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指定代理指定代理是根据人民法院或者行政主管机关的指定而产生的代理关系。指定代理主要适用于在社会生活或民事诉讼过程中需要代理人代为法律行为，而没有代理人或无法确认代理人的特殊情况。在这种情况下，人民法院或行政主管机关依据法律的授权指定公民或法人充当代理人。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诉讼法》第57条规定，无诉讼行为能力人由他的监护人作为法定代理人代为诉讼。如果法定代理人之间互相推诿代理责任的，由人民法院指定其中一人代为诉讼。 适用指定代理应注意几个问题： 法律授权的机关才有指定代理人的权力。 指定代理人时，应考虑所指定的人与被代理人之间有无利害关系，不宜指定有利害关系的人为代理人。 依法被指定代理人的公民或法人无正当理由，不得拒绝。 指定代理与法定代理的比较指定代理与法定代理都是适用于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法律制度，但二者有一些方面是不同的。 1、法定代理权是基于法律的直接规定而产生的，即法律对这种代理是有明文规定的，如《民法通则》第16条第1款规定：“未成年人的父母是未成年人的监护人”；第14条规定：“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监护人是他的法定代理人。”而指定代理权是有于指定机关的指定而产生的，没有指定行为便不会有指定代理。 2、法定代理和指定代理是前后衔接，互为补充的。法定代理人如果是明确的，则不会发生指定代理，只有在没有法定代理人或担任法定代理人有争议或者法定代理人有正当理由不能履行代理职责的情况下，才产生指定代理。 3、法定代理权的证明文件是能够证明代理人与被代理人之间身份关系的法律文件，如户口簿、结婚证等，指定代理权的证明文件是人民法院或其他指定机关出具的指定书。指定可以是书面的，也可以是口头的。
经济法律关系客体的含义 经济法律关系客体，是指经济法主体相互权利、义务所指向的对象。 经济法律关系客体的特征 一般而言，经济法律关系客体包括物质的、精神的、行为的三种基本形式。 经济法律关系的客体，即具有通常意义上的法律关系的客体的一般特性，又具有自身的特殊性，具体体现在： 1．经济法律关系的客体必须是经济法主体能够控制、支配的事物。因此，在不同的社会历史条件下，经济法律关系客体的范围是不同的。 2．经济法律关系的客体必须是国家经济法律允许进入到经济法律关系成为其客体的物或行为。 3．经济法律关系的客体应当是能够直接体现一定的经济效益或是可以借以获得一定的经济利益的物或行为。 经济法律关系客体的分类 1．物 物是指人们支配和用来满足某种需要的具有使用价值的实物。物作为经济法律关系的客体，有一定的限制。 作为经济法律关系的客体的物，是指经济法律关系的主体在事实上和法律上能够控制和支配的，国家经济法律法规允许进入经济法律关系的，具有一定经济价值的客观存在。 从具体实践上看，经济法律关系客体中的物，主要包括自然资源和产品资料。 2．经济行为 经济行为，是进行经济活动，能发生一定经济后果的行为。作为经济法律关系客体的经济行为，是引起经济权利、义务的发生、变更和终止的经济活动。作为经济法律关系客体的经济行为，是经济权利（权力）和经济义务所共同指向的作为或不作为。相互对应的经济权利（权力）和义务，通过这种行为的实施而同时得以实现。 由于国家经济职能的变化和民事关系的异化，社会化大生产条件下的经济活动，形成了民事关系以外的新型的经济法律关系客体—经济行为，它既包括经济组织等主体的经济行为，也包括国家和国家机关的经济行为。 （1）国家和政府的经济行为 政府机关是国家经济行为的具体承担者。政府的经济行为，是指政府这一国家权力执行机构所具有的经济职能性经济活动。政府作为经济行为的重要主体，一方面承担着对国民经济运行进行协调的经济职能，同时也充当一般的经济组织，直接参与经济活动。 第一，政府协调经济的行为。 政府对社会经济的协调，主要有以下方面： 经济组织行为，是政府机构充当对市场进行培育、对市场要素进行组织和对市场主体进行管理的组织者而实施的经济行为。 经济调控行为，是政府运用各种经济杠杆，引导经济运行达到某一种预期状态而实施的经济行为。 经济监督规制行为，是政府通过一定的经济监督部门和行政执法机关，对经济运行进行监督和检查，保护合法经营，打击非法交易，维护市场公平竞争秩序，保证市场秩序的健康有序。 经济仲裁行为，是在经济活动中，商品生产者或经营者之间发生利益冲突或产生经济纠纷时，政府机构作为第三方居中裁判，协调当事人之间的经济利益关系，使市场交易关系和谐有序。 政府指导和信息服务行为，是指政府通过信息的公开、发布、反馈等对经济运行进行非强制性的指导和影响。 第二，政府经营性经济行为。 政府作为生产资料所有者在行使其财产所有权过程中的具体运作，主要有： 国有资产经营行为。国有资产是指国家所有的，由经济组织使用的，并能给经济组织带来经济收益的一切资源。国有资产的形成，表明国家对经济的直接管理和不同程度的经营介入。国家对国有资产进行经营，是由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决定的。政府机构的国有资产经营行为主要有资产投资行为和资产监管行为。国有资产投资行为主要是通过国有资产管理部门授权国有投资公司、国有银行和国有企业进行，投资的方向主要是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部门、私人资本无力投资或不愿投资的部门，以及其他在国民经济结构中占有重要地位的部门。 政府采购行为。政府机构作为经济主体，其交易和消费行为主要包括：政府是用财政性资金采购货物、工程和服务，政府机构购买为执行其职能所必需的物质设备而进行的采购行为，政府部门为实现对经济结构的调整或引导而进行的采购行为。 （2）市场主体的经济行为 市场主体的经济行为，就是直接从事市场经济活动的经济实体的具体生产经营行为。市场主体的经济行为可以分为一般性经济行为和组织性经济行为。 一般性的经济行为，是指所有市场主体都进行的生产、销售等行为，包括市场主体进行的社会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等经济行为，这是经济主体最基本和最主要的经济活动。 组织性经济行为，是专指具体经济组织的设立、变更、终止等涉及自身组织机构的活动。经济组织的设立、变更、终止、解散等行为，必须严格按照国家设置的强制性规范进行，这也是国家对经济组织管理和监督的基本环节。 3．智力成果 智力成果，是智力创造的以一定载体表现的知识成果。如专利、专有技术、技术改进方案、合理化建议、信息、商标、生产经营标记、著作等等。根据载体的不同，智力成果可分为网络信息资源和一般信息资源。专利、商标、著作等以“纸面”为载体，为一般信息资源；远程教育、远程医疗、电子商务、电子邮件、虚拟现实等精神产品以网络（无纸化）为载体，为网络信息资源。在当代，信息资源已成为与物质资源同等重要的资源。网络信息具有高速、广泛传输的特点，使世界上形成了没有边界的信息空间。信息资源不是有形体，也不是人的思维活动本身，而是思维成果的一定物化形式。将信息资源由潜在的经济价值转化为现实经济价值，由一般物化客体转化为具体经济关系客体时，它将成为经济法律关系客体。 相关条目 经济法律关系主体
什么是免除免除是指债权人抛弃债权，从而使债消灭的单方行为。免除是债消灭的原因之一。 免除债务的方法免除债务是债权人单方的意思表示，此意思表示无须征得债务人的同意。免除债务的意思表示可由债权人作出，也可由债权人的代理人作出。免除债务的行为为无因行为，债权人或者其代理人免除债务的原因何在，在所不问。 债权人免除债务一般应向债务人为意思表示，向第三人为免除债务的意思表示，不发生免除的法律效力，但向债务人的代理人所为的免除债务的意思表示发生免除的效力。 此外，意大利民法中规定，债权人免除债务的通知在送达债务人时，发生债的消灭的效果，这一明确的法律规定颇值借鉴。 免除的效力免除发生债务消灭的效力。因免除使债权消灭，债权的从权利，如利息权、担保权等，也同时归于消灭。 债权人免除债务人的全部债务的，债务人的全部债务消灭，有债权证书的，债务人可以请求返还债权证书；债权人免除债务人的部分债务的，债务人的部分债务消灭。 债权人免除债务不得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的合法权益。否则免除债务的行为无效。保证债务的免除不影响被担保债务的存在，被担保债务的免除则使保证债务消灭。
什么是司法资源 司法资源是社会资源的一部分，它应包括司法机构、司法人员和与司法活动相关财政保障资源。从而可以得出，利用司法资源，必须有司法人员人力资源与财政资源的耗损。司法资源具有资源的特征稀缺性，是限的，有投入，并不能无限支取。滥用《现在汉语词典》解释为胡乱地或过度地使用。因为司法资源的稀缺性，探讨司法资源的滥用才有意义。 司法资源的表现1、在没有通过其他纠纷解决前，直接选择进入司法程序，司法活动具有最终裁量性，因此在司法途径之前，社会应有其他途径解决，司法是最终无可奈何的选择，在行政诉讼表现为，可先行复议，不经复议起诉，民事诉讼表现小额诉讼增加，当事人不经调解、协商途径等等； 2、非法院主管案件，诉诸法院，在行政诉讼中，行政主体行为是否为行政行为，不管行政行为是否为内部行政行为，是否行政行为是否对相对人的权利与义务有影响，民事诉讼中，明知不可诉而诉，无理之诉； 3、反复缠诉，一案一审再审，司法无权威，不具有最终裁量性。 4、执行难，对执行难的错误认识，有执行能力案件经多次执行不能执行，无执行能力案件用尽措施，不及时终结，反复执行。 司法资源滥用存在的原因一是对法律期望值太高，法律宣传缺失，法律界过分宣扬法律途径是解决纠纷的最好途径，强调“为权利而斗争是对自己的义务”，2“主张权利是对社会义务。” 3传统“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遭到法律人的无情讽刺，认为这与法治理念格格不入，甚至有法官认为亲兄弟明算帐，有纠纷上法庭是法治社会进步，案件数多少一直是法院考评法官工作的重要指标。 “我要求法律”4成为一部分缠访缠诉的人生信仰，致使一些本应该在民间解决的纠纷，一此本应该息事宁人的纠纷进入法院，不计成本的小额诉讼，宁可输钱不输气的官司，花几千元、几百元钱请律师打争议几百元的诉讼在法院常见，这种诉讼即使胜诉了，虽有个说法也是没个说法，《秋菊打官司》正是这个理念下的产物，讨个说法，秋菊最后的失落，不是因为法治与传统社会格格不入，而是这种理念与法治理念和传统不符，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家长里短的纠纷，本应是“父子没有隔夜仇，夫妻床头打架床尾和”，这类纠纷讨个说法，正是法治观念的缺失，有道是青官难断家务事，司法途径更多的成为当事人的心结，难以消除。 二是法律信仰缺失，与法律期望值太高相反，对法律的信仰缺失，这种缺失往往表现为对人的不信任，更为直接的说对当代司法机关和法官的不信任，未成诉讼先查法官户口的事，尤为普遍，更有甚者法官的祖宗三代也能查个明明白白。胜诉则法官青天，败诉则法官不公。不仅当事人如此，法官本身对法律信仰的缺失更为可怕，如“法官的权威在于公正，没有公正就没有权威”看视冠冕堂皇的道理下，也隐藏一个大的法治悖论，公正与权威本是司法的两面，没有权威哪来公正，法官点评其他法官判决书，将自己对法律理解和处理意见带入其他法官之中，法律如此博大，不同观点为常事，正如卡多佐所言“我们也许会尽我们的之所愿地努力地客观地理解事物,即使如此,我们却永远不可能用任何他人的眼睛来理解这些事物。”5同案同判只不过是乌托邦式理想，永远不可实现，如此点评判决书，给败诉当事人一丝希望，更多给了是当事人对司法的失望，寄希望于遇见贤人或包青天式的法官，所以上访缠诉不断，司法最终裁量权在这些法官和法律人眼中并未形成，法官没有正确的法律信仰，又如何能要求百姓尊重司法权威，所以肖扬院长最近几年关注司法权威的构建正是抓住了法院主要矛盾。 三是诉讼制度设置不合理。1、司法资源是有成本的，正因为如此国家要收取诉讼费，至少有以下几点好处，1）、避免当事人滥用司法资源，司法机关的设立是为全社会而设立，司法资源是全社会的资源，任何人利用这种资源都应支付一定的成本，诉讼需要慎重，毕竟是有成本；2）、减少当事人被诉的风险，与滥诉相对的，就是被别人诉的可能性降低。以上两点体现了息诉的法治理念，符合司法最终裁量性，当事人只有先通过其它途径解决纠纷，才是最为经济的，司法途径永远不会是最经济的解决纠纷的途径，诉讼不会是解决纠纷的最好途径，只有在没有其它途径可选择时，才应考虑的。新的诉讼收费办法，大有提倡小额诉讼之意，小额诉讼收费的降低仅是当事人诉讼成本的降低问题吗？可没看到司法成本增加必然，社会为此付出更多人力财力，在行政诉讼中需要很高成本的投入，过多考虑相对人利益，造成了原告低成本，行政主体行政执法成本增加，司法资源高投入的诉讼，民法公法化、商法公法化等诸多原因，现阶段民事行政交织在一起的诉讼日益增多，涉及第三人的行政诉讼中，原告进入诉讼的低门槛，就意味着诉讼地位不仅高于被告，也高于平等主体的第三人，行政诉讼主体地位不对等，行政诉讼不仅没有成为真正需要解决问题当事人的正当途径，反而成为那些不需要人的充分利用起来，或通过行政诉讼解决民事纠纷主要途径，可以提高胜诉的几率和诉讼费用风险。新收费办法低保户等诉讼费用无条件免收，权利不加限制，没有约束的权利都容易被滥用，不管是公权力还是私权力都是如此，如某法院一年受理某低保户案件仅行政诉讼案件8件，上诉6件，法官疲于应付，至少我们应重新审视新的诉讼收费办法真的合理。2、执行难问题，执行难是一个社会问题，一个社会诚信和法院诚信的问题，应本文所探讨的是司法资源问题，故仅局限于滥用一词谈执行难，难执行案件无终了时，无非三种原因，一是有执行能力，被执行人不执行，二是无执行能力要继续执行，三是有执行能力，因各种原因法院不执行。正确区分执行是真难与假难的问题，对于第二种情形而言，就不应列为执行难，市场和民事活动本身的特点，司法活动不能代替民商风险，法律应将此类案件提供其他途径，如破产，限制高消费，申报财产等等制度，对于第一类和第三类就是社会诚信和法院的诚信问题。 3、检察院的民行抗诉和法院主动再审问题，申请再审案件轻易发动，对司法最终裁量权最具威胁的不是当事人，而正是法院和检察院的杰作，审理一案，反复再审，动用了全院的法官全院的书记员，基层法院常有发生，判决如此不稳定，公正与不公正，已经无所谓了，没有了权威，公正还在吗？司法权威早已不复存在，我们不承认法官的认识有限，不能容忍法官的自由裁量权，法官与法官，法官与检察官之间必须高度统一，同案同判，电脑量刑等深得“民心”的“现代”司法理念闪亮登场，法治的理念却又退了一大步。正如卡多佐所说：“它也许并非某一时刻都接受的同一个原则，也并非某个法官在所有时刻都接受的同一个原则。”6不管我们是否承认，法官在审理案件时必然要有法官个人独特的判断因素融于法官的判决之中。 解决司法资源滥用的对策1、法律宣传力度需要进一步加大，法律宣传模式简单，让百姓所能看到的生硬机械的法条，法律给百姓的感觉仍是深不可测，法国民法典深入人心的不是具体法律，而是法律后面的法治理念，缺少法治理念的宣传，法制宣传必然是苍白无力。物权法的制定，引起全社会百姓关注这部法律，但同时我们看到物权法出台，重庆最牛的钉子户拆迁案又进社会的视野，如何正确引导社会看待权利观，正是我们法律所要做的。法治的社会一定是普遍宽容与理性的社会，一个斤斤计较的社会必然是一个诚信普遍缺失的社会，至少宽容与理性传统道德观的缺失的社会，不可能发展法治社会，无诉传统需要我们重新审视，法治社会应是一个多途径解决社会各类纠纷的社会，而诉讼则是这些途径中最糟糕与无奈的选择，因为这时需要公权力进入私法领域。 2、规范法律服务市场，法律服务市场的紊乱造成后果，不正当的竞争普遍存在，宣扬不正当的诉讼观，1）、有案必办，致使一些本应通过其他途径或不属于通过途径解决的纠纷进入司法途径，律师更多是为自己的收入与名声着想；2）、对外称与某法院关系拉案源，败诉原因自然是关系不到，法官不公了，这种适应熟人社会、人治社会与市场经济运作模式格格不入，不利于律所和律师的发展，我们所看到的成功律师未必是优秀的，而是人际资源雄厚，法学理论精通的律师未必是个好律师，同时又给法院信用带来负面影响。 3、法官职业化，规范法官职业道德，减少与当事人接触，这点与马锡五、金桂兰审判方式格格不入，拉家常拉关系的调解方式确能做到息事宁人，化解纠纷的作用，可负面作用同样不少，运用不当，适得其反，在法官之间没有可借鉴的模式，即使有借鉴因法官不同而千差万别，适应于低效的熟人社会。我们要看到司法必须走到现代化，司法活动的礼仪必须要确立，司法活动必须要专业化、规范化、程式化，适用高速发展的市场经济，法官远离交际社会，在一段时间可能会取的相反的效果，与国人熟人社会观念不相符，国人总希望法官与自己关系近些，但从长远看，必然是明智的选择，让社会知道法官眼里只有抽象人和平等人，没有人可以通过某种途径而获得法律之外的利益。 4、司法最终裁量权的确立。司法最终裁量权，至少有两个含义，一是在通过司法途径解决纠纷前，应有其他解决纠纷的途径，如谢晖教授所言，应有自治和他治；二是通过司法途径解决后，具有终局性，社会不再提供也不应提供其他任何救济途径，这点也许与法院世纪主题“公正与效率”颇有争议，法官动员建议当事人上访，在法官之中常有发生，更有甚者法官亲自上访。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一位大法官“不是因为我的判决是正确的,所以它才是终局的，恰恰相反，因为我的判决享有终局性，所以它是正确的。”而我们法官大多缺少这样意识，法官应将不同观点处理意见带入生效判决点评中，时有发生，甚至有好事法官愿拿自己判决给专家点评。司法独立问题又因此摆在我们的面前，“有治法，尚需有治人”的观点不仅适用人治社会，在法治社会仍有其合理的内核，法官的素质问题同样是个大问题，提高法官门槛，法官终身制，法官年龄适时老龄化，正是对这个时代的回应。 参考文献《商法教程》顾功耘主编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1年9月第1版 《为权利而斗争》[德]鲁道夫.冯.耶林著，胡宝海译 中国法制出版社 2004年11月第1版第23页 《司法过程的性质》[美]本杰明.内森.卡多佐著 苏办译 商务印主馆 1998年11月第1版第3页第2页 《法治讲演录》谢晖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会 2005年12月第1版
什么是职务犯罪职务犯罪主要是指掌握一定管理、支配公共财产、人事关系等多种实权的国家公务人员滥用职权、谋取私利、侵犯公共利益的高层次、高智商犯罪，其本质特征是以权谋私、权钱交易。主要表现是贪污贿赂、挪用公款等经济犯罪和渎职侵权犯罪，是腐败现象最突出的表现。腐败制造社会矛盾，引发社会冲突，对经济建设和政局稳定起着破坏作用，使国家和人民身受其害。当中国全面进入现代化进程和市场经济建设的关键阶段的今天，反腐败斗争是关系到我国改革开放的成败，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兴衰命运甚至生死存亡的严峻斗争。随着高科技的运用和人民法律意识的逐步提高，职务犯罪的特点也就呈现出“犯罪主体特殊性”“犯罪手段隐蔽性”“追求犯罪安全性”“犯罪形式智能化”等多元化特点。其产生和发展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有微观层次上个人素质方面的，也有宏观层次上制度结构方面的。 职务犯罪产生的原因 一、政治素质低、精神文化空虚。 职务犯罪的干部大多数没有良好的思想基础，又放松自身的政治学习和提高，不注意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受西方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等腐朽思想文化的影响、侵蚀，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世界观、人生观错位，价值观扭曲，把一切向钱看的腐朽思想带入执法领域中，把手中的权力视为交换的筹码，以权谋私、权钱交易，把公正执法扔到了脑后。究其根本原因是丢掉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基本思想，动摇了理想信念。 在精神文化方面，权力腐败助长腐朽没落思想，瓦解人民群众对现代化事业的信心，滋生对执政党的政府的离心离德倾向。 二、权力过于集中、缺少监督和制约。 权力过分集中是我国党政领导体制中传统的弊端。早在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同志就指“出党和国家领导制度中的主要弊端之一是权力过分集中，过分集中往往把党的领导变为个人领导。必然造成官僚主义，必然要犯各种错误”。固然，腐败分子的堕落有其个人品质的原因，但是他们的腐败活动既然发生于体制内，这就要求我们必须认真检讨制度环境存在的内在的疏漏。无疑，正是过分集权的体制为某些掌权的人提供了自由用公的可能。过大的权力膨胀了他们的个人意志。而且，权力过分集中还使得纠正权力过错的代价大大提高。1、权力过程中缺乏有力的制约和监督。权力现象的一个客观规律是，没有制约的权力容易被滥用。在失控和约束不力的情况下，个人的意志常常会由于没有压力和牵制而轻易地进入权力过程，从而使用权人形成不谨慎甚至是随意的精神状态。由于缺乏制约机制作保障，权力行为的规范也往往流于形式，丧失应有的权威和严肃性，得不到真正的贯彻。江泽民同志说，权力被滥用而又得不到制止，往往就会出现大问题。我国腐败现象发生的现实直接地证明了这一点。虽然在党政体制中有专职地监督各级权力的机构，但监督权和被监督权之间明显失衡，使得监督机构的职能作用受到限制。权力运作的规律表明，权力越大、越关键，就越是应当予以规范和约束。而现实权力体制中的情况却是相反，权力地位越高，受到的制约和监督却越弱。正因为制约监督不力，才使得某些人有恃无恐，肆意妄为。2、权利对权力的监控力不足。权利对权力的监控是现代权力制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我国，这样的制度尚未健全。权利对权力的制约缺乏有效的实现手段，公民权利行为组织性差，制度保障也不够。在公职人员的选拔、业绩评估和考察、权力违法的遏制以及权力受腐败行为侵害的救助等方面，尚未建立起严密的权利参与和保障制度。 三、 法制观念淡薄，没有树立良好的权力观。 职务犯罪的干部大多数没有牢固树立公正执法的思想观念，在实际工作中也就不可能自觉遵照法律规定做到依法办事。违法办事的干部往往认为工作不会出问题，自己不会犯错误，就是发生了一些违纪违法情况，还认为自己是正确的，对工作缺乏高标准、严要求，不能兢兢业业对待每一项具体工作，最终导致执法犯法，后悔莫及。权力观是领导干部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集中体现，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决定着人的理想信念、价值标准和行为选择，从某种意义上讲，权力观是观察领导干部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最直接、最集中、最具体的窗口。对领导干部来说权力就意味着责任和义务，权力是人民给的，是用来为人民服务的，但在翻滚涌动的经济大潮中，有一些干部摆不正位置，政治觉悟不高，信念不足够的坚定，免疫力不足够的强，最终把权力当成谋私的工具，亵渎了人民赋予的权力，走向了后悔的腐化堕落之路。 四、工作机制和管理方式尚待完善。 少数基层领导对干部职务违纪违法导致的各种问题认识模糊，加之受“难免论”、“难管论”的影响，行动上自然对干部失察、失管、失控。对违纪违法干部无原则地加以袒护和纵容。领导干部的一岗双责制度，明确规定既要抓业务也要抓队伍建设，但少数领导往往只顾压任务定指标，忽视讲纪律，提要求；只注重完成工作任务指标数字，不检查完成任务的方法和手段，不检查制度规定的落实情况。因此，工作上满足于一般化的部署要求，缺少深入检查；对违纪违法干部姑息迁就，缺乏严肃批评教育；思想政治工作停留在表层，缺乏渗透到每个环节的具体措施。尤其是不能有效地启动预防机制，处理上又失之于宽。监督制约机制松懈，制度流于形式。近年来，各地各部门都普遍制定了相应的预防职务犯罪的规定、纪律、制度、办法等，但在具体落实上，却缺乏广度和深度，没有起到干部之间相互监督，部门之间相互制约的作用。 职务犯罪的主要表现形式 （一）、利用职权谋取私利、进行权钱交易，徇私枉法。主要发生在一线执法业务工作部门的执法环节上，问题的性质是触犯刑律。其具体表现为个别行为主体利用手中职权直接为当事人谋取利益，徇私枉法，进行权钱交易。 （二）、侵犯国家、集体、公民及法人的合法权益，违法办事。问题的性质是严重违反法律规范。其具体表现是利用职务特权，违法操作，严重侵犯了相对主体的合法权益，使国家、集体、公民及法人受到财产、人身及秩序上的损害。 （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办事，违背“程序合法实体公正”的要求。由于行为主体不能按照法定程序处理，程序不公正，从而导致实体公正也无从体现，直接影响了行使职权的客观公正。亵渎了公权力的尊严，而且损害了相关职能部门的荣誉和形象。 职务犯罪的危害性一、动摇国家政权的根基 首先,它将破坏政权的稳定,导致政治体系合法性的危机。国家政治体系是一个多成分的结合体，按照马克斯·韦伯的观点，国家政治体系的统治系统是由自愿服从和信仰体系构成。一个政权的维系取决于公众对政治体系合法性的确认和信仰。职务犯罪的多发、频发、高发态势会导致公众认为国家已背离了存在的初衷，成为权力拥有者发财致富的工具，或成为被滥用和不负责任加以行使的对象。在这种情况下，国家现存政权合法性必然产生危机，社会就会出现动荡局面。“如果人们对哪一个政权具有合法性问题发生争论，其结果必然导致内战或革命。”职务犯罪是发生在掌握公共权力的国家公职人员中的犯罪，因此，它总是同国家政权密切相关的。***同志曾对腐败现象给政权造成的严重危害作过精辟的概括，并且为之忧心忡忡，夜不能寐。他指出“腐败现象已经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广泛领域，尤其是侵蚀到我们党政机关和干部队伍。利用职权营私舞弊、贪赃枉法、索贿受贿等犯罪行为，达到了惊人的程度。”“如果我们掉以轻心、任其泛滥，就会葬送我们的党，葬送我们的政权，葬送我们的社会主义大业。”在党的十六大上，他进一步明确指出：“不坚决惩治腐败，党同人民的血肉联系就会受到严重损害，党的执政党的地位就会有丧失的危险，党就有可能走向自我毁灭。”显然，职务犯罪是腐败最严重的表现形式，是我们党的性质、宗旨根本对立的。它的滋生蔓延会危机我们党的执政地位，国家政权的稳定，导致政治危机。 其次，削弱党和政府的执政能力。我们党的执政地位是建立在人民群众密切联系基础之上的，是建立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基础之上的，解放后，党和政府在人民群众中威信很高，政权非常稳固，但随着改革开放和经济和发展，以权谋私、贪污受贿等腐败现象不断蔓延滋生，不少国家公职人员把自己所掌握的本属于人民的权力资本化、商品化，搞钱权交易，以权谋私。处于各级领导权的国家工作人员绝大部分是共产党员，如果这些人利用职务之便牟取个人私利或任意亵渎职责，必然大大地降低党和政府的威信，破坏党和政府的执政能力。 从另一方面看，职务犯罪作为一种影响力极强的腐蚀剂，一旦传播开来，就会造成正气难申、邪气猖獗、人心焕散、各自为政的局面，使党和国家的法律、法规无法得到执行，职务犯罪特别是吏治腐败引发的职务犯罪破坏党的干部队伍建设，压抑各级人才的选拔使用，压制优秀人才的脱颖而出阻碍人事制度改革进程，破坏队伍团结，损害队伍的纯洁度，导致干部队伍凝聚力、战斗力减弱甚至丧失。党和政府在组织国家管理和社会各项事业方面的能力也将大大削弱。“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绝不能自己毁掉自己。”如果任职务犯罪发展蔓延，必然大面积地侵蚀干部队伍肌体。失去广大人民群众的信任，面临生死存亡的严峻考验，出现“水可覆舟” 的危险局面。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的过程中，一些反对派就是利用了“反腐败”的口号，通过批判共产党的腐败行为，攻击和否定共产党的领导，进而予以全盘否定，致使许多群众对本国共产党不抱希望，无动于衷，甚至出现了像波兰那样以工人群众为主体反对共产党的现象。这既反映了腐败对执政党所构成的现实危险，同时也为我们的党建设和执政治国提供了深刻的教训。 二、破坏国家秩序 职务犯罪对国家秩序的破坏主要表现为危及法治建设和政府改革进程。 首先，国家公职人员的职务犯罪危害国家政权的法治基础。法律法规是公共利益和公共秩序不受侵害的重要保证。法律规范的制定与实施是法治的重要体现。而法治作为现代化国家的基本特征是维系国家的重要手段。职务犯罪对于国家秩序和公共秩序的破坏是相当严重的。职务犯罪是国家工作人员的犯罪，犯罪主体是法律的制定者、实施者，更是国家法治的捍卫者。坚决、忠实履行法律赋予的职责，保证国家各项职能的实现是对国家工作人员的最基本要求。如果法律的制定者、实施者的行为背离法律的要求，破坏法律的尊严、统一和正确实施，将会对其他工作人员产生误导作用。促使奉公守法的国家工作人员在审视自己的行为方式时怀疑法律的严肃性，从而在根本上动摇法律在公众心目中的地位，造成法律的公正性和权威性下降，导致法律调节功能失灵。同时，国家工作人员是由人民选举或受人民委托从事公务的人员，职责要求他们自觉地遵守法律，成为社会法制观念的代表。如果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便利牟取私利或滥用职权，则必将玷污法律在民众心目中庄严神圣的形象，使社会成员失去公平感和安全感，从而放弃依法办事的自觉性，进而导致国家秩序的混乱和法治基础的丧失。 其次，职务犯罪对政府现代化运作形成阻碍。政府的良性运作是社会稳定与经济发展的最根本保证。市场经济条件下行政权力不能随意介入市场，影响经济活动的具体运作，但整个社会的经济发展仍有赖于政府的宏观调控和有效的干预。在一定意义上说，政府是社会经济发展的推动力量，而职务犯罪则从根本上损耗政府的效能，使经济失去积极、有效的调控机制。职务犯罪促成并加剧了政府运行的低效状况。在现代社会中，时间对于经济活动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被视为最重要的资源。“腐败官员延宕政策的执行，拖延办事时间，往往是敲诈勒索的基本手段，经济实体要想迅速办理有关事宜则须向他们行贿。”同时，政府为防止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进行犯罪制定了繁琐而复杂的办事程序和手续，又进一步加剧了低效率，使政府运行进入恶性循环。职务犯罪还加大了政府行政改革的难度，职务犯罪是对行政法律规范的背叛和践踏。传统的行政管理体制是腐败产生和蔓延的温床，是职务犯罪赖以生存的土壤。对职务犯罪而言，既想隐蔽罪行继续实施犯罪活动，又想逃避法律的追究与制裁。因此，他们喜欢暗箱操作，会尽力阻挠行政公开，妨碍社会民主化进程。为维持既得利益并保证现有环境的存在，他们自然不会愿意建立符合社会发展规律的行政运行机制，而且还会想方设法地设置障碍。从而增大了改革的难度。 三、破坏市场经济及其发展。 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之便贪污受贿、渎职侵权等犯罪，破坏国家的经济秩序，严重危害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存在和发展。因为每个国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都会面临资源短缺和资金不足的问题。优化资源配置，充分利用国家有限资金是推动市场经济发展的重要保证。从经济上讲，职务犯罪是权力的设租活动，必然加重市场经济中的矛盾和问题，破坏社会资源按照市场规律实行优化配置，导致资源经费和资金流失，最终阻碍经济的发展。 第一，职务犯罪对经济增长产生危害。首先，职务犯罪行为不利于政府的发展计划和政策的实施。国家公职人员实施的职务犯罪使他们丧失了公共目标和公共责任感。为个人谋取利益，利用手中权利公饱私囊。他们将国家利益、公共利益抛置脑后，阻碍政府法规和发展计划的有效实施。使政府的发展计划扭曲变形甚至落空。其次，职务犯罪对市场经济最直接的影响是给国家和社会造成的巨大损失。据有关资料显示职务犯罪是国有资产流失的重要原因之一，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是国家权利巩固和强化的基础与前提。职务犯罪的各种形式，无论是贪污受贿犯罪等谋私型犯罪，还是渎职等不负责任犯罪都是以牺牲公共利益，特别是国家利益造成国有资产流失为表现特征的。据专家分析，我国国有资产流失的渠道达58种。1982年到1992年有5000亿国有资产流入个人或私营企业手中。近年来，国有资产流失量更呈加剧之势，仅国家审计署2000年对1290多户国有企业审计结果显示，国有资产流失达228.8亿元。有人估计目前国有资产仍以每天1.3亿元的速度流失。可以肯定地说，腐败是导致国有资产流失的重要原因。同时，职务犯罪导致国有资产流失的另一种形式是将国家资金转化为个人消费资金。在一些经济相对落后的地区，有的国家工作人员却依靠挪用国家资产过着极度奢侈的生活。住豪华官邸，坐高级进口轿车，以及经久不衰的吃喝风，蚕食了大量的国家资金。根据社会科学院的一项统计资料显示，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各种主要类型的腐败所造成的经济损失和消费福利损失平均每年在9875亿至12570亿之间。占全国GDP总比重的13.3%--16.8%之间。但是，职务犯罪对经济发展的影响远不止这些，在更深的层面上，职务犯罪已构成对投资的妨碍。经济学原理表明，投资率是决定经济增长的最有利因素。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今天，无论是国内投资还是国外投资，都要把经济增长率作为投资决策的基本依据。因此，人们除考虑市场、利润和优惠政策等因素外，还要求简明的办事程序，廉洁的政府和稳定的政策等条件。由于职务犯罪类似于一种不可预见的随机性税收,必然严重影响投资者的兴趣。腐败和职务犯罪的程度越是不可预见,对投资者的影响就越大。腐败及其不可预见性的增加，相当于增多企业的税收。因此,腐败对投资、人力资源配置制度绩效、社会稳定的负面影响都会阻碍市场经济增长，但腐败抑制经济增长的最主要的决定因素。 第二，职务犯罪对收入分配产生危害。合理的收入分配方式应该体现按劳分配的原则，使人们的收入与其劳动价值相适应。但职务犯罪却严重妨碍了合理分配制度的建立。职务犯罪“产生于权力资本，而权力资本自身具有迅速扩张的‘递进倾向’和极强的‘示范效应’，是这种权力资本的形成所需成本极低而收益却很高的特点所决定的。”在一定意义讲，职务犯罪所体现分配原则按权力分配，即按权力大小和滥用次数的多少决定物质财富分配原则。实施职务犯罪的国家公职人员的非法收入与他们的工作实绩和劳动贡献毫无关系，而是与他们利用公职聚敛财富的努力程度成正比。它背离了按劳分配兼顾公平的原则，这种不合理分配现象将打击人们诚实劳动的积极性，它使许多人对待本职工作采取敷衍塞责态度，甚至导致消极怠工现象。 不仅如此，职务犯罪引发了以非法手段谋取非劳动收入的观念转变现象。这种状况降低了劳动效率并使经济发展失去了动力。由此所造成的损失是无法估量的。不少国家公职人员通过公共权力聚敛财富而迅速富起来，并过着奢侈豪华的生活，为整个社会树立了一种通过非法手段发财致富的典范。在他们的影响下，社会各阶层纷纷去寻求发财致富的捷径。高消费和低收入之间的矛盾更增加了人们寻找发财致富捷径愿望的迫切性。由此导致腐化行为社会化。利用职业方便谋取私利成为一种社会通病。这种政府腐化和社会腐化交织在一起，互相推动，因为这两种类型的腐化活动本质上都是属于非生产性活动，不能创造任何物质财富，导致经济发展的停滞不前。同时，人们耗费在这方面的时间、精力和财力对整个社会来说是一种巨大的损失和浪费，从而阻碍了社会发展的进程。 第三，职务犯罪行为对经济体制变革产生危害。市场经济的建立，不仅要有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作指导，还必须有雄厚的物质基础，有好的经济秩序等必要条件。而国家公职人员利用职务实施的犯罪行为，有的直接摄取国家公共财产，有的为一己私利，不惜损害国家利益，有的一次渎职就造成国家财产流失几百万、上千万的损失。从而耗损了市场经济赖以生存运行发展的物质基础，进而使国家丧失了经济变革的物质条件。 国家公职人员的职务犯罪还阻碍市场经济体制的正常发展，妨碍合理的社会物质利益分配体系的建立，扭曲了正常的社会流通渠道。市场经济的基本秩序和基本规则是平等竞争，而职务犯罪使权力不当地介入市场导致资源的人为浪费，流通环节增加，物价增长，生产成本的非生产性上升，伪劣产品充斥市场，破坏了市场经济体制的等价交换和公平竞争原则。严重影响市场对资源配置作用，造成国家宏观调控失控，国民经济管理失衡，经济政策无法落实，从而造成经济秩序的混乱，使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举步维艰。 四、对社会文化和价值观念的误导。 社会文化是社会现实的客观反映。职务犯罪现象对人们的思想和心理结构产生很大的影响，进而对人们价值观念发生变化，对社会文化造成危害。 首先，职务犯罪影响公平与正义观念。公平与正义观念的存在是社会正常发展的重要条件。当社会存在平等的就业机会，公平的竞争环境，公正的晋升渠道时，就有利于形成公平正义的理念，即相信社会是正常发展的，政府是主持正义的力量。这是增强社会成员生产积极性和生活自信心的重要环节。而职务犯罪的出现动摇了人们对国家公职人员秉公办事的信念，权力和关系成为人们取得成功的阶梯，知识和能力的作用在下降。这使整个社会对知识和人才的重视位于金钱和权力的追求，因为职务犯罪与国家权力的滥用是相互联系的，滥用国家权力的同时，必然会给国家或另一个部分人带来不公平，而这势必会影响社会的公平正义观念。 其次，冲击社会心理稳定，滋生极端个人主义和道德虚无主义。社会稳定与否直接体现在公众心理是否趋于稳定。社会心理稳定即人心稳定，它是衡量社会稳定的标志。职务犯罪的大量存在会严重损毁党和政府的形象，使社会公众的心理笼罩一层阴影，人们的不满和怨气就会不断积累膨胀，并寻求发泄途经，这就可能引起社会动荡。同时，由于国家公职人员职务犯罪行为导致的社会腐败现象，还使人们由义愤而变得麻木、冷漠。人们逐渐习惯于腐化的环境中生活，开始容忍甚至人人都把作为一种无法改变的现实接受下来，致使许多人玩事不恭、对现实社会和本职工作漠不关心、得过且过、意志消沉。逐渐人们利用它来也为自己谋取好处，尤其是当一些国家工作人员看到职务犯罪人在犯罪获得收益后未及时得到惩处，或虽然遭受形式上的惩处却得到了实质上的利益时，那么就会产生心理不平衡，滋生对国家利益和公共利益不占白不占，不拿白不拿的自私自利之风。一旦这种影响渗透到社会生活中去，在人民利益、国家利益、集体利益与个人利益之间，就更多地偏向个人利益，严重冲击社会的传统价值观念，使公众在面对公与私，全局与局部利益冲突时，行为背离道德甚至法律的轨道，而极端利已主义和道德无主义的泛滥，则导致损人利己，损公肥私的行为横行无阻，社会风气和公民的道德观念每况愈下，意识形态的信仰无法起凝聚民心的作用，社会各阶层只关心一己私利而对国家和民族前途漠不关心，整个社会就会丧失它的凝聚力。 第二，毒化社会风气。社会转型时期也是新的价值观念体系构建时期，因而容易使人们产生困惑和迷惘的心态。职务犯罪危害性不仅表现在毁掉一批干部，造成巨大经济损失，还表现在降低了公众的道德标准和社会的凝聚力。加剧了社会的失范状态，使公众对法律和权威持怀疑和蔑视的态度，直接降低了公众守法观念。[13]同时也使其他公职人员降低了奉公守法的自觉性，并重新考虑自己的行为方式，尤其当腐化行为在一个单位或部门形成一种风气时，许多公职人员就会产生法不责众心理，感到一种特殊的安全感，这样就会使腐化现象迅速蔓延。当人们对政府和法律都持怀疑态度，使权力的异化和权力失去公正后，民众中也有不少人开始为追求私利而铤而走险，不法活动剧增，犯罪率不断上升，从而导致社会成员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不良变化，使职业道德和社会公德出现滑坡，滋生金主义享受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促成奢侈浪费，贪图享受等恶习。甚至将社会风气引导到|“一切向钱看”的邪路歧途，造成道德沦丧和世风日下，使整个社会出现失范的倾向。 总之，由于职务犯罪的特殊性，尽管职务犯罪分子在我国整个国家公职人员队伍中是少数，但这些人的行为阻碍了国家政治发展，造成经济资源的巨大浪费，动摇政权稳定的基础，损害政府的威信与形象，助长了社会不良风气的蔓延。是一种极具破坏性的丧失道德，违法国家法律的行为。正因如此，我们党和政府已充分认识到这类犯罪的严重危害性。将开展打击贪污贿赂、渎职侵权等职务犯罪斗争作为党和国家一项长期、重要的任务开展下去。我相信在胡锦涛等新一代领导集体的领导下，通过惩治腐败、整顿吏治，中国共产党会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同职务犯罪斗争这一艰巨的历史任务，一定会取得决定性胜利。 职务犯罪的防治西方著名思想家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说：“一个良好的立法者关心预防犯罪、甚于惩治犯罪”。有效地打击职务犯罪可以产生一定的威慑作用，使国家工作人员不敢职务犯罪；有效地教育预防可以净化人们的思想、灵魂，使国家工作人员不敢、不愿职务犯罪；严密的、科学的制度可以减小犯罪的客观原因，使国家工作人员没有机会职务犯罪，不能职务犯罪。打击是惩治职务犯罪的治标措施，预防才是治本之策。只有坚持标本兼治，才能从源头上减少职务犯罪，减少国家和人民群众的损失。在预防和打击职务犯罪的各项工作中首先要把握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的指导原则和总体思路：严格落实中纪委反腐倡廉会议精神，认真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求真务实，真抓实干，即要从严治标、惩治腐败，又要着力治本、预防腐败；既要坚决查办违纪违法案件，又要认真纠正损害群众利益的不正之风；既要保持工作的连续性，又要与时俱进、开拓创新。必须围绕发展这个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必须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方针，必须坚持立党为攻、执政为民，必须坚持惩防并举、注重预防，必须坚持和完善反腐败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必须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其次，要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体系，这也是从源头上防止腐败的根本措施： 一、强化思想建设、提高政治素质 思想决定行为，思想教育是预防之根本，因此必须从思想上强化预防职务犯罪的建设，在广大党员和领导干部思想上筑起预防职务犯罪的坚固堤坝。要做到这一点，就要加大思想教育力度。把对领导干部的教育，特别是中高级干部的教育作为重点，以树立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正确的权力观、地位观、利益观为根本，以艰苦奋斗、廉洁奉公为主体，把党性、党风、党纪教育作为培训党员干部的必修课。思想教育既要突出教育的广泛性，又要讲究教育方法的多样性和针对性；既要讲实效，又要造成一定的声势。以增强说服力、吸引力和感染力，要在各级党委的统一领导下，把纪委、组织部门、宣传部门、党校、以及新闻单位，文化艺术部门的力量集中起来，发挥思想教育工作的整体优势，形成纵横交错的思想教育网络，造成强大的思想教育攻势，加大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力度，营造提高政治思想水准的浓郁氛围。一方面建立健全反腐斗争外在的约束机制，同时注重干部自身素质、修养的教育提高。我国宪法规定，国家通过思想教育、道德教育、文化、纪律和法制等各个领域的教育，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根本方针之一。邓小平同志说：“要教育全党民志发扬大公无私，服从大局、艰苦奋斗、廉洁奉公的精神，坚持共产主义思想和共产主义道德。”我们要加强对干部的各方面的教育，使他们自己充分意识到腐败的严重危害，并坚决制止此类现象在自己身上和身边发生。在进行教育的同时，也要注意有效的教育方法的运用，可以开展学习讨论，进行法制观念教育，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增强党性，建章立制，纠正错误问题等。并结合工作实际加强工作作风建设：扬勤于学习、善于思考之风，戒固步自封、得过且过之为；扬开拓进取、与时俱进之风，戒墨守陈规、不思进取之为；扬脚踏实地、真抓实干之风，借作风漂浮、工作不实之为。用加强教育的强制性来提高针对性，用增强教育的规范性来促进有效性。坚持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形象，以优秀的作品鼓舞士气。使领导干部在思想上清楚的给自己定位，一切权力属于人民，领导干部来自于人民，是人民的忠实代表，代表人民行使权力。牢记我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增强党性观念，继承和发扬优良的传统作风，始终把党和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自觉遵守党纪国法，警钟长鸣，牢筑反腐倡廉的思想道德防线，增强自重、自省、自警、自励的自觉性，谨慎地行使党和人民赋予的权力。建立一支政治坚定、业务精通、作风优良 、执法公正的现代化干部队伍。 二、强化监督机制、加强权力制约 马克思主义监督学说认为，监督是国家的一种职能，是维护一定社会政治和经济秩序的手段。从政治学的角度看，不受监督的权力必然走向腐败。应该肯定，我们党多年来已经形成了不少党内监督的好制度和经验。但是，监督体制还不够完善，没有形成具有足够约束力的监督体系，是目前存在的一个突出问题。针对这些监督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应从七个方面强化监督机制的建设：一是强化党内监督。以贯彻《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施行）》为契机，以领导机关、领导干部特别是各级领导班子主要负责人为重点，紧紧抓住易于滋生腐败的重点环节和重点部位，通过加强民主集中制，加强党的组织生活制度，加强对党员领导干部的民主评议制度等，强化党委内部的监督和纪委的监督。综合运用监督职能形式，努力形成结构合理、配置科学、程序严密、制约有效的权力运行机制，保证权力的正确行使。二是强化权力机关的监督。人民代表大会是我国的国家权力机关。在人民代表大会的权力中，监督权是最重要的一种。要充分发挥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对各级国家行政机关、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和工作监督的作用。三是强化行政监督。主要是要扩大监察机关的权限，例如，给予监察机关查阅、查封银行存款权、停职检查权、奖励权，以及开除的处分权等。同时要完善行政监察管理体制，使之能相对独立行使监察权。此外，还要加强行政监察队伍建设，培养一支训练有素，懂政策、法律和技术的监察队伍。四是强化经济监督。这方面的监督主要是指国家授权经济监督职能的专门机关和企事业单位内部的监督机构，按照一定的法律、制度和纪律对一切机关、团体、企事业单位的经济活动，以及国家公务人员的经济行为进行监察和督促，这是防止贪污、贿赂、挥霍浪费等职务犯罪现象的重要手段。特别要加强财务监督制度，用法律制度保证财会监督人员的政治、经济地位不受监督对象支配，依法独立行使经济监督权，抓好对本单位本部门执行财会制度情况的监督。五是强化民主监督。重点要充分发挥各级政协机关民主监督的职能作用，围绕反腐倡廉，积极抓好民主监督。六是强化群众监督。要明确便于群众对权力监督的重要内容和监督的方法，同时要依法保护群众的监督权，调动群众监督的积极性。七是强化舆论监督。要在坚持党的四项基本原则的前提下，尝试给予新闻媒体的知情权、调查权、评论权、曝光权，使之不失为制约职务犯罪的锐利武器。八是强化对权力的社会监督，充分发挥舆论对权力的监督作用。社会监督是指公民、企事业、社团和其他社会组织依法定权利对公共管理权力进行的监控和督促。它是权力监督和制约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社会对国家行为的规范和约束力量。从而增强监督的实效性，以监督体现特色、以监督树立形象、以监督增强干部队伍在推进依法治国中的作用。同时要强化权力制约。这是根本，因为腐败的根源在权力失控，在现代化进程中发生的问题应当通过推动现代化的全面建设予以克服，通过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和经济体制改革为清除腐败、实现立法政治打下坚实的基础。首先，在战略上大力推进中国的政治现代化进程。现代化建设是一个国家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的全面发展的过程。我国现代化建设的目标是实现国家的富强、民主、文明，这是一个全方位的目标。它告诉我们，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决不等于经济现代化的价值压倒一切。如果政治现代化如政治民主、政治效率、权力结构科学化等没有相应的发展，经济增长创造的财富就很可能成为腐败分子饱食的美餐或被其挥霍浪费。严峻的现实提醒我们，必须坚持经济和政治协调发展的指导思想，在经济现代化的同时加速政治现代化的进程。如果政治发展不能及时顺应经济发展的要求，滞后的时期过长或距离太大，必然为腐败提供泛滥的空间。所以必须依照经济发展的要求切实改革权力结构的弊端。这一点应当是反腐败斗争重要的战略性指导思想。其次，完善权力体制，强化制约监督。腐败表现为权力的滥用，因此应当在权力体制和结构的改革上寻求对策，改善权力运作的体制环境和相关环境。针对传统体制中过分集权、缺乏制约功能的弊端，主要应做到：①权力体制的调整和改革应在民主和科学的原则指导下进行。实践证明，民主政治的发展同权力腐败的发生，通常呈反比关系。尽管民主政治做不到完全根除腐败，但确实可以起到减少腐败发生和控制腐败规模的作用。权力体制的科学化是指权力的配置和结构设计要遵循权力活动的客观规律。②改革过分集权的弊端。③建立系统严密的权力监督机制。权力腐败损害着社会公共利益，那么，动员各种社会力量保卫自身的合法权益，维护正常的管理秩序，必然构成对违法犯罪的有力抵制。 三、强化法制建设，以法治腐、把反腐败斗争纳入法制化的轨道。 面对性质恶劣危害极大的腐败现象，加大惩治力度不失为一种有效做法。“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这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提出来的社会主义法制基本原则，这也是以法治腐，把反腐败斗争纳入法制化轨道的基本要求。具体来说，反腐败斗争的法制化应该包括三方面的工作：①继续完善反腐败和廉政立法，有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完善的廉政法律体系。一要抓紧制定从宏观上强化反腐败、廉政建设地位的法律，使“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方针取得法律上的保证；二要抓紧制定规范市场经济行为的法律；三要抓紧制定对违法违纪和犯罪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进行严惩的法律。②加强执法队伍建设，改善执法条件，保证严格执法、依法办事，坚持标本兼治方针，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预防职务犯罪的工作机制。有与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相适应的、强有力的反腐倡廉的监督机制，③发挥检察机关预防职务犯罪的职能。营造领导重视、群众支持、社会形成廉洁意识的执法环境。作为司法机关之一的检察院，是查办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职务犯罪的主体，有政治上坚定、业务上强、装备良好、反应迅捷的执法队伍；在依必须重点抓住两个方面：一是立法；二是执法。一方面必须切实加强预防职务犯罪的立法工作。要尽快建立和完善职务犯罪预防、惩戒、监督等方面的法规，比如建立《国家公务员监督法》、《预防职务犯罪法》等，形成一套比较完善和规范的预防职务犯罪的法规体系，使预防职务犯罪真正做到有法可依。在职务犯罪高发期，治乱要用重典，所制订的法规要加大惩罚的力度，量纪量刑要从重，要增加职务犯罪的政治成本和经济成本，在政治和经济上要给予职务犯罪分子沉重的打击，使其在党内无藏身之地。另一方面要克服各种干扰，刚正不阿执法。要坚决杜绝以言代法，以权代法，以权压法，以罚代刑，以及贪赃枉法的职务犯罪问题发生。一定要做到“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没有特殊公民。只要违法的都要依法严惩，以震慑职务犯罪分子。以法治腐，把反腐败斗争纳入法制化的轨道。 四、建立健全干部制度化建设。 一是抓住当前机构改革和企业改革的有利时机，加快政府职能的转变，精简机构，实行政企分开，防止权钱交易。二是进一步推进干部制度改革。按照“公平、平等、竞争、择优”的原则，选拔任用领导干部。在党政机关普遍推行干部公开选拔竞争上岗，领导干部任前公示和民主讨论干部等制度。要建立健全用人失察责任追究制度。对选拔任用干部中违反干部政策，造成失误的必须严肃追究责任。三是按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改革福利分配方式。对领导干部的福利待遇要由“实物化”改为“货币化”，尽可能实行领导干部住房、工作用车、出差食宿标准纳入其工资福利中，取消福利性的实物分房和公款接待，从根本上杜绝领导干部在住房方面谋私和坐超标车、公车变私车、屡屡更换新车以及公款大吃大喝现象。四是要绝对保证国家机器“吃皇粮”，军队、武警部队、政法机关及其他所有党政机关与所办经营性企业彻底脱钩，一律不再从事经商活动。执收执罚部门实行“收支两条线”，铲除职务犯罪现象产生的土壤。五是要按照公开、公平、公正原则，完善有形建筑市场等各类市场管理，规范市场行政行为、企业行为和市场行为。同时要进一步增加行政办事的透明度，要大力推行政务公开、村务公开、厂务公开等。增加用权行为的透明度，由“暗箱*作”变为“阳光行动”，根治“黑箱”作业。此外还要大力推行政府采购和会计委派等制度。总之，要通过改革，努力寻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同经济发展、政治民主和精神文明适应的，从根本上预防和治理职务犯罪。增加用权行为的透明度，由“暗箱*作”变为“阳光行动”，根治“黑箱”作业。此外还要大力推行政府采购和会计委派等制度。总之，要通过改革，努力寻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同经济发展、政治民主和精神文明适应的，从根本上预防和治理职务犯罪。 职务犯罪等腐败现象已经侵蚀着社会结构的每一环节，已经泛及社会的各个领域。我们党和国家一贯清楚地认识到腐败的严重危害性，一贯重视与腐败斗争。党中央早就指出，反腐败“教育是基础，法制是保证，监督是关键”。检察机关应加强宣传教育，推行法制实施监督，把对党负责、对人民负责和对法律负责统一起来，履行宪法和法律赋予的神圣职责。综上所述，职务犯罪是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通过对其产生的原因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加强预防职务犯罪工作，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在工作中，必须贯彻党中央关于反腐败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的要求，坚持党委统一领导，党政齐抓共管，纪委组织协调，部门各负其责，依靠群众的支持和参与，动员全社会力量，发挥预防工作的整体效能。检察机关，在开展预防职务犯罪工作中，必须立足于履行检察职能，紧紧围绕检察职权，不能超越检察职权搞预防，坚持在党的领导下与有关部门配合和系统预防、部门预防与社会预防相结合，防止在工作中脱离检察机关在国家政治结构中的分工和定位，更不能“种了别人之田，忘了自己的地”。只要我们运用正确有效的手段，经过几代人共同努力，敢于坚持不懈地同腐败问题作长期而坚决的斗争，才能有效遏制和减少职务犯罪，才能更好地服从和服务于经济建设这个大局。把各项检察工作建立在坚实的群众基础之上，体现我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推向前进。
什么是法定代理法定代理是根据法律的规定而直接产生的代理关系。出于调整社会关系的需要，法律规定某些社会关系必须适用特定的代理。当社会成员之间存在相应地社会关系时，便依法产生了相应的代理关系。 法定代理主要是为保护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和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合法权益而设定的。例如我国《婚姻法》规定父母为未成年子女的法定代理人；夫妻一方失去行为能力，另一方即为其法定代理人。而我国《民法通则》第16条和第14条则明文规定：“未成年人的父母是未成人的监护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监护人是他的法定代理人”。当无行为能力人、限制行为能力人处于一定社会组织的监护之下时，如精神病院、育幼机构等。这些组织负有监护责任，亦为法定代理人。 法定代理的产生原因法定代理中，代理人的代理权直接根据法律规定产生。具体说来，产生法定代理的原因主要包括： 1、监护关系 监护人的职责中，包括代理被监护人实施民事法律行为。因此，监护人一旦获得监护权，即依法成为被监护人的法定代理人。民事活动中，监护人只要能用一定方式证明其监护人身份的，即同时证明了其法定代理人身份。 2、法定财产代管关系 自然人被宣告失踪之后，其财产即依法被他人代管，该财产代管人即成为失踪人的法定代理人，有权以失踪人的名义实施管理财产所必需的法律行为，即以失踪人名义履行失踪人的债务或接受债务履行等。不过，根据我国最高人民法院有关司法解释，在就失踪人的债务清偿发生诉讼纠纷时，失踪人的财产代管人在诉讼中应被列为被告。 3、法律的其他规定 例如，有关法律规定，在特定条件下，工会、妇联等群众团体有权代理职工、妇女参加某些民事活动或民事诉讼。
什么是侵权损害赔偿侵权损害赔偿是指行为人因侵权而造成的他人财产、人身和精神的损害，依法应承担的以给付金钱或实物为内容的民事责任方式。 侵权损害赔偿是一种适用最为普通、经常的民事责任方式。由于其涉及的内容较为庞杂，所以我们可以说，损害赔偿又是一种法律制度，它是由赔偿原则、赔偿范围、赔偿方式等各项制度构成的一个制度体系。 侵权损害赔偿的种类1、侵害财产的损害赔偿 2、侵害知识产权的损害赔偿 3、侵害人格权的损害赔偿 4、侵害人身的损害赔偿 侵权损害赔偿的特征侵权损害赔偿具有以下特征： 1、害赔偿责任的承担方式以造成他人财产或人身损害为前提。 在各种责任形式中，停止侵害、排除妨碍、消除影响这几种责任的承担，均不能以实际造成他人的财产或人身损害为前提，只要受害人的财产、人身或其他权利遭到侵害、面临危险或受到妨碍，即可要求行为人承担此几项责任；返还财产、恢复原状、修理、重做、更换这几种责任的承担只以财产受到侵害为前提；消除影响、恢复名誉和赔礼道歉这几种责任的承担通常仅以人身权或知识产权受到侵害为前提。而损害赔偿责任的承担既可以以他人财产受到损害为前提，也可以以他人的人身受到损害为前提。 2、损害赔偿以给付金钱或实物财产为内容 在其他责任形式中，侵权行为人不存在向受害人给付金钱的问题；即使以实物财产赔付，该财产也应属于侵权行为人所有。而在返还财产的责任形式中，侵权人向受害人返还的财产本来就属于受害人所有或管理。 3、损害赔偿责任的承担受各种因素的制约 其他形式的责任，在实际承担时较为简单，易于操作。而损害赔偿责任在实际承担时却较为复杂，通常会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比如，要考虑到赔偿的范围、赔偿数额的计算、侵权人和受害人的经济状况，在故意侵权中，还要考虑到惩罚性赔偿，如《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49条的规定等。
什么是股权执行股权执行是指法院根据债权人的申请，依据生效的法律文书，对作为其他公司股东的被执行人持有的该公司股份或出资所采取的一种强制转让措施。股权的执行实际上是股权的一种强制转让。1998年6月11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颁布实施，其中有部分条文直接适用于公司股权的强制执行，这是我国首次以司法解释的形式明确地把股权列为强制执行的标的。2001年8月28日，最高人民法院颁布了《关于冻结、拍卖上市公司国有股和社会法人股若干问题的规定》，这是我国第一次专门对强制执行有关上市公司的股权程序作出较为详细、具体的司法解释。上述司法解释提供了股权执行程序的基本模式，对统一全国的股权执行工作起到了一定的规范作用。 股权执行特点股权执行的启动来自申请执行人的申请。股权的执行发生于民事强制执行过程中，而民事强制执行是申请人的申请为要件的。如果没有申请人的申请，法院是不会主动启动民事强制执行行为的。这是因为股权的执行从实质上说，也是平等的民事主体之间处理私权利的民事行为。 股权执行的依据是生效的法律文书。股权执行，必须是为了履行法院判决或其他具有强制执行力的法律文书所确定的给付义务，才能强制股权所有人转让自己的股权；否则，不能强制股东转让股权。 股权执行的内容是对被执行人持有的其他公司的股份采取强制措施。在股权执行中，人民法院强制转让股权。法律规定，只有人民法院才具有强制执行的权利，其他的司法机关不能行使这种权利。从股权所有人的意愿来讲，他可能不愿意转让股权，但是为了履行判决、在人民法院的强制下不得不转让自己的股权。 股权执行的标的应是股权的全部内容。股权有自益权与共益权。有人认为，股权的执行可以是股权中的自益权内容。[4] 但是，在股权的执行中，股权被执行的应是股权的整体，即既包括股权中的自益权，又包括股权中的共益权。因为只有如此，才能真正保护债权人或股权受让人的利益。试想如果只执行股权中的自益权，债权人或受让人就没有行使共益权的资格，当原股东怠于行使权利时，就可能让债权人或受让人利益难以实现；当只执行股权中的共益权时，受让人或债权人由于没有获得利益的请求权，一方面执行股权失去了意义，另一方面，受让人或债权人由于没有受益请求权，也就没有行使共益权的积极性了。因此，在股权执行时，必须将股权的全部内容一并执行。 股权执行的后果是使股份依法发生转让。股权执行是股权转让的一种形式，都发生股份被转让的后果，广义的股权转让包括股权执行。人民法院强制执行股权时，必须依法进行。转让的行为必须符合有关股权转让的法律规定；如有限责任公司股权转让必须经过半数以上的股东同意，同等条件股东有优先购买权等等。如果股权的执行违反有关法律规定，就不能产生转让的法律后果。股权通过执行，最终会有两种可能：要么由申请执行人接收被执行人所持股份而享有股权，被执行人丧失股东权利；要么由其他人（自然人或法人）通过提供对价给申请执行人的方式取得被执行人的股权。 股权执行的原则人民法院在对股权进行强制执行时，必须处理好股权执行与维护公司法人财产权的关系。股权和公司的法人财产权相伴相随，它们基于同一法律事实而产生（股东出资与公司成立），两者相互制衡、相互依存，共同构成现代企业制度的核心内容。然而股权与法人财产权又有区别：（1）权利主体不同。股权的权利主体是股东，而公司法人财产权的权利主体则是作为独立法人的公司，两者人格不可混同。（2）客体不同。公司法人财产权指向的客体是公司财产，而股权指向的客体则应是公司。我们不可以把公司与公司财产混为一谈。股东所能操纵的只是公司，而非具体的公司财产。（3）内容不同。股权的内容包括自益权和共益权，既有财产性权利，又有非财产性权利。即使财产性权利，也是一种请求的可能性，且其数额大小依赖于公司的经营状况，不是一个定值。公司法人财产权的内容包括所有权、他物权、债权、无形财产权以及对外再投资形成的股权等，均为财产性权利。 由于股权与公司法人财产权相伴相随，人民法院在执行股权实现债权人债权的同时，应尽可能地维护公司的法人财产权，维护公司的稳定，使法院的执行工作更好地服务于经济建设。为此，笔者认为，在股权执行过程中，应坚持以下三个原则： 第一，必要性原则。即人民法院只有在别无他法的前提下，才对被执行人的股权进行执行。为此，必须做到以下三点：1.如果被执行人有其他财产可供执行，不得执行其股权。因为，相对股权执行，其他财产的执行更容易、更简便，申请人的权利也能更快地得到实现，符合执行效率原则；而执行股权会涉及诸多主体利益的维护、股权价值的评估、公司权益的保护等一系列复杂问题。2.如果可以通过收取股息或红利的方式，也不宜强制执行股权，只有当公司经营状况欠佳或执行标的远远大于被执行人在公司的可得收益的，才选择执行股权。3.即使在决定执行股权的情况下，如果公司提出以其享有的其他财产权利来代替拟执行股权的要求的，人民法院应从维护公司合法权益的角度出发，在合法的前提下，尽量予以支持。 第二，个人负责原则。即在对被执行人的股权执行时，应注意不要伤害了公司的利益，减少公司的注册资金总额，不能直接或变相让公司替被执行人承担责任。虽然股权执行的对象是被执行人享有的股权，但只能是股权本身，而不能是被执行人投入公司中的资本，不能因为执行股权而减少公司的注册资本总额。欲达此目的，首先，应查明被执行人所享有的股权性质，对于其投入的资本，不能执行。因为此时它已是公司直接享有的法人财产权，被执行人只享有股权，这种股权本身并不表现为具体的财产。因此，法院不能擅自去执行被执行人持有股份的公司的财产。其次，法院在执行股权时，必须确保被执行人所持有股权的公司的总股本不发生变化，不得因为被执行人的股权权利转让而产生波动，影响整个公司的正常经营、运转。如果以公司的资产作为执行对象，减少公司的资本以清偿被执行人所欠债务，这样就会损害公司、公司的债权人及其他投资人的合法权益。但是，如果被执行人以投资来逃避债务，属于以投资这种合法形式来掩盖其逃避所欠债务的目的，是被执行人对法律所保护的投资权的滥用。在这种情形下，人民法院应当将此种情形认定为法律规避，确认这种投资无效，并追回其对外投资用以偿还所欠债务。这正是个人负责原则的体现。 第三，保护性原则。即人民法院在执行工作中，要注意不要因为股权的执行而影响了相关公司的利益，要注意维护相关公司的权益。人民法院强制执行被执行人股权，势必对相关公司产生影响，因此人民法院在具体执行工作中一要尽可能地维护相关公司的稳定，根据案件及相关公司的实际情况选择、确定执行对象。二要充分保障有关主体的优先权、同意权。法院采取冻结股权措施后，应立即与公司及其他股东接触，通报情况，讲明执行案件的来源、执行依据及人民法院的工作打算，耐心解答其他股东提出的问题，请其他股东作出是否同意转让股权的意思表示，也可允许其他股东在一定期间内指定股权受让人，要求受让人履行股权转让所应承担的义务，让公司以及其他股东充分行使转让的同意权以及优先购买权。 股权执行的程序修订后的《公司法》分别在第三章、第五章的有关条文中规定了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责任公司中股权的转让程序，其中就有人民法院可以强制执行股权的规定。由于股权执行是广义股权转让的一种形式，因此，股权执行除了严格遵守《民事诉讼法》、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诸如《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等一些关于执行工作的司法解释外，股权强制执行还要按照《公司法》中关于股权转让的有关规定来进行。具体说来，股权的强制执行程序可以分为以下几步： 第一，对被执行人的股权予以冻结或者对相应股票予以扣押。对股权进行冻结或对股票进行扣押，必须根据当事人的申请。债权人请求冻结债务人股权或扣押相应股票的，应当向人民法院提出申请，并依法提供相应的担保；否则，人民法院不宜采取强制措施。人民法院应作出冻结、扣押有关权利的民事裁定书，并将裁定书送达给被执行人，同时向所在公司发出协助执行通知书，告知其不得办理被冻结股权、被扣押股票的转移手续，不得向被执行人支付股息和红利。显然，这种冻结、扣押不以被执行人是否同意为条件。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防止被执行人得知申请执行事宜后先行转让其在公司中的投资权益或股权，以逃避债务的履行。 第二，委托评估或协商价格。人民法院决定转让股权后，应组织申请人与被执行人进行协商，确定被执行股权的转让价格。如果协商不成，应对股权的价值组织评估，作出评估鉴定结论。因为被执行的股权不同于一般的出资额转让。一般意义上的出资额转让仅仅是原来数额的转让，而股权的价值则是随着企业经营状况的好坏而变化的，企业经营得好，资本积累迅速，其股权价值远远高于出资额，反之，股权价值会低于原出资额。人民法院通过组织当事人协商或委托评估，对股权价值有一个正确的认定，从而使执行案件得到公正合理的解决。进行评估时，应组织公司配合评估鉴定机构对企业现有的财产、债权、债务、经营状况进行全面清查，编制资产负债表、损益表、财产目录，得出股权的实际价值，作为转让依据。对于评估鉴定机构，原则上由当事人协商指定，当事人同意由法院指定的，法院可指定有相当等级评估资质的会计师事务所评估。评估结论应送达执行案件的双方当事人。 第三，以拍卖、变卖或以其他方式，实现股权的强制转让。在以拍卖或变卖方式处理股权时，应参照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拍卖、变卖财产的规定》。实现股权的强制转让有以下三种方式：（1）拍卖。拍卖时，拍卖价格应以协商或评估确定的股权价值数额作为参考。拍卖时，通知其他股东作为竞买人参加，既使有股东参与竞买，也应按照“价高者得”的拍卖法则进行。[5]（2）变卖。如果拍卖时无人竞买或通过拍卖方式无法实现股权转让，则法院只能在一个合理价格基础上将股权抵偿给申请人或第三人。当然，法院应先征求股东的意见，各股东对法院提出的价格享有优先购买权。（3）被执行人自行转让。被执行人在依法维护债权人利益基础上，可以自由选择股权转让对象。由于股权已被人民法院冻结，其行使转让权只能置于法院监督之下，特别是转让所得收益，必须先用于清偿被执行人债务，因此，这种转让具有强制性。 第四，作出裁定转让股权。法院应作出转让被执行人相应数额股权的民事裁定书，并送达申请人、被执行人及所在公司。 第五，依法办理有关手续或协调工作。《公司法》第74条规定，人民法院强制转让股权后，公司应当注销原股东的出资证明书，向新股东签发出资证明书，并相应修改公司章程和股东名册中有关股东及其出资额的记载。对公司章程的该项修改不需再由股东会表决。根据该条规定，强制股权转让时，转让方和受让方就股权转让的有关问题协商一致，依法签订书面的股权转让协议后，有限责任公司应当将受让方的姓名、名称、住所以及相应的出资额记载于股东名册。《公司法》第140条规定，记名股票，由股东以背书方式或者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方式转让；转让后由公司将受让人的姓名、名称及住所记载于股东名册。股东大会召开前20日内或者公司决定分配股利的基准日前五日内，不得进行股东名册的变更登记。法律对上市公司股东名册变更登记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如果是三资企业，还应当报请有关部门批准或者到工商行政管理机关依法办理有关变更手续，才能发生法律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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