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产业竞争力理论国家的财富主要取决于本国的生产率（即指单位工作日所创造的新价值，或者是单位投入资本所得到的报酬）和一国所能利用的单位物质资源。国家或者地区竞争环境如何与其生产率的增长密切相关。一个国家经济发展及其国际竞争力水平，并非只与政治环境和宏观经济条件相关，微观经济基础也起重要的作用。一个国家的竞争力集中体现在其产业在国际市场中的竞争表现，而一国的特定产业是否具有竞争优势取决于国内四个关键因素，即生产要素、需求条件、相关产业和支持性产业的表现、企业的战略、结构和竞争对手。此外，政府的作用以及机遇因素也具有相当的影响力。这六大要素互动形成了“钻石”架构，将影响企业在某个地理环境下能否发展出持续创新、不断进步的能力。 在波特的钻石理论中，他特别强调，当今的竞争已经处于一种动态多变的状态中，在基础科技可以迅速扩散、交通和传播成本降低的情形下，单单将生产活动迁移到廉价地区已经不能保持长期的竞争优势。企业维持竞争优势的惟一方式就是不断地持续升级和创新。而这种创新的基础就是高素质的劳动力和强大的科研基础。为提高国际竞争力，政府需要扮演四大角色：首先，应该改善产业所需要的一般资源，如人力资源、基础设施、充足的资本等；其次，政府应制定能够贯彻的法定政策，以创造产业发展的环境为目标，除了管制不合理竞争，更应鼓励创新和改进；第三，政府应协助产业在某个地区发展“集群”，并刺激集群升级；第四，政府应成为本国企业和人民培养更强大竞争力的推动者和挑战者，并最终成为信息提供者。波特特别强调，领导人的角色和很多变数一样，并不是独立于产业竞争优势的关键要素之外。国家环境的状态、挑战和机会是每个领导人必须面对的事。因为他们比一般人更了解、更相信竞争优势的关键要素，相信动态和变革的重要。他们所站的位置能见人所未见，并有勇气付诸行动。当两个企业所面对同样的环境时，领导人的因素将是决定竞争成败的关键。 产业竞争力，亦称产业国际竞争力，指某国或某一地区的某个特定产业相对于他国或地区同一产业在生产效率、满足市场需求、持续获利等方面所体现的竞争能力。竞争力实质上是一个比较的概念，因此，产业竞争力内涵涉及两个基本方面的问题：一个是比较的内容，一个是比较的范围。具体来说：产业竞争力比较的内容就是产业竞争优势，而产业竞争优势最终体现于产品、企业及产业的市场实现能力。因此，产业竞争力的实质是产业的比较生产力。所谓比较生产力，是指企业或产业能够以比其他竞争对手更有效的方式持续生产出消费者愿意接受的产品，并由此获得满意的经济收益的综合能力。产业竞争力比较的范围是国家或地区，产业竞争力是一个区域的概念。因此，产业竞争力分析应突出影响区域经济发展的各种因素，包括产业集聚、产业转移、区位优势等。 理论基础 任何理论研究都有其理论基础和渊源，产业竞争力理论基础主要有两个： 比较优势原理 产业竞争力理论古典经济学家大卫•李嘉图的比较优势原理指出：商品的相对价格差异即比较优势是国际贸易的基础；特定国家应专注于生产率相对较高的领域的生产，以交换低生产率领域的商品。后来，赫克歇尔－俄林理论对传统比较优势理论进行了补充，指出国家之间要素禀赋的差异决定着贸易的流动方向。 竞争优势原理波特认为，传统经济理论如比较优势理论、规模经济理论都不能说明产业竞争力的来源，因为“在产业竞争中生产要素非但不再扮演决定性的角色，其价值也在快速消退中”，“规模经济理论有它的重要性，但该理论并没有回答人们关心的竞争优势问题”。进而他指出，必须采用竞争优势理论来解释产业竞争力问题。竞争优势有别于比较优势，它是指各国或各地区相同产业在同一国际竞争环境下所表现出来的不同的市场竞争能力。 人们认为，尽管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是存在区别的一组概念，但两者都是产业竞争力形成的基础。两者的区别是，比较优势强调同一国家不同产业间的比较关系，而竞争优势强调不同国家同一产业间的比较关系。前者强调各国产业发展的潜在可能性，后者则强调各国产业发展的现实态势。与区别相比，两者之间的联系更为重要：一国一旦发生对外经济关系，比较优势与竞争优势会同时发生作用；一国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往往易于形成较强的国际竞争优势；一国产业的比较优势要通过竞争优势才能体现。因此，比较优势是产业竞争力的基础性决定因素，而竞争优势是直接作用因素。比较优势是产业国际分工的基础，也是竞争优势形成的基础，但比较优势原理却不能直接用来解释产业竞争力水平的高低，而竞争优势原理作为一种研究思路和分析方法可直接用于解释产业竞争力的形成机理。 成因 波特对多个国家、多个产业的竞争力进行深入研究后认为，产业竞争力是由生产要素，国内市场需求，相关与支持性产业，企业战略、企业结构和同业竞争等四个主要因素，以及政府行为、机遇等两个辅助因素共同作用而形成的。其中，前四个因素是产业竞争力的主要影响因素，构成“钻石模型”的主体框架。四个因素之间彼此相互影响，形成一个整体，共同决定产业竞争力水平的高低。“钻石模型”构筑了全新的竞争力研究体系，提出的竞争优势理论包含了比较优势原理，并大大超出了后者的解释范围。 过程理论 国际竞争力是竞争力资产与竞争力过程的统一国外学者将国际竞争力的形成机理描述为：国际竞争力是竞争力资产与竞争力过程的统一。用公式表示就是：国际竞争力＝竞争力资产×竞争力过程。所谓资产是指固有的（如自然资源）或创造的（如基础设施）；所谓过程是指将资产转化为经济结果（如通过制造），然后通过国际化（在国际市场衡量的结果）产生国际竞争力。中国学者将这一竞争力理论加以改造，提出相应的产业竞争力分析模型，即产业竞争力＝竞争力资产×竞争力环境×竞争力过程。 以指标体系解释的产业竞争力成因理论：中国学者在以定量分析为主要研究工具完成中国工业国际竞争力研究的基础上，用定量分析中使用的具有数量表征特性的竞争力指标体系来解释产业竞争力的形成机理。竞争力指标有两类：一类是分析性指标，这类指标是反映竞争力形成原因的指标；另一类是显示性指标，是反映竞争力结果的指标。“间接因素指标→直接因素指标→显示性指标”的逻辑顺序勾画出产业竞争力的形成机理：竞争潜力→竞争实力→竞争力的实现。 计量分析 产业竞争力成因理论属于产业竞争力理论的定性分析部分，将现代计量经济学分析方法引入产业竞争力理论研究，就可以形成产业竞争力的计量分析理论。产业竞争力计量分析的一般思路是：首先，合理选择评价指标，并 产业竞争力理论对各指标科学分配权重，构建求和模型；然后，按各指标采集数据，经标准化处理后套入求和公式，即得竞争力量化评估水平。产业竞争力计量分析须解决两个关键问题：一个是评价指标的选取和指标体系的建立；另一个是对各指标科学地赋予权重。 其中，在指标赋权方面，可以直接借用统计学中的赋权理论，既可以采用传统赋权方法，也可以采用主成分分析法等现代数学计量方法。中国有学者将产业竞争力评价指标分为两类：一类是显示性指标，主要反映市场占有率和利润率；另一类是分析性指标，又进一步分为直接原因指标和间接原因指标，直接原因指标主要反映生产率和企业营销管理效率等，间接原因指标大体相当于波特的“国家竞争优势四要素”。在指标赋权问题上，他们既采用传统经验法则，也采用现代统计学中的主成分分析法。5.产业竞争力发展阶段理论。从产业发展的角度来讲，产业竞争力成因理论和产业竞争力计量分析理论都是静态的产业竞争力理论，截取产业发展的某个横断面作为研究对象；动态的产业竞争力理论应以产业发展为研究对象，研究产业发展各阶段的竞争力特性。研究产业发展的传统理论是产业生命周期理论。生命周期理论将产业发展分为形成期、成长期、成熟期和衰退期四个阶段。不同的发展阶段具有不同的特征。结合产业生命周期理论，波特总结出产业竞争力发展的“四阶段理论”，即要素驱动阶段、投资驱动阶段、创新驱动阶段和财富驱动阶段。四个阶段是依次递进的，也可能发生折返。[1]
产业聚集理论(Industrial Agglomeration Theory) 产业聚集理论产业聚集(Industrial Agglomeration)理论一直为国内外学者所关注，他们分别从外部经济、产业区位、竞争与合作、技术创新与竞争优势、交易成本、报酬递增等角度探讨了其形成原因与发展机理。由于研究背景及观察问题角度的不同，不同学者对产业聚集给出了不同的定义。 综合起来看，产业聚集是指在产业的发展过程中，处在一个特定领域内相关的企业或机构，由于相互之间的共性和互补性等特征而紧密联系在一起，形成一组在地理上集中的相互联系、相互支撑的产业群的现象。这些产业基本上处在同一条产业链上，彼此之间是一种既竞争又合作的关系，呈现横向扩展或纵向延伸的专业化分工格局，通过相互之间的溢出效应，使得技术、信息、人才、政策以及相关产业要素等资源得到充分共享，聚集于该区域的企业因此而获得规模经济效益，进而大大提高整个产业群的竞争力。 外部经济理论 早在古典政治经济学时期，亚当·斯密(1776)在其著名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中，根据绝对利益理论(Absolute Advantage)，从分工协作的角度，通过产业聚集对聚集经济做了一定的描述，他认为产业聚集是由一 产业聚集理论群具有分工性质的企业为了完成某种产品的生产联合而组成的群体；大卫·李嘉图(1817)根据比较利益学说，研究了生产特定产品的区位问题，也指出了产业聚集所形成的聚集经济问题。 阿尔弗雷德·马歇尔(1890)在其《经济学原理》一书中，首次提出了产业聚集及内部聚集和空间外部经济(External Economies)的概念，并阐述了存在外部经济与规模经济(Scale Economies)条件下产业聚集产生的经济动因。他指出，所谓内部经济是指有赖于从事工业的个别企业的资源、组织和经营效率的经济；而外部经济则是有赖于这类工业产业的一般发达的经济。作者提出了三个导致产业聚集的原因：一是聚集能够促进专业化投入和服务的发展；二是企业聚集于一个特定的空间能够提供特定产业技能的劳动力市场，从而确保工人较低的失业概率，并降低劳动力出现短缺的可能性；三是产业聚集能够产生溢出效应，使聚集企业的生产函数优于单个企业的生产函数，企业从技术、信息等的溢出中获益。 马歇尔进一步指出，同一产业越多的企业聚集于一个空问，就越有利于企业所需生产要素的聚集，这些要素包括劳动力、资金、能源、运输以及其它专业化资源等等。而空间内诸如此类的投入品，或者说生产要素的供给越多，就越容易降低整个产业的平均生产成本，而且随着投入品专业化的加深，生产将更加有效率，该空间企业也将更具有竞争力。因此，马歇尔相应提出了工业区(Industrial Districts)的概念和工业区理论。而关于聚集经济的根源，马歇尔认为来自于生产过程中企业、机构和基础设施在某一空间区域内的联系能够带来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并带来一般劳动力市场的发展和专业化技能的集中，进而促进区域供应者和消费者之间增加相互作用、共享基础设施以及其它区域外部性。但是，马歇尔(1920)强调因为更大的劳动力“蓄水池”，非贸易投入的可得性和知识外溢带来的外部性会使得一个产业聚集于某地，而其分析只适合于一个产业，无法解释不同产业的聚集。 产业区位理论 屠能(1826)创造性地提出了一种强调区位运输差异的理论，开创了区位理论的先河。在其《孤立国同农业和国民经济的关系》一书中，作者寻求解释德国工业化以前某典型城市周围的农业活动的模式，最早用多种要素来解释聚集经济现象，其农业圈模型区位外生市场的假设，是规模收益不变和完全竞争的标准假设完美结合的典范，他更是因此而被称为边际主义的创始人。 而阿尔弗雷德·韦伯(1909)在《工业区位论》一书中，首次提出了聚集的概念，并从微观企业区位选址的角度提出了产业区位理论。从企业最小生产成本出发，认为费用最小区位是最好的区位，而聚集能使企业获得成本节约，阐明了企业是否相互靠近取决于聚集的好处与成本的比较。他将聚集经济定义为成本的节约，并不特别关注产生聚集现象的原因，只 产业聚集理论是将其假定为内部规模经济的外部表现，其模型的目的只是解释为何这样的经济会导致聚集，而不是解释聚集经济本身。他把区位因素分为区域因素(Regional Factor)和聚集因素(Agglomeration Factor)，其中聚集因素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通过企业自身的扩大而产生聚集优势，这是初级阶段；而第二阶段则是各个企业通过相互联系的组织而实现地方工业化，这是最重要的，也是高级聚集阶段。 勒施(1940)对产业聚集与城市的形成及城市化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他指出，大规模的个别企业的区位，有时也会形成城市，在这种场合，是一种综合生产几方面财货的大规模企业的区位。从区位论的观点来看，这所谓的几个方面的财货，也可以分别形成与之相关的几个产业区位。正是基于这些观点，勒施将城市定义为非农业区位的点状聚集。他认为，城市化是产业区位聚集的必不可少的要素，城市化的原因在于非农业区位的点状聚集，并且，他将这种区位的聚集分为自由聚集和受场所约束的聚集等两种形式：自由聚集，是指在任何场合都能发生的聚集，如围绕大规模个别企业的聚集、同类企业的聚集、不同类型企业的聚集、纯消费者的聚集等等。而约束性聚集，则是指受场所约束的情况，它受历史上的人口密度、地形、财富等空间差异的影响，即受“沿袭”下来的因素的影响。通常认为，这种沿袭下来的因素与原材料、水力、劳动、资本、适宜的气候、河流汇合点等因素有关，并以已有的区位为前提。胡佛(1937)在探讨聚集经济时，将聚集经济分为三类：即内部规模经济；对企业是外部的，但对产业部门而言是内部经济的地方化经济(Localization Economies)；对企业和产业部门都是外部的，但因为产业聚集在某一个城市而产生的城市化经济(Urbanization Economies)。对于城市化经济，他认为群体以外的其它类型的产品供给或活动可能增进聚集优势，如公共投入的可供性在群体经济中则很可能成为一种密切联系活动的混合体。而不是一种活动的单位群，也即供给的多样性形成了城市化经济的比较优势。需要指出的是，地方化经济和城市化经济在特征上的差异是很轻微的。 佩鲁(1955)的增长极理论同样与区域或城市的产业聚集观念紧密相关。佩鲁主要通过产业关联、外部性以及最终引起的产业聚集影响到经济增长的角度探讨了非均衡增长战略的状况。该理论认为整个行业体系包含某些有活力的部门或推进型的产业，而产业问的相互作用常常会打破平衡状态，所以要理解经济增长与变化，就必须把重点放在推进型产业上。由于这些产业规模大、市场力量强以及导致创新的能力巨大等原因而支配着其它产业或部门，也就吸引或引导其它经济资源以促进经济增长。佩鲁认为经济空间与地理空间没有任何关系，其增长极概念可以跨越国界。并且，由于人际接触与交往，产业的地区性集中给产业结构和增长带来了特殊效应，它会强化经济活动并相互影响，经济增长是通过生产的聚集及其辐射作用带动的。 新竞争优势理论 新竞争优势理论其实是对产业聚集的一种合作竞争解释，其含义是指企业通过寻求合作的方式来获得共同发展，即使这些企业在发展新产品及市场竞争中互为竞争对手，企业也可以通过与竞争对手的信息交换以获得最小化风险与最大化企业竞争能力。 新竞争优势理论中的协作行为规则基于相互之间的信任、家庭关系以及传统观念。这样使得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通过协作能够获得与大企业一样的内部规模经济，并在柔性专业化理论(Theory of Flexible Specialization)的基础上形成了20世纪70年代初兴起的新产业区理论(The New Industrial Districts Theory)。通过对一些产业区的研究发现，较小企业聚集是基本的经济趋势，而且这种趋势还影响到动态区域内企业间关系的社会及文化行为规则(主要是指制度因素)。当然， 产业聚集理论产业区内企业之间真正合作的例子并不多见，企业间的相互关系也许依赖于特定的情况或者文化氛围，而且企业行业的规则在不同的国家也大不相同。 道格林与弗莱克(1997)指出了两种情况下企业可能会出现合作的可能性：一是准时制(just in time)存货与配货系统的利用；二是区域产业群内企业之间相互交易的速度与频率，企业之间的交易越频繁、越迅速，就会有越多的企业确定其生产的方向及新的企业专业化产品。这两种情况也许只适宜于上下游企业之间，而不适合相互竞争的企业之间。正如奈特(Knight，1996)所指出的那样，由于潜在的成本及收益之间极大的不同，企业之间横向纵向之间的合作划分也是非常有必要的。他进而认为在游说、国外市场调查、联合出口促进、贸易份额划分及特定地区的专业化基础设施等方面，竞争性的企业可能合作；另一方面，他们又在生产、销售及新产品开发等方面进行竞争。 与传统的产业聚集理论将重点放在产业内部的关联与合作之上不同，迈克尔·波特(1990)从企业竞争优势的获得角度对产业聚集现象进行了详细的研究，并提出了新的理论分析基础。波特(1990)通过对德国、法国、英国、日本、美国等国家的产业聚集现象进行研究，从企业竞争优势的角度对这种现象进行了理论分析，提出了产业群(Industrial Clusters)的概念，同时还利用“钻石(Diamond)”模型对产业聚集及产业群进行了分析。他认为，竞争不是在不同的国家或产业之间，而是在企业之间进行，而且贸易的专业化并不能通过要素禀赋状况而得到合理的解释。因此，他将分析的重点放在企业上，并从创新能力的角度来探讨了产业的聚集现象，其整个理论分析框架包括四个方面：即需求状况、要素条件、竞争战略、产业群(或者说相关及支持性产业)。这是因为，如果一个产业在国际上要具有竞争力，就必须具备以下几个条件：国内较好的需求状况；要素投入的质量；促进企业在其产业内部迅速超越其它企业的竞争压力；特定产业供应商与顾客之间的联系。 在波特的钻石模型中，创新在理解企业的竞争优势中起着关键的作用，产品创新或工艺创新是企业创新市场或获得及保持市场份额的核心。该理论认为，产业群通过三种形式影响竞争： 一是通过提高立足该领域公司的生产力来施加影响； 二是通过加快创新的步伐，为生产力的增长奠定坚实的基础； 三是通过鼓励新企业的形成，扩大并增强产业群本身来影响竞争。 其实，产业聚集可以说是外部经济条件下企业区位选择的具体体现，产业群通过以上三种方式影响竞争与马歇尔的外部经济及规模经济观念基本相似。如产业群的产生为企业获得雇员与供应商提供了更好的途径，产业群内的企业能够获得专业化信息的途径，产业群为创新也提供了许多容易捕捉的机会，并且，由于产业群内部企业能够更了解各顾客的消费需求，更接近于市场从而能够更有效地进行创新。此外，由于产业群不仅包括相互竞争的同行业产业实体，而且还涉及到顾客与一些辅助性机构及政府提供的一些基础性设施，这样会导致产业群内企业可以进行较低成本的试验。所以，对于溢出效应起决定性作用的行业来说，企业的区位选择应该趋于地理上的集中，从而聚集现象就必然发生。 产业聚集理论 新制度经济的交易费用理论 新制度经济学主要用交易费用理论来解释产业聚集现象，其核心思想是：企业是作为市场的替代物而产生的，并通过形成一个组织来管理资源，从而节约市场运行成本。 科斯(1937)认为，在企业外部靠市场价格机制协调控制生产，在企业内部，由于交易被取消，市场交易的复杂过程和结构将由企业内部的管理者来代替控制生产，这些都是协调生产过程的不同方式，本质上是一样的。科斯提出交易费用理论并用它来分析组织的界限问题，其目的是说明，企业或其它组织作为一种参与市场交易的单位，其经济作用在于把若干要素所有者组织成一个单位参加市场交换，这样减少了市场交易者数量，从而降低信息不对称的程度，有利于削减交易费用。该理论其实从一个侧面说明了产业聚集(企业的聚集)所产生的经济效益(交易费用的降低)。 在科斯之后，威廉姆森等许多经济学家又进一步对交易费用理论进行了发展和完善。威廉姆森(1977) 将交易费用分为 产业聚集理论事前的交易费用和事后的交易费用，事前的交易费用是指由于未来的不确定性，需要事先规定交易各方的权利、责任和义务，在明确这些权利、责任和义务的过程中就要花费成本和代价，而这种成本和代价与交易各方的产权结构的明晰度有关；而事后的交易费用是指交易发生以后的成本，这种成本表现为各种形式： 其一，交易双方为了保持长期的交易关系所付出的代价和成本； 其二，交易双方发现事先确定的交易事项有误而需要加以变更所需付出的费用； 其三，交易双方由于取消交易协议而需支付的费用和机会损失。 在此基础上，威廉姆森1980分析了交易费用的影响因素，他认为交易费用的影响因素主要是环境的不确定性、小数目条件、组织或人的机会主义以及信息不对称等，这些因素构成了市场与企业间的转换关系。该学者又于1985年解释小数目条件与市场机制的关系，认为小数目条件即市场上的角色数目越少，则市场机制就越失效，并于1994年建立了基于区域之间动态的交易费用模型。 按照科斯和威廉姆森的观点，产业聚集有助于减少环境的不确定性、改变小数目条件、克服交易中的机会主义和提高信息的对称性，从而降低交易费用。杨小凯(1991)则从劳动交易和中间产品的交易角度区分了企业和市场，认为企业是以劳动市场代替中间产品市场，而不是用企业组织替代市场组织。后来，杨小凯在1995年又进一步研究认为，企业和市场的边际替代关系取决于劳动力交易效率和中间产品交易效率的比较。 所以，按照科斯、威廉姆森及杨小凯等制度经济学派学者的观点，从交易角度看，市场和企业只不过是两种可选择的交易形式和经济组织形式，它们之间并没有什么本质区别，而且在它们之间，还存在着多种其它中间组织形式，产业聚集就是处于市场和企业之间的一种中间组织形式。 马丁(1999)探讨了存在聚集经济条件下序列区位竞争的结果，他通过模型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存在聚集经济时，赢得第一次的区位竞争，将使得一个区域对未来企业的进入更具有吸引力。所以，第一个企业可能获得较高的财政激励，而对于以后的企业来说，即使获得的财政补贴较少，但却能够从产业聚集的外部经济中获得利益。所以，马丁的模型对企业的区位选择及产业的地理集中作出了预测。由于对较早的投资吸引所获得的动态效果将可能超出直接的经济效果，即能够对以后的产业吸引形成一种区域环境，存在第二个企业选择与第一个企业相同区位的可能性，最终导致产业聚集，在同一区位的企业随着外生的(自然的)相对成本优势与内生的(后来获得的)聚集优势增加而增加。这样，各区域为获得长期利益而竞相采取优惠措施吸引外部资金或企业的注入，各区域之间的“优惠政策”之争也就在所难免。 总之，新制度经济理论所强调的重点是社会关系的重要性，该理论认为，不管在企业内部还是企业之间，社会关系一方面可以降低管理费用，另一方面又可以提高企业的创新活力。这种社会资本，是形成产业聚集的出发点之一，也是产业聚集能够带来竞争优势的条件之一。 新经济地理学规模报酬递增理论 近年来，以保罗·克鲁格曼、藤田昌久等人为代表的新经济地理学(New Economic Geography)学派从全新的角度 产业聚集理论来研究聚集经济和产业聚集现象，该理论从一般性的角度研究聚集并提出了一个普遍适用的分析框架，进一步解释了在不同形式的递增报酬(Increasing Returns)和不同类型的运输成本(Mobility Cost)之间的权衡问题，并对企业聚集现象提出了经济学的解释。 新经济地理学以Dixit-Stiglitz(D-S模型)(1977)的垄断竞争分析框架为基础，借助新贸易理论和新增长理论的核心假定—— 收益递增思想，建立了描述产业聚集的“中心一外围”模型(Core—Periphmy)(克鲁格曼，1991)。该模型的基本假定为：一个国家，两种产品(农产品和制造品)。农产品是同质的，其生产是规模报酬不变的，密集使用的生产要素是不可移动的土地，因此农产品的空间分布很大程度上由外生的土地分布情况决定；制造业包括许多有差异的产品，其生产具有规模经济和收益递增的特征，很少使用土地。而正是由于规模经济的存在，每种制造品的生产将只在为数不多的地区进行，从而实现了产业的聚集。因此，我们可以看出，“中心一外围”模型依赖于外部经济，即规模经济、收益递增以及运输成本和需求的相互作用。 尽管这些学者已经开始为产业聚集现象寻求不同于传统理论的解释，但是他们并没有阐明聚集发生的具体机制，而且其模型一开始就假设存在一个市场规模较大的中心地区(同时强调两地区间从人均水平看没有比较优势) ，从而也不能解释“中心一外围”模式的形成。 该学派此后的研究，开始寻求“中心一外围”模式的内生解释，并阐释“循环因果”形成的具体机制。在考虑收益递增、垄断竞争和贸易成本的一般均衡分析框架中，通过劳动力的跨地区流动来探讨聚集发生的机制。在该模型中，其假定有两个地区和两个部门：规模收益不变的以农业劳动力为投入的完全竞争的农业部门和规模收益递增的以工人为投入的垄断竞争的制造业部门，制造品的贸易存在运输成本。 该模型还假定农业人口在两地平均分布，工人可以自由流动，工人流动的动力来自两地的工资差异。在引入了这样的工人流动机制，通过求解厂商和消费者最大化问题，得到均衡时两个地区工人的工资之后，分析了在什么条件下会出现产业聚集的均衡结果：工人完全流向一个地区即制造业聚集于一个地区(当然也会出现其它的均衡结果，如产业完全分散或部分分散)，以及均衡是否唯一，是否稳定。在均衡形成和演化的过程中，规模经济(在该模型中用替代弹性来衡量)、运输成本(也就是贸易成本)和制造业份额(即需求因素)这三个变量起着决定性作用。
形成 产业布局理论产业布局理论的形成期—19世纪初~20世纪中叶 1、杜能的《孤立园》。1926年，法国经济学家杜能撰写了著名的《孤立国同农业和国民经济的关系》，提出了著名的孤立国同农业圈层理论。他认为：在农业布局上，并不是哪个地方适合种什么就种什么，在这方面起决定作用的是级差地租，首先是特定农场（或地域）距离城市（农产品消费市场）的运近，亦即集中化程度与中心城市的距离成反比，为此，他设计了孤立国六层农业圈。尽管杜能的理论忽视了农业生产的自然条件，也没有研究其他产业的布局，但他的农业区位理论给西方许多工业区位理论的研究者以深刻的启发，杜能也因第一个研究区位问题，被誉为产业布局学的鼻祖。 2、韦伯的工业区位理论。阿尔弗雷德·韦伯(AlfredWeber)认为，运输费用对工业布局起决定作用，工业的最优区位通常应选择运费最低点上。韦伯还考虑了其他两个影响工业布局的因素（劳动费、运费） ①对劳动费在生产成本中占很大比重的工业而言，运费最低点不一定是生产成本最低点。当存在一个劳动费最低点时，它同样会对工业区位产生影响。 ②聚集力是指企业规模扩大和工厂在一地集中所带来的规模经济效益和企业外部经济效益的增长。 发展 1、成本学派理论，核心是以生产成本最低为准则来确定产业的最优区位，主要代表人物是阿尔弗雷德·韦伯(AlfredWeber)，阿尔弗雷德·韦伯之后是胡佛。胡佛提出运输成本由两部分构成：线路运营费用、是距离的函数；站场费用、则不一定。在此基础上他对阿尔弗雷德·韦伯的理论作了修改：第一，若企业用一种原料生产一种产品，在一个市场出售，在原料与市场之间有直达运输，则企业布局在交通线的起点最佳。因为在中间设厂将增加站场费用。第二，如果原料地和市场之间无法直达运输线，原料又是地方失重原料，则港口或其他转运点是最小运输成本区位。 产业布局理论2、市场学派理论。成本最低并不是全意味着利润最大化，市场因素对产品价格影响越来越重要，是产业布局必须充分考虑市场因素，尽量将企业布局在利润最大区位。克里斯塔勒创立了“中心地理论”，他认为高效的组织物质生产和流通的空间结构，必然是以城市这一大市场为中心，并由相应的多数市场构成相应的网络体系。 3、成本—市场学派理论，在前两者基础上形成 ⑴俄林的一般区位理论。认为：运输方便的区域经济能够吸引到大量的资本和劳动力，并能成为重要市场，因此可专门生产面向市场、规模经济优势明显和难以运输的产品。而运输不方便的地方则应专门生产易于运输、小规模生产可以获利的产品。 ⑵弗农的产品生命周期理论，第一，处于创新期的产业属于技术密集型产业，一般趋向于科研信息与市场信息集中，人才较多，配套设施齐全，销售渠道畅通的发达城市。第二，处于成熟期的产业会出现波浪扩展效应，开始向周边地区扩散，（因为生产定型化使技术普及化，同时大城市的成本费用一般比较高）。第三，衰退期的产业沦为劳动密集型，技术完全定型化，产品需求已趋于饱和，生产发展潜力不大，于是从发达地区向落后地区转移。 4、以后起国家为出发点的西方产业布局理论 ⑴增长板理论（法）。在一国经济增长过程中，由于某些主导部门或者有创新力的企业在特定区域或者城市聚集，从而形成一种资本和技术高度集中，增长迅速并且有显著经济效益的经济发展机制。由于其对临近地区经济发展同时有着强大的辐射作用，因此被称为“增长极”。根据增长极理论，后起国家在进行产业布局时，首先可通过政府计划和重点吸引投资的形式，有选择地在特定地区和城市形成增长极，然后凭借市场机制的引导，使增长极的经济辐射作用得以充分发挥，并从其临近地区开始逐步带动增长极以外地区经济的共同发展。 ⑵点轴理论——增长极理论的延伸。从区域经济发展的空间过程看，产业、特别是工业等集中于少数点，即增长极。随着经济的发展，工业的增多，点与点之间由于经济联系的加强，必然会建设各种形成的交通线路使之相联系，这一线路即为轴。轴线一经形成，对人口和产业就具有极大的吸引力，吸引企业和人口向轴线两侧聚集，并产生新的增长点。从而由点到轴，由轴带面，最终促进整个区域经济的发展。 内容 （1）产业布局层次（中国性产业布局和地区性产业布局）； （2）产业布局机制（产业布局的市场机制，产业布局的计划机制）； （3）区域产业结构（产业构成和各个产业之间的联系，各个产业构成的比例关系的总和）。 特点 1、各个产业由于自身的技术经济要求不同，而在布局上呈现出不同特征； 2、各地区根据自身条件，扬长避短，发挥优势，形成不同的产业结构。 影响因素 接近消费市场日益重要一、原材料、市场和运输 对于使用大量原材料的制造产业来说，特别是那些在生产制造过程中将大大减低原材料的重量、体积及使用易变质的原材料，将此类产业建于原材料产地附近会大大降低运输成本。在生产制造过程中，最终产品的重量，体积将大大增加，或产品易变质的情况下，将该类产业建在消费市场附近就比较有利。随着原材料处理，运输方式的改进，以及制造业的构成由重工业转向高附加值工业，原材料的运输方式及成本不再是产业布局中，非常重要因素，相反，接近消费市场日益重要。（更快地了解顾客偏好、服务要求、竞争者信息等） 二、劳动力劳动力因素对产业布局的影响包括两个方面：劳动力成本和劳动力质量。不同地区间的劳动力成本往往差异很大，这与当地的经济发展水平，生活费用要求，社会保障键全与否，工业化水平等都有关系。雇佣劳动力的难易程度也是产业布局中需要考虑因素。一般来说，在城市原有大量的劳动力储畜，雇用成本相对较低；反之，企业可能会有劳动力不足的问题。地区拥有大量劳动力是吸引某些厂商（劳动密集型）选址于该地区的重要因素，然而要素质量上的差异，如劳动者的技能、工作态度和道德水平都很可能会抵消这优势。研究发现，由于发展中国家地区间（特别是主要城市与其他地区间）要素质量上存在差异，使厂商在选址时，往往首先从中心城市逐渐移到邻近地区。 三、外部规模经济性城市化规模经济性指由于建立在大城市，（而非中小型城市）中而对经营的好处，如更接近市场和消费者，运输成本低，较大的劳动力储畜，获得多种商业服务。本地化规模性指与其他同类或相关行业的厂商集中于同一区域经济而带来的好处： ⑴利用已成的某种产品的市场； ⑵拥有高度产业化的劳动力队伍； ⑶利用区内高度专业化的销售、研发及劳动力培训服务； ⑷形成地区的专业化分工，存在大量的主要专业性厂商进行配套服务。 四、政府职能与政府干预政府对产业布局的影响有三种不同方式： 1、直接划定产业布局政策，是一种由国家政府为刺激特定区域的经济发展（以某种激励或补贴形式），自上而下制定实施的政策。 2、产业布局政策，包括贸易政策与关税政策、国际政策 3、导出的布局政策，由于各地方政策对于吸引投资、开发本地经济的意愿，方法和政策存在不同，这种差异实际上造成了是空间布局政策的效果。 现状 产业布局理论中国产业布局的历史轨迹，表现为“均衡发展—非均衡发展”，逐渐演变的过程，并具有明显的阶段性特征。 一、1949—1978年：均衡产业布局政策建国初，占国土面积不到12%的东部沿海地带，聚集了中国70%以上的工业，上海、天津、青岛、广州、北京、南京、无锡化市的工业产值占整个工业产值的94%，内陆地区近代工业几乎一片空白。所以，采取大规模向内地推行工业化模式，以求均衡发展，均衡产业布局政策选择的评价： 1、比较优势判断。在1978年前中国计划经济体制大前提下，中国区域产业布局在本质上不具有依据比较优势布局的特征，资本和劳动力资源不能自由流动，地区间的贸易方式以计划和调拔为主。当时的产业布局主要是以政策导向为主，重工业不仅在东北等老工业基地继续发展，而且在中西部也大规模推进重工业化过程，选择的布局地点也以战备为需要。因此，中国重工业化布局不具有比较优势特征，是缺乏效率和效益的重工业化。同时，这种又调生产力的均衡布局和地方工业自成体系，违背比较优势原则的政策，造成了中国工业体系“遍地开花” 2、公平与效率取舍。改革前中国政府对空间公平的追求基于对效率的提高，用整体的效率损失换取区域的均衡发展，表现为近30年时间中国收入水平及消费水平都处于增长缓缓乃至停滞状态，而表面较高的增长速度是在扭曲的产业结构和绩效较低的情况下实现的。 二、改革开放后的非均衡产业布局政策 1978年以后，在对传统计划体制进行改革和实行对外开放的过程中，中国区域经济发展和产业布局的主导思想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从侧重公平转向侧重效率，一改过去的均衡发展，实施区域经济倾斜发展战略，把建设的重点转向东部沿海地区。无论是引进外资、国家投资、优惠政策方面，产业布局政策都倾向于东部。 （一）非均衡产业政策对中国的积极的影响 1、产业布局经历了从均衡到非均衡较转变后，在中国范围内呈现出自东向西梯度分布，由南向北展开的布局。 2、根据各地域的优势，初步形成了产业布局的地域分工。东部地带的12个省、市、区经济发达，工业结构偏向于加工工业，较轻工业比重较高，技术和资金密集度较高。中部九个省区，工业发展水平大幅度提高，原料工业和重加工工业较突出。西部九个省区，区内经济地理位置和自然条件较差，但拥有丰富的矿产资源，工业结构以采掘业为特色。 3、一批中心城市的辐射力增强，有效带动了周围区域经济的增长，东部地区的大中型城市，对周围地区的辐射和劳动作用增强，形成了工业密集区域，如长江三角洲地区，环渤海地区，珠江三角洲。 （二）非均衡产业布局的负面影响 1、地区经济差距距扩大，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加剧。1980~1992年群间，中部同东部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相对差距由31.2%扩大到了43.1%，西部同东部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相对差距43.8%扩大到50.5%。 2、区域经济磨擦，地区封锁日趋强化。自20世纪80年代初期财税实行“分灶吃饭”和分权体制改革以来，区域中的地方政府获得了相当大的权力，区际关系开始按市场规则行事，由于转轨时期新旧体制的磨擦，使区域经济形成经济活跃经济紊乱并存的局面。 3、产业布局非区位化，引发区域产业结构趋同。在利润动机的诱导下，各地区纷纷加速发展投资少、见效快的加工工业，忽视基础产业，从而导致各地区产业结构雷同。在加工工业上，一些拥有先进技术和设备，有条件发展深加工和高技术产业的发达地区未能较快改造传统产业，振兴新兴产业，而是在某种程度上固守原有的一般加工水平，产业升级换代缓慢。而一些设备技术差的落后地区限制原材料流出，自搞加工，刻意追求高附加值，又往往依靠外汇进口原器件来支撑耐用消费品加工工业。结果是资源产区和加工地区的产业结构从不同的起点出发，走向趋同。这种不合理的趋同，直接产生以下不利后果：一是区域分工弱化，分工利益减弱；二是布局中重复引进，浪费现象严重；三是产业间的空间组织缺乏专业化协作，企业规模在低效率基础上趋向小型化及空间分布均衡化，造成分工效益和规模效益双重损失。 4、注重地区经济倾斜，忽视产业倾斜。从比较利益理论和非均衡理论出发，给基础好的地区某些政策倾斜优惠是应该的可行的。但是必须把地区倾斜与产业倾斜结合起来，着力培训地区增长点和产业增长点。中国在产业布局实践中对东部进行了全面倾斜，而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中西部地区的发展，特别是中西部的农业、能源、原料和交通运输等基础产业。[1]
目录 1 产业集聚最佳规模论概述 2 参考文献 产业集聚最佳规模论概述 美国区域经济学家埃德加.M.胡佛，在20世纪30年代论证了不同产业的区位结构之后，将规模经济区分为三个不同的层次。他认为，就任何一种产业来说，都有：(1)单个区位单位(工厂、商店等等)的规模决定的经济；(2)单个公司(即联合企业体)的规模决定的经济；(3)该产业在某个区位的集聚体的规模决定的经济。而这些经济各自得以达到最大值的规模，则可以分别看作是区位单位最佳规模、公司最佳规模和集聚体最佳规模1。2 埃德加·胡佛的主要贡献在于指出产业集聚存在一个最佳的规模，如果集聚企业太少，集聚规模太小的话，则达不到集聚能产生的最佳效果；如果集聚企业太多，则可能由于某些方面的原因使集聚区的整体效应反而下降。 参考文献 ↑ 埃德加.M.胡佛.区域经济学导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中译本,1990 ↑ 张立川.外商直接投资与产业集群的关联机理研究D.武汉理工大学,2005年6月 产业集聚最佳规模论是一个小作品。你可以通过或修订扩充其内容。
目录 1 创新产业集聚论概述1 2 参考文献 创新产业集聚论概述1 熊彼特将技术创新与产业集聚的发展结合在一起进行研究，他在解释经济周期或经济波动时认为，除了战争、革命、气候等外部因素之外，技术创新的产业集聚和增长的非同期因素是经济波动的主要原因。 熊彼特认为：创新不是孤立事件，并且不在时间上均匀地分布，而是相反，它们趋于群集，或者说，成簇地发生。这仅仅是因为，在成功地创新之后，首先是一些，接着是大多数企业会步其后尘；其次，创新甚至不是随机地分布于整个经济系统，而是倾向于集中在某些部门及其邻近部门。 参考文献 ↑ 张立川.外商直接投资与产业集群的关联机理研究D.武汉理工大学,2005年6月 创新产业集聚论是一个小作品。你可以通过或修订扩充其内容。
目录 1 霍夫曼产业分类法概述 2 霍夫曼产业分类法的应用 霍夫曼产业分类法概述 德国经济学家霍夫曼提出的以研究工业化进程中产业结构之间的比例关系和变动趋势为目的按产品用途进行产业分类的方法。他把从研究工业化发展阶段的需要把产业分成三类： （1）消费资料产业，如食品工业、纺织工业等。原则是工业产品75%以上属于消费资料。 （2）资本资料产业，如化学工业、一般机械工业等。原则是该类工业产品75%以上属于资本资料。 （3）其他产业，如橡胶、木材、造纸等工业。 将产品用途有75%以上属资本资料的产业划分为资本资料工业，难以用以上标准划分的产业则被列入其他工业。 霍夫曼产业分类法的应用 这一划分界线在实际工作中难以划分和量度，因而这一方法在特定条件下才有实际应用价值。 霍夫曼比例：消费资料工业净产值与资本资料工业净产值的比例。
目录 1 技术创新产业升级理论简介 2 技术创新产业升级理论的评价 技术创新产业升级理论简介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出现了加速增长的趋势，特别是一些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的对外直接投资投向了发达国家，并成为当地企业有力的竞争对手。如何解释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新趋势，是国际直接投资理论界面临的重要挑战。 英国学者坎特韦尔(John A.Cantwel1)和托兰惕诺(Paz Estrella Tolentino)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共同提出了“技术创新产业升级理论”，用以解释20世纪80年代以来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对经济发达国家的直接投资加速增长的趋势。 坎特韦尔和托兰惕诺主要从技术累积论出发，解释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对外直接投资活动，从而把这一过程动态化的阶段化了。他们提出了两个基本命题： 1、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产业结构的升级，说明了发展中国家企业技术能力的稳定提高和扩大，这种技术能力的提高是一个不断积累的结果。 2、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企业技术能力的提高是与其对外直接投资的增长直接相关的。现有的技术能力水平是影响其国际生产活动的决定因素，同时也影响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对外投资的形式和增长速度。 在上述两个命题的基础上，该理论的基本结论是：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分布和地理分布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逐渐变化的，并且是可以预测的。 坎特韦尔等人还分析了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特征和地理特征。根据他们的研究，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受其国内产业结构和内生技术创新能力的影响。在产业分布上，首先是以自然资源开发为主的纵向一体化生产活动，然后是进口替代和出口导向为主 的横向一体化生产活动。从海外经营的地理扩展看，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在很大程度上受“心理距离”的影响，其对外直接投资遵循以下的发展顺序：首先是在周边国家进行直接投资，充分利用种族联系；随着海外投资经验的积累，种族因素的重要性下降，逐步从周边国家向其他发展中国家扩展直接投资；最后，在经验积累的基础上，随着工业化程度的提高，产业结构发生了明显变化，开始从事高科技领域的生产和开发活动。同时，为获得更先进复杂的制造业技术，开始向发达国家投资。如中国台湾省的跨国公司在化学、半导体、计算机领域，新加坡的跨国公司在计算机、生物技术、基因工程、电子技术领域，韩国、香港特区企业在半导体、软件开发、电信技术等领域都占有一席之地。这些国家和地区对发达国家的投资也表现出良好的竞争力。 技术创新产业升级理论的评价 对外直接投资技术创新产业升级理论是以技术积累为内在动力，以地域扩展为基础的。随着技术积累固有的能量的扩展，对外直接投资逐步从资源依赖型向技术依赖型发展，而且对外投资的产业也逐步升级，其构成与地区分布的变化密切相关。 该理论解释了1980年代以来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对外投资的结构由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由传统产业向高技术产业流动的轨迹，对于发展中国家通过对外投资来加强技术创新与积累，进而提升产业结构和加强国际竞争力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受到了西方经济理论界的高度评价。
简介美国著名经济学家、“GNP之父”西蒙·库兹涅茨从国民收入和劳动力在产业间的分布入手，对伴随经济增长中的产业结构变化作了深入的研究。结论是：（1）农业部门实现的国民收入，随着年代的延续，在整个国民收入中的比重以及农业劳动力在总劳动力中的比重均不断下降；（2）工业部门国民收入的相对比重大体上是上升的，然而，如果综合各国的情况看，则工业部门中劳动力的相对比重是大体不变或略有上升；（3）服务部门的劳动力相对比重呈现上升趋势，但国民收入的相对比重，却并不必须与劳动力的相对比重的上升趋势同步，综合起来看是大体不变或略有上升。 原因分析 服务业 库兹涅兹认为引起国民收入和劳动力在各产业间变动的原因主要有：（1）导致农业部门的国民收入和劳动力相对比重趋于下降的主要原因有三： 一是由农产品的需求特性所引起的低收入弹性，即农产品为最终生活必需品，当生活水平达到一定程度后，人们对农产品的需求并不随着收入增加的程度而同步增加，这样就使农产品需求的收入弹性下降。使农产品在价格和获取附加价值上处于不利地位。农业实现的国民收入份额便趋于减少。 二是第一、二次产业之间技术进步的差异性。农业生产技术进步比工业困难，农业投资受“报酬递减”的限制。而工业投资则因技术进步而“报酬递增”。 三是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农业国民收入相对比重的降低都必然引起农业劳动力相对比重的下降。 （2）工业部门国民收入相对比重上升、劳动力相对比重大体不变的原因在于不仅消费结构的变化使工业的收入弹性处于有利地位。而且国民收入中用于投资的增长亦在不断扩大工业市场，整个国民收入的支出结构的演变都导致了工业的高收入弹性，使工业实现的国民收入相对比重上升；随着工业技术进步，原有工业部门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排斥自身的劳动力，而工业部门内行业的扩张和增加又吸收劳动力，两相抵消!劳动力的相对比重趋于稳定。 （3）服务部门劳动力相对比重上升、国民收入相对比重微升的原因是：“服务”这种商品比农产品具有更高的收入弹性，加之第三次产业中许多行业具有劳动力和资本容易进入，产业内部竞争激烈，使“服务”这一商品相对于工业品在价格上处于劣势，服务部门实现的国民收入的相对比重难以上升。库兹涅兹根据对经济发展程度不同的国家的分析比较中得出如下结论：不发达国家的第一次产业和第二次产业的比较劳动生产率（相对国民收入）的差距比发达国家要大。不发达国家多为农业国，发达国家多为工业国。穷国要从穷变富，必须发展非农业部门。 发展 工业 从理论上看，三次产业结构理论的建立与发展经历了一个不断完善并创新的过程。 三次产业的分类产业分类是建立产业结构概念和进行产业结构研究的基础。三次产业的分类方法是西方学者进行产业结构研究的最重要的分类方法之一。三次产业的分类方法的提出和应用，使产业结构的理论水平和研究方法得到了进一步的拓展。 三次产业分类的主要原则，是把全部经济活动按照经济活动的客观序列与内在联系，划分为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这是欧美、日本和前苏联等工业发达国家普遍采用的一种产业分类法。中国于1985年也首次对1984年的第三产业作出了统计，国务院并转发了国家统计局关于建立第三产业统计的报告。①在总结国内外经验的基础上，根据中国的具体情况，指出建立这种分类法的必要性和中国三次产业的划分方法。 中国三次产业划分的具体标准和范围如下。第一产业：农业（包括林业、牧业、渔业等）。第二产业：工业（包括采掘业、制造业、自来水、电力、蒸汽、热水、煤气）和建筑业。第三产业：除了上述第一、第二产业以外的其他各业。由于第三产业包括的行业多、范围广，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第三产业可分为两大部分：一是流通部门，二是服务部门，具体又可分为四个层次。第一层次：流通部门，包括交通运输业、邮电通信业、商业、饮食业，物资供销和仓储业。第二层次：为生产和生活服务的部门，包括金融业、保险业、地质普查业、房地产业、公用事业、居民服务业、旅游业、咨询信息服务业和各类技术服务业等。第三层次：为提高科学文化水平和居民素质服务的部门，包括教育、文化、广播电视事业，科学研究事业，卫生、体育和社会福利事业等。第四层次：为社会公共需要服务的部门，包括国家机关、政党机关、社会团体以及军队和警察等。 经济学界普遍认为，三次产业分类法的确立，实际上是由英国经济学家、新西兰突塔哥大学教授费希尔（A．G．D．Fisher）完成的。本世纪30年代初，费希尔研究认为，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并没有穷尽全部经济活动，于是，把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之外的所有其他经济活动，统称为第三产业。费希尔在当时的英国和澳大利亚的经济杂志上发表了数篇论文，不仅提出了第三产业的概念，而且指出第三产业的本质在于提供服务。1935年，费希尔在《安全与进步的冲突》一书中，从世界经济史的角度对三次产业分类方法进行了理论分析。认为：综观世界经济史可以发现，人类生产活动的发展有三个阶段。在初级生产阶段，生产活动主要以农业和畜牧业为主……迄今世界上许多地区还停留在这个阶段上。第二阶段是以工业生产大规模地迅速发展为标志的，纺织、钢铁和其他制造业的商品生产为就业和投资提供了广泛的机会。显然，确定这个阶段开始的确切时间是困难的，但是很明显，英国是在18世纪末进入这个阶段内……第三阶段开始于20世纪初，大量的劳动和资本不是继续流入初级生产和第二级生产中，而是流入旅游、娱乐服务、文化艺术、保健、教育和科学、政府等活动中。处于初级阶段生产的产业是第一产业，处于第二阶段生产的产业是第二产业，处于第三阶段生产的产业是第三产业。 费希尔虽然提出了三次产业的分类方法，但没有总结出规律性的东西。英国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克拉克则在继承费希尔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在1940年出版的《经济进步的条件》中，运用三次产业分类方法研究了经济发展同产业结构化之间的关系的规律，从而拓展了产业结构理论的应用研究，使得三次产业分类方法得到了普及。因此，三次产业分类方法更多地是与克拉克的名字联系在一起。这种产业的分类方法又称为克拉克产业分类法。 1.配第-克拉克定理配第-克拉克定理是提示经济发展过程中产业结构变化的经验性学说。早在17世纪，西方经济学家威廉•配第就已经发现，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产业中心将逐渐由有形财物的生产转向无形的服务性生产。1691年，威廉·配第根据当时英国的实际情况明确指出：工业往往比农业、商业往往比工业的利润多得多。因此劳动力必然由农转工，而后再由工转商。英国经济学家克拉克在威廉•配第的研究成果之上，计量和比较了不同收入水平下，就业人口在三次产业中分布结构的变动趋势后得出的。克拉克认为他的发现只是印证了配第在1691年提出的观点而已，故后人把克拉克的发现称之为配第-克拉克定理。 克拉克首先把整个国民经济划分为三个主要部门，即现在普遍称作的三次产业：农业——第一产业；制造业——第二产业；服务业——第三产业。克拉克所说的农业除了包括种植业外，还包括畜牧业、狩猎业、渔业和林业。矿业被认为处在边界线上。采矿业在经济活动中分明是取自于自然的产业，理应划入第一产业。但采矿业有更多的属性近乎制造业。克拉克在1951年出版的《经济进步的条件》（第二版）时，将其划入了第二产业。这个部门的特点是所有行业都直接地依赖于自然资源的使用。在技术不变的情况下，这个部门除少数例外，通常遵循报酬递减规律。制造业被定义为：一个不直接使用自然资源，大批量连续生产可运输产品的过程。这个定义排除了不可运输产品（建筑与公共工程）的生产和小规模的不连续过程（如手工缝衣或修鞋等）。制造业的基本性质是它的材料和产品娟必要即可远距离地运输，它要求有相当大的资本投资和高度的组织。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个部门的生产具有报酬递增的特点。第三部门由大量的不同活动所组成，克拉克把它们统称为服务部门。这个部门包括建筑、运输与通信、商业与金融、专业服务（如教育、卫生、法律等）、公共行政与国防以及个人服务业等。服务业按照某种目的还可以区分为直接提供给最终购买者（消费者、投资者和政府）的服务，和被用来帮助其他生产过程的服务（如商品运输、批发商业以及为商业目的乘客旅行和旅馆提供等）。 克拉克在搜集和整理若干国家的统计资料基础上，进行了国际比较和时间序列分析，得出如下结论：“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社会在经济上变得更为先进，从事农业的人数相对于从事制造业的人数趋于下降，进而从事制造业的人数相对于服务业的人数趋于下降。”克拉克认为，劳动力在产业之间变化移动的原因是由经济发展中各产业间的收入出现了相对差异所造成的。因此，配第-克拉克定理可以表达为：随着经济的发展，人均国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劳动力首先由第一产业向第二产业移动；当人均国民收入水平进一步提高时，劳动力便向第三产业移动。劳动力在产业间的分布状况是：第一产业减少，第二、三产业将增加。这不仅可以从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时间序列分析中得到印证，而且还可以从处于不同发展水平上国家在同一时点的横断面比较中得到类似的结论。人均国民收入水平越高的国家，农业劳动力在全部劳动力中所占的比重相对来说越小，而第二、三产业中劳动力所占的比重相对来说就越大；反之，人均国民收入水平越低的国家，农业劳动力所占比重相对越大，而第二、三产业劳动力所占的比重相对越小。 克拉克对其本人总结的规律提出了两点解释，一是需求因素，二是效率因素。关于需求因素，克拉克认为，“随着人均收入的增加，很明显，对农产品的相对需求一直在下降，而对制造品的相对需求开始上升然后下降，而让位于服务业。”进一步指出，如果把服务业限于对消费者的服务，那么，相对于其他产品，服务业不会表现出很高的边际需求。但是，若把服务业扩大到包括为企业提供的服务，那就可以得出肯定的结论：服务业的相对需求将是上升的。除了部门间需求差别外，部门间效率差别也是结构变化的一个重要因素。按照克拉克观点，不同部门存在不同的生产产率。制造业的人时实际产品差不多总是比同一个经济中其他部门的人时实际产品以更大比例增长，因此，“制造品的一个静止的相对需求将会导致该部门就业劳动力比例的下降。甚至当制造品相对需求增加时，人们仍然可以一般地预期，在长期该部门的就业劳动力比例是下降的”。农业劳动生产率除原始社会外也显示了持续上升的趋势，虽然通常没有制造业劳动生产率上升得那么迅速。上升的生产率与持续下降的相对需求结合在一起，必然导致农业劳动力比例持续下降。当然，服务业的效率也同样得到巨大的改善，但由于社会经济生活对服务业的各个部门的需求比生产率增加来得更为迅猛，因而服务业中劳动力的相对比例相应地迅速提高。克拉克认为，“经济规律是从比较观察中总结出来的，而不是从事先假定中演绎出来的”克拉克在其《经济进步的条件》的序言中明确指出：经济学应当是建立在对经济世界现实材料的收集和考察基础上的科学。 克拉克对经济世界分析方法的思想，体现在其产业结构理论中有如下特点：（1）克拉克的产业结构研究采用了三次产业分类法，即把全部经济分为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作为基本框架。（2）克拉克采用了劳动力这一指标来分析产业结构的演变。克拉克考察了经济发展进程中劳动力在各产业中的分布状况的变化。（3）克拉克通过分析若干国家在一定时间序列中所发生的变化，来探讨人均国民收入水平的提高与一国产业结构演进之间的规律。（4）克拉克引用了最终需求的收入弹性和价格弹性，以及劳动生产率劳动来规范经济事实。因此，从理论的形成与发展上看，克拉克所发现的规律，其理论来源主要有两个：一是配第定理，即产业间收入相对差异的描述性规律现象；二是费希尔的三次产业分类法。 相关书籍 2.库兹涅茨法则库兹涅茨是美国当代著名经济学家，在西方经济学界获得“国民生产总值之父”的美名。他特别强调经验统计对经济学研究的意义。1971年，因在各国经济增长的长期趋势的结构分析方面的杰出贡献，而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对产业结构方面的理论研究成果，主要反映在《现代经济增长：速率、结构与扩展》和《各国的经济增长：总产出和生产结构》等专著中。 库兹涅茨在继承了克拉克的研究成果基础上，从国民收入和劳动力在产业之间的分布两个方面，对伴随经济发展的产业结构变化进行了分析研究。他探讨了国民收入与劳动力在三次产业分布与变化趋势之间的关系，从而深化了产业结构演变的动因方面的研究。 库兹涅茨把第一、二、三产业分别称为农业部门（A部门）、工业部门（I部门）和服务业部门（S部门）。他认为：“分三个主要部门：农业及相关的渔业、林业和狩猎；工业——采矿业、制造业、建筑业、水力电力、运输业和通信；服务业——贸易、金融、不动产、动产、商业、仆佣、专业人员及政府。每个主要部门所包括的行业，在考虑原材料、生产性营运、最终产品及其行业间的区别特征方面各有不同，因此，同广义分类一样，以上的狭义分类定有不同意见。” 库兹涅茨认为，“在现代经济增长过程中，人口和产值的高速增长总是伴随着多种产业比重在总产出和所使用的生产性资源方面的明显变动”他在收集和整理了二十多个国家的庞大数据基础上，通过对国国民收入和劳动力在产业之间分布结构的演变趋势的统计分析，得出以下结论。“在发达国家的增长进程中，这些部门在国民生产总值或国内生产总值或国民生产净值中所占份额的趋势是类似的：A部门的份额显著下降，从开初几十年的40%以上降到近年来的10%以下，I部门的份额显示上升，从开初几十年的22%-25%上升到近年来的40%-50%，以及S部门的份额微微的而且不是始终如一地上升……这些趋势在按当年价格和按不变价格计算的份额数量中可看到……所有这些都由近年的按人口平均总产值中的部门份额间的截面联系进一步证实。” “在发达国家的增长进程中，A部门在劳动力中所占份额急速地下降，从开初的50%-60%水平下降到60年代初的10%以下到20%左右的水平。I部门份额则从开初水平的20%-40%，在大多数国家都上升到超过40%—但情况与产值份额的变动不同：I部门份额的上升与A部门份额的下降相关地来看，它并不占支配地位。在大多数发达国家中，I部门在劳动力中所占份额的上升，或是低于S部门，或是大体相等。I部门在劳动力中所占份额的和缓上升主要是由于制造业份额的和缓上升，这同制造业在产值中所占份额的具有支配作用的上升恰成对照。接着的则是S部门份额的显著上升，它抵消了A部门份额下降的大部分。如果说，产值结构的‘工业化’和部分地‘服务化’了。”②当然，“主要部门在劳动力中所占份额的趋势与按人口平均产值及劳动力份额间近年来的截面联系是相一致的”③。库兹涅茨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运用部门相对产值的概念，对部门I的产值与部门I的资源份额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定量分析。 令：T和TI分别为总产值和部门I的产值；O和OI分别为总资源和用于部门I的资源（劳动力、资本或两者）；为部门占总产值的比重；为部门I占总资源的比重。因此，如果这个部门占总产量的比重上升比例（ki）大于其中总资源的比重的上升（mi），相对于全国劳动生产率，这个部门劳动生产率上升；如果这个部门占总产量的比重的下降比例少于其占资源比重的下降，也会有同样的结果。当然，这个部门劳动生产率的绝对运动，也将依赖于全国单位资源产出率的变动（T/O）。 在多数国家农业部门占总资源（劳动力、资本或两者）比重的相对下降几乎与其占总产值比重的相对下降一致，那么ki/mi约为1。相对于全国的劳动生产率而言，这一部门的劳动生产率水平肯定保持着同一水平，因而，农业部门劳动率的增长速度肯定与整个经济增长速度一致。同样地，工业部门的情况证明，其占总资源的比重上升比例比其占总产值比重上升慢得多；而且由于ki/mi大于1，与整个经济劳动生产率相比，工业部门劳动生产率肯定会明显地以高速上升。最后，事实表明，一些国家服务部门占总资源的比重相对上升得比其占总产量比重要快；且ki/mi小于1，服务业劳动生产率的上升幅度，明显地低于整个经济劳动生产率的上升幅度。[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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