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出口商品供货值 出口商品供货值是指各生产经营企业（包括外商投资企业）将最终产品向国内外贸公司提供作为出口商品的总额或直接向国外出口的商品金额，包括各种税费。 出口商品供货值的统计范围 ①生产经营企业向外贸部门提供的用以出口的产品； ②个人向外贸部门提供的用以出口的产品； ③以“三来一补”形式出口的产品； ④生产经营企业直接出口的产品； ⑤向外贸部门或外商有偿提供的产品样品； 出口商品供货量中不包括下列产品： ①已生产但尚未交外贸部门或企业尚未直接出口的产品； ②外贸部门或外商退回的产品； ③无偿向外贸部门和外商赠送的产品样品； ④国家对外经济援助项目中的产品； ⑤外贸部门自用或出口转内销的产品； ⑥供其他生产企业出口产品配套的产品； ⑦在国内以外汇结算方式销售的产品及以出顶进、国内中标产品。 出口商品供货值统计应遵循的原则 ①时间原则。按外贸公司收购时开具的销售发票时间；直接出口企业按海关出口货物报关单上的出口时间、日期统计。 ②价格原则。出口商品供货按产品金额进行统计。生产企业按企业与外贸部门的实际成交价计算；直接出口企业按海关出口货物报关单上的外币价格（离岸价）折合成人民币价格计算。 ③流向原则。即指生产企业生产的出口商品通过哪些外贸窗口进入国际市场的，包括外贸单位窗口和企业直接出口窗口等。 关键字 出口商品供货值.
定义 需求函数：是用来表示一种商品的需求数量和影响该需求数量的各种因素之间的相互关系的。也就是说，影响需求数量的各种因素是自变量，需求数量是因变量。
提要：高档房遭限购限贷、刚需楼盘竞争得头破血流……开发商的烦心事或许还远不止于此。公租房经适房应区别 记者了解到，“公租房十年可售”一说至今引发的质疑声不断、摇头不解者甚众。 高档房遭限购限贷、刚需楼盘竞争得头破血流……开发商的烦心事或许还远不止于此。记者了解到，在国家强力推进的保障房建设中，江苏省住建厅厅长周岚提出一种新思路：鼓励开发商出钱建，出租10年后准卖。此言一出，争议不断。但有专家认为：这将使公租房制度实现规模化运转，光“10年后承租户可买到此房的产权”这一项预期就足以改变楼市。对开发商而言，大批新就业人群退出商品楼市必将带来一场不小冲击；而对更多自住购房人而言，用保障房调节楼市、遏制房价将不再是一句空话。□快报记者 孙洁 创新思路 融资难！公租房不妨先租后卖 上周，“全国保障房开工不足30%”的消息传开。业内人士认为，国家将督促各地保障房建设进度，保障房建设将成为楼市调控的又一强力举措。 记者了解到，江苏省建设部门正在酝酿一种新的公租房“先租后卖”制度。江苏省住建厅厅长周岚在今年3月全国“两会”期间透露，设想让房地产开发企业投资建设公租房。探索采用“先租后售”的方式，规定一定期限，如10年内政府承租，按照活期基准利率贴息，并按照类似于经济适用房的开发利润支付开发商。政府承租后，再按照公共租赁住房的提供模式和价格提供给保障对象。10年后，可以转为商品住房上市销售。 据了解，公租房“先租后卖”的方式主要是着眼于目前的建设资金短缺问题，有利于公租房项目迅速上马，并具备一定的规模。“很简单，就算一套60m2的公租房，建设成本2000元/m2，划拨用地不交土地出让金，但土地拆迁整理等刚性成本省不掉，一套也要15万-20万。租金收入入不敷出，又有谁愿意投资赔本买卖呢？”业内人士告诉记者，有了“租10年可卖”，那就等于给了投资基金们一个保底：10年可收回成本。这些资金才肯投入公租房项目，才能真正做到公租房成规模开发；而不是原先的靠地方政府从土地出让金里出，“地方政府钱不够用，公租房零星建设，根本起不到作用。” 引发质疑 是倒退？公租房经适房应区别 记者了解到，“公租房十年可售”一说至今引发的质疑声不断、摇头不解者甚众。 质疑点一，公租房可卖还叫公租房吗？一位从事住房保障专业工作的政府人员告诉记者：“公租房出售跟制度设计本身相悖！看看香港等地的成熟制度，哪有出售的？公租房可售就回到了经济适用房，绝对是政策倒退！” 质疑点二，出租十年再出售，可行吗？公租房本身建设标准就低，户型设计就小，又出租了10年，还能当商品房卖？这能卖出去吗？“要么10年后成无法脱手的烫手山芋，要么现在的建设标准就要高过商品房，显然这个办法不可行啊！”业内人士也无法理解10年后咋卖。 质疑点三，让开发商供应公租房，是不是帮开发商消化库存啊？“让开发商建公租房，说不定就有开发商会把卖不掉的小户型商品房拿给政府收购，正好解决了现在房子难卖的状况。”也有人猜测：这样楼市好不容易出现的供求逆转、有利于购房人的局面又要不保了，这不是有关部门又想着法子救开发商吧？ 质疑点四：为什么是10年可卖，莫不是还要保护楼市10年？还有一种观点认为：10年可卖，也就是说，这批房子虽然建了，但10年之内不上市，至少可以保证10年之内楼市还是只有高价商品房，要等这批便宜的小房子，还要10年以后？ 记者就此采访众多人士，大部分人认为：这个设想根本不可行。 $$$ 专家激赏 有误读！确保覆盖“后40%”人群 可是也有专家提出了肯定的意见，并从中嗅出了政府调控楼市的新思路。南京工业大学房地产系副主任、天诚不动产研究所副所长吴翔华就表示：这是一个非常实事求是的好办法。 他告诉记者：很多人质疑是因为对“全盘计划”不了解。实际上完整的制度应该是：土地划拨，开发商代建，政府引入保险资金等投资机构从开发商手中收购产权；出租10年后出售，但只卖给原先的承租户；购买者转卖该房只能按规定价转给政府或符合承租公租房条件的其他家庭，而不能直接进入楼市。 “如果10年内不愁居住，10年后还可低价购得该房，请问中低收入者欢迎不欢迎这样的制度？”吴翔华表示，公租房不能当商品房卖，房源就永远在需要的人群里流转，不用重新批量建设。至于出租的房源少了，政府通过出售收回的资金补充建设公租房，这样，就实现了资金和建设的良性循环。“这是一种租售并举的经济适用房制度，最符合当前的实际需要。” 南京林业大学社会学系主任孟祥远今年正在研究一个有关居住社会问题的国家课题，他同样赞成公租房“先租后卖”，认为“有可取之处、可以尝试”。但他提出，这类房子一定要防止变味，堵塞非法牟利漏洞。 据悉，公租房先租后卖的最大意义就在于它可以让住房保障覆盖“后40%人群”。也就是按照收入“七分法”，把所有人分成7类：最高收入者，占总人口的10%；高收入者，占10%；中高收入、中等收入、中低收入者各占20%；低收入者、最低收入者再各占10%。住房保障不仅应该保障最后的低收入及最低收入的20%人群，还应覆盖中低收入者的20%，合起来就是“后40%人群保障”。 “占全社会20%的最低和低收入人群进廉租房保障了，20%的中低收入人群10年后就可购得产权，这才是真正解决了社会问题，才是真正的楼市调控。”吴翔华如是说。 调控猜想 组合拳！这一次商品房难逃冲击 虽然现在提的只是“公租房10年后可出售”，但如果真的落实，其影响面很可能超过后40%人群。 “这种可取得产权的预期，将立刻使大批新就业大学生、城市中低收入者退出买房大军。”吴翔华认为：这种能“改变购房人预期”的调控办法甚至比加大商品楼市供应收效更快。 “实际上，重庆已经在试点类似的办法，证明这种思路已经不仅仅是个设想，很有可能变成现实。”吴翔华还告诉记者：同时，国内诸多专家都在提对商品房市场的“资本利得税”，如果能在一高一低两个市场里同时政策发力，对楼市的调控体系将更完善，楼市将更稳定。 所谓“资本利得税”，就是规定商品房的投资人转手该房时，对其所得征收高额税费，使“炒房无利可图”。房主只能靠租金获得收益，这样的收益受制于居民的收入水准，才是一个健康的楼市真正该有的回报。 “如果说，只在保障房市场里实行公租房低价出租、低价出售，不对商品房市场价格加以遏制，久而久之，两者的房价差距很大，会有更多买不起商品房去挤那40%的名额，最终只能是老百姓抱怨政府住房保障不力。如果扩大保障范围，政府的负担越来越重，最终导致保障房系统瘫痪。所以说，楼市调控是一个系统工程，商品房和保障房两个市场里的新政缺一不可。”专家认为，在接下来的楼市调控中，政策还会陆续出台，指望炒房牟利或指望限购令取消后的房价大幅反弹都将不太现实。
演化经济学方法论采用个体群思维方法研究经济问题，以达尔文主义作为哲学基础，借鉴批判实在论，强调回溯法。这使得其理论体系具有侧重于哲学思辨性而缺乏实证检验性，侧重于解释而缺乏明确的预测性的特点。个体群思维方法使得演化理论具有较强的应用性和较广的可拓展领域。达尔文主义体现了唯物论的哲学思想，更具现实性。演化经济学方法论是构建和保护演化理论的基本指导原则，也导致了它与主流经济学的强烈分歧，从而使得演化经济学处于边缘化和异端的地位。演化经济学的基本假设和具体方法为我们提供了新的研究思路和技术工具。 内涵 经济学方法论的结构与演化经济学方法论的内涵 演化经济学方法论乃是经济学方法论的子集，包含着基本方法论、基本假设和具体方法三个层面。经济学方法论考察和揭示了经济学研究活动中的最基本的思维方式、研究方法及其实现机制。我们首先探讨经济学方法论的结构，从不同角度对经济学方法论进行分类，以辨析演化经济学方法论的内涵。 1．经济学的科学性或可检验性：逻辑实证主义、解释学和历史主义。逻辑实证主义要求经济理论必须像自然科学理论一样可以检验，或要求证实，或要求证伪，是方法论一元论。解释学遵循狄尔泰所言，“我们解释自然，我们理解灵魂生活”，断然否认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同一性。到了奥地利学派那里，坚持方法论二元论，强调自然科学与经济学的悬殊区别，否定任何形式的经济学数量检验。历史主义将科学划界问题转变为科学的评价和科学的社会接受问题，增加了历史性因素、主体性因素，因而，对经济理论的检验变成了科学共同体的接受程度问题。不同时期的经济学检验标准是不同的，是一种方法论多元论。演化经济学基本承袭了解释学的传统，重视哲学思辨。演化学者们认为经济学终究是一门社会科学，社会运作的自由性、随机性和不确定性与自然界的稳定的规律是无法比拟的。演化经济学把研究对象看作是复杂而不确定’的经济系统，理论核心是新奇或变异如何产生与扩散，这导致了实证检验的不可行。多数演化经济学家反对数学形式化和计量检验，认为数学的应用只涉及逻辑的演绎推理，而不是理论上的真正的新奇。 2．经济学研究的起点：个人主义、整体主义和个体群思维方法。方法论个人主义总是从个人的行为开始，几乎排除所有不能简化为微观经济学命题的全部宏观经济学命题，认为只有个人才有目标和利益，社会系统及其变迁产生于个人的行为，所有大规模的社会学现象最终来自于个人之间的相互关系。方法论整体主义认为社会整体大于部分之和，社会整体显著地制约其组成部分的行为或功能，个人的行为受制于整体的社会规则和状态。主流经济学和奥地利学派一直坚持着个人主义，整体主义则在老制度经济学中表现得较为明显。现代演化经济学提出了个体群思维方法，试图对个人主义和整体主义加以整合。个体群思维方法认为具有多样性和差异性的个体构成了个体群，在个体群层面上可以观察到支配行为多样性变化的规律性。在考察某一微观单位时，如果只研究其内部的变化而引起的该微观单位的演化，可以称之为个体发生。如果研究个体之间的相互影响而引起了该个体群的演化，从而影响到某一微观单位的变化，可以称之为系统发生。当某一个体内部出现创新时，是一个个体发生，而一旦该创新被其他个体学习和模仿，变异超出了该个体的边界，涉及到群体的宏观采用时，个体发生就变成了系统发生。在不同的系统层级上，都存在着个体发生和系统发生，较高层级的个体发生往往就是较低层级的系统发生。这是一种多元系统思维，考量了经济事实的综合性、整体性、多因素性和动态复杂性。 3．经济学中的时间因素：机械决定论、达尔文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机械决定论排除掉了时间因素，是一种静态分析方法，是主流经济学的方法论基础，它以一种决定论的方法对有机的经济过程加以处理。历史唯物主义考虑到了时间因素，确认人类社会的发展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是遵循一定规律的。社会历史的规律性和必然性就蕴含在人作为社会历史的前提与结果的辩证法中。马克思说：“现在的社会不是坚实的结晶体，而是一个能够变化，并且经常处于变化过程中的有机体。达尔文主义将不可逆的时间因素引入经济学中，它是演化经济学类比和隐喻的基础，为演化理论提供了基本的哲学基础和分析框架。达尔文主义的核心思想是“通过自然选择的演化”，克努德森总结为“descentwithmodifi—cation”(带有变异的遗传)。达尔文主义对经济演化的解释并非仅仅是类比关系，更具有本体论意义。2002年，霍奇逊曾经发表了《达尔文主义：从类比到本体论》一文，对此加以论述。达尔文演化的本质是需要某种遗传机制，社会经济领域的遗传机制是什么呢?那就是习俗、惯例、习惯和思想的复制和遗传，产生这些遗传机制的原因是人类交流、适应环境和模仿的行为。由于社会经济演化机制相当不同于生物演化机制，所以演化经济理论有其具体性和特定性。习惯、惯例与制度这些社会经济的基因本身是不完全的复制，社会经济领域中存在着拉马克“获得性遗传”的可能。 4．人们对经济世界的认识：经验主义、先验主义、超验实在论、辩证唯物主义。经验主义强调了人们的经验的重要性，要求从不变的、客观的和中立的经验出发，对理论进行证实或证伪的检验。先验主义或曰主观主义认为，由于人类具有能动作用，规范的、普遍的经验规律在社会科学领域根本就不存在，主张社会科学应致力于意义的阐释，追溯观念的联系，并从个人信念与行动中建构对社会整体的认识。辩证唯物主义说明了人的能动作用和经济规律与经济世界的辩证关系，主张以实践为基础和思维坐标来反观和理解人及其活动、社会及对社会的研究。实践的历史活动内在地包含着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其自我意识三重关系。现代演化经济学对超验实在论或曰批判实在论加以重视和应用。批判实在论认为，世界不只是由事件和事物状态以及我们对这些实际的经验或感受所构成，而且也是由更深层的结构、机制和趋势所构成。科学研究应当认识深层的结构、机制和趋势。存在三个重叠但本体上不同的实在领域，即经验的(经历与印象)、实际的(除经验之外包括事件和事物状态)和真实的领域(除实际事件和经验外包括结构、机制、力量和趋势)。这三个领域相互之间是异步或异相的。当经验与事件异相，存在对给定事件的经验进行对比和修正的可能时，事件也与管束它们的结构或机制是异步的。由于人类具有真正的选择性，社会经济结构的存在依赖于人类的能动作用。巴斯卡和劳森等阐述了批判实在论关于社会本体论的两个基本信念。第一，在一个开放与结构化的世界中，人类的能动作用依赖于结构与机制；反过来，社会结构的任何方面也依赖于人类的能动性。结构与能动作用互为前提。第二，所有的社会结构和体系都依赖于内在的社会关系或以其为前提。社会经济结构与人类的能动作用是相当不同的事物，使两者发生接触的正是内在的社会经济关系。 5．理论与事实的关系：归纳法、演绎法和回溯法。归纳法是指根据具体事件或各个观察结果推断出一般规律的方法。假说演绎方法的程式是先提出新概念，然后形成假说，再从假说中演绎出经验性结论，最后将这些结论与观察和实验结果对照，反过来，再对假说进行检验和修正。现代演化经济学在研究方法上强调回溯法的作用。回溯法借助于类比和隐喻，从事物的“表象”回溯到事物的深层结构，从而揭示结构、事件与经验之间的因果机制。回溯法的哲学基础是批判实在论，它认为人们无法通过经验归纳和假说演绎发现真实的深层的结构、机制或趋势，而回溯法强调了直觉、灵感的作用，才是真正的科学发现的方法。皮尔斯认为科学研究有三个阶段：(1)通过溯因形成和发现假说；(2)通过演绎从假说中推出可检查的命题；(3)用归纳和实验使假说合理化。 从上述结构分析可见，演化经济学方法论有其鲜明的特点，可以归纳为：侧重哲学思辨，以个体群思维方法看待经济学研究起点，以达尔文主义作为哲学基础，借鉴批判实在论，强调回溯法。 评析 1．演化经济学的基本方法论使得其理论体系具有了侧重哲学思辨性而缺乏实证检验性，侧重于解释而缺乏明确的预测性的鲜明特色。演化理论对人类、世界和他们之间的复杂结构有着深刻的见解，充分考虑了人性、社会性、系统性和动态性，展现了哲学的智慧。正因如此，它也缺乏严密的公理性演绎体系，难以形成优美的数学表达，无法用计量工具进行检验。在对既往的现象进行解释时，系统的遗传机制、创新机制和选择机制都已经是显露出来的，演化理论可以较好地描述其发展的动态过程。但是，面对未来的经济问题时，演化分析框架就缺乏明确的预测性。演化分析可以描述经济遗传基因，但却无法预见“新奇”如何出现。演化分析可以描述选择环境，但却无法预见选择结果。在演化理论家看来，对未来缺乏明确的预见性并不是一个缺陷，而恰恰是演化理论的必然逻辑，恰恰是由于人类的无知和环境的复杂多样性，演化并没有一个明确的方向。 2．个体群思维方法使得演化理论具有较强的应用性和较广的可拓展领域。在社会经济领域中，存在着多种多样的不同层级的系统，比如宏观经济系统、产业经济系统、区域经济系统和金融系统等等。只要我们把分析对象看作是动态的相互联结的经济事物，把它置于多层次的环境中进行分析，就可以应用个体群思维进行阐释，探讨系统中的个体交互作用，从而发现在群体层面上凸显出来的规律性。这也为研究者提供了一种基本的分析范式，对社会经济各个领域进行分析，并不断开拓新的研究领域。 3．达尔文主义贯彻了唯物论的哲学思想，更具现实性。达尔文主义坚持进化没有目的，没有方向，并不必然导致更高等事物的出现。由于引入了不可逆的时间因素，考虑经济系统的复杂性、多样性、持续性和变动性，达尔文主义是一种动态的更接近经济现实的经济学方法论。以机械决定论为基础的新古典经济学被认为是主流经济学，但其非现实性也遭到越来越多的批评。考虑到中国经济改革实践的需要，我们应当从方法论基础出发，发展更具现实性的经济学。 4．批判实在论既拒绝方法论个人主义，又拒绝方法论整体主义，这与演化经济学主张的个体群思维极有相通之处。在个体群层面上凸显出来的规律性可以看作是批判实在论所谓的社会经济结构、机制和趋势，由此引致的回溯法体现了辩证法的思想。恩格斯曾经指出，人的悟性活动可以区分为演绎、归纳和抽象三种活动，回溯法基本可以看作是抽象法。当然，批判实在论和回溯法似乎蕴含着太多的主观主义色彩，过多地强调灵感和直觉有可能将研究工作带人到神秘的领域，从而远离严谨的科学研究。 5．演化经济学方法论是构建和保护演化理论的基本指导原则。达尔文主义的思想和哲学思辨的方法渗透在演化理论的基本框架和理论阐释中。演化经济学家往往首先批判主流经济学的方法论基础，认为其静态的、机械的、均衡的思想是不现实的，之后才试图利用演化的观念建立新的理论假说。虽然有些新古典经济学者也使用演化和自然选择的概念，但演化经济学家对其进行了批判，认为他们没有深刻理解“新奇”出现和选择的过程，而是武断地将人们的经济行为简化为最大化模型。这表现出了两种理论范式的方法论差异。同时，演化经济学家们使用演化方法论保护自身理论。演化经济学一直遭受到大量的批评和指责，比如演化经济学缺乏实证性，缺乏严密的数学理论模型，只是在“讲故事”等等。针对这些评论，演化经济学不可能使用证伪主义的原则为自己辩护，它只能采用历史主义的、解释学的、实在论的或多元论的哲学基础进行辩解。 6．演化经济学的基本方法论导致它与主流经济学的强烈分歧，从而处于边缘化和异端的地位。从科学社会学观点来看，演化经济学得到社会的认可程度较低，影响力较小。就目前来说，演化经济学没有形成强有力的政策性影响，无法对政府经济管理提供指导或建议。 基本假设和具体方法 基于演化理论的逻辑并综合有关文献，我们将演化经济学的基本假设归纳为以下六个方面。 1．复杂行为人假设。在演化经济学看来，人们也是追求经济利益的，但不能抽象为利己主义的、精于计算的完全同质的“经济人”。人们的行为受到本能和后天环境因素的影响，心理因素、制度因素、文化和社会环境都影响着人们的行为，人们的行为也在改造着制度、文化和社会结构。 2．心智重要假设。心智是经济行为者的思想、智力和情感的综合，是世界的一种要素，也是关于世界的一种镜像，指导着人类行为。心智主要体现在人们的知识状态上，心智重要意味着学习与知识的重要性。知识的可能状态是导致世界可能状态变化的关键性力量，演化经济学称之为创造性原理。演化经济学强调知识对个人行为、企业行为和经济增长都起到了重要作用。比如，米塞斯和哈耶克解释了经济现象与个人知识和个人计划的交互作用。纳尔逊和温特也把哲学家迈克尔·波拉尼的意会知识概念引入到经济变迁理论中。心智重要同样还意味着非偶然的谬见是重要的，演化经济学提倡一种“可错论”的观点。激进可错论甚至抛弃了知识是完全真实的看法，承认错误是非偶然的，认为谬见是新知识唯一可能的来源。 3．满意假设。由于人们的理性程度有限，关于世界的知识经常出现错误，人们不可能预先确切地知道决策的后果，无法作出最优选择。因此，人们在经济活动中的选择和决策过程往往是一种试错过程，人们并不是追求最大化，而是追求满意即可。演化经济学使用“抱负水平”这一概念，笔者理解，就是指人们对某一行动可能达到的后果的期望水平。由于人们的心智状态和历史经验不同，人们的抱负水平也是不同的。如果某一行为的后果达到了抱负水平，行为者就是满意的。随着时间的流逝，抱负水平必然是可变的，那么，所谓的满意并不是一个静态概念，而是一个动态的历史概念。可变抱负水平成为人们选择的依据，人们在试图达到当前抱负水平时，某一种水平反映了早先的成功和失败。满意假设是演化经济学对“新奇出现”进行解释的逻辑起点。相对于可变抱负水平而言，对现状的不满意就成为人们搜寻新的未知的选择的推动力量。换言之，由于某种状况干扰了当前的抱负水平，即使人们不知道搜寻是否成功，搜寻新的未知的动机也会产生。如果搜寻没有成功，人们会减少搜寻的时间长度，因为他的抱负水平下降了。人们的抱负水平最终集中于当前的可行的最佳选择上，搜寻动机消失。如果成功，抱负水平将提高到这一新的水平上来。 4．不确定性假设。不确定性并不是指世界完全杂乱无章，主要是指未知的新奇不断突现，人们不可能把握新奇出现的时间和大部分特征。世界是由复杂的、带有“突现”特征的实体所构成。这些特征不能被归入到某种单一的特征之中。不确定性意味着变化，意味着世界结构变迁，意味着新的世界状态的突现。与此同时，演化经济学区分了经济世界中的不同变量的变化速率，某些事物的变化是相对缓慢的，比如制度、习惯和惯例，某些事物的变化是相对较快的，比如价格、市场等。演化经济学将制度和惯例等作为经济变迁的基因，其实是在研究不确定的世界时，又肯定了世界状态的相对稳定性和相对确定性。 5．多样性假设。演化经济学强调多样性，包括世界状态、经济行为者、人的心智和选择行为等等都具有多样性，把多样性看作分析的基本起点。在经济体系中，多样性的生成是经济过程的一个基本组成部分，也是劳动分工的显著结果。演化经济学尽量避免使用代表性个人和标准的加总程序，认为加总的思想必须严格限定在某种选择机制的具体操作上。 6．历史重要假设。历史重要并不是着重于历史分析，从历史资料中归纳出某些规律，而是指着重于经济发展的过程，重视经济过程中的路径依赖性和经济过程的不可逆性。温特和纳尔逊指出：“经济发展过程是一个马尔科夫过程，某一时期一个行业的状况决定它在下一个时期的状况的概率分布。”奥地利经济学对经济学的贡献也主要集中在市场过程的演化理论方面。 我们将演化经济学在具体的研究过程中具有特色的方法归纳为：第一，个体发生和系统发生相结合的方法。这种方法是个体群思维的具体化。把变化设想为个体发生还是系统发生，取决于我们想对研究对象作出描述的层级水平。演化经济学通过在不同水平上进入系统层级来处理复杂性，被解释变量和解释变量的内容取决于研究进程所采用的视角。演化经济学用群体统计特征的变化来测量演化，关心给定群体中某种行为变化的频率。第二，历史和地理的相对性分析方法。演化经济理论重视历史和地理差异分析，重视不同国家和地区在不同发展阶段中的特殊性。通过对分析对象的历史发展脉络的研究，同一经济现象在不同的历史阶段表现出不同的内部规律性。在不同的地理条件下，会产生不同的文化系统，意会性知识在同一地理领域中易于传播和扩散，所以，不同地域的经济发展的内部规律和模式会出现差异。第三，比较方法。演化理论认为，通过经验观察，所认识到的经济系统内部机制往往具有不完全规律性。基于这种粗略形式或半规律性，可以猜想，某种相对持久和潜在的可识别的机制正在发挥作用。通过比较，可以确认何种因素如何导致半规律性产生，以此为基础，再运用类比和隐喻等回溯法，就可确认事物的深层因果机制。第四，动态分析方法。演化经济学解释变量如何历时变化，通过说明它是如何达到当前状态的，来解释它现在为什么是这样的。 对基本假设和具体方法的评析 1．演化经济学的基本假设体现了其基本方法论观点，是演化理论体系分析的起点。复杂行为人、心智重要和满意假设是关于经济主体方面的假设。演化理论在个人方面的描述考虑了生物学，个人人格假设与达尔文主义是相配合的。演化经济学激烈反对简单化的“经济人”假设，吸收了大量行为主义的思想，注重人的本能和社会习惯、制度的影响。由于人本身就是物理系统、生物系统和社会系统的产物，所以将人格假设置于复杂的层级系统中去考察，是演化经济学基本的分析前提。“心智重要”是演化经济学最基本的本体论假定。心智是实在的一部分，但却是自主的部分。心智与导致心智变化的世界之间存在着交互作用。演化理论对于学习和知识的关注，比新古典经济学完全理性的假设更具有现实意义。满意假设与心智重要假设相关，否定了最大化假设，也就使得某些经济学通用的最大化模型失去使用价值，使得某些常用的数学工具变得难以应用。 不确定性、多样性假设和“历史重要”假设是关于经济环境和世界状态的假设。相对于新古典经济学抽象的、简化的、机械的、确定性的世界观，演化经济学把经济世界看作复杂的系统，正是不确定性、专家问的意见分歧成为增长过程的标志。多样性假设是演化赖以发生的基础，比如，从演化的宏观角度，梅特卡夫将演化的逻辑过程表述为多样性的再创生、多样性的减少(选择和路径依赖过程)和减少了的多样性(出现稳定结构)三个阶段。历史重要假设突出了时问对社会经济系统最基本的建设性作用，演化意味着新质要素随时间的流逝而创生。时问是达尔文主义的基本要素，引入不可逆的时间就强调了演化分析与静态均衡分析的重要区别。 总体而言，演化经济学的假设比主流经济学的假设更具现实性。更具现实性的假设的优点是从研究起点上容易得到证实。但在研究过程中，如何将极其复杂的主体与世界状态结合起来，从而发现其中的规律性，却是个难题。由于在研究过程中不可避免地要进行抽象，演化经济学的研究过程和结论也必然会导致某些非现实性和难以检验性。如果说主流经济学是从非现实性的假设出发，构建理想的模型，并将其结论和预测性与现实相对照，是一个逐步从理想状态走向现实状态的过程，那么，演化经济学则是一个从现实状态出发，去不断抽象和把握经济运行的规律性的过程。所以，主流经济学便于构建完整的系统的经济理论模型，而演化理论却容易出现各种分歧，难以形成统一完备的理论体系，在同一范式下的科学共同体也难以达成共识。 2．演化经济学的具体方法是构建演化理论的技术手段，体现了其基本方法论和假设。个体发生与系统发生方法可以广泛运用到应用性研究之中。比如，我们研究企业组织结构、企业的惯例、企业中人们的关系，那么，我们眼中的企业变迁就是一个系统发生过程。如果我们研究产业的变迁，考察企业之间的相互关系，那么，企业就是个体选择单位，企业变迁便被看作是个体发生过程。注重历史分析的方法与达尔文主义和“历史重要”的假设相一致，地理相对性分析方法与多样性假设相一致。注重地理和历史分析，并不是否认人类社会所共有的社会经济规律，只是强调经济趋势的历史暂存性和地方化条件。就比较法来说，经济事物多样性与差异性的存在是其前提。在经济研究中，各国经济制度、企业模式、经济发展等诸多方面都可以广泛地采用比较的方法。就动态分析法来说，是和达尔文主义以及历史重要假设相一致的。动态分析方法与历史分析方法很相似，但并不能等同于历史分析方法。历史分析方法注重研究对象的历史脉络和路径依赖性，往往适用于具体的历史条件下的具体研究对象，比如我们去研究美国企业模式或日本企业模式。动态分析方法则可以适用于比较抽象的模型中。比如，纳尔逊和温特在经济变迁的研究中，并没有指明具体的国家和历史阶段，而是将企业、行业和经济变迁表述为一种马尔科夫过程，考察它们的经营过程、搜寻过程和选择过程，在演化模型中贯穿了动态分析方法。由于具体方法终究是一些技术手段，并不能显示理论的内涵，所以，相同的技术手段可以在不同的分析范式中使用，不同的理论体系可以相互借鉴其具体方法。 3．演化经济学的基本假设和具体方法为我们提供了新的研究思路和工具。科学的进步是一个不断猜测和反驳的过程，必然充满了争议和辩论。主流经济学和异端经济学之间的持续不断的争论，促使人们不断思考和修正理论假说。目前，在中国经济学研究中，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占据着主导地位，演化的思想和研究方法无疑为我们展现了一个不同的视角。如果我们抛弃成见，汲取不同理论范式的精华，将有利于开拓研究思路，提高研究水平。采用演化经济学的研究工具，可以对中国经济问题进行新的思考，有些学者也已经在这方面作出了有益的探索。
什么是服务性消费支出 服务性消费支出是指用于支付社会提供的各种文化和生活方面的非商品性服务费用。包括为别人付款的服务。服务性消费和商品消费不同，其特点在于其劳动过程和消费过程在时间与空间上的统一。 服务性消费支出服务性消费支出的计算公式 服务性消费支出的计算公式为： 服务性消费支出=食品加工服务费用+在外饮食费用×50%+衣着加工服务费+家庭服务费+医疗费+交通工具服务支出+交通费+通信费+文化娱乐服务费+教育费用+房租支出+住房装潢支出×40%+居住服务费+其他服务费
基本定义 同度量因素：使若干由于度量单位不同不能直接相加的指标，过度到可以加总和比较而使用的媒介因素 计算公式 同度量因素 是指批发不能相加的总体过渡到能够相加的总体的因素。为了计算总指数，必须把不能同度量的单位变为可以相加的指标，变成可以相加指标的关键是求出同度量因素。这个因素可以根据有关的经济方程式来确定，如： 单位产品价格×产品产量=产品产值 p×q=pq 单位产品成本×产品产量=总成本 z×q=zq 在以上方程式的右边，是经过同度量因素的作用，而可以相加或合并的总体。上面方程式左边第一个乘数为质量指标，第二个为数量指标。如果要计算数量指标指数(如产品产量)，那么就可以用以上方程式的第一个乘数(如价格单位产品成本)作为同度量因素，即由于价格或单位成本的作用，使得不能相加的各种产品的产量变成了可以相加价值指标；对于质量指标指数可以采用数量指标为同度量因素。在计算总指数过程中，同度量因素除了首先起着同度量的作用外，同时还起着权数的作用。
美国1979年曾债务违约 耗费纳税人数十亿美元 据《华盛顿邮报》报道，上周日美国媒体再次密集报道了如美国无法及时提高债务上限而可能面临的后果。但是，媒体忘记了美国预算史上一个罕为人知的片段，1979年美国确实在一些债务偿付上构成了违约，随后又不得不为后果买单，最终耗费美国纳税人数十亿美元。 美国财政部长盖特纳在CBS《国家面对面》栏目上称，不作为“将给美国经济带来灾难，没有哪个负责任的领导人希望见到这个国家历史上首次不偿付债务，不承担其责任”。 而南卡罗来纳州参议员Jim DeMint则在《福克斯周日新闻》上指责盖特纳在玩“小鸡游戏”(注：指制造危险情境赌对方会让步的冒险游戏)，并称他的警告是不负责任的。DeMint称：“那当然会给政府工作带去一些干扰，但8月2日并不是最终期限，我们不该匆忙行动，达成一项糟糕的协议。” DeMint这一表态回应了一些保守派人士对潜在债务违约的轻视看法。 事实上，美国在1979年春季曾发生短暂的违约事件，如果国会山的僵局持续下去，这一事件可为随之而来的问题和代价提供一种比较。当时，就同现在一样，国会两党在债务限额问题上上演“小鸡游戏”，最终将债务上限提升至8300亿美元(今日债务上限已经达到14.3万亿美元)，而该协议是在时任财长W. Michael Blumenthal发出美国即将在几个小时后史上首次债务违约的警告后才达成的。 这一最后时刻的决定，夹杂着大量涌入的对美国国债的需求，以及处理文书问题时发生的技术问题，导致1979年4、5月到期证券持有人未能及时得到偿付，这一拖延偿付涉及数千起交易。 Ball State University金融学教授Terry Zivney表示，“你经常听到人们议论，‘政府从不违约’。事实却是，是的，政府会违约。违约金额也许很小，可能是无意为之，但确实发生了。Zivney曾与人共同发表名为《当美国债务违约发生时》的论文。 整体来说，这次事件引发了一次小波澜。财政部没能及时偿付1.2亿美元债务，考虑到全球对美国债务的大额投资，即使在当时这仍是个小数目。一些投资者发起了对美国政府的集体诉讼，要求补偿因拖延偿付造成的损失，并最终得到了延期款项的利息补偿。美国国债之后仍被认为是一种安全的投资。财政部官员在当时和现在一直认为这个事件并不构成违约，仅仅是由内部问题造成的偿付拖延。 乔治敦大学经济学教授Jim Angel称：“这一事件很快就被遗忘了。”然而Zivney及其同事Dick Marcus的研究发现，即使是短期的拖延偿付也代价高昂。两位学者在结论中称，“一系列的违约造成了利率的持久增长，增幅超过0.5个百分点，随着时间的推移最终造成国家债务应付利息增长了几十亿美元，而这些费用都是由纳税人承担的。” 该报告称：“这个事件的最初影响很小，因为只有新增债务受到了影响，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历史债务到期后再融资时就会面对一个更高的利率，债务违约的全部成本终于体现了出来。” Zivney称1979年事件带来的后果与今日相比是小巫见大巫，因财政部如在8月2日起无法继续借钱而受影响债券的金额和范围要大得多。但是，就如果美国政府一反常态，进而发生违约而给现实世界造成的可能影响方面，1979年事件可以说提供了一个参考。 Zivney还表示，“这引发了疑虑，我认为这才是真正的教训，市场与个人相比更不容易忘记这件事。”乔治敦大学教授Angel称，彻底消除这种疑虑的最佳办法就是国会能够摆脱政治斗争足够久，确保国家能继续偿付债务。否则，得不到及时偿付的投资人将惩罚美国政府，实际上也就是惩罚美国纳税人。 Angel还表示，“这并不像上帝以摩西之身出现在西奈山上，布道称，‘美国将永远是3A级借贷者。’我们的信誉是我们长久以来赢得的，历史上很多国家曾经伟大过，之后因错误决策而衰退。一个简单的教训是，你必须及时还钱。如若不能，后果很严重。”(
总供给曲线总供给曲线（Aggregate supply curve）表明了价格与产量的相结合，即在某种价格水平时整个社会的厂商所愿意供给的产品总量。所有厂商所愿意供给的产品总量取决于它们在提供这些产品时所得到的价格，以及它们在生产这些产品时所必须支付的劳动与其他生产要素的费用。因此，总供给曲线反映了要素市场（特别是劳动市场）与产品市场的状态。各派经济学家对总供给有不同的分析。 发展演变 在以工资有完全伸缩性的假说和市场完全竞争为基础的古典理论中，总供给曲线是垂直的(梁小民，1993，P450，P464)。在这种情形中，无论总需求怎样变化，产出水平都不会发生移动，从而货币表现为中性，此时，货币中性还未做长期与短期的区分。 盯住单目标是可行的情形 与古典学派的工资完全伸缩性假设相反，传统凯恩斯主义认为名义工资是刚性的，由此可以导出向右上升的总供给曲线。在此情况下，货币扩张若能刺激有效需求，则货币就表现为非中性了。即货币能够对产出、就业等实际经济变量产生影响。 弗里德曼把通货膨胀预期考虑进来，从而区分了长短期菲利普斯曲线，并在此基础上首先区分了货币长期中性与短期非中性(曾令华，2000)。由于短期菲利普斯曲线是自左向右上下延伸的，从而货币政策在短期内是有效的，非中性的。但是由于预期可调整，因而从长期看来，菲利普斯曲线又是垂直的。这又导致了货币的长期中性。 长期和短期总供给曲线的区分在卢卡斯(Lucas，1972，1975)模型里得到了发展。它表明在通货膨胀预期不变的条件下，产出缺口与通货膨胀缺口之间存在正相关。这说明，在短期内物价稳定与经济增长之间有一定的替代性。但是，在理性预期的假设下，通货膨胀预期可快速调整，所以长期总供给曲线是垂直的。这就再一次表明货币政策的长期中性和短期非中性。事实上，在这里，只有未预期到的货币变动才能影响产出，货币对产出不具有长期效应。 新凯恩斯主义的理论发展(参见戴维·罗默，1999，P358-388；奥利维尔·卜布兰查德，2002，P799-820)也表明短期总供给曲线是向右上方倾斜的。这与货币主义和卢卡斯的观点是相近的。但是，由于交错定价、菜单成本以及竞争不充分的存在，即使货币政策能够被准确地预期到，货币政策依然是有效的。因为这三个因素的现实存在会导致工资、价格的粘性，从而使得总供给曲线呈倾斜状态。 不稳定或不确定的总供给曲线使得盯住单目标不可行 坚持稳定币值单一目标的学者，往往援引实际经济周期模型(realbusinesscyclemodels)为理论依据。该理论认为随机技术冲击是经济周期的主要根源，货币因素未被引入模型(戴维·罗默，1999，P188-210)。从而在这种理论中，货币就成了中性的了，即使在短期也是如此。这种理论在20世纪80年代在美国曾对宏观经济理论产生了大的影响(格哈德·伊宁，2002，P6)。但是，由于其前提假设过于严格(完全竞争、完全信息、所有市场出清)，很难在现实经济世界找到支撑，所以很快受到了近10多年一系列建立于严格微观经济基础研究上的新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模型的挑战(格哈德·伊宁，P6-8)。 对于总供给，西方学者大都同意存在总供给曲线的说法，但是对于总供给曲线的形状，却有着不同的看法。水平的总供给曲线和垂直的总供给曲线都被认为是极端的情形。很多经济学家认为，在短期现实的总供给曲线更多地表现为是向右上方倾斜的曲线。总供给水平与价格水平同方向变动反映了产品市场与要素市场的状况。具体来说，当物品市场上价格上升时，厂商可以为生产要素支付更高的报酬，从而就可以使用更多的生产要素，生产更多的产品。 向右上方倾斜的总供给曲线，在世界各国都有大量经验事实作支持。中国近20年来的经济运行情况也表明向右上方倾斜的总供给曲线是存在的，总的来说，关于货币政策的作用以及总供给曲线的形状，经济理论上的认识似乎逐渐地趋于一致。 凯恩斯主义 总供给（Aggregate supply）是经济社会的总产量（或总产出），它描述了经济社会的基本资源用于生产时可能有的产量。一般而言，总供给主要是由生产性投入（最重要的是劳动与资本）的数量和这些投入组合的效率（即社会的技术）的决定的。总供给函数（Aggregate supply function）是指总供给（或总产出）和价格水平之间的关系。在以价格为纵坐标，总产出（或总收入）为横坐标的坐标系中，总供给函数的几何表示为总供给曲线。 总供给曲线 凯恩斯主义总供给曲线是一条水平的总供给曲线，这表明，在既定的价格水平时，厂商愿意供给社会所需求的任何数量产品。凯恩斯的总供给曲线如图1所示。从图中可以看出，此时总供给曲线AS是一条水平线。水平的总供给曲线表明，在现行的价格水平下，企业愿意供给任何有需求的产品数量。之所以存在这种情况是因为，凯恩斯认为，当社会上存在较为严重的失业时，厂商可以在现行工资水平之下得到它们所需要的任何数量的劳动力。当仅仅把工资作为生产成本时，这就意味着生产成本不会随产量的变动而变动，从而价格水平也就不会随产量的变动而变动。厂商愿意在现行价格之下供给任何数量的产品。隐含在凯恩斯主义总供给曲线背后的思想是，由于存在着失业，企业可以在现行工资下获得他们需要的任意数量的劳动力。他们生产的平均成本因此被假定为不随产量水平的变化而变化。这样，在现行价格水平上，企业愿意供给任意所需求的产品数量。 应该指出的是，这种情况仅仅存在于失业较为严重时，例如，1930年代大危机时期的情况，因此，它仅仅是一种特例。凯恩斯提出这种观点与他的理论产生于1930年代大危机时期和运用了短期分析方法是相关的。 古典总供给曲线 如果说凯恩斯主义总供及曲线显示的是一种极端情形，所谓古典总供给曲线则是另外一种极端情形。 可以看出，古典总供给曲线是一条位于充分就业产量水平上的垂线。这表明，无论价格水平如何变动，总供给量都是固定不变的。 古典总供给曲线 古典总供给曲线基于下面的假定： 货币工资具有完全的伸缩性，它随劳动供求关系的变化而变化。当劳动市场存在超额劳动供给时，货币工资就会下降。反之，当劳动市场存在超额劳动需求时，货币工资就会提高。简单地说，在古典总供给理论的假定下，劳动市场的运行毫无磨擦，总能维护劳动力的充分就业。既然在劳动市场，在工资的灵活调整下充分就业的状态总能被维持，因此，无论价格水平如何变化，经济中的产量总是与劳动力充分就业下的产量即潜在产量相对应，这也就是说，因为全部劳动力都得到了就业，即使价格水平再上升，产量也无法增加，即国民收入已经实现了充分就业，无法再增加了。故而总供给曲线是一条与价格水平无关的垂直线。从长期来看，经济是可以实现充分就业的，因此，古典总供给曲线也称为长期总供给曲线。但在短期中，经济并不一定总处于充分就业状态，因此，这种古典总供给曲线也是一种特例。 虽然垂直的总供给曲线所依赖的假设，即货币工资具有完全的伸缩性受到凯恩斯及其追随者们的指责，但现在大多数西方学者都认为，这条垂直的总供给曲线可以作为长期的总供给曲线。于是，垂直的总供给曲线在宏观经济学中又被称为长期总供给曲线。假定使劳动市场达到均衡时的价格水平和货币工资分别为P0和W0，相应地，均衡的实际工资为(W/P)f，按照“古典”经济理论的说法，此时均衡的就业量就是充分就业下的就业量Nf。将Nf代入生产函数，在（a）图中就可得到产出量Yf，这一产量正是前面所说的充分就业产量。由于产量度 Yf对应于价格水平P0从而在（d）图中可以得到点J（Yf，Pf）。如果价格水平从P0下降到P1，在货币工资可变的假定下，货币工资将不能维持在原来的W0水平上，因为在货币工资为W0下，价格水平的下降使得实际工资提高。 总供给曲线 这将导致对劳动的过剩供给，而可变的货币工资因劳动的过剩供给将会下降。因为工人们为了得到工作而互相竞争。于是，图中，货币工资曲线将从W0下降到W1。为了使得劳动市场恢复均衡，货币工资的这种下降同价格水平的下降是成比例的。因此，以前存在的实际工资(W/P)f得以维持不变。在这一实际工资的基础上，就业量仍等于Nf，从而Y仍等于Yf，在图中的（d）图，可得到点K（Yf，P1）。类似地，如果价格水平从P0上升到P2，则有伸缩性的货币工资就会从W0上升到W2，以使劳动市场恢复均衡，这时就业量仍为充分就业下的就业量Nf，从而相应的产量也就是充分就业下的产量Yf，于是在图中又得到点R（Yf ，P2）。用同样的方法，可以考察低于P1和高于P2的其他所有价格水平的情况。在每一价格水平上，有伸缩性的货币工资都会调整到充分就业的实际工资确定时为止。因此，对任何价格水平，产量都是充分就业的产量。将图的各点连接起来，便可得到一条位于潜在产量或充分就业产量Y f上的垂线LAS，这就是长期总供给曲线。以上两种特殊的总供给曲线的差别在于所根据的假设不同。凯恩斯主义总供给曲线所根据的假设是，当存在失业时，工资变动不大或根本不能变（即工资具有刚性），从而失业会持续一段时期。古典总供给曲线所根据的假设是，工资具有完全的伸缩性，可以适应劳动供求关系的变动而迅速变动，从而通过工资的调节可以使劳动市场总处于充分就业的均衡状态。这两种情况实际上都不多见，所以，正常的总供给曲线介于这两种特例之间，是一条向右上方倾斜的线。 相关指标 斜率 总供给曲线 当总需求变动，即总需求曲线移动时，总供给曲线的斜率不同，所引起的价格与国民收入的变动情况也就不同。因此，在运用总需求--总供给模型分析问题时，总供给曲线的斜率大小是很重要的。总供给曲线的斜率反映了总供给量对价格变动的反应程度。总供给曲线的斜率大（即总供给曲线较为陡峭），说明总供给量对价格变动的反应小。总供给曲线的斜率小(即总供给曲线较为平坦)，说明总供给量对价格变动的反应大。 总供给曲线的斜率取决于多种因素，例如，生产技术、生产要素的供给与价格等等。 移动 与总需求曲线的移动相比，使总供给曲线移动的因素相对来说比较复杂。 1、自然的和人为的灾祸。 2、技术变动。 3、工资率的变化。 4、生产能力的变动。 总供给曲线的位置是不断变动的。 相关词条 成本决策 程序化决策 非程序化决策 消费政策 弱平衡理论 危机决策 决策管理 弱平衡理论 企业渠道决策 消费管制 定性预测法 冲突分析 群体决策 贝叶斯法则 企业创新决策 价格政策 亚当·斯密 定量预测 区位决策 外交决策学 决策支持系统 产业政策 威廉·奥奇 价格政策 江恩理论 威廉·纽曼 琼·伍德沃德 框架效应 松下幸之助 汇率政策 参考资料 1、《工会财务会计百科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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