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恩指数（Bain Index） 什么是贝恩指数？ 现代产业组织理论的先驱之一乔·S·贝恩曾提出通过考察利润来确立垄断势力的大小。贝恩指出，在一个市场贝恩指数中，若持续存在超额利润，一般就反映了垄断的因素。超额利润越高，市场垄断性越强。因此，贝恩通过对企业超额利润的衡量来判断市场垄断或竞争的强度。 贝恩指数的计算公式为： BI=πe／V ，其中πe=（R-C-D）－iV，式中： V为投资总额， πe为经济利润。 其中，超额利润就是总收入R减去当期成本C、折旧额D和正常投资收报酬iV。 贝恩指数实际上代表的是行业的超额利润率。贝恩指数越高，表示行业的垄断力量越强。 特点 贝恩指数有如下特点 ①平均成本的测算相对比较容易。和勒纳指数一样，在价格上也要有可比性。 ②贝恩指数是对超额利润的一种量度，它把超额利润等同于垄断。但应该注意这样的两种情况：一是在某些情况下，超额利润是由技术水平高或经营水平高引起的，并不是垄断的结果；二是在一些情况下，没有超额利润并不等于没有垄断势力，因为如果对其产品需求不足的话，即使是一个纯粹的垄断厂商也无法获得超额利润。因此，贝恩指数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 ③贝恩指数也是建立在对价格和平均成本进行静态比较的基础上。和勒纳指数特点相同。 优缺点 贝恩指数的优点是基础数据相对容易得到。 贝恩指数在某些情况下无法反映市场结构的真实情况。因为，企业或行业所获得的高利润并不必定是通过垄断力量实现的，而确实存在垄断力量的市场的这些指标也不一定就表现得更高，例如垄断企业往往会处于驱逐竞争对手和阻止新竞争者进入的目的而制定低价格，使行业市场显得无利可图。 来自"http://wiki.mbalib.com/wiki/%E8%B4%9D%E6%81%A9%E6%8C%87%E6%95%B0"
概述 必胜客指数发布现场 必胜客指数，通过必胜客这一全国价格统一、风格和定位统一的中国西式休闲餐饮连锁第一品牌，在中国不同城市之间的发展状态，反映不同城市的消费力、城市活力和国际化程度。首度公布的必胜客指数以长三角经济圈内开设有必胜客欢乐餐厅的20个城市为研究对象。该指数以必胜客的进驻先后、店铺数多少和营业额大小，作为评估该城市消费力、城市活力及国际化程度的标准。 模型 必胜客指数由必胜客竞争力指数和必胜客潜力指数两部分组成，其中，必胜客竞争力指数的构成是必胜客在长三角各城市的开店数及各城市的营业额；潜力指数则是城市营业额的增长。两部分指数相加，即构成必胜客指数。具体公式如下： 必胜客指数=（A1+A2）/2x0.9+B1x0.1 A1=必胜客城市营业额指数（以营业额最高的城市为标杆，设为100，其他城市按比例折合成相关指数） A2=必胜客店铺指数（以开店数量最高的城市为标杆，设为100，其他城市按分店数折合成相关指数） B1=必胜客城市营业额增长指数（以同比增长率最高的城市为标杆，设为100，其他城市按增长率比照折合成相关指数） 与经济指标的关联度 必胜客指数 必胜客指数与GDP关联度 华东各城市2007年上半年的GDP排名情况为：上海、苏州、无锡、杭州、宁波、南京和温州。与必胜客指数前7位城市：上海、杭州、宁波、苏州、南京、温州、徐州相比，榜单内的城市基本一致，但排名情况不尽相同，杭州由于在城市品牌经营方面表现突出，城市定位鲜明，因此，带动其消费力和城市活力的大幅提升，必胜客指数排名超越其GDP排名；另一超越其GDP排名的城市为宁波、南京、温州和徐州，均为活跃的商贸城市。 必胜客指数与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关联度 2006年长三角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排名前10位的城市为：上海、台州、宁波、绍兴、杭州、苏州、无锡、舟山、湖州和南京；除了舟山和湖州外，其余城市均进入了必胜客指数。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较高的城市均集中在浙江，前5位城市中，除了上海外，其余均为浙江省的城市，排名靠前的宁波和杭州更是必胜客指数中排名第3位和第2位的城市。 必胜客指数 必胜客指数与社会商品零售总额关联度 2007年上半年长三角城市社会商品零售总额排名为：上海、南京、杭州、苏州、无锡、宁波，与必胜客指数，尤其是必胜客竞争力指数关联度高，上海、杭州、南京作为长三角中心城市的地位在社会商品零售总额及必胜客指数中均有突出的体现。尤其是在城市消费力和城市活力方面，表现更明显。 影响力 事实上，作为将企业经营数据作为编制经济指标的基础，必胜客并不是第一家。早在1986年，英国《经济学家》杂志就曾编制过麦当劳指数，目的是为了帮助测试各国汇率是否有偏差。该指数通过比较世界各地的巨无霸价格，并利用经济学中的购买力平价理论，编制指数，从而显示出各国货币是否处于合理水平，并用以推测该货币长远的汇率走势。 购买力平价理论认为，从长远看，某一种产品在每一个国家的价格经过汇率折算后应该是一样的。利用购买力平价理论推算汇率的最大困难，就是找到一种在各国都有出售的经常消费品。而在全球拥有统一定价、规格的麦当劳巨无霸汉堡恰好解决了这个难题。 必胜客表示，必胜客指数将每年公布一次，2007年作为试验，先以长三角城市为计算模板，2008年将延伸至全国。
公式 MRT_{xy}=frac{Delta Y}{Delta X}或=frac{dY}{dX} 因为ΔX 和ΔY 所消耗的资源相等，所以，假定该资源的价格既定，则：MRT_{xy}=frac{MC_X}{MC_Y}。 运用 在生产与交换的一般均衡中，当边际产品转换率[生产可能性曲线的斜率]MRTxy等于边际替代率[无差异曲线的斜率]MRSxy 时，生产和交换同时达到均衡，即生产和交换均没有必要再调整。此时，资源配置的效率达到最大，使消费者的满足程度达到最大。 对于不同消费者来说，任意两种商品之间的边际替代率都相等；对于不同生产者来说，生产任意两种产品的边际产品转换率都相等；且边际替代率等于边际产品转换率。即：MRTxy = MRSxy 。[1]
边际产量边际产量(marginal product，简称:MP)，也称边际产品，边际产量MP是指，增加一个单位的劳动投入所带来的总 产量的增加量。当增加一个单位产量所增加的收入（单位产量售价）高于边际成本时，是合算的；反之，就是不合算的。所以，任何增加一个单位产量的收入不能低于边际成本，否则必然会出现亏损；只要增加一个产量的收入能高于边际成本，即使低于总的平均单位成本，也会增加利润或减少亏损。因此计算边际成本对制订产品决策具有重要的作用。微观经济学理论认为，当产量增至边际成本等于边际收入时，为企业获得其最大利润的产量。 算法 边际产量的计算公式是： MP＝总产量的增加量 Q／劳动的增加量 L 关系 总产量、平均产量、边际产量及其关系 第一，在其他生产要素不变的情况下，随着一种生产要素的增加，总产量曲线、平均产量曲线和边际产量曲线都是先上升而后下降。这反映了边际产量递减规律。 第二，边际产量曲线与平均产量曲线相交于平均产量曲线的最高点。在相交前，平均产量是递增的，边际产量大于平均产量(MP＞AP)；在相交后，平均产量是递减的，边际产量小于平均产量(MP＜AP)；在相交时，平均产量达到最大，边际产量等于平均产量(MP＝AP)。 第三，当边际产量为零时，总产量达到最大，以后，当边际产量为负数时，总产量就会绝对减少。 递减规律在生产技术没有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下，在短期中可以把生产要素分为固定生产要素和可变生产要素。当固定生产要素不变而可变生产要素增加时，产量的变动分为三个阶段。起初随着可变生产要素增加，由于固定生产要素得到充分利用，边际产量（即增加的产量）递增，总产量以递增的速度增加。然后，随着固定生产要素接近于充公利用，可变生产要素增加引起的产量的增加仍可以是正数，但增长率递减，这时总产量仍在增加，但速度是递减的。最后，当生产要素得到充分利用时，可变生产要素的增加反而会使边际产量小于零，总产量绝对减少。举个例子说，一个面包坊有两个烤炉为固定不变，作为可变生产要素的工人从1个增加到2个时，面包的边际产量和总产量都会增加。如果增加到3个工人，1个工人打杂，尽管这个工人增加的产量不如第2个工人（边际产量递减），但总产量仍增加了。如果增加第4个工人，面包坊内拥挤，工人之间发生矛盾，总产量反而减少了。 农业边际产量递减规律在各部门都存在，但在农业中最突出。三季稻不如两季稻正说明了这一点。在农业仍为传统生产技术的情况下，土地、设备、水利资源、肥料等都是固定生产要素。两季稻改为三季稻并没有改变这些固定生产要素，只是增加了可变生产要素劳动与种子。两季稻是农民长期生产经验的总结，它行之有效，说明在传统农业技术下，固定生产要素已经得到了充分利用。改为三季稻之后，土地过度利用引起肥力下降，设备、肥料、水利资源等由两次使用改为三次使用，每次使用的数且不足。这样，三季稻时的总产量就低于两季稻了。四川省把三季稻改为两季稻之后，全省粮食产量反而增加了。江苏省邢江县1980年的试验结果表明，两季稻每亩总产量达2014斤，而三季稻只有1510斤。更不用说两季稻还节省了生产成本。群众总结的经验是“三三见九，不如二五一十”。这就是对边际产量递减规律的形象说明。 1958年大跃进年代也是一个大批资产阶级的时代。与大跃进并行的是经济学界对边际产量递减规律的口诛笔伐。否定规律不等于规律不存在，违背规律则要受到规律的惩罚。1958年这样风调雨顺的年份农业产量减少，以及以后引起的20世纪最严重的大饥荒，正是边际产量递减规律的惩罚。经过共和国这一段历史的人，肯定会对这个规律有更深刻的认识。改革开始之后对西方经济学的重新认识正是从给边际产量递减规律的“翻案”开始的。 当然，如同一切规律一样，边际产量递减规律的作用也是有条件的。只有在生产技术没有发生重大变化和固定生产要素不变的情况下才正确。在长期中，如果生产技术进步或固定 生产要素增加（或者说一切生产要素都是可变的），边际产量递减规律也就不起作用了，代之而起的是其他经济规律。所以，我们也不能把边际产量递减规律绝对化。 边际产量递减规律不仅对农业重要，对其他部门也同样重要。企业富余人员存在，机关人浮于事，都是边际产量递减规律的表现形式。“减人增效”是这一规律的运用。从这种意义上说，认识边际产量递减规律不仅有助于我们总结1958年的教训，也有助于当前的改革。应用在经济学中，有一个术语叫做边际产量值，就是一种投入的边际产量乘以产品的市场价格，而边际产量指的是增 企业边际产量加一单位劳动所引起的产量增加量。例如，当企业把工人数量从一个增加到2个时，生产苹果从100箱到180箱，第二个人的边际产量是80箱。在产品的生产过程中，一个竞争性的、利润最大化企业雇用的工人数要到劳动的边际产量值等于工人工资这一点上。而边际产量值的增加意味着要递减达到工人工资这个点就需要提供更多的工人。所以边际产量增加值曲线也是劳动需求曲线。为了增加劳动需求，一个最有力的措施就是增加劳动的边际产量，也就是提高劳动生存率，提高生产技术。 中国的人口在增长，同时技术也在飞速进步。以前以为后者的存在会导致工人需求的减少，因为技术进步意味着用更少的人可以生产同样多的产品，那么将有更多的人失业。现在想来是错了，因为原先的思考是在生产总量不变的前提下，而在市场竞争的条件下，追求利润最大化的企业是不可能满足定量的生产的，他们总是想办法提高产量，满足中国需求之后就开拓国际市场，产品总量其实是在飞速增长的，在这个前提之下，技术的进步就反而促进了就业。 中国的人口问题是在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不能简单化处理。人口一方面是消费者，消耗了有限的人类资源，更重要的一方面，人还是唯一伴以智慧的劳动者，他们能够创造财富，而后一方面才是人类得以发展的主要原因。中国人口是多了，但与中国现存的生产规模是大抵符合的，或者说中国现存的生产规模是由人口规模决定的，所谓人有多大产，地也有多大产。中国现存的人口问题主要是农村剩余劳动力过多，农村的劳动生产率低，导致就业不充分。所以现学现卖的话，利用边际产量决定劳工需求的原理，解决人口问题的当务之急就是提高农村的劳动生存率，或者将农村人口转移到城市，创造新的就业途径，利用非第一产业的高边际产量解决低边际产量的第一产业的剩余人口问题。参考资料[1] 价值中国 http://www.chinavalue.net/wiki/showcontent.aspx?titleid=23924[2] 珞珈网 http://www.luojia.net/baike/2008/0830/article_76893.html[3]统计园地 http://jwc.njue.edu.cn/tjx/economics/3/sketch-16.htm[4] live http://charles2047.spaces.live.com/blog/cns!2054d1c2217631e5!164.entry
释义 BDI(Baltic Dry Index)整个干散货运输市场的指数 。 首先我们要知道这个指数是由波罗的海航交所发布的。波罗的海航交所是世界第一个也是历史最悠久的航运市场。1744年诞生于美国佛吉尼亚波罗的海咖啡屋，目前是设在英国伦敦的世界著名的航运交易所，全球46个国家的656家公司都是波罗的海航交所的会员。为了满足客户的需要，波罗地海航交所于1985年开始发布日运价指数──BFI，该指数是由若干条传统的干散货船航线的运价，按照各自在航运市场上的重要程度和所占比重构成的综合性指数。1999年，国际波罗的海综合运费指数（BDI）取代了BFI，成为代表国际干散货运输市场走势的晴雨表。 由此可见，该指数是目前世界上衡量国际海运情况的权威指数，是反映国际间贸易情况的领先指数。如果该指数出现显著的上扬，说明各国经济情况良好，国际间的贸易火热。前几年由于中国的经济快速发展也带动了全球经济的复苏，全球对于原材料的需求大大增加，导致了海运的快速繁荣。2003年，BDI指数还只有不到3000点，而到了2004年，该指数就翻了一番，达到了6000点以上，在2007年甚至高达万点，因此，中国和其他国家的贸易以及对于全球初级原材料的需求是导致国际海运价格上涨的主要原因。而该指数上涨的同时我们也确实可以看到海运价格的上涨和目前商品市场上几个大宗原料的价格上涨的曲线是一致的。 所以，作为很多期货市场的战略投资者来说，对于该指数的关注程度不言而喻。相关条目 指标恩格尔系数 健康指数
应用 采购经理人指数，通常都是指美国的采购经理人指数，它是衡量美国制造业的“体检表”,是衡量制造业在生产、新订单、商品价格、存货、 雇员、订单交货、新出口订单和进口等八个方面状况的指数，是经济先行指标中一项非常重要的附属指标是美国供应管理协会ISM商业报告中关于制造业的一个主要参数。通常采购经理人指数与金属需求指标密切正相关，因而能被看作是金属需求增长率变化的有效指标。 中国采购经理人指数(PMI)走势图 PMI是一项全面的经济指标，概括了美国整体制造业状况、就业及物价表现，是全球最受关注的经济资料之一。除了对整体指数的关注外，采购经理人指数中的支付物价指数及收取物价指数也被视为物价指标的一种，而其中的就业指数更常被用来预测失业率及非农业就业人口的表现。同时，PMI是一个对亚洲及中国出口很有预测力的一个前瞻性指标。PMI已是国际通行的宏观经济监测指标体系，对国家经济活动的监测和预测具有重要作用。采购经理人指数为每月第一个公布的重要数据，加上其所反映的经济状况较为全面，因此市场十分重视数据所反映的具体结果。在一般意义上讲采购经理人指数上升，会带来美元汇价上涨；采购经理人指数下降，会带来美元汇价的下跌。 优势 时效性 PMI在经济学家和金融分析家中广为使用的一大原因是其高度的时效性。首先，参与数据调查的采购经理人，由于其工作性质，可以在第一时间获得公司当月表现的真实数据。其次，ISM在下个月的第一个工作日就发布当月的指数，一般来说，其数据的发布比政府的相关经济数据至少要提前两个星期。 准确性 美国商业部对PMI与制造业发展趋势和GDP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一般情况下，当PMI大于50%时，预示着制造业经济的扩张发展；而小于50%时，则预示着制造业经济的衰退。50%点为衡量制造业是否扩张或陷入衰退的临界点。而当PMI在一段时间内持续高于42.8%，则预示着GDP的扩张；而当PMI在一段时间内持续低于42.8%，则预示着GDP的衰退。 此外，对PMI与道·琼斯指数以及标准普尔指数走势关系的研究表明，在没有明显通货膨胀威胁时期，PMI与道·琼斯指数的走势一致性达到80.9%，与标准普尔指数的走势一致性达到68.7%。PMI具有如此准确性，其原因可以归结为： ①合理的数据采样方法。调查样本即商业调查委员会是由ISM精心控制的，以确保其代表制造业的总体结构。委员会成员来自各个行业，各个行业间的委员人数比例根据各行业对国民生产总值的贡献大小来确定，行业分类则按照美国行业分类标准进行，共分为20个行业。同时，调查样本也非常重视参加调查的委员在区域分布上的分散性，避免参加调查的委员在同一区域过渡集中。 ②季节性调整系数的运用。季节性调整是为了在数据中剔除每年重复性事件的影响，比如天气变换、夏季工厂停工以及法定节假日等类似因素，以纠正相邻月份比较时的偏差，使获得的PMI更准确可靠。季节性调整系数由美国商业部根据历史数据计算获得，并提供给ISM。 简易性 PMI受欢迎的另一个原因，是相对于发布后经常修正的官方经济数据，经济学家和金融分析家使用PMI更容易识别经济发展趋势。究其原因，是因为在PMI的调查中，过滤了琐碎的干扰因素，使得趋势得以显现，同时，主要的公司都参与了数据调查，使获得的数据具有很好的代表性。 当然PMI也存在着一些缺陷，比如PMI为扩散系数，其数值超过50%只是表示在调查的经理人中提交正面报告的人数大于提交负面报告的人数。但是瑕不掩瑜，PMI凭借其时效性和出色的经济预测能力受到广泛的关注。 计算 采购经理人指数是以百分比来表示，常以50%作为经济强弱的分界点：当指数高于50%时，则被解释为经济扩张的讯号。当指数低于50%，尤其是非常接近40%时，则有经济萧条的忧虑。一般在40~~50之间时，说明制造业处于衰退，但整体经济还在扩张。 它是领先指标中一项非常重要的附属指针。除了对整体指数的关注外，采购经理人指数中的支付物价指数及收取物价指数也被视为物价指标的一种，而其中的就业指数更常被用来预测失业率及非农业就业人口的表现。 在宏观经济统计数据方面，已经有结果说明，CFLP-PMI与相关工业增加值等经济指标之间存在很好的相关性，相关系数在75%以上。其次，我们在黑色、有色、多种设备制造业当中抽取了部分数据，与实际经济统计数据进行相关性和领先性分析，发现CFLP-PMI指数一直领先相关行业经济指标几个月，两种指标的斜性相关系数在70%-89%不等，表明PMI指标对黑色金属、有色金属、多种设备制造业的行业有较好的预测效果。 PMI是以下不断变化的五项指标的一个综合性加权指数：新订单指标，生产指标，供应商交货指标，库存指标以及就业指标。加权指数在某种程度上具有代表意义，显示出变化的趋势和程度大小。从而得出每一家企业在每一方面的处于上升、下降和不变的结果，通过计算每一个方面不同结果企业所占比例后，得出这五个方面的扩散指数。扩散指数计算公式如下： 扩散指数=上升百分比-下降百分比+（不变百分比） 然后将这五个扩散指数按照一定的权重比例扣除季节等影响因素后得出采购经理人指数。具体权重比例如下： A.产品生产权重比例25% B.订单权重比例30% C.存货权重比例10% D.厂商表现权重比例15% E.就业情况权重比例20% 中国采购经理人指数 2005年4月底，我国在北京和香港两地发布了“中国采购经理人指数”。这是中国首次发布这一经济指数。采购经理人指数是通过产品价格、库存等基本数据的变化．依据数学模式计算得出的。在许多发达国家，这一指数已经发布多年，采用每月公布和点评的方式反映当前的经济运行状况。随着我国逐步成为全球制造业大国，全球供应商到我国采购成品成为需要重点关注的环节。2004年，我国社会物流总成本为2.9万亿元人民币，占GDP的21.3%，比发达国家高一倍多。如果我国只是制造而不去关注采购物流领域，这中间巨大的利润空间就会被挤占。建立“中国采购经理人指数”，充分说明中国已经从制造环节“脱身 ，开始注重物流与采购问题。 PMI指数 中国采购经理人指数是由国家统计局和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共同合作完成，是快速及时反映市场动态的先行指标，它包括制造业和非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与GDP一同构成我国宏观经济的指标体系。目前，采购经理指数调查已列入国家统计局的正式调查制度。从2005年6月开始，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将按月发布，并按国际通行做法，特约业内权威人士结合PMI调查数据进行宏观分析，使分析的结果更加具有前瞻性和权威性。 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体系共包括11个指数：新订单、生产、就业、供应商配送、存货、新出口订单、采购、产成品库存、购进价格、进口、积压订单。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PMI）是一个综合指数，计算方法全球统一。如制造业PMI指数在50%以上，反映制造业经济总体扩张；低于50%，则通常反映制造业经济总体衰退。 建设历程 中国采购经理指数的筹备与建设经历了长达三年多的时间，大体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 2002年－2004年上半年为调研阶段，重点是与国外专家进行多次交流、研讨，并开展大量的研究与宣传工作。与此同时，国家统计局对采购经理指数的建立也十分关注，企业调查队设立了专门课题，并委托天津、山东、宁夏企调队进行研究。 第二阶段是从2004年下半年到2004年年底，为中国制造业PMI的推进阶段，完成了前期准备工作，包括：确立了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与国家统计局企调队的合作方式；完成了调查方案的制定、企业调查问卷的设计、企业抽样方法制定与实施；在山东、天津和宁夏三个省（市）开展部分企业的试点工作；在青岛召开了部分省市采购经理指数小型研讨会；召开了全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工作会议，就2005年1月份开展调查进行了部署，并针对采购经理指数的特点及其应用、采购经理调查问卷、联网上报的具体事宜开展了培训。 第三阶段是从2005年1月开始，全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调查工作正式启动。经过半年的运转，取得了三项成果：第一，建立了稳定的调查渠道，全国制造业20个大行业727家企业的采购经理按月填报了调查问卷。第二，建立了制造业PMI数据库，每月采购经理在网上填报，经过数据的核实与汇总，建立了丰富的、完整的中国制造业PMI数据库。第三，根据调查结果，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和国家统计局企调队编制了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并撰写商务报告。目前已有六个月的指数。在2005年4月，我们召开了专家论证会，来自国家有关部委和研究机构的专家们对此给予了高度评价。 意义 中国采购经理人指数是国际通行的宏观经济监测体系，涵盖生产与流通、制造业与非制造业等领域，对国家经济活动的监测和预测具有重要作用。建立中国采购经理指数的重大意义在于： 1、有利于与国际接轨。目前，已有美国、英国、新加坡等22个国家制定了PMI指数。中国加入WTO之后，正在日益成为世界采购中心与制造中心，中国经济发展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主要推动力，中国经济形势如何已是全球关注的焦点，所以是中国需要PMI, 世界也需要中国的PMI。建立中国PMI，将在两个方面与国际接轨：一是调查方法与统计方法的接轨；二是数据的可比性。 2、有利于国家经济与产业经济的宏观调控与预测。PMI是各国特别是发达国家反映经济活动快速的、及时的先行指标。通过PMI，可以及时监测和预测经济与商业活动中出现的问题和趋势，使政府对宏观经济的走向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 3、有利于指导企业的采购、生产、经营等活动。PMI调查涉及企业生产、采购、库存、销售、价格等多个环节，反映了企业全面的商业活动，PMI以及基于 PMI的商务报告对企业实际经营活动具有极强的指导作用，使企业特别是大企业集团的战略决策与业务调整有一个可靠的依据。 建立有中国特色的PMI 国外的PMI分为制造业与非制造业，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我们决定先实施制造业的PMI，待条件成熟时，再实施非制造业的PMI。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标体系的编制，是国内一项开创性工作，也是一项系统工程。在建立PMI的过程中，重点解决了下述问题： 1、与国际接轨 如前所述，目前世界上已有22个国家建立了PMI指数，国际上已形成了一套比较完善、规范的调查制度、调查方法和指标体系。因此，中国的PMI，在指标和问卷的设计、调查方法与计算方法方面需要和国际接轨，参照了国际通行做法。 2、符合中国国情 国外PMI指数，多数是在发达国家建立的，其国情与中国存在一定的差异。制定中国PMI，一方面要考虑与国际接轨，另一方面也要兼顾中国的现实情况，这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抽样方法 PMI监测的是经济活动的走向与趋势，其结果如何与抽样方法密切相关。采用了科学的抽样方法--PPS抽样，按照各工业行业对制造业增加值的贡献度，确定了各行业的样本数。在此基础上，考虑了区域分布、企业类型，保证了调查与统计方法的合理性与科学性。 在发达国家中，PMI主要调查的是私人公司，但在中国的经济中，国有企业依然占较大比例。因此，为确保企业的代表性，在我们的调查样本中，以大中型企业为主，股份有限公司、有限责任公司、外资企业、国有企业的比重分别占35.6%、27.6%、20.5%和12.6%。 在地区分布上，调查样本中，东部企业占63.6%，中部占 23.6% ，西部占12.8%，反映了经济区域的代表性。 根据抽样的结果，共选择了730家企业，并经过与企业的一一确认，实际上每月报送数据的企业达到727 家，填报率达到99.6%。 （2） 做了大量、细致的准备工作 在设计PMI问卷中，我们采用了试点与调研先行的做法：采用两上两下的方式，即我们首先编写问卷，通过几个省市企调队让企业试填，提出修改意见；在此基础上进一步修改方案，再提交企业试填，再修改完善，最后形成了最终方案。这样，基本做到了心中有数、有的放矢，既能满足宏观的需要，又能兼顾企业的需求。 联合会和统计局还共同开展了培训工作。去年11月，对各省市负责调查的人员开展了培训。在此基础上，由各省市分别对本地采购经理进行了培训。 3、建立了稳定的调查渠道 一项长期的、月度进行的调查，能否持久下去，取得满意的结果，关键在于建立调查队伍和稳定的调查渠道。 在调查的组织方面，采取了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与国家统计局合作的方式，具备了三方面的有利条件：一是有统计法为保障；二是企调队拥有全国的调查渠道；三是企调队自1998年开始作全国经济调查，具有丰富的调查经验和高素质的人员队伍。同时采取两级机构即城市与省市级企调队负责催报，这两级直接针对企业，对被调查对象连续跟踪，发生变化随时调整，保证了数据的来源准确、可靠。 4、加强分析的权威性 在数据的分析方面，联合会本身拥有一批行业专家与权威人士，对此进行了长达三年的深入研究；统计局企调队也对采购经理指数开展了专题研究。同时我们还邀请了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立群先生作为特约分析师，使我们的分析更具有前瞻性和权威性。 5、采用网上直报方法 PMI调查，我们采用了高科技手段，让企业经理直接在网上填报，这样既减少了人工录入出错的机率，又加快了填报与汇总的时间。 中国PMI指数数据 月份制造业较上月增长非制造业较上月增长 2010年07月份 51.2 -0.90 % 60.1 2.70 % 2010年06月份 52.1 -1.80 % 57.4 -5.30 % 2010年05月份 53.9 -1.80 % 62.7 -0.30 % 2010年04月份 55.7 0.60 % 63 4.60 % 2010年03月份 55.1 3.10 % 58.4 12.00 % 2010年02月份 52 -3.80 % 46.4 -8.70 % 2010年01月份 55.8 -0.80 % 55.1 -2.40 % 2009年12月份 56.6 1.40 % 57.5 5.20 % 2009年11月份 55.2 0.00 % 52.3 -9.80 % 2009年10月份 55.2 0.90 % 62.1 3.20 % 2009年09月份 54.3 0.30 % 58.9 -1.00 % 2009年08月份 54 0.70 % 59.9 1.00 % 2009年07月份 53.3 0.10 % 58.9 3.50 % 2009年06月份 53.2 0.10 % 55.4 -5.50 % 2009年05月份 53.1 -0.40 % 60.9 -1.90 % 2009年04月份 53.5 1.10 % 59 3.30 % 2009年03月份 52.4 3.40 % 55.7 13.80 % 2009年02月份 49 3.70 % 41.9 -9.10 % 2009年01月份 45.3 4.10 % 55.7 13.80 % 2008年12月份 41.2 2.40 % 48.9 3.50 % 2008年11月份 38.8 -5.80 % 45.4 -11.30 % 2008年10月份 44.6 -6.60 % 56.7 -1.40 % 2008年09月份 51.2 2.80 % 58.1 4.30 % 2008年08月份 48.4 0.00 % 53.8 -4.30 % 2008年07月份 48.4 -3.60 % 58.1 1.20 % 2008年06月份 52 -1.30 % 56.9 -3.60 % 2008年05月份 53.3 -5.90 % 60.5 -2.40 % 2008年04月份 59.2 0.80 % 62.9 2.60 % 2008年03月份 58.4 5.00 % 60.3 13.40 % 2008年02月份 53.4 0.40 % 46.9 -10.20 % 2008年01月份 53 -2.30 % 57.1 0.00 %[1]
什么是CEO信心指数 CEO信心指数(CEOConfidenceIndex)美国CEO信心问卷调查和CEO指数编制，是由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theConference-Board）于1976年发起，旨在反映CEO对宏观经济的预期。CEO信心指数的构成和编制 CEO指数的构成和编制以每个季度的CEO信心问卷调查为基础。调查群体为800-1000个美国公司的CEO，从中选择l00-150个有代表性的回复问卷作为样本。 调查内容涉及四个常规问题，其中两个是关于宏观经济的态度和预期，两个关于各自所处产业的整体状况态度和预期。此外，在每个季度的调查中还涉及1~2个特殊的附助问题。CEO指数是下列三个答案序列的算术平均值： ★当前以及6个月以前的经济形势； ★对此后6个月经济形势的预期； ★对此后6个月各自产业的预期。 CEO信心指数覆盖各个行业的100名CEOs，该指数高于50表明更看好美国经济。 参考资料 "http://wiki.mbalib.com/wiki/CEO%E4%BF%A1%E5%BF%83%E6%8C%87%E6%95%B0"
简介 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指数 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指数是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与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之比。比率是比较两种相互联系的统计指标时使用的一种表现形式，它是以分母指标的数值为1计算出来的。为了便于比较，一般采用分母数值小于分子数值的方法进行计算，这是指数指标常用的方法。将其应用到城乡收入差距指数上，就是以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为1，通过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的比率来测算的。 计算公式 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指数的计算公式为： 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指数＝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除于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 上式以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为1，表明了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之间的倍数关系。 对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国际上的一般情况是，当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处于人均GDP为800—1000美元的阶段，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指数为1.7。而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指数(以农村居民为1)逐步上升，由1990年的2.2、1995年的2.71、2000年的2.79扩大到2004年的3.21；2004年农村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为2184.7元，仅相当于同年城镇居民的30.4％。 差距的真实状况 城乡居民收入差距 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1991年至今，长三角经济社会发展一直走在全国前列。1991〜2005年，该地区年均生产总值增长13.9％，高于同期全国3.8个百分点。2005年，长三角地区以占全国2.2％的陆地面积，10.8％的人口，创造了全国22.4％的国内生产总值、25.6％的财政收入和36.5％的进出口总额，人均GDP达28906元，约3530美元，为全国平均水平的2.2倍，接近世界中上收入国家平均水平（2003年巴西和俄罗斯的人均GDP分别为2754美元和2982美元）。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城乡居民收入和储蓄大幅度增长。2006年，江、浙、沪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在全国31个省（区、市）中排第6、3、1位，农村居民人均纯支配收入排第5、3、1位。2006年与1994年相比, 江、浙、沪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增长了2.73倍、2.61倍和2.52倍，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分别增长了2.17倍、2.30倍和1.68倍。2006年，江、浙、沪城乡居民人均储蓄依次为16138元、21030元和48080元，与2000年相比分别增长了1.65倍、1.74倍和1.94倍。但在上述高平均数背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却越来越大。 差距不断拉大 对1978〜2007年江、浙、沪城乡居民收入增长指数进行综合分析，结果显示：江苏省从1981〜2007年的27年中，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幅度高于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增长幅度的有19年，农村居民高于城镇居民的为8年。尤其是1997年〜2007年的11年间，一直是城镇居民增幅高于农村居民。 浙江省从1981〜2007年的27年中，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幅度高于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增长幅度的有14年，农村居民增幅高于城镇居民的为12年，城乡相同的为1年。1998年〜2007年的10年间，除2004年城乡居民收入增长幅度相同外，其余9年都是城镇居民增幅高于农村居民。 由于上海市农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官方可查到的数据是从1990年开始，因此，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幅度与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幅度对比状况的考察只能以1990年为100进行分析。1991〜2007年的17年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幅度高于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幅度的有11年，农村居民增幅高于城镇居民的为6年。1998年〜2007年的10年间，有8年是城镇居民增幅高于农村居民。 从以上对两省一市城乡居民收入增长指数的对比分析中可以看出，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幅度的年数大大多于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增长幅度，由此可以说，上个世纪80年代至今，从总体看，城乡差距呈逐渐拉大趋势。值得注意的是自1998年以来，江浙沪基本上是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幅度高于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幅度，这说明近10年来长三角地区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在原来的基础上仍在不断扩大。 差距持续上升 城乡居民收入差距 根据计算，浙江城乡合一的基尼系数，从1998年的0.342提高到2006年的0.409，江苏全社会收入分配差距的基尼系数从2000年的0.3534上升到2004年的0.3655，虽然这些数据与全国相比小一些（2005年全国城乡合一的基尼系数0.452），但却呈不断上升趋势，并已接近或超过国际公认0.4的警戒线。胡祖光根据《浙江统计年鉴2004》上的资料，计算出浙江2004年城乡合一的基尼系数是0.3749，同时指出和纠正了《浙江统计年鉴2004》所公布的抽样调查资料中严重的资料误差，重新计算出的基尼系数为0.4783。并认为，“浙江统计年鉴上存在的问题在其它省份也可能同样存在”。 从城乡之间收入之比看，差距逐渐拉大 1978年以来，江浙沪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变动轨迹与全国基本一致，呈现出先缩小后扩大趋势。这期间因政策因素和价格因素，到1984年以及以后的个别年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曾有所缩小，但并没有改变差距不断拉大的趋势。从1978年到2006年江浙沪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分别由1.86:1、2.01:1和1.44:1提高到2.42:1、2.49:1和2.24:1，重要年份浙江的差距比在两省一市中一直最大。按照国际经验，城乡居民收入差距1.7倍为安全，2倍为基本安全，2.5倍有风险，3倍有重大风险，3.5倍及以上出现社会稳定危机。仅从官方公布的数字所计算的比例看，长三角已处于风险阶段。 实际上，表中的数据还不能真实反映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如果从现金和财产看，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更大。如从现金差距看，江苏城乡居民差距为3.1:1，考虑到城市居民所享有的隐性福利和优惠，这一差距可能达到4:1。从财产差距看，据调查江苏城市居民人均资产为7.86万元，而农民的人均财产大致为1.6万元左右，差距接近5:1。再如上海，2004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仅相当于城市居民1995年的收入水平（7172元），落后于城市居民收入水平约九年。如果用城市中20％的高收入户的人均收入与农村中20％的低收入户的人均收入相比较，贫富差距就更加明显。如2005年二者的相对差距江、浙、沪依次为11.60倍、17.11倍和4.52倍，绝对差距竟分别达24527元、30033元和29380元，不论是相对差距或是绝对差距浙江仍均最大。可见，简单的平均收入对比并不能真实地反映长三角存在的过高城乡收入差距。 内部贫富差距扩大 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指数 从全国范围看，长三角地区城镇居民内部收入分配差距一直十分突出。 2004年江苏、浙江城市居民10％最低收入户与10％最高收入户人均可支配收入差距比分别为1:10.71和1:7.52，依次高出全国差距比1:5.30的5.41倍和2.22倍。上海的情况稍好点，也基本与全国持平，2001年已达到1:5.03。特别是江苏城镇居民内部的差距是全国的2倍多，差距比在全国最高。 从基尼系数看，城市居民可支配收入差距呈迅速扩大态势，江、浙、沪分别由1985年的0.1486、0.1500和0.1435，上升到2005年的0.3665、0.3136和 0.3204。 从农村居民收入不良指数和基尼系数看，内部贫富差距越来越悬殊 从基尼系数上看，2004年全国农民内部收入分配基尼系数为0.3692，江苏、浙江、上海农村居民收入分配的基尼系数分别为0.3375、0.3587、0.3，长三角地区农民之间的收入差距小于全国收入差距，且2004年以来有所下降，但总的看呈上升趋势。 从20％最低收入户与20％最高收入户差距比（不良指数）的变动轨迹考察，江苏从1998年的4.58倍扩大到2004年5.88倍，浙江从1995 年的4.97倍扩大到2004年的7.73倍，上海从1995年的3.89倍扩大到2005年的4.57倍，从表5看仍是浙江差距最大，值得注意的是在江沪自2003年以来呈下降趋势的情况下，浙江却急剧上升。 若从江、浙、沪农民高低收入差距的绝对额看更是高得惊人，2005年依次高达8237元、12548元和11962元。尤其是江苏和浙江区域间农民收入，差距相当大。如江苏的苏南与苏北相比，2004年苏南农民人均纯收入是苏北的1.7倍。浙江省25个欠发达县2004年农民人均纯收入平均约3992元，仅相当于全省平均水平的65.1％。 2005年江苏、浙江城乡居民收入最高与最低县市的差距比分别为2.61、2.50和2.06、3.12。进一步分析还发现，江苏省江阴市在岗职工平均工资为灌南县农民人均纯收入的7.32倍，浙江省玉环县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是泰顺县农民人均纯收入的7.49倍。由此可见，简单的收入对比也不能真实地反映长三角不同区域间存在的过高城乡收入差距。 差距扩大的主要影响因素 一、统计方法不科学 1.统计口径不一掩盖了差距程度。目前，中国有关部门和绝大多数学者在计算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程度时，只是简单地用“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对比“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由于城镇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的人均纯收入这两个指标的统计口径和范围不一致，因此，直接计算出的显性收入差距夸大了农民收入而缩小了城镇居民收入，掩盖了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实际程度。 2.平均指标使用的单一性缺陷引致了高低收入差异。中国对居民收入水平的衡量主要用平均指标，但随着高收入家庭特别是少数收入很高家庭的增多,对平均数的拉动作用越来越大,平均数不断偏离中位数。如2002年浙江城镇居民有62.8％人口达不到平均收入。2004年江苏有61.6％的城镇家庭和57.6％的农民家庭收入水平在平均水平之下。 3.调查样本确定偏差抬高平均收入。（1）调查样本缺乏代表性。现在使用的住户调查样本是上世纪80年代确定的，随着居民的收支结构变化，居民之间收入差距逐步拉大，过去确定的调查点（大、中、小城市，县城、镇、农村）以及各调查点样本户数的代表性大大降低。尤其是现有城乡住户调查不能有效反映农民工的收入情况，将常住城市本地的非农业户口居民作为调查样本的统计结果，与包括原有城市居民和农村转移到城市新居民在内的城镇居民人均收入相比无疑过高。（2）调查样本确定违背随机性原则。在对城乡居民收支调查和统计的实际中，为减少记账误差，在样本中抽取经常性记账户时，常常在愿意接受调查的居民家庭中抽取。而现实中愿意接受调查的居民家庭一般文化素质较高，在收入状况与受教育程度呈正相关关系的前提下，对其记账数据处理的结果，难免抬高人均收入水平。 二、巨富增多抬高人均水平 改革开放以来，长三角个人投入的资本占第二、三产业企业法人单位实收资本总额的比重越来越大。在个人资本大幅度增加的同时，长三角地区巨富大批涌现。仅《福布斯》公布的2005年中国400名富豪中，长三角137位的财富可使1.3789亿长三角居民每人平均抬高1470元。 三、发展战略偏向 进入上世纪九十年代，长三角工业化、城市化有了相当程度的发展，本应把优先发展工业战略和城乡差别战略，调整到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带动农村，进而转向城乡一体化发展战略上来，但在城市利益集团的压力下，在政策设计上却继续存在“城市倾向”。如财政支农资金占财政支出的比重，江苏1985年为12.6％，2001年降到6.6％，2004年则进一步降为4.3％。浙江2000年以来大致维持在8％左右，低于20世纪90年代初的9％〜10％的水平。 四、分配原则偏向 在市场取向体制下，当市场追求效率时，政府本应把着力点放在公平方面，但却在宏观政策上仍向效率倾斜，继续用计划方式把资源从农村投向城市，导致城乡收入差距不断拉大，并即将推向两极分化境地。分配原则的偏向，实践中造成社会成员享有宪法意义上的生存与发展权在事实上不平等，突出表现就是公民受教育机会不公平和就业机会不平等,而这正是分配起点不公平的根本原因。 五、再分配措施偏向 一是个人税收调节体系不健全。现在开征的个人所得税、特别消费税和利息税调节力度十分有限，而且在征收环节上漏洞较多，征收税款占总税收的比重较小。 二是政府公共财政支出偏向城市。从政府教育经费支出看，2006年江浙沪预算内教育经费占财政支出的百分比分别为18.72、22.29和14.21，与2005年相比分别下降了0.35、0.54和0.03个百分点。再就浙江省来看，2006年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DP的比例只有2.31％，不仅与浙江2002年的2.55％相比进一步下降，而且低于2006年全国3.01％的水平，远低于《中国教育改革与发展纲要》到2000年达到4％的目标。同时短缺的教育经费在城乡间分配苦乐不均，在投入上向城市的高、中等教育倾斜。从政府对公共卫生经费支出看，不仅增长慢，而且同样偏向城市。2003年浙江各级政府对农村卫生投入只占投入总量的16.0％，城市医院则占30.3％。可以说，目前政府财政不仅“抽肥”的功能没有很好发挥，而且“补瘦”职能的履行也发生了偏向。 六、社会保障差异 长三角地区城镇职工以养老、医疗、失业、工伤、生育五大社会保险和住房保障为主体的制度体系，几经改革已日臻完善，而农村社会保障水平极低。从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看，除政府硬性规定必须参加的失地农民和在本地企业的就业人员，一般劳动者基本都未参加。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筹资水平还远不及城镇职工医保的月筹资水平，很难谈得上是真正的医疗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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