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述山西农业大学经贸学院张建华先生提出的一个简便易用的公式：假定一定数量的人口按收入由低到高顺序排队，分为人数相等的n组，从第1组到第i组人口累计收入占全部人口总收入的比重为wi

基尼系数是意大利经济学家基尼（CorradoGini，1884-1965）于1912年提出的，定量测定收入分配差异程度。被国际上用来综合考察居民内部收入分配差异状况的一个重要分析指标。

基尼根据洛伦茨曲线提出的判断分配平等程度的指标。设实际收入分配曲线和收入分配绝对平等曲线之间的面积为A，实际收入分配曲线右下方的面积为B。并以A除以（A+B）的商表示不平等程度。这个数值被称为基尼系数或称洛伦茨系数。如果A为零，基尼系数为零，表示收入分配完全平等；如果B为零则系数为1，收入分配绝对不平等。收入分配越是趋向平等，洛伦茨曲线的弧度越小，基尼系数也越小，反之，收入分配越是趋向不平等，洛伦茨曲线的弧度越大，那么基尼系数也越大。

国际上用来分析和反映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的方法和指标很多。基尼系数由于给出了反映居民之间贫富差异程度的数量界线，可以较客观、直观地反映和监测居民之间的贫富差距，预报、预警和防止居民之间出现贫富两极分化。因此得到世界各国的广泛认同和普遍采用。

经济含义

在全部居民收入中，用于进行不平均分配的那部分收入占总收入的百分比。基尼系数最大为“1”，最小等于“0”。前者表示居民之间的收入分配绝对不平均，即100％的收入被一个单位的人全部占有了；而后者则表示居民之间的收入分配绝对平均，即人与人之间收入完全平等，没有任何差异。但这两种情况只是在理论上的绝对化形式，在实际生活中一般不会出现。因此，基尼系数的实际数值只能介于0~1之间。

区段划分 划分图

基尼系数，按照联合国有关组织规定：

若低于0.2表示收入绝对平均；

0.2-0.3表示比较平均；

0.3-0.4表示相对合理；

0.4-0.5表示收入差距较大；

0.6以上表示收入差距悬殊。

经济学家们通常用基尼指数来表现一个国家和地区的财富分配状况。这个指数在零和一之间，数值越低，表明财富在社会成员之间的分配越均匀；反之亦然。

通常把0.4作为收入分配差距的“警戒线”。一般发达国家的基尼指数在0.24到0.36之间，美国偏高，为0.4。中国大陆和香港的基尼系数都超出0.4。

此外，洛伦茨曲线讲的是市场总发货值的百分比与市场中由小到大厂商的累积百分比之间的关系。洛伦茨曲线的弧度越小，基尼系数也越小。

世界现状

世界银行发表了一份数据，最高收入的20%人口的平均收入和最低收入20%人口的平均收入，这两个数字的比在中国是10.7倍，而美国是8.4倍，俄罗斯是4.5倍，印度是4.9倍，最低的是日本，只有3.4倍。

目前全球基尼系数最高的地方是非洲的纳米比亚，亚洲地区的中国大陆和香港的基尼系数都超过0.4。2001年以后，香港甚至达到0.525，2006年更高达0.533，成为发达国家及地区中，贫富悬殊最严重的地区；即使把发展中国家包括在内，香港也在全球贫富差距最严重程度中名列前矛，仅次于萨尔瓦多、哥伦比亚、洪都拉斯、智利、危地马拉、巴拿马、巴西、津巴布韦、南非、巴拉圭、玻利维亚、海地、中非共和国、塞拉利昂、博茨瓦纳、莱索托、纳米比亚而排名倒数18位。

中国现状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经济增长的同时，贫富差距逐步拉大，综合各类居民收入来看，基尼系数越过警戒线已是不争的事实。来自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自2000年开始，中国的基尼系数已越过0.4的警戒线，并逐年上升。1978年中国基尼系数为0.317，2006年则升至0.496。

这意味着，中国社会的贫富差距已突破了合理的限度，统计显示，总人口中20%的最低收入人口占收入的份额仅为4.7%，而总人口中20%的最高收入人口占总收入的份额高达50%。这突出表现在收入份额差距和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进一步拉大、东中西部地区居民收入差距过大、高低收入群体差距悬殊等方面。2006年，城镇居民中20%最高收入组(25410.8元)是20%最低收入组(4567.1元)的5.6倍；农村居民中20%最高收入组(8474.8元)是20%最低收入组(1182.5元)的7.2倍。

中国基尼系数最低的地方是浙江，最高的地方是贵州。浙江的老百姓创业多，民营企业多，中等收入人群庞大，而贵州个体私营经济少。贵州、甘肃、青海等地的基尼系数都高。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杨宜勇研究员2010年8月6日说，早在2004年，中国全国总体基尼系数就已经达到0.44，这之后，中国收入差距呈继续扩大趋势。收入差距过大方面，中国自1992年开始，全国总体基尼系数就已达到0.4，并且近年来全国总体基尼系数呈现出上涨趋势。早在2004年，全国总体基尼系数就已达到0.44，这一数字已超过国际上公认基尼系数0.4的警戒线。由此可知，2004年全国收入差距已经处于一个非常不平等的状况。2004年之后，全国收入差距扩大的趋势不仅没有得到缓解，而且呈现出继续扩大的趋势。^[1]

研究者观点

一方面，乐观者认为，中国的基尼系数超过0.4的国际警戒线，但因城乡差距大是造成中国基尼系数较高的原因之一，因此不能照搬国际统计口径。而且，中国经济处在发展上升阶段，从总体上看，贫困人口是逐步在下降和减少，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逐步提高。同时，由于中国居民分布在城乡分割的二元结构中，再加上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和就业制度，居民很难体会到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而无论是城镇内部还是农村内部的基尼系数都仍处于合理区间内。

另一方面，也有研究者认为，近几年中国基尼系数连续上升，并都在警戒线以上，贫困地区和贫困群体较之富裕地区和富裕群体差距较大，因此提醒说，若不采取相关措施，中国的贫富差距还有可能继续恶化。

原因

中国基尼系数居高的原因有二：一是中小企业发展不充分，中等收入人群太少；二是从产业结构上看，农业领域中很多的人分很少的“蛋糕”，平均收入太少，而第三产业中的服务行业发展也很不充分。

基本思路是加快将农民从农业领域中转移出来，发展中小企业，扩大中等收入人群，让更多人充分就业。

缓解基尼系数偏高的十条建议
贫富差距巨大的问题不仅仅从经济结构上扭曲着中国经济,也同样从动力上瓦解着中国的经济增长。民富才能国强,收入分配公正合理,内需才能拉动,经济复苏才能持久,社会才能稳定。为缩小贫富差距,使我国经济发展从严重依赖外需过渡到主要依靠内需的支撑,我们建议:从“十二五”规划期开始,从制度、体制和政策上,进行较大力度的改革,切实解决财富分配方面的四大失衡,使我国经济健康、可持续发展。因此,制度的天平应向“贫弱”一方倾斜:

一、完善分配领域的税收体系

通过税收增减来调节和缩小社会贫富差别,是最有力的减少社会阶层矛盾和动乱因素的有效手段。

要改变我国在初次分配中把过多的资源分给强势群体和大企业的做法,并在二次分配中加大向民众倾斜,财税要瞄准消费倾向大的普通百姓采取让利政策:(1)进一步提高“个税”起征点,减少普通百姓的征税额,取消低收入者的纳税。(2)尽快开征遗产税、财产赠与税、房地产增值税等税种,让暴富者为社会平安提供些补偿。(3)对大小非、大小限等以1元买股却十几元、几十元卖股获得暴利者,应征收暴利税。(4)应根据贫富程度和收入差别拉开税收的不同档次。(5)将从企业征收的“增值税”改为到流通环节征收的“消费税”,以此促进政府从保经济增长的“投资财政体制”转向保民生的“公共财政体制”。

二、大幅提高职工收入和投资者收入

低工资曾被认为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优势,然而,长达30年的低工资,使中国的国富民强成为奢望,更使中国的消费市场无法拉动。中国工人平均工资至今仍只是美国工人平均工资的6%。而且没有什么社会保障。因此,有必要大幅度提高广大群众工资收入,提高最低工资标准。

同时,要通过进一步改革新股发行制度,堵住最大的掠夺民众的通道。新股应全流通发行,而且公众股和大小非、大小限股票的发行成本应接近。这样,大小非对市场的冲击和压力也会减少,公众股投资者的利益也不会被大小非和机构剥夺。同时改革新股询价制度,改变超高市盈率发行,在一级市场制造泡沫到二级市场掠夺的不合理现状,解决特权机构的无风险暴利、上市公司高价圈钱等弊端。

另外,中国股市是全世界融资比例最多的市场,在金融危机的背景下,大多数国际市场都没有发行几只股票。然而仅2009年下半年,中国股市就替上市公司融资达5000多亿元,仅12月份一个月就发行新股35家,而且发行市盈率高达70倍甚至100倍!超过上市公司需要募集的资金200%多甚至300%!建议制定严格的措施和规定,遏止上市公司“铁公鸡”现象,规定上市公司必须合理分红,同时控制新股发行节奏,逐步形成真正鼓励长期投资的环境。

三、变资源向大企业倾斜为向中小企业倾斜

长期以来我国政府过多地把资源向国有大中型企业集中,而国有企业效益低下、浪费严重的状况并无改变,各级政府还将许多优惠政策向外资企业倾斜,然而外资获得的利润再多也是要全带走的,并不能惠及中国老百姓。而真正吸纳大量就业的中小企业却得不到多少优惠

因此,今后国家应更多地将优惠和扶持转向国内中小企业,除向民营企业开放许多行业的准入禁区外,还应在税收优惠、资金支持上给予更多的倾斜。

四、加快社会保障和医保改革进程,解除民众消费的后顾之忧

由于前期民生欠账过多,现在中国社会养老保险个人账户的空账高达万亿之巨,而且空账每年还以1000多亿元的规模扩大,而个人账户现有实际资金的总额不超过500亿元。应趁着现在政府财政殷实,储蓄率高,尽快把民生的欠账补起来,把钱实实在在地投到医疗、教育、廉租房、环保等公共服务上来,解除制约消费的瓶颈,提高居民的实际购买力。

五、加大建立现代慈善组织机构,救助弱势群体

在改善一次分配和二次分配的同时,还要在三次分配上下功夫。即动员民间资源,通过企业和个人的捐赠进行第三次分配。建立现代慈善组织机构、鼓励民间组织参与,救济特困阶层;同时在税收上实行慈善抵税制度,财政杠杆上给慈善捐助以鼓励。充分利用民间资源和慈善捐助,共同进行慈善事业,可以和政府行为互相补充。

六、将垄断行业高收入和高管薪酬控制在合理范畴

针对四大失衡状况,一方面向民众倾斜,另一方面要对占有过多者有所遏制。打破垄断,放开对电力、电信、金融、保险、烟草等垄断行业的“准入限制”,让国内民营企业进入这些行业充分竞争,同时放松政府对价格的管制,让政府之手从这些施加影响的领域逐步退出,发挥市场的选择优势。当这些行业不再享受垄断暴利,行业之间的收入差距就会逐步拉平。

同时,应完善国有公司治理和规范高管薪酬。对国有企业的高管薪酬应加以限制,高管薪酬与职工收入增长一般不应超过职工工资5倍,以合理的分配机制鼓励广大职工和科技人员创新、不断提高企业竞争力,推动企业又好又快发展。还应迅速落实公布官员及子女财产的制度,人民的公务员不能接受人民监督,这在哪个国家都是说不过去的。

七、大幅降低政府开支,节流部分用于惠民

我国各级部门行政开支过高,据统计,2007年我国政府开支占财政收入的29%,美国为9%,欧洲为5%,而日本仅占4%。这些年我国GDP每年增长不到10%,但税收和行政开支的增长速度却是百分之二三十,显得极不正常,地方政府还拥有数额庞大且缺乏监督的卖地款等预算外开支。豪华办公楼、公务豪车、公款吃喝、公款旅游等几项所耗费用就十分巨大。

因此,要采取硬措施约束政府的行政开支,减少公共财力被滥用,改变弥漫于官场的奢靡风气,增加政府财政活动的公开性和透明度。

八、完善国家规则及干部考核评价指标

放弃只看重GDP的考核方式,以人均收入的提高为主要的考核指标。建议从“十二五”规划期起,把缩小贫富差距作为重要的计划指标之一。把保GDP增长变为保利润、保人均收入增长,真正落实“以人为本”、共同富裕的理念。

九、有效约束官员权力,遏制政府与民争利

由于目前的政治体制构架决定了民众对政府几乎没有制约能力,而且近十年来政府越来越强势,政府官员把持和支配了越来越多的资源和权力,在权力集中化和经济市场化并行的过程中,不少政府部门利用公权力与民争利的现象时常发生。

例如,现在很多地方政府成为卖地商,官商勾结本是政治的大忌,有些地方甚至是官商一体。在农村土地征用中,不少地方的农民利益也处于严重的被剥夺中。

因此,在土地出售、行业准入、中小企业支持等领域,政府应向民间让利而不是与民争利这是拉动消费的当务之急。

十、政治体制改革应有实质性进展

目前严重的贫富差距以及由此引起的经济结构畸形,只是政治不平等经过一连串演化过程后呈现出来的最后结果。因此,扎扎实实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是实现分配结构调整、减少贫富差别、拉动内需的必要前提。

因此,应通过改革人大制度、改革干部选拔和考核制度、改进舆论监督机制、维护互联网网民的充分议政权力,来有效增加民众权力,以形成对官员权力的少许制约,促使权势集团向公众利益有所让渡,这既对保护干部健康发展有益,又能使减少贫富差距、拉动国内消费的举措真正落实。相关链接

垄断行业工资过高危害甚大

在第三届薪酬管理高层论坛上,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副部长步正发再次批评了垄断行业工资过高的问题。(5月18日《人民日报》)。

垄断行业工资过高的危害有以下几点:

首先,垄断行业工资过高,损害了全民的利益。因为这些行业如电力、电信、金融等都是国有企业,他们所获得的利润,应该归国家所有,并且由国家在全民范围内合理地进行分配,包括用于对教育、医疗卫生、文化事业的投入以及扶助贫困人口等。但垄断行业过高的工资,实际上挤占了国家,也就是全民应得的份额,在客观上构成了对全民利益的无理剥夺,这当然是不合理、不公平的。

其次,由于这些垄断行业多半是行政垄断,并不是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胜出后形成的自发垄断,所以它们的技术水平往往并不高,其管理和提供的服务也存在许多问题,而且他们也没有尽快改进的动力和紧迫感。

第三,垄断行业员工的收入与付出不成比例,也破坏了人才价值规律,使青年产生错误的心理预期。步正发在讲话中举例说,某市电力集团公司一名普通职工的月工资不到6000元,但是加上奖金、住房公积金及各种补贴后,其年薪可达15万元,相当于全国职工年均工资的10倍。实际上,我认为这个收入也超过了许多拥有硕士、博士学位的白领的收入。正常的市场经济向求职者发出的信号应该是:你的能力越强,贡献越大,收入就会越高;但垄断行业过高的收入发出的信号却是:你的能力和贡献同你的收入没有必然联系,却和你选择的行业有极大关系。显然,如果这种观念盛行,青年就很难愿意加大投入来提高自己的素质,整个社会的效率都会因此而受到影响。

针对性政策建议中国收入差距过大主要是由于初次分配过程中收入分配秩序紊乱造成，其根源在于政府过多涉入到初次分配过程之中，所以重点要转变政府职能、缩小政府规模，使政府从初次分配过程中退出。

尽管政府行政权力是导致收入分配秩序紊乱的根源，但作为政府附庸的国有企业才是扰乱收入分配秩序的始作俑者。因此，关键要斩断政府与国有企业之间的联系。凡是与公共利益无关的国有企业，国家逐渐减少持股比例，最终成为由社会资本控制以营利为目标的现代化企业。对于涉及到公共利益的国有企业，政府要直接经营。

通过建立行之有效的工资集体协商制度、适当提高最低工资标准、积极推进《劳动法》和《劳动合同法》实施等，保证广大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同时，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推进城乡一体化，积极推动农民收入增加，逐步缩小严重的城乡收入差距。

完善政府再分配机制、缩小收入分配差距方面，一要建立切实可行的收入监测制度，从根本上消除逃税、漏税；二要改革中国个人所得税制度，将分类所得税转变为综合所得税，提高个人所得税免征额等；三要推进社会保障制度建设，发展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新型合作医疗制度、养老保险制度等。^[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