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多地宣布开展大额现金管理试点工作，对于超过一定金额的取款，个人和企业要事先进行预约和登记，每个地区实施时间和具体金额要求不同。 河北省大额现金管理试点工作开始最早，7月1日起已经开始执行，对私账户（个人）取款金额超过10万元（含），对公账户（企业）取款金额超过50万元，就需要在取款之前进行登记。 个人取款超过10万元，需要提前一个工作日进行预约，还要填写取款用途，如果是存款要注明存款来源。这些信息要纳入大额现金管理系统，实现信息共享。 浙江省和深圳市大额现金管理试点工作均从10月1日开始，其中浙江省个人取款金额超过30万元、深圳市个人取款金额超过20万元，需要提前进行登记。 为何要推动大额现金管理？ 从监管层角度来看，实施大额现金管理的原因不难理解，央行也给予了明确的解释。 近年来，大额现金交易量持续增长，和电子交易不同的是，现金交易不容易追踪来源和用途，一些不法分子利用现金进行非法交易，逃脱监管漏洞，实施大额现金管理可以抑制不合理需求，遏制利用大额现金进行违法犯罪。 比如有些人频繁去银行存取大额现金，可能是在洗钱，或是偷税、漏税，进行大额现金管理之后，这些人在存取款时都需要登记，这样监管就能及时观察到这些可疑举动，并进行调查。 取款10万就要预约登记 个人取款还能自由吗？ 为了保护和鼓励公民储蓄，我国一直实施“存款自愿、取款自由、存款有息、为储户保密”的原则。但是河北省大额现金管理要求，个人取款10万元就要进行预约登记，还要填写取款用途，那这是否违反了“取款自由”原则？ 一般来说，个人取款5万元就属于大额取款，很多银行网点都会要求储户至少提前一天跟网点预约取款。不过实际情况中，如果银行现金比较充裕，取款超过5万元也无需预约，到临近下班时间，很多银行网点都会剩余充足的取款额度，这个时候储户往往能顺利进行大额取款。 不过大额现金管理实施，意味着不管银行网点是否有充足的现金，储户取款都需要提前一天进行预约登记、填写取款理由。如果是碰到当天急需使用现金的情况，就很有可能导致无法取款的情况。 由此看来，大额现金管理会妨碍到居民自由取款，相比之前说，大额取款更加麻烦了。不过绝大部分情况下，大额现金管理不会影响到大部分居民正常使用资金。 根据央行的数据，根据目前的起点金额标准，试点地区大额现金存取业务笔数占总笔数的1%左右。近年来，由于手机银行和电子支付越来越普及，现实生活中使用现金的情况越来越少，大部分场合下都可以直接用手机支付、刷卡支付或是转账，去银行网点办理存取款业务的人越来越少。 不过对于老年群体或是农村地区居民来说，很多人都不太擅长使用手机，没有开通手机银行，也不会使用电子支付，就会频繁用到现金，如果碰到急需使用大额现金的情况，比如突发生病住院，急需大额资金，这种情况下取款来不及提前一天预约登记，就会有些麻烦。 不过大额现金的起点金额在10万元以上，有些地区是20万元、30万元以上，所以，这个金额基本上能满足居民日常取款需求。整体上来看，大额现金管理政策可能会对少部分群体取款带来麻烦，但整体影响不会太大。
一、大象转身 过去，学界、业界有过“金融体系之争”，即一国应该选择商业银行主导的金融体系还是资本市场主导的金融体系（亚洲习惯上分别称之为间接金融、直接金融）。不同国家选择不同的金融体系，有历史因素（比如建国之初当时的主要金融服务是些什么内容，之后也不可能完全推倒重建），也有当下的现实因素，而现实因素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哪种体系更能满足现阶段经济发展需要。 换言之，选择哪种金融体系，并不是金融服务业（即金融服务的供给方）的一厢情愿，还要看需求方——最大客户实体经济——的具体需求。因为，不同金融体系下的各种金融服务与产品，是适用于不同的经济结构的。而随着一国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金融服务的种类也要随之变化。 20世纪下半叶以来，全球经历了一轮接近半世纪的经济增长期，主要得益于技术进步和其他生产要素的释放。而几次技术进步引领了产业升级，形成了一种国家之间产业梯度转移的现象。即，美国成为全球的科技进步龙头，每次他们取得技术进步并实现产业化后，便将旧的产业转移至其他地区，比如早期亚洲日本和四小龙等承接了传统制造业、电子产业等。然后，产业再逐步转移至中国大陆，最终在中国大陆建立了全面的工业体系，成为制造业大国。目前，产业梯度转移还在进行中，有些低端制造业已经从中国大陆转向东南亚，而中国大陆也在努力谋求进一步的产业升级。 产业梯度转移是过去半个世纪以来非常明显的一个现象，一方面是各国追求更高产业增加值的动机，但同时也是经济发展了之后，劳动力成本、自然资源成本等上升导致原有产业盈利微薄，从而不得不转移至更廉价的地方去。因此，是主动、被动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产业梯度转移是全球的动态视角，如果只从一个地区的视角来看（也就是只盯住转移过程中某一环节），就是“产业升级”现象，将老的产业转移出去，将新的产业转移进来。我国人均GDP跨过1万美元大关之后，这个产业升级料将加速。 而这个产业推陈出新的过程中，往往会对金融服务业带来考验。因为，实体经济是金融服务业的客户群体，金融服务的种类要适应、满足客户的需求。 产业升级过程中，新老产业交替，而一般规律是：越是处于创新、成长等初级阶段的产业，其风险越大（当然其未来的收益空间也越大），未来现金流越不稳定，可抵质押的物品越少，越不适合以银行贷款为代表的低风险债权融资，更多需要投资银行等服务。随着这些产业逐步成熟，风险变小，现金流变稳定，可能会有一部分陆续成为贷款客户经理的座上宾。 因此，在产业升级的关键时点上，银行需要考虑如何与时俱进，介入资本市场业务，想方设法满足新兴产业的金融服务需求，否则就会错过一个时代，错过未来。而且，这里的银行主要是指大银行，因为小银行可能只需要找到特色领域即可（比如精耕细作当地小微企业的特色银行），不一定会参与全部产业。因此，可以说，在产业升级背景下金融服务如何随之升级，是摆在大银行面前的课题，并且绝无可能绕开。 二、美国镜鉴 由于国情的巨大差异，美国的经验我国并不能完全照搬，比如一个重大差异便是美国自建国以来便已有了较为发达的资本市场，并且民族历史文化背景也存在差异。但美国的银行业确实也经历过因多种原因导致的转型，对于我国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可以将1929-1933年大萧条之后的金融管制作为分析的起点，利率管制、金融分业、固定汇率（布雷顿森林体系）等措施在大萧条之后陆续出台，对于恢复全球经济有积极贡献。二战后，美国将传统制造业慢慢转移至欧洲、亚洲，自己开始发展技术密集型的产业（很多技术来自军用转民用）。到了1970年代，美国遇到了滞胀、石油危机、固定汇率体系崩溃等问题，传统制造业生存压力变大，传统产业加速向日本、亚洲四小龙转移，美国继续发展高技术产业，但这也是他们相对较为艰难的一段时期。1990年代之后，随着信息技术等领域取得更大的突破和应用，美国产业升级加快，开始执全球科技之牛耳，一边应用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一边发展新的高科技产业形态，同时在全球构建了国际生产网络。 也是在1970年代左右，滞胀等原因导致美国原有的金融管制难以为继，金融自由化改革开始推进。银行业的高度管制导致各种以突破监管为目的的金融创新层出不穷，比如货币市场基金、大额存单等，改变了整个金融体系格局，同时也让非银行金融机构得到较大的发展。但这些创新反过来也削弱了管制的效果，从而客观上推进金融自由化进程。这一进程给美国银行业带来巨大的经营压力，最为明显的一点影响是，随着非银行金融机构业务的快速增长，居民的可选投资渠道、企业的可选融资渠道增加，“金融脱媒”现象日益显著。为应对脱媒，部分中小银行开始铤而走险，提高放款的风险偏好，最终诱发了1980年代末一次严重的危机，很多银行被淘汰，银行数量快速下降。 显然，提高风险偏好并不是科学的转型方式，但“危中有机”，美国银行业开始寻找更好的方式。从1990年代初开始，美国银行业开始转型，经过数年的优胜劣汰，并购整合，最后依然有优秀的银行胜出。胜出的银行，一般是通过调整业务范围与组织架构、加大创新力度等方式，积极介入资本市场业务等其他新兴业务，从而使那些不再需要存贷款业务的脱媒客户，依然能够被银行综合服务所覆盖，并最终体现为中间业务收入。大的方向，就是伴随产业转型而推进的混业化、综合化。 结合化推进最终推动了监管改革。1999年，《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颁布实施，大萧条的产物《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被废除，使得银行扩展业务的监管障碍被清除，美国大型银行全面进入综合化经营时代，产生大型综合银行集团，客户“脱媒”本质是脱离存贷款，但并不脱离银行。这段时期刚好也是全球经济快速发展的时候，部分银行还加快实施国际化推进，进军新兴经济体，找到新的业务机会。可见，银行转型的方式，简单概括就是，“客户跑了”的时候，银行“跟着客户跑”，外在的体现是综合化、国际化。 因此，这一段波澜壮阔转型的最后产物，便是若干家超大型的国际化综合银行集团，此外还有不少扎根当地社区的小型特色银行，主要承做基层的个人、小微（美国一般将两者统称为零售，或称“大零售”，本报告也以“大零售”统称个人、小微）业务，“综合大行、特色小行”成了转型后银行业的典型格局，大小银行有一定程度的分工。 三、迈向全能银行 我国目前所处的阶段，跟上世纪最后二三十年的美国转型时期非常相似。 （1）产业方面，我国目前便是处于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传统的低端制造业逐渐式微，甚至里面有不少落后、过剩的产能，依然处于残酷的淘汰过程中。而新兴产业、高端制造业、现代服务业则还在培育发展过程中，已取得了一定成效，但还不足以形成经济支柱，经济转型面临“青黄不接”的风险，转型任务依然沉重。而且，由于面临更大的国际贸易摩擦，以前常用的对外引进技术的方法，目前面临很大的不确定性，技术进步的难度更大。 （2）金融方面，市场化改革不断推进，资本市场在国家经济工作中的地位已被显著提高，监管部门不断修订文件，持续放开新市场、新业务、新产品，并且加快了证券经营机构（证券公司、基金公司、期货公司等）和金融市场（股票市场、债券市场、货币市场等）的对外开放。资本市场在支持新兴产业发展的进程中起到越来越大的作用，这也给银行带来很大的竞争压力。 因此，此时的银行业，一方面要处理老旧产业淘汰过程中的不良资产压力，同时另一方面又要掌握新的服务方式，以便服务好新兴产业，并且找到新的业务空间，确实也是处于较为艰难的一段时期。服务新兴产业方面，银行业又面临非银行金融机构更大的竞争，虽然体量上依然占据绝对优势，但在抢占新兴产业阵地上，已面临很大压力。 显然，银行业此刻确实非常需要一张券商牌照。 我国《商业银行法》于2003年第一次修订时，写入了一句“商业银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不得从事信托投资和证券经营业务，不得向非自用不动产投资或者向非银行金融机构和企业投资，但国家另有规定的除外。”正是这绝妙的“国家另有规定的除外”几个字，法律将放开银行参与混业经营的权限授权给政府，使我国的银行业其实在2003年便已经开启了综合化之路。随后，监管部门出台有关规定，使银行先后获得了保险、公募基金、信托、金融租赁等牌照。但是，目前尚未获得券商牌照，而券商（其旗下还能布局期货、直投、另类、资管等子版块）是最能够服务好未来新兴产业的，甚至可以说是未来的金融市场主角。 因此，银行获取券商牌照，并将该牌照用于服务自己现有的新老企业客户，是通往全能银行、通往新兴产业时代的必由之路。
山西榆次农商行2019年报披露，截至2019年12月末，该行总资产215.32亿元，负债总额201.81亿元，实现营业收入3.95亿元，营业利润2018万元，净利润仅1507万元，较上年度下跌91%。该行资本充足率11. 16%，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及一级资本充足率均为8.12%。 至于不良贷款率及拨备覆盖率，该行年报连续多年从未披露。 榆次农商行二级资本债券2019年信用评级报告披露，2016--2019年9月末不良贷款余额分别为1.30亿元、1.86亿元、1.86亿元、1.85亿元，不良贷款率对应为1.82%、2.23%、1.94%、1.84%，拨备覆盖率对应为311.72%、236.34%、168.05%、172.02%，单一客户贷款集中度对应为8.01%、7.06%、8.1%、8.1%，最大十家客户贷款比例对应为64.41%、55.55%、53.35%、55.67%，虽曾有压降，但仍连年踏破监管红线。 需要注意的是，2019年山西榆次农商行二级资本债券募集说明书记载，截至2018年末，该行不良贷款余额1.86亿元，不良贷款率2.01%，较上年末下降0.22%。评级报告好像也不正经。 山西榆次农商行面临诸多挑战，包括经营区域集中使得业务运营和资产质量易受当地经济金融环境变动的影响、新增不良贷款大幅上升且瑕疵类贷款占比高、资产质量进一步下行压力大、盈利水平下滑、资本补充压力较大、贷款集中度高、公司治理机制和风险管理体系有待完善。 表述不严谨、数据冲突的年报 2019年报财务报表附注第33页，期末单项金额虽不重大但单项计提坏账准备的其他应收款项之晋中金融大酒店款项账面余额3204067.25元，坏账准备96122.02元，计提理由是预计不发无法收回。经查验国家企业信用信息系统，晋中金融大酒店不存在，疑似准确名称为山西省晋中信用合作社培训中心榆次金融大酒店，该酒店曾因生产经营添加可能危害人体健康物质的食品被处罚。 财务报表附注第58页，注释41业务及管理费栏，物业费由上年度的378225.96元猛增到876703.12元，而水电费本年度支出3696407.99元，较上年度3261050.50元仅稍稍增加。 水电费支出没有明显的增长，也就是榆次农商行办公面积并未大幅增加，而物业费增幅却高达131%。这物业收费合理吗？个中原因，恐怕榆次农商行相关部门负责人也未必清楚，因为2019年报的物业费、水电费科目与2018年报相悖。 山西榆次农商行2019年报由山西国元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指派王成元、王民保负责审计并签字；2018年报由山西华诚泰和会计师事务所指派李捷、高执瑾负责审计并签字。其中王民保（出生日期1952年04月03日）、高执瑾（出生日期1945年01月05日）都经验丰富。 股东质押股权，变相抽逃出资 山西榆次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前身是晋中市榆次区农村信用合作联社，注册资本8亿元，下辖1个营业部、31个支行、2个分理处。该行长期股权投资总额20271.5万元，分别为投资入股山西平遥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7700万元，投资入股山西左权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3500万元，投资入股山西太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4000万元，投资入股山西繁峙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5071. 5万元。 截至2019年12月末，该行法人股东12人，分别为：和柚实业有限公司（持股6.25%）、山西中宝富源煤炭运销有限公司（持股5.00%）、天津岳泰国际贸易有限公司（持股5.00%）、 晋中榆次晋江香叶实业有限公司（持股5.00%）、山西省榆次百货大楼有限责任公司（持股3.94%）、晋中广迪机动车安全技术检测有限公司（持股3.42%）、晋中开发区新泰经贸有限公司（持股2.50%）、山西金房子建业发展有限公司（持股1.25%）、晋中市永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持股1.25%）、山西中捷钢结构彩板有限公司（持股1.25%）、山西正能量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持股1.20%）、山西远征机电设备制造有限公司（持股1.01%）。 企查查APP显示，第一大股东和柚实业有限公司所持5000万股已于2018年11月12日质押给山西左权农商行；山西中宝富源煤炭运销有限公司所持4000万股已于2017年8月8日质押给山西平遥农商行；山西省榆次百货大楼有限责任公司所持3150万股已于2019年10月18日质押给山西太古农商行。 左权农商行、平遥农商行、太古农商行等质权人均为榆次农商行参股子公司，违规接受榆次农商行股权质押，这与银保监会的处罚中经常出现“接受本行股权”、“变相接受本行股权”、“变相抽资”像极了。《商业银行与内部人和股东关联交易管理办法》中明确规定，“商业银行不得向关联方发放无担保贷款，不得接受本行的股权作为质押提供授信”。银监会印发的《关于进一步深化整治银行业市场乱象的通知》，明确要求“严查股东虚假出资、出资不实、抽逃或变相抽逃出资”。 此外，2018年11月14日，北京东旭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质押东旭集团有限公司股权40199.96万元予山西榆次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据财新报道，在山西地方银行体系，东旭集团涉及的债务接近200亿元；而德御系涉及的债务本息合计更高达420亿元，和柚实业有限公司隶属德御系。 办公室主任担任董事，疑似法人股东推荐 董事会由11名董事组成，其中执行董事2名，股东董事7名，独立董事2名。 按照《公司法》的规定，股份公司必须设置董事会。因此，股份公司从法律上讲，不存在执行董事一职。 董事钱秀云，1973年8月出生，1991年10月参加工作，中共党员，本科学历，经济师。历经多个岗位，自2016年8月起任榆次农商行综合办公室主任。 综合各口径资料，董事钱秀云疑似法人股东推荐。如果钱秀云不是法人股东推荐的，那么董事长或行长必有一人为法人股东推荐，情况糟糕超乎想象。 这样的领导有能力，不到18岁就参加工作，入党提干，有学历有职称。 无独有偶，现任党委委员、副行长常虹1971年11月出生，1987年5月参加工作，也就是说不到16岁就参加工作，入党提干，考学历评职称，更是巾帼不让须眉。
天眼查数据显示，近日，浙江蚂蚁小微金融服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生工商变更，注册资本由此前的约235.24亿人民币，新增至约237.79亿人民币，增幅约2.55亿人民币。 浙江蚂蚁小微金融服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2000年10月，法定代表人为井贤栋，公司经营范围包括服务：接受金融机构委托从事金融信息技术服务外包，金融业务流程外包，金融知识流程外包等。该公司工商披露的股东中，杭州阿里巴巴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为最大股东，持股比例33%。此外，其股东中还包括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中国人寿(行情601628,诊股)保险（集团）公司、中国太平洋(行情601099,诊股)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等。
各国的电子钱包都在加紧抄中国作业。 在近日的支付宝安全发布会上，支付宝安全实验室首席科学家赵闻飙透露，印度Paytm、印尼DANA、菲律宾GCash等五大电子钱包正在启用支付宝安全系统，启用后他们的反盗刷、反营销作弊等反网络黑产能力平均提升50%。 数据显示，全球用户数达12亿的支付宝目前资损率仅为0.000064‰，而国际第三方支付公司的资损率达2‰，相差了3万倍，这也引发许多电子钱包前来中国取经。 菲律宾排名第一的电子钱包GCash注册用户数超过 2000 万，也就是每五个菲律宾人就有一位在使用。在当地推广移动支付时，GCash发现最大的挑战是菲律宾人担心账户安全。GCash首席安全官Peach女士表示，引进支付宝的智能风控体系后，有效防止了线上欺诈、盗刷等网络黑产行为，整体安全能力提升显著，用户也能更安心使用了。 调研显示，支付安全是东南亚、南亚地区用户选择电子钱包的首要考虑因素。使用支付宝智能风控体系的五大海外电子钱包中，印度Paytm、菲律宾GCash、巴基斯坦Easypaisa分别以5亿用户、2000万用户、1000万年活用户位列当地电子钱包首位，其中Paytm更是印度国民级应用。马来西亚TnGD、印尼DANA是位列该国年活用户数第二的电子钱包。 在安全性大幅提升后，2019年，马来西亚TnGD、印尼DANA、菲律宾GCash还同步喊出和支付宝一样的“你敢付我敢赔”计划，保证对用户钱包中未经授权的交易进行全额赔付。 赵闻飙表示，各国电子钱包所引进的是支付宝安全实验室研发的智能风控体系，该系统已升级至第五代系统AlphaRisk，并将持续技术出海，服务更多全球商户和用户。
“长远来看，我们仍会坚持零售和对公六四开的比例不会调整，疫情期间适度加大对公投放是经营策略上的阶段性安排。”5月14日，平安银行(行情000001,诊股)行长胡跃飞在该行股东大会上如是表示。 面对7名现场股东提出的对公贷款快速增长是否动摇全行零售战略、新三年如何规划、能否实现“双15%”目标、如何拉近与招行差距等十个问题，平安银行高管团队一一作答。 胡跃飞表示，过去三年平安银行更多关注零售“LUM+AUM”联动带来的零售业务快速转型成果，以及对盈利能力的贡献，未来三年的打法则会聚焦降低负债成本、增强获客能力和数量。 “坚持零售和对公六四开的比例不会调整” 问：去年四季度开始，对公贷款投放明显高于零售，是否意味着此前零售和对公六四开的政策微调？如何控制对公资产质量？ 行长胡跃飞：确实，最近一段时间以来，平安银行的对公贷款投放要快于零售，这很大程度是受疫情影响。 相比于对公业务，疫情对零售业务的影响会更大，特别是零售消费贷款、个人经营性贷款。我行信用卡、汽融、新一贷这三大零售贷款尖刀产品投放都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 因此，我们在有能力、能控制好风险的前提下，适度加大对公投放，这也是经营策略上的阶段性安排。 另一方面，最近三年以来，为了给零售腾挪规模、资本、资源，我们放慢了对公贷款的投放，甚至是在压降一些对公贷款。 但在去年9月迅速完成可转债转股，资本补充到位后，我们重启了对公业务，所以四季度以来对公贷款有了良好的增长。 长远来看，我们仍然会坚持零售和对公六四开的比例不会调整，但不排除在某些阶段灵活调剂。 三年多前，与集团战略一脉相承，平安银行提出了“中国最卓越，全球领先的智能化零售银行”的发展目标。 这不是心血来潮的决定，更不是权宜之计，而是基于我们强大的零售基因，所以这一战略我们会持续坚持下去。 副行长郭世邦：无论是过去三年放慢节奏，还是去年四季度以来恢复性增长，对公业务的第一生命线就是资产质量。 这几年经济形势不是很好，所以我们的风险偏好也比较审慎，不会激进。 基于这一风险偏好，对公信贷资源主要投向重点行业、重点区域、重点客户、重点产品，这是准入角度方面的侧重点。 现在看来，这三年多来坚持“四重”是正确的：即使在疫情冲击下，我行一季度的对公不良生成率、生成额都是在下降的。 另外，在贷后监控方面，通过风险智能预警，我行85%的违约现象提前90天就能发现，81%的违约现象提前半年就能发现，这样能够早发现、早处置风险。 因此，这三年我们的资产质量保持较好水平，而且预计未来会更好。 “新三年聚焦降低负债成本、增强获客能力” 问：过去三年平安银行取得了不错的成绩，接下来三年的战略规划还将如何调整？ 行长胡跃飞：过去三年，我行零售转型取得了外界认可的成绩，去年我行股价涨幅达77%，领涨同业，就是一个具体的表现。 未来三年，我们将坚持“科技引领，零售突破，对公做精”的12字转型总方针，围绕降负债成本、优化资产负债经营等工作重点开展，希望用另一个三年，打造更卓越的零售银行。 疫情期间，我们也做了大量研究，就如何降低负债成本、优化资产负债表，针对各个业务条线都制定了一系列的策略和实施方案，并在近期进一步细化。 具体到零售条线，我们会更加细化零售客户分层，围绕零售客户不同类型的账户（工资账户、投资账户、支付账户、还款账户等），细化经营，配套更多的产品。 对公业务逻辑也一样，我们强调行业银行、交易银行的升级转型，两架马车相匹配，未来会看到对公业务有不一样的表现。 其中，七大行业事业部更多聚焦行业研究、行业客群整合营销、提供“商行+投行+投资”的产品组合，以及运用供应链金融拓展核心企业上下游客群，这些工作都在推进中。 我们也对交易银行业务的管理团队做了较大的调整，希望重建交易银行的优势，通过交易银行业务沉淀大量结算资金，并增强获客能力。 同业业务方面，我们有专门从华尔街请过来做交易的CY团队，交易类业务、代客业务，都会带来低成本的同业负债。我们还将同业团队拉直，旨在提升团队的销售能力，为获取更多的同业客户、降低负债成本奠定基础。 可以说，过去三年，外界更多看到的是平安银行零售“LUM+AUM”联动带来零售业务快速转型取得的成果，以及对盈利能力的贡献。 新三年，我们的策略、打法安排都会紧紧围绕降低负债成本、增强获客能力和数量展开。这样能保证持续的盈利表现，也能更好控制风险。 “有信心达到‘双15%’的目标” 问：新三年平安银行能否实现“双15%”（即盈利增速、ROE均高于15%）的目标？ 副行长项有志：“双15%”是平安集团内部给每家单位公司的原则性要求。 可以看到，过去几年，我行业务的增长、盈利的增长在行业里都是领先的。2019年以及今年一季度，我行净利润增速分别为13.6%、14.8%。 虽然净利润增速还不到15%，但主要是在未来经营不确定性的情况下，更加谨慎处理，不断增加拨备计提，拨备覆盖率升至200%以上。假设拨备覆盖率不变，还原的净利润增速能够达到15%。 ROE方面，2019年是11%左右，确实还比较低。这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去年9月可转债转股带来的一次性摊薄影响；二是主动增加拨备，增强抵御风险能力。 展望未来，随着经济环境逐渐好转，加上既有的业务增长，同时做好风险控制，我们对达到“双15%”的目标还是有信心的。 行长胡跃飞：需要注意到，我行的营收增速是位居同类型银行前列的，去年是18.2%，今年一季度是16.8%，这些数字都实实在在地反映出我们的挣钱能力。 但是考虑到对未来的形势判断更审慎，我们增提了大量拨备，拨备的增加就直接减少了我们的利润。 如果减少这部分拨备增量，“双15%”的目标可能很快就达到。只不过在未来经济不太确定的情况下，我们主张更谨慎，多准备些御寒的衣服，不要被冻坏。 也不能说未来三年经济形势一定不好，还是危中有机。我们也在全面提升业务的现代化、数字化、平台化，目的不仅仅是为了降低负债成本，更重要的是为了降低经营和运营的成本。 “快速改善与招行差距” 问：如何拉近与招行的差距？ 行长胡跃飞：在很多方面我们都把招行当作要持续学习的榜样，特别是在零售业务方面，这是一个很清楚的目标。 当然，招行零售业务持续做了20多年，我们真正大举转型零售也就三年多。相对来说，我们的优势在于集团的客群基础渠道，以及集团自身科技赋能的优势。 至于对标的数据，有的指标我们还有差距，比如负债成本方面的差距还不小。所以我们现在把管控负债成本当做最重要的工作来抓，也是看到了这一块提升和改善的空间。 与此同时，信用卡业务我们和招行非常接近。APP等线上业务不管是服务的效率、质量和客户满意度、线上流量也都在快速的接近。但客户数量差距还很大，无论是零售还是对公客户数量。 对公业务方面，我们希望通过行业银行、交易银行，通过“1+N” 模式（即“1个客户、N个产品服务”），借助集团全牌照的优势，与集团内各专业公司协同经营，强化综合金融服务能力。 我们也希望通过银行内部的产品组合，来提升“1+N”模式下销售更多产品的能力。从销售团队的组合层面，我们希望调动整个集团，发挥集团尖兵作用，在某些领域、渠道、产品，看集团哪些方面能承担“1”的角色，我们迅速把“N”组织起来，服务好客户。 不仅仅对公业务，在零售条线我们也是这么做的。我们希望通过这些举措能快速改善与招行的差距。
日前，深圳P2P网贷平台“小牛在线”宣布良性退出。据了解，该平台至今累计成交金额高达1171.74亿元，借贷余额104.2亿元，是广东省规模靠前的P2P网贷平台。 逐步结清存量网贷业务 “小牛在线”发布的退出公告称，近两年来，网贷行业经营环境恶化，出借人的投资风险及平台的经营风险增大，新冠肺炎疫情增加了未来的不确定性，各大网贷平台都陆续退出，经过深思熟虑，决定退出网贷行业，逐步结清存量网贷业务。 早在2018年，诸多投资人反馈难以收回借款。按照监管的“三降”（降借贷余额、降投资人数、降借款人数）要求，网贷平台在退出之前必须先压降规模，2018年11月，深圳监管部门测评时，该平台就有借贷余额近120亿元，但一年半以后，借贷余额仍在百亿元之上，显示该平台风险处置状况并不乐观。 为了打消外界忧虑，该平台在退出公告中称，在良性退出期间，平台股东及高管不跑路、不失联、不撤资。但是，截至目前，该平台尚未推出相应的兑付方案。有业内人士表示，对于百亿级别的待还余额，如何确保平稳出清，对监管、机构和投资者来说都将面临一个较大的考验。 5月10日，深圳经侦发布公告称，将会督导该平台的风险处置。深圳南山区互联网金融风险专项治理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与深圳市公安局南山分局明确要求“小牛在线”严格按照监管要求落实清退主体责任，加强与出借人的有效沟通，保障出借人合法权益。 不良资产处置新讯号 值得注意的是，深圳也传来一个关于不良资产处置的新讯号。深圳资产管理公司近日在深圳注册成立，不同于早先成立的AMC（资产管理公司）机构，这家公司的业务范围囊括了互联网金融机构不良资产的处置。 无独有偶，有消息称，浙江也将成立一家注册资金约60亿元的地方AMC，申报材料中也包括P2P不良处置相关业务，但总体占比不大。 一位行业分析师指出，P2P网贷风险整治工作持续经年，但其存量规模依然庞大，非持牌的网贷平台做贷后催收困难重重，持牌AMC在处置不良资产方面具有天然优势。监管层设立地方AMC来参与互联网金融的不良处置，或将给网贷平台的风险出清提供一个新的出路。 目前已有网贷平台与AMC达成不良处置的相关方案。 去年末，P2P平台信融财富发布公告称，中国东方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方资管”）天津市分公司对信融财富的项目借款2000万元本金已全额垫付并到账。部分媒体将其解读为首个国有AMC介入P2P资产处置案例。 近日，微贷网宣布与宁夏顺亿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合作，形成了一个可以缩短回款期限的方案，可让用户提前收到出借本金。 但行业对此有不同看法。麻袋研究院高级研究员苏筱芮认为，AMC介入网贷风险处置，实际操作有一定困难。她认为，AMC对底层资产质量有要求，网贷风险较高，跟AMC传统面向的业务会存在差距；此外，在资产处置的费用方面、与庞大出借人群体的沟通方面都可能会存在困难，打折兑付也会众口难调。 就前述东方资管介入信融财富不良处置的案例，有分析就指出，东方资管针对的并不是P2P平台的出借人，而只是在重整相关公司过程中尽到了债务代偿的义务，对于众多存在问题的P2P平台还不具备普遍意义。东方资管也曾回应，此次垫付因涉及上市公司重组，后续应该没有对信融财富其他债权进行处置的计划。 风险化解仍需时间 “互联网金融和网贷风险专项整治工作虽然取得很大成绩，但也要看到，现阶段的形势仍然十分复杂，尚有一些问题未得到根本解决。”互金整治办和网贷整治办近日召开联合会议指出，停业机构处置任务仍然艰巨，全国已经停业的网贷机构存量风险仍处高位，“退而不清”“退而难清”问题突出，风险化解可能需要较长时间。 按照国务院金融委的总体要求，2020年要基本完成互联网金融和网贷风险专项整治的主要目标任务。在此之前，央行电视电话会议部署2020年六大重点工作也强调，年内要彻底化解互联网金融风险，建立完善的互联网金融监管长效机制。 根据此前公布的数据，截至2020年4月30日，全国实际在运营网络借贷机构还剩139家，比2019年年初下降86%，机构数量、借贷规模及参与人数连续21个月下降。整治工作开展以来，累计已有近5000家机构退出。
5月15日，央行发布公告称，开展中期借贷便利（MLF）操作1000亿元，期限1年，维持2.95%利率不变，当日不开展逆回购操作。这是央行按惯例开展每月新作的MLF。与此同时，当日还有对农村金融机构和仅在省级行政区域内经营的城市商业银行的2000亿元定向降准资金落地，实现流动性净投放3000亿元。 央行网站截图。 就在昨日（5月14日），央行发布公告称，目前银行体系流动性总量处于合理充裕水平，故不开展逆回购操作。鉴于当日有2000亿元MLF到期，央行实现净回笼2000亿元。虽然央行在5月14日并未续做MLF，但有分析人士认为，LPR改革后央行每月15日（遇节假日顺延）均会操作MLF，为LPR报价定锚，因此5月15日仍可能会有MLF操作。 值得注意的是，截至今日，央行已连续31个工作日未进行逆回购操作。 中国民生银行首席研究员温彬表示，央行今日缩量续做MLF，以及连续暂停逆回购操作，反映出近期货币政策操作从投放数量来看整体呈现“缩短放长”的特点，主要的原因是目前市场上流动性合理充裕。 5月MLF利率为何保持不变？ 当前疫情已对宏观经济产生严重冲击，一季度GDP出现改革开放以来首次负增长；防疫常态化及海外疫情蔓延也对未来一段时间经济反弹形成制约。在国内宏观政策逆周期调节需求增大，全球货币政策急剧转向宽松的背景下，事实上市场对5月MLF继续“降息”抱有较高期待。 5月MLF利率为何保持不变？多位专家均表示，主要原因是目前市场上流动性合理充裕。 东方金诚首席宏观分析师王青认为，本月MLF利率保持不变，或主要有以下原因。首先，经过2月以来的持续降息、降准及大规模流动性注入之后，货币市场利率中枢显著下移，当前市场流动性已处于较高水平，央行也在近期连续暂停逆回购操作。这意味着监管层已认为当前银行体系流动性总量处于合理充裕水平，短期内进一步引导资金利率下行的需求较低——MLF利率下调会直接带动货币市场利率下行。另外，作为当前政策利率体系中的另一个核心利率指标，5月以来央行7天期逆回购利率也保持不变，而政策利率体系往往联动调整。 更为重要的是，央行发布的一季度银行家问卷调查报告显示，一季度贷款审批指数环比快速上升14.1个百分点至64.7%，这意味着当前信贷环境已明显改善。但一季度贷款需求指数环比仅上升0.7个百分点至66.0%，其中小型企业贷款需求指数不仅远低于历史高点，环比上个季度也下降了1个百分点。“这表明，主要受宏观经济总需求不振、企业订单萎缩等因素影响，实体经济的贷款需求并未随着信贷环境改善而同步上升。”王青说，由此预计，下一步财政政策、产业政策会重点发力，当前货币政策边际宽松节奏会受到一定控制。 LPR大概率保持不变 由于5月MLF利率保持不变，考虑到新LPR以MLF利率为主要参考，因此王青认为，5月20日发布的1年期和5年期以上LPR保持不动的概率较大。 温彬也认为，本月1年期和5年期以上LPR均会保持不变。“在全国两会前货币政策不会有太大的变化，下一步政策走向需要看政府工作报告做确定的具体目标和方向，再进一步进行操作。” 不过，王青也表示，也不能完全排除央行引导商业银行向实体经济适度让利，主要针对企业贷款的1年期LPR报价小幅下调的可能性。 不久前，央行发布《2020年第一季度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以下简称《报告》）指出，要加强货币政策逆周期调节，疏通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引导贷款市场利率下行。而这一度被解读为后续“降息”举措的信号。 未来降息仍有空间和必要 当前市场普遍关注本轮降息过程是否已走到尽头。对此，多位专家分析认为，即便短期货币政策操作看起来较为平淡，但在实体经济恢复发展的目标下，宽松的货币政策方向并不会改变，后续降准降息依然有空间。 王青判断，鉴于海外疫情还在蔓延，意味着二季度、乃至下半年的经济反弹力度将受到制约，未来一段时间包括货币边际宽松在内的宏观政策逆周期调节力度还会进一步增大。 与此同时，未来通胀将持续降温将为进一步降息铺平道路。“迄今为止的这轮降息过程，恰逢CPI上行并处高位阶段，而2008年和2015年则是通胀急剧下行或处于低位时期。这样来看，此前降息过程缓慢，除了防风险考虑，一个关键因素就是通胀制约。而伴随‘猪通胀’见顶回落，3月和4月CPI同比快速下行势头将在下半年持续，三季度有望降至‘2时代’，通胀因素对降息的牵制作用将显著削弱。”王青判断，未来着眼于稳住就业大局、提振经济增长动能，6月之后央行降息节奏有可能适度加快，年内MLF利率还有下行空间。这将带动当前已处低位的一般贷款利率再下降，进而激发企业贷款需求，降低实体经济融资成本；而在房住不炒原则下，房贷利率下行幅度会相对较小。 温彬也表示，从《报告》中可以看出，当前控通胀仍然是需要关注和平衡的一个目标，但其紧迫性已经明显让位于稳增长、保就业等，这也为货币政策打开了更大空间。下阶段，货币政策要以更大力度支持实体经济发展，6月、7月降准、降息仍有空间和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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