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雇佣成本指数

雇佣成本指数（Employment Cost Index, ECI）基本概念雇佣成本指数是由美国劳工部劳工统计局在美国东部时间上午8点30分；在4月、7月、10月和1月的最后一个星期雇佣成本指数四发布，每季度一次。旨在对关于劳动成本的最具综合性的测算。通货膨胀对经济而言是灾害，它使利率更高并压低了股票的价格。因此，作为通货膨胀压力上升早期预警系统的雇佣成本指数可能对投资者和商业领导人具有重大价值。重要性 ECI记录企业面对的单项最大支出，即劳动成本的变化。与雇佣成本指数劳动相关的工资，薪金支出，福利的整个范围（例如度假，健康保险，社会保障）占到生产成本的70%。劳动成本构成如此之大的运营支出，以至于报酬的显著增加能迅速减少企业的利润，并迫使企业把这些额外的成本以更高价格的形式转嫁给消费者。　　从历史上看，一旦劳动成本的上升导致通货膨胀，将产生一个难以停止的恶性循环，随着零售商提高他们的价格以补偿增加大的雇员支出，工人将最终需要工资和薪金的更大增加，以跟上通货膨胀的增长速度。雇主如果再次同意并支付更多的工资给工人，将很快带来另一轮的零售物价上涨。这种通货膨胀自我持续的逐渐升级被经济学家称为工资价格的螺旋上升。这样的情形对经济十分有害，被列于美联储“黑名单”的较高位置。公平地看，企业对更高的劳动成本能运用除提高价格以外的其他方式。企业可能选择吸收额外的成本，并勉强接受当前的利润，或者它们能决定给劳动者多高的价钱。这更简单明确地使大量雇员离开，取而代之的是投资新的技术，这也许允许相同或更多的产出，但只用更少的工人。最后，企业能简单地决定将它们的生产设备重新安置到劳动更便宜的国家。所有这些对美国劳动成本上升的反应对经济和金融市场都具有重要的影响。选择提高价格，企业能引起通货膨胀，在某些情况下，联储可能介入，并在工资价格螺旋上升失去控制之前提高利率。如果企业决定吸收额外的成本，这将削减收入并对股票的价格产生不利的影响。把企业经营到海外，能导致美国列高的失业和政府对失业保险的更大支出。综合这些原因，ECI常被联储官员、投资经理人、企业经理和联邦领导人密切关注。对汇率的影响在外汇市场上，ECI和美元价值之间并没有表现出可靠的关系。显然，如果劳动成本上升，能促使利率更高。这将吸引外国投资者投资美元。然后，更高的劳动成本也降低了美国企业在海外销售产品和提供服务的竞争力，扩大了贸易的赤字，这对美元明显不利。大体上，如果货币市场上的交易者认为联储成功引导经济实现了软着陆，制止了工资性通货膨胀的爆发，那么将提升美元的价值。来自"http://wiki.mbalib.com/wiki/%E9%9B%87%E4%BD%A3%E6%88%90%E6%9C%AC%E6%8C%87%E6%95%B0"

686次 2020-07-30
国民幸福指数

基本信息如果说GDP（国内生产总值）、GNP（国民生产总值）是衡量国富、民富的标准，那么我们应该还需要一个衡量人的幸福快乐的标准。在国际社会，这个刚刚出现的标准叫GNTGross National Happiness(国民幸福总值)，或者称作国民幸福指数，幸福指数是衡量人们对自身生存和发展状况的感受和体验，即人们的幸福感的一种指数。不同的人对幸福感的理解和诠释不同，比如市民某某说：“幸福就是工资再高一点，晚上少加班。”而职业经国民幸福指数理人某某认为：“最幸福的事情就是我要把公司做成一个世界品牌。”而专家认为，幸福感可以理解为满意感、快乐感和价值感的有机统一。国民幸福指数的提出　　国民幸福指数（GNH）最早是由南亚的不丹王国的国王提出的，他认为“政策应该关注幸福，并应以实现幸福为目标”，人生“基本的问题是如何在物质生活（包括科学技术的种种好处）和精神生活之间保持平衡”。在这种执政理念的指导下，不丹创造性地提出了由政府善治、经济增长、文化发展和环境保护四级组成的“国民幸福总值”（GNH）指标。　　如果说“生产总值”体现的是物质为本、生产为本的话，“幸福总值”体现的就是以人为本。世界银行主管南亚地区的副总裁、日本的西水美惠子对不丹的这一创举给予了高度评价。她说，完全受经济增长左右的政策往往使人陷入物欲的陷阱，难以自拔。几乎所有的国家都存在相同的问题，但是我们决不能悲观。因为“世界上存在着惟一一个以物质和精神的富有作为国家经济发展政策之源，并取得成功的国家，这就是不丹王国。该国所讴歌的‘国民幸福总值’远远比国民生产总值重要得多。不丹在40年以前还处于没有货币的物物交换的经济状态之下。但是，它一直保持较高的经济增长率，现在已经超过印度等其他国家，在南亚各国中是国民平均收入最多的国家。在世界银行的排行榜中也大大超过了其他发展中国家成为第一位。尽管如此，去不丹旅游过的人都会异口同声地说，仿佛回到了自己心灵的故乡。不丹给我们地球人展示了许多高深莫测的东西。” 　　说到旅游，不丹不是“来者不拒，多多益善”，而是采取了一种限制规模的旅游发展模式，从来不在国际上搞大型的促销宣传。不丹限制入境旅游者的总数，实行“高质量、高价格、全包价”的做法。政府对旅游经营者制定了《工作手册》，对旅游者有《行为规范》。虽然不丹每年从旅游业获得的收入仅300万美元，但足以保持旅游业稳定发展，而对社会自然的影响则很小。　　类似GNH这样的尝试，在国际社会已经有多种，例如“绿色GDP”、联合国人类发展指标，英国的“国内发展指数”（MDP，该指数扣除了为抵消社会和环境成本而耗费的开支，考虑了长期的环境损毁和自然资本贬值，肯定了为确保谨慎投资和贸易平衡进行的一系列经济调整，反映了收入增加1英镑对穷人的意义要大于富人的事实，计入了家庭劳动的价值）等等。这些指标的创设，反映出单一GDP指标的局限性，也昭示着人类自身的新需要。　　“现在很多地方政府都提出了幸福指数、群众满意度等新的评价指标，总的来看虽然有点简单，但这件事做起来总比不做强。”中科院院士程国栋在去年年初，就提出了一份《落实“以人为本”，核算“国民幸福指数”》的提案，建议国家组织有关部门研究制订一套“国民幸福指数”的评价体系。　　2004年，中国人均GDP已经是1270美元。1980年以来，中国的GDP以年均9.3%的高速度增长，在东亚创造了新的经济奇迹。经济成就举世瞩目，而整体的人文发展情况却呈现出与GDP增长不协调的逆态势。2003年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造成的经济损失占当年GDP的15%，反映收入分配公平性的基尼系数超过0.4的社会失衡临界点。　　根据荷兰Erasmus大学的RuutVeenhoven教授对中国3次幸福指数的调查，中国1990年国民幸福指数为6.64(1-10标度)，1995年上升到7.08，但2001年却下降到6.60。数据表明，即使经济持续快速增长也并不能保证国民幸福的持续增加。是什么影响了人们的幸福感　　对于人的主观幸福感的测量在20世纪60年代晚期到80年代中期，成为心理学的一个热点研究领域。心理学家对于主观幸福感的探讨更多地来自生活质量、心理健康和社会老年学三个学科领域。由于社会学家和经济学家加入幸福感研究的行列，幸福感的丰富内涵和表现形式得到了更多的揭示。　　应该说，作为社会心理体系一个部分的幸福感，受到许多复杂因素的影响，主要包括：经济因素如就业状况、收入水平等；社会因素如教育程度、婚姻质量等；人口因素如性别、年龄等；文化因素如价值观念、传统习惯等；心理因素如民族性格、自尊程度、生活态度、个性特征、成就动机等；政治因素如民主权利、参与机会等。　　此外，对主观幸福的理解还涉及许多分析层面，主要包括认知与情感、个体与群体、横向与纵向、时点与时段，等等。在主观幸福感与社会心理体系诸多因素和层面之间的密切联系中，以下几点是十分独特而重要的：　　第一，心理参照系。就社会层面而言，其成员的幸福感将受到他们心理参照系的重大影响，例如在一个封闭社会中，由于缺乏与其他社会之间的比照，尽管这个社会的物质发展水平不高，但由于心理守常和习惯定势的作用，其成员便可能知足常乐，表现出不低的幸福感；而一个处在开放之初的社会，面对外来发达社会的各种冲击，开始了外在参照，因此，其成员的幸福感便可能呈现下降之势，因为此时他们原有的自尊受到了创伤。　　第二，成就动机程度。人们的成就需要决定他们的成就动机程度，成就动机程度又决定其预期抱负目标。其中人们对于自身成就的意识水平是一个重要环节，因为如果人们意识到的自身成就水平高于他们的预期抱负目标，那么，便会产生强烈的幸福感；反之，如果人们意识到的自身成就水平低于他们的预期抱负目标，那么，则不会有幸福感可言。　　第三，本体安全感。它指的是，个人对于自我认同的连续性国民幸福指数、对于所生活其中的社会环境表现出的信心。这种源自人和物的可靠感，对于形成个体的信任感是极其重要的，而对于外在世界的信任感，既是个体安全感的基础，也是个体抵御焦虑并产生主观幸福感的基础。因此，人的幸福感有时与其经济状况或收入水平之间并未呈现出简单的正相关系，在现实生活中，一些经济状况不佳的人，其幸福感却不低，而有些百万富翁却整日忧心忡忡。　　因此，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什么中国人的幸福感在过去10年中先升后降，表现出与经济发展轨迹之间的非同步性。其中主要原因在于，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初期，物质发展成效明显地呈现出来，那时社会分化程度还不大，社会成员在心理上更多是作纵向比较，与过去的生活水平相比，较容易产生满足感。最近10年，社会结构转型加速，各个领域的体制改革日益全面触及深层利益，社会分化程度加大，尤其是贫富差距凸显；在社会心理方面，随着生活条件逐渐改善，人们需求层次日益提升，且呈现出多样化态势，因此，需求能被满足的标准相对提高了；而由于资源相对短缺和竞争加剧以及现代生活节奏加快，人们的各种压力感大大增加，这一切都强有力地影响了人们的幸福感。　　值得特别关注的是，一些调查结果表明，近年来人们对社会问题的关心更倾向于与民生有关的领域，民生问题成为大多数社会成员最关切的社会问题。这种关注重点的变化，反映了人们对于社会发展态势的判断。而对于民生问题关注程度的上升，尤其反映了体制改革与社会发展正在对人们的生存条件和生活质量产生最强有力的影响。这一切极其深刻地影响人们的本体安全感，即具体表现为对社会生活保障需求的增强，从而影响到人们的幸福感。对“幸福指数”的某些误读　　近年来，“幸福指数”成为我国学术界的一个热门话题，同时也成为一些政府部门的实践课题。　　幸福指数就是指把主观幸福感作为一项指标，通过运用专门的测量工具去获得人们主观幸福感的数量化结果。然而，如果幸福指数将在生活质量指标体系中甚至将在一个地方或国家的发展规划中扮演一种重要而合理的角色的话，那么，对于幸福指数寻求一种充分的理解，并且避免各种误读，无疑成为一项最基本的前提。　　首先，对于幸福的理解涉及了哲学、心理学、社会学、经济学、文化学等多个学科，这说明了社会心理体系的高度复杂性，而这种复杂的主观世界要用数量化的工具来加以测量和说明，无疑是对现代社会科学的局限性提出一个重大挑战。因此，关于幸福指数一种可能的误读就是，将幸福指数简单化的倾向。典型表现之一是，希望通过一份调查问卷就能达成对主观幸福感全面而准确的把握。而幸福感在测量上存在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在进行测量的时间之点上人们所表达的生活感受，是否能够代表他们在一个时期里的总体生活感受。　　其次，幸福指数是社会发展状况及其问题的“风向标”和“晴雨表”。如果说社会心理体系包含理性层面的认知评价和感性层面的情绪感受，那么，在幸福感中情绪感受这一感性层面常常占据主导地位，幸福感有时是一种很个体化的主观领域。因此，在实践领域中，幸福指数可以成为生活质量指标体系中一个重要方面，但并非唯一方面。在这里，关于幸福指数一种可能的误读就在于，认为幸福指数能够作为体现个人生活质量和衡量社会进步程度的一个绝对性指标，从而忽视了对于社会发展内涵和人的精神领域的丰富性的考虑。　　第三，作为制定发展规划和社会政策一种重要参考因素的幸福指数，与GDP之间的关系应该是辩证的。GDP是硬指标，幸福指数是软指标，两者在发展规划和社会政策中各具独特的地位与作用。能够关怀幸福，说明发展理论与发展实践上升了一个层次，发展的内涵更加丰富了。但决非要在GDP与幸福指数之间做一种非此即彼的选择。因此，关于幸福指数又一种可能的误读就在于，产生“幸福指数崇拜”，即将幸福指数的意义无条件地夸大化、片面化、偏激化。　　对于幸福感的测量，西方心理学家、社会学家和经济学家等已经探索了几十年，具有了一定的知识和经验积累。既便如此，尚未有任何一种幸福感测量工具能够得到普遍认同，许多量表仍处在不断改进之中。中国与西方的社会、文化背景及其反映形式之一的社会心理都存在差异，从而对于幸福的理解不会完全相同，感受幸福的方式也会有所差异。因此，我们若要研制出一套既体现国际水平又符合中国国情的幸福感测量工具，尤其是获得可以作为发展规划和社会政策参考的幸福指数，尚有待进行高水准、创新性的多学科合作研究。国民幸福指数的计算方法　　(1)国民幸福指数＝收入的递增/基尼系数×失业率×通货膨胀　　这个公式中的基尼系数（Ginico efficient）是反映收入分配公平性、测量社会收入分配不平等的指标。　　(2)国民幸福指数=生产总值指数×a%+社会健康指数×b%+社会福利指数×c%+社会文明指数×d%+生态环境指数×c%。　　其中a，b，c，d，c分别表示生产总值指数、社会健康指数、社会福利指数、社会文明指数和生态环境指数所占的权数，具体权重的大小取决于各政府所要实现的经济和社会目标。中国国民幸福指数　　今后我国将推出幸福指数、人的全面发展指数、地区创新指数以及社会和谐指数等新的统计内容。这是国家统计局局长在国新办的新闻发布会上透露的，他表示，推出这些指数，用以适应各方面对我们国家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人的全面发展以及民生、人文这方面的需求。　　国家统计内容的系列新面孔表明，目前，衡量我国情况的指标已经从单纯的经济指标，逐步扩展到环保指标、制造业指标和构建和谐社会的指标上。人们对幸福的关注度逐年增强，人们也越来越关注自己的生活状态，中国社科院的最新调查显示，2005年，72.7%的城乡居民感觉生活是幸福的，比上年下降了5个百分点。　　对于幸福指数，每位专家学者都给出了自己的定义，大都体现在追求人类社会文明发展、以人为本等词汇上。　　在北京市两会期间，北京市统计局局长崔述强就曾公开表示，今年北京将开展幸福指数的研究，推出一套幸福指标体系，并将其纳入和谐社会指标评价体系中，将“幸福感”作为衡量北京社会和谐与否的一个重要指标。他指出，市民对生活境遇、工作境遇等的满意度都可能成为幸福指数。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王名也曾表示，原有的收入等“硬指标”已无法反映人们的精神需求和心态差别。提出“幸福指数”这个概念，正在把原来追求的“GDP至上论”转向更多元化的评价标准。“这体现了当前执政理念的变化”。

386次 2020-07-30
工业生产指数

工业生产指数就是用加权算术平均数编制的工业产品实物量指数，是西方国家普遍用来计算和反映工业发展速度的指标，也是景气分析的首选指标。工业生产指数是相对指标，衡量制造业、矿业与公共事业的实质产出，衡量的基础是数量，而非金额。该指数反映的是某一时期工业经济的景气状况和发展趋势。如同其他相对指标一样，在使用工业生产指数时，必须注意资料的可比性，必须同绝对指标结合起来使用，方能比较客观、全面地说明问题。工业生产指数是以代表产品的生产量为基础，用报告期除以基期取得产品产量的个体指数，以工业增加值计算权数来加权计算总指数的。因此，在工业生产指数的计算中，产品增加值的计算是权数计算的关键。工业生产指数的基本原理工业生产指数的基本原理是依据报告期各种代表产品产量与基期相比计算出个体指数，然后用衡量各种产品在工业经济中重要性不同的权数。加权平均计算出产品产量的分类指数和总指数，而总指数就是工业综合发展速度。以美国为例，工业生产指数由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Federal Reserve Board)搜集资料，其引用数据是确实生产数据，绝大部分是估计数据(因资料搜集不易)。样本为250家个别企业，代表27种不同的工业，以1987年为基期。内容有三种不同类别：★所有工业；★市场分类：包括最终产品、中产品和原料市场；★工业类别：包括制造业(耐久财与非耐久财)、矿业及公用事业。　　美国于每月15号公布上个月的统计结果。指数上扬，代表经济好转，利率可能会调高，对美元应是偏向利多，反之为利空。工业生产指数的计算公式　　根据上述工业生产指数的原理，，由于权数形式的不同，有3种不同的计算公式：★权数固定在基期；★权数固定在报告期；★基期权数和报告期权数同时使用。　　我国采用“权数固定在基期”的计算公式。具体如图工业生产指数　　式中：★K为总指数或分类指数；★O为代表产品产量(下标1为报告期，0为基期；下同)★W为权数；★P为单位产品价值。工业生产指数的编制过程计算工业生产指数的总体方案主要包括代表产品的确定，权数的计算与指数的计算几个方面，相应分为三个步骤：1、确定本级代表产品目录，这是计算工业生产指数的一个重要环节。代表产品的选取是否科学合理，直接影响到生产指数计算结果的准确性。我国月度选择了 500多种代表产品．其选取的基本原则主要包括：从各个行业分品种和规格来选择代表产品，并注重价值量比较大，处于上升趋势和经济寿命期长，且在一定的时期内处于相对稳定的产品。2、搜集权数基期年的有关基础资料，计算并确定权数。计算权数的基础资料主要包括代表产品的价格、单位产品增加值、分行业总产值和增加值、代表产品基期年产量等。目前，我国初定权数基期固定在1995年，且五年不变。可以讲，确立一套权数，是编制工业生产指数难度最大的工作。3、报据代表产品的个体指数，并用各自的权数加权平均计算出分类指数（行业指数)和总指数。工业生产指数的优缺点 1、看看工业生产指数与工业总产值发展速度的区别：计算原则不同。工业生产指数计算原则是产品法，后者是工厂法。工业生产指数是选取重要的具有代表性产品计算，并根据各自的个体指数加权平均计算的工业综合发展速度；后者则是用全部工业产品计算，是用报告期的各工业企业的总产值与基期产值相比而得。2、工业生产指数有其独特的优势：★符台国际惯例，可与国际接轨，能直接用于国际上统计资料的对比；★能较好地满足时效性要求；★有助于提高数据的抗干扰能力，提高工业发展速度的数据质量；★能够提供分行业发展速度，较好地避免行业交叉现象；★能够满足新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需要。3、需要指出，工业生产指数是相对指标．仅反映短期经济的景气状况和发展趋势，当研究速度和效益问题时，不能提供绝对量指标；同时也不能提供按企业标志分组的发展速度，这些数据仍需通过其他途径取得。

416次 2020-07-30
GNP平减指数

GNP平减指数（GNP Deflator） GNP平减指数　　GNP平减指数（GNP Deflator），又称“GNP缩减指数”，是指反映价值指标增减过程中与物量变动同时存在的价格变动趋势和程度的价格指数。GNP平减指数是衡量一国在不同时期内所生产的最终产品和劳务的价格总水平变化程度的价格指数。　　其计算公式为：国民生产总值平减指数＝报告期价格计算的国民生产总值/不变价格计算的国民生产总值　　有两种表达方式：隐含物价平减指数和固定物价平减指数。　　一般比较重视隐含物价平减指数，因为它不仅代表物价的变动，也能反映国民生产毛额(GNP)组成份子比例的变动。而固定物价平减指数的表达方式，是以1972年为基数(100)直接加价比较，假若上下两季的物价末波动，则固定物价平减指数就不会产生变动。 GNP平减指数的数据解读　　每一季GNP平减指数的增加，足以代表当季的实质通货膨胀，其对美元的影响与生产者物价指数及消费者物价指数相似。　　一般来说，只要市场认为主管当局对于物价的上涨仍可藉由调高利率而获得掌控，对美元来说大多偏向利多。但如果物价的涨幅超出控制，在连续调高利率之后仍无法遏止的话，对美元则是利空。　　专家研究过去GNP平减指数的变动，要比生产者物价指数和消费者物价指数的变动来得小。当通货膨胀高涨时，以上两种物价指数的增加要比GNP平减指数的增加幅度小。　　名目GNP的成长代表实质GNP的成长加上隐含物价平减指数(即通货膨胀)的增加。一般来说，市场对名目GNP大幅度的成长，并不会有太激烈的反应。　　美国商务部公布GNP资料的同时，也会附带发布GNP平减指数资料。

457次 2020-07-30
国房景气指数

基本概念国房景气指数是全国房地产开发景气指数的简称，由房地产开发投资、本年资金来源、土地开发面积、房屋施工面积、商品房空置面积和商品房平均销售价格6个分类指数构成。主要作用根据房地产开发统计快报数据，确定基期后，分别计算出6个分类指数，再加权计算出国房景气指数，是全国房地产开发综合发展水平的客观反映。国房景气指数以100为临界值，指数值高于100为景气空间，低于100则为不景气空间。它由国家统计局按月计算并对外发布。

731次 2020-07-30
个人消费支出平减指数

定义个人消费支出平减指数是衡量一国在不同时期内个人消费支出总水平变动程度的经济指数，这里的"平减"是指通过物价指数将以货币表示的名义个人消费支出调整为实际的个人消费支出。计算公式个人消费支出平减指数的计算可以采用某一基期（基准年份）的一组价格来估算出本期的个人消费支出，再用现期价格估算出本期的个人消费支出，然后用前者除以后者，即：　　个人消费支出平减指数＝按当期价格计算的个人消费支出/按基期价格计算的个人消费支出

481次 2020-07-30
工业经济效益综合指数

工业经济效益综合指数工业经济效益综合指数解释是综合衡量工业经济效益各方面在数量上总体水平的一种特殊相对数，是反映工业经济运行质量的总量指标。

835次 2020-07-30
工农业商品综合比价指数

工农业商品综合比价指数正文　　农产品与工业品综合比价指数的简称。反映同一时期农村工业品零售价格与农产品收购价格之间的比价关系和变动趋势的相对数指标。用以说明工农产品交换价格比例关系的变动对工业和农业产生的不同影响。　　工农业商品综合比价指数的计算有正指标公式和逆指标公式。正指标公式是以农村工业品零售价格指数为基数(100)计算的，公式为：这是以农民为主体观察工农业产品交换比价的变化，反映在不同时期因价格变动，农民用等量的农副产品所换得的工业品数量的变化程度。　　逆指标公式是以农副产品收购价格指数为基数(100)计算的，公式为：这是以农民为主体观察工农业产品交换比价的变化，反映在不同时期因价格变动，工业（通过国营商业和供销合作社商业）用等量的工业品所交换到的农副产品数量的变化程度。或者农民要换回等量的工业品，由于价格变动所需要提供的农产品数量的变化。　　计算工农业商品综合比价指数，首先要分别计算农村工业品零售价格指数和农副产品收购价格指数，然后再将两者按照正指标公式和逆指标公式分别进行计算。配图相关连接

351次 2020-0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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