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互联网渠道快速发展、无接触服务兴起，银行物理网点的主渠道地位被削减，关停撤销数量逐渐增多。5月7日，银保监系统一连批复了5家支行和分理处的终止营业申请，且今年以来已有超过800家银行网点关门谢客。在分析人士看来，银行网点关停的背后，高运营成本和离柜业务率走高是主要原因。今年疫情的袭来，又为银行加码线上布局提供了契机，物理网点的改造转型更为迫切。 银行网点“关停潮” 5月7日选择关停的支行和分理处包括工商银行(行情601398,诊股)威海文化东路支行、中国银行(行情601988,诊股)威海新威路支行、农业银行(行情601288,诊股)平原商业街分理处、民生银行(行情600016,诊股)邯郸观澜城社区支行和民生银行邯郸蓝天金地社区支行。目前，5家网点的终止营业申请已获得当地银保监分局的批准。 而据银保监会金融许可证信息平台的数据，今年1月1日-5月4日，退出的支行达到683家之多，退出的分理处为118家，合计共有至少801家银行网点终止营业，相较于2019年同期732家退出机构，2020年银行网点关停速度有所增加。 从上述终止营业的银行类型来看，以国有银行和股份制银行为主，城商行和农商行也都有涉及。根据批复文件，终止营业后，银行网点要及时拆除相应标识及标牌，不得对外再办理任何金融业务。各家网点要妥善处理好善后事宜，也有部分银行网点分代理处明确表示将并入其他网点。苏宁金融研究院金融科技中心主任孙扬表示，2019年末中国银行业金融机构网点数达到22.8万个，各家银行会根据业务量、业务发展的重点区域等情况，进行网点动态调整。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今年以来银行网点的“关停潮”数据受到包商银行重组改制的影响。数据显示，4月以来共有413家银行网点退出，4月29日-30日两天时间退出的机构高达247家，其中，有213家退出机构是包商银行在北京、四川、宁波、包头等地的支行网点。若剔除包商银行相关支行受改革重组影响外，今年网点退出营业的速度实际上稍有减缓。 离柜率攀升成主因 随着互联网金融的兴起和消费模式的转变，越来越多的人选择通过网上银行、手机银行等线上渠道办理金融业务，到网点的频率越来越低，柜台业务不可避免地受到冲击。在此背景下，银行关停或者整合部分网点，有助于整体结构优化。 中国银行业协会公布的数据显示，2019年银行业金融机构平均离柜率达到89.77%，相较2018年的88.67%提高1.1个百分点，而九年前的离柜率数据仅在45%左右。多家国有银行和股份制银行的柜面交易替代率更是在90%以上，部分银行已超过95%。 离柜业务率的不断走高，最直观的表现是电子银行收入增长迅猛。数据显示，2019年银行业金融机构手机银行交易金额达335.63万亿元，同比增长38.88%。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又促使银行加快转变经营模式，不断加码线上业务布局，相关业务尤其是零售业务的主阵地逐步从物理网点转向手机银行APP端。 “离柜率是反映银行数字化水平的一个显性指标”，零壹研究院院长于百程表示，从目前看，不少银行的业务离柜率已经超过90%，银行在不断推进零售网点转型，减少低效网点，提升网点产能，实现网点智能化，加大电子渠道的建设和体验。 经营成本也是银行关停网点的一大考虑因素。邮政储蓄银行高级经济师卜振兴认为，网点运营带来的房租、人工等运营费用较高，使得部分网点收入难以覆盖成本。同时，受疫情冲击，物理网点的地位更加受到弱化。 “刚需”网点待改造升级 虽然线上渠道以方便快捷的金融服务受到更多人青睐，但不可否认的是部分业务的办理仍离不开网点柜台，不少居民尤其是老年人仍选择到银行网点办理业务。未来如何提升客户体验、增加客户黏性为各家银行网点转型的关键。 在卜振兴看来，未来商业银行的网点转型出路包括四方面：智能化，各种金融科技的广泛应用，通过各种金融科技替代人工；体验化，网点更多的成为客户体验金融服务的地方，类似于各类手机专卖店，给客户接触新业务提供了体验的机会；社区化，会成为商业银行接触客户的一个触点，因此会变得更加贴近社区、贴近客户；出于成本考虑，不再追求大而全，而是要突出特色。 随着用户行为习惯的变化，银行网点转型时也要适当融入生活场景，改变过去只能办理银行业务的单一属性。孙扬表示，商业银行未来要提供更多的综合生活服务，增加网点对于用户的黏性。其次是网点的设置要离用户的生活范围更近，离用户的生活社区、消费场所更近，要加强建设社区支行、场景银行。同时，银行网点还要再结合生活服务、政务服务，升级相关设备，让自助设备也能够办理生活服务、政务服务，方便百姓。
7日，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外汇管理局发布《境外机构投资者境内证券期货投资资金管理规定》（简称《规定》），明确并简化境外机构投资者境内证券期货投资资金管理要求，进一步便利境外投资者参与我国金融市场。业内人士表示，该规定的出台将使得境外合格机构投资者投资中国资本市场更加便利，是中国金融市场扩大开放的又一新举措。 引流更多外资 《规定》主要内容包括：一是落实取消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和人民币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简称“合格投资者”）境内证券投资额度管理要求，对合格投资者跨境资金汇出入和兑换实行登记管理。二是实施本外币一体化管理，允许合格投资者自主选择汇入资金币种和时机。三是大幅简化合格投资者境内证券投资收益汇出手续，取消中国注册会计师出具的投资收益专项审计报告和税务备案表等材料要求，改以完税承诺函替代。四是取消托管人数量限制，允许单家合格投资者委托多家境内托管人，并实施主报告人制度。五是完善合格投资者境内证券投资外汇风险及投资风险管理要求。六是人民银行、外汇局加强事中事后监管。 “去年以来，中国资本市场包括股市和债市先后纳入多个主要国际指数。纳入指数后，国际投资者对于中国资本市场配置的意愿和积极性都在提高。这项举措也有利于进一步提高人民币在国际金融市场的地位和作用，对人民币国际化、我国资本项目开放等都将发挥积极作用。”民生银行(行情600016,诊股)(港股01988)首席研究员温彬表示。 前海开源基金首席经济学家杨德龙称，此次落实取消QFII和RQFII境内证券投资额度管理要求，对合格投资者跨境资金汇出入和兑换实行登记管理有利于引导更多外资流入中国资本市场，包括股市和债市。 另外，中商智库首席研究员李建军表示，考虑到当前是大力发展资本市场、扩展企业融资渠道的关键阶段，扩大金融开放让更多的国际投资者参与中国资本市场建设，有利于价格发现，增强价值投资，促进资本市场规则和制度建设。 加强事中事后监管 在进一步对外开放过程中，仍需处理好金融开放与风险防范之间的关系。《规定》明确，人民银行、外汇局加强事中事后监管。温彬认为，外汇管理还是要坚持宏观审慎和微观审慎相结合的管理框架，确保资本项目开放在平稳有序的状态下，保持总体平稳态势。 李建军表示，在开放的市场环境下，金融市场面临的风险更加复杂，防控风险的要求更高。特别是跨境资金的流动容易受到全球金融市场大环境影响，不易控制。在开放过程中，要全面提升全球化视野和国际风险应对能力，密切关注全球经济发展最新趋势，充分考虑并预见国际经济形势变化的复杂性，全面提升主动管理风险的能力，不断强化底线思维，确保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实时动态地监管线上与线下、国际与国内的资金流向和流量。 李建军建议，建立健全贯穿风险识别、评估、监测、控制、处置的全流程风险防控体系，争取实现早识别、早预警、早发现、早处置。
发展了10年的网络互助行业，对我国居民的医疗健康保障到底发挥了多大作用？ 5月7日，蚂蚁集团研究院发布全国首份《网络互助行业白皮书》。白皮书发现，2019年我国网络互助平台的实际参与人数为1.5亿，预计2025年将达到4.5亿人，覆盖中国14亿人口的32%左右。按照大病网络互助金总额在全社会大病医疗费用的占比统计，2019年网络互助将全国大病医疗费用平均保障水平从60%到提升到60.73%，贡献度为0.73%，预计2025年贡献度将上升到3%。 第十三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社科院世界社保中心主任郑秉文，是审定白皮书的八人专家团的代表。他认为，在全民医保和商业健康保险之外，基于互联网数字技术兴起的网络互助，正在成为我国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的一支补充力量。 2019年，互助将全国医疗保障水平提升0.73% 网络互助发端于2011年，2018年蚂蚁集团旗下相互宝问世后，行业迎来快速发展。2020年，国务院《关于深化医疗保障制度改革的意见》将医疗互助纳为我国医疗保障制度体系的一部分。 我国自1998年开始实行医保制度以来，已经发展形成多层次的医疗保障体系。国家医保局数据显示，全国超13.5亿人参保，覆盖率达95%。2019年5月，国家医保局《关于做好2019年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障工作的通知》要求，我国医保大病保险总体报销比例提高至60%。 白皮书显示，根据模型推算，2019年，我全国社会大病医疗费用（不含商业健康保险）约为7300亿，而大病网络互助金总额约为54亿元，网络互助金占比0.73%。也就是说，在我国居民大病医保基础上，2019年网络互助将全国大病医疗费用平均保障水平从60%提升到了60.73%，贡献度为0.73%。预计到2025年，网络互助的贡献度将增加至3%，即从60%提升至63%。 对于仅有医保的大病救助对象，网络互助可使其个人支出负担从平均40%下降至20%以下。参加医保和网络互助后，我国居民大病治疗平均费用保障率可从60%提高至80%-100%。 八成网络互助用户年收入在10万以下 网络互助的低门槛、高性价比，让中低收入人群在医保外增加了一层保障。白皮书的调研显示，79.5%的参与者年收入在10万元以下，68%的受访者没有商业保险，72%的参与者分布在三线及以下城市。 网络互助也极大提升了参与者的生活安全感。77%的参与者认为，网络互助给自己带来了“保障和安全感的提升”。为了提高保障，53%的参与者会为家人加入互助计划。 郑秉文认为，网络互助是中国数字技术和金融服务融合创新的又一个产物，有可能和移动支付一样，成为中国又一个领先全球的领域。 不过，网络互助在国内还未有统一的管理规范或监管标准。3月30日，浙江互联网金融联合会发布了全国首个网络互助团体标准，提出了 “四要一不要”标准，供市场主体自主选用。白皮书指出，网络互助行业要进一步发挥价值，下个阶段离不开监管政策的指导和规范。 蚂蚁集团副总裁尹铭认为，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大众对保障需求也在快速增长，这也是网络互助能在国内快速发展的核心动力。接下来，相互宝会通过分人群的互助计划，让更多人获得普惠的互助保障。
近日，德勤在发布的《2019-2020中国银行(行情601988,诊股)业发展回顾与展望》报告中指出，在复工、复产慢慢推进的情况之下，估计国内二季度GDP是一个接近零的持平的增长，下半年应该会有大概8%的反弹，预计全年GDP的增长可以达到3%~3.5%的水平。 关于疫情对银行业的影响，德勤在报告中把这一次的疫情跟2003年非典以及2008年的金融危机做了比较。德勤指出，因为整体银行业以及金融行业的风控水平、监管要求，相比2008年有很大提升，所以中国银行业整体的运作运行是比较平稳的，总体来说有风险，但是可控。 “从银行业的不良方面来看，其实大家已经有过共识，认为2020年整个银行业的不良肯定会上升，但是疫情对不同的银行可能有不同的影响”德勤表示。 对于大中型的银行，特别是大型的国有股份制银行和中型的股份制银行，由于产品覆盖比较广，客户也是遍布全国。所以对他们来说，疫情的影响可能是有限的，而且也是可控的，因为它本身就有一些很好的缓冲。但是对于一些中小银行来说，预计受影响比较大，因为整个疫情对中小企业、小微企业的冲击还是相对比较大的。 德勤解释，从一季度的业绩报告也能看出来，目前五大行的不良率与2019年年底相比是持平的，只有交通银行(行情601328,诊股)有一点点上升，当然也不排除疫情的影响还没有在一季度反应出来，可能在二季度还有下半年才会慢慢的浮现出来。 德勤还在报告中对六大行和国际上最大的几家银行做了简单比较，包括花旗、汇丰等，对比其2019年年底和5月5号的收盘价，看出国内六大行的股价其实平均有大概10%的一个跌幅，但是国际上的大行的跌幅基本上是在10%~30%之间。 “由此看出，可能投资者对国内经济的发展还是看好的，相对来说，其他国际的经济表现，可能在未来一两年比较悲观。当然也有银行本身的原因，国内银行收入来源相对要稳定，但是国际上的一些大行，其国际业务全球性的业务比较多，收入的波动性还是比较大的，所以受到疫情的影响会相对比较大。”德勤表示。
为丰富香港高信用等级人民币金融产品，完善香港人民币收益率曲线，根据中国人民银行与香港金融管理局签署的《关于使用债务工具中央结算系统发行中国人民银行票据的合作备忘录》，2020年5月14日（周四）中国人民银行将通过香港金融管理局债务工具中央结算系统（CMU）债券投标平台，招标发行2020年第四期和第五期中央银行票据。 第四期中央银行票据期限3个月（91天），为固定利率附息债券，到期还本付息，发行量为人民币200亿元，起息日为2020年5月18日，到期日为2020年8月17日，到期日遇节假日顺延。 第五期中央银行票据期限1年，为固定利率附息债券，每半年付息一次，发行量为人民币100亿元，起息日为2020年5月18日，到期日为2021年5月18日，到期日遇节假日顺延。 以上两期中央银行票据面值均为人民币100元，采用荷兰式招标方式发行，招标标的为利率。
5月7日，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外汇管理局发布了《境外机构投资者境内证券期货投资资金管理规定》（以下简称《规定》），明确并简化境外机构投资者境内证券期货投资资金管理要求，进一步便利境外投资者参与我国金融市场。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外汇管理局就《规定》相关内容进行了政策问答。 问：新规实施后，境外机构投资者如何实施主报告人制度？ 答：对于原仅拥有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或人民币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RQFII）资格的合格投资者，默认原QFII托管人或原RQFII主报告人为主报告人，无需重新办理登记。如有调整的，应在调整后10个工作日内委托新的主报告人向国家外汇管理局申请办理变更登记。对于已经同时拥有QFII和RQFII资格的合格投资者，应在新规实施后30个工作日内指定一家托管人为主报告人，并在指定后10个工作日内委托该主报告人向国家外汇管理局申请办理变更登记。合格投资者应协助新的主报告人做好与其他托管人之间的信息报送等衔接工作。相关登记无需到现场办理，主报告人可选择将登记所需材料邮寄至国家外汇管理局。 问：新规实施后，原QFII投资者汇入人民币，或原RQFII投资者汇入外币开展境内证券期货投资，在新开立资金账户前，是否需要重新申请新的产品或业务编码？ 答：新规实施后，对于仅拥有QFII资格的合格投资者汇入人民币开展境内证券期货投资，或仅拥有RQFII资格的合格投资者汇入外币开展境内证券期货投资的，无需重复申请新的产品或业务编码，托管人可沿用该合格投资者原有的产品或业务编码，按新规要求为其开立相应的账户、办理资金汇兑并进行国际收支申报。对于已同时拥有QFII和RQFII资格的合格投资者，其产品或业务编码的使用沿用原来方式。 问：合格投资者应如何调整其外汇衍生品头寸，以确保操作中满足实需交易原则？ 答：合格投资者应在每个自然月初5个工作日内，根据其上月末境内证券投资对应的人民币资产的最新规模，调整其外汇衍生品头寸。合格投资者有义务告知主报告人其在不同交易对手方的外汇衍生品头寸或总头寸，主报告人应监督该合格投资者在境内的整体衍生品头寸满足实需交易原则。 问：合格投资者出具完税承诺函汇出累计收益时，应包含哪些要素？托管人在收到完税承诺函为其办理收益汇出时具体如何操作？ 答：合格投资者使用完税承诺函汇出的收益，须是已抵补以前年度亏损的累计盈利。合格投资者可选择在每次汇出收益前，向为其办理汇出业务的一家托管人提供当次拟汇出部分的完税承诺函；亦可选择就一段时期内（以下简称“有效期”）尚可汇出的累计盈利，向该托管人提供一次性的完税承诺函。不论选择哪种承诺方式汇出收益，每份完税承诺函仅可对应一家托管人。 若合格投资者提供一次性完税承诺函，需明确在有效期内拟通过该托管人汇出的累计盈利金额。该托管人在为合格投资者办理后续盈利资金汇出时，需对每笔汇出金额与承诺函中有效期内对应的累计盈利金额进行比对，保证其所汇出资金不超过完税承诺函所列明的金额。 需明确的是，简化合格投资者已实现的累计收益汇出手续不影响其依法依规纳税的义务。 问：合格投资者与外汇衍生品业务经办机构开展外汇衍生品交易时，外汇衍生品业务经办机构需履行哪些义务？ 答：合格投资者与外汇衍生品业务经办机构开展外汇衍生品交易的，在外汇衍生品合约到期时，托管人应根据合格投资者指令划转外币或人民币至外汇衍生品业务经办机构，并从外汇衍生品业务经办机构接收结转的人民币或外币。外汇衍生品业务经办机构需向外汇局进行“外汇账户内结售汇”的信息报送，相关托管人应协助提供外币账号等信息，合格投资者有义务在选择外汇衍生品业务经办机构开展外汇衍生品交易后，协调相关机构与托管人共享所需信息以满足监管要求及数据报送需要。
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全国守信小微企业获得“银税互动”税收信用贷款金额达1816.3亿元，同比增长22.3%。据国家税务总局纳税服务司副司长、一级巡视员韩国荣介绍，2019年全国“银税互动”贷款笔数超过前4年总和，今年一季度已发放该类贷款75万笔，超过2019年的一半，越来越多小微企业从中受益。 4月初，国家税务总局办公厅、银保监会办公厅发布的《关于发挥“银税互动”作用助力小微企业复工复产的通知》提出，“银行业金融机构要创新‘银税互动’信贷产品，及时推出适合小微企业特点的信用信贷产品”。目前来看，不少银行机构积极开展产品创新，加强与税务、银保监部门的紧密合作，“银税互动”贷款加速落地。 值得一提的是，在受疫情影响严重的湖北省，税务部门将受惠企业范围进一步延伸到纳税信用C级，符合条件的小微企业达5万多户。业内专家表示，下一步，银行机构在进一步加大创新力度、丰富“银税互动”信贷产品的同时，也要多举措提高小微企业信用评估和风险管控能力。 “银税互动”贷款加速落地 何为“银税互动”？盘古智库高级研究员吴琦在受访时告诉《金融时报》记者，“‘银税互动’是税务部门与金融机构共享信息、开展合作的模式，有利于金融机构更全面、更及时了解企业经营管理情况。基于这些信息，金融机构可以对符合授信条件的企业，开通绿色审批通道，加大信用贷款支持力度，提高贷款审批和发放效率。” 据了解，“银税互动”是税务部门和银保监部门自2015年开展的一项企业融资支持活动。税务部门在依法合规和企业授权的情况下，将企业的部分纳税信息提交给银行，银行利用这些信息优化信贷模型，为守信小微企业提供贷款。 “对于‘薄档案’群体的小微企业来说，信息不对称一直是制约企业融资的主要因素之一，‘银税互动’可以在较大程度上缓解小微企业融资难特别是首贷难的问题，从而助力企业复工复产。”吴琦表示。 据银保监会普惠金融部主任李均锋介绍，最近“银税互动”的受惠企业范围扩大到了个体工商户。从实施效果看，截至目前，整个“银税互动”贷款余额5732亿元，同比增长74%；贷款户数75万户，同比增长114%。在受疫情影响严重的湖北武汉，武汉市税务局通过税银“云税贷”，帮助373家企业获得优惠贷款共计2.6亿元。 “‘银税互动’的关键在于化解了银企信息不对称的问题。”交通银行(行情601328,诊股)(港股03328)金融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武雯接受《金融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小微企业之所以融资难，在于银行无法了解、掌握小微企业信用信息而“不敢贷”，“银税互动”贷款以“信”换“贷”，有效打通了小微企业缺乏抵押物、贷不到款这一“堵点”。 加快创新丰富产品线 在山东省滨州市沾化区，滨州市翱翔化工有限公司正在开足马力，全力生产。“区税务局的同志和邮储银行(行情601658,诊股)(港股01658)的信贷员联合走访，帮忙寻找原材料供应商，还为我现场办公，利用税银联合数据，在线申请邮储银行‘小微易贷’，不到半天的时间，81万元贷款就下来了。”企业负责人邬志兴有点喜出望外，“银税互动”贷款放款如此之快，使企业资金流紧张状况迎刃而解。 “由于银行掌握了税务部门提供的相应企业纳税信息，因此，以此作为风控基础，可以十分快捷地向企业发放免抵押、免担保的信用贷款。”武雯表示。 据悉，邮储银行滨州市分行成功接入省级银税互动平台，不断创新金融产品，逐步调整信贷模型，完善企业对接过程，发放“银税互动”贷款“税贷通”“小微易贷”等4900余万元，为40余户无抵押物企业解决了融资难题。 在湖南，一场“银税互动”产品直播在线上“火”了起来。4月27日，湘西州税务局携手交通银行湘西分行、农业银行(行情601288,诊股)(港股01288)、湘西长行村镇银行、中国建设银行(行情601939,诊股)(港股00939)等州内9家银行，在线为广大企业和个体工商户推介“银税互动”贷款产品，9家银行分别推出“税易贷”“税融通”“税贷通”“纳税e贷”等9款银税合作信贷产品。 吴琦表示，下一步，银行机构应结合小微企业的发展特征和融资需求，创新“银税互动”信贷产品，重点增加信用贷产品供给，适度延长贷款期限。将税收数据与企业其他数据信息相结合，比如生产、流通、运营、财务、销售和客户数据以及产业链上下游等数据，对企业客户画像，打造差异化信贷产品体系。 利用数字科技提高风控能力 目前，税务部门的企业纳税信用级别分为五级，分别是ABMCD级，“银税互动”受惠企业范围扩大到M级以后，纳入“银税互动”范围的企业数量较以前增加了1倍。数据显示，仅今年3月份，“银税互动”的贷款余额就增加了770亿元，贷款户数增加了12万户。 在受疫情影响严重的湖北省，税务部门将受惠企业范围进一步延伸到纳税信用C级，有5万多户小微企业符合条件。在上述湖南湘西州的“银税互动”产品直播中，交通银行、华融湘江银行也将授信对象扩展至信用分值较高、偿还能力强的C级企业。 那么，银行机构是否会因此面临资产质量压力的上升？ 武雯认为，受惠企业范围的扩大并不会额外加重银行信贷资产压力。同时，银行也会根据企业的实际信用情况“量体裁衣”，提供有针对性的信贷产品。除此之外，银行仍需要深入应用金融科技，创新设计差异化的金融产品，以适应不同纳税信用级别的中小微企业。 吴琦则认为，一方面，银行应持续跟踪国家产业政策和市场走势，以及企业经营管理数据，对小微企业客户进行客户画像，建立产业动态预警机制，适时调整相关业务策略；另一方面，应强化基于人工智能、大数据的企业分析和风险防控，利用数字科技提高开展小微企业信用评估和风险控制的数字化能力。
5月6日，李克强总理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支持复工复产和助企纾困政策措施落实情况汇报，推出和进一步完善相关政策，加大稳企业保就业力度。 此前于4月17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指出，今年一季度极不寻常，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带来前所未有的冲击。会议强调当前经济发展面临的挑战前所未有，必须充分估计困难、风险和不确定性，切实增强紧迫感，抓实经济社会发展各项工作。 当前，如何应对疫情带来的冲击，尽快恢复经济社会秩序，受到全社会普遍关注。日前，《金融时报》记者就相关问题专访了植信投资首席经济学家兼研究院院长连平。连平表示，当前中国经济正面临着来自多方面的压力，宏观政策逆向调节需要在加大力度的同时，进一步加强针对性，关注中小微企业在疫情防控期间遇到的实际困难。 《金融时报》记者：疫情发生以来，经济社会受到了方方面面的冲击，各级政府也出台了一系列稳增长、稳预期的政策。而随着国际疫情发展，中国面临新的压力。在此前一系列稳经济政策基础上，我们应如何实现迫在眉睫的“保居民就业、保基本民生、保市场主体、保粮食能源安全、保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保基层运转”的目标？ 连平：当前中国经济正面临着来自多方面的压力，为避免经济运行出现大幅度回落，在已出台的政策基础上，财政政策应进一步加大扩张力度。中国财政良好的状况在全球位居前列，政府债务率不高，只有不到60%，低于国际警戒线；而美国、欧洲大部分国家已达到100%以上，日本更是在200%以上。中央和地方仍有大量闲置资金可以运用。 2019年末，财政性存款和机关团体存款达到约35万亿元，占银行业存款的比重约达15%，为历史最高水平。如果能调动其中的10%，就是2019年地方政府专项债的250%，是一笔十分可观的财务资源。除此，中国政府还拥有股份和土地等其他形式的资源，因此中国有能力承受财政的进一步扩张。未来财政要继续支持投资，包括新型和传统的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以及支持消费；2019年推出的减税降费举措要继续落地，而且还要进一步有针对性地推出一些新的减税降费措施。 具体来说，财政政策还可以进一步在这么几个方面发力：一是可以考虑计划的预算财政赤字从2.8%提升一定的百分比。二是发行疫情特别国债，通过建立疫情中小企业纾困基金、贫困补贴与消费启动基金专门用于疫情冲击的主体救助，同时充实政策性银行的资本金。三是扩大地方专项债规模。四是继续挖掘财政性的、趴在账上的资金，发挥好闲散资金的作用。五是财政将运用定向减税、发放补贴、贴息等方式支持民营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等微观主体，防止出现大面积的企业倒闭和失业。 《金融时报》记者：有人担心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可能会演变为“大水漫灌”。您认为该如何避免政策的“短刺激”留下中长期后遗症呢？ 连平：当前中国经济正面临着来自多方面的压力：疫情几乎使经济一度陷入“停摆”；同时，中国经济又处于转型阵痛期，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正向着深水区推进，这就使得扩大需求、稳增长、稳就业的举措非常有必要，我们要找到准确的抓手。 例如，“新基建”聚焦点在于科技创新，数字化、信息化、智能化领域以及新型城镇化，包括公共卫生服务、新能源汽车充电桩等新兴领域，就是一个有力抓手。但要在实施过程中避免重走“四万亿”刺激老路，应该从三个层面入手。 一是注重“新基建”引领高质量发展。2008年“四万亿”涉及的“老基建”，主要是“铁公基”领域。“新基建”聚焦的是5G、人工智能、数据中心等科技创新领域基础设施，以及教育、医疗等民生消费升级领域基础设施。可以说，“新基建”既是基建，同时又是新兴产业，是支撑中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引擎和未来繁荣的基石。二是注重“新基建”投资主体多元化。过去我国基建投资主要是地方政府主导，投资主体单一。而“新基建”中相当一部分项目是由市场驱动，或者说是市场与政府合力的结果。民间投资在其中的能量越来越大。三是“新基建”要防范信贷的“大水漫灌”。 《金融时报》记者：疫情冲击下，很多人关注到小微企业遇到的实际困难， 4月21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也特别针对小微企业提出了新的支持政策。但随着全球疫情扩散蔓延，不少企业面临着供应链和市场需求的双重困难。是否还有更具针对性的政策或办法能帮助这些企业摆脱困境？ 连平：这需要各个主体的共同努力。 从政策角度来看，要关注促内需政策和一揽子宏观调控政策，特别是要有的放矢，提高支持中小企业的力度。国务院常务会议强化对中小企业普惠性金融支持，为疫情防控、复工复产和实体经济发展提供精准金融服务。提高对中小企业再贷款再贴现额度1万亿元，促进加强对小微企业的金融服务，为进出口企业融资提供便利。商务部也表示，会加强对重点贸易伙伴疫情发展的经贸形势研判，并推动精准帮扶企业的政策落实。可以考虑出台具体扶持外贸企业的政策，比如减免税收和发放稳岗补贴等，要让前期出台的政策有效落地。 从企业角度来看，要保持足够的现金流。如在海外疫情扩散的背景下，外需可能会受到影响；在没有订单和资金进账的时期，缩减开支对于外贸企业具有重要意义。对于目前库存较多的货物或商品，短期可以适当降低价格从而促成成交；对于目前库存量较低的货物或商品，价格可以暂时稳定，但应该坚持按单生产的原则。 更重要的是，企业应在政策的支持下，节约开支，加大对生产技术改造方面的投入，提高自身的竞争力。当下涉及货物商品贸易的公司受到疫情的影响最为严重，尤其是食品、服鞋制造等出口企业。而服务和技术贸易企业受疫情影响相对较小，比如知识密集型服务贸易对疫情的抗冲击力较强，2020年前两个月，在服务贸易整体出现进出口下降趋势时，知识密集型服务贸易出口同比上涨5%，占服务贸易出口总额的57.9%。这也提示企业要加速转型，提高自身应对风险冲击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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