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录 1 马魁斯·德·沃邦的税收思想 马魁斯·德·沃邦的税收思想 马魁斯·德·沃邦（1633～1707）是法国批判法国重商主义财政论的代表人物之一，其主要著作是《王国什一税案》（1707）。 沃邦认为，法国农民之所以贫困，原因在于赋税负担过重，以及分配与征税方法的不合理。为此，他于1694年向政府提出改革赋税制度的根本纲要，即人头税方案，作为国家救济方案。人头税方案仅在战争时期，对不同等级有支付能力的人员，实行无差别地按15:1德尼比例课征人头税。这一方案体现了他的平等比例课税的思想。 这一思想成为他尔后写成的《王国什一税案》一书的雏形。他在该书中，提出的改革税制的思路，即什一税。什一税是对土地所得、房屋建筑所得、养老金、工资等所得课征的收益税，并根据所得种类不同而课以不同的税率，但最高税收限额不得超过所得的十分之一。“沃邦的赋税改革内容不是单一的什一税，与什一税并行的还包括盐专卖制度，降低税率，对奢侈品及葡萄酒征收消费税、间接税、奢侈品税等复税制度。赋税改革还提出改革复税征收制度，包括废除包税制度，废除封建贵族、僧侣的免税特权，准许农业以实物交税，特别是救济农民资本家的改革”。 沃邦的赋税思想理论反映了当时法国人民在专制王权下身受重税盘剥的现实，目的在于救济农村的凋敝状况。沃邦的赋税理论，一方面作为一项社会政策，提出减轻对贫者课税的主张；另一方面，又主张对生活必需品盐征收盐税，两者之间存在矛盾。但是，沃邦把什一税及盐税作为可以变动的赋税来对待，其税率必须根据情况适当增减。同时，他将关税和奢侈品税作为固定收入。他还认为所有免除公课的特权都是不公正的，主张课税应实行公正原则。他从国家给予人民法律的保护的角度来解释征税的依据，否定了征税出于隶属地位的论调，这是一种进步，主张纳税应与收入相适应，即坚持纳税平等原则。这种思想可以看出是赋税的财政政策原则的萌芽。
简介 产业竞争力理论国家的财富主要取决于本国的生产率（即指单位工作日所创造的新价值，或者是单位投入资本所得到的报酬）和一国所能利用的单位物质资源。国家或者地区竞争环境如何与其生产率的增长密切相关。一个国家经济发展及其国际竞争力水平，并非只与政治环境和宏观经济条件相关，微观经济基础也起重要的作用。一个国家的竞争力集中体现在其产业在国际市场中的竞争表现，而一国的特定产业是否具有竞争优势取决于国内四个关键因素，即生产要素、需求条件、相关产业和支持性产业的表现、企业的战略、结构和竞争对手。此外，政府的作用以及机遇因素也具有相当的影响力。这六大要素互动形成了“钻石”架构，将影响企业在某个地理环境下能否发展出持续创新、不断进步的能力。 在波特的钻石理论中，他特别强调，当今的竞争已经处于一种动态多变的状态中，在基础科技可以迅速扩散、交通和传播成本降低的情形下，单单将生产活动迁移到廉价地区已经不能保持长期的竞争优势。企业维持竞争优势的惟一方式就是不断地持续升级和创新。而这种创新的基础就是高素质的劳动力和强大的科研基础。为提高国际竞争力，政府需要扮演四大角色：首先，应该改善产业所需要的一般资源，如人力资源、基础设施、充足的资本等；其次，政府应制定能够贯彻的法定政策，以创造产业发展的环境为目标，除了管制不合理竞争，更应鼓励创新和改进；第三，政府应协助产业在某个地区发展“集群”，并刺激集群升级；第四，政府应成为本国企业和人民培养更强大竞争力的推动者和挑战者，并最终成为信息提供者。波特特别强调，领导人的角色和很多变数一样，并不是独立于产业竞争优势的关键要素之外。国家环境的状态、挑战和机会是每个领导人必须面对的事。因为他们比一般人更了解、更相信竞争优势的关键要素，相信动态和变革的重要。他们所站的位置能见人所未见，并有勇气付诸行动。当两个企业所面对同样的环境时，领导人的因素将是决定竞争成败的关键。 产业竞争力，亦称产业国际竞争力，指某国或某一地区的某个特定产业相对于他国或地区同一产业在生产效率、满足市场需求、持续获利等方面所体现的竞争能力。竞争力实质上是一个比较的概念，因此，产业竞争力内涵涉及两个基本方面的问题：一个是比较的内容，一个是比较的范围。具体来说：产业竞争力比较的内容就是产业竞争优势，而产业竞争优势最终体现于产品、企业及产业的市场实现能力。因此，产业竞争力的实质是产业的比较生产力。所谓比较生产力，是指企业或产业能够以比其他竞争对手更有效的方式持续生产出消费者愿意接受的产品，并由此获得满意的经济收益的综合能力。产业竞争力比较的范围是国家或地区，产业竞争力是一个区域的概念。因此，产业竞争力分析应突出影响区域经济发展的各种因素，包括产业集聚、产业转移、区位优势等。 理论基础 任何理论研究都有其理论基础和渊源，产业竞争力理论基础主要有两个： 比较优势原理 产业竞争力理论古典经济学家大卫•李嘉图的比较优势原理指出：商品的相对价格差异即比较优势是国际贸易的基础；特定国家应专注于生产率相对较高的领域的生产，以交换低生产率领域的商品。后来，赫克歇尔－俄林理论对传统比较优势理论进行了补充，指出国家之间要素禀赋的差异决定着贸易的流动方向。 竞争优势原理波特认为，传统经济理论如比较优势理论、规模经济理论都不能说明产业竞争力的来源，因为“在产业竞争中生产要素非但不再扮演决定性的角色，其价值也在快速消退中”，“规模经济理论有它的重要性，但该理论并没有回答人们关心的竞争优势问题”。进而他指出，必须采用竞争优势理论来解释产业竞争力问题。竞争优势有别于比较优势，它是指各国或各地区相同产业在同一国际竞争环境下所表现出来的不同的市场竞争能力。 人们认为，尽管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是存在区别的一组概念，但两者都是产业竞争力形成的基础。两者的区别是，比较优势强调同一国家不同产业间的比较关系，而竞争优势强调不同国家同一产业间的比较关系。前者强调各国产业发展的潜在可能性，后者则强调各国产业发展的现实态势。与区别相比，两者之间的联系更为重要：一国一旦发生对外经济关系，比较优势与竞争优势会同时发生作用；一国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往往易于形成较强的国际竞争优势；一国产业的比较优势要通过竞争优势才能体现。因此，比较优势是产业竞争力的基础性决定因素，而竞争优势是直接作用因素。比较优势是产业国际分工的基础，也是竞争优势形成的基础，但比较优势原理却不能直接用来解释产业竞争力水平的高低，而竞争优势原理作为一种研究思路和分析方法可直接用于解释产业竞争力的形成机理。 成因 波特对多个国家、多个产业的竞争力进行深入研究后认为，产业竞争力是由生产要素，国内市场需求，相关与支持性产业，企业战略、企业结构和同业竞争等四个主要因素，以及政府行为、机遇等两个辅助因素共同作用而形成的。其中，前四个因素是产业竞争力的主要影响因素，构成“钻石模型”的主体框架。四个因素之间彼此相互影响，形成一个整体，共同决定产业竞争力水平的高低。“钻石模型”构筑了全新的竞争力研究体系，提出的竞争优势理论包含了比较优势原理，并大大超出了后者的解释范围。 过程理论 国际竞争力是竞争力资产与竞争力过程的统一国外学者将国际竞争力的形成机理描述为：国际竞争力是竞争力资产与竞争力过程的统一。用公式表示就是：国际竞争力＝竞争力资产×竞争力过程。所谓资产是指固有的（如自然资源）或创造的（如基础设施）；所谓过程是指将资产转化为经济结果（如通过制造），然后通过国际化（在国际市场衡量的结果）产生国际竞争力。中国学者将这一竞争力理论加以改造，提出相应的产业竞争力分析模型，即产业竞争力＝竞争力资产×竞争力环境×竞争力过程。 以指标体系解释的产业竞争力成因理论：中国学者在以定量分析为主要研究工具完成中国工业国际竞争力研究的基础上，用定量分析中使用的具有数量表征特性的竞争力指标体系来解释产业竞争力的形成机理。竞争力指标有两类：一类是分析性指标，这类指标是反映竞争力形成原因的指标；另一类是显示性指标，是反映竞争力结果的指标。“间接因素指标→直接因素指标→显示性指标”的逻辑顺序勾画出产业竞争力的形成机理：竞争潜力→竞争实力→竞争力的实现。 计量分析 产业竞争力成因理论属于产业竞争力理论的定性分析部分，将现代计量经济学分析方法引入产业竞争力理论研究，就可以形成产业竞争力的计量分析理论。产业竞争力计量分析的一般思路是：首先，合理选择评价指标，并 产业竞争力理论对各指标科学分配权重，构建求和模型；然后，按各指标采集数据，经标准化处理后套入求和公式，即得竞争力量化评估水平。产业竞争力计量分析须解决两个关键问题：一个是评价指标的选取和指标体系的建立；另一个是对各指标科学地赋予权重。 其中，在指标赋权方面，可以直接借用统计学中的赋权理论，既可以采用传统赋权方法，也可以采用主成分分析法等现代数学计量方法。中国有学者将产业竞争力评价指标分为两类：一类是显示性指标，主要反映市场占有率和利润率；另一类是分析性指标，又进一步分为直接原因指标和间接原因指标，直接原因指标主要反映生产率和企业营销管理效率等，间接原因指标大体相当于波特的“国家竞争优势四要素”。在指标赋权问题上，他们既采用传统经验法则，也采用现代统计学中的主成分分析法。5.产业竞争力发展阶段理论。从产业发展的角度来讲，产业竞争力成因理论和产业竞争力计量分析理论都是静态的产业竞争力理论，截取产业发展的某个横断面作为研究对象；动态的产业竞争力理论应以产业发展为研究对象，研究产业发展各阶段的竞争力特性。研究产业发展的传统理论是产业生命周期理论。生命周期理论将产业发展分为形成期、成长期、成熟期和衰退期四个阶段。不同的发展阶段具有不同的特征。结合产业生命周期理论，波特总结出产业竞争力发展的“四阶段理论”，即要素驱动阶段、投资驱动阶段、创新驱动阶段和财富驱动阶段。四个阶段是依次递进的，也可能发生折返。[1]
目录 1 社会政策说概述 社会政策说概述 社会政策说主要强调税收的社会意义，认为税收应是矫正社会财富与所得分配不公的手段，是实现社会政策目标有力工具的一种学说。这一学说产生于19世纪末。 主要代表人物德国社会政策学派的瓦格纳以及美国著名的财政学家塞力格曼等人，他们都主张运用税收作为矫正财富和所得分配不均的手段。特别是主张运用累进的所得税来防止贫富悬殊，缓解收入分配不公的现象。瓦格纳指出“从社会政策的意义说，所谓赋税，就是以满足财政上的必要的同时，或不问财政上有无必要，以规定国民收入的分配及国民财产的分配，借以矫正个人所得与个人财产的消费为目的所征收的赋课物。” 社会政策说是一个小作品。你可以通过或修订扩充其内容。
税收平滑定理（TaxSmoothing） 概述 在西方经济学财政和税收中，税收平滑定理对税率、国债和赤字之间的微妙关系作出了精辟的，因而成为宏观经济学中一个十分重要的基本定理，并已经成为西方主要发达国家制定财政政策的重要依据和主要指导方针。 税收平滑定理的核心结论认为，大幅度增加税率，尤其是所得税税率，会导致经济运转效率的降低；而保持平滑的税率及税收政策则会防止因为增加所得税税率而产生的经济效率的降低，并有利于保持投资和生产的积极性，从而保证经济的长期稳定发展。税收平滑定理还暗示，在特殊经济时期，财政支出和社会经济总产出的比率大于正常水平，比如战争和经济大萧条，为了保证经济的效率和增长，政府应该保持税率的相对平滑并通过发行债券来满足财政收入，在财政支出和总体经济回到正常轨道后，逐渐消化因为发行国债而产生的财政赤字。 产生的经济背景 政府债务（GovernmentDebt）和税收（Taxation）是财政收入（CovernmentRevenue）主要来源。政府债务融资主要指国家和地方政府通过公开发行长期或短期政府债券来补充财政收入。很多经济总量相对比较大的国家更倾向于通过对本国内的各种经济活动征收税费来满足财政需要。我们可以具体的将税收分为很多种，比如个人所得税、公司所得税、利息税、消费税等等。一般来讲，政府会同时利用发行债券和征税这两种手段来实现财政收入。然而很多经济学家认为，政府发行债券和征税会对经济的长期增长带来不同的影响，尤其是提高个人和资本所得税税率，会导致经济增长的减慢。 首先，按照税收的性质，可以将不同的税收理解为：对资本收入征税和对劳动收入征税。针对资本收入（Capital Income）所征的税包括资本增值税、利息税以及对利润和股息所收的税。针对劳动收入（LabourIncome）所征的税包括针对个人工资收入和奖金的税收，比如个人所得税。对劳动收入征税对经济活动的影响主要体现于，增加税收会改变个人和对生产、消费、存款的态度和积极性，从而影响到经济整体运行的效率。而增加对资本收入征税则会改变人们对积累资本和投资的态度，从而对经济长期增长产生负面影响。 上面的讨论告诉我们，投资对税收的敏感性是决定增加对资本收入征税是否会影响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如果投资对资本税的敏感度很低，增加对资本收入征税就不会对投资总量和经济增长产生很大的影响。相反，如果投资对资本税的敏感度很高的话，即使对资本收入加征少量的税也会对投资总量和经济增长产生很大的影响。目前，很多经济学家认为，对资本收入征税会导致投资总量的减少。 另外，经济学家对财政盈余和财政赤字也在进行着不停的讨论。长期的财政盈余并不一定预示着健康的经济状况；相反，暂时的财政赤字也不代表着糟糕的经济状况。能够保证健康的财政平衡代表了一个政府对经济的把握能力和宏观管理能力。一般的说，政府会根据财政预算来制定未来的财政和税收政策，也就是说，政府财政的一个目标本来就是保持财政收入和支出的平衡。然而，事实上大多数国家的财政收入和支出不是一直保持平衡的。因为美国和大多数西方国家是总统选举制度，通常一个政党和一个总统的任期有限，而每到任期结束时又面临新的选举，因此，执政党和在任总统会倾向于平衡的财政政策甚至财政赤字以避免敌对党使用其在位期间创造的财政盈余来树立业绩，以便利于在下一届选举中再次胜出。另外，一个经济学的解释是所谓的庞氏骗局（PonziGame），既政府通过不断的将财政赤字引起的债务用发行新债的方式来偿还，因为经济是不断发展的，政府可以因此不断的将今天的赤字永久性的向后推移。不过，最有力的和正面的对合理财政赤字和盈余的解释就是税收平滑定理（TaxSmoothing）。 基本原理 著名经济学家罗伯特·巴罗（Barro）在1979年总结并正式提出了税收平滑（TaxSmoothing）的理论模型。他认为，税收会影响投资和劳动力生产，从而产生经济活动的歪曲或扭曲，使经济发展增加成本，而税收的成本要相对大于来源于税收的财政收入。巴罗假设政府在制定财政政策时，希望将税收对经济活动的歪曲和成本降到最低。在对这个政府面临的问题进行详细的分析时，我们还假设政府需要将财政收入的现值保持在一定水平之上，也就是说政府不考虑使用庞氏骗局（PonziGame）。他认为，因为税收政策对发生经济扭曲的边际成本不断升高，政府应该选择一种比较平滑的税收政策。 税收平滑定理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我们研究税收平滑定理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要研究政府财政赤字的性质。如果财政支出占经济产出总量比重的变化是一个随机走势的过程，政府不会出现财政盈余和赤字；而在财政支出的随机变化和平衡的财政政策前提下，税率的变化也追随一个随机走势的过程。这暗示，当财政支出占经济产出总量比重预计会发生变化时，即预计的财政支出改变了原来的随机走势，政府财政盈余或赤字便会出现。 最显著的可能会引起政府支出与经济产出比率的可预计变化是战争和经济萧条。在战争时期，政府一般会暂时性扩大在军队和武器等方面的支出。相类似的，在经济大萧条时期，与经济产出相比，政府采购会非周期性的增加。也就是说，在战争和经济萧条时期，预计的未来政府支出与经济产出的比率要小于现时的比率。与税收平滑定理相吻合的是，我们发现政府通常在上述特定时间段内出现财政赤字。总的来说，很多数据研究发现和税收平滑定理相吻合的结果，然而，也有针对该定理一些具体性质的数据研究结果和理论相悖。 在英美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和比较分析 税收平滑定理告诉我们，政府应主要通过发行政府债券甚至允许出现财政赤字来实现财政收入，并在当政府财政支出回归正常水平时逐渐支付负债消灭赤字。然而，平滑的税收政策给经济带来的益处究竟有多大呢？ 美国经济学家奥海宁（Ohanian）对英国和美国的不同财政政策对它们经济的影响进行了比较分析。他认为，正是因为英国在二战结束后对资本收入大量的征税加剧了英国在同时期的经济增长和美国的差距。在二战期间和二战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英国的资本税税率要大幅度高于美国。从历史上来说，除了二战期间，英国和美国的税收政策都可以被归纳成税收平滑的财政政策。两国在二战税收政策的区别主要源于两国采取了不同的政策来为在战时发生的大量财政支出融资。两国在经济结构和总量等方面的相似性为奥海宁提供了一个理想的比较两国财政政策的空间。 英国在二战期间的财政政策——增加资本收入所得税税率。在二战期间及以后的一段时间里，英国大幅度的提高了所得税税率，尤其是资本收入所得税税率，来为战争支出融资。当时著名的英国学家凯恩斯，在考虑如何为二战支出融资时认为，为了避免类似于一战期间的通货膨胀发生，政府应该选择通过价格管制，借贷或增加税收来消除过剩的消费者购买力。而凯恩斯对政府向公众借贷非常反对。在当时，凯恩斯学派的经济学家普遍认为，投资对资本收入所得税不敏感。这种观点认为，对资本收入征税不会对投资产生大量，因而也不会对经济增长产生大量影响。这些观点为凯恩斯提出的增加所得税税率的财政政策提供了一定的支持。值得一提的是，尽管英国根据凯恩斯的建议进行了大幅度的加税计划，但由于战争的支出过大，凯恩斯的税收政策似乎仍然不能满足财政收入的需要，因此，英国同时也发行了大量政府债券来补充财政收入。 美国在二战期间的财政政策——发行国债。虽然很多追随凯恩斯主义的经济学家也同样建议美国效仿英国提高所得税税率，然而，在美国资本收入所得税税率提高的幅度和英国比起来则相对小很多。因为战争相对时间很长，而且战争的支出很大，当时，增加税收很符合美国经济学家的观点。不过，尽管美国当时的总统罗斯福向议会提出了类似凯恩斯的加税政策，议会却考虑到加税对美国高收入人群的影响而没有完全接纳罗斯福的建议，美国因而一直采取相对温和的税收政策。总的来说，美国在二战期间的财政政策是一种税收平滑的财政政策，正如巴罗（Barro）之后的，为了减少经济的负效率，政府应该主要通过发行政府债券来为战争融资，然后，战时发生的政府负债可以在战后逐渐通过各种途径偿还。 进一步的暗示当时凯恩斯的观点是错误的，如果实行类似美国的税收平滑政策，英国本应该可以达到更高的生活水平和经济增长。如果英国完全采纳了凯恩斯的建议而实行永久的个人财富税的话，其经济可能会面临更大的不利影响。尽管这些税收政策（比如财富税）可以进一步的帮助凯恩斯实现国民经济和收入平等的目标，然而，凯恩斯的政策使英国战后的投资和经济增长进一步的减弱。 相反，美国的当时的财政政策对美国的经济产生了推动的作用。奥海宁的分析还得出，如果美国在二战期间采取了平衡财政预算，并通过增加税收实现财政收入，那么美国经济的负效率将会达到其国内生产总值（GDP）的5％。上面的这些分析告诉我们，美国很幸运的没有采用大量增加资本收入税的财政政策，反之，美国在战后的经济轨迹很有可能和英国相类似。 从英国和美国的案例来看，保持平滑的税率对经济的长期发展至关重要。由于投资对资本收入所得税的反应敏感，政府应适当的选择债券融资并保证平滑的税率从而保持经济的效率，从而实现经济的健康成长，当财政遇到大量的支出需要时，财政赤字的出现不可避免。美国在二战时期的财政政策是税收平滑的一个典型例子，虽然当时还没有一个成熟的定义的理论基础，事实证明，税收平滑的政策在现实中的同其理论一样重要和具有说服力。 对我国财政政策改革的现实意义 作为对本文前面提到的税收平滑定理及其应用的总结，我们发现： 第一，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投资对资本收入税是敏感的。很多经济分析都认为投资对资本收入所得税是敏感的，因而，提高资本收入所得税会引起投资的减少，从而导致经济增长的减慢。在此基础上，巴罗（Barro）提出了税收平滑定理（TaxSmoothing）。奥海宁（Ohanian）对英国和美国的分析表明，正是因为错误的估计投资对资本收入税的敏感程度，英国在二战期间采取了大幅度增加税率来为战争融资的财政政策，为大幅度增加资本收入所得税税率付出了较大的代价。 第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相对平滑的税收政策和税率是保持经济效率的一个重要因素，有利于保证经济长期发展。在一个市场经济中，增加对资本收入征税首先降低了资本投资的回报率，投资的低回报又会降低投资总量，从而降低了生产性投资和资本的增长。生产性投资的低增长意味着新增生产设备和设施的减少，这些影响最终导致经济长期增长的减慢。这样，增加税收在满足财政收入的同时，也产生对经济长期增长的制约和成本。同样，税收平滑定理的数理推理告诉我们，增加税率会导致税收对经济发展的边际成本增加，因此，为了避免增加税收对经济的成本的增加，我们应该保持税率的相对平滑。 第三，税收平滑定理的一个重要应用就是，当财政支出占经济产出总量比重预计会发生变化时，政府财政盈余或赤字的出现是合理的。最明显的财政支出占经济产出总量比重预计会发生变化的例子就是战争或经济萧条。奥海宁对英国和美国在二战时期不同财政政策的分析表明，采取税收平滑定理的现实意义明显。与英国具有类似经济结构和实力的美国采取了平滑的税收政策，即主要通过发行政府债券来为战争融资，然后，在战后逐渐通过税收等途径偿还负债。虽然美国在通过发行债券为战争融资时潜在的产生了财政赤字，分析证明采取了平滑的税收政策的美国在同时期里的经济增长要明显好于英国。 通过对税收平滑定理（TaxSmoothing）的理论推导和历史分析，我们不难理解到该定理的重要意义。我国正处于主义化建设的关键时期，加上国际环境复杂，正确的适合我国国情的财政政策至关重要，我们可以从税收平滑定理的分析中得到很多重要的启发。 第一，税收平滑定理是否可以在我国制定财政政策时起到借鉴作用，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取决于在我国投资是否对资本收入所得税反应敏感。而我国近年来致力于改革开放，政府的职能转换，鼓励私人经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成果明显，在一定的程度上，我们可以认为个人投资是对资本所得税反应敏感的。另一个方面，我们可以看到我国目前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还有很多不足，政府职能转变和国有企业改革还没有完成，因此，来自于企业的生产性投资对资本所得税的反应敏感度和西方国家相比还是有很大差别。不过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加入WTO，外资和私人经济比重的进一步提高，我相信从总体上来说，投资对资本所得税反应会逐步敏感的。因此，税收平滑定理在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中是有一定的借鉴意义的。 另外，税收平滑定理也对我国税制改革给予很多启发。目前，我国的税收收入主要通过流转税的形式取得，对所得税的重视程度不够。税收平滑定理暗示，所得税会对经济发展产生重大影响。不过随着市场经济改革的深入，我国势必加大对所得税的重视力度，利用征收所得税来广泛实现经济平等，一方面利用征收所得税实现财政收入，另一方面，通过对所得税的管理完善政府宏观调控职能，在税收制度上与世界接轨，而随着所得税税制的不断完善，税收平滑定理对我国财政政策的借鉴作用也就越发明显。 第二，我国在制定税收政策时应遵循税收平滑定理，保持税率的相对平滑和稳定。正如前面所讨论的，我相信在我国投资对资本所得税的反应敏感。因此，税收平滑定理的应用同样适用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我们应该遵循税收平滑定理，保持所得税税率的平滑和稳定，从而保持投资人对投资和生产的积极性，保证经济运行的高效率，使经济增长保持强劲势头。所以，制定适合我国经济发展和国情的稳健的财政和税收政策，从而保证经济运转的效率以及公众对劳动、投资和经济发展的信心，才是税收平滑定理的真正意义所在。 第三，在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初期，我们可以使用积极的财政政策。尤其我国目前处在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初期，财政支出集中在基础设施、能源等国家核心产业之上；加上为了保持国家稳定和捍卫国家统一，并确保经济建设，在一定时期，政府将会保持有力的宏观财政政策和相当的财政支出。比较二战及其后期，美国在政府面临大幅度财政需求压力时，采取了平滑的税收政策并成功的保持了经济的强劲增长。与之类似，我国在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的紧要时刻，也曾提出了积极的财政政策，而税收平滑理论为我国在特定历史时期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提供了理论依据。当政府在税收收入不能满足财政支出的情况下，相关的财政需要可以通过适量的政府债务来弥补，并在政府职能实现转变，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经济健康发展之后，逐渐消化政府债务。 当然，财政政策只是影响经济发展的一个方面，进一步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以及加快政府职能转变和执政能力的提高更为重要，也是确保财政政策等重大经济政策得到有效实施的根本保证。
基本资料 不平衡增长理论赫希曼认为，发展道路是一条“不均衡的链条”，从主导部门通向其他部门。首先选择具有战略意义的产业部门投资，可以带动整个经济发展。对于社会基础设施或直接生产部门的投资，具有不同的作用。前者为后者创造了外部经济。在决策时，社会成本低、外部经济好的投资项目，应该优先选择；一般地说，政府应主动担负投资额大、建设周期长、对私人资本缺乏吸引力的社会基础设施的投资。不平衡增长论主张，集中有限的资金，扶持具有较强产业关联度的产业部门。例如，钢铁工业就是一个具有较大综合关联效应的应重点发展的产业，通过加快钢铁工业的发展，不仅可以带动与之前向关联的机械、电子产业，而且可以推动与之后向关联的矿山、交通、能源等产业的发展。 不平衡增长理论认为：从发展中国家现有资源的稀缺和企业家的缺乏等方面来看，平衡增长理论是不可行的 ，发展中国家不能将有限的资源同时投放到所有经济部门和所有地区，而应当集中有限的资本和资源首先发展联系效 应大的产业，以此为动力逐步扩大对其他产业的投资，带动其他产业的发展；同时，地区发展也必须有一定的次序，不同的地区按不同的速度不平衡增长，某些主导部门和有创新能力 的行业集中于一些地区和大城市，并以较快的速度优先得到发展，以形成一种资本与技术高 度集中、具有规模经济效益、自身增长迅速并能对其他地区产生强大辐射作用的“发展极” 。发展极地区的优先发展，最终将通过技术的创新与扩散、资本的集中与输出等方式带动其他部门和地区的发展。 理论表现 不平衡增长理论 不平衡增长理论主张首先发展某一类或几类有带动作用的部门，通过这几类部门的发展，带动其他部门的发展。不平衡平长与平衡增长论的区别就在于其认为落后地区资本有限，不可能大规模的投向所有部门，而只能集中起来投入到几类有带动性的部门，这样可以更有效地解决资本不足问题。 赫希曼认为，发展路径好比一个链条，从主导部门通向其他部门，不发达地区的发展战略就是选择若干战略部门投资，创造发展机会。赫希曼指出，如果是政府投资，则应选择公共部门，特别是基础设施建设，造成良好的发展外部环境；如果是私人资本，则应投入到具有带动作用的制造业部门。 不平衡增长理论提出了著名的连锁效应概念，对区域产业结构的分析提供了理论基础。连锁效应包括：前向关联反应、后向关联反应、旁侧关联反应。(1)前向关联反应：指主导产业在进行生产之前，有许多产业为其提供原料、燃料、生产设备等而产生的部门关联反应。 (2)后向关联反应：指主导产业在进行生产之后，其产品成为许多产业的原料、燃料、生产设备或直接进入消费部门而产生的部门关联反应。(3)旁侧关联反应：指主导产业在进行生产过程当中，有许多产业为其提供相关的服务而产生的部门关联反应。 不平衡增长模式在实践中表现为：在经济发展初期，某些部门和某些地区会得到优先发展，而这种优先发展在产生扩散效应的同时，又会产生回波效应 ，即当劳动力、资金、技术、资源等生产要素由于收益差异吸引而发生由落后地区向发达地区流 动时，落后地区与发达地区的经济发展差距将不断扩大，从而两类地区的收入差距也将不断 扩大。与新古典经济学关于劳动力流动的分析不同，发达地区对其他地区劳动力的吸引是有 选择性的，发达地区经济发展快，技术先进，需要向其他地区引进的往往是受过教育的、熟练的、质量较高的劳动力，而这样的劳动力移动，一方面使发达地区的劳动生产率进一步提 高，经济进一步快速增长，并刺激了资本等其他生产要素的增长，这反过来又刺激了该地区对劳动力的需求，导致劳动力需求曲线向外移动，其结果是该地区工资水平的再次提高，落后地区劳动力将继续流入；另一方面，落后地区的情况正好相反，高素质劳动力的外流，使 该地区的劳动生产率进一步降低，经济发展速度减缓，从而对劳动力和资本的需求不断降低 ，工资水平即使由于刚性的作用不再下降，上涨也会很缓慢，并大大低于发达地区的水平和增长速度，这样，落后地区的劳动力又会继续外流。累积性因果循环的结果，使得发达地区和落后地区间的工资差别、人均收入差别和经济发展水平差距越来越趋于扩大。 存在原因 不平衡增长理论不平衡发展理论的产生是由于各地区发展同一产业或者同一产业投入产出效果不尽相同，在国家所掌握的资源十分有限的情况下，为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保证国民经济较快增长，国家必须集中有限的人力、物力和财力，采取重点开发的方式，并在资源分配和财政投入上对重点产业进行倾斜的一种空间发展战略理论。 不平衡发展理论的思想基础是：平衡是有条件的，相对和暂时的状态。地区之间的经济发展不平衡是客观的，绝对的。没有高差的地方的水是静止的，没有活力的，而有高差地方的水是汹涌澎湃的，充满活力的。区域的经济发展要想有活力，就必须存在着发展的不平衡，区域不平衡发展有其存在的必然性。 由于人类社会长期处于封建社会，帝王将相为了追求享乐，一般都将精力和财力投往都城以及能为国家创造积累财富的地方，再加上当时世界动荡不安，战火绵绵，对于那些边远地区发展的投入少之又少。而在资本主义社会，由于帝国主义殖民政策的剥削，宗主国与殖民地之间的依附关系束缚了落后地区的发展。这都导致了区域间生产力布局极不平衡，经济发展水平的地区差异十分悬殊，从而为区域的不平衡发展奠定了基础，埋下了伏笔。 1.经济发展条件的地区差异 世界上各地区的自然条件、自然资源和社会经济条件的地域差异十分明显。在区域发展的初期阶段，资金和人才等往往会被吸引到区域条件较好的地方，因为在那些地区的发展潜力大，资金投入的回报率高。而这些地方往往就成为该区域的增长极，它的发展速度会比周边地区快，由于它的迅速发展，对资金、资源和人才的需求会增大，这就会将周边地区的资金、资源和人才等进一步吸引过来，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核心-边缘理论。在这个过程中，增长极周边地区的发展就会受到增长极的抑制，从而导致了核心地区和边缘地区的不平衡发展。以1985年中国各城市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的实际平均税率为例，浙江省平均为34.2%，相当于江西平均（18.0%）的1.9倍和宁夏回族自治区平均（10.3%）的3.3倍。上海市平均资金利税率为58.5%，长江三角洲铁路沿线的其他城市多在30%--40%之间，而苏北的徐州、连云港和浙南的温州、椒江等市却只有10%--20%。同样是以开发煤炭资源为主的煤炭城市，大同市的平均资金利税率（12.0%）相当于淮北市（2.4%）和淮南市（2.8%）的4--5倍。由此可见，要使中国有限的财力和物力在空间安排上发挥更大的经济效益，就必须选择经济技术基础较好或区位优势较突出的地区进行重点开发，实行不平衡发展战略。 2、经济增长潜力的地区差异 由于各地区的地理条件不同，资源的丰富程度和组合不同，各地的产业结构和经营管理水平也不同，因此各地经济增长潜力不同，从而引起了投资环境的不同。投资环境好的地方，资金投入产出率高，产业布局就会发展较为完善，从而该地区就业率就会高，而同时就业机会高，对人才需求量大。反之，投资环境差的地方，其就业率就低，就业机会低，人才往往被吸引到投资环境好，经济增长潜力大的地区，使得经济增长潜力小的地区的发展受到约束。在同样的政策、同样的投入条件下，由于增长潜力的大小不同，地区经济增长也会产生差异，导致区域产生不平衡发展。 3、规模经济和集聚经济的促成作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越高，越有可能从规模经济和集聚经济中获益，使其在地区竞争中处于更有利的地位，各种产业分布有向经济发达地区集中的趋势，而这些企业的集中，又会导致那些为它们服务及它们为之服务的前导型产业及后导型产业也向这些地区集聚。这一切的结果是使该地区的人口数量大量增加，这又为大量的服务业向该地区集中创造了条件。这样该地区的经济发展出现乘数效应增长，导致发达地区与落后地区经济差距的进一步扩大，使地区的发展不平衡越加严重。以当今的大城市的发展可以说明这点。大城市的一个重要特征是集聚效益。由于大城市的诸多优势，如悠久的经济发展史，完善的经济结构，成熟的市场与雄厚的技术力量，使他们的聚集效益和规模效益比中小城市体现的更加显著，而且随着规模的扩大而递增，这样导致各种要素向大城市聚集，城市越大，这种聚集能量越大。正因为如此，美国纽约拥有了全美最大工业企业1000家的116家，占11.6%；日本东京拥有全国最大工业企业1500家中的794家，占52.9%。 发展趋势 运用不平衡增长理论的空间发展战略采用不平衡发展理论战略的终极循环—向更高层次的共同富裕的不平衡发展。 在不平衡发展中，会不会使地区差距不断扩大，地区间关系越来越严重，对此，学术界有两种见解： 1．不平衡发展可以达到平衡发展的目的 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在不平衡发展中，平衡的力量会发生作用，使地区发展不平衡趋向平衡，其主要动力是：(1)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资金、劳动力与技术的自由流动，将导致区域发展趋于均衡。 (2)经济扩散作用，推动地区平衡。(3)区域开发过程的交替变化，促进地区平衡发展。(4)区际间产业转移和结构的调整，推动地区平衡发展。 2.不平衡发展会造成恶性循环，贫富更加悬殊 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是一种具有超稳定性的经济现象，在通常情况下，一般不易改变。纳克斯在研究地区平衡发展问题时曾提出过发展中国家存在一种贫困化增长的恶性循环现象。一是落后地区资本贫乏，造成低水平的供给，又造成低水平的需求，在需求方面对投资缺乏引诱力，在供给方面又由于资本不足，缺乏增长的动力;二是需求方面的循环和供给方面的循环是同时发生作用的。以上两种观点都是有其道理，值得借鉴。然而不平衡发展，产生的后果是发达地区与不发达地区的经济都会得到发展，但不会趋于平衡状态也不会产生贫富更加悬殊，而应该是经历短暂的平衡状态，又出现了不平衡发展，但这种不平衡发展不再是低层次的贫与富的不平衡发展，而应该是更高层次的共同富裕的不平衡发展。最理想的结论：不平衡发展战略的终极循环——更高层次的共同富裕的不平衡发展 在区域经济发展的初期阶段，区位条件好的地方经济发展会较之区位条件差的地方更为迅速，发达地区与不发达地区的差距会进一步拉大，然而，在这个过程中，平衡的力量会发生作用，发达地区的发展会带动不发达地区的发展。同时，不发达地区为了摆脱困境会充分发挥其比较优势与发达地区竞争，这就会形成一种合力使得两者不会将差距进一步拉大。从大市场供求来看，不发达地区是发达地区的市场，同时发达地区也是不发达地区的市场。由于“回旋镖”效应，一些发达地区的优势产业会逐渐丧失优势，向不发达地区转移。发达地区为了保持其经济发展只有不断创新其新产品，而这些产品价格一般随着科技含量的增多，价格偏高，这些产品要想有市场（不发达地区），就必须建立在不发达地区能消费的起的条件上，这就要求两个地区的差异不能太大，否则只会导致发达地区经济发展受到阻碍，这就使得发达地区要在自身发展的过程中必须同时带动不发达地区发展。而发达地区同时又是不发达地区的市场，在发达地区生产的产品是发达地区没有比较优势但又必须需要的。所以两者在发展过程中的关系是相辅相承，息息相关的，不可能会出现差距越拉越大的恶性循环。 发达地区是一种创新经济，不发达地区是一种模仿经济。创新经济是非常艰难的，发达地区为了保持其经济发展的领先优势，就要不断投入大量资金开发新产品，而创新产品优势随着不发达地区经济的发展起步会逐渐削弱；模仿经济是充满活力的，随着不发达地区的经济的不断发展，生产力水平的不断提高，其接受新科技的速度会越来越快，经济发展也会随之越来越快，这就会导致地区间的经济差距逐渐缩小，最终达到平衡，而这种平衡是一种共同富裕的平衡。但是,这种平衡是一种暂时的平衡。因为发达地区在艰难的创新中，会导致元气大伤，创新能力失去优势而一般产品的生产优势也随之丧失。而不发达地区经济发展却是生机勃勃的，它们在发展过程中不断进行着资金的积累。同时，它们也在培养自己的创新能力，这就可能会产生原来的不发达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超过发达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而出现区域发展的新的不平衡发展，一种高度共同富裕的不平衡发展。[1]
产业聚集理论(Industrial Agglomeration Theory) 产业聚集理论产业聚集(Industrial Agglomeration)理论一直为国内外学者所关注，他们分别从外部经济、产业区位、竞争与合作、技术创新与竞争优势、交易成本、报酬递增等角度探讨了其形成原因与发展机理。由于研究背景及观察问题角度的不同，不同学者对产业聚集给出了不同的定义。 综合起来看，产业聚集是指在产业的发展过程中，处在一个特定领域内相关的企业或机构，由于相互之间的共性和互补性等特征而紧密联系在一起，形成一组在地理上集中的相互联系、相互支撑的产业群的现象。这些产业基本上处在同一条产业链上，彼此之间是一种既竞争又合作的关系，呈现横向扩展或纵向延伸的专业化分工格局，通过相互之间的溢出效应，使得技术、信息、人才、政策以及相关产业要素等资源得到充分共享，聚集于该区域的企业因此而获得规模经济效益，进而大大提高整个产业群的竞争力。 外部经济理论 早在古典政治经济学时期，亚当·斯密(1776)在其著名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中，根据绝对利益理论(Absolute Advantage)，从分工协作的角度，通过产业聚集对聚集经济做了一定的描述，他认为产业聚集是由一 产业聚集理论群具有分工性质的企业为了完成某种产品的生产联合而组成的群体；大卫·李嘉图(1817)根据比较利益学说，研究了生产特定产品的区位问题，也指出了产业聚集所形成的聚集经济问题。 阿尔弗雷德·马歇尔(1890)在其《经济学原理》一书中，首次提出了产业聚集及内部聚集和空间外部经济(External Economies)的概念，并阐述了存在外部经济与规模经济(Scale Economies)条件下产业聚集产生的经济动因。他指出，所谓内部经济是指有赖于从事工业的个别企业的资源、组织和经营效率的经济；而外部经济则是有赖于这类工业产业的一般发达的经济。作者提出了三个导致产业聚集的原因：一是聚集能够促进专业化投入和服务的发展；二是企业聚集于一个特定的空间能够提供特定产业技能的劳动力市场，从而确保工人较低的失业概率，并降低劳动力出现短缺的可能性；三是产业聚集能够产生溢出效应，使聚集企业的生产函数优于单个企业的生产函数，企业从技术、信息等的溢出中获益。 马歇尔进一步指出，同一产业越多的企业聚集于一个空问，就越有利于企业所需生产要素的聚集，这些要素包括劳动力、资金、能源、运输以及其它专业化资源等等。而空间内诸如此类的投入品，或者说生产要素的供给越多，就越容易降低整个产业的平均生产成本，而且随着投入品专业化的加深，生产将更加有效率，该空间企业也将更具有竞争力。因此，马歇尔相应提出了工业区(Industrial Districts)的概念和工业区理论。而关于聚集经济的根源，马歇尔认为来自于生产过程中企业、机构和基础设施在某一空间区域内的联系能够带来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并带来一般劳动力市场的发展和专业化技能的集中，进而促进区域供应者和消费者之间增加相互作用、共享基础设施以及其它区域外部性。但是，马歇尔(1920)强调因为更大的劳动力“蓄水池”，非贸易投入的可得性和知识外溢带来的外部性会使得一个产业聚集于某地，而其分析只适合于一个产业，无法解释不同产业的聚集。 产业区位理论 屠能(1826)创造性地提出了一种强调区位运输差异的理论，开创了区位理论的先河。在其《孤立国同农业和国民经济的关系》一书中，作者寻求解释德国工业化以前某典型城市周围的农业活动的模式，最早用多种要素来解释聚集经济现象，其农业圈模型区位外生市场的假设，是规模收益不变和完全竞争的标准假设完美结合的典范，他更是因此而被称为边际主义的创始人。 而阿尔弗雷德·韦伯(1909)在《工业区位论》一书中，首次提出了聚集的概念，并从微观企业区位选址的角度提出了产业区位理论。从企业最小生产成本出发，认为费用最小区位是最好的区位，而聚集能使企业获得成本节约，阐明了企业是否相互靠近取决于聚集的好处与成本的比较。他将聚集经济定义为成本的节约，并不特别关注产生聚集现象的原因，只 产业聚集理论是将其假定为内部规模经济的外部表现，其模型的目的只是解释为何这样的经济会导致聚集，而不是解释聚集经济本身。他把区位因素分为区域因素(Regional Factor)和聚集因素(Agglomeration Factor)，其中聚集因素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通过企业自身的扩大而产生聚集优势，这是初级阶段；而第二阶段则是各个企业通过相互联系的组织而实现地方工业化，这是最重要的，也是高级聚集阶段。 勒施(1940)对产业聚集与城市的形成及城市化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他指出，大规模的个别企业的区位，有时也会形成城市，在这种场合，是一种综合生产几方面财货的大规模企业的区位。从区位论的观点来看，这所谓的几个方面的财货，也可以分别形成与之相关的几个产业区位。正是基于这些观点，勒施将城市定义为非农业区位的点状聚集。他认为，城市化是产业区位聚集的必不可少的要素，城市化的原因在于非农业区位的点状聚集，并且，他将这种区位的聚集分为自由聚集和受场所约束的聚集等两种形式：自由聚集，是指在任何场合都能发生的聚集，如围绕大规模个别企业的聚集、同类企业的聚集、不同类型企业的聚集、纯消费者的聚集等等。而约束性聚集，则是指受场所约束的情况，它受历史上的人口密度、地形、财富等空间差异的影响，即受“沿袭”下来的因素的影响。通常认为，这种沿袭下来的因素与原材料、水力、劳动、资本、适宜的气候、河流汇合点等因素有关，并以已有的区位为前提。胡佛(1937)在探讨聚集经济时，将聚集经济分为三类：即内部规模经济；对企业是外部的，但对产业部门而言是内部经济的地方化经济(Localization Economies)；对企业和产业部门都是外部的，但因为产业聚集在某一个城市而产生的城市化经济(Urbanization Economies)。对于城市化经济，他认为群体以外的其它类型的产品供给或活动可能增进聚集优势，如公共投入的可供性在群体经济中则很可能成为一种密切联系活动的混合体。而不是一种活动的单位群，也即供给的多样性形成了城市化经济的比较优势。需要指出的是，地方化经济和城市化经济在特征上的差异是很轻微的。 佩鲁(1955)的增长极理论同样与区域或城市的产业聚集观念紧密相关。佩鲁主要通过产业关联、外部性以及最终引起的产业聚集影响到经济增长的角度探讨了非均衡增长战略的状况。该理论认为整个行业体系包含某些有活力的部门或推进型的产业，而产业问的相互作用常常会打破平衡状态，所以要理解经济增长与变化，就必须把重点放在推进型产业上。由于这些产业规模大、市场力量强以及导致创新的能力巨大等原因而支配着其它产业或部门，也就吸引或引导其它经济资源以促进经济增长。佩鲁认为经济空间与地理空间没有任何关系，其增长极概念可以跨越国界。并且，由于人际接触与交往，产业的地区性集中给产业结构和增长带来了特殊效应，它会强化经济活动并相互影响，经济增长是通过生产的聚集及其辐射作用带动的。 新竞争优势理论 新竞争优势理论其实是对产业聚集的一种合作竞争解释，其含义是指企业通过寻求合作的方式来获得共同发展，即使这些企业在发展新产品及市场竞争中互为竞争对手，企业也可以通过与竞争对手的信息交换以获得最小化风险与最大化企业竞争能力。 新竞争优势理论中的协作行为规则基于相互之间的信任、家庭关系以及传统观念。这样使得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通过协作能够获得与大企业一样的内部规模经济，并在柔性专业化理论(Theory of Flexible Specialization)的基础上形成了20世纪70年代初兴起的新产业区理论(The New Industrial Districts Theory)。通过对一些产业区的研究发现，较小企业聚集是基本的经济趋势，而且这种趋势还影响到动态区域内企业间关系的社会及文化行为规则(主要是指制度因素)。当然， 产业聚集理论产业区内企业之间真正合作的例子并不多见，企业间的相互关系也许依赖于特定的情况或者文化氛围，而且企业行业的规则在不同的国家也大不相同。 道格林与弗莱克(1997)指出了两种情况下企业可能会出现合作的可能性：一是准时制(just in time)存货与配货系统的利用；二是区域产业群内企业之间相互交易的速度与频率，企业之间的交易越频繁、越迅速，就会有越多的企业确定其生产的方向及新的企业专业化产品。这两种情况也许只适宜于上下游企业之间，而不适合相互竞争的企业之间。正如奈特(Knight，1996)所指出的那样，由于潜在的成本及收益之间极大的不同，企业之间横向纵向之间的合作划分也是非常有必要的。他进而认为在游说、国外市场调查、联合出口促进、贸易份额划分及特定地区的专业化基础设施等方面，竞争性的企业可能合作；另一方面，他们又在生产、销售及新产品开发等方面进行竞争。 与传统的产业聚集理论将重点放在产业内部的关联与合作之上不同，迈克尔·波特(1990)从企业竞争优势的获得角度对产业聚集现象进行了详细的研究，并提出了新的理论分析基础。波特(1990)通过对德国、法国、英国、日本、美国等国家的产业聚集现象进行研究，从企业竞争优势的角度对这种现象进行了理论分析，提出了产业群(Industrial Clusters)的概念，同时还利用“钻石(Diamond)”模型对产业聚集及产业群进行了分析。他认为，竞争不是在不同的国家或产业之间，而是在企业之间进行，而且贸易的专业化并不能通过要素禀赋状况而得到合理的解释。因此，他将分析的重点放在企业上，并从创新能力的角度来探讨了产业的聚集现象，其整个理论分析框架包括四个方面：即需求状况、要素条件、竞争战略、产业群(或者说相关及支持性产业)。这是因为，如果一个产业在国际上要具有竞争力，就必须具备以下几个条件：国内较好的需求状况；要素投入的质量；促进企业在其产业内部迅速超越其它企业的竞争压力；特定产业供应商与顾客之间的联系。 在波特的钻石模型中，创新在理解企业的竞争优势中起着关键的作用，产品创新或工艺创新是企业创新市场或获得及保持市场份额的核心。该理论认为，产业群通过三种形式影响竞争： 一是通过提高立足该领域公司的生产力来施加影响； 二是通过加快创新的步伐，为生产力的增长奠定坚实的基础； 三是通过鼓励新企业的形成，扩大并增强产业群本身来影响竞争。 其实，产业聚集可以说是外部经济条件下企业区位选择的具体体现，产业群通过以上三种方式影响竞争与马歇尔的外部经济及规模经济观念基本相似。如产业群的产生为企业获得雇员与供应商提供了更好的途径，产业群内的企业能够获得专业化信息的途径，产业群为创新也提供了许多容易捕捉的机会，并且，由于产业群内部企业能够更了解各顾客的消费需求，更接近于市场从而能够更有效地进行创新。此外，由于产业群不仅包括相互竞争的同行业产业实体，而且还涉及到顾客与一些辅助性机构及政府提供的一些基础性设施，这样会导致产业群内企业可以进行较低成本的试验。所以，对于溢出效应起决定性作用的行业来说，企业的区位选择应该趋于地理上的集中，从而聚集现象就必然发生。 产业聚集理论 新制度经济的交易费用理论 新制度经济学主要用交易费用理论来解释产业聚集现象，其核心思想是：企业是作为市场的替代物而产生的，并通过形成一个组织来管理资源，从而节约市场运行成本。 科斯(1937)认为，在企业外部靠市场价格机制协调控制生产，在企业内部，由于交易被取消，市场交易的复杂过程和结构将由企业内部的管理者来代替控制生产，这些都是协调生产过程的不同方式，本质上是一样的。科斯提出交易费用理论并用它来分析组织的界限问题，其目的是说明，企业或其它组织作为一种参与市场交易的单位，其经济作用在于把若干要素所有者组织成一个单位参加市场交换，这样减少了市场交易者数量，从而降低信息不对称的程度，有利于削减交易费用。该理论其实从一个侧面说明了产业聚集(企业的聚集)所产生的经济效益(交易费用的降低)。 在科斯之后，威廉姆森等许多经济学家又进一步对交易费用理论进行了发展和完善。威廉姆森(1977) 将交易费用分为 产业聚集理论事前的交易费用和事后的交易费用，事前的交易费用是指由于未来的不确定性，需要事先规定交易各方的权利、责任和义务，在明确这些权利、责任和义务的过程中就要花费成本和代价，而这种成本和代价与交易各方的产权结构的明晰度有关；而事后的交易费用是指交易发生以后的成本，这种成本表现为各种形式： 其一，交易双方为了保持长期的交易关系所付出的代价和成本； 其二，交易双方发现事先确定的交易事项有误而需要加以变更所需付出的费用； 其三，交易双方由于取消交易协议而需支付的费用和机会损失。 在此基础上，威廉姆森1980分析了交易费用的影响因素，他认为交易费用的影响因素主要是环境的不确定性、小数目条件、组织或人的机会主义以及信息不对称等，这些因素构成了市场与企业间的转换关系。该学者又于1985年解释小数目条件与市场机制的关系，认为小数目条件即市场上的角色数目越少，则市场机制就越失效，并于1994年建立了基于区域之间动态的交易费用模型。 按照科斯和威廉姆森的观点，产业聚集有助于减少环境的不确定性、改变小数目条件、克服交易中的机会主义和提高信息的对称性，从而降低交易费用。杨小凯(1991)则从劳动交易和中间产品的交易角度区分了企业和市场，认为企业是以劳动市场代替中间产品市场，而不是用企业组织替代市场组织。后来，杨小凯在1995年又进一步研究认为，企业和市场的边际替代关系取决于劳动力交易效率和中间产品交易效率的比较。 所以，按照科斯、威廉姆森及杨小凯等制度经济学派学者的观点，从交易角度看，市场和企业只不过是两种可选择的交易形式和经济组织形式，它们之间并没有什么本质区别，而且在它们之间，还存在着多种其它中间组织形式，产业聚集就是处于市场和企业之间的一种中间组织形式。 马丁(1999)探讨了存在聚集经济条件下序列区位竞争的结果，他通过模型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存在聚集经济时，赢得第一次的区位竞争，将使得一个区域对未来企业的进入更具有吸引力。所以，第一个企业可能获得较高的财政激励，而对于以后的企业来说，即使获得的财政补贴较少，但却能够从产业聚集的外部经济中获得利益。所以，马丁的模型对企业的区位选择及产业的地理集中作出了预测。由于对较早的投资吸引所获得的动态效果将可能超出直接的经济效果，即能够对以后的产业吸引形成一种区域环境，存在第二个企业选择与第一个企业相同区位的可能性，最终导致产业聚集，在同一区位的企业随着外生的(自然的)相对成本优势与内生的(后来获得的)聚集优势增加而增加。这样，各区域为获得长期利益而竞相采取优惠措施吸引外部资金或企业的注入，各区域之间的“优惠政策”之争也就在所难免。 总之，新制度经济理论所强调的重点是社会关系的重要性，该理论认为，不管在企业内部还是企业之间，社会关系一方面可以降低管理费用，另一方面又可以提高企业的创新活力。这种社会资本，是形成产业聚集的出发点之一，也是产业聚集能够带来竞争优势的条件之一。 新经济地理学规模报酬递增理论 近年来，以保罗·克鲁格曼、藤田昌久等人为代表的新经济地理学(New Economic Geography)学派从全新的角度 产业聚集理论来研究聚集经济和产业聚集现象，该理论从一般性的角度研究聚集并提出了一个普遍适用的分析框架，进一步解释了在不同形式的递增报酬(Increasing Returns)和不同类型的运输成本(Mobility Cost)之间的权衡问题，并对企业聚集现象提出了经济学的解释。 新经济地理学以Dixit-Stiglitz(D-S模型)(1977)的垄断竞争分析框架为基础，借助新贸易理论和新增长理论的核心假定—— 收益递增思想，建立了描述产业聚集的“中心一外围”模型(Core—Periphmy)(克鲁格曼，1991)。该模型的基本假定为：一个国家，两种产品(农产品和制造品)。农产品是同质的，其生产是规模报酬不变的，密集使用的生产要素是不可移动的土地，因此农产品的空间分布很大程度上由外生的土地分布情况决定；制造业包括许多有差异的产品，其生产具有规模经济和收益递增的特征，很少使用土地。而正是由于规模经济的存在，每种制造品的生产将只在为数不多的地区进行，从而实现了产业的聚集。因此，我们可以看出，“中心一外围”模型依赖于外部经济，即规模经济、收益递增以及运输成本和需求的相互作用。 尽管这些学者已经开始为产业聚集现象寻求不同于传统理论的解释，但是他们并没有阐明聚集发生的具体机制，而且其模型一开始就假设存在一个市场规模较大的中心地区(同时强调两地区间从人均水平看没有比较优势) ，从而也不能解释“中心一外围”模式的形成。 该学派此后的研究，开始寻求“中心一外围”模式的内生解释，并阐释“循环因果”形成的具体机制。在考虑收益递增、垄断竞争和贸易成本的一般均衡分析框架中，通过劳动力的跨地区流动来探讨聚集发生的机制。在该模型中，其假定有两个地区和两个部门：规模收益不变的以农业劳动力为投入的完全竞争的农业部门和规模收益递增的以工人为投入的垄断竞争的制造业部门，制造品的贸易存在运输成本。 该模型还假定农业人口在两地平均分布，工人可以自由流动，工人流动的动力来自两地的工资差异。在引入了这样的工人流动机制，通过求解厂商和消费者最大化问题，得到均衡时两个地区工人的工资之后，分析了在什么条件下会出现产业聚集的均衡结果：工人完全流向一个地区即制造业聚集于一个地区(当然也会出现其它的均衡结果，如产业完全分散或部分分散)，以及均衡是否唯一，是否稳定。在均衡形成和演化的过程中，规模经济(在该模型中用替代弹性来衡量)、运输成本(也就是贸易成本)和制造业份额(即需求因素)这三个变量起着决定性作用。
目录 1 促进经济增长的十种力量概述 促进经济增长的十种力量概述 促进经济增长的十种力量：是考察促进不发达国家经济增长的推动力的一种学说。 促进经济增长的十种力量由20世纪70年代初美国未来学家赫尔曼·卡恩在《今后二百年》一书中提出。 卡恩认为，尽管世界环境中存在着某些不利于第三世界发展的因素，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差距，但正是这种差距成了加速第三世界国家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它的存在产生了促进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10种力量： （1）资本、市场和技术的可获得性。 许多发展中国家拥有丰富的天然资源，但缺乏开发这些资源所必要的资本、市场和技术；发达国家虽然拥有资本和技术，但天然资源缺乏。通过合作，发展中国家可以容易地从发达国家取得所必须的资本、市场和技术。 （2）劳动力的输出。 随着发达国家衰退的消失，现代经济增长迫切需要廉价劳动力。与此相反，发展中国家劳动力过剩问题将更加突出。考虑到许多国家对移民的限制，今后又以有计划地组织临时工外移，经过一段时间的工作，这些有组织的移民工人再带着资金和技术回国。 （3）引进出口的工业。 越来越多的发达国家将劳动密集型企业迁往发展中国家，并且就地雇佣工人。如果发展中国家把握住这一机会，将有利于经济发展。诸如此类的方案必须加以精心设计，并避免过分僵硬的计划和对发达国家的过分依赖。 （4）旅游业的发展。 到2000世纪末，旅游业将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行业之一。到2000年其年增长率将保持在10-20%的水平。有充分的事实表明：旅游收入的主要获得者是发展中国家。在许多发展中国家，旅游业每隔两年或三年便递增一倍，不久将会有更大的发展。 （5）技术转移。 许多种类的工业和科学技术极易转移，电子计算机的迅速发展和推广就是一个明证。农业技术的转移相对较为困难，发展中国家的研究必须为当地农业创造各种必需的人力物力条件，国家也应该建立适当的基础结构和组织结构，并制定必要的规划。 （6）具备有借鉴作用的范例、体制和个人。 发达国家在很多方面提供了怎样做和怎样避免某些失误的范例，市场经济体制有效地促进了部分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这些范例和体制无疑为发展开辟了道路。 （7）输入“污染”和(低等)的活动。 对于许多发展中国家而言，最大的污染是贫穷。为了迅速而有效地消除贫穷，从发达国家输入污染和令人厌恶的活动几乎是不可避免的。另一方面，由于许多反污染的技术较容易获得，发展中国家所受的损害要比预料的小。 （8）进口替代。 发展中国家的各种工业经常从国外进口许多设备、技术、物资甚至原料，这样作会付出一定代价，但这些产品的市场一旦形成，进口国的制造商和供应者通常能够较容易地同海外出口商作有效的竞争。为了防止政府在保护本国工业方面走得太远，应该只使用关税来帮助某项计划，而不应采取进口限额或其他强制性措施。否则，不仅会削弱受保护的工业和个人的竞争能力，国家也会因此而被高昂的产品或劳动力拖累，从而不利于经济发展。 （9）高度外部稳定秩序的存在。 与早期比，发展中国家相对来说已不再受发达国家的武装威胁，在多数情况下，也不再受邻国的威胁。这使发展中国家的国防费用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重大大降低。 （10）外援。 由于有反生产性的一面，因而在将来发挥的作用会变小。卡恩认为，上述十种力量在不同的国家中虽各不相同，但总的趋势是一致的，即利用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促使经济迅速增长，使发展中国家在不久富裕起来。
概述 税收回报理论税收回报的丰歉是以税收回报率的高低来体现的。税收回报率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税收回报率是指在一个国家(地区)内，政府、企业和个人用于生产经营方面的总投资额加政府减免税总额与政府在生产经营环节上取得的总税收额之比，其时间一般以一年为单位。狭义的税收回报率是指在一个国家(地区)内，政府在某一产业或项目上财政预算投入和税收减免的总额与这一产业或项目上缴税金的总额之比，其时间一般以一年为单位。本文论述的主要是狭义的税收回报问题。知识经济税收回报率的测算公式有两种： (1)市场经济发达国家一般采用： 政府在以知识为基础产业获取税收的总额/ (以知识为基础产业的总投资额+政府减免税总额)×100％ (2)准市场经济国家(中国)一般采用： 政府在知识产业实体中获取的税收总额/ (政府在知识产业上的财政直接投资额+政府税式投资额)×100％ 作用 税收回报理论税收回报理论的作用是：通过制定科学的税收回报标准并实施到位， 以促进经济发展、公民增收、国家增税的良性互动，实现国家综合实力的整体提高。税收回报是税收法律法规制定、税收行政执法、税收优质服务等税务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在发展知识经济过程中，税收回报理论可以在以下几个方面发挥作用。 (一)确定积极的税式支出政策，鼓励企业和公民向知识产业投资 与税收回报相对应的是税式支出。所谓税式支出，是指一个国家为了实现国民经济健康、协调、稳定、持续发展，通过税收制度形成的，以税收优惠方式来达到目的的间接支出。它的调节作用是通过一些具体手段来实现的，一般的手段有：税额减免、起征点和税收扣除；优惠税率、优惠退税、盈亏互抵、税收还贷和税收抵免；税收递延、加速折旧和特定准备金。 在发展知识经济的过程中，许多国家实行了程度不同的税收优惠。如美国在促进信息产业等发展方面，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税式支出与直接支出（即直接预算支出）之比为46∶54；奥地利在教育、科学研究、人才培养等方面的税式支出与直接支出之比为32∶68；新加坡对新兴工业、新兴劳务公司等方面的税式支出与直接支出之比为43∶57。日本政府为了支持科技事业的发展，先后制定了《促进基本技术研究税则》和《增加试验研究税额扣除制度》等税收政策，仅1981年就减免税额达6万亿日元，占各类减免税的25％以上，以后的支持就更大了。比利时政府规定，企业用于科研、使用新材料的费用可在企业利润中全部列支。中国为鼓励知识经济发展，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陆续出台了一些税式支出政策，重点在营业税、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等税种上作了优惠规定，其总体税负与正常税负相比，优惠程度在26％左右，对促进知识经济的发展起了一定作用，但与发达国家相比差距还较大。因此，应继续通过税式支出的扩大，吸引和鼓励投资者对知识产业投资，以加快中国知识经济的发展步伐。 (二)确定政府间不同级次的税收回报标准，促使各级政府建立以财为纲的知识经济发展思路 中国目前实行的是分税制的财政体制，政府间的财政体制分5级，即中央政府财政、地方政府财政（含省、市、县、乡，下同）。在现行税制中，知识经济提供的税收回报对5级财政来讲，其分配还不够合理。要调动各级政府发展知识经济的积极性，就必须根据各级政府的不同职能确定不同标准的税收回报。根据中国的现状，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各级政府间的知识经济税收回报标准应以回报额的40％归中央、20％归省、20％归地级市、20％归县和乡为宜。只有这样，才能同时调动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发展知识经济的积极性。各级政府要树立以财为纲的战略思想，制定相应的知识经济发展计划。要尽量做到上任何一个项目，开发任何一个产品，办任何一个科技园区，最终都要为国家创税、为财政增收。最终没有财政收入的经济活动要少搞或不搞，但在项目或产品开发初期不能追求太高的税收回报。 (三)确定不同情况下税收回报率的最佳界点，以促进知识经济发展与财政收入增长的良性互动 税收回报率定高了会阻碍知识经济的发展，定低了会影响财政增收，定得适中就会促进知识经济发展与财政收入增长的良性互动，这个适中点就是税收回报率的最佳界点。中国是一个内部差异性较大的大国，确定知识经济的最佳界点不能一概而论，既要有整体的最佳界点，也要有不同地区、不同行业的最佳界点，还要有不同时段的最佳界点。由于知识经济是以高技术和高素质人才为主体的经济，它可以创造很高的效益，特别是能创造丰富的溢出效益，是政府快速提高财力的重要途径。因而，中国目前的知识经济税收回报率，整体最佳界点定在300％为宜。在知识经济发达地区，如北京、东南沿海等地区，最佳界点定在500％—560％为宜。在中部地区（湖北等省）最佳界点定在400％左右为宜。在知识经济不发达地区，如西部省份，最佳界点定在150％—170％为宜。另外，无论知识经济发达地区、中部地区，还是不发达地区，对知识经济的某个产业、某个产品，要针对其不同发展时段确定不同的税收回报最佳界点。 就产业而言，在创业时段，税收回报的最佳界点定在0—5％为宜，以扶持其快速壮大；在成熟时段，税收回报的最佳界点定在200％左右为宜，与全国总水平持平，使之既能积蓄快速发展的力量，也有一定的压力；在丰产时段，税收回报的最佳界点定在600％左右为宜，既能使企业保持持续发展的态势，也能通过税收杠杆调节分配差距，增加国家财政收入。就产品而言，在开发时段，税收回报的最佳界点为0，以鼓励企业开发新产品，打造名牌产品；在试产时段，税收回报的最佳界点定在30％以下为宜，使经营者能有较充足的财力对产品进行宣传和改进；在成熟时段，税收回报的最佳界点定在300％左右为好，使产品稳定发展；在丰产溢出时段，税收回报的最佳界点定在600％左右为宜，使企业增收与国家财政增收形成良性互动。 问题研究 税收回报理论要充分发挥税收回报理论在发展知识经济乃至整个经济中的作用，就必须对现行的财税体制进行改革。改革的重点主要是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根据税收回报理论的原理，建立适应知识经济发展的公共财政体系和税收制度，界定国家与各级地方政府、与企业和个人的利益分配关系，以规范社会产品分配制度。改革的关键措施是：授予各级政府，尤其是中央和省级政府明确的知识经济发展权、知识经济受益权、知识经济税收回报标准的确定权；建立地区、行业、企业总体税收回报的研究、测算、监控机制，使之总体税负不轻不重，以适应发展的需要；允许企业和个人根据所创造效益高低实行不同的利益分配标准，享受不同的福利待遇。 第二，根据国际惯例，结合税收回报理论的操作程序，建立适合知识经济发展的税收管理体制。改革的关键措施是：建立适应总体税收回报运作的税收法规体系，改现在的对某一纳税对象多税种调节为主税种调节；建立统一协调的税收征管机构，改现在的多层、多头执法为统一规范执法；建立高效、统一、资源共享的税收信息化管理体系，增强对总体税源的监控和税收回报标准的掌握。 第三，根据知识经济发展的需要，建立健全税式支出管理体系。随着经济的发展，国家应进一步加大对知识经济的税式支出。税式支出的政策、税式支出的使用、税式支出的效率分析、税式支出的回报统计、税式支出的调整策略等等，都应有专门的机构和人员来负责。因此，可以考虑在税务机构内部组建一支专门的队伍来从事此项工作，使中国的税式支出功能得到更好的发挥。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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