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录 1股利信号理论概述1 2我国股利信号理论的实证研究2 3股利信号理论的主要模型7 4股利信号理论模型的实证应用7 5股利信号理论模型的缺陷7 6参考文献 股利信号理论概述1 股利信号理论，又称作信号假说(signaling hypothesis)，或者称作股利信息内涵假说(information content of dividend hypothesis)，该理论从放松MM理论的投资者和管理当局拥有相同的信息假定出发，认为在非完美的市场中，管理当局与企业外部投资者之间存在着信息不对称，管理当局占有更多的有关企业前景方面的内部信息。而股利是管理当局向外界传递其掌握的内部信息的一种手段，管理者会利用股利政策来传递有关公司未来前景的信息。因此，股利能够传递公司未来盈利能力的信息，从而股利对股票价格有一定的影响：当公司支付的股利水平上升时，公司的股价会上升；当公司支付的股利水平下降时，公司的股价也会下降。 股利作为一种信号是为了解决逆向选择的问题。股利信号理论学派认为管理当局与企业外部投资者之问也存在着信息不对称，管理当局占有更多的有关企业未来现金流量、投资机会和盈利前景等方面的私有信息。管理当局通常会通过适当的方法向市场传递有关信号，向外部投资者表明企业的真实价值，以此来影响投资者的决策。如果他们预计到公司的发展前景良好，未来业绩有大幅度增长时，就会通过增加股利的方式将这一信息及时告诉股东和潜在的投资者：相反，如果预计到公司的发展前景不太好、未来盈利将呈持续性不理想时那么他们往往维持甚至降低现有股利水平，这等于向股东和潜在投资者发出了利淡信号。 我国股利信号理论的实证研究2 我国对于股利信号理论的实证研究2O世纪90年代中期．随着国外实证研究方法的引进，我国的一些财务会计学者开始对我国证券市场进行实证研究。由于开展的时间较短，目前国内有关股利政策，尤其是股利信号理论实证研究的论文还不多，成果还年是十分丰富．下面介绍四篇在有关杂志发表的、较具代表性的文章。 陈晓、陈小悦、倪凡31998年在《经济科学》上发表的“中国上市公司首次股利信号传递效应的实证研究”一文可以说是开国内股利政策实证研究之先河，他们以1995年以及此前上市的86家A股公司为样本，按照纯现金股利、股票股利和混合股利(现金加股票)将样本公司分为三类，采用累计异常收益率法，分别计算它们在股利公告日前后2O天的异常收益率．据此对不同形式首次股利的信号传递效应进行丁检验最后得出结论：我国股票市场中，三类股利均能产生异常收益，具有信号传递效应。但与纯股票股利和混合股利相比．现金股利并不受市场欢迎，在考虑交易成本之后．现金股利的信号传递效应所带来的异常收益几近消失但他们首先存在着样本太少的问题，如发放股票股利的公司样本数只有l6家，没有达到统计上的最低要求。同时在选取样本时没有考虑到与除息日的间隔天数，因而发有排除除息日的波及教应。 魏刚4同样采用累计异常收益率法，通过对l997年度股利分配预案的研究发现，市场欢迎派发红股。另外，他还利用年报公布的其他信息，比较了分配与不分配的市场反应，解释不分配原因与不予解释的市场反应。发现不分配股利的消息引起的市场反应较小，而市场对于解释了不分配股利的原因的股票则表现出失望的情绪(即出现了较大的反向异常收益)但是，魏刚的研究方法也存在着严重缺陷。首先，他只用了一年的股利分配方案作为研究样本，这种仅依据一年主观抽样的分析结果而推断出整个股票市场行为的结论显然存在较大的误差，缺乏可信度；其次，他用年报公告作为传递股利消息的事件日．这就无法区分股利公告教应与盈余公告效应．存在极大的混淆。在我国股票市场上，年报是公司公布众多相关信息的重要报表，其中能引起股价波动的信息有年度实现的盈余数据、财务指标、分配预案和审计意见等。年报公布后市场出现的异常收益有可能是其中一种或几种信息，甚至是全部信息的同时披露所引起的很难认定年报公布之后的市场异常收益必然是市场对分配方案的反应。 俞乔、程瑾5的研究基本上克服了上述研究方法上的缺陷。他们以深圳股市与上海股市创建后所有上市公司发放股利的事件作为研究样本，选取公司专门发布年度分红方案公告的日期作为事件日，以排除其他事件的影响。采用日异常收益率和日异常交易量分别就纯现金股利、股票股利和混合股利对股价变化的影响进行了研究。他们的结论与陈晓等的结论相类似．同时还发现股利政策对市场交易量的作用远比它对市场价格的影响更为深远和持久。 吕长江、王克敏6则从另一个角度分析了影响我国上市公司股利分配政策的主要因素。他们的研究主要从两个方面展开：一是根据我国实际，对林特勒股利信号模型作了改进和验证，以沪深两市1997年和1998年支付现金股利的上市公司的横截面数据替代时间序列，在模型中增加收益变化这个自变量，并在模型两端同时除以公司的股本总额(即将原来收益变量的概念变换成每股收益的概念)。实证的结果表明．对于进行股利分配的公司而言，其股利支付水平主要取决于前期股利支付额和当期盈利水平及其变化，这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林特勒的股利信号传递理论。二是在对可能影响上市公司股利分配政策的八个变量进行主成分因子分析的基础上，再进行逐步回归，构造了上市公司每股现金股利与八个具有统计显著性的关键因子之间的回归模型，然后进行回归分析分析的结果表明，我国上市公司股利分配政策主要受到公司规模、股东权益、盈利能力、流动能力、代理成本、国有及法人控股程度及负债率等因素的影响，股利的信号功能只能解释公司股利政策的某一方面．而不是全部。 总之，上述实证研究具有可贵的学术价值。这些学者的研究结果表明，我国上市公司股利政策的变化具有信息内涵。但是观察到的一些现象与国外成熟市场观察到的现象并不致这事实说明，我国上市公司的运作还很不规范，证券市场中还存在有较多的“噪音”因素，尚未达到半强式有效。 目前，我国关于股利信号理论的实证研究还处于一个发展阶段．研究方珐还比较单一，大多采用累计异常收益率珐而在国外，有的学者还使用横截面回归分析法、时间序列回归分析法、敏感性测试、残差分析等方法同时，研究的范围还多局限于股利宣告的市场反应上。笔者认为，夸后的研究方向可以向股利政策的变化与公司未来盈利水平的关系、股利的增减变动与股价变化的关系等领域拓展。 股利信号理论的主要模型7 1、巴恰塔亚模型 1979年，巴恰塔亚将其1977年在麻省理工学院所作的博士论文中的一章整理后发表在《贝尔经济学刊》上。在文中，他构建了一个与罗斯模型非常相近的股利信号模型。巴恰塔亚认为，在不完美情况下，现金股利具有的信息内容，是未来预期盈利的事前信号。 2、米勒-罗克模型 米勒和罗克(MiHer and Rock)，于1985年依据“净股利”的概念建立了一个财务信息传递模型，并且首次明确地将股利分配和外部融资结合起来，认为它们仅仅是同一问题的两个方面。 3、约翰-威廉斯模型 在米勒和罗克论文发表的同时，约翰和威廉斯(John and Williams，1985)在同一期《财务学刊》上，提出了一个将股利的发放和税、发行新股或回购股票及投资同时考虑在内的信号均衡模型。 4、约翰-朗模型 1991年，约翰和朗(John and Lang，1991)将内幕交易情况作为一变量考虑后，提出了一个新的股利信号模型，认为股利增加不能一直作为利好，要准确地理解股利信号，必须认真考虑信号发出前后的内幕交易情况。如果未来预期股利增加的同时伴随着异常的内部买入，则为利好，会引起股价的上升；如果未来预期股利增加的同时伴随着异常的内部卖出，则为利空，会导致股价的下跌，如果未来预期股利增加的同时内部买卖正常，则不会引起股价的任何变化。 股利信号理论模型的实证应用7 纵观西方文献，关于股利信号的实证研究主要从以下几方面人手： (1)检验股利政策是否确实包含了信息内容。一般采用的方法有：符号检验、回归检验、累计超常收益分析法、交易变量检验等。 (2)验证股利宣告传递的信息是否真实有效。即研究未来盈利与未预期股利变动之间的关系，如果预期结果与实际结果相一致，说明股市确实向市场传递了信号，如果二者不一致，说明要么股利没有包含信息内容，要么股利传递了虚假的信号。 (3)研究股利政策到底向市场传递了何种信息。虽然多数学者认为，股利政策向市场传递了公司未来盈利的事前信息，但也有人认为股利政策实际上传递的是以前年度的股利信息，还有人认为股利政策传递的是公司投资不足或投资过度的信号。 (4)研究公司管理层是否有意识地利用股利政策来向市场传递信息。布里克利(Brickley，1983)通过比较股利宣告日前后的市场反映，发现特别标明股利增加能够传递积极的市场信息。由于是否要给股利加以特殊标识的决策权在于公司管理层，因此，布里克利认为这一市场反应差别说明管理层是有意识地利用股利政策来向市场传递有关信息。 根据股利政策的内容不同，大多数西方学者主要研究现金股利的信息内涵，也有的学者侧重研究股票股利、股票拆细或者股票回购传递的信号，有的学者着重研究股利增加、减少或者不变所传递的信息效果，而有的学者则研究首发股利的信息内涵，也有的学者研究停发股利的信号问题，还有的学者对特殊标明股利的信息内涵问题进行了专题研究。西方股利信号实证研究结果目前尚未能达成共识。佩蒂特(1972)、阿哈诺尼和斯瓦瑞(Aharony and Swary,1980)、凯瓦(Kwan，1981)、阿斯奎斯和马林斯(Asquith and Mullins，1983)、布里克利(Brickley，1983)、奥弗和西格尔(Ofer and Siegil，1973)等人的实证研究结果证实了股利政策确能向市场传递相关信息，但沃茨(Watts，1973)、格尼德(Gonedes．1978)等学者则否认股利具有未来盈利的信息内涵。 近年来，国内有关学者也开始了对股利信号的实证研究。陈晓、陈小悦、倪凡(1998)以1995年及以前上市的86家A股公司为样本，按照纯现金股利、股票股利和混合股利(现金加股票)将样本公司分为三类，采用累计超常收益法，分别计算它们在股利公告日前后20天的超常收益率，据此对不同形式首次股利的信号传递效应进行了检验，最后得出结论：在我国股票市场，三类股利均能产生超常收益，具有信号传递效应。但现金股利效应的显著水平及超常收益低于混合股利和股票股利，在考虑交易成本后，现金股利信号传递效应所带来的超常收益几乎消失。李常青(2001)采用符号检验、回归检验、累计超常收益分析三种方法对我国上市公司股利政策信息内涵进行了较为深入的实证研究。他选取上海证券交易所和深圳证券交易所1994年12月31日前上市且目前仍然挂牌交易的所有上市公司在1995—1998年所有的股利变化事件为研究样本，经过筛选，最后得到的样本公司数为144家，这14家公司在1995—1998年共发生股利增加事件142次，股利减少事件299次，其检验结果均支持股利变化具有信息内涵的假设。魏刚(2001)在建立股利信号传递模型的基础上，选取1992—1997年度我国644个上市公司作为观察值，研究非对称信息下的股利政策问题，研究结果表明当公司的持久盈利受到非暂时冲击时，它们通常会改变其股利政策。 股利信号理论模型的缺陷7 股利信号理论研究虽取得了突破性进展，但也并非完美，实证结果也不一致。总的来说，尚存在以下几个缺陷： (1)市场对股利增加做正面反应，对股利减少做负面反应，这种现象不仅信号理论可以解释，其他理论如代理成本理论也可以解释。 (2)信号理论很难对不同行业、不同国家股利的差别进行有效的解释和预测。例如，为什么美国、英国、加拿大的公司发放的股利比日本、德国高，而并没有表现出更强的盈利性呢? (3)信号理论解释不了为什么公司不采用其他效果相当而成本更低的手段传递信息。 (4)在市场变得越来越有效、信息手段大大提高的同时，支付股利为什么作为恒定的信号手段? (5)更重要的是，在高速成长的行业、企业，股利支付率一般都很低，但按照信号理论恰恰会做出相反的解释和预测。 参考文献 ↑ 钱政、聪郑玉.中国股利信号理论实证研究的发展J中国科技信息2005年第11期 ↑ 王朝群、戴鹏.股利信号理论及其在我国的研究现状J决策借鉴,第15卷第2期,2002年4月 ↑ 陈晓、陈小悦、倪凡.中国上市公司首次殷利信号传递效应的实证研究J．经济科学，1998，(5) ↑ 魏刚．我国上市公司股利分配的实证研究J．经济研究．1998(6) ↑ 俞乔，程滢.我国公司股利政策与股市波动J经济研究，2001，(4) ↑ 吕长江，王克敏.上市公司股利政策的实证分析J经济研究，1999，(12) ↑ 7.0 7.1 7.2 徐明圣.股利信号理论模型及其应用J，金融市场研究，2002年第6期(总第86期)
目录 1 比较资本成本法的概述 2 比较资本成本法的两种方法 3 比较资本成本法的优缺点 4 相关案例分析 比较资本成本法的概述 比较资本成本法是指企业在筹资决策时，首先拟定多个备选方案，分别计算各个方案的加权平均资本成本，并相互比较来确定最佳资本结构。即：通过计算不同资本结构的综合资本成本率，并以此为标准相互比较，选择综合资本成本率最低的资本结构作为最佳资本结构的方法。运用比较资本成本法必须具备两个前提条件：一是能够通过债务筹资；二是具备偿还能力。 其程序包括： 1、拟定几个筹资方案； 2、确定各方案的资本结构； 3、计算各方案的加权资本成本； 4、通过比较，选择加权平均资本成本最低的结构为最优资本结构。 企业资本结构决策，分为初次利用债务筹资和追加筹资两种情况。前者称为初始资本结构决策，后者称为追加资本结构决策。比较资本成本法将资本成本的高低，作为选择最佳资本结构的唯一标准，简单实用，因而常常被采用。 比较资本成本法的两种方法 1、直接测算各备选追加筹资方案的边际资本成本，从中选择最佳方案； 2、把备选追加筹资方案与原有最优资本结构汇总，测算各追加筹资条件下汇总资本结构综合资本成本，比较确定最佳方案。 (1)初始资本结构决策 企业在实际筹资过程中，对拟定的筹资总额可以采用多种筹资方式来筹措，同时对各种筹资方式的筹资数额可有不同的安排，由此就形成若干个筹资方案可供抉择。在个别资本成本率已确定的情况下，综合资本成本率的高低，主要取决于各种筹资方式的筹资额占拟定筹资总额比重的高低。 例如，某公司创建时，拟筹资5000万元，现有如下两个筹资分案可供选择： 筹资方式资本成本（％）A方案（万元）B方案（万元） 长期借款1010001500 股 票1440003500 Σ—50005000 根据上述资料，分别计算A、B筹资方案的综合资本成本率，并比较其大小，从而确定最佳资本结构方案。 根据计算结果，B方案的综合资本成本率小于A方案，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B方案为最佳筹资方案，其所形成的资本结构也是最佳资本结构。 (2)追加资本结构决策 企业因扩大业务或投资的需要而增加资本，原资本结构就会因追加筹资发生变化。追加资本结构决策步骤和方法如下： 第一步:计算各筹资方式的综合资本成本率，即组平均数。计算公式如下： 式中，K—原资本结构和追加资本结构中同一筹资方式下的个别资本成本率；w—原资本结构和追加资本结构中同一筹资方式下的筹资额所占比重。 接上例。 筹资 原 资 本 结 构 追加资本A方案 追加资本B方案 方式筹资额万元 资本成本（％）筹资额万元 资本成本（％）筹资额万元 资本成本（％） 长期借款150010100085008 股票350014100012．5150012．5 Σ500012．82000—2000— 要求：用比较资本成本法选择最优追加资本方案 第二步:计算追加资本结构的综合资本成本率，即总平均数。计算公式如下： 根据计算结果，A方案追加资本后的综合资本成本率略低于B方案，因此A方案为最佳资本结构方案。 运用比较资本成本法进行资本结构决策存在两个局限性：一是没有考虑财务风险增加的因素；二是没有直接反映公司市场价值的大小。 比较资本成本法的优缺点 优点：以加权平均资本成本最低为唯一判断标准，因此在应用中体现出直观性和操作上的简便性。另外，资本成本的降低必然给企业财务带来良好的影响，一定条件下也可以使企业的市场价值增大。 缺点：仅仅以加权平均资本成本最低作为唯一标准，在一定条件下会使企业蒙受较大的财务损失，并可能导致企业市场价值的波动 相关案例分析 例：某公司目前拥有资金2000万元，其中，长期借款800万元，年利率10%；普通股1200万元，上年支付的每股股利2元，预计股利增长率为5%，发行价格20元，目前价格也为20元，该公司计划筹集资金100万元，企业所得税率为33%，有两种筹资方案： 方案1：增加长期借款100万元，借款利率上升到12%，假设公司其他条件不变。 方案2：增发普通股40000股，普通股市价增加到每股25元，假设公司其他条件不变。 要求：根据以上资料 1)计算该公司筹资前加权平均资金成本。 2)用比较资金成本法确定该公司最佳的资金结构。 答案： （1）目前资金结构为：长期借款40%，普通股60% 借款成本=10%（1－33%）=6.7% 普通股成本=2（1＋5%）÷20＋5%=15.5% 加权平均资金成本=6.7%×40%＋15.5%×60%=11.98% （2）方案1： 原借款成本=10%（1－33%）=6.7% 新借款成本=12%（1－33%）=8.04% 普通股成本=2（1＋5%）÷20＋5%=15.5% 增加借款筹资方案的加权平均资金成本=6.7%×（800/2100）+8.04%×（100/2100）+15.5%×（1200/2100）=11.8% （3）方案2： 原借款成本=10%（1－33%）=6.7% 普通股资金成本=2×(1+5%)/25+5%=13.4% 增加普通股筹资方案的加权平均资金成本=6.7%×（800/2100）+13.4%×（1200+100）/2100 =10.85% 该公司应选择普通股筹资。
通货膨胀指数化债券（Inflation Index Bonds） 所谓通胀指数化债券（IIS）是指债券本金和利息的到期支付根据既定的通胀指数变化情况调整的债券。该种债券发行时通常先确定一个实际票面利率，而到期利息支付除按票面确定的利率标准外还要再加上按债券条款规定期间的通货膨胀率升水，本金的到期支付一般也根据债券存续期间通胀率调整后支付。指数化债务的持有人收到的利息等于宣布的实际利息（譬如说3%）加上通货膨胀率。如果通货膨胀率为18%，债券持有人将获得21%的利息。如果通货膨胀率为50%，事后支付的名义利率为53%。通过这种方法债券持有人在通货膨胀中得到补偿。通胀指数化债券确定的利率是实际利率。 应用作用 如果一国的金融市场上有通胀指数化债券又有非通胀指数化债券，通胀指数化债券和非通胀指数化的利率通货膨胀指数化债券，在债券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我们可以把非通胀指数化债券的利率看作是实际利率加上通胀风险溢价的结果。 中央银行和货币政策当局就可以通过观察通胀指数化债券与非通胀指数化债券之间的利差来估算社会成员的通胀预期。如果通胀指数化债券利率与非通胀指数化债券利率变动的方向一致，如两种债券利率都趋向上升，则说明经济中货币供应紧张，经济系统中的平均实际利率上升，央行可以根据经济的实际情况和宏观调控目标，适当放松银根，增加货币供应量，维持合理的实际利率目标。反之亦然，央行可以适当收紧银根，吸收经济系统中的多余货币，抑制投资和消费过热。 在那些通胀利率很高且不确定的国家，运用通常的债务工具来进行长期借款已变得不可能——贷款人对到期后他们收回的还款的实际价值为多少心里没底。在这样的国家里，一旦政府发行通胀指数化债券，将吸引一批对金融风险和宏观经济风险特别敏感的投资者，并为培育保险公司、基金公司等投资群体和相关金融产品的创新创造条件。这将有力促进金融市场的发展和提高国家金融深化程度。 具体设计 IIS的设计有不同的种类，其中最基本的可概括为两种基本形式：本金指数化和利率指数化，其中最广泛的形式是本金指数化债券。此外，还有现付债券、 年金指数化债券和零息指数化债券。 在通胀指数债券中，物价指数的选择非常重要。所选择的指数，要能被投资者广泛了解并不存在公布的延通货膨胀指数化债券迟或很短的延迟。反映一国的通货膨胀有许多价格指数，但使用最为广泛的是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由于CPI是用来描述通货膨胀最常用而稳定的指标，所以现今大多数国家发行IIS均采用CPI指数。根据我国价格指数体系特点，建议选择CPI作为物价通胀指数债券的参照指数。 通胀指数债券采用期初和期末物价指数，既可以选择月同比价格指数，也可以选择一定时间段的平均价格指数。期初和期末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实际上是一段时间的平均价格。统计上最多只有月度物价指数，所以期初和期末数可以是当月居民消费价格、当季平均消费价格、半年平均消费价格，甚至是年度平均消费价格。因此，若是按年付息指数债券，初步考虑用月度同比物价指数作为期初和期末的物价指数；而对于半年付息指数债券而言，则采用月度定基指数（由于我国未公布此指数，需要通过月度同比指数换算而来）。 综上所述，通胀指数债券的计息时间段可为一年或半年，可采用半年付息前置法或按年付息后置法；可采用期初和期末物价月度数据。如为按年付息，建议采用11 月份的同比物价指数；如为半年付息，建议选择5月和11月的物价指数。从国际经验来说，通胀指数债券发行的期限应相对长一些，可在10年以上。其原因：一是债券的期限越长，固定利率的风险越大。二是期限长，能体现通胀指数债券的优势。 考虑问题 一是是物价指数的可信度。就IIS而言，选择不同的物价指数，会使投资者的负债面临不同的系统风险，投资者持有该类物价构成的通胀指数债券的不利因素也就越大，这会导致IIS的吸引力下降。因此，作为IIS的物价指数必须慎重对待。 尽管大多数国家选择CPI来作为物价指数指标，但时至今日仍有众多市场人士提出了CPI是否高估或低估了实际的通胀水平。甚至美国金融委员会也聘请了四名专家来研究CPI是否夸大消费者生活成本的增长率。但这不应成为影响人们质疑CPI不宜作为IIS基准的理由。因为实际中不管高估或低估，投资者会理解这个偏差，并会接受一个更通货膨胀指数化债券低或更高的实质收益率。因为他们会意识到实际对通胀的补偿，会大于或小于通胀带来的损失，并且这种偏差是已知的和稳定的，IIS的价格会反映其价值。或者说，只要指数的偏差是稳定的，就不会影响IIS的功能，从IIS和名义债券市场中反映出的信息就是真实的。 二是物价指数定期发布的制度化和稳定性。IIS的发行与交易定价受所采取的物价指数的定期准时发布的影响，发布的稳定性是保证IIS吸引力的前提。物价指数的编制机构或发布机构必须公布发布渠道、发布日期，不能延迟。特别是在物价波动较大的时期，很小的物价指数公布的延迟，都会造成投资者无法弥补的损失。稳定性还要求物价指数不被轻易地反复修改，虽然成熟市场国家也有对过去的已公布的物价指数进行重算和发布的先例，但这不应成为我们效仿的依据。指数稳定的重要性在美国债券市场表现得尤其明显。 三是物价指数编制的完整性和透明性。物价指数编制的透明性，对于投资者科学合理预测物价的走势和买卖决策具有重要意义。这种透明性也意味着编制的科学性，敢于供公众进行检验。同时，物价指数的编制应独立于IIS的发行者，不受其影响，这是IIS被投资者视作可靠投资手段的前提。如果政府作为发行机构，而公布指数的机构为其分支机构，则就有理由怀疑政府为节约成本而在指数的编制和发布中有失公允。解决的最好办法就是公布指数编制的历史纪录，增加透明度，以证明指数的可信度。而我国目前在物价指数的编制上存在着指数样本的调整、抽样的改变等一些不透明的地方，影响其信任度。另外，透明性也意味着指数发布前的保密性对全部人员是一致的，而不会提前泄漏。 四是税收政策的确定性。如果对名义现金流课税而非对实际现金流课税，则IIS的税后实际收益率是不确定的。对于被课税的投资者而言，则IIS的吸引力下降。如果发行的是通胀指数国债，虽然利息部分是免税的，但本金部分增值课税大小和方式会影响着投资者在普通国债和通胀指数国债之间的选择。在英国，通胀引起的本金上升调整是免税的。而在美国、加拿大等国，通胀引起的本金上升被视为当期收入课税。当“未实现”的税负高于当期的息票时，会造成负现金流，从而降低免税投资者对IIS的需求。
概述 保险公估从《保险公估机构管理规定》中对于保险公估机构的定义“保险公估机构是指依照《保险法》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以及本规定，经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设立的，接受保险当事人委托，专门从事保险标的的评估、勘验、鉴定、估损、理算等业务的单位”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一百二十三条“保险人和被保险人可以聘请依法设立的独立的评估机构或者具有法定资格的专家，对保险事故进行评估和鉴定”来看，保险公估是指接受保险当事人委托，独立的对保险事故所涉及的保险标的进行评估、勘验、鉴定、估损、理算等活动的行为。 存在原因 杭州安信保险公估有限公司 1．市场发展的需要 在国外成熟的保险市场上，保险公司自身承担的任务主要在新品开发、售后服务、风险管理等方面，而承保和理赔公估业务，多数由保险公估人经营。中国人世承诺下的保险市场已经在2004年12月l1日全面开放，外资保险公司的进入使得国内保险业与国际规则和国际惯例接轨的工作必须加快，而中国专业公估机构和专业才均滞后于市场的要求，无论是机构和专业人员的数量还是技术水平、公估机构的管理水平等都还跟不上市场发展的需要。为了适应市场发展的需要，必须大力发展保险公估业。 2．保险业发展的需要 保险展业、保险核保和保险理赔是保险行业发展的三个重要环节，保险公估业又与这三大重要环节紧紧相扣，它们之间不是割裂的，而是紧密联系、密切合作。按照保险合同约定，保险事故发生后，造成保险标的损失，作为合同双方当事人对赔付结果在很大程度上存在分歧，保险公估人的介入能正确、合理而且客观地估损，免去一些不合理赔付、冤枉赔付、滥赔、错赔等行为，保证保险业的健康发展。 3．政府职能转型的需要 目前中国保险标的物发生损失后的价格评估，大多数由物价、公安等政府执法部门成立的一些评估机构“承担”，比如，各地的“事故车辆车物定损中心”利用行政权力垄断市场。随着政府职能的转换，这些评估机构必须脱离原所属政府部门，原先进行的定损评估需要相关的组织进行，而保险公估机构将成为最佳的选择。 中国发展 保险公估人证书1．萌芽阶段90年代以来，中国平安和中国太平洋保险等保险公司纷纷成立，结束了中国人民保险公司的垄断局面，保险市场主体多元化拉开了保险市场竞争的序幕。在竞争中，为了取得主动权、占领市场，各家保险公司开始重视保险的服务功能，包括理赔服务。在理赔时聘请监察部门进行查勘和定损，凭借监察部门的公正性、权威性，取信于客户，提高自身的信誉度；另一方面，一些保险意识较强的客户开始懂得利用理赔中介机构来维护自己的利益。这些做法，在当时被视为保险公估行为。2．起步阶段随着国民经济的不断发展，在国家政策的扶持下，中国保险业进入了快速发展的粗放型发展阶段。在一批批外国保险公司纷纷加人中国保险市场的同时，中国一些保险公估公司相继挂牌成立，如上海的“东方公估行”、天津的“北方公估行”、广州的“平量行有限公司”等。在国外，一些境外保险公估行也看好中国的保险公估市场，向有关部门申请在中国设立代表处，如平良行、汤克、麦理伦等。这些捷足先登的在世界保险公估市场上知名保险公估公司，期盼在未来中国保险公估市场上占有一席之地。中国保险公估市场上出现的保险公估组织发展之快、来势之猛，说明了中国保险公估业发展潜力很大。3．发展阶段1997年以来，随着中国保险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化和经营机制的转变，保险市场上专业化、分工细的要求显得尤为重要。其中保险公估人以技术服务和理赔经验及质量为依托，逐步被保险公司所接纳，成为保险公司处理相关理赔业务的得力助手。再者，近年来，中国保险市场竞争日趋激烈，为了争取客户和维护与客户之间的关系，提高自身的服务质量，国内保险公司开始进一步扩大使用保险公估人的范围，尽可能地委请公估人。因此，保险市场上对公估人的需求不断增加，相应的公估人的工作范围也在不断扩大，中国保险公估业取得了一定的发展。 促进意义 保险公估作为一个提供中介服务的组织，保险公估人的职能主要是受保险合同当事人一方或双方委托，收取合理的费用，运用科学技术手段和专业知识，通过检验、鉴定、评估、理算等程序，对保险标的进行合理、公正、科学的证明。 (一)发展保险公估业是实现中国保险业由粗放式经营向集约型经营转变的战略目标的重要条件。 随着中国保险市场供给主体的增加，新成立的保险公司在运作初期南于成本的约束，不可能自给自足地配备人员。在保险公估人存在的保险市场上，保险公司能利用这项制度，建立新型内部经营机制，提高保险服务质量，降低经营成本。 (二)发展保险公估业是促进保险理赔规范化的需要。 保险理赔是保险实现其经济补偿职能的具体体现，它涉及到保险合同双方的切身利益。由保险公估人出具的保险公估报告，能站在中立的立场上对保险事故的原因、责任、损失程度等进行客观的勘定、评估、测算，容易被保险双方当事人认可，从而尽快赔付，实现保险的经济补偿功能。 (三)可以促进保险企业深化内部改革，节省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 将一部分理赔工作从保险公司剥离出来，交由保险公估人去完成，既可以降低保险经营成本，还有助于改进服务，提高效率，树立良好的品牌形象。 (四)可以满足再保险业发展的需求，降低再保险经营风险。 在再保险活动中，一旦原保险人承保的保险标的发生保险事故，再保险人需及时了解有关情况，以便明确自己应承担的责任。通常再保险人与被保险人联系较为松散，异地查勘、定损、理赔十分不便，而且成本往往很高。对原保险人提供的损失报告原因涉及责任分担问题，往往也会心存疑虑。这时，身份独立的保险公估人出面协调再保险各方的利益关系，可以最大限度地节约成本，提高经济效益。 (五)保险公估业已经成为国际惯例。 在保险业高度发达的国家，保险公估人处理的赔案占整个保险公司赔案的比例高达80%以上。保险公估人介人大额理赔案件在英国、德国、美国、日本等经济发达国家已成惯例。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保险市场也将对外逐步开放，中国保险企业要想在国际国内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站稳脚跟，就必须按国际惯例办事，迫切需要保险公估人的配套服务。 对策 保险公估1．完善中国保险公估法律法规 首先，增加《保险法》关于保险公估的立法内容。应抓住当前正对《保险法》进行修改的时机，丰富有关保险公估内容，构建保险公估立法的总体框架。其次，应依据世界贸易组织《服务贸易总协定》的要求，合理制定中资和外资保险公估机构进入保险公估市场的条件和经营范围以及执业行为准则。最后，还应明确保险公估的法律地位和保险公估报告的法律效应。 2．建立严格的市场准入与退出制度 规范保险公估行为保险监督管理部门应严格审批保险公估业务许可证的发放，把好保险公估公司的进入关，保证保险公估的质量。对于违背诚信原则、损害保险当事人利益的公估人应按照明确的条件和程序强令其退出市场。进一步健全中国保险公估人资格考试制度，满足中国保险公估从业人员的职业化和层次化的需要。形成保险公估行业的自律机制，遏制不正当竞争，规范保险公估行为。 3．加大保险公估的监管力度 首先，法制建设是保证公估市场健康持续发展的前提。监管部门在具体执法过程中也必须严格依照现有的《保险法》、《保险公估人管理规定(试行)》等法律法规，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其次，通过组织实施保险公估资格考试，促进对保险公估人员的监管。再次，保监会应通过对保险公估机构的经营内容、公估收费标准、公估公正性、公估人员收受额外费用等以及保险公估人之间竞争等方面的监管，防止保险公估市场出现恶性竞争行为。最后，建立公众监督机制。通过对保险公估公司信息的披露，增加保险公估市场的透明度，最大限度地减少因信息不对称给消费者所造成的误判，约束并规范保险公估人的行为。 4．借鉴国外保险公估经验 发达国家和地区保险公估人的公估经验对中国保险公估业的发展具有相当重要的指导和借鉴意义。中国保险公估机构应多方面、多渠道收集国外保险公估的经典案例，在大型公估项目、技术难度高的公估项目上与国外保险公估机构公估合作，定期或不定期地与国外保险公估专家进行技术交流。 成功标志 保险经纪人证书|保险公估人证书1、是否使保险理赔透明化。保险公估的介入应改变保险理赔中信息不对称的现状，能有效地维护保险双方的利益，使保险当事双方及有关各方都能够放心，使理赔工作交由保险公估人来做逐渐变成一种习惯和制度。 2、是否起到了润滑剂的作用。即公估人应是减少理赔过程中当事人之间摩擦的润滑剂。保险公估的一个重要角色就是沟通保险双方，避免和化解矛盾，扮演这个角色的条件就是保险公估人的专业知识和职业道德。保险公估应取得保险双方的信任与支持，提高保险理赔的效率，强化保险的服务职能。 3、是否降低了保险市场的营运成本。一是降低直接成本，保险公估在使被保险人得到合理的保险补偿的同时，又能使保险公司合理赔付，避免不必要的赔款支出，减步理赔周折和诉讼费用；二是降低间接成本，保险公估通过风险评估和防灾防损工作，使保险公司通过选择风险和降低承保财产的出险频率来取得效益。 4、是否起到了净化保险市场的作用。目前保险双方在保险理赔中经常会发生纠纷，某些不规范的操作也加剧了这些矛盾。保险公估的出现应该使这些纠纷和不规范操作大幅度地减少。透明化的运作，使不规范的操作失去存在的土壤。 5、是否得到社会的普遍认可。保险公估业应以其公正、专业的形象、高教率的办案能力和协调能力，以及较高的服务水平树立起信誉和权威，得到社会接受和认可。保险标的的风险评估、责任事故的现场查勘、理赔金额的计算交由保险公估人来做，成为人们的一种习惯和制度。 评价 保险公估保险公估发展至今，尚无统一的定义。对于“保险公估”的定义，从《保险公估机构管理规定》中对于保险公估机构的定义“保险公估机构是指依照《保险法》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以及本规定，经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设立的，接受保险当事人委托，专门从事保险标的的评估、勘验、鉴定、估损、理算等业务的单位”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一百二十三条“保险人和被保险人可以聘请依法设立的独立的评估机构或者具有法定资格的专家，对保险事故进行评估和鉴定”来看，保险公估是指接受保险当事人委托，独立的对保险事故所涉及的保险标的进行评估、勘验、鉴定、估损、理算等活动的行为。保险公估的出现与保险市场的发展密不可分，它是保险市场发展的必然产物。保险公司理赔事务的日益增加和复杂化产生了专业性的需求，为专门从事保险公估工作的保险公估人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基础。 相关词条 保险公估 保险责任准备金 保险管理 保险合同 保险金额 保险费 保险人 保险欺诈 保险单 保险责任 保险理赔 保险代理人 保险经纪人 保险公估人 保险中介 保单贷款 参考资料1、http://finance.sina.com.cn/roll/20040308/1513661183.shtml2、http://bxtz.newssc.org/system/2008/06/13/010895267.shtml3、http://www.eol.cn/kao_shi_jie_shao_6305/20080814/t20080814_316957.shtml4、http://www.eol.cn/kao_shi_jie_shao_6305/20080814/t20080814_316957.shtml
OTP Bank 目录 1、 OTP Bank简介 2、 OTP Bank发展历史 3、 OTP Bank发展战略 4、 OTP集团 本条目包含过多不是中文的内容，欢迎协助翻译。 若已有相当内容译为中文，可迳自去除本模板。 匈牙利最大零售银行:OTP Bank OTP Bank官方网站网址:http://www.otpbank.hu/ OTP Bank简介 ...... OTP银行是目前匈牙利最大的金融机构，其稳定及资金状况是不容质疑的。根据去年的IFRS国际金融报告数字显示，OTP银行纳税1582亿幅林。2005年处理民用贷款业务占拥有30多个金融机构的匈牙利金融市场的38%，存款业务的市场份额为35%。OTP银行治理层表示，该行还将继续致力于发展贷款业务、保持匈牙利领先地位、并加强地区地位。 OTP Bank发展历史 OTP was created in 1949 when two other major state-owned banks were established. It was created by a state-induced merger of Pesti Hazai Els? Takarékpénztár (First Pest Savings Bank), Leszámítoló Bank (The Clearing Bank) and several small-size banks from the rural parts of the country. Its control was given to the Ministry of Finances. Its duty was to handle the accounts of domestic clients and local councils. The other two banks were Külkereskedelmi Bank (Foreign Trade Bank) and Beruházási Bank (Investment Bank). State ownership lasted from 1949 to 1991, when all three major banks were privatised, thus establishing OTP Bank, MKB Bank and K%26amp;H Bank. During the last decade, OTP Bank, under its ambitious CEO Sándor Csányi, has become a major player in the Central European market: it has made acquisitions in Slovakia (OTP Banka Slovensko, a.s.), Bulgaria (DSK Bank), Romania (RoBank, renamed to OTP Romania SA), Croatia (Nova Banka, renamed to OTP Banka d.d.), Serbia (Ni?ka banka, Kulska banka, and Zepter banka), Montenegro (Crnogorska komercijalna banka) and Ukraine (former Raiffeisen Bank Ukraine). As of June, 2006 it is also negotiating the possibility of buying several other medium-sized or small banks in Russia, Serbia and Croatia. OTP Bank remains by far the largest bank in Hungary. Its position as such was challenged only once, though unsuccessfully by Erste Bank, who bought out the financially challenged Postabank (Postbank), thus trying to create the largest financial entity in Hungary. OTP Bank went through a face-lift on January 12, 2007, by replacing its old green square logo. It adopted a new logo, and a new slogan too: Megbízunk egymásban (Trusting each other). It hopes to re-gain the trust of its clients, who left the bank in recent years to its rivals. The new image appeals to younger customers. OTP Bank发展战略 In the next five year the bank plans to: Achieve leading postition in the Bulgarian market Every year have a return of average equity higher than 25% Decrease the ratio of income/expenses to 50-53% OTP集团 The Bank hosts an international organisation called the OTP group. The several parts of the group work in different areas of business. OTP Bank Rt.- Universal Bank Merkantil Bank Ltd.- Personal Loans Merkantil Car Ltd.- Auto Leasing Merkantil Lease Ltd.- Leasing OTP Building Society Ltd.- Savings Bank OTP Mortgage Bank Ltd.- Mortgage Bank DSK BANK EAD- Universal Bank OTP Banka Slovensko, a.s.- Universal Bank OTP Bank Romania SA- Commercial Bank OTP banka Hrvatska- Commercial Bank OTP Garancia Insurance Ltd.- Insurance Company OTP Fund Management Ltd.- Investment Fund OTP Real Estate Fund Management Ltd.- Investment Fund Hungarian International Finance Ltd.- International Financing OTP Real Estate Ltd.- Construction and sale of properties OTP-SCD Lízing Rt. - OTP Factoring Ltd.- Factoring, forfeiting OTP Factoring Trustee Ltd.- evaluation and sale of properties OTP Pension Fund Ltd.- Pension Fund OTP Health Fund- Health Fund OTP Travel Ltd.- Travel Agency OTP életjáradék Rt. -
比尔条例 1844年7月29号英国国会由首相主持通过一个条例，规定英格兰银行自1844年8月31日起划分为发行部和银行部，这是英格兰银行逐步成为英国唯一货币发行机构进程中的里程碑。
A mutual fund that invests in gaming, such as casino operators and gaming equipment, alcohol, tobacco and aerospace/defense sectors. The fund invests in both domestic and foreign-based equities, and holdings range from small cap to mega cap companies. The fund has been in operation since 2002 and focuses on so-called "vices" that are considered by many to be socially irresponsible investments, or "sin stocks". Taobiz explains Vice Fund The Vice Fund has little direct competition based on sector allocations, but as of 2007, it had outperformed the Russell 1000 Index (its benchmark index) since its inception. The fund is considered non-diversified, and carries a relatively high expense ratio of greater than 1.5% annually. The Vice Fund stands in stark contrast to the many socially conscious or responsible mutual funds on the market, but it is based on the philosophy that sectors like gaming and alcohol have inherently solid demand; therefore, companies that are leaders in these sectors should produce good returns for shareholders.
美国货币政策概述 美国的货币政策的制定和执行职责，长期以来由美国的中央银行即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简称美联储，FRS）承担。货币政策是美国调控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主要宏观政策工具。美国法律规定，货币政策的目标是实现充分就业并保持市值的稳定，创造一个相对稳定的金融环境。在货币政策执行过程中，美联储积极运用有关金融工具以尽量减少利率和货币信贷量的变化，努力达到兼顾 “充分就业、市值稳定”的两大目标的目的。随着市场经济的成熟和发展，美联储货币政策在宏观调控经济方面发挥了日益重要的作用。 美国货币政策的调控思想及工具的运用 调控的思想是逆经济风险行事，衰退时降低准备率和再贴现率，公开市场买入；繁荣时则反过来操作。 准备金制度原本为了保障商业银行的流动性，后来演变成控制商业银行信用创造的工具。 美国货币政策调控的效果 货币政策的运用存在着认识时滞、决策时滞和生效时滞，然后使得正确的政策在错误的时间发生作用，不是“熨平”，而是扩大经济的波幅。30年代的大危机据说就是货币政策的失误造成，90年代初格利斯潘的调控实践也不很成功。 美国货币政策调控思想与工具的变化 90年代以来调控思想主要是，稳定经济与“逆经济风向行事”交替，更侧重于稳定经济，也就是尽可能抵消影响经济波动的因素。 美国货币政策的实质 美国货币政策的实质是服务于本国经济，美联储深刻理解美国资产泡沫是美国多年扩张的货币造成的，主观上希望泡沫永远不会破裂，另一方面通过微调美国经济、消化历史包袱。 二战后美国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发展 1、40－50年代初。1941年，美联储为筹措军费，采取了廉价的货币政策，即钉住战前的低利率：三个月期的国库券利率为0.375％，长期财政债券利率2.4％。无论什么时候，只要利率上升到高于上述水平，而且债券价格开始下跌时，美联储就进行公开市场购买，迫使利率下降。这一政策在大部分时间内是成功的，但当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时，引起了通货膨胀。1951年3月，美联储和财政部达成“一致协议”，取消钉住利率，但美联储承诺它将不让利率急剧上升。同时，美联储正式独立于财政部，此后货币政策才开始具有完全的独立性，这也标志着美国货币政策开始成为影响美国经济的主导力量。 2、50－70年代。这期间美国经济周期性扩张和收缩的特征非常突出，因此，扩张性货币政策和紧缩性的货币政策交替也很明显，货币政策目标经常变化。50年代，美联储控制的中介指标有自由储备金净额、三个月期的国库券利率和货币总量比，并按此次序来决定指标控制的重要性。结果表明，美联储对前两个指标的控制较好，对货币总量控制较差，这导致最初的10年内竞发生了三次经济危机。到了60年代，又重新推行廉价的货币政策，同时重视财政政策的运用。货币供应量的增长率日趋上升，松的货币政策加之松的财政政策导致通货膨胀率不断上升，从1965年的2.3％到1969年的6.1％。这些政策进一步导致了70年代滞胀的发生。70年代，美联储将货币总量作为中间目标，从M1 和M2的增长率来看，美联储以紧缩的货币政策为主，最终导致了1979年的经济危机。 3、80－90年代。70年代后，随着通货膨胀被抑制，美联储又转向了平稳利率政策，并获得了极大成功。例如90年代初，美国经济陷入萧条，美联储在1990年7月到1992年9月间连续逐步降息17次，将短期利率从8％降到3％，促进投资与消费上升，从而带动了整个经济的发展。在1994年到1995年7月，美国经济过热时，又连续7次提高联邦基金利率，成功地实现了软着陆。1994年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指出，美联储将放弃以货币供应量的增减对经济实行宏观调控的做法，今后将以调控实际利率作为经济调控的主要手段。这标志着美国货币政策的重大转变。 4、目前。自1999年6月开始，为防止经济过热，美联储开始抽紧银根，半年中先后三次提高利率。但美国经济增长势头仍没有减缓的迹象，于是在2000年2月2日、3月21日和5月16日又分别提高利率，使联邦基金利率达到65％。5月底公布的数据表明力度加大的宏观调控开始见效，经济增长逐步放缓。但2001年伊始，种种迹象表明，美国经济已进入了明显放慢的敏感时期。为刺激经济回升，从1月至6月底，美联储连续六次降息。在这么短的时间内采取如此大的降息动作，是近20年来的第一次。目前，美国联邦基金利率和贴现率分别为3.75％和3.25％，均为7年多来的最低水平。美联储表示，美国经济今后一段时期面临的主要危险仍是疲软，这意味着美联储可能还会降息。虽然目前美国经济还没有明显好转的迹象，但大多数经济学家认为，下半年美国经济形势将会出现好转。因为，首先，利率调整通常需要6至9个月的时间才能对经济产生全面影响。这意味着美联储今年1月开始的降息行动将在下半年充分发挥作用。其次，布什政府已开始实施其大规模减税计划。根据这一计划，美国家庭下半年可获得450亿美元的减税。再次，美国的消费者信心已开始回升，个人消费开支可望继续增加。 美国的货币政策与经济发展 从美联储提供的1971呈2001年美国GDP增长、生产力水平和物价走势图可以看出：90年代中后期是美国经济最活跃的时期，在此期间，美国经济持续保持高速增长，通货膨胀率也控制在较低幅度，生产力水平的增长超过了30年的平均水平。在美国过去十年经济高速增长时期，一个很显著的特征是各类投资基金发展迅速。风险投资基金的发展，有力支持了新兴企业特别是高科技企业不断成长壮大；并购基金的发展，加快了企业的兼并重组，使一大批企业加快转型步伐，更多的由传统行业转向半导体、电信、信息技术等新兴产业，居民及企业投资意愿旺盛。 随着经济快速增长，1998年以来，美国经济也不同程度上出现投资过度、投机增加等泡沫经济现象，一些新兴企业股价被严重高估，如从事信息网络业务的亚马逊公司的股票市值在一段时间竟与通用公司的市值几乎相当，严重背离了实际情况。为了防止经济进一步过热，美联储在两年曾连续7次提高贷款利息，促使市场修正过热的经济预期，导致美国股市回落，企业投资特别是高新技术领域投资明显下降，经济增长逐步趋缓。 2000年第四季度开始，美国经济增长出现停滞之势。2000年以来，为了防止经济衰退，提升企业和个人投资意愿，促进经济增长，尤其是振兴 “9·1l”事件后遭受重大打击的美国经济，美联储又连续11次降息，美元一年期浮动利率从原来的6.5%下降到1.75%，以刺激居民消费和投资的增长。美联储有关官员认为：从近30年来美国生产力水平曲线图可以看出，这次美国经济衰退与历史上其他时期的经济衰退有所不同。由于美国生产力水平仍保持在基本高于平均增长值状况，竞争力仍属较高水平，因此美国经济有望在今年下半年开始复苏，并逐步进入新一轮增长。 美国货币政策的目标 Judd, Rudebusch 下面是一封旧金山联邦储备银行的经济学通信。里面谈到了美国的货币政策目标及其历史演变。1913年，美联储成立的时候，没有规定目标，只说它的作用是维持货币弹性。1946年《就业法》规定美联储的货币政策目标是促进最大就业。1977年和1978年的《全面就业和预算平衡法》规定，货币政策有三个：“完全就业，价格稳定，中长期利率平稳”。现在，正在争论是否将货币政策目标只减为保持价格稳定这一项。欧洲央行已经这样做了。================FRBSF Economic Letter99-04; January 29, 1999The Goals of U.S. Monetary Policy * The evolution of the Fed's legislative mandate * The debate about the Fed's current mandate * ReferencesThe Federal Reserve has seen its legislative mandate for monetary policy change several times since its founding in 1913, when macroeconomic policy as such was not clearly understood. The most recent revisions were in 1977 and 1978, and they require the Fed to promote both price stability and full employment. The past changes in the mandate appear to reflect both economic events in the U.S. and advances in understanding how the economy functions. In the twenty years since the Fed's mandate was last changed, there have been further important economic developments as well as refinements in economic thought, and these raise the issue of whether to modify the goals for U.S. monetary policy once again. Indeed, a number of other countries--notably those that adopted the Euro as a common curency at the start of this year--have accepted price stability as the new primary goal for their monetary policies.In this Letter, we spell out the evolution of the legislation governing U.S. monetary policy goals and summarize the debate about whether they could be improved.The evolution of the Fed's legislative mandateThe Federal Reserve Act of 1913 did not incorporate any macroeconomic goals for monetary policy, but instead required the Fed to "provide an elastic currency." This meant that the Fed should help the economy avoid the financial panics and bank runs that plagued the 19th century by serving as a "lender of last resort," which involved making loans directly to depository institutions through the discount windows of the Reserve Banks. During this early period, most of the actions of monetary policy that affected the macro economy were determined by the U.S. government's adherence to the gold standard.The trauma of the Great Depression, coupled with the insights of Keynes (1936), led to an acknowledgment of the obligation of the federal government to prevent recessions. The Employment Act of 1946 was the first legislative statement of these macroeconomic policy goals. Although it did not specifically mention the Federal Reserve, it required the federal government in general to foster "conditions under which there will be afforded useful employment opportunities ... for those able, willing, and seeking to work, and to promote maximum employment, production, and purchasing power."The Great Inflation of the 1970s was the next major U.S. economic dislocation. This problem was addressed in a 1977 amendment to the Federal Reserve Act, which provided the first explicit recognition of price stability as a national policy goal. The amended Act states that the Fed "shall maintain long run growth of the monetary and credit aggregates commensurate with the economy's long run potential to increase production, so as to promote effectively the goals of maximum employment, stable prices, and moderate long-term interest rates." The goals of "stable prices" and "moderate long-term interest rates" are related because nominal interest rates are boosted by a premium over real rates equal to expected future inflation. Thus, "stable prices" will typically produce long-term interest rates that are "moderate."The objective of "maximum" employment remained intact from the 1946 Employment Act; however, the interpretation of this term may have changed during the intervening 30 years. Immediately after World War II, when conscription and price controls had produced a high-pressure economy with very low unemployment in the U.S., some perhaps believed that the goal of "maximum" employment could be taken in its mathematical sense to mean the highest possible level of employment. However, by the second half of the 1970s, it was well understood that some "frictional" unemployment, which involves the search for new jobs and the transition between occupations, is a necessary accompaniment to the proper functioning of the economy in the long run.This understanding went hand in hand in the latter half of the 1970s with a general acceptance of the Natural Rate Hypothesis, which implies that if policy were to try to keep employment above its long-run trend permanently or, equivalently, the unemployment rate below its natural rate, then inflation would be pushed higher and higher. Policy can temporarily reduce the unemployment rate below its natural rate or, equivalently, boost employment above its long-run trend. However, persistently attempting to maintain "maximum" employment that is above its long-run level would not be consistent with the goal of stable prices.Thus, in order for maximum employment and stable prices to be mutually consistent goals, maximum employment should be interpreted as meaning maximum sustainable employment, referred to also as "full employment." Moreover, although the Fed has little if any influence on the long-run level of employment, it can attempt to smooth out short-run fluctuations. Accordingly, promoting full employment can be interpreted as a countercyclical monetary policy in which the Fed aims to smooth out the amplitude of the business cycle.This interpretation of the Fed's mandate was later confirmed in the Humphrey-Hawkins legislation. As its official title--the Full Employment and Balanced Growth Act of 1978--clearly implies, this legislation mandates the federal government generally to "...promote full employment and production, increased real income, balanced growth, a balanced Federal budget, adequate productivity growth, proper attention to national priorities, achievement of an improved trade balance . . . and reasonable price stability..." (italics added).Besides clarifying the general goal of full employment, the Humphrey-Hawkins Act also specified numerical definitions or targets. The Act specified two initial goals: an unemployment rate of 4% for full employment and a CPI inflation rate of 3% for price stability. These were only "interim" goals to be achieved by 1983 and followed by a further reduction in inflation to 0% by 1988; however, the disinflation policies during this period were not to impede the achievement of the full-employment goal. Thereafter, the timetable to achieve or maintain price stability and full employment was to be defined by each year's Economic Report of the President.The debate about the Fed's current mandateThe Fed then has two main legislated goals for monetary policy: promoting full employment and promoting stable prices. With this mandate, the Fed has helped foster the exceptional performance of the U.S. economy during the past decade. Still, some have argued that the Fed's mandate could be improved, especially in looking ahead to future attempts to maintain or institutionalize recent low inflation. Much discussion has centered on two topics: the transparency of the goals and their dual nature.The transparency of goals refers to the extent to which the objectives of monetary policy are clearly defined and can be easily and obviously understood by the public. The goal of full employment will never be very transparent because it is not directly observed but only estimated by economists with limited precision. For example, the 1997 Economic Report of the President (which has authority in this matter from the Humphrey-Hawkins Act) gives a range of 5 to 6% for the unemployment rate consistent with full employment, with a midpoint of 5.5%. Research suggests that there is a very wide range of uncertainty around any estimate of the natural rate, with one prominent study finding a 95% probability that it falls in the wide range of 4 to 7-1/2 % (see Walsh 1998).Price stability as a goal is also subject to some ambiguity. Recent economic analysis has uncovered systematic biases, say, on the order of 1 percentage point, in the CPI's measurement of inflation (see Motley 1997). In this case, actual price stability would be consistent with measured inflation of 1%. In addition, at any point in time, different price indexes register different rates of inflation. Over the past year, for example, the CPI has risen about 1-1/2%, while the GDP price index has risen about 1%. Still, a transparent price stability goal could be specified as a precise numerical growth rate (or range) for a particular index (which could take into account any biases). However, economists have also suggested other ways to enhance the transparency of policy. For example, publishing medium-term inflation forecasts might help to clarify the direction of policy (Rudebusch and Walsh 1998). Because the central bank has some control over inflation in the medium term, its forecasts would contain an indication of where it wanted inflation to go.A second recent proposed modification to the Fed's goals involves focusing to a larger extent on price stability and de-emphasizing business cycle stabilization. Some economists have argued that having dual goals will lead to an inflation bias despite the Fed's best attempts to control inflation. This argument stresses that the temptation to engineer gains in output in the short run will overcome the central bank's desire to control inflation in the long run. As a result of elevated inflation expectations of the public, inflation will end up being higher than the central bank intended, despite its best efforts. This "time-inconsistency" argument, as economists call it, coupled with the pain incurred in the 1970s as inflation skyrocketed and in the early 1980s as inflation was reduced to moderate levels, persuaded many that the primary goal of the central bank should be to stabilize prices.This view is embodied in the charter for the central bank in the new European Monetary Union: "The primary objective of the European System of Central Banks is to maintain price stability. Without prejudice to the objective of price stability, the ESCB shall support the general economic policies in the Community." Among these latter policies are "a high level of employment" and "a balanced development of economic activities."Economists remain divided on the importance of the time inconsistency problem and on the need to put primary emphasis on price stability at the expense of output stabilization. Some stress the fact that the central bank is the only entity that can guarantee price stability, and that this goal is not likely to be attained for long unless price stability is designated as the primary goal. Others find the arguments for time inconsistency implausible because policymakers, who are aware of the arguments about an inflationary bias and see the implications for inflation, can conduct policy without an inflationary bias (McCallum 1995). Still others argue that the abdication of other goals is irresponsible (Fuhrer 1997). Also, a good deal of empirical research using simulations of models of the U.S. economy suggests that a focus on dual goals can reduce the variance of real GDP (i.e., smooth the business cycle) while achieving an inflation goal as well (Rudebusch and Svensson 1998).While these issues are not yet resolved, the experience of the past two decades provides some support to those who think dual goals that lack transparency can function successfully. It is true that some countries around the world have reduced inflation over this period while putting primary emphasis on explicit inflation targeting. But at the same time, with its current legislative mandate, the Fed also has had success in reducing inflation, while maintaining the flexibility of responding to business cycle conditions.John P. JuddVice President and AssociateDirector of ResearchGlenn D. RudebuschResearch OfficerReferencesFuhrer, Jeffrey C. 1997. "Central Bank Independence and Inflation Targeting: Monetary Policy Paradigms for the Next Millennium?" New England Economic Review January/February, pp.20-36.Keynes, John Maynard. 1936. The General Theory of Employment, Interest, and Money. Harcourt, Brace, and Company: New York.McCallum, Bennett. 1995. "Two Fallacies Concerning Central Bank Independenc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Papers and Proceedings, vol. 85, no. 2 (May), pp. 207-211.Motley, Brian. 1997. "Bias in the CPI: Roughly Wrong or Precisely Wrong." FRBSF Economic Letter 97-16 (May 23).Rudebusch, Glenn D., and Lars E.O. Svensson. 1998. "Policy Rules for Inflation Targeting." NBER Working Paper 6512.Rudebusch Glenn D., and Carl E. Walsh. 1998. "U.S. Inflation Targeting: Pro and Con." FRBSF Economic Letter 98-18 (May 29).Walsh, Carl E. 1998. "The Natural Rate, NAIRU, and Monetary Policy." FRBSF Economic Letter 98-28 (September 18). 美国货币政策大事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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