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产权理论(Enterprise Property Right Theory)企业产权理论概述企业产权理论是指企业内部产权结构的安排，企业产权理论不是将企业简单地看作以权威、计划来配置资源的组织形式。企业中董事与经理，经理与工人之间的契约关系，仍然是一种交易，这与市场交易，市场契约没有什么不同。因此，企业内部产权结构安排，同样对企业的效率产生重大的影响。 1972年，阿尔钦和德姆塞茨发表了《生产、信息费用与经济组织》一文，从企业内部结构的激励角度提出了团队生产理论，他们的理论由于解释了古典企业的出现及其特征而受到广泛关注。 阿尔钦和德姆塞茨认为，在企业内部雇主与雇员的关系同店主与顾客的关系并无本质区别。在他们看来，企业实质上是一种“团队生产”方式，所谓团队生产是指这样一种生产：“一是使用若干类资源；二是产品并不是每一类合作资源单独产出的加总；三是这时只要再增加一个因素，就产生团队组织的问题，即团队中使用的资源并不属于同一个人。”由此可见团队产出是若干个团队成员协同生产出来的，是一种共同努力的结果，这就导致了经济组织中的计量问题，“一个经济组织必须解决两大关键问题：计算投入要素的生产率，计算投资回报。”如果计量问题不能得到解决，那么团队生产就无法继续下去，因为此时团队成员会产生偷懒问题，从而缺乏努力工作的积极性。他们认为要克服这种计量问题，减少投机行为的一个办法就是让部分成员专门从事监督其他成员的工作，而要克服监督者本身的偷懒动机，就必须赋予监督者剩余索取权。监督者还需拥有无须终止或改变其他每一个投入要素的合同，这样就可以修改合同条款和对个人成员施加激励的权利。同时，他们还认为监督者必须是团队固定投入的所有者，以避免对固定投入的过分使用。 阿尔钦和德姆塞茨指出，具有上述生产特征的生产组织就是资本主义古典企业。这种组织形式具有以下特点：“第一是联合生产；第二是投入要素来自若干所有者；第三是一方成为所有投入合同的公认中心；第四是此方有权不受与其它投入要素的所有者所签合同的限制，而可重新协商、修改合同；第五是此方享有剩余索取权；第六是有权出售其在合同中享有的、获得主要剩余索取权的那种地位。” 1．产权的概念产权是财产权利的简称，是指财产所有权以及与财产所有权有关的财产权。 财产所有权是指财产所有者依法对自己的财产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财产所有者的这些权利是财产所有权所具有的权能。所有权的权能是可以从所有者那里分离出来的，例如租赁业务中，承租人以租金为代价从出租人那里取得租赁物品的使用权。与所有权有关的财产权是在所有权权能与所有人发生分离的基础上产生的，指非所有人在所有人财产上享有的占有，使用，以及在一定程度上依法享有收益和处分的权利，即是说，与财产所有权有关的财产权是由财产所有权派生出来的各种权利。由于财产的概念是人们对经济资源的使用进行控制而由法律界定，并以货币来衡量的人与人之间的基本关系，因此，产权实际上是对经济活动中人与人之间利益边界的一种界定。在这一界定中，拥有或享有财产所有权或其权能的人、组织称为产权主体，产权主体作用的对象是产权客体。产权客体是指可以被产权主体控制支配或享用的、具有文化科学和经济价值的物质资料以及各类无形资产，如设备、原材料、知识产权、发明权、商标权等。 2．产权的属性产权具有四个方面的属性，即排他性、可分离性、可分割性和不完备性。 产权的排他性是指某一产权主体，在行使对某一特定资源的一组权利时，排斥了任何其他产权主体对同一资源行使相同的权利。 产权的可分离性是指特定财产的各项权利可以分属于不同的主体，如企业投资者享有企业财产的收益权、而企业的经营者可行使企业财产的使用权。正是由于产权的可分离性，使得产权是可以交易(转让)的。产权交易是产权主体将产权客体的所有权或由其派生的权利作为商品进行买卖的行为。产权交易有多种形式，如承包经营、租赁、参股控股、兼并收购等。商品买卖是一组权利的交换，这种交换是一种广泛意义上的产权转让。 产权的可分割性有两层含义：一层是上面所讲到的可分离性；另一层是各项权利分离后还可进一步细分，如股份有限公司投资者选择管理者的权利可进一步分为一股一权。 产权的不完备性是产权中的权利是受限制的。产权是通过法律界定或由习俗和道德来表达的，这就意味着产权中的任何权利都是受限制的，即不完备性。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直接干预企业的经营活动，是导致企业经营权不完的重要原因。企业产权理论的论述1．企业产权决定企业的治理结构 现代企业理论和产业组织理论已经证明，企业的绩效由多种因素综合决定。首先，产权安排决定公司治理结构。若产权模糊，会滋生出所有者与经营者之间的“激励不相容”和权责利不对称，以及企业对市场竞争的不依赖性；其次，公司治理结构影响着企业家的素质（能力）高低和努力程度；其三，企业家的能力和努力水平，决定企业的经营战略和管理水平，这两者同时影响企业的营运；其四，市场结构对企业绩效也有着重要的影响。最终，企业绩效由企业营运和市场结构共同决定。不同的企业产权契约，决定了不同的公司治理结构。 治理结构是一种制度安排，它通过一定的契约和治理手段，合理配置剩余索取权和控制权，以形成科学的自我约束和相互制衡机制。目的是协调包括股东、债权人、券商、投资银行、职工、经理人员、销售商及市场中介机构等在内的利益相关者（stakeholder）之间的利益和权利关系，促使其长期合作，以保证企业的决策效率和长治久安。企业治理结构的核心，是如何解决利益相关者的责权利关系问题，尤其是剩余索取权和控制权的配置问题。企业治理可以分为两个部分：一个是治理结构（GovernanceStructure），另一个是治理机制（GovernanceMechanism）。治理结构包括股权结构、董事会、监事会、经营班子等；治理机制包括用人机制、监督机制和激励机制，这两者共同决定了治理效率的高低，而治理机制应是其核心，治理结构只是基础。从经济学分析，治理结构一般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企业的外部治理。主要包括产品市场、资本市场、经理人市场和劳动力市场。外部治理实质上是市场对企业的治理。二是企业的内部治理。内部治理即人们通常所说的法人治理结构。 法人治理结构是企业内部通过组织程序（通常以章程的形式）所明确的所有者、董事会和高级经理人员等利益相关者之间权力分配和制衡的制度体系，旨在维护股东、公司债权人以及社会公共利益，保证公司正常有效地运营。其内容包括：如何配置和行使控制权，如何监督和评价董事会、经理人和职工，如何设计和实施有效的激励和约束机制。简言之，法人治理结构就是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和经理阶层的权力分配模式。 企业的法人治理结构是企业组织结构设计中的大问题。为了解决现代公司中广泛存在的委托一代理问题，就必须设计一套相应的制度安排，使代理成本最小化，提高企业的经营绩效；同时，确保股东方（投资者）的合法权益，使决策更加科学，维护公司正常的管理秩序。 以新制度经济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罗纳德·科斯（Ronaid Coase）为代表的产权学派认为，产权明晰是企业绩效的关键或决定性因素。主要论点是： （1）资产拥有论，认为企业资产只有为私人拥有，才能满足实现产权的排他性，这种排他性保证了拥有者的资产以及使用资产带来的收益不被他人所侵占，从而构建了企业拥有者对资产关切的有效激励机制。 （2）剩余利润占有论，认为企业拥有者追求企业绩效的基本激励动机是来自对剩余利润的占有，企业家对剩余利润占有份额越多，提高企业效益的动机也越强。企业拥有者追求企业绩效动机的程度与剩余利润占有的份额成正比。 （3）私有化论，认为非私有企业相对于私有企业来说，存在企业目的多元化（既要追求利润目标，还要承担福利、就业等社会义务等）、对经理激励不足，以及由不能承担所有商业风险导致的财务软约束等弊端。 受各国历史传统、法律制度、文化特质、思维模式、市场环境以及发展阶段的影响，各国的企业法人治理结构存在明显差异。这些差异性是不同产权制度下企业利益相关者之间博弈的结果。在当代市场经济国家中，企业治理结构模式主要有美(英)模式、德国模式和日本模式。 (1)、德国模式（双重委员会制） 股票市场并未能作为企业幕集资金的主要途径，主要股东为商业机构和银行。银行除拥有市场股票外，也通过投票控制其余股东。 实行双重委员会制，即分设监事会和董事会。监事会相当于英美和日本等国的董事会，主要权力机构为银行，因其拥有50%股份投票权。银行、股东、员工都可通过监事会监察董事会使用权力。董事会则是实际管理和运作的执行者。董事会成员的任命和报酬由监事会决定，并向监事会负责。董事会作出的重大决策必须得到监事会的批准。董事会成员大多数来自于企业内部。顾客及供应商亦可作为外界董事。 (2)、日本模式（共同治理主导） 股票市场发展成熟，商业及金融机构占市场绝大多数股份，财阀集团内互相持股。 出资者作为股东享有法律赋予的最高权力，董事会通常由20—25人组成，董事一般是从企业内部产生，通常分为常务董事、专务董事和董事等。这样，董事会成员既作为董事参与公司的重大决策，又作为经营者掌握企业的执行权。主要执行监察权为主银行，另外通过企业间交叉持股来监督和约束。 2．企业不同发展期对应于不同的产权契约与内部治理结构 企业在创业期一般规模较小，股权控制在个别出资人手中。此时，市场环境较为单一和稳定，技术简单，易于协调和组织企业内部活动，生产经营活动利用过去经验和惯例管理即可。企业经营能力和技术缺乏进入壁垒，劳动力易于监督和取代，这类企业宜采用资本家“一身二任”的方式，即古典企业中所有者与经营者合二为一的模式，这也是保证“剩余索取权与控制权尽可能对应”的理想状态。这种企业所有权安排，既能保证资本的有效运作和决策效率，又能减少监督和代理成本。 随着企业的发展规模的增加，所需资金量加大，股权相对集中在少数出资人身上。企业内分工日益复杂，横向和纵向的沟通协调增多，市场环境和生产经营中不确定性加大。企业家自身的经营能力及技术人员的创新能力，对企业发展具有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管理逐渐成为一门专业技术，而资本所有者并不一定拥有这样的能力，职业经理人因此应运而生。所谓“职业”就是以此为生，精于此道。 随着民主理念不断向企业内部延伸，传统法人治理结构中的“股东本位”原则日趋衰落。近现代尤其是二战以来，情况发生了根本性变化。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生产力水平大大提高，企业间竞争加剧，大规模现代化股份公司不断涌现，出资人多元化、社会化的特点更加明显，加上证券市场的高度发达，公司股份的日益分散，以及公司经营趋向复杂化专门化，所有这些使得众多大企业的实际控制权，逐渐从股东转到管理者手中。按照剩余索取权与控制权相对应的企业所有权安排原则，拥有控制权的人力资本所有者，应该享有相应的剩余索取权。经营者和技术要素所有者，要求获取更大的剩余索取权，主张让智力资本参与分配，逐渐成为一种共识和趋势。企业通过对管理团队、技术骨干等“关键少数”的激励，以实现整体决策的优化和企业绩效的提升。 随着企业规模的发展，所有权和经营权概念逐步清晰。企业真正建立一套现代企业制度，其重要所在就是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即两权分离。公司治理机制，实际是在法律保障条件下的一整套制度性安排，着力处理因两权分离而产生的“委托－代理”关系。从公司治理结构的演化过程看，公司治理结构解决的主要问题，是对代理的激励和约束问题。激励就是对代理人（经营者）设计周详的激励报酬合同，促使代理人（经理）将个人利益最大化目标与委托人（所有者）利润最大化目标相结合，尽可能消除在所有权与控制权分离下所有者与经营者目标函数的背离，使代理人有积极性为委托人的利益而勤勉尽职；约束是为了防止经理人员由努力程度不可观察性与不可证实性而引发的欺诈和懈怠，保障委托人的最大利益及其最终控制权，使代理人不至于由于自利，或利用信息不对称滥用职权而损害委托人的利益。为了激励，就要使代理人有职、有权、有利；为了约束，就要使代理人的职位、权力、利益时刻受到监控。二者之间的制衡，成为公司治理结构是否有效的关键。失去制衡的公司治理结构只有两个结果，一是代理人成为傀儡，二是内部人控制（InsiderControl）。 法人治理结构与企业的规模和发展阶段相联系，是状态依存的而不是绝对的。对于规模不大、经营比较单一的中小企业而言，建立复杂的且需要付出较大的代价的法人治理结构是否有必要，很难有确定的答案。也许强势武断一人说了算的管理方式，对中小企业的发展更合适。但随着企业规模的不断扩大，对法人治理结构的需求迅速上升，当前许多发展壮大了的民营企业，正在进行的“创业者的自我革命”就是这种需求的集中反映。此外，法人治理结构的建立，只是为企业的高效运行创造了一种制度上的可能，但它没有也不可能解决所有的问题。法人治理结构不是万应灵药，可以包治百病。一些所谓的现代企业，虽然已经建立了法人治理结构，由于忽视管理而难以走出困境，这样的企业并不鲜见。
现代产权理论（Theory of Morden Property Ownership） 现代产权理论简介 在对正统经济理论的批判中，引发了许多不同的经济学派和经济理论及相应的方法产生。现代产权理论便是其中很有代表性的一种。西方现代产权理论指的是自本世纪初以来产生、发展，至今仍极富争议并且日益吸引人们关注的关于产权的系统分析。在对于产权研究中，不仅包括了被人们称为属于产权学派的贡献，而且包含了法经济学、公共选择学派、自由竞争学派等诸多学派，众多学者的贡献。 现代产权理论是新制度经济学框架之下的理论分支，其代表人物是罗纳德·H·科斯（Coase）、威廉姆森（Williamson）、斯蒂格勒（Stigler）、德姆塞茨（Demsetz）和张五常等。 新制度经济学是在对新古典经济学的反思和批判中发展起来的。19世纪末由凡勃伦、康芒斯等人创立和发展的早期制度经济学，从一开始就摒弃了新古典的分析范式，用历史主义的方法来透视制度因素的作用和影响。而新制度经济学派却是在新古典范式之内发展起来的，继承了新古典经济学的核心假定、方法和工具，如理性经济人假定、稳定偏好、均衡和最大化分析等，但是却以产权、经济组织和制度变迁理论去考察经济问题从而大大拓展了经济学的研究视野。在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框架之下，研究资源配置的效率时，产权被作为已知不变的制度参数。而新制度经济学则将产权制度、交易费用、经济组织等视为亟待解决的关键性变量，并侧重研究效率的性质和结果如何与这些变量相联系。 现代产权理论的突出代表者为科斯(R·Coase)。他所致力考察的不是经济运行过程本身(这正是正统微观经济学所研究的核心)，而是经济运行背后的财产权利结构(这正是正统经济学所忽略的)；他所运用的研究方法不是数学，效用主义的边际分析(这正是正统理论所采取的基本方法)，而是典型的制度分析，并通过对某些经济现象的分析来阐述隐含在这些现象背后的经济运行规则及规定这些规则的制度基础。 科斯产权理论的形成与确立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20世纪30年代对正统微观经济学进行批判性思考，指出市场机制在运行中存在磨擦，导致这种磨擦的主要因素是产权构造上的缺陷，克服磨擦的根本在于界定企业产权。 代表作：1937年发表于伦敦经济学院学报《经济学家》上的著名论文《企业的性质》。 第二阶段是在20世纪50年代末至60年代，科斯系统地论述了产权的经济作用，分析了产权的功能，特别考察了产权结构对于降低社会成本，克服诸如外在性等市场失灵的关键性作用，从而使产权制度作为保障资源配置有效性的必要条件。 这一阶段的代表作是科斯于1960年发表于《法与经济学杂志》上的《社会成本问题》，这一阶段最突出的成就是“科斯定理”的思想。 现代产权理论的基本观点 现实经济中，市场经济往往存在“外部性问题”，市场机制本身存在着缺陷。现代产权理论认为外部性的产生是由于私人成本与社会成本的不相等，即社会成本大于私人成本，从而导致了社会福利的损失或低效。因此在市场的运行过程中，产权界定和合理配置占有重要地位。 按照《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的定义 ，“产权是一种通过社会强制实现的对某种经济物品的多种用途进行选择的权利。”阿尔奇安（Alchian,1969） 把产权定义为人们在资源稀缺的条件下使用资源的权利，或者说是人们使用资源的适当规则。德姆塞茨（Demsetz,1989） 认为“产权是一种社会工具。它之所以有意义，就在于它使人们在与别人的交换中形成了合理的预期。产权的一个主要功能是为实现外部效应更大程度的内部化提供动力。”可见产权是用来界定人们在经济活动中如何受益、如何受损以及他们之间如何进行补偿的相关规则，是收益权和控制权相结合的有机体。为了说明产权的重要性，现代产权理论引入了“交易费用（Transaction Cost）”这一概念。 科斯最早提出了交易费用的概念，但是却没有指出交易费用的原因和性质。威廉姆森进一步发展了科斯的交易费用理论。威廉姆森 指出“交易费用的发生、影响和扩展已在新制度经济学中先声夺人。组织经济活动而不计交易费用显然是不合理的，因为一种组织形式较之另一种组织形式的任何优势都会因不计成本的缔约活动而消失殆尽。交易费用已成为经济学研究中心议题的现实性......与日俱增”。交易费用是比较经济制度谁优谁劣的决定性因素。任何一种体制、组织制度在其运行过程中都要产生交易费用，交易费用的高低是衡量各种体制优劣的尺度。著名的科斯定理认为只要交易费用为零，同时允许自由交易，产权的初始安排对效率没有影响。因为交易费用的存在是现实经济生活的常态，因此科斯定理的实质是要说明交易费用的存在使产权的界定十分重要。现代产权理论的核心就是要研究如何通过界定、变更和安排所有权来降低或者消除市场运行中的交易费用，以改善资源配置的效率。赫希赖（1984） 指出：“科斯定理强烈地建议：不论以何种方式分配产权，产权明确化可以是一个重要的手段来促进效率的提高。” 现代产权理论认为能够有效实现外部性内在化的产权制度安排是有效率的产权形式。私有产权就是将资源的支配、使用与转让以及收入的享用权界定给一个特定的人，他可以不受任何约束、采取任何一种他认为合适的方式来支配、使用或者转让这些资源。而公有产权则意味着任何成员都有权分享这些权利，这样就消除了产权的排他性和可让渡性。产权共同拥有难以排除利益的“搭便车”现象和共同体内成本和收益的不对称性。在产权的共同体内，所有者众多、利益多元，要达成一个最优行动的谈判成本很高，公有产权导致了根大的外部性，因而是无效率的产权形式。 现代产权理论的局限性 现代产权理论认为公有产权形式下，控制权和收益权处于分离状态，公有产权下的个体都想分得公有产权的收益而不愿意多付出努力，因此在激励方面存在很大的外部性。而在私有产权下，收益和成本都是由所有者承担的，这种收益和成本的对称性消除了公有产权之下的外部性，保证了激励机制的有效性。 按照标准产权理论的逻辑，只有私有产权才是边界清晰、最有效率的产权形式。因为私有产权形式下收益权和控制权的有机结合能够产生有效的激励机制。
《福利经济学》 简介 张五常 租值消散的思想最早隐含在美国经济学家F·H·奈特于1924年发表的《社会成本解释中的一些谬误》一文中，该文批评了庇古于1921在《福利经济学》中提出的两条道路的例子。1954年，加拿大学者H·斯科特·戈登在《公共财产资源的经济理论：渔业》一文中，明确地分析了海洋渔业中的租值消散问题。1968年，G·哈丁在《公地的悲剧》中分析了公共牧场的租值消散问题。1970年，张五常在《合约的结构与非专有资源理论》中拓展了戈登关于海洋渔业租值消散问题的分析，并建立了一般性的非专有资源的租值消散理论。1974年，张五常进一步以香港的租金管制为例，探讨了政府干预所带来的租值消散问题。同年，约拉·巴泽尔发表《按等候分配的理论》，讨论了价格机制一旦被替代，如何引起租值消散的问题。这些分析和其他一些学者的努力结合起来，形成了较为系统的租值消散理论。租值消散的租值，概念没有很严谨，它是指无主的、没有界定清楚为谁属的收入，在竞争下会消散，在边际上会下降为零。说是租值，是说有了权利界定或有了主人的会存在，但无主的会消散。在边际上消散为零，在边际之内可能还会存在，是因为竞争驱之不去，因而有了主人。举一个例子，在公海钓鱼，任何人都可以钓，时间成本与他人的一样，如果钓技超凡，这超凡的钓鱼收入不会被竞争者掠夺，不会消散，于是成为钓鱼租值的拥有者，是那时间成本之上的收入的主人。然而，在边际上，因为公海没有业主，钓鱼不收费，在边际上时间成本等于钓鱼的边际产值，边际租值是零。 租值消散是一套理论，是另一个角度看社会成本，同时又是另一个角度看科斯定理。租值消散意味着本来有价值的资源或财产由于一些原因而价值下降或价值消失。 租值消散理论揭示了租值消散的原因及其后果，对于正确地理解产权安排在资源配置中的重要意义及作用机制，减少经济生活中的各种浪费，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消散现象 租值消散理论源于人们对实际经济现象的观察。1920年，福利经济学的奠基者A·C·庇古在《福利经济学》一书中首先提出了两条道路的例子。他发现，在通往同一目的地的两条道路中，优良的道路总是过分拥挤，而较劣的道路总是人烟稀少。这就使得优良道路上的驾车成本大大提高。当拥挤达到一定程度后，优良道路和较劣道路对驾车者来说没有差别。这种无差别意味着优良道路高于较劣道路的价值完全消失。庇古认为，如果政府进行干预，将一部分车辆从优良道路移到较劣道路，社会总福利将增加。1954年，H·戈登在前人的基础上，进一步分析了海洋渔场的例子。其分析的现象是，海洋渔场由于对所有的渔民开放，导致渔民的过度进入和捕捞，结果使渔业的总产量下降，海洋渔场的价值下降。类似的例子还有1967年德姆塞茨在《建立产权的理论》中提出的18世纪初加拿大东部印第安人对海狸的捕杀。 1963年，A·博腾利(A·Bottomley)发表《土地公有对的黎波里资源配置的影响》一文，观察到另一种租值消散。他发现，的黎波里草原的气候和土壤都适合于种植价值甚高的银杏树，但由于草原是公共财产，没有人种植银杏树，而是把草原改作了价值更低的牧场，于是土地应有的租值就大幅度下降了。1968年，G·哈丁在《科学》杂志发表《公地的悲剧》一文，考察了公共牧场的租值消散问题。他发现，如果一块牧地属于公共土地，则村民的过度放牧会使牧地的价值下降，直至消失。 1974年，张五常和巴泽尔观察到一种完全不同的租值消散现象：如果政府对分配产品或资源的价格机制进行干预，使价格机制分配资源或产品的作用受阻，人们一定会寻找其他机制取而代之，这些机制或多或少都有一些成本，这些成本就代表了租值的消散。以张五常的《价格管制理论》为例，在该文中，他考察了战后香港的租金管制问题。他发现，如果政府对租金进行管制，就会造成非专有收入(即无主收入)。非专有收入的存在刺激了房主与租客对非专有收入的争夺，双方都想获得更大的份额，结果是形成瓜分非专有收入的新的制度安排。这种新的制度安排的形成是要花费成本的，这种成本要从待分配的价值中扣除，因而代表了一种租值消散。巴泽尔在《按等候分配的理论》中分析了类似的租值消散。他指出，当价格机制受到这种或那种限制时，其他机制就会取而代之。排队等候就是其中的一种替代机制。排队虽然花费了时间，但不创造任何价值，因而也是一种租值消散。如果价格机制自由地发挥作用，排队就不会发生，也就没有时间的浪费了。 1980年，李贝卡(Gary D．Libecap)和约翰逊(Ronald N．Johnson)观察到Navajo保留地的过度放牧现象。由于一些政府条例和部落规定，每个Navajo家庭都得到了小块土地的使用权。这就妨碍了土地的整合和规模经济，结果，每个家庭都用栅栏将小块土地圈起来，这使土地受到侵蚀，由此引起净收入的下降，并导致许多Navajo离开传统的牧羊业，接受工资工作或靠社会福利维生。这一结果与政策的初衷是背道而驰，因为这些条例本来是为了保护他们的游牧文化而设计的。 1984年，李贝卡和约翰逊考察了20世纪初期美国石油开采中的租值消散问题。他们发现，尽管地面的土地已界定为私有财产，但地下的石油并没有界定所有者。由于每个石油开采商只获得了地面上20公顷土地的石油开采权，而地下的油田是连在一起的，于是每个开发商都拼命开采，以便获得更多的石油。结果，出现了油井钻得过多、开采的石油放在露天里(因为来不及处理)、开采速度过快而来不及恢复等一系列现象。这些现象使石油的开采成本大幅度上升，形成资源浪费。据估计，1910年，加利福尼亚由于石油存放在露天里而引起的火灾和挥发所造成的损失就达该州生产的5_l1％；1914年美国采矿局估计石油过度开采造成的损失达5百万美元，而当时美国的总产值只有2亿1千4百万美元。 消散的原因 租值消散 造成租值消散的原因主要是资源或财产的产权没有明确界定。在大多数权利没有明确界定的情况下，资源或财产的租值虽然会消散，但不会消散到零，其消散的程度取决于当事人面临的选择程度和形成合约安排的交易成本，原因在于当事人都是极大化的。租值消散理论对于理解产权安排对资源配置的重大作用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产权界定不清，公共的部分就会成为大家争抢的对象，并带来社会利益的损失。经济学称之为“租值耗散”。例如，小区物业的贬值，就是这“耗散”的结果。而要避免“耗散”，惟一的办法是将私有房屋的产权界定清楚。在供给量既定时,商品市场上会形成一个均衡价格,在均衡价格之上,商品正好全部实现销售。如果政府进行价格管制,在管制价格低于均衡价格时则会带来供不应求,造成供给的短缺,反之则是供给过剩。 租值消散的原因分析租值消散显然是一种无效率的状态。问题是，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显而易见的无效率现象呢?人们为什么不想办法减少这种无效率呢?对于有价值的资源或财产为何会出现租值消散的问题，学者们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解释。最早讨论这一问题的奈特认为，优良道路之所以堵塞，是因为它不是私有财产。要是优良道路是私人所有的话，业主会收费而使部分车辆改用劣等路。换言之，如果优良道路是私有财产，业主就可以收租，租金就成为使用道路的价格，这一价格就可以对道路的使用起到调节作用。但优良道路不是私有财产，而是公共财产，价格就不存在，车辆的堵塞所导致的驾驭时间增加就会使优良道路的价值下降。这就是说，在奈特看来，租值之所以会消散，是因为不存在私有产权；如果优良道路被界定为私有财产，则私人所有者将根据道路的质量制定通行的价格，理性的消费者就会根据价格的高低决定走哪一条路，由此，汽车流量就会得到自动的调节。奈特在《社会成本问题理解中的一些谬误》一文中有这样一段话：“在私人占有和开发道路的情况下，事情的发展就将十分不同。事实上，所有权的社会功能正是在于防止好路的这种过度使用。 庇古教授关于道路的逻辑从逻辑上来说是无懈可击的。其弱点是经济理论化中经常碰到的，也就是说假设的关键方面与实际经济状况相脱离。如果假定道路由私人占有和开发，那么，通过一般的经济动机的作用肯定就会带来假想税将会确立的那种理想状态。”这表明，产权(这里是指行驶权)没有界定是租值消散的根本原因。如果明确界定了产权，也就不需要庇古的税收来矫正所谓的外部性了。 也许是受了这种观点的启示，后来的经济学家一般立足于公共财产来解释租值消散，建立了所谓的“公共水池经济学”(the economics ofthe common poo1)。其中比较系统的解释首推加拿大经济学家斯科特·戈登，他于1954年发表《公共财产资源的经济理论：渔业》一文，以海洋渔场为例，解释了租值消散的过程。他的解释假定只有两种生产要素，一种是属于私人所有的同质劳动，这里是指渔民的劳动；另一种是供给量固定的自然资源，这里是指海洋渔场。将劳动用于捕鱼的机会成本是由这一劳动从事其他活动所获得的市场工资外生地决定的。戈登的分析表明了在资源为公共财产时，其租值如何由于过度使用而导致租值消散。并说明，资源的公共所有权是租值消散的根本原因。这种分析很有代表性，后来的许多学者大多沿袭了这种分析，例如，1968年哈丁关于公地的悲剧所作的解释就是如此 程度研究 根据以上分析可知，凡是在权利没有明确界定的地方，都会存在租值消散。但是，租值会在多大程度上被消散呢?租值是否一定会消散到零呢?根据许多学者的分析，租值似乎会消散到零。例如在关于公地和海洋渔场的分析中，学者们都暗含着过度使用将使这些资源的租值下降到零的意见。 然而，在现实生活中，租值完全消散到零的情况并不多见，原因在于政府为了避免租值消散，也许会对公共财产进行一些干预，例如制定公共财产使用的限制条件，或对捕鱼人数进行限制(通过执照或许可证)，或颁布法令禁止捕杀野生动物等等。在这些条件下，当然存在一些执行成本或监督成本，但是，公共财产的租值却不会消散到零。因此，可以观察到，在世界各国都存在一些政府干预行为，试图规范公共财产资源的使用，实际上就是为了减少租值消散。在中国，政府对国有企业进行了各式各样的干预，实际上也是为了减少租值消散。 那么，在没有政府干预的时候，租值是否一定会下降到零呢?对此，张五常提出了一个独到的问题：租值消散既然代表一种经济浪费(因为如果没有租值消散，这个世界会更好)，那么，人们为什么不努力减少租值消散，以增进社会的福利呢?显然，如果减少租值消散，就可以实现帕累托改进。 他的回答是，人们实际上总是在努力使租值消散极小化，但是，由于一些约束条件的限制而不能完全消除，故大家看到的租值消散总是约束条件下的极小化。在《价格管制理论》中，他讨论了使租值消散极小化的具体途径。他认为，租值消散的极小化可以通过寻找生产的替代办法或使用资源的替代办法从而使价值下降得最少来实现，也可以通过形成另外的合约安排使交易成本增加得最少来实现。 由上可以得出结论：在大多数权利没有明确界定的情况下，资源或财产的租值虽然会消散，但不会消散到零，其消散的程度取决于当事人面临的选择程度和形成合约安排的交易成本，原因在于当事人都是极大化的。 意义 租值消散理论作为当代产权经济学中的一个重要理论，为理解现代经济中权利安排与资源配置及经济效率之间的关系提供了一条有益的思路，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从理论方面看，租值消散理论说明，权利没有清楚界定，是产生非专有收入的条件，也是租值消散的根源，因此，要消除租值消散，必须清楚地界定资源或财产收入的专有权利，更加清楚地揭示了权利的界定在现代市场经济中的重要作用。这表明，要维持资源或财产的价值，必须建立相应的专有产权制度。一般来说，任何有价值的资源，不论是国家所有，还是社团所有，或是个人所有，都要受一套专有权规则的约束，以规范使用者使用资源的方式和程度。由于权利的明确界定消除了非专有收入产生的根源，也就消除了人们对非专有收入争夺的机会，从而也就节省了寻找新的制度安排分配非专有收入的成本。因此，一个社会要减少资源的浪费，控制租值消散，必须明确界定资源或财产的收益权。 从实践方面看，租值消散理论说明，任何一种资源或财产的收入权利受到管制，都会引起租值消散，这一分析为更好地理解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建立归属清楚，责任明确，保护严格，流转顺畅的现代产权制度”提供了理论基础。众所周知，中国过去的产权制度存在一个严重的缺陷，那就是，国有资产的产权长期虚置。故每个接近国有资产的人都想获得收入，由此造成了有成本的竞争过程。这一过程也就是租值消散过程。为了减少租值消散，由政府代表国家，再由官员代表政府，对国有资产进行管理和经营。这是公有制下界定权利，减少租值消散的一种办法。但由于国有资产并没有明确界定到具体的官员，且官员存在任期和调动等一些不确定性因素，故国有资产在某种意义上依然是一种无主资源，其租值依然大量消散或流失。显然，租值消散理论对于分析和解决这一问题，提供了一种可资借鉴的思路。 当然，租值消散理论只是从一个侧面讨论了权利界定与资源配置及有效利用的关系，它并不能说明所有的经济效率问题。在租值消散理论中，价格机制是成本最低的一种分配资源的机制(如一些学者认为的那样)，这一论点在大多数情况下是成立的，但在一些情况下这一论点却夸大了价格机制的作用，正如科斯所指出的，价格机制本身是有代价的。因此，也可以认为，有时非价格机制解决资源配置问题可能更有效率，这实际上也是政府干预经济行为的合理性所在。 [1]
比较优势论 简介 比较优势论 比较优势论是20世纪70年代中期由日本一桥大学的小岛清教授（KiyoshiKojima）发展提出的。 小岛清在比较优势理论的基础上，总结出所谓的“日本式对外直接投资理论”，即所谓的“边际产业扩张论”。 小岛清认为，各国经济情况均有特点，所以根据美国对外直接投资状况研究出来的理论无法解释日本的对外直接投资。他认为，日本对外投资之所以成功，主要是由于对投资企业能够利用国际分工原则，把国内失去优势的部门转移到国外，建立新的出口基地；在国内集中发展那些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使国内产业结构更趋合理，促进对外贸易的发展。由此，他总结出“日本式对外直接投资理论”，即对外直接投资应该从投资国已经或即将陷于比较劣势的产业，即边际产业依次进行。 概括他的比较优势理论，可突出以下三方面内容： 1、摒弃了“市场不完全竞争”的观点，提出了从投资国的具体情况出发，据以制定切实可行的对外投资策略。 2、摒弃了“垄断优势”的观点，强调了比较优势的原则，继续维护传统的国际分工原理。 3、摒弃了“贸易替代型”的观点，提出了“贸易创造型”的发展战略。这种从国际分工角度来解释对外直接投资的理论，与其他理论相比显然有其独到之处，对传统的国际直接投资无疑是一种冲击。小岛清在区别日本式对外直接投资与美国式对外直接投资的不同方面，在阐述边际产业向外转移方面，以及在提出的政策主张方面，都只是反映和解释了60-70年代尚处于初期阶段的日本对外直接投资状况。这种理论既不能解释当时处于鼎盛阶段的美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活动，也不能完全解释80年代以后日本迅速崛起的新的对外直接投资情况。可以说，这种理论具有较强的时代特色。 边际产业 石化企业产业链边际 小岛清的“边际产业扩张论”是在运用国际贸易理论中的赫克歇尔-俄林的资源禀赋差异导致比较成本差异的原理来分析日本对外直接投资的基础上所提出来的。其主要内容包括： 1、在对外直接投资的特点上，“边际产业扩张论”认为，对外直接投资不单是货币资本的流动，而是资本、技术、经营管理知识的综合体由投资国的特定产业部门的特定企业向东道国的同一产业部门的特定企业(子公司、合办企业)的转移，是投资国先进生产函数向东道国的转移和普及。 2、在投资主体上，该理论认为对外直接投资应该从本国的边际产业(或边际性企业、边际性生产部门。这里的“边际” 包括边际以下)开始依次进行。所谓“边际产业”(也称为“比较劣势产业”)是指在本国内已经或即将丧失比较优势，而在东道国具有显在或潜在比较优势的产业或领域。由于同大企业相比，中小企业更易趋于比较劣势，成为“边际性企业”，因此中小企业更要进行的对外直接投资。 3、在投资方式上，该理论主张应从与对方国家(即东道国)技术差距最小的产业或领域依次进行投资，不以技术优势为武器，不搞拥有全部股份的“飞地”式的子公司，而采取与东道国合办形式，或者采用象产品分享方式那样的非股权安排方式。 4、在投资的国别选择上，该理论积极主张向发展中国家工业的投资，并要从差距小、容易转移的技术开始，按次序地进行。在小岛清看来，从比较成本的原理角度看，日本向发达国家(美国)的投资是不合理的。他认为，几乎找不出有什么正当理由来解释日本要直接投资于美国小汽车等产业，如果说有，那也仅限于可以节省运费、关税及贸易障碍性费用以及其它交易费用等等。与其这样，不如由美国企业向日本的小型汽车生产进行投资，日本企业向美国的大型汽车生产进行投资，即实行所谓“协议性的产业内部交互投资”。 5、在投资的目的和作用上，该理论认为对外投资目的在于振兴并促进东道国的比较优势产业，特别是要适应发展中国家的需要，依次移植新工业、转让新技术，从而分阶段地促进其经济的发展。对外投资应起“教师的作用”：应当给当地企业带来积极的波及效果，使当地企业提高劳动生产率，教会并普及技术和经营技能，使当地企业家能够独立进行新的生产。在成功地完成了教师的作用之时，就应该分阶段地转让所有权。 6、在投资与贸易的关系上，“日本式”的对外直接投资所带来的不是取代贸易(替代关系)，而是互补贸易、创造和扩大贸易。也就是说这种投资不会替代投资国国内同类产品的出口，反而会带动相关产品的出口，是一种顺贸易导向型的对外直接投资。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这种投资将投资国技术、管理等优势移植到东道国，使东道国生产效果得到改善，生产成本大大降低，创造出盈利更多的贸易机会。对比于投资发生之前，投资国可以以更低的成本从东道国进口产品，且扩大进口规模，给东道国留下更多的利益。 小岛清的“边际产业扩张论”，是在当时的国际对外直接投资理论无法解释和指导日本的对外投资活动的背景下提出的。实践证明，它对日本的对外直接投资的确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甚至在今天的日本对一些发展中国家的投资中，很少出口高技术，可能就是受到“小岛理论”中的“从技术差距最小的产业依次进行移植”影响。 特点 与其他国际直接投资理论相比，比较优势论有以下几个特点。 （1）对外投资企业与东道国的技术差距越小越好，这样容易在海外尤其在发展中国家找到立足点并占领当地市场； （2）由于中小企业转移到东道国的技术更适合当地的生产要素结构，为东道国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而且中小企业能够小批量生产、经营灵活、适应性强，因此中小企业投资于制造业比大企业更具有优势； （3）该理论强调无论是投资国还是东道国都不需要有垄断市场。 优点与缺陷 边际产业扩张理论比较符合日本的国情和20世纪六七十年代特定历史条件下日本对外直接投资的实践，较有说服力地解释了日本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因，也较好地说明了美国出口贸易条件恶化、出口量减少的原因。 边际产业扩张理论指出，无论是投资国还是东道国都不需要有垄断市场，企业比较优势的变迁在对外直接投资方面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因此，边际产业扩张理论给人们的启迪是，并非拥有垄断优势的企业才能进行跨国经营。 边际产业扩张理论无疑是对传统的对外直接投资理论的一次冲击。但是，边际产业扩张理论无法解释发展中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也无法解释20世纪80年代之后日本对外直接投资的实践。20世纪80年代以来，日本对北美发达国家制造业的外直接投资迅速增加，且以进口替代型为主，这表明日本与美国企业的直接投资模式有去同的趋势。 小岛清把微观分析作为既定前提的基础上，注重从宏观动态角度来研究跨国公司的对外直接投资行为。缺陷在于，其动态分析仅陷于日本及少数欧洲国家的情况。在对外直接投资决定因素上，小岛清注重从国际分工的比较成本来分析对外直接投资。 启示 比较优势论 吸收和借鉴“小岛理论”中所蕴含的思想和政策主张，对于我们实施“走出去”的开放战略有着重要启示。“走出去”包括商品、资本和人员(劳务)走出去，但主要是指资本走出去，即对外进行直接投资。无疑，实施“走出去”战略，是中国适应经济全球化、在更高层次上参与国际分工合作的现实需要，是更好地实现中国国民经济和中国企业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也是提升和扩大中国对外开放深度和广度的必由之路。研究和认识小岛清的“边际产业扩张论”，对我们发展对外直接投资，至少有以下几点启示。 1、必须加强对“中国式”对外投资模式的研究和探讨。过去，一直对“引进来”研究的多，对“走出去”研究的少；对国外企业在国内投资研究的多，对国内企业在国外投资研究的少。在实践中，也是“引进来”多，“走出去”少；商品走出去多，资本走出去少。这种状况显然不适应当前国内外经济发展形势的需要。小岛清提出这一理论的时代背景与中国国内目前的形势大致相同，有必要加强这一方面的研究和探讨，提出“中国式”的对外投资模式，用来解释和指导中国企业走向世界。 2、小岛清理论是以20世纪50-70年代日本对外直接投资为考察对象的。在他看来，“日本式”对外直接投资同“美国 式”对外直接投资具有明显的区别，“是受欢迎的”。但是，“在不久的将来．当日本企业发展成为巨大的跨国公司时，也应采取凭借垄断优势、区位优势和内部化优势，以其尖端的新产品向国外扩张，进行巨大跨国公司活动的美国式的对外直接投资”。实际上，今天日本的对外直接投资的确已经实现了这种转变。为适应这种转变，小岛清也对其理论进行了补充。这给我们的启示是无论提出什么样的对外直接投资模式，都必须立足于本国的实际，与本国的特定发展阶段相适应，都必须是务实的、发展的。 3、中国要实施“走出去”的开放战略，首先要解决以下三个问题： 一是谁走出去的问题，即谁是投资主体的问题。毫无疑问，“走出去”的主体应该是企业。那么是大企业还是中小企 业，是国有企业还是私营企业。在日本式投资中，小岛清认为，中小企业的对外投资应走在前面，理由是在当时日本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中，“可能大企业还保持较强的比较优势，而中小企业趋于比较劣势，成为边际性企业”。在中国，有人主张，走出去的首先应该是国有企业，特别是国有大中型企业。 二是解决往哪里走的问题。是向发达国家走还是向发展中国家或地区走，不可否认，一些发达国家国内投资环境比较优越，投资机会多，中国三分之二的贸易是与发达国家之间展开的。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的投资也应该只走向发达国家。国内处于优势的产业在发达国家就不一定具确比较优势，相反国内处于劣势的产业可能在某些发展中国家或地区具有比较优势。因此中国企业不应该只象目前这样，投资过分集中在港澳地区和发达国家，而应该主要走向与本国经济发展水平相近或者落后的国家，如俄罗斯、越南等周边国家以及非洲、拉美和中东等地。比如说中国在轻工、食品、纺织和普通的家用电器等行业有过剩的加工能力和成熟技术，并且其产品在国内市场上已经饱和。而象俄罗斯这样一些国家和地区，这些行业相对落后，产品需求量大，这正好给中国在该国投资于这些行业提供了大好机会。再比如说非洲是一个大市场，经济发展水平参差不齐，许多国家拥有丰富的森林、矿产、渔业等资源，而中国很多二手设备和相应的发展比较成熟技术都可以在此可以找到市场。因此中国对非洲地区投资前景应该是很广阔的。 三是怎么走的问题。走出去的方式有多种。小岛清认为，日本是以资源开发进口为中心的对外直接投资，只需要按“非股权安排方式”进行就够了，这也是资源国家所容易接受的方式。中国企业究竟是以股权形式还是非股权安排、以合资还是独资、以并购还是新建、或者其它的方式“走出去”，值得进一步研究。笔者认为，走出去的方式应该根据投资企业与投资环境具体情况及各种方式本身的优缺点而定。例如对发展中国家的投资一般应以合资经营的方式为主，原因是发展中国家投资环境较差，并且多数发展中国家对外国直接投资者有进入方式和股权安排上的要求，如与当地企业合资经营者可享受若干优惠政策、外商控股不得高于50%以上等。当然，这并不排除特殊情况，特殊对待。 4、在关于对发展中国家工业投资的政策主张中，小岛清提出这种投资应该起“教师的作用”，“给当地企业带来积极的波及效果”。在谈到日本的对外直接投资起什么作用时，他说“目的在于振兴并促进对方国家的比较优势产业”。小岛清这样说的好处之一不能说没有起到一种宣传作用。在这一方面，中国学者似乎不如日本人。在多年来所关注的这方面的资料中，几乎都是谈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国内会有什么好处，而很少谈或根本不谈对对方国家(东道国)的好处。今后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在实践中兼顾本国与东道国双方的利益同时，也需要大力宣传“双赢”的思想。其中的意义，不言而喻。 5、小岛清把国际贸易和对外投资的综合理论建立在比较优势(成本)的基础之上，将国际贸易理论和对外直接投资理论融为一体(目前理论界正在探讨这二者间一体化理论)，这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来说，不能不说是一种理论创新。然而更重要的是，他提出的“日本式”的对外直接投资与对外贸易之间不是存在替代关系，而是互补关系，创造和扩大了贸易。这一思想，对中国仍有很大的现实意义。随着中国对外投资规模的日益扩大，在某些产品国外市场上，特别是劳动密集型产品的销售市场上，如何使投资与贸易之间存在替代关系变为互相促进和互补的关系，是摆在中国面前亟待解决的问题。 参考资料 [1] 价值中国网 http://www.chinavalue.net/wiki/showcontent.aspx?titleid=179665
产业组织理论产业组织理论(Industrial Organization), 研究市场在不完全竞争条件下的企业行为和市场构造，是微观经济学(个体经济学)中的一个重要分支。研究产业内企业关系结构的状况、性质及其发展规律的应用经济理论。由美国经济学家梅森（ Edward．S．Mason）和贝恩(J.Bain)创立。其理论渊源可追溯到马歇尔的经济理论。 概述 产业组织理论在亚当·斯密理论的基础之上，1881年马歇尔首次提出了“产业组织”概念，并指出产业组织是产业的资源。随后的100多年来，西方国家对产业组织的研究一直处于不断深化、系统化和再深化的过程之中，并随着全球经济发展的趋势出现过两次高潮。 第一次高潮出现在二战后美国经济崛起之时，源自于哈佛学派著名的“结构—行为—绩效”范式(SCP范式)，以美国哈佛学派、芝加哥学派为代表的产业组织理论为主。继张伯伦和罗宾逊的垄断竞争理论(1933)突破马歇尔的产业组织研究后，从20世纪30年代末40年代初开始，梅森、克拉克、贝恩等美国哈佛大学的学者对产业组织进行了深入研究(梅森，《大企业的生产价格政策》，1939年；克拉克，有效竞争理论，1940年)。1959年，梅森的学生贝恩发表了著作《产业组织》，首次完整地提出了“SCP”范式而宣告哈佛学派产业组织理论的成熟。该理论对产业的市场结构、市场行为和市场绩效进行系统、经验的研究，认为市场结构决定厂商的市场行为，继而决定产业在价格、产量、成本、利润、质量、品种以及技术进步等方面达到的状态，即市场绩效。因而，哈佛学派提出产业组织政策的核心在于控制市场结构，坚决反对垄断，禁止可能导向垄断的市场结构和厂商行为，如横向合并等。由于SCP范式十分强调结构的作用，也称为结构主义。 但是，在芝加哥学派提出的效率主义冲击下,哈佛学派的理论受到了很大挑战。1968年，尊崇古典自由主义的芝加哥学派主要代表人物斯蒂格勒发表著作《产业组织》，认为高利润率并不一定是垄断的结构，而有可能是企业提高了效率的结果。因此，市场绩效或企业行为决定了市场结构，而不是市场结构决定市场绩效或企业行为。芝加哥学派坚信唯有自由企业制度和自由的市场竞争秩序，才是提高产业活动的效率性、保证消费者福利最大化的基本条件，而对政府在众多领域的市场干预政策的必要性持怀疑态度。 全球经济经过20世纪70年代的石油危机后很快进入信息技术时代，随着日本经济的崛起和博弈论、计量经济学、信息经济学等研究方法上的突破，产业组织理论研究进入以日本的产业组织探索和实践为主要内容的第二次高潮。20世纪80年代实证产业组织理论复兴，可竞争市场理论、以交易成本和产权为核心的新制度经济学、产品差异化分析理论等都为产业组织研究增添了很多丰富的内容。 基本内容 产业组织理论现代产业组织理论的三个基本范畴：市场结构、市场行为和市场成果。 该理论的核心问题是：在保护市场机制竞争活力的同时充分利用“规模经济”，即： （1）某一产业的产业组织性质是否保持了该产业内的企业有足够的竞争压力以改善经营、提高技术、降低成本。 （2）是否充分利用规模经济使该产业的单位成本处于最低水平。 该理论的目的在于寻找最有利于资源合理分配的市场秩序，寻找充分发挥价格机制功能的现实条件。在产业组织论者看来，垄断是一定市场结构中的各种市场行为产生的一种市场效果、影响市场结构和市场行为的主要因素是集中、产品的差别化、新企业的进入壁垒、市场需求的增长率、企业的价格政策、产品政策、压制竞争对手的政策等。每个企业都追求规模经济，而每个产业的市场规模都不是无限的。这样，有限的市场规模和企业追求规模经济所产生的市场行为都会使市场结构趋向垄断。垄断的形成则会使少数企业通过企业间的合谋、默契、领导价格制和构成卡特尔等形式控制产业价格、形成扼杀竞争的垄断价格，破坏价格在合理分配资源上所起的作用，阻碍资源随供求关系移动，引起资源分配的“X非效率”，减弱企业改善经营管理和推动技术革新的动力，最后造成经济发展的停滞。因而，为了获得理想的市场效果，需要国家通过制定产业组织政策干预产业的市场结构和市场行为，通过降低卖者的集中度、减少进入壁垒、弱化产品差别化趋势、控制市场结构和通过反托拉斯法控制市场行为等抑制垄断的弊端，维护合理和适度的竞争秩序。 发展历程 产业组织理论产业组织理论是20 世纪30年代以来在西方国家产生和发展起来的，以特定产业内部的市场结构、市场行为和市场绩效及其内在联系为主要研究对象，以揭示产业组织活动的内在规律性，为现实经济活动的参与者提供决策依据，为政策的制定者提供政策建议为目标的一门微观应用经济学。该理论自产生以来就一直对西方国家产业组织政策的制定产生着重要的影响。近年来，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和国际经济贸易往来活动的加强，国际间产业经济活动准则也在不断发生变化，并由此引起了产业组织理论的一系列新变化。 西方产业组织理论在发展过程中共出现过三个主要的学派，哈佛学派(Harvard School)、芝加哥学派(Chicago School)和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交易费用理论影响下发展起来的新产业组织理论 (new industrial organization)(Schmalensee，1988；Williamson，1989；夏大慰，1999；植草益，2000)。 长期以来，人们对资源配置的认识是建立在亚当·斯密关于“看不见的手”和市场机制学说基础上的，即在完全竞争的市场条件下，一切资源的流动都以均衡价格的高低为导向，在不受外界因素干扰的情况下，这一流动过程将持续到社会各部门的利润平均化时才会停止，此时资源的配置便达到了最佳均衡状态，厂商在均衡价格体系的调节下，只需按照边际成本等于边际收益的基本原则来进行投资和生产，便可以使成本达到最低，产量达于最佳，生产出来的产品刚好能够满足社会的需求，消费者也可以得到最多的剩余。这种古典理论所包含的政策含义是：在完全竞争条件下，市场是实现资源配置的最佳方式，任何人为干预市场的做法都是不必要的。19 世纪末期，以马歇尔为代表的新古典经济学看到了现实经济活动中存在的垄断现象，并指出垄断会带来垄断利润的产生或均衡价格的上升，妨碍资源的最优配置。但他们又认为垄断只不过是竞争过程中的暂时现象，长期当中，垄断企业终将因技术进步受到阻碍而无法维持垄断地位，从而回复到完全竞争状态，所以长期当中调节市场均衡的决定力量仍然是市场机制这只看不见的手。直至1936年，张伯伦（E．H．Chamberlin）和罗宾逊才在他们颇具影响的垄断竞争理论中提出，由于存在产品的差异性，现实当中典型的市场结构并非完全竞争，而是垄断竞争。在垄断竞争市场结构中，厂商具有一定的决定价格的“市场力量”，这种力量会使垄断利润长期大于0。因此，单靠市场机制的自发作用是不足以实现资源最优配置的，而必须由政府出面对垄断势力加以干预，才能确保市场的适度竞争。垄断竞争理论的提出引发了人们对一系列现实问题的深入思考，例如：政府应该用什么样的管制方法才能减少垄断势力对市场机制的逆向影响?什么样的市场结构才能保持适度竞争?市场结构合理化的评价标准是什么?等等。正是在对这些问题的研究和解决过程中，产业组织理论得以产生和发展起来。 最早的产业组织理论见于哈佛大学的梅森(E.Mason) 教授和其弟子贝恩(J.Bain)的相关研究中。1959年，贝恩所著的第一部系统阐述产业组织理论的教科书《产业组织》出版，标志着哈佛学派正式形成。哈佛学派以实证的截面分析方法推导出企业的市场结构、市场行为和市场绩效之间存在一种单向的因果联系：集中度的高低决定了企业的市场行为方式，而后者又决定了企业市场绩效的好坏。这便是产业组织理论特有的“结构—行为—绩效”(structure-conduct-performance，简称 SCP)分析范式。按照这一分析，行业集中度高的企业总是倾向于提高价格、设置障碍，以便谋取垄断利润，阻碍技术进步，造成资源的非效率配置；要想获得理想的市场绩效，最重要的是要通过公共政策来调整和改善不合理的市场结构，限制垄断力量的发展，保持市场适度竞争。哈佛学派建立的 SCP分析范式，为早期的产业组织理论研究提供了一套基本的分析框架，使该理论得以沿着一条大体规范的途径发展。不过在后来的发展中，SCP分析范式的内涵发生了很大变化。 20 世纪60—70年代，美国经济在国际上的竞争势力趋于下降，经济中出现了“滞胀”现象，不少研究者和分析家将招致经济不景气的主要原因归咎于哈佛学派主张的强硬的反垄断政策，于是从 20世纪70年代后期开始，以斯蒂格勒(J.Stigler)为代表的一些芝加哥大学学者对哈佛学派的观点展开了激烈抨击，并逐渐形成了产业组织理论中的 “芝加哥学派”。 产业组织理论芝加哥学派对哈佛学派的批评主要包括四个方面： 第一，认为垄断竞争理论中关于下降的需求曲线的分析在理论上不准确，因为如果说相互竞争的企业生产的产品是“相近的替代品”或有差别的产品的话，就意味着各个企业的平均成本是不一致的，它们的需求曲线的倾斜度也必将因替代程度的不同而不一致，但张伯伦却假设竞争企业的单位成本相同，这在逻辑上是讲不通的； 第二，认为张伯伦引入“有差别的产品”这一概念，混淆了“产业”与“市场”的划分界线，使 “产业”的范围变得无法定义； 第三，认为垄断竞争理论将企业规模的扩大与垄断势力的提高视为等同是不对的，因为企业规模的扩大和集中度的提高完全有可能是由技术因素或规模经济的内在要求决定的，并不单纯是为了获取垄断利润； 第四，认为哈佛学派提出的SCP范式过于简单武断，事实上企业的市场结构、市场行为和市场绩效之间决非是一种简单的、有其一必有其二的单向因果关系，而是双向的、相互影响的多重关系。 基于上述几方面的认识，芝加哥学派提出产业组织问题还是应该透过完全竞争理论而不是垄断竞争理论来加以说明。例如，对于企业规模扩大与资源利用效率之间的关系问题，他们以“规模经济”理论来进行分析。 按照规模经济理论的观点，企业的规模经济范围随技术水平的提高而不断扩大，平均成本也随之而不断降低，因此只要企业规模的扩大与技术水平的提高相一致，就是必然的和合理的。由此他们推断，企业规模的扩大不仅不会造成资源的浪费，反而会因平均成本的降低而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Stephen，1988；多纳德·海、德里克·莫瑞斯，1998，中译本)。对于企业规模与竞争度之间的关系问题，他们则根据“可竞争市场理论”(contestable market theory)来加以说明。该理论认为，只要潜在竞争者在进入和退出市场时是完全无障碍的，市场上现有的厂商——不论是仅有一家企业还是有许多活跃的厂商，就总是面临来自潜在进入者的竞争压力，而为了避免引来更多的竞争者，原有企业的定价和产量选择将总是被迫处于一种“无显著超额利润的均衡约束下” (Baumol，1988)，并不象哈佛学派所言，大厂商可以任意确定价格，获取高额垄断利润。“可竞争市场理论”说明，企业规模的扩大或集中度的提高并不意味着垄断程度的提高和竞争程度的下降。在以上两方面分析的基础上，芝加哥学派提出不能以集中度的高低和规模的大小来作为判断一个企业是不是垄断企业的标准，也不应该毫无区别地对大企业实行强硬的反托拉斯政策，主张根据企业绩效的好坏作为判断标准，放松对大企业的不必要管制。芝加哥学派放松管制的政策主张不仅极大地影响了同时期美国的产业组织政策，也对后来的新产业组织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相关词条 品牌联合 福特主义 货币替代 资本逃避 机会成本 市场预测 企业边界 实体经济 溢出效应 规模效应 品牌效应 财务分析 商品流通 外汇汇率 补偿贸易 财务控制 项目融资 阿罗悖论 破窗理论 服务蓝图 参考资料 （1）《中国大百科全书》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2）《工会财务会计百科全书》 （3）http://gov.finance.sina.com.cn/zsyz/2007-03-20/100142.html
促进产业多元化保护理论概述 促进产业多元化保护理论是研究贸易保护与国内产业结构变动的理论。 这一理论认为：由于各种生产集团的利益是互相交织的，所以某一产业直接获得利益，将使其他产业也间接地获得利益。因而，一定时期的保护政策可能使一国在产业多元化上逐步形成一种均衡稳定的经济结构。鉴于多数发展中国家并没有形成国内独立的经济体系，并且明显地存在劳力、资源的大量闲置，因此一定时期采取一定程度的保护关税政策，对形成国内完整、独立的经济体系，促进发展中国家长期经济发展有重要意义。 关键字 促进产业多元化保护理论.
产业及产业结构的概念 产业的概念 产业是社会分工现象，它作为经济单位，介于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之间，是属于中观经济的范畴。它既是国民经济的组成部分，又是同类企业的集合。但是由于产业的内容十分复杂，至今尚无统一的严谨的定义。因此，对产业含义进一步给以质和量的规定是有必要的。 首先，产业是历史范畴，是伴随生产力和社会分工的深化而产生和不断扩展的。从社会分工来说，它是一般分工和特殊分工的现象。特殊分工是在一般分工基础上发生的。 其次，在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不同阶段，由于社会分工的主导形式转换和不断地向深层发展，以致形成了具多层次的产业范畴。 再次，产业作为一个经济单位，并不是孤立存在的。产业和产业之间存在着极其复杂的直接和间接的经济联系，形成自变与应变之间的函数运动，使全部产业成为一个有机的系统。一个产业的存在，会成为其它产业出现和发展的条件，一个产业内部结构的变化会直接或间接引起其他产业的变化。 结构的概念 “结构”一词的涵义是指某个整体的各个组成部分的搭配和排列状态。它较早地被应用于自然科学中。在经济领域，产业结构这个概念始于20世纪40年代。 所谓产业结构即指在社会再生产过程中，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产业组成即资源在产业间配置状态，产业发展水平即各产业所占比重，以及产业间的技术经济联系即产业间相互依存相互作用的方式。 产业结构可以从两个角度来考察： 一是从“质”的角度动态地揭示产业间技术经济联系与联系方式不断发生变化的趋势，揭示经济发展过程的国民经济各部门中，起主导或支柱地位的产业部门的不断替代的规律及其相应的“结构”效益，从而形成狭义的产业结构理论； 二是从“量”的角度静态地研究和分析一定时期内产业间联系与联系方式的技术经济数量比例关系，即产业间“投入”与“产出”的量的比例关系，从而形成产业关联理论。广义的产业结构理论包括狭义的产业结构理论和产业关联理论。 产业结构理论的形成和发展阶段 产业结构理论的思想渊源 产业结构理论的思想源源可以追溯到17世纪。W.配第在17世纪第一次发现了世界各国国民收入水平的差异和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的关键原因是由于产业结构的不同。他于1672年出版的《政治算术》就通过考察得出结论：工业比农业收入多，商业又比工业的收入多，即工业比农业、商业比工业附加值高。 重农学派的创始人F.魁奈分别于1758年和1766年发表了重要论着《经济表》和《经济表分析》。他根据自己创立的“纯产品”学说，提出了关于社会阶级结构的划分：生产阶级，即从事农业可创造纯产品的阶级，包括租地农场主和农业工人；土地所有者阶级，即通过我为地租和赋税从生产阶级那里取得“纯产品”的阶级，包括地主及其仆从、君主官吏等等；不生产阶级，即不创造“纯产品”的阶级，包括工商资本家和工人。他在经济理论上的突出贡献是他在“纯产品”学说的基础上对社会资本再生产和流通条件的分析。 在配第之后，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虽未明确提出产业结构(Industrial Structure)概念，但论述了产业部门(Branch of Industry)、产业发展及资本投人应遵循农工批零商业的顺序。其时恰处工业革命前夕，重商主义阻碍工业进步的局限性和商业繁荣的虚假性已暴露出来。 就此而论，配第、魁奈及亚当斯密的发现和研究是产业结构理论的重要思想来源之一。 产业结构理论的形成 20世纪30-40年代是现代产业结构理论的形成时期。这时期对产业结构理论的形成做出突出贡献的主要有费夏、C.克拉克、赤松要、里昂惕夫和S.库兹涅茨等人。18世纪中叶之后，工业部门在第一次、第二次工业革命推进下突飞猛进，服务部门也有较大扩展。在20世纪30年代大危机时期，工业部门衰退，从统计上体现出服务部门在经济中的明显优势。于是，人们回忆起17世纪中期配第的朴素思想。新西兰经济学家费夏以统计数字为依据，再次提起配第的论断，并首次提出了关于三次产业的划分方法，产业结构理论开始初具雏形。 日本经济学家赤松要在1932年提出了产业发展的“雁形形态论”。该理论主张，本国产业发展要与国际市场紧密地结合起来，使产业结构国际化；后起的国家可以通过四个阶段来加快本国工业化进程；产业发展政策是要根据“雁形形态论”的特点制定。赤松要认为，日本的产业通常经历了“进口→当地生产→开拓出口→出口增长”四个阶段并呈周期循环。某一产业随着进口的不断增加，国内生产和出口的形成，其图形就如三只大雁展翅翱翔。人们常以此表述后进国家工业化、重工业化和高加工度发展过程，并称之为“雁行产业发展形态”。 在吸收并继承了配第、费夏等人的观点的基础上，C.克拉克建立起了完整、系统的理论框架。在1940年出版的《经济发展条件》一书中，他通过对40多个国家和地区不同时期三次产业劳动投入和总产出的资料的整理和比较，总结了劳动力在三次产业中的结构变化与人均国民的提高存在着一定的规律性：劳动人口从农业向制造业、进而从制造业向商业及服务业的移动，即所谓克拉克法则。其理论前提是，以若干经济在时间推移中的变化为依据。这种时间系列意味着经济发展，而经济发展在此是指不断提高 的国民收人。 库兹涅茨他在1941年的著作《国民收入及其构成》中就阐述了国民收入与产业结构间的重要联系。他通过对大量历史经济资料的研究得出重要结论，即：库兹涅茨产业结构论：产业结构和劳动力的部门结构将趋于下降；政府消费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重趋于上升，个人消费比重趋于下降。在理论前提上，他把克拉克单纯的“时间序列”转变为直接的“经济增长”概念，即“在不存在人均产品的明显减少即人均产品一定或增加的情况下产生的人口的持续增加”。同时，“人口与人均产品双方的增加缺一不可”，而“所谓持续增加，指不会因短期的变动而消失的大幅度提高”。而后，他将产业结构重新划分为“农业部门”、“工业部门”和“服务部门”，并使用了产业的相对国民收人这一概念来进一步分析产业结构。由此，使克拉克法则的地位在现代经济社会更趋稳固。 产业结构理论的发展 产业结构理论在20世纪50-60年代得到了较快的发展。此时期对产业结构理论研究做出突出贡献的代表人物包括里昂惕夫、库兹涅茨、A.刘易斯、赫希曼、罗斯托、钱纳里、霍夫曼、希金斯及一批日本学者等。 （1）里昂惕夫、库兹涅茨、霍夫曼和丁伯根沿着主流经济学经济增长理论的研究思路，分析了经济增长中的产业结构问题。 里昂惕夫对产业结构进行了更加深入的研究。他于1953年和1966年分别出版了《美国经济结构研究》和《投入产出经济学》两书，建立了投入产出分析体系，他利用这一分析经济体系的结构与各部门在生产中的关系，分析国内各地区间的经济关系以及各种经济政策所产生的影响，在《现代经济增长》和《各国经济增长》中，他深入研究了经济增长与产业结构关系问题。 丁伯根关于制定经济的理论包含有丰富的产业结构理论。如认为，经济结构就是要有意识地运用一些手段以达到某种目的，其中就包含了调整结构的手段。他经济政策区分为数量政策、性质政策和改革三种。其中，性质政策就是改变结构（投入产出表）中的一些元素，改革就改变基础中的一些元素。又如在他的发展计划理论中所采用的大型联立方程式体系，就是凯恩斯、哈罗德、多马以及里昂惕夫等人多种模型的混合物；另他所采用的部分投入产出法，就是一种产业关联方法，它直接从投资计划项目开始，把微观计划简单地加总成为宏观计划。 （2）刘易斯、赫希曼、罗斯托、钱纳里和希金斯的产业结构理论则是发展经济学研究的进一步延伸。其研究存在两种思路： ①二元结构分析思路 刘易斯于1954年发表的《劳动无限供给条件下的经济发展》一文，提出了用以解释发展中国家经济问题的理论模型即刘易斯理论（二元经济结构模型）。拉尼斯他与费景汉把二元经济结构的演变分为三个阶段，认为不仅仅收入分配变化及与之相对规模以及储蓄、教育、劳动力市场等有关因素之间也存在直接的联系。 希金斯分析了二元素结构中，先进部门和原有部门的生产函数的差异。原有部门的生产函数属于可替代型的，而先进部门存在固定投入系数型的生产函数，此部门采取的是资本密集型的技术。 ②不平衡发展战略分析思路 赫希曼在1958年出版的《经济发展战略》提出了一个不平衡增长模型，突出了早期发展经济学家限于直接生产部门和基础设施部门发展次序的狭义讨论。其中关联效应理论和最有效次序理论，已经成为发展经济学中的重要分析工具。 罗斯托提出了著名的主导产业扩散效应理论和经济成长阶段理论。他认为，产业结构的变化对经济增长具有重大的影响；在经济发展中重视发挥主导产业的扩散效应。其主要著作有《经济成长的过程》和《经济成长的阶段》等。 钱纳里对产业结构理论的发展贡献颇多。他认为，经济发展中资本与劳动的替代弹性是不变的，从而发展了柯布—道格拉斯的生产函数学说。指出在经济发展中产业结构会发生变化，对外贸易中初级产品出口将会减少，逐步实现进口替代和出口替代。 日本学者对产业结构的研究 欧美学者的产业结构研究及提出的理论模型具有一般意义，形成该研究领域的主流。但作为应用经济理论，各国在实践中会形成各具特色的理论概括。战后以来，立足日本国情，逐步发展形成了一套独特的产业结构理论，他们认为产业结构变动与周边国家或世界相关联。 在日本，对产业结构理论有比较深入研究的学者有：筱原三代平、马场正雄、宫泽健一、小宫隆太郎、池田胜彦、佐贯利雄、筑井甚吉等人。其中筱原三代平是日本研究经济周期理论和产业结构问题的著名专家。他的研究成果包括《日本经济的成长和循环》、《收入分配和工资结构》、《消费函数》、《日本经济之谜—成长率和增长率》、《产业构成论》、《现代产业论（产业构造）》。 筱原三代平（1955）提出了“动态比较费用论”，其核心思想强调：后起国的幼稚产业经过扶持，其产品的比较成本的可以转化的，原来处于劣势的产品有可能转化为优势产品，即形成动态比较优势。由于该理论毕竟与国际贸易理论密切相关，因而只能成为战后日本产业结构理论研究的起点。特别是在实践在中，具体是通过什么途径来实现的？一些日本学者提出各种理论假设和模型，其中最著名的是赤松要等人提出的产业发展“雁形态论”。 赤松要（1936、1957、1965）在战前研究日本棉纺工业史后提出“雁形态论”最初的基本模型，战后与小岛清（1937）等人进一步拓展和深化了该理论假说，用三个相联系的模型阐明其完整内容。 关满博（1993）提出产业的“技术群体结构”概念和构建了一个三角形模型，并用该模型分别对日本与东亚各国和地区的产业技术结构做了比较研究。核心思想是：日本应放弃从明治维新后经百余年奋斗形成的“齐全型产业结构”，必须促使东亚形成网络型国际分工，而日本只有在参与东亚国际分工和国际合作中对其产业进行调整才能保持领先地位。 日本学者的产业结构研究，实际上触及到东亚区域产业结构循环演进问题，并已明确意识到一国产业结构变动与所在国际区域的周边国家或世界相关联，但仍以单个国家为立足点，仅涉及国际区域的一个特例，没有上升到一般理论。 产业结构理论流派比较 马克思主义的结构理论 （1）产业划分理论 马克思将社会总生产分成生产资料（I）和消费资料（Ⅱ）2大部类，但是，马克思提出的2大部类仅指物质生产部门，不包括非物质生产部门。虽然可以揭示社会再生产运动的总规律，但不能揭示产业结构演进的一般规律。 （2）结构均衡理论 马克思分析说明了在简单再生产条件下，必须满足： Ⅰ( v m) = Ⅱc ， 并引伸出2个公式，即 Ⅰ( c v m) = Ⅰc Ⅱc Ⅱ( c v m) = Ⅰ( v m) Ⅱ( v m) 在扩大再生产情况下，两大部类生产的平衡条件为： Ⅰ( c v m) = Ⅰc Ⅱc ⅠΔc ⅡΔc Ⅱ( c v m) = Ⅰ( v m/ x) Ⅱ( v m/ x) ⅠΔv ⅡΔv 马克思抽象而清楚地阐明了社会再生产实现的条件，但在现实生活中，产业部门众多，产业结构中包括了多种产业部门之间相互提供中间产品的错综复杂的联系，因此，运用马克思的结构均衡理论难以描述产业之间多部门的投入产出联系，对于产业结构的区际协调应用性不强。 （3）生产资料生产优先增长理论 马克思首先提出了生产资料生产优先增长的规律。列宁则将马克思的这一思想和资本有机构成的理论及再生产公式相结合，提出了在技术进步条件下，生产资料生产优先增长的规律。他指出，在扩大再生产过程中， “增长最快的是制造生产资料的生产资料生产，其次是制造消费资料的生产资料生产，最慢的是消费资料生产。”这一理论在一定前提下可以反映一国产业结构的变化情况。 产业结构演变趋势理论 结构演变趋势理论可根据是否考虑外贸因素对产业结构的影响，分为封闭型产业结构理论和产业结构理论。 （1）封闭型产业结构理论 这种结构理论一般不考虑外贸因素对产业结构的影响和作用，即在封闭的情况下研究产业结构演变的趋势。其代表人物主要有克拉克、库兹涅茨、霍夫曼和里昂惕夫等。 最早注意到产业结构演变趋势的是配第。他在《政治算数》这部名著中，比较了英国农民收入和船员的收入，发现后者是前者的4倍；他还发现荷兰的人均国民的收入比其它欧洲国家要高。据此，他得出结论：比起农业来，工业的收入多，而商业的收入又比工业多。重新发现被称为配第定理。配第定理揭示了结构演变和经济发展的基本方向。由于时代的局限性，配第未能看到结构变动和人均国民收入水平的内在关联。 克拉克在1940年出版的《经济进步的条件》一书中，通过开创性的统计分析和研究，揭示了人均国民收入水平与结构变动的内在关联，重新发现了配第定律。其结论是：随人均国民收入的提高，劳动力首先由第一产业向第二产业转业；当人均国民收入水平进一步提高时，劳动力便向第三产业转移。劳动力在不同产业之间流动的原因在于各产业之间收入的相对差异。 库兹涅茨在继承克拉克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从劳动结构和部门产值结构两个方面，对人均产值与结构变动的关系作了更为彻底的考察。他在《各国的经济的增长》一书中，对57个国家的原始资料进行了处理。并作了截面分析和实践序列分析，结论是：在按人口平均产值的较低组距内（70美元—300美元），农业部门的份额显着下降，非农业部门的份额相应地大幅度上升，但其内部（工业与服务之间）的结构变动不大。在按人口平均产值的较高水平组距内（300—1000美元），农业部门的份额与非农业部门份额之间变动不大，但非农业部门内部的结构变化则比较显着。 霍夫曼对工业结构演变规律作了开拓性的研究，提出了所谓的霍夫曼定理，其内容是：在工业化进程中霍夫曼比例（消费资料工业的净产值和资本资料工业的净产值比）是不断下降的。 里昂惕夫开创的投入产出分析法把封闭型产业结构理论定量化，并发展到最完美的程度。投入产业分析国民经济各部门之间的投入与产业的数量关系，利用投入产业和投入产出系数推断某一部门经济活动的变化对其它部门的影响，计算为满足社会的最终需求生产的各种产品总量，并分析国民经济发展和结构变化的前景。投入产出分析法是产业结构分析的一种重要工具，但由于它是静态分析的方法，并以同质性和比例性作为分析的假定前提，因而这种方法又有一定的局限性。一般说来，它用于短期而不适用分析，适用于分析而不适用于预测。 （2）开放型产业结构理论 这种产业结构理论考虑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对产业结构的影响。其代表人物主要有斯密、李嘉图、赫克歇尔、俄林和钱纳里等。 在古典经济学家中、斯密在1776年的《国富论》一书从中提出绝对成本说。他认为，各国按照绝对成本的高低进行成本分工，就必然使各国的生产要素从低效率产业流入高效率产业，从而使资源合理配置和产业结构优化。 大卫·李嘉图于1817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及其赋税原理》一书中对斯密的绝对成本（或相对成本）进行国际分工，以获得比较优势和资源的优化配置。 俄林继承并发展其师赫克歇尔的学说，在1933年出版的《域际和国际贸易》中提出著名的要素禀赋论。他们认为，比较成本差异产生的原因在于生产要素禀赋差异。因此各国应从事自己拥有优势生产的那些商品生产，通过自由贸易从新分配各国生产要素，以实现国际商品价格的均等化。此理论是对比较成本学说的完整化。里昂惕夫用投入产生发对对1947年对美国200个产业的产品进行检验时，得出了与俄林的观点刚好相反的结论，即里昂惕夫反论。要素禀赋论与里昂惕夫反论的分歧是由许多复杂因素造成的，其中一个重要因素就在于事实背景不同。前者是以澳大利亚、挪威、荷兰、乌拉圭、阿根廷等不少国家的外贸提出的，而后者则美国的外贸情况为事实背景提出的。后来，西方经济学家关于进出口商品价格的研究，就是循着某些国家某个时期的情况符合要素禀赋论，而另一些国家另一个时期的情况符合里昂惕夫反论，这样一种思路展开的。 筱原三代平发展了李嘉图的静态比较成本说，提出著名的动态比较成本说。该理论认为：产品的比较成本的可以转化的，从某一时点看在国际贸易中处于劣势的产业，从发展的眼光看却有可能转化为处于优势的产业。故对那些潜力巨大且对国民经济有重要意义的产业，不但不应放弃它的发展，且要扶持它的发展，使之成为强有力的出口产业。日本政府依据动态比较成本说制定了扶持若干幼小产业的政策并在实践中取得巨大成功，最典型的例子是日本的汽车工业。日本的汽车工业在扶持幼小产业政策的保护下，经过短短二十几年的发展，从1955年到年产量6.5万辆提高到1980年的1140万辆，并成为日本第一大出口产业。 钱纳里把开放型产业结构理论规范化和数学化，提出了著名的“发展型式”理论。他在一些基本假设的基本上，从大量观察值中选择了10个基本经济过程来描述几乎所有国家发展的基本特征，并用27个变量规定了这个10个基本经济过程。然后把收入水平和人口数据作为外生变量对所有这些过程进行一致的统计分析，构造了反映结构转换的主要变量典型性关系的“发展型式”。为使分析的结果更广泛地适用于各国和各种经济过程，钱纳里进一步使用了几个基本的回归方程对“发展型式”理论符合回归，得出一个具有一般意义的“标准结构”。据“发展型式”理论，结构变化的75%—80%发生在人均国民生产总值100美元~1000美元的发展区间，其中最重要的积累过程和资源配置都将发生显着的、深刻的变化。钱纳里的标准结构对于揭示人均GNP与结构变动的关系具有更大的价值。 产业结构调整理论 在各种产业结构调整理论中，影响较大的刘易斯的刘易斯理论（二元结构转变理论）、赫希曼的不平衡增长理论、罗斯托的主导部门理论和筱原三代平的两基准理论。 （1）刘易斯理论 该理论建立在以下三个基本假定上： 1）农业的边际劳动生产率为零或接近零； 2）从农业部门转移出来的劳动力的工资水平由农业的人均产出水平决定； 3）城市工业中的利润储蓄倾向高于农业收入中的储蓄倾向。 因农业的边际劳动生产率为零或接近零，农业剩余劳动力对城市工业的供给价格低，且工业的边际劳动生产率远远高于农业剩余劳动力的工资，故工业发展就可以从农业中获得无限廉价劳动力供给，在劳动力供给价格与边际劳动力差额中获得巨额利润。又由于工业利润中的储蓄倾向高，使得城市工业发展对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吸纳能力进一步提高，由此产生一种累积性效应。这种累积作用的结果是，农业劳动力的边际生产率提高，工业劳动力的边际生产率下降，以致达到工、农业劳动力边际生产率相等。这时，二元经济转变为一元经济。M．P．托达罗批判了刘易斯的二元结构转变理论，认为刘易斯的理论过于简单化，没有考虑农村劳动力进入城市以后能否找到合适的工作。在发展中国家，农村劳动力在城市寻找工作的难度很大，从而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会出现大量的无业游民，故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的转移一很大的阻力。 （2）赫尔曼的不平衡增长理论 由于发展中国家资源的稀缺性，全面投资和发展一切部门几乎的不可能的，只能把有限的资源有选择地投入到某些行业，以使有限资源最大限度地发挥促进经济增长的效果，此即不平衡增长。赫希曼认为，在发展中国家，有限的资本在社会资本和直接生产之间的分配具有替代性，因而一两种不平衡增长的途径： 一是“短缺的发展”，即先对直接生产资本投资，引起社会资本短缺，而社会资本短缺引起直接生产成本的提高，这便迫使投资向社会资本转移以取得二者的平衡，然后再通过对直接生产成本的投资引发新一轮不平衡增长过程； 二是“过剩的发展”，即使对社会资本投资，使二者达到平衡后再重复此过程。 不平衡增长理论基本上符合我国的实际情况，因为我国40多年的经济发展走的就是一条“不平衡增长”的途径。至于选择哪一条不平衡增长途径，则应视经济发展的瓶颈制约而定。 （3）罗斯托的主导部门理论 罗斯托根据技术标准把经济成长分为阶段划分为传统社会、为起飞创造前提、起飞、成熟、高额群众消费、追求生活质量六个阶段，而每个阶段的演进是以主导产业部门的更替为特征的。他认为经济成长的各个阶段都存在相应的起主导作用的产业部门，主导部门通过回顾、前瞻、旁侧三重影响带动其它部门发展。与六个经济成长阶段相对应，罗斯托在《战后二十五年的经济史和国际经济组织的任务》一文中，列出了五种主导部门综合体系： 1）作为起飞前提的主导部门综合体系，主要是食品、饮料、烟草、水泥、砖瓦等工业部门； 2）替代进口货的消费品制造业综合体系，主要是非耐用消费品的生产； 3）重型工业和制造业综合体系，如钢铁、煤炭、电力、通用机械、肥料等工业部门； 4）汽车工业综合体系； 5）生活质量部门综合体系，主要指服务业、城市和城郊建筑等部门。 罗斯托认为主导部门序列不可任意改变，任何国家都要经历由低级向高级的发展过程。罗斯托提出的主导部门通过投入产出关系而带动经济增长的看法，以及主导部门并非固定不变的看法、可供借鉴。 （4）筱原三代平了两基准理论 两基准理论的是指收入弹性基准和生产率上升基准。收入弹性基准要求把积累投向收入弹性大的行业或部门，因为这些行业或部门有广阔的市场需求，便于利用规模经济效益，迅速地提高利润率；生产率上升基准要求积累投向生产率（指全要素生产率）上升最快的行业或部门，因为这些行业或部门由于生产率上升快，单位成本下降最快，在工资一定的条件下，该行业或部门的利润也必然上升最快。 两基准理论以下列条件为基本前提： 1）基础产业相当完善，不存在瓶颈制约；或者即使存在一定程度的瓶颈制约，但要素具有充分的流动性，资源能够在短期内迅速向颈瓶部门转移，尽快缓解瓶颈状态。 2）产业发展中不存在技术约束。 3）不存在资金约束。如果上述条件不存在，两基准理论就未必成立，利用俩个基准理论选择优先发展产业也未必比可行。 产业结构的演变及其规律 产业结构演变与经济增长的内在联系 产业结构演变与经济增长具有内在联系。产业结构的高变换率会导致经济总量的高增长率，而经济总量的高增长率应会导致产业结构的高变换率。随着技术水平的进一步提高，这两者间的内在联系日益明显，社会分工越来越细，产业部门增多，部门与部门间的资本流动、劳动力流动、商品流动等联系也越来越复杂。这些生产要素在部门之间的流动对经济增长有什么影响,逐渐引起许多专家、学者的注意。他们开始重视研究生产要素在不同产业之间的这些变化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内在联系。他们注意到，大量的资本积累和劳动投入虽然是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但并非充分条件，因为大量资本和劳动所产生的效益在很大程度上还取决于部门之间的技术转换水平和结构状态，不同产业部门对技术的消化、吸收能力往往有很大不同，这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部门之间投入结构、产出结构的不同。 （1）传统经济增长理论 传统经济增长理论观点认为，经济总量的增长是在竞争均衡的假设条件下资本积累、劳动力增加和技术变化长期作用的结果。需求的变化和资源在产业部门间的流动被看作是相对不重要的，因为所有部门的资本和劳动都能带来同样的边际收益。因此，传统经济增长理论始终把结构因素排斥在经济增长源泉之外。 （2）经济增长的结构主义观点 经济增长的结构主义观点认为，经济增长是结构转变的一个方面，生产结构的变化应适应需求结构的变化，资本和劳动从生产率较低的部门向生产力较高的部门转移能够加速经济增长。结构主义观点没有资源配置最优的假设前提，而认为资本和劳动在不同部门的使用，其收益可能出现系统的差别。结构主义放弃追求最优化的企图，转而追求“次优”。 产业结构演变的一般趋势 （1）产业结构的演变与工业化发展阶段相关 产业结构的演进有如下阶段几个阶段：前工业化时期、工业化中期、工业化后期和后工业化时期五个阶段。在前工业化初期，第一产业产值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逐渐缩小，其地位不断下降；第二产业有较大发展，工业重心从轻工业主导型逐渐转向基础工业主导型，第二产业占主导地位；第三产业也有一定发展，但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比还较小。在工业中期，工业重心由基础工业向高加工度工业转变，第二产业仍居第一位，第三产业逐渐上升。在工业化后期，第二产业不比重在三次产业中的地位占有支配地位，甚至占有绝对支配地位。在后工业化阶段，产业知识化成为主要特征。产业结构的发展就是沿着这样的一个发展进程由低级向高级走向高度在内代化的。 （2）主导产业的转换过程具有顺序性 产业结构的演进有以农业为主导、轻纺工业为主导、原料工业和燃料动力工业等基础工业为重心的重化工业为主导、低度加工型的工业为主导、高度加工组装型工业为主导、第三产业为主导、信息产业为主导等几个阶段。 （3）三大产业具有依次替代的性质 产业结构的演进史沿着以第一产业为主导到第二产业为主导，再到第三产业为主导的方向发展的。 （4）产业结构演进的阶段区间具有可塑性 产业结构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的各阶段是难以逾越的，但各阶段的发展过程可以缩短。从演进角度看，后一阶段产业的发展是以前一阶段产业充分发展为基础的。只有第一产业的劳动生产率得到充分的发展，第二产业的轻纺产业才能得到应有的发展，第二产业的发展是建立在第一产业劳动生产率大大提高基础上，其中加工组装型重化工业的发展又是建立在原料、燃料、动力等基础工业的发展基础上。同样，只有第二产业的快速发展，第三产业的发展才具有成熟的条件和坚实的基础。产业结构的超前发展会加速一国经济的发展，但有时也会带来一定的后遗症。 产业结构演变规律的理论研究 （1）配第—克拉克定律 英国经济学家配第和克拉克通过研究，先后发现：随全社会人均国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就业人口首先由第一产业转移；当人均国民收入水平有了进一步提高时，就业人口便大量向第三产业转移。这种由人均收入变化引起的现象称为配第—克拉克定律。早在17世纪，配地第一次发现了世界各国的国民收入水平的差异及其形成的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其关键在于产业结构的不同。他通过进一步考虑后得出结论：比起农业来，工业收入多；而商业收入又比工业多。即工业比农业、服务业比工业的附加值高。后来，克拉克重新发现并第一次研究了产业结构的演进趋势，得出了产业结构演进的规律性结论。 （2）库兹涅茨人均收入影响论 库兹涅茨在继承配第和克拉克等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依据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份额基准，考察了总产值变动和就业人口机构变动的规律，揭示了产业结构变动的总方向，从而进一步证明了配第—克拉克定律。他发现的这种变动规律，即产业结构的变动受人均国民收入变动的影响，被称为库兹涅茨人均收入影响论。 （3）罗斯托主导产业扩散效应理论和经济成长阶段论 罗斯托首先提出了主导产业及其扩散理论和经济成长阶段论。他认为，无论在任何时期，甚至在一个已经成熟并继续成长的经济体系中，经济增长之所以能够保持，是因为为数不多的主导部门迅速扩大的结果，而且这种扩大又产生了对产业部门的重要作用，即产生了主导产业的扩散效应，包括回顾效应、旁侧效应和前向效应。罗斯托的这些理论被称为罗斯托主导产业扩散效应理论。他根据科学技术和生产力发展水平，将经济成长的过程划分为五个阶段:即传统社会、为“起飞”创作前提的阶段、“起飞”阶段、向成熟挺进阶段、高额大众消费阶段。后来他在《政治与成长阶段》一书中又增加了一个“追求生活质量”的阶段。 （4）钱纳里工业化阶段理论 钱纳里从经济发展的长期过程中考察了制造业内部各产业部门的地位和作用的变动，揭示制造业内部结构转换的原因，即产业间存在着产业关联效应，为了解制造业内部的结构变动趋势奠定了基础，他通过深入考察，发现了制造发展受人均GNP、需求规模和投资率的影响大，而受工业品和初级品输出率的影响小。他进而将制造业的发展分为三个发展时期：经济发展初期、中年期和后期；将制造业也按三种不同的时期划分为三种不同类型的产业。即： 1）初级产业，是指经济发展初期对经济发展起主要作用的制造业部门，例如食品、皮革、纺织等部门； 2）中期产业，是指经济发展中期对经济发展起主要作用的制造业部门，例如非金属矿产品、橡胶制品、木材加工、石油、化工、煤炭制造等部门； 3）后期产业，指在经济发展后期起主要作用的制造业部门，例如服装和日用品、印刷出版、粗钢、纸制品、金属制品和机械制造等部门。 （5）霍夫曼工业化经验法则 霍夫曼对工业化问题进行了许多富有开创性的研究，提出了被称为“霍夫曼工业化经验法则”的问题阶段理论。他根据霍夫曼比例，即消费品工业净产值与资本工业净产值的比例，把工业化分为四个阶段： - 第一个阶段：消费品工业占主导地位，霍夫曼比例为（5 /-1）。 - 第二阶段：资本品工业快于消费品工业的增长，消费品工业降到工业总产值的50%左右或以下，霍夫曼比例为（2.5 /- 0.5）。 - 第三阶段：资本品工业继续快速增长，并已达到和消费品工业相平衡状态，霍夫曼比例为（1 /- 0.5）。 - 第四阶段：资本品工业占主导地位，这一阶段被认为实现了工业化，霍夫曼比例为1以下。 - 在实际应用中，霍夫曼比例往往用轻工业品净产值与重工业品净产值的比例来表示。霍夫曼的工业阶段论阐述的主要是工业过程中重化工业阶段的演变情形。 产业分类理论的进展——立体产业分类理论 三次产业分类法及其局限 （1）三次产业的划分 三次产业分类理论提出于本世纪40 年代初，其中的第一次产业是指广义的农业，划分依据为第一产业的属性为取自于自然；第二次产业为广义的工业，划分依据为第二次产业的属性为加工取自于自然的生产物；第三次产业是广义的服务业，划分依据为第三次产业是繁衍于有形物质财富生产活动之上的无形财富的生产部门。 （2）三次产业分类法的局限性 进入80年代，信息技术及以其为核心的现代高技术群迅速壮大，人类产业活动的规模和方式有了巨大变化，三次产业分类理论的局限性日益突出，具体表现包括： - ①需求结构升级使产业范围扩大，产业正涵盖起愈加丰富的社会生活领域，包容进越来越多的形式、日益多样的分工和专业化程度日益提高的人类经济活动。产业活动愈来愈成为非单纯的生产、生活资料和服务的供给部门，其联接社会生活各部分以及各部分与其外部环境包括自然环境的作用不断加强。 - ②产业经济分析和产业政策的制订与实施要求拓展产业分类理论。伴随着生产力的飞跃和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社会分工的规模和深度提高，生产的社会化和经济的一体化发展，导致生产和消费过程社会化，第三次产业长足发展，并且其中不同的部门和行业有不同的表现，不仅其他产业内部不断有新的部门分离出来进入第三次产业，第三次产业内部也出现了分化和重组。随着社会信息化过程的展开，第三次产业中的部分部门已经成为经济发展的重要依托，而传统意义上的第三次产业内部活动从数量到性质都发生重大变化，产业分类急需变革。 - ③围绕信息产业化浪潮展开的“第四次产业”讨论和以寻求可持续发展途径为目的而展开的“环境产业”、“资源产业”、“生态可持续工业”、“高技术产业”的讨论，把一批新兴产业的归属、地位、本质揭示问题提到产业经济研究的热点中来。 - ④产业细分是制订可持续发展的产业政策和战略规划的需要。现有的产业分类理论，不能明确界定信息产业、环境产业等新兴产业的内涵、产业的范围和地位等，则制订有针对性的政策扶持新兴产业发展就缺乏理论依据和指导。三次产业分类理论的上述局限，导致了整个产业结构理论体系的局限，削弱了其解释现象和指导实践的能力，有必要加以拓展。 立体产业分类理论的内容 （1）提出立体产业分类理论的前提 立体产业分类理论基于以下认识前提：产业分类应服务于特定的分析内容；产业结构化调整是实现可持续发展有效途径，作者进行的产业分类研究是以可持续发展的产业结构分析为目的的；对应于产业结构分析内容和角度的多样化，产业分类方法也必然多种多样；产业活动涉及多层次的、内容丰富的、复杂的系统关联，产业分类应体现产业结构的系统性和层次性特征。 （2）“新兴产业”的内容 上世纪中叶以来，伴随新技术革命、社会信息化和可持续发展观的提出，逐渐形成了一批被称之为“新兴产业”的独立的产业部门，包括自然资源产业、环境产业和高技术产业（包括信息产业）。新兴产业中各次产业所包含的经济活动的性质、范围和形式不同，作用和地位也有所区别。 （3）新兴产业在产业结构体系中的层级 上述新兴产业是两个层级上的产业，并且是与传统三次产业所处层级不同的两个层级： ①自然资源产业连接人类经济活动与自然生态环境，是“自然与社会毗邻的产业”；它为农业和工业活动提供资源基础，称之为“零次产业”。增加自然资源产业后的产业链环既完整和全面地反映了经济活动的先后层次，又能够体现经济系统与自然生态系统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和过程，有助于实现经济、社会、资源和环境的协调发展。 ②环境产业和一部分高技术产业（包括信息产业）活动脱胎于传统产业，产业活动中创新活跃，对传统产业具有大角度的辐射作用，体现了信息革命以来人类生产和生活方式的变革、生产力的飞跃，体现了经济体系作为地球(地域)生态系统中的子系统，其中产业活动深度和广度以及经济中分工、协作和专业化水平的不断提高、形式日趋多样的现状。它们是对经济活动重新分解和组合的结果，它们与零次至三次产业形成的产业链环中各次产业相互投射和融合，标志着传统产业的发展方向，是国家制定经济发展战略尤其是产业政策和科技政策的主要依据。这些特征表明环境产业和高技术产业（包括信息产业）是位于比传统三次产业以及零次产业更高层级上的产业， （4）立体化产业结构的特征 添加零次和高次产业的产业结构体系具有立体化和网络化特征，具体如下： 1）新兴产业与传统产业、尤其是一、二次产业的相互交融及被包含关系十分明显，与传统产业之间的界线是个具有一定宽度的“带”，产业界限模糊，产业定义难以统一。 2）新兴产业活动与传统产业活动具有高依附性和相关性。脱离物质生产环节而讨论信息经济活动是无意义的，信息产业(无论何种定义方式)活动总是借助信息技术、产品和服务与传统工业、农业紧紧交融;脱离工业生产、农业活动讨论环保，或者不介入工业、农业产业活动的环保产品设计、制造和应用也是不可能的。 3）高次产业脱胎于传统三次产业但又不完全等同于传统三次产业，它们通过某种核心技术连接一二三次产业中的相关产业活动，是从更高层级上对经济活动再分解和重新组合的结果;高次产业对传统产业活动进行渗透和改造，标志了传统产业的未来发展方向，例如传统产业的高技术化（包括信息化）、生态化和知识密集方向等。 4）新兴产业促进可持续发展的诸作用机制，也是产业结构立体化和网络化的重要内容，主要体现在： - ①新兴产业在经济与自然生态系统之间以及经济体系内容结构之间形成的正反馈机制，降低了经济活动的外部性，提高了产业的技术关联水平，增加了产业结构体系内的系统关联层次。 - ②资源产业作为产业链环中社会与自然毗邻的产业，其前向、后向联系作用形式特殊，可通过双向广泛的产业关联效应协调产业间的关系;高次产业包含多个传统产业部门中的活动，产业的旁侧效应波及面较大，具有很强的协调作用。 - ③零次产业衔接一、三次产业，高次产业长入传统产业部门，它们都融汇贯穿了多次产业活动，即新兴产业活动作为载体，将诸多产业活动或产业环节凝聚为一体，紧密联络其相关经济主体。 综上，立体产业分类理论的核心内容为：引入了两类新的独立产业，即自然资源产业作为零次产业，和由环境产业、高技术产业（包括信息产业）等组成的高次产业；提出了产业结构立体层级理论。 本条目在以下条目中被提及 三次产业 产业经济学 配第-克拉克定理 关键字 产业结构理论.
概述 传统的国际贸易理论，主要是针对国与国、劳动生产率差别较大的和不同产业之间的贸易，但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国际贸易实践中又出现了一种和传统贸易理论的结论相悖的新现象，即国际贸易大多发生在发达国家之间，而不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而发达国家间的贸易，又出现了既进口又出口同类产品的现象。为了解释这种现象，国际经济学界产生了一种新的理论——产业内贸易理论。 什么是产业内贸易 从产品内容上看，可以把国际贸易分成两种基本类型：一种是国家进口和出口的产品属于不同的产业部门，比如出口初级产品，进口制成品，这种国际贸易称为产业间贸易（inter-industry trade）；另外一种被称为产业内贸易（jntra-industry trade），也就是一国同时出口和进口同类型的制成品，因此这种贸易通常也被称为双向贸易（two way trade）或重叠贸易（over-lap trade）。 联合国国际贸易标准分类（standard international trade classification，SITC）中，将产品分为类、章、组、分组和基本项目五个层次，每个层次中用数字编码来表示。我们研究中所涉及的相同产品，指的是至少前三个层次分类编码相同的产品。 假设前提 产业内贸易理论的假设前提有： 从静态出发进行理论分析； 分析不完全竞争市场，即垄断竞争； 经济中具有规模收益； 考虑需求相同与不相同的情况。 产业内贸易，即一个国家在一定时期内（一般为1年）既出口又进口同一种产品，同时同一种产品的中间产品（如零部件和元件）大量参加贸易。 三个发展阶段 产业内贸易（Intra-industry trade）是当代最新国际贸易理论之一，它突破了传统国际贸易理论的一些不切实际的假定（如完全竞争的市场结构、规模收益不变等），从规模经济、产品差异性、国际投资等方面考察贸易形成机制，从而解决了传统贸易理论所不能解释的贸易现象：产业内贸易日益占据国际贸易的主要地位。产业内贸易理论的发展历程大约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经验分析阶段。主要包括1960年佛得恩（Verdoom,P.J.）对“荷比卢经济同盟”集团内贸易格局的研究;巴拉萨（Balassa,B.）对欧共体成员制成品贸易情况的分析;小岛清（Kojima,K.）对发达国家间横向制成品贸易的关注。 第二阶段是理论研究阶段。里程碑是格鲁贝尔（H.G.Grubel）和劳埃德（P.J.Loyd）于1975年编写的《产业内贸易：差别化产品国际贸易的理论与度量》,这是最早的关于产业内贸易理论的专著。在这本书中作者修正了H —O模型中的某些前提条件，把贸易中有关的费用引入模型，解释了部分产业内贸易现象。 第三阶段是丰富发展阶段。主要理论模型有:20世纪70年代末，迪克西特（Dixlt,A.K）、斯蒂格利茨（Stiglitz,J.E.）、克鲁格曼（Krugman,P.）等创立了新张伯伦模型，把张伯伦的垄断竞争理论运用到产业内贸易领域；20世纪80年代初，布兰德（Brander,J.）而和克鲁格曼（Krugman,P.）为解释标准化产品的产业内贸易现象建立的差别模型。 理论分析 产品的同质性、异质性与产业内贸易 产业内贸易理论中所指的产业必须具备两个条件： 一是生产投入要素相近， 二是产品在用途上可以相互替代。符合上述条件的产品可以分为两类：同质产品和异质产品，也称作相同产品或差异产品。 （1）同质产品的产业内贸易 同质产品或相 同产品是指产品间可以完全相互替代，也就是说产品有很高的需求交叉弹性，消费者对这类产品的消费偏好完全一样。这类产品的贸易形式，通常都属于产业间贸易，但由于市场区位、市场时间等的不同，也会发生产业内贸易。 ① 两国边境大宗产品的交叉型产业内贸易。 在矿石、钢铁、木材和玻璃等建筑材料等大宗交易产品当中，运输费用占据了总成本中的很大一部分。 ② 季节性贸易。有些产品的生产和市场需求具有一定的季节性，因此国家为了满足国内需求矛盾也会形成产业内贸易，例如，欧洲一些国家之间为了相互解决用电高峰期而进行的电力“削峰填谷”的进出口。另外，一些果蔬的季节性进出口也属于此类。 ③ 大量的转口贸易。转口贸易中，转口国的进口项目和出口项目中就出现了同类产品，在统计上构成了产业内贸易。 ④ 相互倾销。不同国家生产同样产品的企业，为了占领更多的市场，有可能在竞争对手的市场上倾销自己的产品，从而形成产业内贸易。 ⑤ 政府的外贸政策。如果一个国家政府在对外贸易政策中实行出口退税、进口优惠时，国内企业为了与进口商品竞争，就不得不以出口得到出口退税，然后再进口以享受进口优惠，这样一来就产生了产业内贸易。 ⑥ 跨国公司的内部贸易。跨国公司的内部贸易（intra-firm trade）也称为公司内贸易，指的是在母公司与子公司或者子公司与子公司之间产生的国际贸易。由于统计上常常将零部件、中间产品以及加工产品都视为同样的产品，因此，跨国公司的内部贸易也会形成产业内贸易。 （2）异质产品的产业内贸易 差异产品又可以分成三种：水平差异产品、技术差异产品和垂直差异产品。 不同类型的差异产品引起的产业内贸易也不相同，分别为水平差异产业内贸易、技术差异产业内贸易和垂直差异产业内贸易。 ① 水平差异产业内贸易。水平差异是指由同类产品相同属性的不同组合而产生的差异。烟草、服装及化妆品等行业普遍存在着这类差异。 ② 技术差异产业内贸易。技术差异是指由于技术水平提高所带来的差异，也就是新产品的出现带来的差异。从技术的产品角度看，是产品的生命周期导致了产业内贸易的产生。技术先进的国家不断地开发新产品，技术后进的国家则主要生产那些技术已经成熟的产品，因此，在处于不同生命周期阶段的同类产品间产生了产业内贸易。 ③ 垂直差异产业内贸易。垂直差异就是产品在质量上的差异。汽车行业中普遍地存在着这种差异。为了占领市场，人们需要不断提高产品质量，但是，一个国家的消费者不能全部追求昂贵的高质量产品，而是因个人收人的差异存在不同的消费者需要不同档次的产品。为了满足不同层次的消费需求，高收入水平的国家就有可能进口中低档产品来满足国内低收入阶层的需求；同样，中低收入水平的国家也可能进口高档产品满足国内高收入阶层的需求，从而产生产业内贸易。 产业内贸易指数：是用来测度一个产业的产业内贸易程度的指数。这一指数的计算公式为：T=1-|X-M|/(X M)，式中:X和M分别表示某一特定产业或某一类商品的出口额和进口额，并且对X-M取绝对值。T的取值范围为0到1。 产业内贸易理论的假设前提是：理论分析基本是从静态出发进行分析的；分析不以完全竞争（垄断竞争）市场，而以非完全竞争市场为前提（过去的贸易理论的前提大多为完全竞争市场）；经济中具有规模收益；在分析中要考虑需求不相同与相同的情况。 从这些假设前提可以看出，产业内贸易理论的出发点与其他贸易理论是相当不同的。 （1）产品差异论 同类产品是那些消费上能够互相替代、生产上投入相近或相似的生产要素的产品，它包括同质产品与差异产品。同质产品是指性质完全一致因而能够完全相互替代的产品，如同样的水果、砖等。这类商品在一般情况下大多属于产业间贸易的对象，但由于市场区位不同，市场时间不同等，也存在一定程度的产业内贸易现象。产品的差异性或差异产品是指从实物形态上看，产品的品质、性能、造型、设计、规格、商标及包装等方面的差异。 ① 同质产品的产业内贸易 国际贸易中出现同质产品的买卖，往往来自如下原因： 第一，许多原材料（如黄沙、水泥等）单位价值低而运输成本相对很高，消费者应该尽可能靠近原料供应地来获得它们。所以一国可能同时进口和出口大宗原材料。例如，中国在东北出口水泥而在华南进口水泥便属于这种情况。 第二，一些国家和地区（如新加坡、香港）大量开展转口贸易和再出口贸易，其许多进出口商品的形式自然基本不变。这时同类产品将同时反映在转口国的进口项目与出口项目中，便会形成统计上的产业内贸易。 第三，由于一些产品（如水果、蔬菜）具有季节性特点，一个国家会有时进口而有时出口这类商品。如欧洲一些国家之间为了“削峰填谷”而形成的电力进出口。 第四，政府干预产生的价格扭曲，尤其是相互倾销，会使一国在进口的同时，为了占领其他国家的市场而出口同种产品，从而形成产业内贸易。另外在存在出口退税、进口优惠时，国内企业为了与进口货物竞争，就不得不出口以得到退税，再进口以享受进口优惠，造成产业内贸易。 第五，出于经济合作或特殊技术条件的需要，有些国家也进行某些同质产品的交易。如各国银行业、保险业走出去引进来的情况。例如，中国吸引外国银行在华投资，却又在世界其他国家投资建立分行。 第六，跨国公司的内部贸易也会形成产业内贸易，因为同种商品的产品与中间产品和零部件大都归入同组产品，因而形成产业内贸易。 这些同质产品贸易只要加入运输成本等一类因素的分析，都仍然能用赫一俄学说加以说明。因此，差异产品贸易分析是产业内贸易理论的主要内容。 ② 差异产品的产业内贸易 资料表明，大多数的产业内贸易发生在差异化产品之间。在制造业中，产业内贸易商品明显偏高的是机械、药品和运输工具。属于同一产品大类的差异化产品在现代经济中有着很高的占有率。在汽车产业，福特不同于本田、丰田或是雪佛兰。因此，在用一大类的不同品种的产品之间，也会发生双向的贸易流动。 国际产品差异性是产业内贸易发生的基础，这体现在产品的水平差异、技术差异和垂直差异等三方面： ①水平差异是指产品特征组合方式的差异。在一组产品中，所有的产品都具有某些共同的本质性特征，即核心特征，这些特征不同的组合方式决定了产品的差异性，同差异内部一系列不同规格的产品中可以看出水平差异的存在。如烟草、香水、化妆品、服装等。这类产品的产业内贸易大多与消费者偏好的差异有关。差异产品在牌号、规格、服务等特点上的不同，也正是由于差异产品的这种不完全可替代性使得人们对同类产品也产生了不同需求。在人们日益追求生活质量的时代里，在科技进步的作用下，厂商能够提供的差异产品日益繁多，但一国国内厂商很难满足国内消费者的所有需求。如果一国消费者对外国产品的某种特色产生了需求，它就可能出口和进口同类产品。 ② 技术差异是指新产品出现带来的差异，处于产品生命周期不同阶段的同类产品（如不同档次的家用电器）在不同类型国家进行生产，继而进行进出口贸易，便会产生产业内贸易。我们在本章第一节讲到的产品生命周期理论中提到美、欧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例子中，如果欧洲开始生产该新产品，与美国生产的该产品形成差异，那么在整个周期过程中可能会出现欧美之间的产业内贸易或是欧洲从美国进口同时向发展中国家出口的贸易现象。 ② 垂直差异是指产品质量方面的差异，为了占领市场，人们需要不断提高产品质量，而一个国家的消费者，不能全部都追求昂贵的高质量产品，因此，在出口高质量产品的同时往往也会从其他国家进口一些中低质量的同类产品，从而产生产业内贸易。在需求偏好相似论中，我们讲到一国厂商会生产其国内具有代表性需求的产品，那么处于该国国内的需求结构两端的产品就可能会通过进口来解决。 以上三类情况，都有着从供给看存在的规模经济，从需求看存在的需求偏好方面的重叠。当然我们也注意到，基于产品差异的产业内贸易是建立在不完全竞争的基础上的（传统贸易理论一般都假设市场是完全竞争的）。 （2）规模经济论 大规模的生产可以充分利用自然资源、交通运输及通讯设施等良好环境，提高厂房、设备的利用率和劳动生产率，从而达到降低成本的目的。 20世纪70年代，格雷和戴维斯等人对发达国家之间的产业内贸易进行了实证研究，从中发现，产业内贸易主要发生在要素禀赋相似的国家，产生的原因是规模经济和产品差异之间的相互作用。 这是因为，一方面，规模经济导致了各国产业内专业化的产生，从而使得以产业内专业化为基础的产业内贸易得以迅速发展；另一个方面，规模经济和产品差异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正是由于规模经济的作用，使得生产同类产品的众多企业优胜劣汰，最后由一个或少数几个大型厂家垄断了某种产品的生产，这些企业逐渐成为出口商。 ①内部规模经济与国际贸易 一般情况下，内部规模经济的实现依赖于一个产业或行业内的厂商自身规模的扩大赫产出的增加。一个国家享有规模经济的优势，它的成本就是随着产量增加而减少，从而得到了生产的优势。这样它的产品在贸易活动中的竞争能力必然大大提高，占据贸易优势，取得贸易利益。具体来说，我们假设在参与国际贸易以前，垄断竞争企业面对的只是国内的需求，需求量有限。参与国际贸易后，外国需求增加，从而总需求增加，企业的生产相应扩张。在短期内，需求的突然扩张使得企业的平均成本比产品价格下降得更快，形成超额利润。超额利润会吸引更多的国内企业进入该行业。新进入的企业生产的产品对原有企业的产品具有很大的替代性，使得市场对原有企业的需求下降，所以长期内超额利润消失。不过，由于企业在贸易后面对更富有弹性的需求，使得其获得了更低的长期平均成本，从而获得了比较优势，形成贸易发生的基础。可见规模经济既是贸易形成的基础，同时贸易也推动规模经济的实现。 在规模经济较为重要的产业，国际贸易可以使消费者享受到比封闭经济条件下更多种类的产品。因为规模经济意味着在一国范围内企业只能生产有限的产品种类，如果允许进口，则在国内市场上就可以购买到更多种类的产品，这也是福利增加的表现。 对于研究和开发费用等成本支出较大的产业来说，规模经济更显得重要；如果没有国际贸易，这类产业就可能无法生存。研究和开发费用可以说是一种固定的成本费用，随着产量的增加，单位产品的固定成本降低。如果这种产品仅局限在国内市场上销售，则由于产量有限，单位产品的固定成本就较高，因而平均成本较高，厂商难以实现规模经济甚至无法收回投入的研究和开发费用。如果允许国际贸易，使产品在世界市场上销售，产量就会增加，厂商能够实现规模经济下的生产。 ②外部规模经济与国际贸易 外部规模经济主要来源于行业内企业数量的增加所引起的产业规模的扩大。外部规模经济同样会带来该产业成本的降低。在外部规模经济下，由外部经济所带来的成本优势，能使该国成为商品出口国。或许出口产业的建立是偶然性的，但一国一旦建立起大于别国的生产规模，该国就会获得更多的成本优势。这样，即使其他国家更具有比较优势，如果该国已先行将产业发展到一定的规模，那么其他国家就不可能成为该产品的出口国。在外部规模经济存在的情形下，贸易模式并不能根据比较优势而加以确定，强烈的外部经济会巩固现有的贸易模式，可能导致一国被“锁定”在某种以无比较优势的专业化分工模式中，甚至可能导致该国因国际贸易而遭受损失。 (3)需求偏好相似（或重叠） 瑞典经济学家林德(S. B. Linder)提出了偏好相似理论。偏好相似理论主要从需求的角度分析国际贸易的原因，认为产业内贸易是由需求偏好相似导致的。基本观点包括：国际贸易是国内贸易的延伸，在本国消费或投资生产的产品才能够成为潜在的出口产品；两个国家的消费者需求偏好越相似，一国的产品也就越容易打入另一个国家的市场，因而这两个国家之间的贸易量就越大。 （4）经济发展水平是产业内贸易的重要制约因素 西方经济学家认为，经济发展水平越高，产业部门内差异产品的生产规模也就越大，产业部门内部分工就越发达，从而形成差异产品的供给市场。同时，经济发展水平不高，人均收入水平也就越高，较高人均收入层上的消费者的需求会变得更加复杂、更加多样化，呈现除对差异产品的强烈需求，从而形成差异产品的消费市场。当两国之间收入水平趋于相等的过程中，两个国家之间的需求结构也趋于接近，最终导致产业内贸易的发生。林德在其提出的需求偏好相似理论中就指出，贸易国之间收入水平和国内需求结构越相似，相互贸易的倾向就越强。 本条目在以下条目中被提及 产业内贸易 国际经济学 国际贸易理论 自由贸易理论 关键字产业内贸易理论,Theory of jntra-industry trade,差异化产品理论,Intra-industry trade theory,Theory of intra-industry tra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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