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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债

地方债　　即“地方政府债券”（Local Treasury Bonds）也被称为“市政债券”（Municipal Securities）。凡属地方政府发行的公债称为地方公债简称＂地方债＂，它是作为地方政府筹措财政收入的一种形式而发行的，其收入列入地方政府预算，由地方政府安排调度。不少国家中有财政收入的地方政府及地方公共机构也发行债券，它们发行的债券你为地方政府债券。地方政府债券一般用于交通、通讯、住宅、教育、医院和污水处理系统等地方性公共设施的建设。地方政府债券一般也是以当地政府的税收能力作为还本付息的担保。　　地方政府债券是地方政府根据信用原则、以承担还本付息责任为前提而筹集资金的债务凭证，是指有财政收入的地方政府及地方公共机构发行的债券。地方政府债券一般用于交通、通讯、住宅、教育、医院和污水处理系统等地方性公共设施的建设。同中央政府发行的国债一样，地方政府债券一般也是以当地政府的税收能力作为还本付息的担保。正因为如此，国外没有将一般责任债券和收益债券构成的集合称为地方政府债券，而是市政债券。因此，如果将来地方政府可以获准发行财政债券，应该将其与中央政府债券一并纳入政府债券即公债的范围进行统一管理和规范，而不宜教条地与市政企业收益债券一起形成市政债券范畴。　　美国的市政债券是从偿还责任的角度来定义的概念，因此，市政债券并非完全的政府债券，也许正因为如此，没有称为地方政府债券。　　我国所谓地方债券，是相对国债而言，以地方政府为发债主体。不过我国债券业内也往往把地方企业发行的债券列为地方债券范畴。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许多地方政府为了筹集资金修路建桥，都曾经发行过地方债券。有的甚至是无息的，以支援国家建设的名义摊派给各单位，更有甚者就直接充当部分工资。但到了 1993年，这一行为被国务院制止了，原因乃是对地方政府承付的兑现能力有所怀疑。此后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第28条，明确规定“除法律和国务院另有规定外，地方政府不得发行地方政府债券”。　　地方政府债券的安全性较高，被认为是安全性仅次于“金边债券”的一种债券，而且，投资者购买地方政府债券所获得的利息收入一般都免交所得税，这对投资者有很强的吸引力。目前我国地方政府尚不能发行债券。　　地方政府发债优点和缺点　　地方政府发债优点　　允许地方政府发行债券，无疑解决了地方政府财政吃紧的问题。地方政府可以根据地方人大通过的发展规划，更加灵活地筹集资金，解决发展中存在的问题。更主要的是，由于地方政府拥有了自筹资金、自主发展的能力，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将会更加成熟，地方人大在监督地方政府方面将会有更高的积极性，中国的政治体制将会得到进一步巩固。　　地方政府发债缺点　　地方政府发行债券筹集资金面临着《预算法》的制约。我国《预算法》严禁地方政府举债，地方政府发行债券必须修改法律，而这样做就意味着，在短期内地方政府发行债券不会成为现实。　　地方政府发行债券将会产生一系列的法律问题，如果没有严格的约束机制，一些地方政府过分举债之后，将会出现破产问题。而我国目前尚未对政府机关破产作出明确的规定，一旦地方政府破产，中央　　政府将承担怎样的责任，地方人大将作出怎样的安排，所有这一切都必须通盘考虑。我国省、市、县三级地方政府性债务余额共计10.72 万亿元据审计署统计结果：截至2010 年底，全国地方政府性债务余额107174.91 亿元，其中：政府负有偿还责任的债务67109.51 亿元，占62.62%；政府负有担保责任的或有债务23369.74 亿元，占21.80%；政府可能承担一定救助责任的其他相关债务16695.66 亿元，占15.58%。  债务规模尚未超出政府偿债能力，同时要注重防范部分地方政府负债率高、融资规范欠佳的风险审计署公布的地方债务余额10.7 万亿元，低于央行测算的14 万亿元，高于银监会测算的9 万亿元。部分地方政府负债率高，债务负担重，有78 个市级和99 个县级政府负有偿还责任债务的债务率高于100%，部分地区出现了逾期债务；另一方面，地方政府财政赤字高，同时面对土地出让收入锐减的财政收入被动收缩，偿债压力大。  短期内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加速实体经济快速下滑地方政府债务风险使得短期内地方政府政府贷款会更加严格，地方项目建设在短期内面临较为严峻的资金短缺，与我们在中期策略中提出的“短期经济快速下降”的判断一致，叠加市场对地方政府的地方债及融资平台的企业债风险的担忧，短期内政府资金压力较大，加剧短期经济快速下滑的速度和力度。  地方债务风险对行业的影响地方政府债务中，银行贷款占比为79.01%，当地方政府政府部分债务贷款划分为不良贷款，且由商业银行银行承担部分损失时，将直接影响银行贷款质量，需要银行增加拨备计提，降低银行拨备覆盖率甚至侵蚀银行利润，同时政府的基础建设及保障房建设会受限，会减少对钢铁、水泥等建筑建材、重卡、机械的需求，给钢铁、水泥、重卡、机械行业带来一定的压力

574次 2020-07-30
《保障措施协定》

概述各成员：　　牢记各成员以1994年GATT为基础促进和加强国际贸易体制的总体目标；

741次 2020-07-30
《信息技术产品协议》

什么是信息技术产品协议　　《信息技术产品协议》（Information Technology Agreement，ITA）是世界贸易组织于1996年12月9日至13日达成的协议，于1997年4月1日生效。它由世界贸易组织成员和申请加入国或单独关税区自愿参加，但参加方在《信息技术产品协议》承担的义务是在最惠国待遇基础上实施的，因此所有其他世界贸易组织成员均可获得好处。在参加主体上，它类似于诸边贸易协议，在适用对象上，则与多边贸易协议相同，可称为“次多边贸易协议”。协议包括序言、4个条款及1个附件组成。规定了信息技术产品的范围、关税及其它税费削减、实施期，以及扩大产品范围的进一步谈判等内容。附件是模式及产品范围，包括附表A：协调制度税则号清单和附表B产品清单。协议的宗旨是：提高社会水平及扩大商品生产和贸易的目标，实现信息技术产品全球贸易的最大自由化，鼓励世界范围内信息技术产业的不断技术进步。世界贸易组织成立了扩大信息技术产品贸易参加方委员会。信息技术产品协议的背景《信息技术产品协议》是世界贸易组织成立后新达成的协议。任何世界贸易组织成员和申请加入WTO国家或单独关税区均可参加该协议，但需要提交关税减让表，产品清单等文件，并获得《信息技术产品协议》已有参加方的审议通过。 1996年12月9日至13日，世界贸易组织在新加坡召开第一次部长级会议。会议期间，29个国家和单独关税区签署了《关于信息技术产品贸易的部长级会议宣言》（Ministerial Declaration on Information Technology Products），即《信息技术产品协议》，简称为《信息技术协议》。宣布协议将开放到1997年4月1日供各成员和申请加入世贸组织的观察员签署加入，必须达到有占世界信息技术产品贸易90％以上的参加方接受才生效。1997年3月26日，在美国和欧盟的极力推动下，共有40个国家和地区宣布加入《信息技术产品协议》，他们的信息技术产品贸易额超过了全球信息技术产品贸易额的90％，因此该协议于1997年4月1日生效（到2003年4月25日，共有59个国家和单独关税区参加）。这些国家和地区政府宣布同意落实世界贸易组织部长级会议宣言，在1997年7月1日前削减计算机和通信产品关税。由于《信息技术产品协议》无法获得世界贸易组织的全体成员的支持，不得不采用类似于诸边协议的方式，仅适用于签字方，未实现多边化实施该协议，并给签字方保留敏感项目及较长期减让时期的灵活性。协议生效后，世界贸易组织成立了“扩大信息技术产品贸易委员会”。信息技术产品协议的主要内容《信息技术产品协议》（Information Technology Agreement，简称ITA）的主要内容有序言、条款与附件。序言阐明了协议的宗旨：考虑到信息技术产品贸易在信息产业发展及全球经济强劲增长中的重要作用，提高社会水平及扩大商品生产和贸易的目标，实现信息技术产品全球贸易的最大自由化，鼓励世界范围内信息技术产业的不断技术进步。主要条款规定了信息技术产品的范围、关税及其它税费削减、实施期，以及扩大产品范围的进一步谈判等内容。附件是模式及产品范围，包括附表A：协调制度税则号清单和附表B：产品清单。信息技术产品协议的基本原则《信息技术产品协议》只是一个关税削减机制。虽然协议也规定要审议非关税壁垒，但不需要作出约束承诺。成为《信息技术产品协议》参加方，必须遵守四条原则：第一，承诺必须涵盖协议所列全部产品，对于产品范围不存在例外，但对于敏感产品，可以延长降税实施期，但必须削减至零关税；第二，所有产品必须削减至零关税；第三，其它税费必须约束在零，削减非关税措施；第四，参加方削减关税及其它税费的措施并入《1994年关贸总协定》所附各自减让表中，在《信息技术产品协议》承担的义务在最惠国待遇基础上实施，参加方削减信息技术产品进口关税的措施也适用于世界贸易组织其他所有成员。换言之，尚未参加该协议的世界贸易组织其他成员只享受权利（免费搭车者的好处），不承担义务。这是与诸边贸易协议不同之处。在参加主体上，它类似于诸边贸易协议，在适用对象上，则与多边贸易协议相同，可称为“次多边贸易协议”。信息技术产品协议适用产品范围协议的附件包含2个附表，附表A列出所涉协调制度税则号或部分分税号，分为2节：第1节：计算机等产品；第2节：半导体生产和测试设备及零部件。附表B为无法按协调制度分类的新产品清单，只对具体产品进行了描述，各参加方根据产品描述确定这些产品各自的编码，即无论在协调制度中如何归类。信息技术产品协议涉及的产品很广泛，约300多个税号，主要集中在协调编码制第84、85和90章，个别产品在第38、68和70章。主要包括以下几类： 1．计算机及软件：计算机系统、笔记本电脑、中央处理器、键盘、打印机、显示器、扫描仪、硬盘驱动器、电源等部件；以磁盘、磁带或只读光盘等为介质。 2．电讯产品：电话机、可视电话、传真机、电话交换机、调制解调器、送受话器、应答机、广播电视传输接收设备、寻呼机等。 3．半导体、半导体生产设备：各种型号和容量的芯片及晶片；包括多种生产半导体的设备和测试仪器、如蒸汽析出装置、旋转式甩干机、刻机、激光切割机、锯床及切片机、离心机、注射机、烘箱及加热炉、离子注入机、显微镜、检测仪器，以及上述产品的零部件和附件。 4．科学仪器：测量和检测仪器、分色仪、分光仪、光学射线设备等。 5．其他产品：文字处理机、计算器、现金出纳机、自动提款机、静止式变压器、显示板、电容器、电阻器、印刷电路、电子开关、连接装置、电导体、光缆、复印设备、计算机网络（局域网、广域网设备）、液晶显示屏、绘图仪、多媒体开发工具等。信息技术产品协议实施期协议规定按照1997年开始到2000年，分四个阶段，每个阶段下调进口关税25％，最终将信息技术产品进口关税降为零。 2000年发达国家参加方的信息技术产品已实行零关税，发展中国家参加方可以延长关税减让实施期，最长至2005年1月1日，但按六个阶段均等削减至零，届时全球95％以上的信息技术产品将实现自由贸易。对信息技术产品的关税减让，由于各参加方的发展情况不同，因此他们选择的产品在数量上和部门范围上也不相同，有的参加方在其他税费与非关税措施未作承诺，都想通过更长的实施期，为各自目前一些相对落后的产业部门提供较为充裕的发展时间。但到2005年新一轮多边贸易谈判结束时，该协议可能完全纳入多边贸易规则框架。《信息技术产品协议》参加方阿尔巴尼亚、澳大利亚、奥地利、比利时、保加利亚、加拿大、中国、哥斯达黎加、克罗地亚、塞浦路斯、捷克、丹麦、埃及、萨尔瓦多、爱沙尼亚、欧盟、芬兰、法国、格鲁吉亚、德国、希腊、中国香港、冰岛、印度、印度尼西亚、爱尔兰、以色列、意大利、日本、约旦、韩国、吉尔吉斯、拉托维亚、列支敦士登、立陶宛、卢森堡、中国澳门、马来西亚、毛里求斯、摩尔多瓦、荷兰、新西兰、挪威、阿曼、巴拿马、菲律宾、波兰、葡萄牙、罗马尼亚、新加坡、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西班牙、瑞典、瑞士、中国台北、泰国、土耳其、英国、美国（截止2003年4月25日共60个参加方，含欧盟）。

448次 2020-07-30
77国集团

77国集团简介　　77国集团 (Group of 77 -- G77) 是发展中国家在维护自己经济权益的斗争中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亚非拉广大发展中国家虽然获得了政治上的独立，但在经济上并没有获得真正的独立，依然受国际经济旧秩序的影响。1963年第18届联合国大会讨论召开贸易和发展会议时，73个亚、非、拉国家和南斯拉夫、新西兰共同提出一个联合宣言，形成“75国集团”。后来肯尼亚、韩国、越南加入，新西兰宣布退出。1964年6月15日在日内瓦召开的第一届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上，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一些重大问题上产生尖锐分歧。77个发展中国家和地区联合起来，再次发表了《77国联合宣言》，要求建立新的、公正的国际经济秩序，并以此组成一个集团参加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的谈判，因而该集团被称为77国集团。虽然后来成员国逐渐增加，但集团名称仍保持不变。　　1967年，77国集团第一次部长级会议在阿尔及利亚举行，会议通过了该组织的宪章。该集团的宗旨是在国际经济领域内加强发展中国家的团结和合作，推进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加速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进程。　　该集团组织松散，不设总部，也无常设机构，没有章程和财务预算，议事时采取协商一致的原则作出决定。但在主要的国际经济机构中都有它的组织。 2005年6月15日，在卡塔尔首都多哈出席“77国集团＋中国”第二届南方首脑会议开幕式的各国领导人合影。　　它在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工业发展组织中的活动尤为活跃。每届联大和贸发会议举行之前该集团通常举行部长级会议，协调立场，研究对策，部长级会议是该组织的最高权力机构。主要出版物有《77国集团通讯》等。　　该组织成立多年来，已成为发展中国家在国际经济组织中共同利益的代表。它在促进南南合作、推动南北对话、为维护自己的正当权益以及改变不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进行了不懈的努力，并取得了可喜的成就，在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主持的谈判中达成了一系列对发展中国家有利的国际公约和协定。　　中国不是77国集团成员，但一贯重视发展同77国集团的合作，支持77国集团的正义主张和合理要求，并与其保持良好的合作关系。中国曾以特别客人或观察员的身份多次出席77国集团的部长级会议。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同该集团的关系在原有基础上有了较大的进展，形成了“77国集团＋中国”的新合作模式，目前中国已全面参加与该集团的所有会议和活动。2000年4月，来自77国集团122个成员国以及中国的高级代表团在古巴首都哈瓦那举行首届南方首脑会议。2005年6月，“77国集团＋中国”第二届南方首脑会议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　　截至2005年5月，77国集团有成员国134个。 about the Group of 77 Establishment:The Group of 77 (G-77) was established on 15 June 1964 by seventy-seven developing countries signatories of the “Joint Declaration of the Seventy-Seven Countries” issued at the end of the first session of the 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on Trade and Development (UNCTAD) in Geneva. Beginning with the first “Ministerial Meeting of the Group of 77 in Algiers (Algeria) on 10 – 25 October 1967, which adopted the Charter of Algiers”, a permanent institutional structure gradually developed which led to the creation of Chapters of the Group of 77 with Liaison offices in Geneva (UNCTAD), Nairobi (UNEP), Paris (UNESCO), Rome (FAO/IFAD), Vienna (UNIDO), and the Group of 24 (G-24) in Washington, D.C. (IMF and World Bank). Although the members of the G-77 have increased to 130 countries, the original name was retained because of its historic significance.Aims:The Group of 77 is the largest inter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 of developing states in the United Nations, which provides the means for the countries of the South to articulate and promote their collective economic interests and enhance their joint negotiating capacity on all maj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 issues within the United Nations system, and promote South-South cooperation for development.Back to TopStructure:The operation and modalities of work of the G-77 in the various Chapters have certain minimal features in common such as a similarity in membership, decision-making and certain operating methods. A Chairman, who acts as its spokesman, coordinates the Group’s action in each Chapter. The Chairmanship, which is the highest political body within the organizational structure of the Group of 77, rotates on a regional basis (between Africa, Asia and Latin America and the Caribbean) and is held for one year in all the Chapters. Currently Pakistan holds the Chairmanship of the Group of 77 in New York for the year 2007. Ambassador Munir Akram is Pakistan's Permanent Representative to the United Nations and Chairman of the Group of 77 in New York.The South Summit is the supreme decision-making body of the Group of 77. It is convened once in every five years. The First and the Second South Summits were held in Havana, Cuba, on 10 – 14 April 2000 and in Doha, Qatar, on 12 – 16 June 2005, respectively. In accordance with the principle of geographical rotation, the Third South Summit is due to be held in Africa in 2010.The Annual Meeting of the Ministers for Foreign Affairs of the Group of 77 is convened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regular session of the General Assembly of the United Nations in New York. Periodically, Sectoral Ministerial Meetings in preparation for UNCTAD sessions and the General Conferences of UNIDO and UNESCO are convened. Special Ministerial Meetings are also called as needed such as on the occasion of the Group’s 25th anniversary (Caracas, June 1989), 30th anniversary (New York, June 1994), and 40th anniversary (Sao Paulo, Brazil, June 2004). Other Sectoral Ministerial Meetings in various fields of cooperation of interest to the Group are convened, in order to pursue South-South cooperation. Starting in 1995, the Group convened a series of sectoral meetings in the following fields: Sectoral Review Meeting of the Group of 77 on Energy, Jakarta, Indonesia, 5 – 7 September 1995; Sectoral Meeting of the Group of 77 on Food & Agriculture, Georgetown, Guyana, 15 – 19 January, 1996; South-South Conference on Trade, Investment and Finance, San Jose, 13 – 15 January 1997; High-level Conference on Subregional and Regional Economic Cooperation among Developing Countries, Bali, Indonesia, 2 – 5 December 1998; South-South High-level Conference 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of the Group of 77, Dubai, United Arab Emirates, 27 – 30 October 2002; High-level Conference on South-South Cooperation, Marrakech, Morocco, 16 – 19 December 2003; High-level Forum on Trade and Investment, Doha, Qatar, 5 – 6 December 2004; Open-ended Intergovernmental Study Group Workshop on the Trade and Development Bank, New York, 2 – 3 May 2005; Group of Experts Meeting on Development Platform for the South, Kingston, Jamaica, 29 – 30 August 2005; Meeting of the Ministers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of the Member States of the Group of 77, Angra dos Reis, Rio de Janeiro, Brazil, 3 September 2006In addition to the Sectoral Meetings, the Intergovernmental Follow-up and Coordination Committee on Economic Cooperation among Developing Countries (IFCC), which is a plenary body consisting of senior officials, meets once every two years to review the state of implementation of the Caracas Programme of Action (CPA) adopted by the Group of 77 in 1981 and the progress made in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outcomes of the South Summits in the field of South-South cooperation.To date IFCC has held eleven sessions:IFCC-I (Manila, Philippines, 23 – 28 August 1982); IFCC-II (Tunis, Tunisia, 5 – 10 September 1983); IFCC-III (Cartagena, Colombia, 3 – 8 September 1984); IFCC-IV (Jakarta, Indonesia, 19 – 23 August 1985); IFCC-V (Cairo, Egypt, 18 – 23 August 1986); IFCC-VI (Havana, Cuba, 7 – 12 September 1987): IFCC-VII (Kuala Lumpur, Malaysia, 31 July – 5 August 1989); IFCC-VIII (Panama City, Panama, 30 August – 03 September 1993); IFCC-IX (Manila, Philippines, 8 – 12 February 1996); IFCC-X (Tehran, Islamic Republic of Iran, 18 – 23 August 2001); IFCC-XI (Havana, Cuba, 21 – 23 March 2005);In accordance with the principle of geographical rotation, the Twelfth session of IFCC is due to be held in Africa in 2007.Back to TopFinance:The activities of the Group of 77 are financed through contributions by Member States in accordance with the decision of the First South Summit.Back to TopActivities:Besides resolution and decisions initiated by the Group of 77 in the UN General Assembly and its Committees as well as various UN bodies and specialized agencies, the Group of 77 produces joint declarations, action programmes and agreements on development issues. The Group adopted the following declarations/documents since its first Ministerial Meeting held in Algiers in 1967: The Charter of Algiers, Algiers, 10 – 25 October 1967; Lima Declaration, Lima, 25 October – 7 November 1971; Manila Declaration, Manila, 26 January – 7 February 1975; Report on the Conference on Economic Cooperation among Developing Countries, Mexico City, 13 – 22 September 1976; Arusha Programme for Self-Reliance and framework for Negotiations, Arusha, 12 – 16 February, 1979; Communiqué on the Special Ministerial Meeting of the Group of 77, New York, 11 – 14 March 1980; Report on the Ad Hoc Intergovernmental Group of 77 on Economic Cooperation among Developing Countries in Continuation of the Ministerial Meeting of the Group of 77, New York, March 1980, and Vienna, 3 – 7 June 1980; Communiqué on the Special Ministerial Meeting of the Group of 77, New York, 21 – 22 August 1980; The Caracas Programme of Action on ECDC, Caracas, 13 – 19 May 1981; Ministerial Declaration on the Global System of Trade Preferences among Developing (GSTP), 8 October 1982; The Buenos Aires Platform, Buenos Aires, 5 – 9 April 1983; Declaration on the Global System of Trade Preferences (GSTP), New Delhi, July 1985; Brasilia Declaration on the Launching of the First Round of Negotiations within the Global System of Trade Preferences among Developing Countries, Brasilia, 22 – 23 May 1986; The Cairo Declaration on Economic Cooperation among Developing Countries (ECDC), Cairo, 18 – 23 August 1986; Havana Declaration, Havana, 20 – 25 April, 1987; Agreement on a Global System of Trade Preferences among Developing Countries (GSTP), Belgrade, 11 – 13 April 1988; Twenty-fifth anniversary Ministerial Declaration (Caracas Declaration), Caracas, 13 – 23 June 1989; Tehran Declaration, Tehran, 19 – 23 November 1991; Tehran Declaration on the Second Round of the Global System of Trade Preferences among Developing Countries (GSTP), Tehran, 21 November 1991; Recommendations and conclusions of the Group of Experts on the Review and evaluation of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Caracas Programme of Action (New York, 5 – 9 August 1991); Thirtieth Anniversary Ministerial Declaration, New York, 24 June 1994; Ministerial Statement on “An Agenda for Development”1994; Recommendations and conclusions of the Sectoral Review Meeting of the Group of 77 on Energy (Jakarta, Indonesia, 5 – 7 September 1995); The Midrand Declaration, Midrand, 28 April 1996; Recommendations and conclusions of the Sectoral Meeting on Food & Agriculture of the G-77 (Georgetown, Guyana, 15 – 19 January 1996); The San Jose Declaration and Plan of Action on South-South Trade, Investment and Finance, San Jose, 13 – 15 January 1997; The Bali Declaration and Plan of Action on High-level Meeting on Subregional and Regional Economic Integration, Bali, 2 – 5 December 1998; Recommendations and conclusions of the High-level Advisory Meeting on the South Summit (Jakarta, Indonesia, 10 – 11 August 1998); The Marrakech Declaration, Marrakech, 16 September 1999; Final Report on the Group of 77 Meeting of Eminent Personalities to advise on the preparations for the First South Summit, Georgetown, 6 – 7 December 1999; Declaration of the South Summit and the Havana Programme of Action, Havana, 10 – 14 April 2000; Tehran Consensus adopted by IFCC-X, Tehran, 18 – 23 August 2001; Declaration by the Group of 77 and China on the Fourth WTO Ministerial Conference at Doha, Qatar 9 – 14 November 2001; Recommendations and conclusions of the Meeting of the High-level Advisory Group of Eminent Personalities and Intellectuals on Globalization and its Impact on Developing Countries: Agreed conclusions and recommendations (Geneva, 12 – 14 September 2001); The Dubai Declaration for the Promotion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 the South, 27 – 30 October 2002; Declaration by the Group of 77 and China on the Fifth WTO Ministerial Conference, Cancun, Mexico, 10 – 14 September 2003; The Marrakech Declaration on South-South Cooperation and the Marrakech framework of the Implementation of South-South Cooperation, Marrakech, 16 – 19 December 2003; The Sao Paulo Declaration, Sao Paulo, 11 – 12 June 2004; Fortieth Anniversary Ministerial Declaration, Sao Paulo, Brazil, 11 – 12 June 2004; Recommendations and conclusions of the Ad-hoc Group on the Performance, Mandates and Operating Modalities of the G-77 Chamber of Commerce and Industry (G-77 CCI) (New York, 3 November and Doha, 3 – 4 December 2004); Conclusions and recommendation on the Group of 77 High-level Forum on Trade and Investment, Doha, Qatar, 5 – 6 December 2004; Recommendations and conclusions of the Open-ended Intergovernmental Study Group Workshop on the Trade and Development Bank (New York, 2 – 3 May 2005); Doha Declaration and Doha Plan of Action of the Second G-77 South Summit (Doha, Qatar, 12 – 16 June 2005); Recommendations and conclusions of the Group of Experts Meeting on Development Platform for the South (Kingston, Jamaica, 29 – 30 August 2005); Declaration by the Group of 77 and China in preparation of the Sixth WTO Ministerial Conference , Hong Kong, China, 13 – 18 December 2005. Conclusions and Recommendations on the Ministers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of the Members States of the Group of 77, Angra dos Reis, Rio de Janeiro, Brazil, 3 September 2006.The Group of 77 also makes statements at various Main Committees of the General Assembly, ECOSOC and other subsidiary bodies, sponsors and negotiates resolutions and decisions at major conferences and other meetings held under the aegis of the United Nations dealing with international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as well as the reform of the United Nations.Furthermore, the Group of 77 sponsors projects on South-South cooperation through funding from the Perez-Guerrero Trust Fund (PGTF) and promotes South-South trade through the Global System of Trade Preferences (GSTP).Back to TopPublications: The Group of 77 at the United Nations edited by Mourad Ahmia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New York – 2006). The Year Book of the Group of 77 edited by Mourad Ahmia, 2007 The Third World without Superpowers, edited by Karl Sauvant (Oceana Publications, New York, 1994). Journal of the Group of 77, periodical newsletter published in English. Thirty Years of the Group of 77 (1964 – 1994). South Centre publications, Geneva. The Group of 77 at Forty (1964 – 2004). South Centre publications, Geneva. Guide to DCDC: Supplement to the ECDC Handbook, 1983. Economic and Technical Cooperation among Developing Countries: the Group of 77 in Action, 2 vols. 1984. Raul Prebisch: Obras, 1919-1949, vols. III and IV, 1994, published in cooperation with the Raul Prebisch Foundation (Argentina). Guide to the Utilization of the Perez-Guerrero Trust Fund (PGTF), 1994.

635次 2020-07-30
五国集团

什么是五国集团　　所谓的五国集团，可能是指：The Group of Five (or G5) consisted of five of the world's the leading economies as ranked by per capita GDP：United States, Germany, Japan, France, and the United Kingdom. Use of five nations ceased in the late-1980s as Italian GDP approached that of the U.K, when it was expanded G-7.发展中五国：成员有中国、印度、巴西、南非、墨西哥国家发展，对气候环境变化应负起责任的五国：成员有美国、中国、印度、日本和有27个成员国的欧盟参考文献↑ Group of Five.Wikipedia↑ 五国集团呼吁G8:解决全球难题不能损害穷国利益.中国网.2009-07-09↑ 英报:中美日印欧盟五国集团将统治世界.2009-09-28相关条目7国集团8国集团10国集团20国集团

490次 2020-07-30
比率价差

什么是比率价差　　比率价差是指投资者买进一定数量的期权，而同时又卖出更多数量的期权。买进的期权与卖出的期权有着相同的标的物和相同的到期日，但协定价格不同。比率价差的分类　　根据投资者所买进和卖出的期权的不同，比率价差可分为看涨期权的比率价差(ratio call spread)和看跌期权的比率价差(ratio put spread)两种。

680次 2020-07-30
世界计量经济学会

世界计量经济学会简介　　世界计量经济学会于1930年12月29日成立，实际上相当于世界经济学会，也是全球规模最大、水平最高的经济学会。除了每5年召开一次世界大会外，还在各个地区召开经常性的学术会议。　　世界计量经济学会的远东会议每两年召开一次，由远东地区的一个学术机构主办；参加者则是来自世界各国、各地区的经济学家，既不限于远东地区，也不限于计量经济学。日本、韩国、新加坡等国家以及我国台湾、香港地区的学术机构都曾经主办过一次或多次远东会议。在2004年7月于汉城举办的2004年会议上，清华大学申办2006年会议获得成功。　　2006年7月10日在清华大学主楼正式开幕，会议由清华经管学院主办，得到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中国建设银行、中国国际金融公司等单位的支持。此次会议历时四天，是世界计量经济学会首次在中国大陆举办，也是世界著名经济学家们在中国大陆的首次大聚会。清华经管学院经济系系主任白重恩教授担任会议主席，500多位来自世界各地的经济学家和学者参会，17位世界著名的经济学家和计量经济学家做演讲。　　开幕式上，清华大学副校长谢维和教授、世界计量经济学会会长Richard Blundell教授、中国计量经济学会会长汪同三教授、中国建设银行副行长罗哲夫等分别致辞。开幕式之后，Richard Blundell教授做了题为“收入与消费：部分保险和不平等传递”大会报告。　　这次会议共有来自世界36个国家和地区的400余篇论文经会议程序委员会评审录用，在会议期间将举办140多场专题研讨会，这些会议论文的主题涵盖了经济学的各个方面，既有计量经济学、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等学科的理论性研究，又有经济学理论在各个研究领域的应用性研究。无论是经济学大师的演讲，还是就不同的研究领域进行的分组讨论，都将为莅会学者提出新的、有价值的理论、方法和观点提供机会。会议不仅要为全球范围的经济学知识和相关信息的交流和共享提供一个平台，而且也将为刺激经济学新思想、新观点和新方法的产生提供一个场所。　　1. Purpose and Activities　　The Econometric Society is the most prestigious learned society in the field of economics, with a world-wide membership. Its main object is to promote studies that aim at a unification of the theoretical-quantitative and empirical-quantitative approach to economic problems and that are penetrated by constructive and rigorous thinking similar to that which has come to dominate in the natural sciences. It operates as a purely scientific organization, without any political, social, financial or nationalistic allegiance or bias.　　The four main activities of the Society are the publication of a journal, Econometrica; the publication of a monograph series in collaboration with th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the organization of scientific meetings in six regions of the world (including a World Congress every five years); and the conduct of elections for Fellow of the Econometric Society, an honorary designation highly valued by members of the economics profession. More details on each of these activities are provided below in separate numbered sections of this document.　　The governing body of the Society is the Council, of which a subcommittee called the Executive Committee meets annually and makes decisions on all aspects of the Society's operations and governance. Fellows elect Officers, members of the Council, and new Fellows.　　The Society is a self-supporting nonprofit organization and operates on behalf of its members. The Society does not receive grants or aid from any outside organization, although some regions of the Society do raise outside funds for support of their regional meetings. The Society uses its financial surplus to finance travel grants to its quinquennial World Congress and to finance extra activities on behalf of members, such as a Members' Directory.　　2. Brief History　　The Econometric Society was founded in 1930, at the initiative of the Yale economist Irving Fisher (the Society's first president) and the Norwegian economist Ragnar Frisch, who some forty years later was the first economist (together with Jan Tinbergen) to be awarded the Nobel Prize2. The first organizational meeting of the Society was held in Cleveland, Ohio, on December 29, 1930. The first scientific meetings of the Society were held in September, 1931, at the University of Lausanne, Switzerland, and in December, 1931, in Washington D.C.　　During the year 1931 173 persons became charter members, including all those who had attended the initial Cleveland and Lausanne meetings. Members initially had to be proposed for election by two existing members, although within another year the concept of membership became less restrictive and was opened up to anyone who wanted to join and pay membership dues, as is true today.　　Fellows of the Society were initially nominated and elected by the Council, but since the 1960s have been elected by existing Fellows. Twenty nine Fellows were initially elected in 1933, and there are currently about 550 Fellows.　　The journal Econometrica published its first issue in 1933, with Frisch as editor-in-chief, and with a budget that was initially subsidized by the financier Alfred Cowles. Frisch had coined the word "econometrics" only a few years earlier, in 1926. The journal started out publishing four issues of 112 pages per year and did not grow beyond 500 pages per year until the 1950s. Since the 1970s Econometrica has published six issues per year containing roughly 1,600 annual pages.　　The business and editorial offices of the Society were initially part of the Cowles Commission, founded by Alfred Cowles in Colorado Springs, Colorado, at the same time as the founding of the Society. Cowles served as Secretary, Treasurer, and circulation manager for many years (until 1948 as Secretary and until 1954 as Treasurer). The Cowles Commission (now the Cowles Foundation) moved t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in 1939 and to Yale University in 1954. Since the mid-1960s the editorial office has resided in the academic offices of the principal editor, while the business office moved from Yale to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in 19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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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拉伯国家联盟

阿拉伯国家联盟的简介　　阿拉伯国家联盟简称阿拉伯联盟或阿盟，是为了加强阿拉伯国家联合与合作而建立的地区性国际组织。1945年3月，埃及、伊拉克、约旦、黎巴嫩、沙特阿拉伯、叙利亚和也门7个阿拉伯国家的代表在开罗举行会议，通过了《阿拉伯国家联盟条约》，宣告联盟成立。到1993年共有22个成员国。宗旨是加强成员国之间的密切合作，维护阿拉伯国家的独立与主权，协调彼此的活动。　　1945年3月1日，在埃及倡议下，7个阿拉伯国家埃及、伊拉克、约旦、黎巴嫩、沙特阿拉伯、叙利亚和也门的代表在埃及首都开罗举行会议，通过了《阿拉伯联盟宪章》，阿拉伯国家联盟正式成立，简称阿盟。22个（2008年）：阿尔及利亚、阿联酋、阿曼、埃及、巴勒斯坦、巴林、吉布提、卡塔尔、科威特、黎巴嫩、利比亚、毛里塔尼亚、摩洛哥、沙特、苏丹、索马里、突尼斯、叙利亚、也门、伊拉克、约旦、科摩罗。　　是世界上最早成立的地区性国际组织。组织机构主要有首脑会议、联盟理事会和秘书处，总部设在开罗。联盟成员国自成立后陆续缔结了一些加强各方面合作的条约、协定，在维护本地区石油国权益、支持阿拉伯国家联盟会议巴勒斯坦人民正义事业，处理阿拉伯国家间分歧和解决本地区国家间冲突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是当代国际社会，尤其是中东地区的重要政治力量。阿拉伯国家联盟的宗旨　　密切成员国间的合作关系，协调彼此间的政治活动，捍卫阿拉伯国家的独立和主权，全面考虑阿拉伯国家的事务和利益，各成员国在经济、财政、交通、文化、卫生、社会福利、国籍、护照、签证、判决的执行以及引渡等方面进行密切合作。成员国相互尊重国家的政治制度，彼此之间的争端不得诉诸武力解决，成员国与其他国家缔结的条约和协定对其它国无约束力。阿拉伯国家联盟的组织机构　　（1）首脑级理事会：最高权力机构。1964年起开始举行首脑会议，商讨地区性重大问题。可应成员国要求召开特别首脑会议或紧急首脑会议。2000年10月在开罗召开的第11次特别首脑会议决定每年定期举行首脑会议，由成员国轮流主持。2001、2002、2003年度主席国分别为约旦、黎巴嫩和巴林。　　（2）部长级（外标志长）理事会：由全体成员国外长组成，下设数个委员会，负责讨论、制订和监督执行有关的阿拉伯共同政策、制订阿盟各机构的内部条例并任命阿盟秘书长。每年3月和9月举行例会，也可以应两个以上成员国的要求随时召开特别会议或紧急会议。协商一致通过的决议对所有成员国均有约束力。唯有财政和管理问题，获三分之二多数通过后即对全体成员有效。　　（3）专项部长理事会。随着阿拉伯国家相互关系的发展和合作领域的扩大，各专项领域的部长理事会相继建立并逐步取代了原外长理事会下设的有关委员会。到目前为止，共成立了10个专项部长理事会，由成员国相关部长组成，定期召开会议，负责制定有关领域的阿拉伯共同政策和加强成员国之间的有关协调与合作。它们分别是：新闻、内政、司法、住房、运输、卫生、社会事务、青年与体育、环境事务和通讯部长理事会等。　　（4）联合防御理事会。根据“共同防御与经济合作条约”建立，由成员国外长和国防部长组成，其任务是统一各成员国的防务计划，为加强其军事力量而开展合作。　　（5）经社理事会。由成员国有关部长或其代表组成，致力于实现阿盟在经济和社会发展方面制定的目标，并有权建立或取消任何专项组织，负责监督其运作情况。目前其属下有17个专门组织和机构。　　（6）秘书处：它是阿盟的常设行政机构和理事会及各专项部长理事会的执行机构。设秘书长1人，由副秘书长和秘书长顾问组成的委员会协助其工作。阿拉伯国家联盟的主要活动　　至2003年3月，阿盟共举行过15次首脑会议和11次特别首脑会议。1967年阿以战争爆发后在苏丹喀土穆召开的会议通过对以色列的“不承认、不谈判、不和解”的原则；　　1974年在摩洛哥拉巴特举行的会议强调巴解组织是巴勒斯坦人民的唯一合法代表；　　1978年在伊拉克巴格达举行的会议强调不允许阿拉伯任何一方或几方单独谋求解决阿以冲突，谴责戴维营协议，决定一旦埃及和以色列签订和约，将对埃及实行政治和经济制裁；　　1982年9月在非斯举行的会议通过了解决中东问题的8项原则。　　1990年8月在开罗举行的会议讨论了伊拉克入侵和吞并科威特的问题，呼吁伊拉克撤出科威特，并要求对伊拉克实行经济制裁。阿拉伯国家联盟成员国分布图(蓝色区域)；　　1985－1990年，阿盟共举行过6次特别首脑会议，其中第四次特别首脑会议决定正式全面恢复埃及在阿盟及其机构的成员资格，并批准了巴解的和谈战略，首次承认全面解决阿以争端的基础是安理会242号和338号决议。第六次特别首脑会议讨论了由于伊拉克入侵科威特造成的海湾危机及其解决方法，会议谴责伊拉克对科威特的侵略，要求伊拉克立即无条件地把军队从科威特撤至1990年8月1日以前的位置，强调科威特的主权、独立、领土完整和合法政权必须得到恢复，支持其为实现这一目标所采取的一切措施，重申遵守联合国安理会660号、661号和662号决议。历次例行的阿盟首脑会议　　阿盟自1945年3月成立以来，共举行过20次例行首脑会议和10余次特别首脑会议。在1978年举行的第九次首脑会议上，阿盟决定每年11月召开首脑会议，并可应成员国的要求召开特别首脑会议。由于阿拉伯国家内部存在分歧，例行首脑会议在1982年至2000年期间一直未能举行，但特别首脑会议举行过多次。2000年10月，阿盟在开罗召开第11次特别首脑会议。这次首脑会议决定，每年定期举行首脑会议，由成员国轮流主持。这一决定还作为修正条款列入《阿拉伯国家联盟宪章》。从2001年3月举行的第13次首脑会议起，阿盟首脑会议开始机制化。首届经济峰会(科威特)1964年1月，在埃及总统纳赛尔倡议下，第一次首脑会议在埃及首都开罗举行。会议谴责以色列强行改变约旦河河道的侵略行径，并就成立阿拉伯联合司令部、建立巴勒斯坦实体等问题作出决议。1964年9月，第二次首脑会议在埃及亚历山大港举行。会后发表的联合公报宣布正式承认巴解组织。1965年9月，第三次首脑会议在摩洛哥的卡萨布兰卡举行，会议签署了《阿拉伯团结公约》。1967年8月，第四次首脑会议在苏丹喀土穆召开。会议通过了对以色列实行不和解、不谈判、不承认的“三不原则”。1969年12月，第五次首脑会议在摩洛哥首都拉巴特召开。会议通过了集中阿拉伯国家的潜力对抗侵略、加强巴勒斯坦抵抗运动和加强被占领地区阿拉伯人民的斗争等三项议程。1973年11月，第六次首脑会议在阿尔及利亚首都阿尔及尔举行。因十月中东战争刚刚结束，会议重点讨论了抗击以色列侵略和解放被占领的阿拉伯领土等问题。1974年10月，第七次首脑会议在拉巴特召开。会议通过关于巴勒斯坦问题的决议，强调巴人民享有返回家园和实行自决的权利，巴解组织是巴人民唯一合法代表。1976年10月，第八次首脑会议在开罗举行。会议主要讨论了黎巴嫩危机、维护以巴解组织为代表的巴抵抗运动及巩固阿拉伯团结等问题。1978年11月，第九次首脑会议在伊拉克首都巴格达举行，会议是在埃、以、美通过谈判达成戴维营协议后召开的。会议谴责戴维营协议，强调不允许阿拉伯任何一方或几方单独谋求解决阿以冲突。次年3月，埃以签署和平协议，阿盟暂时取消了埃及的成员国资格。1979年11月，第十次首脑会议在突尼斯召开。会议主要讨论了黎巴嫩危机。1980年11月，第11次首脑会议在约旦首都安曼举行。会议通过了最后宣言，并决定同任何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或把使馆迁到耶路撒冷的国家断绝关系。1981年11月，第12次首脑会议在摩洛哥非斯开幕，因与会国对沙特提出的中东和平方案存在分歧，开幕后随即休会。19８2年9月，中断10个月的首脑会议复会。会议通过了解决巴勒斯坦和中东问题的八项原则。2001年3月，第13次首脑会议在安曼召开。会议发表了《安曼宣言》和最后声明，呼吁阿拉伯国家实现民族和解，加快经济一体化步伐，支持解除对伊拉克的制裁，并全面支持巴叙黎收复领土和争取民族权利的斗争。2002年3月，第14次首脑会议在黎巴嫩贝鲁特召开。会议通过了以沙特王储阿卜杜拉提出的阿以和平方案为基础的“阿拉伯和平倡议 ”。2003年3月，第15次首脑会议在埃及沙姆沙伊赫举行。会议发表最后声明，呼吁阿拉伯国家团结合作，共同努力，寻求伊拉克危机的和平解决。2004年5月，第16次阿盟首脑会议在突尼斯举行。与会各国元首、政府首脑和高级代表承诺在各自国家推进改革和现代化进程，支持巴勒斯坦人民的解放事业以及伊拉克人民恢复主权和战后重建的进程。第16次阿盟首脑会议原定于3月29日至30日举行。>>2005年3月，第17次阿盟首脑会议在阿尔及利亚首都阿尔及尔举行，本次峰会适逢阿盟成立60周年。会议除讨论巴以冲突、伊拉克局势等热点问题和决定重新启动“阿拉伯和平倡议”外，出席会议的阿拉伯领导人还就阿盟和阿拉伯世界的改革问题达成了一致。会议并发表了《阿尔及尔宣言》。>>2006年3月，第18次阿盟首脑会议在苏丹首都喀土穆举行，会议通过《喀土穆宣言》，宣言强调阿拉伯国家将为实现阿拉伯民族团结、统一的目标而努力。2007年3月，第19次阿盟首脑会议在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举行，会议通过了《利雅得宣言》，强调阿拉伯国家将为维护阿拉伯团结与安全以及实现地区的和平与稳定而努力。>>2008年3月，第20次阿盟首脑会议将在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举行。会议通过《大马士革宣言》，承诺阿拉伯国家增进团结，通过对话解决内部分歧。会议还通过一项决议，重申阿拉伯国家愿加强与中国的合作。下一次阿盟峰会将于2009年在卡塔尔举行。　阿盟峰会承诺共同解决内部问题希望借助阿盟峰会进一步促进中阿友好合作——访中国中东问题特使孙必干2009年3月，第21次阿盟首脑会议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会议发表的《多哈宣言》承诺阿拉伯国家将保持团结。阿拉伯国家联盟与中国的关系　　中国同阿盟于1956年建立联系。1964年1月，刘少奇主席和周恩来总理曾致电祝贺阿盟第1次首脑会议召开。　　1993年5月23日－28日，应钱其琛副总理兼外长的邀请，阿盟秘书长马吉德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江泽秘书长穆萨在南美参加会议民主席会见。马吉德秘书长同钱其琛副总理兼外长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阿拉伯国家联盟关于设立阿拉伯国家联盟代表处的协定》。8月，阿盟在北京设立办事处。9月，钱其琛副总理兼外长联大会议期间在纽约同马吉德秘书长就中东和平进程、地区形势、中国同阿盟的关系等问题交换了意见。　　1994年，马吉德秘书长向钱其琛副总理兼外长转达口信，表示阿盟重视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作用，赞赏中国独立自主的原则立场和中国在联合国维护正义的公正立场。钱其琛副总理兼外长在致马吉德的口信中表示，中国重视发展同阿拉伯国家的友好关系，愿继续在联合国等国际组织中同阿拉伯国家保持友好合作和磋商。　　1995年3月20日，钱其琛副总理兼外长致电阿盟秘书长马吉德，祝贺阿盟成立五十周年。3月22日，钱副总理兼外长在阿盟驻京办事处为庆祝阿盟成立五十周年举行的招待会上发表讲话，赞扬阿盟为促进阿拉伯国家的团结与合作，捍卫阿拉伯国家的独立和主权作出的不懈努力和为加强阿拉伯世界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和作用作出的重大贡献。　　1995年10月6日－11日，阿盟副秘书长凯马尔访华，外交部副部长田曾佩和部长助理王昌义分别同凯进行了会见和会谈。对外友协齐怀远会长、中联部李成仁副部长，贸促会李大有副会长等也分别会见。　　1996年2月15日，阿盟秘书长马吉德就中国云南地震致电江泽民主席表示慰问。3月18日，钱其琛副总理兼外长电贺马吉德蝉联阿盟秘书长。5月14日，江泽民主席在访问埃及期间会见马吉德秘书长。6月20日，江泽民主席电贺阿拉伯国家首脑会议在开罗召开。11月4日，全国政协副主席叶选平在访问埃及期间会见马吉德秘书长。11月9－15日，阿盟教科文总干事穆罕默德．米里访华，出席在北京举行的中、阿文化研讨会。　　1997年2月22日，马吉德秘书长前往中国驻埃及大使馆吊唁邓小平逝世。5月1 5日，马吉德致函钱副总理兼外长通报阿盟对中东问题的看法和立场。7月1日，马吉德秘书长应中国政府邀请参加香港主权交接仪式。8月1 4 日，钱副总理兼外长就中东问题致函马吉德秘书长。10月28日，马吉德秘书长致函钱副总理兼外长通报阿盟第108次外长理事会情况。12月25日，钱副总理访问埃及期间在阿盟总部会见马吉德秘书长，双方就中东问题和中阿关系进行政治磋商，钱副总理提出中国和阿拉伯国家巩固和发展面向二十一世纪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四点建议，主要是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开展互利合作，谋求共同发展，在国际事务中互相支持，马吉德秘书长表示赞同。　　1998年3月，阿盟秘书长马吉德致书长致函钱副总理，通报中东地区有关情况。4月，钱副总理复函。5月，唐家璇外长向阿盟秘书长通报以色列总理访华有关情况。6月，马吉德向唐家璇外长通报阿盟理事会情况。9月，阿盟理事会第110届会议作出加强对华关系决议。11月，唐外长致函马吉德，对阿盟决议表示欢迎。　　1999年1月4日，唐家璇外长在开罗阿盟总部会见了阿盟秘书长马吉德，双方主要就中阿关系、中东和平进程、伊拉克、洛克比以及在中东实现无核、无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区等问题交换了意见。唐外长还提出了发展中阿关系三点建议：即政治上加强协调；经济上扩大合作；在国际事务中密切配合，相互支持。会见结束时，唐外长与马吉德秘书长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与阿拉伯国家联盟秘书处关于建立政治磋商机制的谅解备忘录》。4月7日，阿盟秘书长马吉德致函唐家璇外长，赞赏中国对阿中关系的高度重视，并通报2月阿盟第63届经济和社会理事会作出的关于要求全面研究中国和阿拉伯国家之间的经贸关系，以提高双方合作水平的建议以及阿盟第111届部长理事会通过的呼吁阿盟成员国发展与中国的官方和民间关系的决议。5月，全国政协主席李瑞环在访问埃及期间会见了马吉德秘书长。 5月12日，阿盟秘书长马吉德致函唐家璇外长，就中国驻南联盟使馆遭北约轰炸表示慰问。9月，阿盟秘书长马吉德计划访华时首次提出了建立中阿论坛的设想。10月20日，阿盟秘书长马吉德致函唐家璇外长，通报阿盟外长理事会9月例会就巴勒斯坦问题和阿以冲突通过的决议。12月28日，外交部部长唐家璇复函马吉德秘书长，重申中国政府对中东地区问题的立场和观点，表明中国对该问题的关注和对中阿交流与磋商的重视。　　2000年3月，阿盟外长理事会通过有关中阿关系的5972号决议,进一步明确了建立中阿论坛的倡议，并责成秘书长就此与中国政府联系。　　2001年4月9日，阿盟秘书长马吉德致函唐家璇外长，通报3月在安曼召开的阿盟首脑级会议的有关情况。5月7日，阿盟新任秘书长穆萨致函唐家璇外长，通报其就任阿盟秘书长一职，并表示希望加强与中国的合作。5月30日，唐家璇外长复函穆萨秘书长，重申中方对中阿合作的积极立场和一些考虑，同时邀请其在方便的时候访华。6月28日，阿盟秘书长穆萨致函唐家璇外长，就唐外长对其来信复函并邀其访华表示感谢，对中方为发展中阿关系所做的努力表示赞赏。7月3日，阿盟秘书长穆萨致函唐家璇外长，感谢唐外长对其就任阿盟秘书长的亲切祝贺和友好情谊。10月2日，唐家璇外长与阿盟秘书长穆萨通电话，就美遭受恐怖袭击事件、国际反恐合作和中东和平进程等问题交换了意见。11月14日，唐家璇外长在联合国总部会见阿盟秘书长穆萨，双方就中东、伊拉克和阿富汗等问题坦率地交换了意见。12月26日，唐家璇外长访问阿盟总部，会见了阿盟秘书长穆萨，双方就中东局势、双边关系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穆萨秘书长还向唐外长递交了《阿拉伯--中国合作论坛宣言》草案，希望中方研复。　　2002年3月26日，江泽民主席致电祝贺第14届阿拉伯国家首脑会议召开。4月5日，唐家璇外长就以巴冲突局势和阿盟秘书长穆萨通电话。4月21日，朱镕基总理访问埃及时在阿盟总部会见穆萨，双方就“中阿合作论坛”、中东局势等问题交换了意见。5月24日，阿盟秘书长穆萨就有关保护巴勒斯坦被占领土上文化遗产的决议草案事致函唐家璇外长。6月14日，唐家璇外长就此事复函穆萨秘书长, 表示中国愿在此问题上与阿盟加强交流。9月14日，唐家璇外长在联合国总部会见阿盟秘书长穆萨，双方重点就伊拉克问题交换了意见。　　2003年3月7日，唐家璇外长在出席安理会伊拉克问题会议时会见了由巴林、黎巴嫩、突尼斯、埃及、叙利亚5国外长及阿盟秘书长穆萨组成的阿拉伯外长委员会代表团，双方一致强调应通过政治途径和平解决伊拉克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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