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 比较优势战略亚洲四小龙是20世纪50年代以来赶超经济的典范。本文在新古典经济学框架下，采用理论分析与实证研究相结合的方法，按照从理论到战略、从战略发展轨迹到战略内涵及应用的总体次序逐步展开，由序言及正文五章构成。第一部分：序言序言部分包括问题的提出、研究现状、理论与现实意义三个部分。第一章:比较优势理论与比较优势战略本章主要包括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比较优势理论文献综述，努力系统地对理论起源、发展与新进展进行梳理，建立全文的分析框架，阐明比较优势战略的理论依据，评介学术界对比较优势战略理论存在的争议。第二部分，对比较优势战略理论进行全面阐述，围绕其含义及运行机理进行深入分析。第二章：比较优势战略的适用性该章围绕第一章对比较优势战略所存在的争议进行深入分析，其主要内容包括比较优势与竞争优势、比较优势陷阱、比较优势与动态比较优势三个部分。第三章：亚洲四小龙比较优势战略发展轨迹在前两章的理论铺垫基础上，该章对亚洲四小龙于20世纪60年代~21世纪初比较优势战略的变化轨迹做出全面阐述。第四章：亚洲四小龙比较优势战略的内涵亚洲四小龙比较优势战略具有深刻的内涵，它强调产业发展应基本遵循比较优势，这一点与比较优势战略理论的主张相一致。但是，它又对比较优势战略理论有所突破，这种突破首先在于它具有通过政府干预培育动态比较优势的含义；这种突破还在于它揭示了政府干预的尺度如何把握。过度干预与积极不干预都是不可取的，妥善的做法是政府必须对产业发展予以适度干预。第五章:中国发展战略选择的思考在充分吸收借鉴亚洲四小龙发展战略经验与教训的基础上，结合中国实际情况，该章对中国发展战略的选择做出了思考，实现了落脚点的回归。 基本特点 比较优势战略来源于比较优势理论。比较成本理论认为，不同国家生产不同产品存在劳动生产率或成本的差异，各国应分工生产本国具有相对优势的产品，各个国家按照比较利益原则加入国际分工，从而形成对外贸易的比较利益结构。发展中国家自然资源和劳动力丰富，发达国家资本和技术资源丰富，据此形成的贸易格局是：发达国家进口劳动密集型和自然资源密集型产品，出口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发展中国家进口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现实的国际分工格局也基本如此。 比较优势战略一般具有以下特点： 其一，比较优势战略难以迅速发动工业化； 其二，比较优势战略对发展中国家产业结构的提升也具有双重影响，一方面按照比较优势建立起来的产业结构内生于要素禀赋结构的升级，符合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另一方面，比较优势战略难以迅速促进资本形成和资本积累，也就不可能迅速提升一国的要素禀赋结构； 比较优势战略 其三，从理论上分析，比较优势战略能使资源配置具有帕累托效率； 其四，比较优势战略能够实现以人为本的经济发展。 比较优势战略和赶超战略的差别 从比较优势战略和赶超战略的内在逻辑可看出，它们是完全不同的：一个是渐进缓慢的发展道路，一个是跳跃式的发展道路。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后进国家的发展结果看，完全运用比较优势发展起来的国家是十分少见的，大多数落入了比较优势陷阱；同时，完全运用赶超战略也纷纷陷入了产业结构畸型发展，人民生活日益恶化，企业没有竞争力。而能发展起来的国家一般是综合运用两种战略。 优势概念 比较优势战略比较优势是国与国之间由于人口、资源等禀赋的差异形成的竞争优势。例如，人们国家的人口众多，劳动力很便宜，所以在某些劳动密集型产品的生产上具有较低的成本，在国际竞争中处于有利的地位，这就是比较优势。在对比较优势的理解上，应当把握三个内涵： 第一，比较优势的主体应该是国家（或地区），而不是其他。比较优势是就国家之间的竞争而言的，而并非是就产业而论。人们可以说，中国在纺织品生产方面比美国具有比较优势，但人们不可以说，电脑芯片业比煤炭采掘业具有比较优势，因为比较优势的主体应当是国家，它是就国与国之间的状况而论的。产业之间的演进升级，那是另外一个问题，而与比较优势无关。 第二，比较优势并不只是为了出口。比较优势这一概念是在国际贸易理论中提出来的，但如果把它仅限于国际贸易领域，那就大错特错了。随着全球市场一体化的进展，所有的产品竞争都带有全球化的特征，即便人们自己生产的产品在国内市场上销售，实际也是个国际竞争。道理很简单，如果你的产品没有比较优势，那么，你的产品非但无法进入国际市场，而且国外的产品会进来把你挤垮。所以，比较优势并不仅仅是为了出口，也是在国内市场生存和发展的需要。 第三，人们目前使用的比较优势概念是一个宽泛的概念。亚当·斯密提出的是绝对成本优势理论，大卫·李嘉图提出的是比较成本优势理论，严格地说，二者是存在差别的。比如，目前中国在某些机电产品的生产上具有成本优势，同样生产一台微波炉压缩器，美国需要30美元，日本需要20美元，但在中国仅需要5美元，严格来说，这是一种绝对成本优势，是不同于相对成本优势的。但人们目前在使用这一概念的时候，对两者并没有严格区分，而是泛指一种相对优势。 争论焦点 比较优势战略一个国家应当发展自己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生产那些成本比较低的产品，这看起来是天经地义的。在目前关于比较优势战略的激烈争论中，很少有针对比较优势战略本身的，人们争论的焦点，多数集中在对比较优势的具体判断上，即：什么才是人们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或者说，比较优势战略是否等同于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主流的观点是，中国的优势在于劳动力资源极为丰富，大量的廉价劳动力使中国在生产劳动密集型产品方面具有比较优势，无论是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如服装、鞋靴，还是资本密集型产品的劳动密集型环节，如机电产品的组装，中国都具有成本低的优势，因此，应当鼓励和支持这些产业的发展，不仅在国内市场站稳脚跟，还应当积极开拓国际市场，成为这些产品的主要生产国，甚至成为世界工场。这一观点是林毅夫较早提出来的，并且得到了樊纲、胡鞍钢等学者的进一步发展。 但也有一些学者对此表示反对。宁向东认为，实施劳动密集型战略必须要具备两个前提：一是劳动力成本在总成本中所占的比重较大，另一个是劳动密集型产业中生产者的供给能力并非过剩。随着产品科技含量的不断提高，劳动力成本在总生产成本中的比重不断下降，很多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已经不具备第一个前提条件。就第二个前提条件而言，大量发展中国家投身于劳动密集型产业的结果，造成这些产业的过度竞争，获利空间减少，因此这个前提条件也不存在了。洪银兴认为，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发展，不仅产品可以在国与国之间流动，资源、生产要素也可以流动，而且，通过人力投资，劳动力技能和素质的提高可以克服劳动力数量不足的劣势。因此，劳动力丰富的优势并不能转化为实际的竞争优势。 通过以上争论人们可以看出，双方争论的焦点并不在比较优势本身，而在于具体的比较优势的判断上。前者认为劳动力丰富构成劳动力成本低的优势，进而构成劳动密集型产品的竞争优势，后者认为劳动力丰富并不必然造成劳动力成本低的优势，更不代表在劳动密集型产品方面必然具有优势。那么，应当如何看待这种争论呢？人们认为： 第一，劳动力丰富导致劳动力价格便宜，劳动力价格便宜造成产品生产成本比较低，因而在劳动密集型产品的生产上具有优势，这一基本链条是成立的。据预测，今后20年是中国劳动力资源最为丰富的时期，每年劳动力资源供给总量超过8亿，每年新增劳动力超过1000万，强大的就业压力使劳动者工资处于一个非常低的水平。即便考虑到素质差异，一个美国工人的生产效率是中国工人的10倍，但两国的工资差异在30—40倍之间，因此在劳动力成本方面仍然具有优势。因此，在今后一段时期内，发挥比较优势就等同于支持和鼓励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这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第二，从实践的情况来看，中国在国际竞争中表现比较好、处于优势地位的产业仍然是劳动密集型产业。从中国经济发展比较好的地区来看，如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地区，都是以劳动密集型产业著称的，无论是中山、顺德的家用电器产业，还是温州的皮鞋、服装产业，都属于这一范畴。从出口结构来看，比较大宗的出口商品，除了劳动密集型产品，就是资本密集型产品的组装环节。中国对于资本密集型产品的生产并非不关注，但效果并不明显，增长速度远远不及劳动密集型产业。因此，实践的情况也说明中国在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比较优势是切实存在的。 影响因素 比较优势战略劳动密集型产业符合中国的比较优势，这是就一般而论的，并不等于说它在任何情况下都符合中国的比较优势，更不等于说它将来会一直是中国的比较优势所在。人们如果把这一比较优势绝对化，就会产生很多错误。实际上已经有因素在发挥作用，对现实的比较优势状况产生了影响。人们认为主要是两个因素。 第一个因素是贸易壁垒。所谓比较优势学说，它的成立是要有前提条件的，那就是自由贸易，所有国家的商品都可以自由地交易，没有进口限制，没有配额，只要世界人民需要，人们想卖多少就卖多少。如果这一假设前提不能满足，那么比较优势学说也就不能成立。应当说，在一般情况下，这一前提是满足的，现在人们加入了WTO，关税大大降低，外国的商品可以更方便地进来，而人们的商品也可以更方便地出去，贸易还是比较自由平滑的。 问题在于，中国是一个大国，大国的贸易足以产生对整个世界市场的冲击，影响世界市场上某些产品的供求状况，直至引起贸易摩擦和贸易壁垒。中国有高达40%的储蓄率，2004年固定资产投资7万亿元，劳动力每年仅新增就有1000万人，这些投资和劳动力如果都投向劳动密集型产业，生产能力相当惊人，足以对整个世界市场同类产品造成严重冲击。2004年中国的进出口总额达到95539亿元，很多产品产销量世界第一，这种状况已经引起了一些国家的不安。中国商品在国外也屡遭反倾销等各种贸易壁垒的伤害。随着中国贸易量的继续增加，这种问题将会越来越多，如果严重到一定程度，比较优势学说将因失去前提条件而失效。 第二个因素是资源禀赋的变化，尤其是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在资源禀赋方面所表现出来的特性。林毅夫认为，由于发展中国家资金严重匮乏，因此只能是选择那些劳动比较密集的产品来生产，他们的这些产品由于成本较低而具有竞争力，也就能够占有最大的市场份额，进而拥有最大的利润，资金很快积累起来，于是他们的资源禀赋开始发生变化，资本从稀缺转为充裕，它的比较优势就转化为资本密集型产业了。尽管有一部分学者对此提出不同意见，但一个不争的事实是，从改革开放至今，中国的资源禀赋已经发生了悄然的变化，一些原来单纯或较多使用劳动力的企业开始提升其资本和技术水平，从手工业作坊变成了现代化的企业，产品的资本和技术含量具有了很大程度的提高。 作为一个整体来看，中国资本匮乏而劳动力充裕，比较优势在于劳动密集型产业，这是没有疑问的。但是，中国是一个幅员辽阔的大国，地区发展很不平衡，多数地区资本是匮乏的，可是并不排除在某些地区资本相对丰富一些；多数地区技术是非常落后的，也并不排除在某些地区和某些领域存在十分先进的技术，这样中国的产业发展也就表现出多样性的特点。虽然就整体来看中国的优势在于劳动密集型产业，但是如果某些地区确实具有发展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产业的条件，人们也同样应当给予支持。 以上人们提到了两个因素，即贸易壁垒的存在和资源禀赋的变化，由于这两个因素的影响，劳动密集型产业不一定总是符合中国的比较优势。如果未来这两个因素发生了某种逆转性的变化，那么，中国的比较优势也会产生相应的变化，对这一点要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 比较优势战略四、市场经济与比较优势的发挥 比较优势战略是中国产业发展的正确选择，它不仅对于中国产业的健康发展，而且对于缓解中国的就业压力，解决中国的农民问题具有重要的意义。那么，人们一定很关心，人们如何才能实现比较优势的发展战略呢？其实，这个问题不用人们太多地操心，因为比较优势战略是市场经济的自然结果。只要选择了市场经济，健全了市场制度，就等同于选择了比较优势战略，这是由市场机制本身所决定的。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具有独立的经营自主权，它在进行产品选择的时候，主要依据的是利润最大化的原则。虽然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企业的行为模式会有稍许的差别，但就一般意义来说，利润最大化是企业在进行产品选择时的惟一原则，哪种产品可以获利更多，它就会从事哪种产品的生产。在此原则之下，企业会自觉地选取那些可以有效利用自己优势资源的产品领域进行生产，通过自身优势资源的利用，企业可以有效降低产品成本，获取最大化的利润，或者说至少可以使自己在市场竞争中得以生存。具体说来，中国拥有大量廉价的劳动力，人们的企业不可能对此视而不见，为了获取更多利润和在国际竞争中站住脚，它们总是会自动地选择那些利用劳动力较多的产品领域进行生产，劳动密集型产业会自动地获得比较快的发展速度。早期实行重工业优先发展赶超战略的国家，多多少少都存在计划经济的影子，也就是说赶超战略惟有在计划经济的保护下才能够得以生存，而一旦实行市场经济，则选择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的比较优势战略就是一种很自然的结果。 中国的改革具有非常明显的市场化倾向，正是在这种市场化改革的催化之下，中国的经济发展呈现出了明显的比较优势战略的特征。中国并未明确提出过比较优势战略，相反，人们一直强调的是高新技术产业。人们作为一个大国，又具有十分光辉灿烂的历史，这使得人们对按照比较优势原则参与国际分工总是不那么甘心，人们总是倾向于认为只有高新技术产业才代表先进的生产力方向，总是希望在这些产业领域有所突破，对于劳动密集型这些“低端”产业总是有些看不上。不仅官方如此，社会舆论也更多地关注于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的发展，迫切希望中国在这些领域能够有所突破，从而跻身于世界强国之林。然而，现实的状况恰恰与此相反，中国发展最快的并不是大家最关注的上述产业领域，而是不被大家所重视的劳动密集型产业领域。即便在所谓高科技领域，多数也是生产制造和加工组装环节，而不是研发环节。这一戏剧性的结果足以说明，比较优势战略不是人为的选择，而是中国市场化方向的改革所导致的自然结果。 从国外的情况来看也是如此。林毅夫在对日本和亚洲四小龙发展经验进行研究之后，认为这些国家和地区比较优势战略并非是政府的有意选择，而是“当局放弃了赶超战略后企业自发选择的结果”，属于无心插柳柳成荫之举。人们对韩国发展经验的研究也证实了这一点。虽然韩国在初期发展中政府的干预力度很大，但是基本坚持了保护私有产权和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制度，政府并没有代替企业制定经营决策，产品的选择是企业自己的事情，正是由于市场制度的建立和完善，使得韩国在发展的每个阶段所选择的主要产业都是自己具有比较优势的，从而保障了产业的竞争力和自然升级的过程。因此，市场经济与比较优势战略实际具有一体化的特征，只要坚持市场经济，就必然同时选择了或者说大体选择了比较优势的发展战略，非但过去如此，今后也是一样。在现阶段，中国的比较优势仍然主要在于劳动密集型产业，而在将来，随着贸易壁垒和资源禀赋的变化，中国的比较优势会发生变化，相应的，中国的优势产业也会发生相应的变化。无论是政府还是企业，都应引起足够的注意，以适应未来发展的需要。 一般缺点 比较优势战略 一、比较优势战略在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上的悖论 非农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包括劳动密集型的工业和劳动密集型的服务业，但主要分布于服务业中，且服务业大部分为劳动密集型，因此，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关键在于发展服务业。然而，在比较优势战略的指导下，我国的劳动密集型工业增长迅速，但服务业却进步缓慢，无论是产值比重还是就业比重，都远远落后于世界平均水平。 为什么比较优势战略无助于服务业的发展呢？原因在于该战略中的劳动密集型产品须以国际分工和交换为基础，是可贸易品。而劳动密集型的服务往往是非贸易品，我国劳动力便宜的比较优势在这方面没有意义，只能依靠内需，即依靠国内相关产业的带动和国民收入与消费的提高来获得发展。可是，主导产业——劳动密集型工业的低产业关联度和低附加值却使得服务业发展乏力。因此，尽管比较优势战略拼命鼓吹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但其取小头、弃大头的实质却阻碍了劳动密集型产业的真正发展。 二、比较优势战略受到市场需求的限制 比较优势战略理论从供给的角度论证了劳动密集型产业(实质上只是其工业部分)的就业优势，却忽略了其需求前景。尽管在相同的资本下，一个微观的劳动密集型企业比资本密集型企业能够吸纳更多的劳动力就业，但整个产业的就业容量还受限于产业可以达到的规模，而这个规模是由市场需求所决定的。如前所述，国民经济以劳动密集型工业为主导，由于该产业低附加值的特点，国内市场必然狭小。中国在改革初期主要依靠国内市场发展经济，但20世纪80年代末出现了普遍的企业三角债问题，标志着国内市场已经饱和。 在内需不足条件下，劳动密集型产品的销路只能主要依靠国际市场特别是美欧日等发达工业国家的消费市场，国家被迫实行出口导向战略。上世纪90 年代以来，我国不断扩大对外开放，借以换取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国际市场， 2001年还加入了WTO。然而我国是拥有13亿总人口、8亿劳动力人口的大国，国际市场的规模相对于中国海量的剩余劳动力而言也实在太小。因为被称为“富国俱乐部”的经合组织(OECD)全部成员国人口的总和也不过8亿，即使这些国家全部的劳动密集型产品都从中国进口，按照一般的生产消费比例，也只需要1亿左右的人工作。但发达国家是不可能都放弃这些产业的，而且东盟、印度等国也在扩大开放，该国际市场无法由中国独占。尽管这几年中国的出口高速增长，但同时贸易条件也在大幅恶化，针对我国的贸易摩擦与贸易保护急速增加，说明可供利用的国际市场已经接近极限。 比较优势战略 三、比较优势战略导致就业局势恶化 在需求不足的约束下，我国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丧失后劲。由于市场竞争的压力，其本身也有违劳动密集型的初衷，走上资本有机构成不断提高的道路，使得就业弹性迅速下降，就业局势趋于恶化。具体而言，就业局势的恶化源于以下几个因素： 企业间恶性竞争。在供过于求的背景下，企业在国内大打价格战，在国外竞相压价倾销。当全球竞争主要在国内企业之间展开时，所谓的比较优势毫无意义。无序竞争更使得企业自生能力成为空谈，企业要么破产倒闭，要么惨淡经营，排挤出大量失业人口。事实上，由于低技术，企业间产品必然同质化；由于低技术，各企业利润都非常微薄。所以，恶性竞争并非企业不理性，而是无力转型被锁定在底端的企业在市场有限下的不得已，是比较优势战略长期作用的苦果，只要国家的产业路线不调整，这种囚徒困境还会愈演愈烈。 低工资和“减员增效”。在比较优势战略下，劳动密集型产业依附于国外发展，大部分技术、设备和重要材料与零部件必须高价进口，而市场渠道和品牌又由国外把持，贸易条件恶化，在激烈竞争中企业惟有从人工方面不断降低成本才能生存。这样工人的劳动条件和社会保障就每况愈下，工资长期不涨(考虑到物价和教育、医疗、住房等方面的改革，工资实际大大下降了)。同时企业还大量裁员、延长劳动时间与提高劳动强度，以实现“减员增效”。根据有关的统计数字计算，多年来我国职工工资总额占GDP的比重持续低于 13%，而发达国家在60%左右。工资偏低、失业危机和社会保障的缺失不利于消费能力和消费信心，进一步萎缩了市场需求。企业的微观求存措施反而恶化了其宏观生存环境，也损害了就业。另外，低工资使在职人员供养家庭其他成员的能力下降，客观上驱使更多的人口挤入求职队伍，加剧了劳动市场的供求矛盾。 基干产业与战略产业受损。在比较优势战略的指导下，过度开放极大地损害了我国幼稚的基干产业和战略产业，像东北等老工业基地的很多企业纷纷倒闭，连带地使由其带动的各种相关企业也陷入困境，大量员工失业。由于资产的专用性，被摧垮企业的原有资本大部分都毁没损失了，再就业失去依托。 比较优势战略而这些企业和职工的受损又反过来使劳动密集型产品失去市场，进一步地妨碍了就业。 企业被迫资本深化。在激烈的竞争中，中低端产品的市场迅速饱和，企业不得不加快产品的升级与换代，以迎合国内外富裕群体的需求，开拓高端市场。然而产品升级带来了资本深化，排挤出大量劳动力。当然，资本深化也能增加就业，但由于比较优势战略损害了国内的基干产业，资本深化所带来的需求未能被国内利用，未能在上游产业及服务业等方面创造大量工作岗位，却泄露到了国外，成为拉动国外技术进步、经济增长和就业的原动力。对于国内企业，除了资本密集度日益提高外，技术层次并未有所改进，对国外的依附性也更强，仍然维持着低技术和低附加值的特征。因此，正是比较优势战略使得我国不得不咽下资本深化绝对排挤就业的苦果。 大学生就业难和薪酬下降。劳动密集型产业主要需求吃苦耐劳的非熟练工，技术密集型企业才是吸收懂技术会管理的大学生的主渠道。在大学扩招的背景下，片面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比较优势战略必然导致大学生“过剩”。据报道，2006年有近200万大学毕业生未能及时就业，且很多人的起薪已低至接近农民工工资。 [1]
特征 出口替代战略出口替代战略是指发展中国家通过促进本国产品的出口，积累发展资金，发展经济的战略。这是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有了一定程度后采取的战略，这些国家的经济一般具有的经济特征是二元经济，即一部分是传统的、落后的经济，而另一部分却具有现代化的经济特征。它们以本地廉价的劳动力与发达国家的资金、技术相结合，发展出口产品的生产，从而加速外向型经济的发展。 出口替代战略一般也要经历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以轻工业产品出口替代初级产品出口，主要发展劳动密集型工业，如食品、服装、纺织品、一般家电制造业等，随着生产规模的扩大和国际市场环境的变化就进入了第二个阶段；第二个阶段是以重化工业产品出口替代轻工业产品的出口，致力于发展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工业，如机械电子、石化等行业。此后，极少数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开始着手建立知识和信息密集型等高科技产业，力图在高科技产业产品的世界出口贸易中占有一席之地。 措施 采取的措施主要是： ①给出口企业提供减免出口关税、出口退税、出口补贴、出口信贷和出口保险等，目的在于降低出口成本，开拓国外市场，增强出口竞争能力。 ②给出口生产企业提供低利生产贷款，优先供给进口设备，原材料所需外汇，大力引进资本、技术、经营管理知识，建立出口加工区等，目的在于降低生产成本，提高产品质量，增加创汇能力。 关键 出口替代战略这一战略的实施过程实际上是一个利用在本国的比较优势发展相关产业，并根据比较优势的变化而及时进行产业结构升级换代的过程。在第一个阶段，发展中国家可以利用本国劳动力成本低的优势，通过扩大劳动力密集型产品的出口来增加外汇收入，带动经济的增长，增加就业。随着经济的发展，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劳动力成本将上升，劳动力优势逐渐丧失，此时应当及时调整产业政策，鼓励资本和技术密集型工业的发展。 这一战略的实施也需要一定的措施： 一是对出口企业给予优惠政策，如减免税收、低息贷款、增加补贴等； 二是对出口企业需从国外进口的资本品、中间产品和技术专利等实行减免税、放宽进口配额； 三是使本国货币贬值以降低本国出口商品以外币计算的价格，增加企业和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实施这一战略可以通过保持较高的出口增长率来保持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使一国经济在很大程度上融入世界经济大循环圈中。由于国际竞争压力对国内企业形成了有效的激励，促使国内企业必须不断提高生产效率、改善经济管理、开发新技术、培训员工，只有这样才能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求得生存和发展。 近20年来，几乎所有经济高速增长的国家和地区都是出口占ＧＤＰ比重不断上升的国家和地区，包括中国、亚洲“四小龙”、东盟等。但这并不足以证明出口导向战略的完美无缺，通过对中国的台湾地区和韩国的全要素生产效率增长与出口的关系比较，一些经济学家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他们认为出口企业的生产效率并没有表现出随着积累出口量的增加而递增的趋势，因此，他们得出的结论是出口导向战略也非尽善尽美。 （1）出口导向战略受到国际市场的极大限制。国际市场对劳动密集型工业品的需求有限，随着更多的发展中国家采取外向型贸易战略，各国之间的竞争日趋激烈。再加上发达国家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发展中国家的出口扩张面临着越来越大的困难。 （2）实行出口导向战略使一国经济开放度大大提高，国内经济容易受到外部经济冲击的影响，如汇率、利率、贸易条件、债务条件的变动和国际游资的袭击等。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实力比较薄弱，市场体系不够发达，监督和管理制度也不健全，缺乏抵御外部经济冲击的能力，一旦危机发生，会对经济发展产生非常严重的后果。 （3）出口导向战略也需要实行一些保护措施，这些措施实施的同时也会在某种程度上扭曲市场价格体系，降低资源配置效率。 利弊分析 出口替代战略在一个资金、技术缺乏，市场狭小和大部分人从事农业的不发达经济中.选择出口导向型战略：可以充分利用国外的资源，并与本国具有绝对优势的劳动力资源相结合，生产并出口本国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以缓解一国的外汇压力；可以在国际分工中节约劳动，充分发挥自身的比较优势，在全球性的产业结构调整中，促进本国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获取因分工而产生的规模经济效益；可以通过对外贸易，互通有无.使本国居民享受到更多的经济福利，提高其生活水平；可以通过外部市场的开拓，带动国内相关产业和部门的发展，不仅为国内的剩余产品或闲置生产资源找到了出路，还扩大了就业量，等等。 实施外向型经济的上述种种优越性，基本上已为人们所共识。但是，出口导向型发展模式也具有特殊的适用性及其局限性： 首先，出口导向型发展模式对子大国和小国的作用是不同的。一般而言，小国因地域狭小，人口总量不大，市场容量较小，如采取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模式，积极扩大外贸出口，就可以使其产品生产达到规模经济的要求，取得较大的规模经济效益； 另外，小国的失业劳动力、剩余产品、闲置生产资源的数量相对于大国而言都比较小，只要出口达到一定规模，就可能在很大程度上解决这些问题。而大国则不然，其庞大的国内市场足以支撑任何一种产品达到规模经济的要求，如美国，中国等大国，其国内供给满足其国内需求的程度较高，无需过分依赖于国外的市场需求；其次，相对于小国而言，大国面临数额巨大的失业劳动力、剩余产品等问题，即使有较大的出口增长，也只能在一个相对较小的范围内解决问题。 其次，依赖大量出口来推动本国经济发展，会增加本国经济的对外依赖性，从而丧失经济发展的主动权。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在经济的发展过程中，一味地将出口作为经济的发展动力的话，最终可能会降低甚至丧失本国经济自我发展能力和抵御外部冲击的“免疫力”，从而更易受到外部市场的摆布，这对一国经济的长远发展是非常不利的。特别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这种危害性是很大而且显而易见的： 首先，发展中国家对外开放的水平受制于其国内的经济发展水平，这决定了即使一个经济落后的国家实行了全面的对外开放，其水平和层次也不会很高，这必然会降低其在开放中所能获取的比较利益； 其次，发展中国家在国际政治经济旧秩序中处于非常不平等的地位，不平等的贸易地位将使之获利较少甚至无法获利，并且其贸易条件将不断恶化，从而使这些国家在对外开放中陷入比较利益的陷阱而无力逃脱； 再其次，出口导向型战略的实施，容易使许多跨国公司介入发展中国家的“出口替代活动”中，很容易使发展中国家的产品所有权、销售权和管理权落入其强有力的控制之中，这非常不利于发展中国家战略性产业的成长和起飞，并可能在发展中国家对一些跨国公司失去控制力的情况下，危及这些国家的经济安全。 第三、出口导向型发展战略的作用受到市场发展的制约。亚洲一些国家实施出口导向型战略，并取得较大成功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一些国家所奉行的出口导向型.是以国外市场的需求，主要又是发达国家的市场需求为重点的。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正值西方产业结构调整的高潮，西方产业结构的高级化，使得一些传统产业逐步退出其市场，这时实施出口导向型战略，将大量传统产业打入发达国家市场，正好适应了其市场上传统产品不足，需要填补的要求；另外，20世纪80 年代之前实行出口导向型战略的国家较少，传统产业的市场还未饱和，因此，相对于没有实施该战略的国家而言，少数实施出口导向型战略的国家，就很容易从相对较大容量的传统产品市场中获益。 出口替代战略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实施出口导向型战略的国家增多，并加入传统产品的生产行列，这时，所有实施该战略的国家就不仅要面临来自发达国家具有更高生产效率对手的竞争，还面临来自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竞争，这就使得其出口增长下降成为必然，并且在竞争中，发展中国家为了赢得并不丰富的市场，可能会形成一种恶性的价格竞争，结果只会恶化其出口结构，进一步降低其比较利益，这最终是不利于其产业国际竞争力的提高的。此外，发达国家还实行种种贸易保护措施，致使发展中国家的优势产品很难打进国际市场，即使进入，也会因发达国家各种名义的贸易保护措施而丧失其低成本的竞争优势，假如为促进出口，一国的出口补贴力度太大的话，又会加重发展中国家的财政负担，出现企业受益而国家损失的局面。 最后，出口导向型发展模式在一定情况下可能会强化落后经济的“二元化”特征。出口导向型发展模式会改变出口国的区域经济结构，结构可能会朝不同的方向变化。发展中国家实施出口替代的一个出发点，本身是想借用“国际经济大循环”，通过国际市场的转换机制，纠正和消除落后经济中的“二元结构”的偏差，以实现经济的工业化和现代化。但如果该战略的实施导致区域经济差距扩大而不是缩小时，贫富分配不均出现两极分化时，反而会使该战略的实施结果违背其初衷走向反面，强化落后经济的“二元化”特征。[1]
历史渊源 赶超战略的历史渊源可以追溯到本世纪20年代的苏联。当时苏联经济中工业化比重很小，农业仍然在经济结构中占主导地位。在这种情况下，苏联领导人和经济学家中间就如何积累工业化所需资金，如何解决工业增长下市场需求不足以及国民经济应运用何种机制加以调节等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辩论。在辩论中，以普列奥布拉任斯基为代表的“超工业化派”占了上风，提出在过渡时期存在着社会主义原始积累规律和价值规律两个对立的调节机制，两者各有其调节范 赶超战略围，并且原始积累规律和积累规律将逐渐取代价值规律。因此，计划与市场是对立的。“超工业化派”主张由国家利用垄断地位，运用工农业产品的不等价交换，对非社会主义经济成分征收高额赋税和实行通货膨胀等方法进行强制性工业化积累，为此就不能允许市场机制发生作用。同时，“超工业化派”还在理论上解决了一个小农经济比重极大的国家，工业增长如何取得市场的问题。这一理论对后来的社会主义传统经济体制的形成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在1929年通过的五年计划当中，优先发展重工业，牺牲当前消费成为主要特征。这项计划规定要把净投资额提高到国民收入的1/4至1/3的水平，其中3/4投资于重工业。这样，典型的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发展战略首次得到实践，苏联的经济管理体制也由此形成。 赶超战略在中国的实践开始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初期。出于对当时国际国内政治经济因素的全面考虑，中国领导人选择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赶超战略。这个战略目标集中体现在“一五”计划当中，该计划的核心是苏联援建的156项重点工程，这些建设项目全部是重工业，是一些填补空白，健全体系的新兴工业部门。“一五”期间，重工业基建投资占工业基建投资的85%，占工农业基建投资的72.9%。 重工业作为资本密集型产业具有三个基本特征：建设周期长；在发展的早期，大部分设备需要从国外引进；初始投资规模巨大。当时中国经济的三个基本特征则是：资金短缺，利率高昂；可供出口的产品少，外汇短缺，市场汇率水平高；经济剩余少，资金动员能力弱。这样，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目标与当时条件下的资源禀赋特点以及资源动员能力产生了直接的矛盾。如果依靠市场机制来配置资源，是不可能把投入导向重工业部门的，相反倒可能诱致轻工业为主导的工业化，无法实现重工业优先增长的目标。解决这一困难的办法就是作出适当的制度安排，人为压低重工业发展的成本，即压低资本、外汇、能源、原材料、农产品和劳动的价格以降低重工业资本形成的门槛。于是，一套排斥市场机制作用，以全面扭曲产品和要素价格为内容的宏观政策环境形成了。这种政策环境包括：低利率政策、低汇率政策、低工资和低能源、原材料价格政策、低农产品价格和其他生活必需品及服务价格政策等。 如何保证被压低了价格的要素和产品流向重工业部门，以及经济中剩余的积累用于重工业的发展是另一难题。应运而生的制度安排是对经济资源实行集中的计划配置和管理，实行工商业的国有化和农业的人民公社化以及一系列剥夺企业自主权的微观经营机制。一经选择了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逻辑上就不再允许私人经济和市场机制存在。 扭曲产品和要素相对价格的政策造成了资金、外汇和原材料以及各种生活必需品的供需推移，经济生活中的短缺成为普遍现象。为了替代市场的作用，在这种常态的短缺经济中配置资源，保证紧缺的物资用于政府要优先发展的产业，就需要一套相应的高度集中的资源计划配置制度。这套制度包括： 1）通过“统收统支”的金融管理体制把有限的资金优先安排到重点产业和项目中，实现资金配置与发展战略目标和低利率政策的衔接； 2）建立与低汇率政策相配套的高度集中的外汇外贸管理体制，实行国家对外贸的垄断； 3）建立高度集中，按计划运行的物资管理体制； 4）建立农产品“统购统销”制度，开展农业集体化运动，确保在低价统购派购条件下农民仍然能把资源投入到国家工业化所需的农产品生产中去，使国家能够用行政力量控制农业生产。通过公私合营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以国有化和人民公社化为特征的微观经营机制最终形成。 赶超战略下宏观政策环境、资源配置制度和微观经营机制三位一体的传统经济体制也随之完全确立。 本质内涵 赶超战略赶超战略的本质在于强调战略的目的性和赶超意识，而不在于实现赶超战略的手段。赶超战略是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和地区在政府主导下的有意识的、以赶超先进国家为目标的一种宏观规划，无论是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还是比较优势战略，抑或是进口替代战略，相对于赶超战略来说，都不过是策略和手段而已。 到目前为止，国内学术界在赶超战略的研究领域，下述两种观点颇具代表性： 第一种观点认为：大跃进、赶美超英、急躁冒进就是赶超战略。有学者认为，赶超战略酝酿于“一五计划”期间，1957年底赶超战略基本形成，毛泽东发动的旨在使经济超常规发展的“大跃进”使赶超战略进入实施阶段，而“大跃进”的悲壮失败则是赶超战略实践的终结。还有学者认为，1957年从整风到反右的转向，既是党对社会主义道路正确探索的截止，也是大规模进行赶超战略的开端，毛泽东对反冒进的严厉批判，确立了采取不均衡发展的赶超战略的指导思想，在“赶美超英”的口号中，把“钢”作为工业化的赶超基准，冀望于以工农为主体的群众运动推动“大跃进”的赶超战略使工业化的神圣目标成为了全民盲动的狂热之举。甚至有学者认为，“大跃进”运动导源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对赶超战略的选择，迄今为止，中国社会经济虽然已经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但与欧美、日本等发达国家和地区相比，其差距仍然很大。这一现实告诉我们，在当今，诱使我国选择急躁冒进的赶超战略的土壤仍然没有得到完全铲除，因而必须彻底抛弃赶超战略，走经济建设创新之路。 第二种观点认为：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就是赶超战略。有学者认为，不顾资源的约束而推行超阶段的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就是赶超战略。为了动员有限的资源实施重工业优先的战略，人为地扭曲生产要素和产品的相对价格，形成低利率、低汇率、低工资政策和低（能源、原材料、农产品、生活必需品、服务）价格的宏观政策，而计划经济体制则正是适应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赶超战略的需要。 其实，上述两种观点都没有从本质上来理解和把握赶超战略的内涵。 第一，赶超战略是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和地区在政府主导下的有意识的、以赶超先进国家为目标的一种宏观规划，其本质在于对赶超意识的强调和对目标的追赶，而不在于通过何种途径达到赶超现代化先行者、实现后来者居上的目的。无论是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还是比较优势战略，抑或是进口替代战略，相对于赶超战略来说，它们都不过是策略和手段而已。也就是说，无论哪一种或几种手段都有可能使一个国家和地区实现后来者居上。从世界现代化进程来看，有的后起国家和地区是重工业优先发展，也有的是从农业轻工业发展起步的，从而成功实现后来者居上的实例不在少数。 中国经济思想史学会副会长、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吴申元教授等正是从这个层面上来看待赶超战略的。吴教授在《河南师范大学学报》2003年第5期上撰文指出：“赶超(Catching-up)是经济上的后进国追赶先进国并最终要超越先进国的一种经济发展过程”，[6]并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总结了中国共产党三代领导核心的赶超战略思想，把中国追赶现代化先进国家的过程视为赶超战略实施的过程。这是国内学术界从本质上理解和把握赶超战略内涵的稀有而弥足珍贵的声音。 第二，无论是计划经济还是市场经济都是实现赶超战略的社会资源的配置形式。赶超战略并不排斥市场经济，而只是说计划经济更利于重工业优先增长，而市场经济则更有利于发挥比较优势。从世界现代化进程来看，德国、日本、韩国等后起国家运用了市场经济手段，而苏联则运用了计划经济的手段，它们都成功地实现了赶超先进国家的目标。就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来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我们侧重于重工业优先增长，与之相适应的资源配置手段也只能是计划，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之后，首先进行了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的调整，由重工业片面高速增长转变为经济社会各方面协调发展，随之而来的是资源配置手段的转变，由在计划经济为主的前提下引进市场机制，到逐步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新中国一直处于赶超现代化先进国家的历史时期（只有到中国进入发达国家的行列并且成为领先者的时候，赶超的过程才会终结，并且，这种领先地位一旦被后来者替代了，新的赶超将重新开始，这本来就是几千年来世界发展的基本逻辑），无论是实行计划经济还是实行市场经济都不能改变这一基本事实。 第三，后起国选择工业化战略的原则是目标优先，而不是模式的完美。后起国的工业化目标就是赶超先进国家，以便在国际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因而它们在选择工业化战略模式时很少有国家去理性地综合分析不同模式的优劣利弊。德国、日本、苏联和中国等后起国在拟定本国工业发展道路之时，它们考虑的不是这种工业化战略是否完全符合比较优势原则，而是如何适应国际国内形势对工业化的要求，动员有限的社会资源，实现后来者居上。从目标价值来衡量，赶超战略是一种成功的选择，正是靠这种工业化战略，这些后起国家都取得了令世人称道的工业化成就。这是不容否认的历史事实。同时，如前所述，强化政府在工业化战略选择与实施过程中的作用正是后起国成功的经验，只是国与国之间面临的机遇和形势的不同而导致了具体模式和手段的不同，但赶超的本质和内涵却是相同的。 风险代价 推行赶超战略的成果是以较快的速度建成了比较完整的中国工业经济 赶超战略体系。然而，推行该战略的过程却步履维艰，所付代价也是极其高昂的。 1、由于人为地推行重工业优先增长的发展战略，使经济结构遭到严重扭曲，由此丧失了本来可以达到的更快的增长速度。 过密的资本构成抑制了劳动力资源丰富这一比较优势的发挥，加剧了传统部门和现代部门相互分离的二元结构现象，由此丧失了本来可以达到的劳动就业和城市化水平。依靠高积累率维持的经济增长扭曲了国民收入的分配，致使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缓慢。扭曲的产业结构导致经济的封闭性，造成既不能利用国际贸易发挥自身的比较优势，又不能借助于国际贸易弥补自身的比较劣势的局面。 2、低下的微观经济效率。 由于实行生产所需要素的统一调拨，生产出的产品全部上调，发生的成本统一核算，创造的利润全部上缴的企业制度，企业发展与其经济效益没有联系，严重束缚了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造成微观经济效率极为低下的问题，以致生产只能在生产可能性边界之下进行。 推行以重工业优先增长为特征的赶超战略也是许多发展中国家的选择。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推行赶超战略的结果都是以失败告终： 1）经济增长速度缓慢，人均收入水平较低；经济结构扭曲，收入分配恶化； 2）企业效率低下，社会福利损失；财政状况恶化，通货膨胀蔓延。 经验教训 1958年大跃进追赶和超越是人类文明史上的惯常现象，过去有，现在有，将来亦然。只要存在先进与落后的差距，就必然会有赶超。赶超本身无可厚非，但我们也应当认真总结在实施赶超战略过程中的经验教训。 赶超发达国家，是经济落后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面临的一个具有普遍性的问题，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确立赶超对象（英、美等发达国家）和目标（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本身就是一件极有意义的事情。从世界现代化进程来看，后进入现代化行列的国家必然有一个追赶的目标，如若没有目标，仍然和从前一样，那至少说明它们还没有意识到现代化的压力和现代社会的发展前景，它们也还没有融入到现代社会发展的潮流之中去。它们可能把一两个具体的国家作为赶超的对象，也可能把一批先进国家中所表现出来的共同特征作为实现现代化的目标。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大国搞现代化建设，如果总是亦步亦趋地跟在别人后面，不能创造出比其它国家更快的发展速度，被动挨打的局面是无法改变的。中国提出并实施赶超战略，其目的就在于迅速增强国力，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摆脱发达国家的控制与威胁，改善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 把英美作为赶超目标，这本身是无可厚非的，但并不是说我们没有教训可以记取。我们的失误在于：一是把赶超的时间定得太短，把实现赶超目标看得太过容易。1957年底，毛泽东提出准备用八至十个“五年计划”在经济上赶上并超过美国。到1958年4月，随着形势的发展，他认为中国在工农业生产方面赶上资本主义大国，可能不需要从前所想的那样长的时间了，预计十年可以赶上英国，再有十年可以赶上美国。而到了1958年6月则认为，超过英国，不是十五年，也不是七年，只需二至三年，二年是可能的。这里主要是钢。只要1959年达到两千五百万吨，我们钢的产量就超过英国了。只要1962年达到六千万吨钢，超过美国就不难了。同年8月，北戴河会议期间则提出了更高的目标：帝国主义压迫我们，我们一定要在三年、五年、七年之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工业大国。[10]二是把赶超的指标定得太过单一，即“钢铁元帅”升帐，“以钢为纲”。选择世界上最发达的两资本主义国家为目标进行追赶，这是很有意义的事情，但是把指标仅仅设定为钢产量一项似乎并不科学，因为现代化不只是经济方面的，经济方面也不只是工业方面的，而反映工业化水平的也不仅仅只有钢产量这一项指标。这种指标单一的、短时间的赶超说明我们还没有认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规律，这种急于求成的行为破坏了人们对赶超战略的信心，扭曲了人们对赶超战略的认识，实际上也降低了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现代化的标准。 对于社会主义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的急躁情绪和政策上的偏失，有责任进行研究，总结经验教训。赶超战略本身没有错，只是在执行赶超战略的手段和途径上曾经出现了严重的偏差。 如果从世界现代化进程的角度来观察的话会发现，求急求快的心理普遍存在于后起国家的现代化进程初起阶段。由于欠发达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起点比较低，一旦通过政权的推动，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就容易造成较大的成就，再加上大众媒体的“放大效应”，人们的期望值迅速增高，甚至以为现代化的最终实现也是指日可待。但是，也正是在这个时候现代化进程中真正的困难才开始出现。 赶超战略不能导致经济发展成功的根本原因在于它压抑了市场机制的作用。这直接表现在相对价格不能准确地反映资源的稀缺程度，从而导致宏观层次上产业结构的高度扭曲以及微观层次上的资源配置缺乏效率。赶超战略在社会主义国家没有取得成功，在其它发展中资本主义国家也没有取得成功的根本原因不在于社会性质，而在于这种战略本身。 战略实施 赶超战略中国要想成功实现赶超战略，就必须吸取国家的经验和教训，从中国的国情出发，制定相应的政策：（1）大幅增加在国家学习能力方面的投入。国家对公民学习能力投资的最首要的目标是在全民普及初中教育，在青少年中普及高中教育，给每个人以进一步学习的基础。政府还必须重新担负起向广大农村和农民进行制度性知识转移的职责。如果国家不能从现在起就下大力气解决农村的教育问题，绝大部分的中国农民就将一代又一代地成为国家的负担，而不是国家学习能力的广大基础。教育精英化只能造就一个小的精英阶层，却不能造就一个学习型的民族。（2）建立促进国家学习能力的宏观环境：制度建设。从政府自身来看，官员的文凭必须是通过真实的学习得来。而学术界作为学习和产生新知识的化身，其具备的学习制度和文化对国家的学习能力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所以必须在强化国家的学习能力中作出表率。政府还要改革科技研发领域和资金投入的决策制度。（3）重估外资和“保护主义”的作用。没有一个国家能够靠外资带来“研究型学习”。只要民族国家存在一天，国家的政策就必须是努力扶持民族资本。在当今的中国，恐怕没有比认为“民族经济”过时更危险的了。（4）大力吸取滞留海外的优秀留学生。国家和国家内部的组织对在发达国家留学生的工作远远不够。一方面国家需要更加重视这些人才，另一方面还需要国家的机构，特别是企业，主动去挖那些在一些技术领域从事最尖端研究的人才，而不是希望这些人仅仅因为爱国就主动回来。只有拥有强大的学习能力，中华民族才能够复兴，并且在复兴后不再重蹈衰落的覆辙。 力争有一个突破 西北地区要逐步缩小与东南沿海地区之间的发展差距，就必须实行赶超战略，力争在经济上有一个大突破、大跨越。因为如果今后中国经济增长速度能够维持在7％左右，而西北地区又能比中国平均水平大约高5％—10％的话，那么，西北地区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相对指数，要从目前的68．7逐步提高到75．0（以中国平均水平为100），将至少需要14—27年；若要提高到80．0，则至少需要23—47年。 因此西北地区要想实现大的突破、大的跨越，就必须要有新的思路和新的举措。这种新的发展战略思路就是：以“富民强区”作为根本目标，通过“更新观念、改善环境、优化结构、创新制度、扩大开放、科教先行”等途径，不断加快工业化和城镇化的步伐，推动经济社会的全面振兴与繁荣。要实现这一长远目标，在今后5—10年内，西北地区重点是要加强基础设施和生态环境建设，大力发展科技教育，积极调整产业结构，不断加大改革开放的力度，为今后西北地区的腾飞打下坚实的基础。 要有新的思路 随着国际国内环境的变化，20世纪八十年代沿海地区依靠外延式数量扩张实现经济高速增长的条件已经不复存在。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西北地区要想实现大的突破、大的跨越，就必须要有新的思路和新的举措。西北地区具体需要做以下几件事： 汽车行业赶超战略多渠道筹措资金，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因为只有把交通、通信、水利、广播电视、科教文卫以及城市基础设施搞好了，投资环境改善了，才能为外资和国内民间资本的大规模进入提供一个广阔的发展机会和盈利空间。由于基础设施涉及的范围广，投资金额大，建设周期长，加上绝大部分基础设施都属于市场和非市场活动的结合部，因此，要加快西北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必须充分发挥中央、地方和民间等多方面的积极性，多渠道筹措建设资金，而不能由政府大包大揽，甚至只把眼睛盯着中央，过分地依赖中央财政和国债资金的投入。 这就需要进一步放宽外商和国内民间资本参与基础设施建设的领域，允许并鼓励民间资本采取多种灵活方式，参与铁路、公路、机场、桥梁、通信、邮电、广播电视、医院、学校，以及城市地铁、轻轨、自来水、煤气、热电站、污水及垃圾处理、公共交通、城际快运等发展建设。在中国加入WTO在即、经济全球化不断加速以及市场竞争日趋激烈的情况下，西北地区要适应新形势的需要，今后在对外开放战略和政策上应作一些相应的调整。 随着亚欧大陆桥的贯通以及中国与中亚、欧洲国家之间经贸往来的不断加强，西北地区已经成为中国向西开放的重要门户。在对外开放领域方面，国家要积极推进金融、保险、电信、交通、旅游、零售商业和中间机构等服务业的开放，扩大西北地区的服务贸易规模及范围，率先引进国外先进的服务产品、服务方式及服务企业，推动西北第三产业向更高层次发展；同时，要逐步放宽西北5省区在服务贸易领域利用外资的审批权限，如可考虑将一些服务贸易利用外资的审批权限下放到省级政府，允许西北5省区先行各自设立1—2家外资金融机构等。 在利用外资方面，要进一步加大中央对西北地区间接利用外资的比重，对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和国际金融组织的贷款项目，要优先或重点安排在基础设施和生态环境建设上；鼓励外商和港澳台商到西北地区参与生态环境建设，开展植树种草，发展环保产业、节水灌溉农业、资源综合利用和旅游业，并给予“五免五减”的所得税优惠；允许并鼓励外商采取并购方式，对西北国有企业实行资产重组试点，为下一轮拓展利用外资方式积累经验。 向西开放的门户 在发展边境贸易方面，要根据各口岸的不同性质和特点，对西北现有边境口岸实行分类规划和建设；同时，为促进西北对外经济交往与合作，建议尽快开放银川、西宁出入境口岸，并将兰州二类陆运口岸升为一类口岸。在有条件的地区，可以考虑进行内陆保税区的试点。 战略弊端 赶超战略观察20世纪的国际经验可以发现，亚洲“四小龙”等以外向型经济发展为特征的新兴工业化经济，在收入分配的公平程度没有恶化甚至有所改善的同时，获得了快速的经济增长；形成对比的是，拉美国家以及印度等奉行进口替代以及重化工业优先发展的国家，不仅经济增长绩效不如人意，收入分配状况也日益恶化。 归纳这些重大的经验现象不难理解，一个经济体的收入分配状况，与其经济发展战略有内在的联系。收入分配公平程度的提高过程，本质上就是经济地位低下的群体提高其在全社会相对经济地位的过程；而经济地位低下的群体所具有的能够用来获取财富的全部手段和资产，几乎只是他们的劳动力。要提高他们的经济地位，惟一可持续的途径是，给予他们所拥有的劳动能力以最大、最充分的就业机会和按供求决定的合理价格。 对于广大发展中国家来说，要素禀赋结构的特征一般是劳动力相对丰富、资本相对稀缺。如果他们按照自身的比较优势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就能使劳动者获得最大的就业机会，分享经济发展的果实。而且，按此战略来发展经济，可以最快地积累资本，使要素禀赋结构由劳动力相对丰富、资本相对短缺的状况，逐渐改变为劳动力相对短缺、资本相对丰富的状况。在这个发展过程中，劳动者的收入也就会随着资本的积累、产业和技术的升级以及劳动边际生产力的提高而不断增加，收入分配的情形也就会随着经济的增长而不断改善。 反之，如果一个发展中国家在资本相对稀缺的早期发展阶段就确立高技术的资本密集产业和技术优先发展的赶超战略，那么，由于这些部门不能创造足够的就业机会，绝大多数劳动力只能滞留在劳动边际生产率低下的传统部门就业，工资水平难于提高。同时，政府为了达到赶超的目标，必然扭曲各种价格信号，用行政的力量来配置资源，以便扶持具体承担赶超任务的企业。凡此种种，最终至少会在以下四个方面人为地恶化社会公平问题。 首先，赶超战略将拉大人际之间的收入差距。 赶超战略之下具体承担赶超任务的企业大量使用这些经济体中相对昂贵的资本，而较少使用相对便宜的劳动力，所以这些企业的成本水平比较高。如果任由市场调节而没有政府的扶持，这些企业就不会自发地建立起来。为了实现赶超的目标，政府就要通过种种方式予以扶持。 发展中国家由于经济活动水平低下、经济剩余少，可以动员起来用于扶持赶超企业的转移支付的资源极其有限，所以，主要的扶持手段是扭曲各种价格体系。 在各种比价关系中，最主要的是压低资本相对于劳动的相对价格。压低资本的相对价格之后，优先发展部门面临的成本被人为压低，但同时也刺激了非优先发展部门对于资本的需求，并抑制了这些部门对于劳动的需求。非优先发展部门会和优先发展部门争夺资本。为了保障优先发展部门的发展目标，政府往往人为地把要素市场分割为一种“二元市场”的格局。其中的一元是政府从全部社会生产要素禀赋资源中，先拿出足以满足优先发展部门需要的资源，配置到优先发展的部门中去。显然，这一元要素市场占有的资本量非常大，而吸收的劳动力比较少。由此导致的结果是，另一元要素市场的“剩余资本禀赋量”和“剩余劳动禀赋量”之比的结构，甚至低于全社会的总比例。 这就导致非优先发展的部门实际面临的资本和劳动的相对价格，高于优先发展部门所面对的水平，甚至高于没有任何扭曲时的市场均衡的资本和劳动的相对价格。这种分割的二元要素市场的直接含义，就是拉大不同部门就业人员的收入差距。优先发展部门就业人员的工资，会高于非优先发展部门就业人员的工资。 除了压低资本相对价格，政府为了扶持重点部门的发展，也会压低初级原料和其他中间投入品的价格。由此导致这些投入品的供给部门的利润空间缩小，进而其从业人员的收入水平也就不可避免地相应压低，使收入分配趋向于不平等。 其次，违背比较优势的发展模式会拉大地区差距。 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本来就存在地区之间发展水平的差距。在实施赶超发展战略时，政府不仅不能让各个地区之间协调发展，反而会以压低价格的方式动员整个经济体中可以动员的一切必要资源，来扶持少数地区中少数项目的发展。结果使具有资源比较优势的地区无法将其优势变为经济上的比较优势，资源上不具优势的较富的地区经济越发展，从资源具有优势的较穷的地区获得的产品就越多，相当于较穷地区在不断补贴较富地区的发展；于是经济越发展，地区差距就越大。 第三，赶超战略之下，腐败的滋生和大量的非生产性活动对收入分配也会产生负面影响。 赶超战略优先发展的部门在社会当中享有的地位要高于其他部门，游说政府的能力高于其他部门。这个事实造成两方面的效应：其一，有大量的资源用于游说政府，争取补贴和扶持，滋长了寻租之风，造成了极大的浪费；其二，优先发展部门的各种优惠条件为腐败活动提供了先天的土壤。通过游说得到补贴较之改善管理、提高绩效，要容易得多。同时，决策阶层实际上掌握着大量的资源。为了得到这些资源，即使是各个优先发展的部门之间，也要展开竞争。但是他们往往通过腐败手段来争取资源。倘若一个经济体的法治或者行政系统自上而下的监控还能够有效地运转，那么腐败尚且不会严重恶化；但是，一旦法治和行政系统运转不畅，腐败问题会急剧恶化。腐败和寻租导致了社会特权阶层的形成，必然拉大收入差距，严重影响社会公平。 最后，实施赶超战略减少了社会经济剩余，致使对社会上不具备劳动能力以及丧失劳动力的弱势群体的救济水平降低，也会使收入差距拉大、社会公平问题恶化。 广大发展中国家必须放弃赶超战略，代之以符合自身比较优势的发展战略，才能快速发展经济，使要素禀赋结构以可持续的最快速度提升。同时，在顺应比较优势的发展战略之下，资本、劳动力及其他要素和资源的市场无须人为分割，各种要素可以自由流动，有最为充分的就业机会，各种生产要素和资源获得市场均衡价格，进而人际之间的收入差距和地区之间的差距趋于缩小，而腐败和寻租行为的制度基础在比较优势战略之下也不复存在。[1]
定义发展中国家为使经济由落后变为先进所拟定的长期性、全局性、根本性的目标和对策。它一般含有社会发展的某些内容，又常称为“经济社会发展战略”。 一般内容 经济发展战略 经济发展战略通常包括三个基本组成部分：①制定战略的实际依据和理论依据。要考虑本国的经济、社会、科学技术、教育、文化等的历史和现状，并明确所遵循的基本指导思想和重要指导原则。②提出在一定时期内拟实现的综合的、概括的总体目标和在某些方面比较具体的目标。③提出实现战略目标的途径和手段。包括战略重点、实施步骤、力量部署、重大的政策措施等。经济发展战略有不同层次和不同范围，一个国家、一个部门、一个地区、一个企业，都可有自己的经济发展战略。下一层次或较小范围的经济发展战略，是上一层次或较大范围的经济发展战略的组成部分。其中，最重要的是全国性的宏观经济发展战略。 历史演变过程 经济发展战略概念，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运用起来的。由于一系列新独立的发展中国家的出现，经济发展问题日益突出，逐渐形成以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为研究对象的发展经济学，随之产生经济发展战略概念。美国发展经济学家A.O.赫希曼（1915～ ）较先使用这一概念，1958年他出版了《经济发展战略》一书。60年代，不少国家总结工业化的经验，提出“进口替代的发展战略”、“出口替代的发展战略”等经济发展的不同型式。同时，联合国先后制定了60年代、70年代、80年代三个十年的国际发展战略，使发展战略概念在国际上更为流行。经济发展战略也从指一切国家经济增长的战略，逐渐演变为专指发展中国家由落后经济过渡到现代化经济的战略。70年代末，中国一些学者开始引用“发展战略”概念，并进行专门研究。 制定的依据制定经济发展战略必须有科学的依据，一般地说，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基本国情。制定经济发展战略必须从本国与经济社会密切相关的各种基本情况出发，使战略目标的确定，发展途径的选择符合客观条件、立足本国实际。国情的具体内容包括： （1）自然资源条件。主要有土地、水资源、生物资源和矿物资源以及地理位置、气候等条件。 （2）人口状况。人口状况包括人口数量、素质、构成、就业等方面。人既是生产者，又是消费者，在具体制定经济发展战略时，要充分考虑人口价值具有两重性，在决策时，要把人口现状与发展国家经济、社会等方面状况结合起来统筹考虑。 经济发展战略 （3）经济条件。主要有生产力发展水平、产业结构、基础设施、居民收入及消费水平、科技教育等情况。这是一个国家经济实力大小的重要表现，也是制定经济发展战略的基础。 （4）经济社会结构。主要有社会经济成分、管理体制、政治制度等状况。这些因素中，有的规定着经济发展的情况和方向，有些影响经济发展的动力和途径，有的起制约作用等。因此，在研究制定经济发展战略时应当综合考虑。 （5）科技发展水平。当代科技发展水平对社会经济各个方面的影响日益突出，因此在制定社会经济发展战略时，也需要充分考虑到科技发展给未来带来的潜在影响，并据此估价和调整其他领域的发展政策。 客观规律。制定经济发展战略必须符合客观规律的要求，经济规律是社会经济现象及其运动过程内在的、本质的、必然的联系。因此，制定经济发展战略，要善于学习和总结实践经验，从经济实践中找出经济发展的规律性，作出科学的决策。 国际环境。国际政治和经济的形势及条件，对国内经济发展有着重大影响。当今世界，生产国际化加强，国际经济关系日趋密切。国际环境包括国际贸易关系、国际金融资本转移、技术转让和商品贸易、国际劳力市场、国际经济结构等方面的内容。 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战略 经济发展战略世界上一般发展中国家所采取的经济发展战略，从基本方面看，大体可分两种，经历两个阶段： ①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头一二十年,实行所谓"传统的发展战略"（Conventional Development Strategies,简称CDS）。这种战略以国民生产总值（GNP）增长为主要目标,以工业化为主要内容,求得国家的富裕和繁荣。实行的结果，在不同程度上推动了社会经济的发展，扩大了对外贸易，提高了按人口平均计算的国民收入，有些国家和地区进入了中等国家行列。但由于片面追求 GNP的增长，往往忽视人民福利，以过高的积累率，过多地发展重工业，导致经济比例失调，经济结构不合理，消费品不足，贫富悬殊，财政赤字、外债剧增，通货膨胀，环境恶化。 ②由于实行传统发展战略的结果不理想，60年代以来有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改行所谓"变通的发展战略"（Alternative Development Strategies,简称ADS）,或称“新的发展战略”。这种战略，从本国实际情况出发，以满足人们基本需要为目标，在增加GNP的同时,重视保证最低限度的人类需要，重视生活的物质质量，重视分配的公平。它要求新的衡量体系，较通行的有：美国经济学家W.D.诺德豪斯和J.托宾（1918～ ）提出的“可维持的经济福利量”（Sustainable Measure of EconomicWelfare），美国经济学家M.D.莫里斯（1921～ ）提出的“生活的物质质量指数”（Physical Quality of LifeIndex，简称 PQLI）。这些衡量体系设想突破了单纯以GNP增长作为评价标准,分别纳入闲暇、环境、寿命、死亡率、识字率等因素。这在某种程度上迎合了群众愿望，但在许多发展中国家当前的社会条件下难以真正实行。 为实现一定的战略目标，需采取相应的战略方针、政策和措施。由于各国实际情况不同，在这些方面所采取的决策不可能完全一样。石油生产国和非产油国，新兴工业国和低收入国，资源丰富的大国和自然条件差的小国，在决策上会有许多区别。一般认为，从本国国情出发，产业结构合理化；自力更生为主，利用一切可利用的外部条件；把国内发展战略同争取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加强南南合作紧密结合起来，应是发展中国家的共同要求。 中国经济发展战略 经济发展战略 中国过去虽长时期没有使用经济发展战略概念，但在不同的时期提出的总路线、总任务和总方针、总政策等，实际上含有经济发展战略的意义。中国采取的经济发展战略、遵循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从中国的特殊国情出发,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它既不同于“传统的发展战略”，也不同于“变通的发展战略”。 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1978年12月）以后，中国的经济发展战略发生了重大的转变，即更加注意在经济增长基础上逐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强调以高效益为中心任务；主要依靠对现有企业进行技术改造，从事内含扩大再生产；开发物力资源和开发人力特别是智力资源并重；在自力更生基础上实行对外开放。中国经济建设的战略部署大体分三步走:第一步,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一番，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第二步，到20世纪末，使国民生产总值再增长一倍，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第三步，到21世纪中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人民生活比较富裕，基本实现现代化。（见中国经济的发展战略） [1]
介绍 所谓“跨越式发展”，是指一定历史条件下落后者对先行者走过的某个发展阶段的超常规的赶超行为。既然是“超常规”，它就不是通过单纯地加快速度可以实现的。今天，当对国际发展趋势有了正确的分析，对过去所走过的道路进行深刻的反思，以及对我国现实发展状况有了比较明确的认识之后，我们所提出的跨越式发展战略与传统工业发展过程中任何一个时期的“赶超型”战略不同。它必然要突破传统工业化道路中单纯追求“速度型”增长，避免经济发展中的短期行为，以及“单项突进”的发展模式，而追求一种速度与效率并重，当前发展与长远发展兼顾，经济和社会、生态环境协调发展的模式。 总结 跨越式发展是一种快速度的发展，要在遵循发展规律的前提下，用尽可能短的时间达到目标；跨越式发展是一种高水平的发展，要在科技进步的推动下，努力实现产业、技术、质量、效益的新跨越；跨越式发展是一种赶超先进的发展，要在提高综合竞争力的前提下，缩小与发达地区的差距，甚至赶上和超过发达地区；跨越式发展不仅是一种超常规的发展，而且也是一种非均衡的发展，即它不是全面、平行地推进，而是可以在不同的领域有先有后、有所侧重；跨越式发展是一种可持续的发展，要在经济社会发展和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的情况下，提高可持续发展能力，使经济社会发展始终充满生机和活力。
消费发展战略正文 有关人民生活消费的全局性、长期性问题的总谋划和总方针。包括战略指导思想、战略目标、战略阶段、战略重点和战略对策等内容。经济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中国的消费战略指导思想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生产与消费的同一性原理，把满足人民生活需要作为整个经济活动的最高目标和最终目标；破除自然经济和小生产者封闭式的消费观，树立商品经济的、适应社会化大生产要求的开放式的消费观；提倡合理消费，积极引导消费，充分发挥消费在国民经济良性循环中的作用。 消费发展战略目标是指人民生活将要达到的规模与水平。最大限度地满足人民物质文化生活的需要，是社会主义社会中生活消费发展的总战略目标。在每个历史阶段上，又有从属于总目标的具体目标。小康生活水平是中国人民生活在20世纪末将要达到的战略目标。战略目标既有量的规定性，又有质的规定性；既有物质的方面，又有精神的方面 根据消费发展总战略目标在各个历史阶段上实现程度的不同，可以将消费发展的总过程区分为不同的战略阶段。中国人民生活消费的发展过程，大体经历四个战略阶段：饥寒阶段、温饱阶段、小康阶段、富裕阶段。在每个大的阶段中，又可划分若干小阶段。这些阶段的划分有相对性，它们互相渗透。例如，在小康阶段，既有继续解决前一阶段上尚未解决的一小部分人的温饱问题，又有使一部分人的生活达到富裕水平、完成下一阶段上的一小部分任务。 在消费发展的每个战略阶段上，既要全面安排生活消费的各个方面，又要重点解决一定的问题，这些问题就是消费发展的战略重点。随着战略阶段的推移，战略重点也发生变化。在温饱阶段上，吃、穿、用问题是重点。在小康阶段，住房问题和服务的社会化将成为新的重点。 大力发展物质生产和服务业，破除平均主义，合理分配国民收入和消费基金，改善流通环节，保持零售物价的合理升降与基本稳定，是解决中国人民生活问题的战略对策。其中，最主要的是生产的发展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必须使消费与生产互相促进、协调发展。要在生产发展的基础上，使居民收入不断增加，消费水平日益提高。 在西方国家，虽然没有消费发展战略的提法，但在不少国家的宏观经济政策和计划中都有居民生活消费的内容，如日本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中，规定了居民收入和消费在计划期中将要达到的目标，这实质上也是一种消费发展战略。配图相关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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