别，而信号识别的关键又在于阈值的设定。对于每个选定的先行指标，其表现都可归纳为表1。 先行指标表现 危机在24个月内发生 危机不在24个月内发生 发出信号 A B 未发出信号 C D 表中A表示指标预测到将会发生危机且在其后的24个月内确实发生危机的月份；B表示指标预测到将会发生危机，但其后24个月并没有发生危机的月份数；C表示指标预测不会发生危机，而其后24个月内却发生了危机的月份数；D表示指标预测不会发生危机，A而其后24个月也确实没有发生危机的月份数。A/(A+C)表示指标以出有效信号的概率，B/(B+D)表示指标发出失效(噪音)信号的概率，定义B/(B+D) / A/(A+C)为噪音与信号的比率，使这一比率达到最小就可以得到每个指标的最佳阈值。 KLR信号分析法体系 Kaminsky等(1998)通过对25份关于20世纪50-90年代中期发生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货币危机的研究成果的比较，从中确定出与危机发生有较大关联度的变量，并将其视为货币危机的先行指标。由于那些研究成果在变量的选择与衡量、数据的时间、计量技术上都存在很大差异，他们最终得出如下结论： 第一，有效的货币危机预警系统应当包括一套广泛的指标。这是因为投机冲击发生前，国内经济问题常常是多方面的，有时还伴随着政治方面的问题； 第二，在获得充分统计支持的情况下，可作为货币危机先行指标的变量变动表现为国际储备下降、本币汇率高估、信贷扩张、持续通货膨胀、贸易账户恶化、实际增长率放缓、货币供给增长速度上升、财政赤字扩大等； 第三，通过实证分析，该模型认为对外债务、经常项目账户基本上不能用于危机预测。Kaminsky(1998)认为项目账户不能作为先行指标的原因是它的信息已被反映在汇率中，而实际汇率在绝大部分研究结果中都具有很强的预测能力； 第四，一些政治性、制度性变量对危机也有一定的预测能力。 Kaminsky等选择的指标具体包括：国际储备、进口、出口、贸易条件、实际汇率对一般趋势的偏离、国际和国内实际的存款利率差别、“过剩” 的实际M1的差额、M2的乘数、国内信贷对GDP的比率、实际存款利率、名义借款利率和存款利率之比、商业银行存款、广义货币与国际储备的比率、产出指数和股票指数等l5个指标。为了将指标发出危机信号进行综合考虑，他们设计了4个复合指标。其中最简单且经常使用的是第一个复合指标，它是将各个预警指标发出的信号数简单加总。假设共有L,2,...,n个预警指标，第i个指标在第t期发出信号与否用Sit表示，则第一个复合指标可表示为： KLR 其中： KLR 而另外3个复合指标分别考虑了指标分布不均衡、指标时间延续性以及指标不同权重，这虽然往往使得它们比第一个复合指标预警效果更好些，但也会使危机预测变得更为复杂。 KLR信号分析法的评价 Kaminsky等在1998年通过对25份 20世纪50至90年代发生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货币危机的研究成果的比较，得出了主要结论：预测货币危机的有效指标包括出口、实际汇率对一般趋势的偏离、广义货币对外汇储备的比例、产出和股票价格，而国内外实际存款利率的差别、借款利率和贷款利率的差别、进口、银行存款等指标并不具备有效预测的能力。 实证表明，用KLR模型来预测东南亚货币危机，泰国发生危机的可能性超过了40%，马来西亚超过了30%，印度尼西亚为25%～28%，韩国为 20%～ 33%。这表明KLR模型比以往的预警模型的准确性要高得多。 该模型的最大优点在于： KLR信号分析法选取的是一种先导指标体系，信号一般在货币危机发生前一到两年内发出，因此便于货币管理当局提前应对，是一种真正的预警机制。同时预警系统指标选取原则是“信号一噪音”比最小也确保了指标选择的稳健性，而直接观察信号是否突破阈值并收集突破信号的多寡就能判断危机是否发生使得模型简便实用，易于实际应用。 尽管KLR信号分析法作了一些开创性的研究，但是也存在一些不足。 (1)用于预测的先行指标有限，这会影响判断的准确性。Kaminsky、Lizondo、Rein—hart等利用发展中国家和工业化国家在20世纪50年代早期到90年代中期其中25年的数据，希望能从潜在的预警金融危机的先行指标中找出预警效果最佳者，但没有研究出一个明确的答案。他们的结论是一个有效的预警系统应包含广泛的指标，Kaminsky曾经指出：“由于危机发生往往是由众多因素交织在一起引发的，因此在我们没有搞清其内在机理之前，包含尽可能多的有效指标应成为预警系统设计的一个基本原则。” (2)指标带有明显的倾向性。Kaminsky、Lizondo、Reinhart等选取的指标大多集中在外汇储备、信贷增长与实际汇率等方面，同时把外债指标放弃掉，使得该模型的指标体系有失偏颇，影响了模型的有效性。 KLR信号分析法的案例分析 案例：房地产危机预警机制 一、我国房地产中潜在的风险 美国房地产金融机构在市场繁荣时期放松了贷款条件，一些贷款机构向信用程度较差和收入不高的借款人提供贷款，即次级抵押贷款。随着美国住房市场的高速繁荣，次级抵押贷款市场也迅速发展，甚至在通常情况下一些被认为不具备偿还能力的借款人也获得了购房贷款，造成了过度借贷，当房价降温时就产生了还款困难，从而引发了危机。 在我国，个人按揭贷款的贷款额是个人每月按揭贷款的还款额不得超过个人家庭月可支配收入的50%，由此出现了用假收人证明、假工资证明等虚假文件到银行进行按揭贷款的现象。在房地产很热的时候，银行为了其自身的短期效益，降低了个人申请按揭房贷的“门槛”，使得贷款者基本上没有信用等级可分；房地产业和金融业紧密相联系，由于个人住房贷款的资金主要用于住房投资或进入股市，一旦房价下降或者贷款人投资失败，就会对这部分的银行信贷产生冲击。 二、预警机制的建立 通过对预警机制的各种模型的优缺点的比较和实际应用的可能，同时基于房地产业的风险主要来自金融业、资本市场完全开放后的投机冲击及人们对未来前景的预期，本文采用KLR模型对房地产预警机制进行研究。 预警指标的选取 1．预警指标的确立 在预警机制的指标体系中，根据房地产业的自身情况，本文选取了6个指标，即：投资资金增长率、相对通货膨胀率、实际GDP增长率、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率、自筹资金／投资总额、资产价格泡沫度(资产价格在持续两年内每年的增长率)。 2．阈值的确定 阈值是使干扰信号比率最小化的指标取值，其确定的总体原则是：将会发生危机而没能发出预报的概率与发出错误预报的概率相等时的数据作为阈值。根据国际上的规定，相对通货膨胀率的阈值为2％，资产价格泡沫度为20％，投资资金增长率和实际GDP增长率应视不同的国家而定。 3．房地产危机预警指标的检验 1)以美国房地产市场为例选取数据 KLR 2)对数据的分析 从上表中可以看出，自2004年开始，美国的房价的涨幅已超过20％，其房地产市场出现了严重的泡沫；通货膨胀率也超过了阈值2％。美国遭受“9·11”事件后，美国政府为了推动其疲软的经济，为了减少借贷成本、增加人们的消费、减少失业以及降低通货膨胀的压力，采取了连续降息的政策，这对推动第三产业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市场条件，但由于市场环境的过度宽松，信贷行业、评级机构“门槛”的降低，致使次贷危机爆发。 4．我国房地产的情况 1)数据的选取 KLR 2)对数据的分析 8％长期被视为中国GDP增长的“底线”水平，上表中可以看出，自2002年开始，我国实际GDP增长率均在9％以上，且在国际中衡量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长快慢的指标是房地产投资额增长率／GDP增长率，一般应该不超过2倍哺．我国的这个比率自2000年都超过了3倍，说明我国房地产投资增长过快，但是在资金来源里的自有资金的比重过小，负债占到总投资的6到7成，银行贷款占22％到27％，一旦房价下降就会对银行业产生冲击，这就是房地产业的金融风险。从房价来看，我国的房地产业未形成泡沫，但北京、上海、深圳的房价上涨过快过高，超过了阈值20％，形成了泡沫。 三、KLR信号法的不足及改进之处 实证表明，KLR模型比以往的预警模型的准确性要高，而且其揭示了危机发生的根源，为各国政府对经济进行监督管理以预防危机的发生提供了思路，但也存在一些不足： (一)在指标选取方面 由于金融危机的发生往往是由众多因素交织在一起引发的，而该方法主要是以宏观经济环境为背景，并没有考虑到政治事件与一些外生事件对金融危机爆发的影响。 房地产业受国家产业政策的影响较大。国家产业政策的变化直接影响着房地产商品需求结构的变化，对房地产业的兴衰起着决定作用。市场供应量、市场实际购买力、市场价格是反映供需状况的动态指标，随时间的变化而变化，其具有不确定性。容易引发由于供给与需求之间的不平衡所造成的市场供需风险。在实际中我们都无法获得反映金融机构的月度数据，所以该方法并不能表明引发金融危机的长远因素。 (二)在阈值的确定方面 指数该模型在用单一指标进行判断的时候，都要确定阈值，当指标超过阈值时，就发出了预警信号，且阈值的确定只考虑了定性分析而没有充分利用定量分析，因此要求出准确的阈值是很困难的，从而通过指标与阂值的比较来判断危机是否会发生出错的概率会增大。由于指标与危机之间的关系是一个渐变的过程，随着指标值与阂值的逐渐靠近，危机发生的可能性就会增大，而不能仅仅依靠指标值是否超出阈值来判断危机是否会发生。 预警指标的建立是一项复杂的T程，应该对不同的行业采用不同的预警指标体系，从而对原有的模型作进一步的完善，使其不仅能做出宏观经济上的预测也能具体到经济的微观层面的预测。
比率套期保值(Ratio Hedge) 目录 1 什么是比率套期保值 2 比率套期保值的应用 什么是比率套期保值 比率套期保值又称中性套期保值，是指一种利用期权，并通过随时调整期权合约数量来避免因价格波动的风险给自己造成经济损失的套期保值方式。 比率套期保值的应用 比率套期保值的关键在于利用Delta确定期权合约数量。Delta是指由每一单位期货价格变化所引发的期权权利金的变化。通过这一变量的调整，使得权利金的变化与现货价格变化相配合。期权合约数量可通过这样一个公式求出： 期权合约数量＝(期货保值比率÷Delta)×(被保值名义价值÷每张期货合约面值) 其中期货保值比率是指确定一个期货和现货合约数量的比率。 例如，某机构拥有1,000万美元国库券，利率为12%，转换系数为1.25，现货价格101.09。为防止价格下跌，该机构通过买进看跌期权做比率套期保值，期权Delta为0.4837，每张期货合约面值l0万美元，此时他应买入258张期公合约(1.25÷0.4837×l000÷10＝258)，每张权利金为。经一段时间之后，现货价格下跌至99.16，期权权利金上升为。此时，卖出现货，并卖出期权合约结束保值。盈亏计算结果如下(见下表)： 债券价格期权权利利金 拥有1000万面值，价格为101.00 总值10100000 买进258张看跌期权合约， 价格为,总值741750 卖出1000万面值， 价格为99.16总值9500000 卖出258张跌期权合约， 价格为总值894938 亏损150000盈利153188 但是，由于Delta是一个动态概念，它将随着价格的变动以及期权到期日的来临而改变：当期权向实值转化时，Delta增加；当期权向虚值转化时，Delta下降。因此：利用Delta的保值，只在很短的一段时间内有效；为此,交易者必须加强持续不断的管理，根据现货市场的情况、及价格相对于期权敲定价格的涨跌情况，及时相应地调整用于维持有效保值的期权合约数量。例如，当价格从101.00跌至100.16时,Delta为0.3，此时应买入417张看跌期权(1.25÷0.3×1000÷10)；若价格进一步跌至99.16，Delta上升为0.4837，则此时只需买入258张合约即可保值，因此应将先前买进的部分合约卖出，以维持有效保值。 总之，做比率套期保值的基本调整过程是：如果在现货市场上占多头，价格上涨时，应结清看涨期权或买入更多的看跌期权；价格下跌时，则应卖出更多的看涨期权，或结清看跌期权。反之，如果在现货市场占空头，则应作相反的调整。这样便可达到保值的目的。
什么是BOOT BOOT，建设一一拥有一一经营一一转让,是私人合伙或某国际财团融资建设基础产业项目,项目建成后,在规定的期限内拥有所有权并进行经营,期满后将项目移交给政府。BOOT与BOT的区别 一是所有权的区别。BOT方式,项目建成后,私人只拥有所建成项目的经营权；而BOOT方式,在项目建成后,在规定的期限内,私人既有经营权,也有所有权。 二是时间上的差别。采取BOT方式,从项目建成到移交给政府这一段时间一般比采取BOOT方式短一些。 每一种BOT形式及其变形,都体现了对于基础设施部分政府所愿意提供的私有化程度。BOT意味着一种很低的私有化程度,因为项目设施的所有权并不转移给私人。BOOT代表了一种居中的私有化程度,因为设施的所有权在一定有限的时间内转给私人。最后,就项目设施没有任何时间限制地被私有化并转移给私人而言,BOO代表的是一种最高级别的私有化。 换句话说,一国政府所采纳的建设基础设施的不同模式,反映出其所愿意接受的使某一行业私有化的不同程度。由于基础设施项目通常直接对社会产生影响,并且要使用到公共资源,诸如土地、公路、铁路、管道,广播电视网等等。因此,基础设施的私有化是一个特别重要的问题。 对于运输项目(如收费公路,收费桥梁,铁路等)都是采用BOT方式,因为政府通常不愿将运输网的私有权转交给私人。在动力生产项目方面,通常会采用BOT、BOOT或BOO方式。一些国家很重视发电,因此,只会和私人签署BOT或是BOOT特许协议。而在电力资源充足的国家(如阿根廷),其政府并不如此重视发电项目,一般会签署一些BOO许可证或特许协议。最后,对于电力的分配和输送,天然气以及石油来说,这类行业通常被认为是关系到一个国家的国计民生,因此,建设这类设施一般都采用BOT或BOOT方式。
伯纳德·奥佩蒂特 巴黎巴银行隶属于巴黎巴集团，这是一家国际性银行，在全球60多个国家设有分支机构。巴黎巴集团的总资产超过2690亿美元。伯纳德·奥佩蒂特是巴黎巴银行全球股票衍生性交易的主管，主要是从事股票选择权与指数选择权等衍生性产品的交易，涵盖所有的主要市场以及一些新兴市场，例如：巴西、阿根廷、墨西哥与大部分的东南亚国家，现在又增加了匈牙利、俄罗斯与波兰。 “我们非常稳定地赚了不少钱！” 讨论主题： 从下至上的分析 动态分析 “瑞士方法”：客观与中性 风险与机率分析 最佳分散组合 顶尖交易员的特质 停损 从下至上的分析：掌握胜算的专家 伯纳德·奥佩蒂特强调主要的对象是个别公司，他研究一家公司，成为这家公司的专家。相反的策略则是从上至下，首先分析国家政策和产业，然后才是个别公司。伯纳德·奥佩蒂特花费无数的时间研究交易对象，竭力掌握公司管理阶层、股东、员工、往来银行、债权人、债务人以及该公司股票交易者的心态。他盘算后续的可能发展与股价反应。通过这个角度切入，直接归集资讯，胜算自然超过那些仰赖二手资讯的分析师。 个案研究：西北航空公司 “1993年，我们曾经介入西北航空公司。该公司在1989年曾经发生融资并购的事件。接下来，整个航空产业就陷入严重的衰退，整体损失高达数十亿美元，西北航空的业绩也一落千丈。从资产负债表中观察，西北航空当时的银行债务很高，但债券发行的数量非常有限（如果记忆没错的话，总负债大概是六、七十亿美元，除了5亿美元的债券之外，其余都是银行债务）。由于短期内再度陷入困境，公司提出破产的威胁。公司高层分别与银行集团、员工、供应商进行强硬的协商，只要商谈对手将因为西北航空破产而受损，公司的态度就非常强硬。” “西北航空开始赢得一些让步。银行同意取消利息费用，提供担保品的的股价，波音公司也同意延迟飞机货款的交付时间。为了取得这些重大的成果，西北公司摆出即将破产的姿态。每天，它们总是通过媒体放话：‘我们打算宣布破产。’这也是公司债券价格不断下跌的原因。最后，1美元面值的债券价格只有10美分。” “根据我的分析，公司不可能破产。我认为这一切都是吓人的手段。当然，这种手段对公司非常有利，逼迫谈判对手让步。对于我们来说，从事债券交易没有什么意义，因为规模实在太小。所以，我们开始买进西北航空的债务。当然，结果也可能赔得很惨，但我相信胜算更高。总之，我们认定西北航空正在玩弄吓人的手法。” “一旦谈判对手让步之后，一切都奇迹般地恢复正常。公司开始公布一些漂亮的数据，债券价格回升到平价，我们也赚进四、五倍的利润。后来，公司挂牌上市，经营绩效还是很理想。” “整笔交易涉及许多基本分析。现代的基本分析需要进行动态研究，尤其是遇到这类的特殊情况。” “欧洲迪斯尼是另一个非常类似的案例，当时，市场上有一种欧洲迪斯尼的可转换公司债流通；当它们遇到麻烦时，就如同西北航空一样，通过媒体制造各种杂音，渲染情况的恶劣程度。它们玩弄银行、股东与每个人。但没有触及债券，整个事件的发展也完全相同，包括我们的获利在内。” “在欧洲迪斯尼的案例中，债券是可转换债券，属于衍生性交易工具。可能是这个缘故，让我们有机会掌握价格混乱的交易机会，因为许多衍生性产品交易员不熟悉根本证券，而根本证券的交易者又不熟悉衍生性工具。如果年同时了解这两方面，就能够取得优势。” 深入的策略性思考可以让你看见别人看不见的东西，并因此而获利。当然，情况未必始终如此。某个事件或许没有大家忽略的资讯或隐藏的议题。另外，辛勤工作不一定能够让你产生特殊的见解。特殊的见解需要通过经验的培育。经由媒体报导追踪公司的发展，这是累积经验的好方法。 * 了解所有的玩家，留意他们的言行。所谓玩家，是指具备不可忽略的影响力的人，包括团体在内，举例来说，工会就可能是重要的玩家。 * 了解他们为了本身的利益，应该说些什么话；或者，他们说的话可能带来什么利益。动机是什么？隐藏的议题又是什么？只要涉及利益关系，任何的谈话都不可轻信。 * 谁是最大的损失者？ * 谁是最大的受益者？ * 对于每个利益集团，他们希望发生的最佳、次佳与第三种结果是什么？ * 每个利益集团操纵事件发展的着力点与影响力在哪里？ * 每个集团对于每个结果的反应将如何？如果某个人这么做，其他人的反应与后续的发展可能如何？ 通过这种方式思考公司事件，这显然是一种技巧，需要时间来培养。可是，这也可以增添交易的趣味。最后，请记住，对于奥佩蒂特来说，价格受到公司事件的驱动，而公司事件又是由某些有权力的人塑造的。权力就代表影响力。因此，在整个价格变动的因果关系中，你首先应该考虑：“谁具有影响力？”务必记住，对于某家公司或特定情况，很多人都具有影响力。永远要保持开放的心胸与客观的立场。如同奥佩蒂特所描述的故事，市场往往是一场权力的游戏。西北航空的案例涉及许多人，包括银行在内。权力与影响力不断流动，这使得你在追踪公司事件的过程中更困难，也更有趣 动态分析 伯纳德·奥佩蒂特介绍了一种非常有趣的观念。“基本分析非常重要，但我所谓的‘动态分析’也是如此。你想知道某家公司究竟发生了什么，某个人究竟做什么，目的是什么，打算什么时候做，能够做到什么程度。任何事件背后都必定有一段故事，你必须了解这段故事。” 根据伯纳德·奥佩蒂特的看法，公司事件不可能在真空状态发展，必定有来龙去脉，务必了解整个因果关系与背景。 “就股票交易来说，我认为技术分析有99％是胡扯，这种说法或许不适用于外汇、大多数的商品、指数和利率。技术分析在后面这几个领域内相当重要，因为这几个市场并没有统一的正确做法，即使你的操作相当不理想，结果也可能胜过全然不理会。可是，我还是要强调一点，盘算背后的故事很重要——谁打算做什么。”主角或许不是银行、公司的供应商与股东，而是政府、供/需关系与生产者。 “条条大路通罗马，你也可以单独通过技术分析赚钱。虽然我个人不知道怎么做，但我相信可以办到这点。” 在西北航空的个案中，奥佩蒂特采用的就是动态分析。他希望知道其中的“故事”。动机何在？影响的着力点在哪里（换言之，谁是主角）？分析之所以属于动态，因为情况不属于静态。他所关心的不是去年的损益表和资产负债表。奥佩蒂特处理的是活生生而正在发展的对象，随时可能产生变化而对股价构成重大的影响。 可是，动态分析未必始终是最适用的分析工具。伯纳德·奥佩蒂特随着不同情况与交易类型而改变分析的方法。这点很重要，你必须了解自己交易的市场类型与时间架构。举例来说，在流动性高的市场中进行当日冲销的交易，技术分析显然较基本分析更恰当。从另一个角度说，如果交易的基础是建立于某个国家未来几个月的经济展望，采用基本分析应该更适当。 “我从事许多不同型态的交易。举例来说，可转换的套利就是其中一种。这属于比较纯粹的衍生性交易，动机可能是买进隐含价格波动率而放空历史价格波动率。这类交易比较适合采用技术分析。对于风险套利来说，交易性质则截然不同。” 其他的人想些什么 在交易或其他竞争性的场合，你随时都必须了解情况为什么是目前的状态。价格为什么是这个水准？今天的成交量为什么偏低？为什么某家银行买进这家公司的股票？为什么那家银行卖出股票？为什么公司的总经理买进额外的股票？如果你不了解周围的情况，就不太可能知道局面的发展与其中的缘由。不论你认为明天的价格将变动或维持不变，如果不能掌握今天，就不可能了解明天。 “我经常提醒自己：‘我是否完全清楚自己的所作所为？我对于情况的掌握是否优于竞争对手？他为什么采取这个行动？如果我买进，他为什么卖出？他在想些什么？’如果我不知道竞争对手的思路，就觉得浑身不对劲。这属于反向思考。我绝对相信你应该与群众背道而驰。可是，如何衡量群众的共识，这确实有些困难。另一方面，群众的共识也可能是对的，以美国市场最近的多头行情来说，群众的共识确实没错。” “我必须了解对手的想法，以及我与他的想法差异究竟在哪里。答案可能很简单。举例来说，他们考虑的对象可能不是隐含价格波动率。如果我认为自己是买进偏低的隐含价格波动率，但对手的想法不是如此，那我就知道对方的行为动机，如果我仍然相信自己的看法没错，那就够了。” 这类综合性的思考程序也是风险管理的适当工具。如此可以确保你没有疏忽任何的环节，完全知道自己为什么建立某个交易部位。因此，下单之前，你应该掌握这类的信息，清楚自己的预期是什么。一旦部位建立之后，才能够应对随后的发展，才能够断然采取行动。 采用瑞士方法对待未平仓部位：客观而中性 伯纳德·奥佩蒂特对待未平仓部位的方法，我称之为“瑞士方法”，因为他随时都清楚自己必须把情绪抛到一边，保持客观而中性的立场。 每位交易者都知道，一旦部位建立之后，情况就完全不同了。从这个时候开始，一切都是真正的现实，不再是荧幕上闪烁的数据或帐面上的数字。期待将影响预期，情绪将干扰理智，客观变为主观。 部位开仓之后，就会开始寻找平仓的机会，结果将是获利或损失。每种情况引发的情绪都不相同。举例来说，如果部位发生损失，许多交易者期待情况会突然好转，他们很恐惧，不愿意接受损失的可能性。你有责任辨识这类的情绪，然后断然割舍。你的决策必须建立在公司相关分析的客观推理之上。 面对未平仓部位，务必留意自己的反应。如果没有清晰的思路，可能会太早或太迟出场。处理未平仓部位的关键在于出场时机。当然，你有时候也会考虑加码，但最关心的问题通常还是出场。在这种情况下，你必须保持开放的心态于客观的立场来对待未平仓部位。 “智性上的诚实是关键所在。在思考上，每天都必须重新开始。你必须忘记部位的损失和成本。每天都是崭新的一天。每天都是从头玩起。今天之前的盈亏都已经埋单了，你又回到起跑线。帐户中没有预期的获利和损失，每天早晨都是重新来过。” “你必须对自己非常非常诚实。千万不可欺骗自己。不论仓位承担巨额的损失或累积重大的获利，你都必须诚实面对自己。欺骗自己也是人们在市场上发生亏损的主要理由。我很乐意看到情况正是如此，否则我们就很难稳定获利。” 如同伯纳德·奥佩蒂特强调的，当你尝试从客观的角度评估未平仓股票时，情绪总是会产生干扰。 “对于一位优秀的交
登录
工商服务
危机公关
金融律师
app开发
财税服务
金融牌照
网站建设
知识产权
企业征信
审计评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