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夏天，一位名为廖发达的基金经理，突然在圈内“走红”，是因为拿到了公募冠军吗？显然不是。 根据2018年基金中报数据显示，由他管理的华安创新基金，在规模仅有20亿元左右的情况下，半年为券商贡献了2507万元的佣金；比同期规模300亿元的爆款基金兴全合宜的交易佣金还高出160万元。 高佣金的背后掩藏着怎样不为人知的规则？在金融行业兴起文化建设之风的当口，近期来自证监会机构监管部的一则通报函，将华安基金佣金乱象作为违反合规精神的典型案例。 上述函件指出，经上海证监局核查，华安基金内控体系不健全，将基金交易佣金分配与证券公司的基金销售挂钩，对管理的个别基金产品换手率过高问题未及时采取有效措施。上海证监局责令公司改正，并对相关基金经理出具警示函。 揭秘华安高佣金乱象 在2016-2018年间，由廖发达管理的华安创新混合基金就因高额的交易佣金登上基金圈“热搜”。 该基金仅20亿元左右的规模，2017年的交易佣金却接近6000万，排名在所有各类公募基金第一；2016年的交易佣金为6132万元，排在全市场第二；2018年交易佣金为3778万元，仍高居全市场第三位。而同期基金规模高达270亿的兴全合宜，2018年交易佣金仅3007万元，远不及华安创新混合。 高昂的交易佣金意味着高额的证券交易额，也意味着极高的换手率。根据天天基金网数据，2016年至2018年，华安创新混合的换手率始终保持在1000%以上，2017年换手率更是达到了令人瞠目结舌的1379%，这也是交易佣金登顶的一年。 基金经理频繁地买进卖出到底图啥？佣金收入在某种程度上与券商的投研服务有关，但贡献了这么多的佣金，券商的投研服务似乎也没有体现到廖发达的基金业绩上。 华安创新基金披露的信息显示，截至2018年6月末，华安创新中报基金份额净值0.650元，当时报告期份额净值增长率为-12.87%，而同期业绩比较基准增长率为-8.50%，这一业绩水平已相当差。华安创新基金到2018年底业绩继续跑输，亏损幅度不断加大，在2440只同类基金中排名1900名之后。 这也意味着，廖发达给“基民”赚钱能力堪忧，但为券商“赚钱”的能力却妥妥第一名。那么，他究竟是怎么给券商送钱的呢？根据基金年报披露的数据，在2017年内，华安创新基金年内累计买入金额超出期初基金资产净值2%的，多达190只股票；报告期内，华安创新基金累计卖出金额超出期初基金资产净值2%的，多达188只股票。 考虑到华安创新基金截至2017年底的规模为23亿，交易金额超出期初基金资产净值2%的股票接近200只的数据，几乎秒杀了其他基金经理。 以兴全合润基金为例，该基金截至2017年底的规模，是华安创新基金的2.5倍。但根据当时的年报数据，该基金累计买入金额超出期初基金资产净值2%的股票仅为26只，累计卖出金额超出期初基金资产净值2%的，也仅为24只。 正是因为华安创新基金买卖股票数量之多，是其他基金经理近十倍，导致了该基金的交易金额数量巨大。2017年基金年报数据显示，华安创新基金买入股票的交易金额高达320亿，卖出股票的金额高达321亿。 据悉，在华安创新混合交易佣金高企的这三年之中，基金经理均由廖发达担任。廖发达2015年6月加入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自2015年8月起担任华安创新证券投资基金的基金经理，任职回报为-25.09%。这一惨淡的业绩也最终迫使其在2019年2月辞去了华安创新混合的基金经理一职。 在业绩长期不如人意的背景下，华安创新混合的规模也在不断缩水，2016年至2018年，华安创新混合基金规模由26.2亿元降至15.78亿元，缩水近40%。 伤了“基民”，却“造福”券商 那么这三年间累计高达1.5亿元的交易佣金都落入了谁的口袋呢？根据基金年报来看，2016年，申万宏源(行情000166,诊股)依靠华安创新混合收到了1377万元佣金，排在第1位，占当期佣金总量的22.47%，而国泰君安(行情601211,诊股)、中金公司分别以1119万和678万元的佣金排在第2、3位；2017年，川财证券以1202万元佣金排在第1位，占当期佣金总量的20.22%，而中金公司、安信证券分别以802万与527万元的佣金排在第2、3位；2018年，东吴证券(行情601555,诊股)以562万元佣金排在第1位，占当期佣金总量的14.89%，而长江证券(行情000783,诊股)、万和证券分别以472万与367万元的佣金排在第2、3位。 那么在市场中，是否还存在着交易佣金偏高的基金产品呢？由于佣金与基金规模相关，记者以下使用每管理1万元资金需要支付券商多少佣金来评判产品的交易佣金水平。 下表为基金规模在2亿以上的主动偏股型基金中每管理万元所需佣金最高的10只产品。作为参考值，华安创新混合基金2017年管理万元所需的佣金是263.8元。 而下表中博道启航基金的佣金水平最高，每管理万元所需佣金277.03元，而新华优选成长与大摩资源优选分别以253.99元与249.81元排在第2、3位。可以看到，佣金水平高的基金多以小盘品种为主，基金规模大多在10亿元以下。 从产品业绩来看，下表中的产品2019年均实现了较好的收益，其中新华优选成长、国泰优势行业、大成中小盘基金均获得了超过40%的回报。 “佣金高低有时候和基金经理的投资风格有关。”大成基金研究员、基金研究专家王群航认为，交易佣金的高低和基金经理的个人风格、基金产品的设计定位有关，偏好成长的基金经理或基金产品，交易佣金理论上会比偏好价值投资的基金费用高。 华南地区一位私募基金经理亦对券商中国记者表示，交易佣金高低有时候是存在潜规则的，但的确很难界定，因为基金经理本身的操作风格的确能够影响佣金费用。 “比如，有的基金经理投资水平相对比较差，一只规模不大的基金，持仓的股票超过七八十只，再加上操作不淡定，交易佣金费用自然会比较高。”上述人士直言，取决于基金经理的个人能力，一般而言，能力越差的基金经理，倾向于买入的股票数量越多，许多优秀的基金经理，选股能力比较强，逻辑思维比较明确，因此持股数量少，且换手也很低，这些基金的交易佣金费用一般比较低。 曾为明星基金经理的一位私募创始人告诉券商中国记者，佣金高低有多个因素，有些基金经理喜欢追热点，或受研究员影响，很容易买入股票，但稍有风吹草动就耐不住卖出，从而导致高换手率。 公募基金应摈弃“散户”特征 基金高换手率导致的高昂佣金无疑增加了基金交易成本，最终由基民买单，这一现象暴露了部分基金经理呈现“散户化”的交易特点，也不符合公募行业价值投资、长期投资的要义。 “换手率过高并不是不行，但公司内部会要求基金经理做出解释，对一只股票持有期那么短，有没有基于研究？为什么那么频繁地买卖？内部很容易做业绩归因分析，可以把交易的贡献分析出来。真是短线高手的话，也可以证明。如果交易没有创造出正贡献，也无法说明这些股票的买卖都是基于研究的支持，对基金毕竟是一个很大的成本损耗，提高了基金成本，那就应该禁止。”一位公募基金高管认为。 一家基金公司督察长告诉券商中国记者，“组合换手率过高会影响基金收益。从归因分析来看的话，一般公司都会有监控，并对行业数据做一个统计，平均换手率是怎样，还有一种情况看基金组合的类型，如果是价值投资型那对换手率要求更严格，还是非价值投资的组合，随时切换热点，换手率就会偏高，公司会针对不同组合类型对换手率跟踪。另外公司内部也会有归因分析，分析组合的业绩究竟是哪部分贡献的。我们会在公司定期的投决会上会演示，组合做得好或者不好的原因，其中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换手率的分析。” 该督察长认为，这也显示出部分基金经理投资经验有限，不断换仓也不断错失投资机会，不能坚守自己投资的逻辑判断，频繁博热点，而没有真正深入研究一家上市公司。如果真正了解研究一家上市公司的话，不会一直低抛高吸，呈现散户化的投资现象，本质上反映了基金经理的投资并没有遵循长期投资、价值投资的准则。
交银施罗德基金总经理谢卫在提案中建议，充分发挥公募基金作用，提升年金基金投资增值能力。谢卫建议适当提升年金基金投资权益类资产的比例上限；准入更多公募基金机构参与年金基金投资，充分发挥公募基金行业的专业优势；放开年金基金个人投资选择权，允许参与者根据自身的年龄、风险偏好等因素自主选择投资产品。
外汇管制亦称外汇管理，指一国政府授权货币金融当局或其他政府机构，通过法令对外汇的收支，买卖，借贷，转移及国际间结算外汇汇率和外汇市场等实行控制。 目的：（1）协调本国对外贸易,促进本国经济发展；（2）限制资本外逃,改善国际收支；（3）稳定外汇汇率,保持国内物价稳定；（4）促进本国某些工业的发展。 内容：（1）对贸易外汇的管制；（2）对非贸易外汇的管制；（3）对资本输出入的管制；（4）对汇率的管制。
交银施罗德基金总经理谢卫在提案中建议完善金融产品销售适当性管理。他认为近期司法实践对于金融消费者权益的倾斜保护呈现出“重保护、弱教育、轻分类”的现象。建议首先平衡维护金融安全稳定与鼓励金融交易的关系，妥善处理“稳”和“进”的关系，进一步深化金融改革开放，实现金融稳定发展；其次，统一各类金融产品的投资者适当性操作标准；最后，明确发展方向，深化投资者教育的深度与广度。
与股票、债券等市场相比，外汇市场受政治因素的影响要大得多。当某一件重大国际事件发生时，外汇市场的涨落幅度会经常性地超过股市和债券市场的变化。其主要原因是外汇作为国际性流动的资产，在动荡的政治格局下所面临的风险会比其他资产大；而外汇市场的流动速度快，又进一步使外汇市场在政治局面动荡时更加剧烈地波动。 外汇市场的政治风险主要有政局不稳引起经济政策变化、国有化措施等。从具体形式来看，有大选、战争、政变、边界冲突等。从资本安全角度出发，由于美国是当今世界最大的军事强国，其经济也仍处于领先地位，所以，一般政治动荡产生后，美元就会起到“避风港”（safe haven）的作用，会立刻走强。政治事件经常是突发性事件，出乎外汇市场的意料，这又使外汇市场的现货价格异常剧烈地波动，其波动幅度大大超过外汇价格的长期波动幅度。下面选择苏联8.19事件、英国1992年大选和美国攻打伊拉克的“沙漠风暴”计划为例子，说明政治事件对外汇市场短期走势影响的一些规律。 1、苏联1991年8.19事件对外汇市场的影响 从1991年下半年开始，美元对几乎所有的主要外汇都呈弱势。但是，苏联8.19事件使这走势完全打乱，而事件失败后，又使走势恢复到原来的状态，美元又一路走弱，到第二年1月才止跌回升。 外汇市场在苏联8.19事件前后的波动完全说明了美元作为“避风港”货币的作用。在8.19事件发生以前，外汇市场已在流传苏联政局不稳的消息，美元连续7天小涨，但谁也没有预料到会有突发事件发生。到8月19日，当外汇市场所有交易者的计算机屏幕上打出“苏联发生政变”的字样时，便立刻出现一片恐慌性地买美元风。以英镑为例，英镑对美元的汇率在短短的几分钟内从1英镑兑1.6633美元猛跌至1.6130，跌幅达3.1%。第二天，外汇市场又随着弋尔巴乔夫失去联系、发动事件者似乎难以控制局势等消息的不断出现而涨涨落落。到第三天，8.19事件宣告失败，外汇市场立刻抛出美元。同样以英镑为例，英镑对美元的汇率从1.6363美元涨到1.6915，猛涨3.4%，使英镑又同其他外汇一起，开始了对美元的汇价一路上扬的走势。 苏联8.19事件期间外汇市场的走势表明，外汇价格的变动有其内在的规律。短期的突发性事件会引起外汇的现货价格明显地背离其长期的均衡价。但是，在事件过后，外汇走势又按照其长期均衡价格的方向移动。一般来说，短期的价格变动至多会修正长期外汇均衡价格的方向，却很难改变或彻底扭转它的长期波动趋势。 至于在政治性突发事件发生时，外汇市场的波动幅度的极限有多大，始终是一个有争论的问题。一般认为，在突发性事件发生时，外汇价格的波动完全由市场参与者的心理因素决定，取决于人们对这一事件的承受能力。这种解释在实际运用中说服力不强。但是，技术分析专家却认为，外汇对美元的汇率在突发事件时能跌多少，完全是有规律可循的。以苏联8.19事件为例，英镑对美元的汇价之所以跌至1.6130时止跌回升，完全是因为这一点是近5年来英镑对美元汇率移动平均线的底部，英镑对美元的汇率不太可能一次就穿过这条线，以后苏联8.19事件失败，更说明这一点的支撑作用。 2、1992年4月英国大选对外汇市场的影响 在英国大选前的一个多月，外汇市场就开始受到这次大选的影响。在大选以前，保守党候选人即现任首相梅杰在民意测验中一直落后于工党候选人尼尔?金诺克。英国的工党在80年代以前执政时曾坚持实行国有化政策，导致资本外流的局面。保守党撒切尔夫人在1979年上任当首相后，花了近10年的时间推行私有化政策，而梅杰上任后也继续执行这一政策。因此，如果金诺克在大选中获胜，就可能意味着英国政府政策的改变。虽然工人出身的金诺克在工党内属保守派，但人们还是担心英国有可能回到国有化政策推行的年代。由于金诺克在民意测验中领先于梅杰，英国的金融界从3月就出现了两种现象，一是资本开始逐渐外流，另一是英镑的汇价逐步下跌。以英镑对马克的汇率为例，英镑的汇价从2月中旬就开始下跌，从2月底的1英镑兑2.96马克逐步跌至4月6日的2.83。 英镑是欧洲货币体系的成员货币，它对马克的汇率是由固定但可调节的汇率制决定的，上限在3.1320马克，下限在2.7780马克，中心汇率为2.95。但自从英镑在1990年加入欧洲货币体系后，外汇市场一直认为英镑的汇价是高估的，所以经常在英镑走强时抛英镑。在英国大选到来时，梅杰在民意测验中落后，自然使外汇市场认为英国的政策前景不稳，进一步煽起了市场的抛英镑风，使英镑对马克的汇率向欧洲货币体系规定的底限逼近。 大选这一天，英镑在外汇市场出现了剧烈的波动。从英镑对马克的汇率来看，波幅为2%，达600点，即6个芬尼，而且整个一天的波动是很有戏剧性的。在大选前两天，外汇市场由于听到梅杰在民意测验中已接近金诺克的传闻，就已经开始买英镑抛马克等外汇。在大选这一天，金诺克的选票和民意测验结果在一开始仍然领先于梅杰，使外汇市场又大幅度地抛英镑。但没过多久，梅杰的选票就开始节节上升，立刻在外汇市场刮起了抛外汇买英镑的旋风，使英镑对马克的汇价迅速攀升，从2.8477马克猛涨到2.9053。 大选结束以后，英镑似乎从此扭转了弱势，成了坚挺的货币。外汇市场总是谈论英国的经济前景看好，流到海外的资本会返回英国，梅杰的胜利表明英国政局的稳定等等。其实，这时的梅杰还是原来当首相的梅杰，而以后一段时期内经常出现英国经济不景气的统计数据。但英镑在以后的近两个月内还是一路上涨。许多预测专家和技术分析专家都预言，英镑对马克的汇价将上升到3.10，去试探欧洲货币体系规定的3.13上限。从图形上来看，英镑对马克的汇价在大选后一直居高不下，但每次冲高时都在2.9500处被弹回，经过近两个月的高处徘徊，英镑对马克的汇价终于在6月份开始下跌。 英镑在英国大选前后的走势表明，外汇价格在短期内的过度波动可能会由于市场预期的支持而维持较长时期。在这种预期被打破以前，市场有时会认为短期的均衡价格是一种合理的价格，而预测中的长期均衡价格反而被认为是有偏差的。但是，如果外汇市场的预期始终得不到证实，因意外事件而扭曲的外汇价格走势就会恢复到原来的趋势上去，甚至走得更远。从6月份开始，英镑对马克的汇价一路下跌。在外汇市场证实英国经济前景并不十分乐观时，英镑的弱势就成为大势所趋了。以至在9月份的欧洲货币体系危机后，英镑对马克的汇价直线下降，仿佛如自由落体，迫使英国退出欧洲货币体系，英镑对马克的汇率在10月跌至2.40马克。 3、美国攻打伊拉克解放科威特的“沙漠风暴”计划对外汇市场的影响 “沙漠风暴”计划也很典型地反映出美元和黄金作为资金的“避风港”作用。世界局势的动荡不安会使美金和黄金大涨，以前人们所说的“大炮一响，黄金万两”应该就是这个意思。 外汇市场的许多投资者认为，外汇价格的走势有其一定的规律。但是在“沙漠风暴”计划前后，外汇市场的价格走势忽上忽下，显得非常凌乱。美国进攻伊拉克是1991年1月17日，在这以前的一个月内，外汇市场围绕美国究竟会不会打的猜测，大起大落，很明显地说明了上述特点。每当美国政府要员发表态度强硬的讲话，表示要采取军事行动，美元就会在一天内大涨一波；而外汇市场听到有西欧国家出面调解的传闻，似乎和平解决可望实现时，美元就会下跌一次。在1月17日战争爆发这一天，美元一开始也是猛涨。从图4―4英镑对美元的走势来看，英镑跌到过1.8990。但没隔多久，新闻界传来美国已很快控制局势，稳操胜券时，美元的“避风港”作用立刻消失，市场便开始抛售美元，英镑对美元的价格猛涨到1.9353，以后的一个月内便一路上涨。 其实，根据对美国和伊拉克两国的军事实力分析，以及国际上舆论的倾向，任何理智的结论都会认为美国会达到把伊拉克赶出科威特的军事目的。然而，外汇市场并不接受这种逻辑判断，而是根据人们第一产生的心理和期待去寻找价格。只有在事实被人们接受之后，市场价格才会猛然回到原来趋势上去。黄金的美元价格更能说明这一点，在美国向伊拉克进攻后，黄金价格出奇地涨到410美元1盎司，但在美军取绝对优势的消息传出后，黄金又猛泻到373.70美元，期间的跌幅高达9.7%，大大出乎人们的预料，许多市场的小投资者顿时全部被“套”在里面，而且又由于黄金以后又持续下跌，使这部分投资者的损失十分惨重。 从任何一种主要外汇对美元的汇率走势10年图中，人们都可以发现这10年国际政治、经济格局的变化情况。由于每次突发事件，每项重要的经济统计数据都会在每天的外汇市场上引起剧烈的波动，使汇率涨跌史成为国际政治经济发展史的缩影这一结论更具有说服力。在外汇市场投资，在把握住外汇走势的长期趋势时，更要十分注意它在短期的波动，只有认清它的短期波动规律，才能在外汇市场立于不败之地。
“从来没有像今年一样期待开两会。”全国两会召开时间确定后，交银施罗德基金总经理谢卫4月29日在微信朋友圈如是说。 作为基金行业唯一的全国政协委员、民盟中央委员，过去12年来，谢卫平日非常低调，但两会期间却从不吝惜发出自己的声音、提出有价值的提案。他的提案往往是有前瞻性的，今年的两份提案也不例外。 一份关于金融产品销售的适当性管理。他认为近期司法实践对于金融消费者权益的倾斜保护呈现出“重保护、弱教育、轻分类”的现象，司法裁判向全赔/全不赔两级分化转变，中间的界定，需要金融机构来自证对投资者已经尽到了完全的义务，实践中存在难度；全赔/全不赔的判决趋势，也给了投资者全赔的不合理预期，与禁止承诺收益的方向冲突，也会导致一些问题，需要加以解决。 另一份提案则建议充分发挥公募基金作用，提升年金基金投资增值能力。这个建议关系到国计民生，同样分量十足。 他建议适当提升年金基金投资权益类资产的比例上限，例如比照全国社保基金，将年金投资权益资产的比例上限适当提升至40%；还建议准入更多公募基金机构参与年金基金投资，充分发挥公募基金行业的专业优势；此外建议放开年金基金个人投资选择权，允许参与者根据自身的年龄、风险偏好等因素自主选择投资产品。 在全国两会召开前夕，谢卫接受证券时报·券商中国记者独家专访，详细阐述了提案的背景和内容，并回答了关于基金业乃至大资管行业的多个热点话题。 金融纠纷裁判“全赔/全不赔”两级化，给了投资者全赔预期 “近些年金融纠纷案件增多。特别是自从P2P以来，金融纠纷大增，包括理财产品纠纷，最近几年占到了最高院每年案件的约10%。”谢卫首先介绍了投资者适当性管理提案的背景情况。 2019年11月，最高院发布《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会议纪要》，提出：卖方机构未尽适当性义务，导致金融消费者在接受金融服务后参与高风险等级投资活动遭受损失的应予全赔；以及卖方机构能够举证证明根据金融消费者的既往投资经验、受教育程度等事实，适当性义务的违反并未影响金融消费者作出自主决定的，卖方机构全不赔。 “可以看到，司法裁判标准显著转向‘全赔/全不赔’标准。这个纪要虽然不具有法律效果，但可以作为案件审判的参考。”谢卫表示，如果一旦投资者亏损了，就要机构去自证销售过程尽到义务了，会产生不利影响。第一，金融的效率会大大降低；第二不利于净值化管理、打破刚兑，因为可能给了投资者投资损失可全额赔付的不当预期。 关于如何完善销售适当性管理方面，谢卫提出三点建议： 首先，要平衡维护金融安全稳定与鼓励金融交易的关系，妥善处理“稳”和“进”的关系，进一步深化金融改革开放，实现金融稳定发展。 其次，要统一各类金融产品的投资者适当性操作标准。建议加快研究和确立适用于各类金融产品的适当性标准。部分金融机构的评估方式在司法案件中甚至不被法院所采纳，成为金融机构开展销售适当性工作的不确定之处。因此，需加强监管部门与司法机关的协调配合，尊重行业发展客观规律，促进金融监管与司法审判的有效衔接。 最后，明确发展方向，深化投资者教育的深度与广度。具体包括两方面：一是建议将投资者教育提升到国家金融发展的战略高度，制定投资者将于中长期发展规划；二是建议深化投资者教育的深度与广度，例如将投资者教育纳入国民教育体系，通过科学设计投资者教育内容，合理定位不同教育主体角色分工，促进投资者群体素质的整体提升。 年金基金长期投资增值价值有待提升 谢卫的另一份提案事关年金基金（包括企业年金和职业年金）管理制度。他认为，年金基金取得了较好的投资收益，但在投资管理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削弱了年金基金的长期投资增值能力。 首先是权益投资比例相对较低。目前我国年金基金投资股票、股票型基金等权益类资产的比例上限为30%，既低于全国社保基金40%的比例上限，也与海外成熟养老金市场平均40%到50%的权益投资比例存在较大差距。且在具体投资实践中，受到客户需求及短期业绩考核等因素的影响，年金基金配置权益资产的比例也远远低于30%的比例上限。 其次，公募基金行业的参与程度有待提升。全国社保基金18家境内外部委托管理人中，公募基金占16席，其管理的资产占社保基金境内委托管理规模的90%以上。而在年金22家投资管理机构中，公募基金机构占11席，其管理资产规模占比远低于9家保险机构，且在2007年之后机构数量再无新增。当前的现状反映出了公募基金行业在年金基金管理中的参与程度与其管理能力不对等的事实。 再次，个人投资选择权的缺失导致年金基金的趋向保守。现行的年金制度设计没有开放个人投资选择权，而是由企事业单位统一决策、统一进行组合管理，更多地考虑中年和临近退休职工等风险承受能力较低人群的投资要求，反映在投资行为上就是对投资管理人的约束较多及偏向短期考核，导致投资管理机构被迫着眼于短期投资业绩，长期资金被短期化运作。 谢卫建议，应适当提升年金基金投资权益类资产的比例上限；引入更多优秀的公募基金机构参与年金基金投资；开放年金个人投资选择权并引入默认选项机制。 以下是对谢卫的部分专访问答： 基金公司就要回归初心，做权益投资 证券时报·券商中国记者：在基金业中，如今的产品格局正在变化，权益型基金得到倡导，货币基金则受到限制、规模开始萎缩。您怎么看这一趋势？ 谢卫：发展权益、收缩货币基金，这是走在正确的道路上。 货币基金过去爆发式的发展，源自较高的收益，这违背了货币基金本身的属性。货基本身是流动型产品，是提供流动性便利的，特点是可以随时赎回，但收益不高。只不过，我们行业在一个阶段里，货币基金成为收益型产品。在高收益的背后，有基金同业不惜铤而走险，拉长久期、做大杠杆、埋下风险、违背初心。所以尽管货基过去这几年做大了规模，但不能“以大为美”。 现在要回归初心。基金公司就是要做主动投资，在权益市场上打拼，这个初心应该是要我们去坚守的。 可能每家公司在主动管理上投资策略有所不同，但主动管理是每家基金公司追求的方向，这是不用质疑的。只不过，每家公司怎么走、能走多远，取决于很多东西，包括公司坚守、文化、人才队伍、投资理念、价值观等等。 投顾是实现投资者利益最大化的最好路径 证券时报·券商中国记者：2019年10月底，公募基金投顾业务试点正式开启，对行业是一件大事。您如何看投顾的意义？ 谢卫：投顾业务其实是呼应一件事情——基金公司的发展以什么为核心？我认为，基金公司就要以投资者赚钱为核心、以投资者利益最大化为核心，投顾就是由我们为投资者实现利益最大化的最好路径。 过去基金公司在发展过程中，很多公司都说以投资者利益为核心，但不一定是这么做的。公募行业过去经常被诟病的一点就是，基金公司赚钱，投资者或基民不赚钱。这就暴露出行业中有些基金公司还是以股东利益或者管理团队、员工利益为最大化，而非以投资者利益最大化。 投顾业务，就是要解决这个痛点。只有基民赚钱了，基金公司才能取得一定的回报，这是投顾的目的。这是非常好的一个理念，是对基金公司过去理念的纠偏，我们交银施罗德非常拥护这个理念。因为只有为老百姓(行情603883,诊股)赚到钱，基金行业才能受人尊敬。 从基金公司角度，做投顾业务，要做好两种准备。第一，解决好公司文化的问题，确立投资者利益为核心的理念，要为投资者赚钱，不能是打着投顾的旗号去圈资金；第二，要准备好产品，要提供投资者真正的喜欢的产品、体验好的产品，不能是业绩忽上忽下的产品。要通过投资管理能力、阿尔法的获取，持续为投资者赚钱。 我也经常说，基金公司最重要的社会责任就是为投资人赚钱，将投资人利益最大化，我们越来越坚信这一点。我们是从事二级市场投资为主的公司，对社会的首要职责就是通过深度研究、实现超额收益，为投资人赚钱，这也是我们要做的最大公益。 财富管理市场需要多元化，老百姓认可是关键 证券时报·券商中国记者：国内的财富管理市场广阔，参与的金融业态也很多元，您认为各类资管业态之间各自扮演了怎样的角色？会呈现怎样的竞争格局？ 谢卫：我们当然不希望财富管理只有一种形态，也不希望大家都把“鸡蛋”放在权益这一个篮子里。 财富管理应该是多层次的，只有相对分散、共同存在，彼此之间各有优势、互为补充，这才是财富管理的良性业态，对于投资者而言可以在不同的资产类别中寻找好的产品。 净值化管理是资管行业的大势所趋，各类资管机构在净值化道路上，去寻找到与自身管理能力相匹配的投资人群。另一方面，每个投资者都有机会购买银行理财，选择好的信托产品，或是购买公募，构建投资组合的多元资产，这样的组合安全性、稳定性也相对更高。 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公募基金行业整体发展速度比较缓慢，但当下以及未来的很长一段时间，公募基金行业整体的发展速度会相对较快。同时，我们作为从业者也要谨慎地看待这一趋势，就是自身的管理能力能否与之匹配。 证券时报·券商中国记者：近两年，随着对外开放提速，更多国际资管巨头进入中国公募市场和资管市场。您怎么看待外资公募在内地的发展？是狼来了吗，还是可能也会水土不服？他们入场会带来什么？ 谢卫：我把外资当做普通的竞争者，来看外资入场这个问题。 首先，外资进入可能会丰富我们的投资策略。因为他们的确在一些投资策略方面，特别在量化，比我们做得更好。国内公募总体上还是在单一策略上精耕细作，在金融科技、多元资产协作上，相对还是比较弱的。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是欢迎外资的，因为有更多的产品策略提供，可以互相有借鉴。 所以未来，我们的产品会更丰富，行业能为老百姓提供多元化的选择，这是符合趋势的。因为中国老百姓的确需要有更多的产品来选择了，也到了这个阶段了。 同时，有一点，不管是外资还是内资，独资、合资还是纯内资，能不能为中国老百姓提供一个他们能接受的产品，这是关键。水土服与不服，都要看这个终极目标。不管是谁进来，都不能通吃一个市场，关键是看在他的领域能不能获得投资者的认可。 所以对我们行业主体来说，还是要在自己擅长的领域做出特色、做出业绩，做出可持续性来，这样你总能获得老百姓的青睐。 对主动管理能力的追求矢志不渝 证券时报·券商中国记者：近年来交银施罗德非货排名在行业上升很快，最可贵的公司权益产品中长期业绩排名名列前茅，产品3年、5年、7年都有业绩优异的代表，明星基金经理人才辈出。公司内部在投研体系的搭建和文化建设方面有何经验可供分享？ 谢卫：首先还是公司的价值观——持有人利益最大化，这是我们公司的核心价值观。同时，对主动管理能力矢志不渝的追求是我们的目标。围绕这些，我们公司形成几个鲜明的标签：深度研究、不从众、坚守能力圈、赚慢钱、自我驱动。 深度研究是交银施罗德的生命线。交银的投资，很少赚博弈的钱，我们赚研究的钱，将一只股票从黑马研究到白马，我们是要赚这份辛苦钱。我们倡导平凡人做非凡事，彼此信赖，研究不从众，坚守自己的能力圈。基于此的赚慢钱、赚长久的钱，是公司认可的文化。 在人才选拔和考评上，交银内部有着完全公开、透明、公正的制度，以及非常严格的执行标准。通过严格的竞争标准、内部激烈地比拼，研究员被整个团队认可之后，才能晋升为基金经理。我们内部也有90后基金经理脱颖而出了，产品业绩非常优异。 交银的投研团队以自主培养为主，过去5年几乎没有从外部招聘的基金经理，都是自主培养，坚持投研文化的不断沉淀，现有的投研团队梯队建设也让我非常踏实、安心。 作为一家银行系公募，我们的权益投资取得了很不错的成绩，还得益于公司保持着良好的机制，保障投资团队专心致志做投资，排除其他干扰。 对于基金经理的评价，我们是看长期的，看的是基金经理的投资理念，他的钱是怎么赚的，是在他的投资框架、能力圈里面知行合一做出来的，还是突然博了一把主题、热点。我们非常注重归因分析，收益是不是一个个阿尔法累积起来的，这才是我们看中的。不能单看业绩这个数字，数字有时候具有欺骗性。 我们不会为了短期业绩让基金经理做一些博弈的事情，投研和销售的理念保持完全一致，这样也做得安心。市场一调整，就能看出各家公司的差异，我们的产品回撤控制能力很强。 交银内部还讲究持之以恒。一些年轻的基金经理，可以先从小规模的基金管起，他逐步扩大能力圈以后，驾驭资金的能力更强了，再扩大规模。长此以往，基金经理对公司的认可度非常高，他们重视平台的价值，也珍惜这个平台。 同时，公司的管理规模和业绩始终保持着平衡和匹配。所以慢慢地，公司在银行系乃至全行业里，权益产品就脱颖而出了。 公募基金最大的价值和社会责任是为持有人创造回报，业绩好是好事，同时还要让更多的持有人分享收益。我一直说，公募行业很特别、也很崇高，优秀的基金经理可以让更多人分享到财富的增值，这是公募行业的价值。人生没有几个这样的职业，这也是我自己很欣慰的地方。 证券时报·券商中国记者：公募基金行业股权激励谈了很多年，一些公司正在尝试这条路径，您如何看待行业的股权激励措施？ 谢卫：股权激励的目的在于让更多的优秀人才留在公司，也汇聚了一批有共同价值观的人才一起奋斗，这样的股权激励是有效的、助力的。 总体而言，股权激励是一种有效的汇聚人才的途径，但也不是唯一的途径，我个人认为公司的价值观才是决定性的。
由于汇率变动致使外汇交易的一方,以及外汇资产持有者或负有债务的政府,企业或个人,有遭受经济损失或丧失预期利益的可能性。（1）交易风险。交易风险是指在运用外币进行计价收付的交易中,经济主体因外国货币和本国货币汇率的变动而引起的损失回盈利的可能性.。（2）转换风险。转换风险又称会计风险,指经济主体对资产负债进行会计处理中,功能货币即交易货币(一般是海外分公司所在国货币)转换成计账货币(一般是总公司所在国货币)的过程中,因汇率变动而呈现账面损失的可能.。（3）经济风险。经济风险又称经营风险,是指意料之外的汇率变动引起企业未来一定期间收益减少的一种潜在损失。
两会即将召开，代表们的提案广受关注。 作为唯一来自基金行业的政协委员、民盟中央委员，交银施罗德基金总经理谢卫也带来了两份重要提案——《关于完善金融产品销售适当性管理的建议》和《关于发挥公募基金作用、提升年金基金投资增值能力的建议》。 交银施罗德基金总经理谢卫 具体看两份提案，在关于金融产品销售的适当性管理的建议中，他认为近期司法实践对于金融消费者权益的倾斜保护呈现出“重保护、弱教育、轻分类”的现象，司法裁判向全赔/全不赔两级分化转变，中间的界定，需要金融机构来自证对投资者已经尽到了完全的义务，实践中存在难度；全赔/全不赔的判决趋势，也给了投资者全赔的不合理预期，与禁止承诺收益的方向冲突，也会导致一些问题，需要加以解决。 而另一份提案则建议充分发挥公募基金作用，提升年金基金投资增值能力。具体实践操作上，谢卫给出了三点建议：第一，适当提升年金基金投资权益类资产的比例上限；第二，引入更多优秀的公募基金机构参与年金基金投资；第三，开放年金个人投资选择权并引入默认选项机制。 以下为交银施罗德基金总经理谢卫两份重要提案全文： 《关于完善金融产品销售适当性管理的建议》 近期司法实践对于金融消费者权益的倾斜保护呈现出“重保护、弱教育、轻分类”的现象，反映出了一些问题，需要加以解决。 一、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司法裁判向全赔/全不赔两级分化转变，与禁止违规承诺保本保收益精神冲突 针对金融产品销售适当性案件，为体现对金融消费者权益倾斜保护，解决各地区法院同案但责任承担分配比例差异大问题，2019年11月，最高院发布《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会议纪要》，提出“卖方机构未尽适当性义务，导致金融消费者在接受金融服务后参与高风险等级投资活动遭受损失的应予全赔；以及卖方机构能够举证证明根据金融消费者的既往投资经验、受教育程度等事实，适当性义务的违反并未影响金融消费者作出自主决定的，卖方机构全不赔”的普遍性指导规则，司法裁判标准显著转向“全赔/全不赔”标准，但可能产生以下不利影响： 一是给予了投资者投资损失可全额赔付的不当预期，与金融产品禁止违规承诺保本保收益的基本精神相违背；二是弱化投资者本身应具备的注意义务，未甄别出其中真正需要倾斜保护的群体；三是客户既往投资经验、受教育程度等情况不具有客观判断标准，金融机构获取客户真实信息存在天然屏障，存在取证不能。采用两级分化标准应该慎重。 （二）司法裁判过严影响发展直接融资、服务实体经济的整体进程 在坚持销售适当性规范的基础上，若司法裁判对金融机构过严，容易出现“处置风险的风险”。例如未综合考虑金融消费者未尽注意义务过错及特殊时期市场行情波动原因，未审慎判断司法裁判规则溯及既往合理性问题，仅以未尽适当性管理义务，将以轻资本运营的资产管理机构暴露在极不确定的法律风险之下，承担超出能力范围的注意义务及法律责任，这不符合“稳金融”、“稳预期”处理原则，影响我国资本市场直接融资功能的发挥，也不利于营造可预期的法治营商环境。 （三）投资者教育力度不匹配，金融供给侧改革的配套措施有所缺位 与投资者保护相比，投资者教育力度长期以来并未受到同等关注。《资管新规》以打破刚兑为核心，对金融消费者的认知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投资金融产品本质属于盈利性商业行为，有别于基本生活消费需要。应当鼓励金融消费者培育审慎注意义务，否则，容易助长金融消费刚兑心理。只有同步加强投资者教育，才能促进我国证券市场长期和谐健康发展。 二、完善销售适当性管理的几点建议 （一）平衡维护金融安全稳定与鼓励金融交易的关系 司法机关对适当性纠纷的法律意见，体现了其对金融消费者的倾斜保护以及维护金融安全稳定的决心，但仍应适度，不宜忽视尊重商事交易的效率与意思自治原则。因此，建议维持好维护金融安全稳定与鼓励金融交易之间的平衡，妥善处理“稳”和“进”的关系，进一步深化金融改革开放，实现金融稳定发展。 （二）统一各类金融产品的投资者适当性操作标准 建议加快研究和确立适用于各类金融产品的适当性标准。当前，部分行业协会提供了适当性问卷参考，但并没有公布具体分数指标或评分方式。部分金融机构的评估方式在司法案件中甚至不被法院所采纳，成为金融机构开展销售适当性工作的不确定之处。因此，为稳定金融机构合规展业预期，降低引发群体性金融纠纷的可能性，加强监管部门与司法机关的协调配合，尊重行业发展客观规律，促进金融监管与司法审判的有效衔接，尤为重要。 （三）明确发展方向，深化投资者教育的深度与广度 一是建议将投资者教育提升到国家金融发展的战略高度，制定投资者将于中长期发展规划，明确发展方向；二是建议深化投资者教育的深度与广度，例如将投资者教育纳入国民教育体系，通过科学设计投资者教育内容，合理定位不同教育主体角色分工，促进投资者群体素质的整体提升。 《关于发挥公募基金作用、提升年金基金投资增值能力的建议》 随着年金基金（包括企业年金和职业年金，以下同）相关投资管理制度的建设与不断完善，年金基金取得了较好的投资收益，但在投资管理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削弱了年金基金的长期投资增值能力。 一、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权益投资比例相对较低 权益类资产虽然短期波动幅度较大，但从长期来看其对投资收益的贡献非常可观。目前我国年金基金投资股票、股票型基金等权益类资产的比例上限为30%，既低于全国社保基金40%的比例上限，也与海外成熟养老金市场平均40%到50%的权益投资比例存在较大差距。且在具体投资实践中，受到客户需求及短期业绩考核等因素的影响，年金基金配置权益资产的比例也远远低于30%的比例上限。较低的权益投资比例，阻碍投资管理机构通过合理的权益资产配置来取得长期超额投资收益的投资决策。 （二）公募基金行业的参与程度有进一步提升的空间 公募基金作为运作管理最为规范的一类资产管理机构，一直是全球养老金投资市场的重要参与者。在我国，全国社保基金18家境内外部委托管理人中，公募基金占16席，其管理的资产占社保基金境内委托管理规模的90%以上。而在年金22家投资管理机构中，公募基金机构占11席，其管理资产规模占比远低于9家保险机构，且在2007年之后机构数量再无新增。在包括公募基金、保险、证券在内的各类年金基金投资管理机构中，公募基金机构的投资能力一直比较突出，当前的现状反映出了公募基金行业在年金基金管理中的参与程度与其管理能力不对等的事实。 （三）个人投资选择权的缺失导致年金基金的保守化投资趋向 现行的年金制度设计没有开放个人投资选择权，而是由企事业单位统一决策、统一进行组合管理，更多地考虑中年和临近退休职工等风险承受能力较低人群的投资要求，总体投资习惯趋于保守，反映在投资行为上就是对投资管理人的约束较多及偏向短期考核，导致投资管理机构被迫着眼于短期投资业绩，长期资金被短期化运作。这种保守化的投资趋向，不仅不能充分发挥公募基金行业通过权益投资获取中长期稳健收益的专业优势，也间接牺牲了年轻职工的利益。 二、进一步发挥公募基金行业作用的几点建议 （一）适当提升年金基金投资权益类资产的比例上限 国内外充分的数据证明，过度强调低风险低收益并不能满足年金基金长期投资增值的管理目标，建议比照全国社保基金，将年金基金投资权益资产的比例上限适当提升至40%，鼓励、引导年金基金加大对股票、股票基金等权益资产的配置力度，通过提升年金基金的权益投资比例和能力，进一步提升年金基金的长期投资增值能力。 （二）引入更多优秀的公募基金机构参与年金基金投资 公募基金行业自设立之初就建立了规范的制度体系，始终秉持价值投资、长期投资的理念，为持有人创造了长期可观的投资收益。在我国养老金市场化、专业化的投资管理实践中，公募基金行业也发挥了重要作用。随着年金基金管理规模的迅速增长，以及更多优秀公募基金机构的涌现，建议准入更多公募基金机构参与年金基金投资，充分发挥公募基金行业的专业优势、提升对年金基金长期投资增值的贡献度。 （三）开放年金个人投资选择权并引入默认选项机制 建议放开年金基金个人投资选择权，允许参与者根据自身的年龄、风险偏好等因素自主选择投资产品。由于部分参与者个人并不具备投资选择的专业能力，借鉴海外成熟年金市场做法，公募基金行业专门为个人投资选择权创新开发了养老目标基金，其产品设计与个人生命周期、风险特征相匹配，通过对权益、固收等各类资产的科学配置，更好地平衡长期投资收益和风险。因此，建议在个人投资选择权的基础上，引入默认选项机制，将养老目标基金作为默认选项供参与者投资，实现参与者的养老投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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