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录 1新特里芬悖论概述 2新“特里芬悖论”的形成机理 新特里芬悖论概述 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后,以黄金非货币化、以美元为中心的混合本位和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为特征的国际货币体系在一定程度上地缓解了国际货币体系的矛盾。但90年代以后,在以信息革命为代表的技术革命和经济金融全球化浪潮的推动下,国际经济和金融结构出现了巨大变化,现行的国际货币体系又面临着新的矛盾:即国际货币体系的稳定取决于美元的稳定,美元的稳定取决于美国的国际收支平衡,但全球清偿力供应又依赖于美国的国际收支逆差,美国的“铸币税”特权又推动美国的经常账户逆差不断扩大,从而形成了所谓的 “新特里芬悖论”。 最早提出 “新特里芬悖论”的是巴西克莱格尔(Kregel,1999)教授,他从发展中国家的视角出发,通过分析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在经济目标、政策以及经济增长潜力等各方面的差异,考察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发展中国家在经常账户赤字和资本流入(顺差)之间存在的联动关系,认为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潜在增长率差异越大,投资的回报也就越高,则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投资也就越多,与此相伴的经常项目赤字也就越高;另一方面,赤字越大汇率调节的可能性也就越大,回报率的波动也振荡也就越强,风险增大会使得国际投资外流和回撤。这样,保持赤字的发展中国家为了改善外部平衡往往会“勒紧裤带”,减少国内支出,增加失业。按照他的逻辑,新“特里芬悖论”就是发展中国家在外部赤字难以持续的情况下,通过通货紧缩和经济衰退解决国际收支赤字,牺牲经济发展的矛盾。克莱格尔教授指出了拉美国家在全球化过程中的融资困境,但无法说明经常账户的赤字必然与国际资本流入相生相伴,FDI为什么不能提高出口竞争力,其所提出的新“悖论”与“特里芬悖论”的原意相差甚远。 Robert N.McCauley是从特里芬教授原意角度提出新“特里芬悖论”的,他在国际清算银行(BIS,2003)2003年第一季度的经济评论中,从美国与东亚国家资本流动关系出发,考察在美国经常账户赤字不可持续条件下,美国国际金融中介地位与其吸收国际投资头寸状况恶化之间的冲突。他认为,美国通过相对安全的负债来吸引东亚资本,弥补美国的国际收支逆差,使得东亚成了实际意义上美国的“准银行”。但是这种“准银行”的货币(美元)供给有赖于美国对东亚地区的直接投资和美国的经常账户逆差。所以当美国的经常项目赤字不可持续时,“准银行”的“货币供应”就会收缩,这又反过来影响美国的金融市场,对美国的国际金融中介地位造成威胁。他敏锐地观察到当前国际收支调节中内含的矛盾,但没有对其成因进行理论分析。 [编辑] 新“特里芬悖论”的形成机理 在85-95期间,发达国家“大三角”之间汇率调节是相对有效的,而95年后,汇率调节的有效性的不复存在。为此,有必要进一步分析其原因和政治经济背景。上世纪80年代,美元、马克和日元与发达国家的大3角经济结构形成了一个相对有效的国际本位货“垄断竞争”结构,其主要表现为:尽管美国在全球经济和国际货币体系中然占据主导地位,但在技术创新和劳动生产率上的相对优势已经下降,日本和西欧的经济增长率和劳动生产率提高的速度要高于美国。 根据麦迪森(2003,349页)的计算,1950-1973年,美国,西欧和日本的劳动生产率年均复合增长率分别为2.77, 4.77和7.74。1973-1990则为1.41,2.35和 2.97。这种劳动生产率上相对优势的变化就表现为美元地位的相对下降和美元的贬值。1985年后,与美元贬值相适应,欧洲经济和货币一体化的进程加快,日本也进一步开放市场,加快了日圆国际化的进程,美元贬值后,美国的经常账户逆差减少,欧盟和日本的顺差下降,欧盟和日本有能力吸收美元贬值的冲击,“大三角”经济是相对稳定的。显然,美国经济势力的相对下降有助于国际本位货币“寡头垄断市场”的稳定。 劳动生产率(每工作小时GDP )年人均工作小时 美国 西欧 日本 美国 西欧 日本 1973 23.72 16.21 11.57 704 750 988 1990 30.10 24.06 19.04 771 701 987 1998 34.55 28.53 22.54 791 657 905 就业人数比重%年人均劳动生产率(为美国的%) 美国 西欧 日本 美国 西欧 日本 1973 41.01 43.3 48.4 16699 12158(72.8) 11431(68.5) 1990 48.4 45.0 50.6 23207 16866(72.7) 18793(81.0) 1998 49.1 43.5 51.5 27329 18744(68.6) 20399(74.6) 表1:大三角劳动生产率变化(资料来源:麦迪森,2003,年均劳动生产率根据数据自行计算) 上世纪80年代发达国家国际收支调节的有效性还在于各国采取了合作策略。麦迪森(1997)在评论战后经济增长时指出:东西方的分裂加强了资本主义经济之间的利益协调,美国以一种负责任和慷慨的方式发挥着领导作用,向欧洲提供了大量的援助,促进了互相关联的合作程序和自由贸易政策。由于冷战存在,美国承担了保卫西方联盟的主要责任,军事上和战备竞赛导致了美国经济竞争力的相对下降,迫使美国不得不采取国际经济合作策略,以保持西方经济和金融的稳定,而欧盟和日本依赖于美国的政治和军事强权,在经济政策上也倾向于合作。这样,多元化国际本位体系就具备有效运行的政治基础。从广场会议以来,汇率和国际收支调节就一直是西方7国首脑会议的主要议题,日本在美日贸易争端中往往也屈服于美国压力,采取自动限制出口,支持美国战略性产业发展等策略。1987年初的“卢浮协定”,显示了西方共同努力,谋求美元稳定的努力。为了避免金融危机,日本甚至不惜代价,压低本国利率,要求本国投资者增大对美国金融市场的投资。(布伦纳,2003) 最后,在70-80 年代,发展中国家中,经济成功起飞和持续增长的主要是小国,如东亚四小龙和四小虎,对国际货币体系的运行不具影响。而发展程度相对较高的巴西和墨西哥等拉美大国,正陷于债务危机的泥潭,失去了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话语权。中国与印度这两个发展中国家的大国正处于经济起飞的前期,在全球经济格局中还微不足道。与发达国家间内部的贸易和资本流动相比,发展中国家在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中处于边缘地位,无法对国际货币体系产生影响。 在这样的背景下,发达国家间国际收支的调节是相对有效的。85年前美国经济的复苏带动了其它发达国家经济增长,美国的经常账户逆差主要通过其它发达国家的资本输出予以弥补,美元的升值降低了美国资本输入的成本。广场会议后,基于调节美国国际收支逆差的需要,发达国家联合对美元进行干预,美元大幅度贬值,国际资本开始流出美国,转向实行经济一体化的欧共体和东亚国家。在美国的压力下,日本的经济政策也从出口导向转向出口和内需并重,日圆大幅度升值与低利率就是这一政策的体现,也成为吸收美元贬值影响,调节国际收支失衡的重要一环。在这一调节过程中,国际本位货币间存在着一定程度的替代性竞争。当国际收支失衡时,通过汇率变动,各国能相互吸收冲击,避免了严重的国际收支不平衡;其次,由于国际本位货币间的竞争是相对有效的,逆差国货币的国际货币地位在竞争中将相对下降,国际储备结构的变动就显示了这一趋势,全球外汇储备中,1978年至1986年间,美元、马克和日元所占比重由76%、10.9%和3.3%变为1986年的66.6%、14.8%和6.9%就是国际本位货币替代性竞争的写照;最后,尽管这一结构依然是“一币独大”的,汇率的国际收支调节机制还不够灵敏,但美国还是能接受国际纪律的约束,以收缩国内经济服从外部均衡的要求。1992年后,克林顿政府通过国内的财政紧缩和货币贬值,在1996年后实现了国内财政收支的平衡和国际收支的相对平衡,从而也为美国经济,乃至全球经济的增长创造了宏观条件。 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国际的政治和经济环境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原来相对稳定的多元国际本位货币体系的基础开始动摇,国际经济又出现了“一枝独秀”的单极化倾向。随着冷战结束,美国的经济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大量的军事工业转向民用工业,军工技术应用到民用工业,90年代开始的以信息革命为代表的新经济使美国成为新一轮技术革命的策源地,美国的经济增长水平远高于发达国家其他国家。从表1可见,尽管新技术革命的成果还难以完全体现为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但其内生和外溢效应也可在就业水平和人均工作时间上得到体现 ;由于两德合并的高昂代价,欧盟经济一体化和欧盟东扩导致的影响,以及在全球化过程中福利型国家转型的矛盾,欧盟经济陷入了经济增长率低,失业率高的困境,欧元也就无法如预期那样成为与美元抗衡的竞争性货币。日本由于“泡沫经济”的破灭,陷入了长期经济低迷的困境,90年代经济基本上是零增长。这样,美国经济在发达国家经济中就处于一枝独秀的地位,国际本位货币的垄断竞争结构基础受到了破坏。美国经济的增长和货币升值有助于缓解欧盟和日本经济的衰退,但欧盟和日本已经无法象80年代那样吸收美国国际收支调节的冲击。 由于冷战结束,西方发达国家间的政治同盟开始松动。美国基于经济和军事上的强势,呈现出国际政治关系 的“单边化”倾向。而随着欧盟经济一体化的深化和规模的扩展,欧盟在国际政治关系上的独立性增强。而从广场协议以来,以日本为代表的亚洲国家与美国经济增长的同步性已大大地削弱了(关世雄,2003)。根据关世雄的计算,两者的相关系数从1971-1984的0.731下降为1985-1998的0.175,而亚洲内部贸易的增长速度远快于对美国贸易的增长速度,东亚和东南亚国家在日本进出口贸易中的比重已超过了40%,说明区域内的贸易增长要高于区间贸易增长。经济区域化倾向的出现也动摇了发达国家间国际合作的政治基础,在汇率和其它经济政策上难以实现有实质意义的合作。如90年代初,德国为控制通胀实行高利率政策,一方面损害了欧盟经济,另一方面又削弱了美国货币扩张的政策效应;亚洲金融危机的初始阶段,美国先是坐视不管,只是当引起全球金融市场动荡时才施以援手;亚洲金融危机后,日本经济主张实行“汇率目标区”制度,得到了法、德的赞同,却被美国否定。鉴于日元在美国打压下猛烈升值的经验教训,在当前的美元贬值中,美元对日圆的比价在106日圆水平上便受到日本央行的猛烈干预,欧元对美元的比价在高于1999年均衡汇率117美元10%时,就受到了欧洲各国政府的口头干预。 90年代以来,基于技术革命基础上的经济和金融全球化是加重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矛盾的又一重要因素。90年代新技术革命对国际经济的最大影响是空间的缩小和时间的缩短,或距离的消失,并冲击了一切妨碍全球化的制度和习俗,把民族国家卷入国际竞争的大潮。联合国贸发会议在2002年的《世界投资报告》中指出:推动国际生产扩张有三个主要因素:一是政策的自由化;二是技术的迅速变化,以及技术的迅速变化所导致的成本上涨和风险增加,从而使企业要开发世界市场;三是竞争的加剧使企业寻求提高效率的新途径,包括开发新市场,产业转移,新的所有权和合约安排,按价值链组织全球生产等。在技术革命和经济全球化的推动下,跨国公司成为全球生产的组织者和协调者,并实现了按价值链组织全球分工,降低了成本,提高了利润水平,90年代中后期出现的低通胀,高增长就是技术革命和全球化的重大成果;经济全球化也使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卷入全球化的大潮,加快了全球制造业向低成本地区转移的趋势,其直接效应就是发展中国家在全球贸易中的比重提高,出口竞争力提高,贸易顺差增加。从表2可见,1995-2000年间,发达国家的全球贸易比重由68.9下降到63.5,发展中国家由30.3上升到33.6。特别是东亚和东南亚国家的贸易比重由10.1上升到18.7,其中高技术制成品由10.9上升到29.1。发展中国家,随着出口导向的FDI流入,出口竞争力提高,从总体上看呈现贸易收支的顺差,从而改变了传统发展理论的发展中国家经常账户逆差和资本账户顺差的弥补格局。这样,在实体经济层面,发展中国家的比较优势得到了体现,制造业向发展中国家转移成为全球经济发展的长期趋势;经济全球化也加快了发达国家经济结构的调整,使其国内经济成为以服务业为主导的经济,2000年,服务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美国为73%,英国为74%,德国为71%,法国为74%,日本为62%(世界经济统计,2003)。而在全球经济中,发达国家通过治理、全球价值链以及地理配置这三个核心要素组织国际生产体系,以提高效率和利润水平。2001年,跨国公司的国外分支机构销售额高达18.5万亿美元,比1990年提高了3倍多,而2001年世界的出口额只是7.5万亿美元。2001年,跨国公司所创造的增加值为3.5万美元,而全球的GDP总额为31.9万亿,占11%。(世界投资报告,2002) 经济全球化意味着全球4/5的发展中国家人口,必须竞争35%左右的世界市场份额,由此必然导致成本下调的竞争压力,而增强国际竞争力的有效途径就是货币币值低估。另一方面,跨国公司之间的全球竞争也迫使其加快向低成本地区转移产业,这甚至体现在高技术制成品上。表2就反映了发展中国家在高技术制成品贸易上的急剧增长。根据联合国的统计,85-2000年间,在高技术制成品贸易的23个赢家中,只有4个工业化国家是赢家。这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跨国公司将其经营中的高技术部分转移到了低成本国家。(世界投资报告,2002) 从理论上看,经济全球化促进了要素价格均等化和经济结构的调整。但在一个不对称的南北世界中,发展中国家为了保持国际市场的份额,不得不陷入低成本竞争的怪圈。发展中国家的低成本竞争也加快了发达国家经济结构调整的速度,造成就业结构的调整困难。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全球化中的崛起,改变了全球国际收支平衡的结构,成为美国贸易逆差的主要来源国。由于发达国家之间汇率调节无效,发展中国家与美国间的劳动成本差异是无法通过汇率的小幅变动弥补的,才会出现美元汇率下跌而经常账户逆差扩大的情况。而以高福利著称的西欧国家,由于社会政策调整困难,出现了就业率和工作时间双下降的趋势,导致了年均劳动生产率的下降。相比而言,由于美国社会的竞争性更强,机制更灵活,经济全球化对其就业影响较小, 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东亚和东南亚 年份 1985 2000 1985 2000 1985 2000 总值 68.9 63.5 30.3 33.6 10.1 18.7 高技术制成品 83.2 63.4 16.6 35.4 10.9 29.1 表2:世界贸易结构(百分比)(资料来源,世界投资报告,2002) 如果说经济全球化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发展中国家的出口竞争力,而金融全球化则导致全球财富的重新分配和发展中国家的福利损失,使美国的财产性收入提高,刺激了消费和投资,扩大美国国际收支逆差。首先,美国自80年代开始进行了金融自由化改革,使美国成为全球金融创新的发源地。从90年代以来,美国1/3的投资是在金融行业的。1990-1999年间,制造业占GDP的比重从28%下降到22%,而金融和不动产业从4%上升到5%。1990至2000年间,美国4个主要的证券交易所的交易值从18867亿上升到329943亿美元。上市公司筹资额从31052亿上升到152144美元,增加了将近4倍(世界经济统计,2002)美国资本市场成为全球最大的市场,吸引着全球的资金流向美国,使美国可创造金融资产,弥补经常账户的逆差;其次,从金融全球化角度看, 发达国家的投资基金和养老基金成为全球最主要的套利者,以获取发展的收益。正如弗朗索瓦(2001,7页)指出,“金融全球化的一个主要的原动力就是通过操纵在新兴金融中心进行的金融投资,实现让他人支付一部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退休人口社会保障的目的”。这些投资基金在全球的活动既加剧了发展中国家的经济震荡,另一方面,也造成了财富效应,加剧内部经济的不均衡。根据Boone(2001)等对西方私人财富结构的研究,从1980年到2000年间,西方的财富结构中,金融财富的比重总体上均是提高的,但美国最高,占77.4%。日本,法国和意大利相对较低,为46.1%、51.4%和52.2%(表3);最后,美国的财产性收入在90年代后半期后急剧增长,使美国的消费增加储蓄减少。美国国际收支的收益项目中,金融性收入已超过了直接投资,金融性支出更大大超过了直接投资,美国已成为全球的套利中心,表4反映了财富性收支在美国国际收支中的重要地位。根据Faulkner-Macdonagh 等(2004)的研究,1995年至2003年二季度,美国的房产和股权类金融资产增加了3.25万和2.75万亿美元,现金和债券增加了6.25万亿,总计达到GDP的120%。这种巨额财富效应又进一步使美国的储蓄减少,消费增加,2002年,美国的家庭负债已占可支配收入的115%。根据2003年中期的数据,美国家庭的储蓄率仅为4.5%,而美国政府财政赤字从1998年后又不断提高,现累计赤字已超过2万亿美元,美国政府每年向国外支付的利息就在800亿美元左右。这种典型的国内经济“双缺口”是导致国际收支逆差的最主要原因,而全球化的财富效应加剧了国际收支的不平衡。 在传统的双赤字理论中,强调的是当期的流量平衡,而没有考虑财富存量的收入效应。伯库斯等(Backus et al,1994)曾构建了一个两国一般均衡的随机成长模型,认为一国发生长期劳动生产率提高时,将使其产出提高,价格水平下降。这时,资本就会大量进入这个国家,刺激投资,提高消费水平,从而使储蓄小于投资,产生贸易收支逆差。而将财富效应加入这个模型,就更有可能扭曲流量平衡。从这个模型可见,当没有资本流动时,一国的投资是有限的,不会产生吸收理论中边际支出倾向大于1的状况。但在经济和金融全球化时代,技术创新国的跨国公司能在全球迅速获得创新红利,提高股价,并吸引资本向创新国集聚。全球性的组合投资又将进一步产生财富效应,刺激消费扩张。这样,根据吸收理论,关键货币国和技术创新国的边际支出倾向完全可能大于1。根据王聪等(2004)对美国1947-2003年间吸收对国民收入的回归分析,发现美国的吸收系数一直大于1,且随着年期的逼近而加大,1983-2003年间的吸收系数高达1.21。这可使我们理解,为什么美国的经济增长带来贸易逆差的扩大。同样,这也可解释美元贬值为什么无法改善贸易收支。因为,货币贬值具有国民经济的激励效应,国民经济增长既会直接引起进口增加,也会通过财富效应增加进口,从而出现贬值-出口增加-经济增长-进口更多增加的循环。 以上的分析说明,美国的国际收支逆差是结构性和体制性的,是难以在短期内改变的。美国的“铸币税”特权是其弥补国际收支逆差的重要来源。1999年,美国新增货币2340亿美元,当年新币换旧币约30亿,增长派生的新增货币需要和国际贸易增长的新增货币需求,这三者之和为550亿美元。(宋晓峰,2004),但剩下的1790亿美元就是运用“铸币税”特权的结果,占其经常账户逆差的2/3。 美国加拿大英国法国日本 1980 2000 1980 2000 1982 2000 1980 2000 1980 2000 金融 63.7 77.4 49.5 61.2 42.5 62.9 28.6 51.4 330.7 46.1 不动产 21.4 13.3 13.1 11.2 35.5 29.2 43.7 39.4 10.6 3.9 其它 14.9 9.3 37.3 27.7 22.0 7.9 27.7 9.2 58.7 50.01 表3:发达国家的财富分布(%)(资料来源:BOONE等(2001)金融财富为金融资产减负债,不动产为家庭不动产价值减抵押贷款。) 收入支出 总值直接投资其它投资总值直接投资其它投资美国政府 1995 212 95 110 187 30 96 54 1996 226 103 117 202 33 97 65 1997 261 115 140 240 43 112 79 1998 259 104 149 252 38 127 79 1999 290 132 153 273 53 137 75 2000 347 152 188 327 57 180 83 2001 277 124 146 267 18 160 81 2002 256 143 106 260 49 128 74
什么是货币性黄金 货币性黄金是指作为流通手段和支付手段发挥作用的黄金。 货币性黄金与非货币性黄金的区别 在一国的国际收支平衡表中,有关黄金交易一般出现在两个项目上,一是在资本和金融项目及储备项目上,另一是在经常项目上。前者为货币性黄金,后者则称非货币性黄金。货币性黄金在金本位制度下表明一国国际收支状况,在浮动汇率制度下则表明一国政府及金融机构所持有的用作国际储备的黄金的增减。非货币性黄金主要用于工业和装饰等,该项目表示国内黄金产量与消费量的差额,包括私人持有黄金的数量与金矿存储的增减。有的国家国际收支平衡表并不专门列出非货币黄金的数量,但由于黄金可以作为弥补国际收支差额的储备资产,因而大多数国家的国际收支平衡表中,仍然列出了这一项目。 相关条目 黄金非货币化黄金再货币化
简介 香港金银业贸易市场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是世界上仅次于纽约黄金市场、伦敦黄金市场的第三大黄金交易市场。平均每天黄金交易量达200万两。香港黄金交易集中在金银贸易场。作为一个交易量如此巨大的场所,在你的想象中,建筑必定是富丽堂皇;交易场里一定会堆满各色黄金。可当你参观了金银贸易场,你会大失所望,那里是如此的平淡无奇。香港到处是高楼大厦,可金银贸易场所在的街市却如同我们城市里最普通的一条小巷;香港沿街遍布金店,可金银贸易场交易大厅却见不到一星黄金。参观了交易场,“陋室铭”的一句话会深深地印在你的脑海里:山不在高,有仙则名。 金银贸易场坐落在香港上环孖沙街。这是一条窄小的街道,两旁的房屋低矮、陈旧,同香港摩天大楼遍布的街道形成强烈的反差。在交易场的门前,一个膀大腰圆的印度人和两个穿交易场员工标志—— 紫红色坎肩的人坐在台阶上,仿佛在漫不经心地晒太阳,如果你路过此地,实在想象不出,里面就是吐纳万金的交易场所。 进入交易场,你从阁楼参观室向交易场中央的场地望去,大堂如同半个篮球场大小,同篮球场不同的是,在场地四周,是上下三层的搁板,上面密密麻麻地摆满黑色的老式电话机,有几百部之多,场地里的“队员”不是十名,而是几十名,一律穿紫红色坎肩。 香港金银业贸易场理事长李德麟在场地里,你见不到一位女士,所有的交易员都是清一色男士,这是黄金交易的特殊方式决定的。黄金交易用公开叫价的方式进行,而叫价不必开口,只要做出手势即可。手心向上为卖出,手心向下为买入。按伸出手指的不同,表示金价的不同。交易单位为100两,即20条5两重的金条。现场不必出示、交接金条,一切由银行结算。在场地的中央,画着一个直径约三米,类似古钱的圆环,象征一诺千斤的意思。交易者进入圆环中,第一个触到买家或卖家身体的人获得此次交易。这个简单的理由,使女士不便参与交易。这种交易方式虽然传统和古老,但从贸易场萌芽时就沿用至今。实践证明,这种制度可行、可靠,且透着中国人的智慧。因为交易场有192家行员,每家有4名出市交易员可进入交易大堂,每一行员有一部电话可直通本公司。如果不依靠手势,而是高声叫价,交易频繁时,大厅里将被几百人打电话声、叫价声所淹没。 这些交易员年龄参差不齐。有的满头白发,据说已在场里度过几十年岁月;有的则未过而立之年。不过,每个能进入交易大厅,穿上紫红色坎肩的人都不是等闲之辈,他们背后都联系着众多的产金商、金饰商。正是这些人,搅动着世界第三黄金市场的云雨。 香港金银业贸易市场自二十世纪初开始已为投资者提供买卖黄金的交易平台。2005年内,在该贸易场交易的九九金总数量达392万两。香港是全球最开放的保险业中心之一。在2006年6月,本港共有174间认可的保险公司,其中87间在香港注册成立,其余87间则分别在21个国家注册成立,当中以美国及百慕达公司最多。近年,香港的保险业市场每年都有良好的增长,临时数据显示,2005年的保费总额约为1,410亿港元。 定价机制 香港金银业贸易场成立于1910年,是一个由华资金商占优势地位的市场。开业90多年来,一直保持着与众不同的黄金交易方式,会员可以在场内以公开喊价的方式进行交易,如果庄家开价,一口价可以成交2000司马两(香港金银业贸易场的黄金交易规格为5个司马两为一条的99 标准金条),既"公开减价+庄家制",所有交易都以口头拍板的形式决定,无须签订合约。 价格影响 香港金银业贸易市场全球的黄金市场主要分布在欧、亚、北美三个区域。欧洲以伦敦、苏黎士黄金市场为代表;亚洲主要以香港为代表;北美主要以纽约、芝加哥和加拿大的温尼伯为代表。全球各大金市的交易时间,以伦敦时间为准,形成伦敦、纽约(芝加哥)连续不停的黄金交易,伦敦每天上午10:30的早盘定价揭开北美金市的序幕。纽约、芝加哥等先后开叫,当伦敦下午定价后,纽约等仍在交易中,此后香港也加入进来。伦敦的尾市会影响美国的早市价格,而美国的尾市会影响到香港的开盘价,而香港的尾市价和美国的收盘价又会影响伦敦的开市价,如此循环。 世界上黄金价格主要有三种类型:市场价格、生产价格和准官方价格。其他各类黄金价格均由此派生。 1、市场价格 市场价格包括现货和期货价格。这两种价格既有联系,又有区别。这两种价格都受供需等各种因素的制约和干扰,变化大,而且价格确定机制十分复杂。一般来说,现货价格和期货价格所受的影响因素类似,因此两者的变化方向和幅度都基本上是一致的。但由于市场走势的收敛性,黄金的基差(即黄金的现货价格与期货价格之差)会随期货交割期的临近而不断减小,到了交割期,期货价格和交易的现货价格大致相等。从理论上来说,期货价格应稳定地反映现货价格加上特定交割期的持有成本。因此,黄金的期货价格应高于现货价格,远期的期货价格应高于近期的期货价格,基差为负。但由于决定现货价格和期货价格的因素错综复杂,例如:黄金的近、远期的供给,包括黄金年产量的大小,各国央行黄金储备的抛售等;黄金的市场需求状况,这里又包括黄金实际需求(首饰业、工业等)的变化,黄金回收与再利用等;世界和各国政局的稳定性、通胀率的高低、利率以及一些突发事件都是影响投资者心理的主要因素,进而影响黄金价格的走势;投机者利用金价波动、突发事件大肆炒作,加上各类对冲基金入市兴风作浪,人为制造供需假象。这一切都可能使世界黄金市场上黄金的供求关系失衡,出现现货和期货价格关系扭曲的现象,这时,由于黄金供不应求,持有期货的成本无法得到补偿,甚至形成基差为正值的情况,导致现货价高于期货价,近期期货价格高于远期期货价格的现象。 随着香港黄金市场等黄金市场的建立,全世界黄金市场已经连成了一个连续不断的整体,交易24小时不断。由于受上述各种因素的作用,世界市场上的黄金价格经常剧烈变动。只有中、长期的平均价格,因其中和了各种投机因素,才是一个比较客观反映黄金受供求影响下的市场价格。例如: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于 1976年—1980年间的45次黄金拍卖中,实现平均价格228.56美元/盎司,该价格非常接近伦敦黄金定价市场在同一时期的平均值。 2、生产价格 生产价格是根据生产成本建立一个固定在市场价格上面的明显稳定的价格基础。以现在的汇价估算,黄金开采平均总成本大约略低于每盎司 260美元(1986年,南非黄金生产成本约为每盎司258美元)。实际上,随着技术的进步,找矿、开采、提炼等的费用一直在降低,黄金开来成本呈下降趋势。世界黄金协会的统计表明,目前世界每年新增的黄金约为2600吨,而黄金每年的需求量都要大于开采量300吨~500吨。但由于1996年以来各国中央银行的大规模抛金行为,国际市场的金价从418美元/盎司的高位一路下泻,甚至下探到257.60美元/盎司,低于一定时期的黄金生产成本,使得各大黄金生产国遭受巨大的损失。 3、准官方价格 香港金银业贸易市场这是被中央银行用作与官方黄金进行有关活动而采用的一种价格。在准官方价格中,又分为抵押价格和记账价格。世界各国中央银行官方总储备量(各国中央银行往往是各国黄金的最大持有者)1998年大约为34000吨。按目前生产能力计算,这相当于13年的世界黄金矿产量,并且占已开采的全部黄金存量137400吨的24.7%,这是确定准官方金价的一个重要原因。 抵押价格:这是意大利1974年为实现向联邦德国借款,以自己的黄金作抵押而产生的。抵押价格的确定在现代黄金史上有重要意义。一方面符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每盎司黄金等于35个特别提款权的规定,另一方面又满足了持有黄金的中央银行不冻结黄金的需要。实际上这种价格,是由美国对黄金不要“再货币化” 的要求,与欧洲对黄金“非货币化”谨慎要求的组合。借款时,以黄金作抵押,黄金按市场价格作价,再给折扣,在一定程度上金价予以保值,因为有大量黄金在抵押。如果金价下跌,借款期的利息就得高于伦敦同业银行拆放利率。 记账价格:它是在1971年8月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后提出的。由于市场价格的强大吸引力,在市场价格和官方价格之间存在巨大差额的情况下,各国因为其官方黄金储备定价的需要,都提高了各自的黄金官价,于是就产生了为确定官方储备的准官记账价格。在操作中主要有三种方法: (l)按不同折扣标准(以市场净价或直至30%的折扣)同市场价格联系起来,按不同的基础以不同的调整期来确定金价(分为3个月的平均数.月底平均数等)。 (2)以购买价作为定价基础。 (3)有些国家以历史官价确定,如美国1973年3月定的42.22美元/盎司,一些国家按1969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35美元/盎司来确定。准官方价格在世界黄金交易中已成为一个较为重要的黄金价格。[1]
鞅定价方法(Martingale Pricing Technique/martingale pricing theory/theory of martingale pricing) 鞅定价方法概述 Harrison 及 Kreos (1979)提出了一种求解金融衍生产品的定价方法——鞅定价方法。在鞅定价方法下,证券的价格可由折现该产品未来现金流量得到,且期望值折现在风险中立下计算。鞅定价方法比随机微分方程简单,也不会涉及复杂的积分。许多随机微分方程不能求解的问题,鞅定价方法可轻易求解。 鞅定价方法鞅的解析 鞅这个术语早在20 世纪30 年代首先由Ville(1939)引进,但是基本概念来自于法国概率学家列维(Levy,1934)。但是真正把鞅理论发扬光大的则是美国数学家多布(Doob),他于1953 年的名著《随机过程》一书中介绍了(包括上鞅分解问题在内的)他对于鞅论的系统研究成果。它引起了一般过程理论的研究,从此鞅成为现代概率和随机过程的基础,而且在决策和控制模型等方面有着重要应用,并得到快速发展。 鞅在20 世纪70 年代末期被引入金融经济学用来描述资产的价格运动过程,最早出现在Pliska&Kreps。由于较多地借助测度论,鞅显得更加抽象,但是令人惊奇的是,它的引入不仅使得微观金融理论分析(例如期权定价)变得更加简洁和优雅;并且由于可以借助现代数值计算技术,它还提供了更为强大的运算能力,而这对于实际工作又是至关重要的。 “鞅”一词来源于法文martingale 的意译,原意是指马的笼套或者船的索具,同时也指一种逢输就加倍赌注,直到赢为止的恶性赌博方法(double strategy)。但这都没有说明它在金融学中的确切含义。鞅究竟是什么呢?简单的说,鞅是“公平”赌博(fair game)的数学模型。那么什么又是公平的赌博呢?假设一个人在参加赌博,他已经赌了n 次,正准备参加第n +1 次赌博。如果不做什么手脚,他的运气应当是同他以前的赌博经历无关的,用Xn表示他在赌完第n次后拥有的赌本数,如果对于任何n都有 E(Xn | Xn − 1) = Xn − 1 成立,即赌博的期望收获为0,仅能维持原有财富水平不变,就可以认为这种赌博在统计上是公平的。 在金融分析中,投资者通常会根据过去发生的事件来指导未来的投资决策,我们可以把X 设想为对由于信息发布而产生波动的金融资产价格(过程),而EXn就是对这种价格运动的预测,而恰好鞅就是用条件数学期望来定义的,这种相似性就激发了使用鞅和与之相关的数学概念来描述金融资产价格运动过程特征的热情,鞅在20 世纪80 年代以后迅速成为主流金融经济学研究中标准的时髦。
什么是信用媒介论 信用媒介论又称自然主义信用论,创始于18世纪,盛行于19世纪,其主要代表人物是亚当·斯密、李嘉图、约翰·穆勒。该理论的观点是: 1、货币只是简单的交换媒介和一种便利交换的工具,这是信用媒介论的全部理论基础; 2、信用仅仅是转移和再分配现有资本的一种工具,并不能创造出新的资本; 3、银行的作用在于媒介信用,而不是创造信用; 4、银行必须在首先接受存款的基础上才能实施放款; 5、银行通过充当信用媒介,发挥着转移和再分配社会现实的资本,提高资本效益的作用。 信用媒介论概述 正如信用媒介论的代表人物约翰穆勒在他的《政治经济学原理》中论述了信用的性质,信用如何促进生产,信用可以节省货币的使用。他说“信用只是使用别人资本的许可,人们不能由此增加,而只能转移生产手段”。信用媒介伦认为货币只是简单交换媒介和便利的交换工具,此为信用媒介伦全部的理论基础,银行的功能在于媒介信用,而非创造信用。 约翰.穆勒还认为信用是一种购买力,“具有信用可以用来购买货物的人,其所创造的对货物的需求,及其所引起物价上涨的趋势,有信用的人,可用信用购买货物,由此创造货物需求”。穆勒看到信用对供求关系的影响。 亚当·斯密认为,银行通过贴现和放款,只起着将死资财转化为活资财的作用,而不能额外增加一国的资本,货币在商品交换中只不过起媒介作用,银行通过信用方式以纸币代替金属货币流通,也只能起着媒介工具的作用。 大卫·李嘉图认为,信贷可以用来购买机器,但不可能创造机器,信用能够使资本转移,能够改变资本的用途,这种改变既可以是有利的,也可能是有害的。 信用媒介论的评价 信用媒介论把经济关系中相互信任和经济交换安全作为信用依据,从而使信用在生产、交换过程中发生积极的媒介作用,有其正确而积极的意义。但我们从研究信用媒介伦的许多观点中,分析可以发现,信用媒介伦的主要缺陷是,只看到银行信用的媒介作用,认为信用仅仅是转移和再分配现有资本的一种工具,尽管所创造的资本不是真实资本而是虚拟资本,而否认创造资本的作用。 信用媒介论的出现是由当时客观经济基础决定的,有它合理的成份。但是它排除了银行超过其吸收的存款数量而进行贷款的可能,这在纸币流通条件下就不十分正确了。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银行在国民经济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它由普通的中介者变成万能的垄断者。面对这一现实,简单朴素的信用媒介论无法解释。于是信用创造论便应运而生。
(1) [ounce (缩写oz)],英语ounce的译音,香港译作安士。英制重量单位。为一磅的十六分之一。旧称英两或唡。盎司(香港译为安士)是英制计量单位,符号为ounce或oz。作为重量单位时也称为英两。 (2) 常衡制的一种质量单位,等于1/16磅,或约等于28.3495克。 (3) 药衡制或金衡制的一种质量单位,等于480格令或31.1034768克。 由于各国黄金市场交易的习惯、规则以及所在地计量单位等不同,世界各国黄金交易的计量单位也有所不同。国际黄金市场上比较常用的黄金交易的计量单位主要有以下几种。 1、金衡盎司 在欧美黄金市场上交易的黄金,其使用的黄金交易计量单位是金衡盎司,它与欧美日常使用的度量衡单位常衡盎司是有区别的。金衡盎司是专用于黄金等贵金属商品的交易计量单位,其折算如下: 1金衡盎司=1.0971428常衡盎司=31.1034807克 1常衡盎司=28.3495克 2、司马两 司马两是目前香港黄金市场上常用的交易计量单位。 其折算如下:1司马两=1.203354金衡盎司=37.42849791克 折合杆秤制:1司马两=1.197713两(16两制) 折合市制:1司马两=0.74857两(10两制) 3、市制单位 市制单位是我国黄金市场上常用的一种计量单位,主要有斤和两两种。其折算如下: 1市斤=10两 1两=1.607536金衡盎司=50克 4、日本两 日本两是日本黄金市场上使用的交易计量单位,其折算如下: 1日本两=0.12057金衡盎司=3.75克 5、托拉 托拉是一种比较特殊的黄金交易计量单位,主要用于南亚地区的新德里、卡拉奇、孟买等黄金市场上。其折算如下: 1托拉=0.375金衡盎司=11.6638克 6、漕平两 在旧中国,黄金交易还使用过漕平两单位作为黄金交易的计量单位。漕平两是我国明末清初杆秤制单位,其折算如下: 1斤=16漕平两 1漕平两=1.00471金衡盎司=31.24997809克 7、盘 在解放前我国还使用过一种称为“盘”的黄金交易计量单位,其折算如下: 1盘=70漕平两=4.375斤
香港伦敦金市场(hong kong local-london gold market/Local-London gold market/loco london glod market) 目录 1香港伦敦金市场简介 2对本地伦敦金交易的规管 香港伦敦金市场简介 本地伦敦金简介 本地伦敦金 (LOCO LonDON GOLD)由于1974年后,香港政府对黄金入口禁令被解除,国际金商纷纷涌至,视香港为第二手市场,进行交易买卖活动,1975年开始香港金市更渐具规模,时至今日,更成为全球四大黄金市场之一。所谓LOCO LONDON实指于伦敦交收的意思,但由于LOCO与LOCAL的发音相近,被误解作本地伦敦金。 本地伦敦金以美元报价,买卖差价一般情况下是0.5美元,但在某些情况下: 如911事件,可能扩大至1美元以上。而本地伦敦金的合约以安士为单位,每手合约为100安士,成色为九九五。 香港的伦敦金市一般称为本地伦敦金市。一如其他两个主要的伦敦金交易中心,香港的本地伦敦金市场是一个开放的市场。目前,本地伦敦金市约有70家活跃交易商,大多为银行、投资公司和本地黄金买卖商,他们买卖伦敦金以对冲在期货市场所持有的期货。该市场亦接受亚太区内其他地方和另外两个中心在非办公时间内的伦敦金买卖。我们并无官方数字显示伦敦金市在香港的交投情况;不过,根据市场的粗略估计,本地伦敦金市每日的成交量平均约为1.9亿美元,或约为金银业贸易场每日平均成交量的七倍。 香港的本地伦敦金市场是一个开放的市场,本地伦敦金市场开始是一个现货市场,黄金在伦敦交割,在成交后的两个交易日内在纽约以美元结算,但是客户可利用特别的信贷安排递延结算,这就变成了准黄金期货交易,因此本地伦敦金市场逐渐形成了一个本地伦敦金递延结算市场。本地伦敦金市场约有70家活跃交易商,大多为银行、投资公司和本地黄金买卖商,他们买卖伦敦金以对冲在期货市场所持有的期货,进行套利活动。该市场亦接受亚太区内其它地方在非办公时间内的伦敦金买卖。 对本地伦敦金交易的规管 香港并无制定任何具体法例,管制在香港的贵金属买卖。八十多年来,金银业贸易场一直以自我规管的方式有效地运作,而其地位亦向来广受本地及国际市场认同。本地伦敦金市场于七十年代中期在香港设立,一直运作良好。据了解因为伦敦金市场是一个相当专门的市场,在当中从事买卖的都是老练和专业的交易商,而交易基本上是以批发形式进行,所以在大部分海外市场,包括纽约和伦敦,伦敦金的交易基本上不受任何规管。我们并无充分理据改变现时的做法。
信用创造论(Theory of Credit Creation) 什么是信用创造论 从十七世纪后期起,在欧洲国家信用已经相当发达,信用创造论发展于19世纪,盛行于20世纪,信用创造说的先驱者是18世纪的约翰·劳,主要代表人物是19世纪末的麦克鲁德和20世纪初的熊彼特和哈恩等人。 信用创造论认为:信用创造资本,信用就是货币。货币是一种交换手段,因此,凡是有交换手段职能的物品都是货币。信用既然被用作流通手段和支付手段,那么,信用就是货币。信用就是财富。因为货币就是财富,信用就是货币,故信用就是财富。信用创造资本。信用就是生产资本,通过这种生产资本的扩张即信用量的增加与扩展可以创造社会财富,繁荣商业,使国民经济具有更大的活力。银行具有无限创造信用的能力。 信用创造论概述 该理论继承和发展了古典学派关于商业银行信用媒介论的观点,认为银行的功能在于为社会创造信用,银行能够通过存款进行贷款,且能用贷款的方式创造存款,银行通过信用的创造能够为社会创造新的资本,信用就是资本,信用能够形成资本。银行的本质在于创造信用。作为近代信用创造论的继承者合代表人物马克鲁德在他的《信用的理论》一书中认为“银行及银行业者的本质是信用的创造和发行,所以银行绝不是借贷货币的店铺,而是信用的制造厂”。信用创造资本,信用就是货币,银行具有无限创造信用的能力。到了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信用创造论的代表人物提出了独特的观点,德国金融理论学者阿伯特.韩在1920年出版的《银行信用之国民经济理论》中,指出信用就是货币,从生产和分配的领域论述信用形成资本。 约翰·劳认为,国家拥有的货币多,创造就业的机会就多,就能增加国民财富。他相信货币具有积极的力量,信用扩大,货币增加,就能促使工商业发展。英国银行家亨利·桑顿(Henry Thomton)认为“商品的价格决定于商品的供求比例和通货的供求比例,商品增多对银行券的需求扩大,银行券增多对商品的需求扩大,所以当银行券增多而商品对银行券的需求未扩大时,就必然使物价随之上涨。物价上涨,工资缺乏弹性,一方面刺激生产,另一方面制约消费,从而造成作为资本的商品增多”。 熊波特认为是科学技术进步,新产品,新工艺,新材料的出现引起生产要素的重新组合,从而产生对银行信用的需求。他在1912年出版的《经济发展理论》中,专门分析信用与资本形成过程,其信用创造论置于他的“创新理论”中。即通过信用扩张创造资本,实现创新。此外,他还把信用扩张与经济周期理论联系在一起,也是他的先见之明。 信用创造论的评价 总之,信用创造资本理论是现代西方最有影响的信用管理理论,为许多经济学家理论体系的形成具有积极作用。该理论认为,先有贷款后有存款,并由此推出,银行有无限的信用创造能力。信用能形成资本有其合理的一面,但他们把信用完全等同于货币,把信用看成是与真实资本一样的财富,宣传信用创造真实资本,把信用对财富的索取权看作财富本身就是不对的,认为银行有无限的信用创造能力,这种观点存在认识上的偏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