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成 产业布局理论产业布局理论的形成期—19世纪初~20世纪中叶 1、杜能的《孤立园》。1926年，法国经济学家杜能撰写了著名的《孤立国同农业和国民经济的关系》，提出了著名的孤立国同农业圈层理论。他认为：在农业布局上，并不是哪个地方适合种什么就种什么，在这方面起决定作用的是级差地租，首先是特定农场（或地域）距离城市（农产品消费市场）的运近，亦即集中化程度与中心城市的距离成反比，为此，他设计了孤立国六层农业圈。尽管杜能的理论忽视了农业生产的自然条件，也没有研究其他产业的布局，但他的农业区位理论给西方许多工业区位理论的研究者以深刻的启发，杜能也因第一个研究区位问题，被誉为产业布局学的鼻祖。 2、韦伯的工业区位理论。阿尔弗雷德·韦伯(AlfredWeber)认为，运输费用对工业布局起决定作用，工业的最优区位通常应选择运费最低点上。韦伯还考虑了其他两个影响工业布局的因素（劳动费、运费） ①对劳动费在生产成本中占很大比重的工业而言，运费最低点不一定是生产成本最低点。当存在一个劳动费最低点时，它同样会对工业区位产生影响。 ②聚集力是指企业规模扩大和工厂在一地集中所带来的规模经济效益和企业外部经济效益的增长。 发展 1、成本学派理论，核心是以生产成本最低为准则来确定产业的最优区位，主要代表人物是阿尔弗雷德·韦伯(AlfredWeber)，阿尔弗雷德·韦伯之后是胡佛。胡佛提出运输成本由两部分构成：线路运营费用、是距离的函数；站场费用、则不一定。在此基础上他对阿尔弗雷德·韦伯的理论作了修改：第一，若企业用一种原料生产一种产品，在一个市场出售，在原料与市场之间有直达运输，则企业布局在交通线的起点最佳。因为在中间设厂将增加站场费用。第二，如果原料地和市场之间无法直达运输线，原料又是地方失重原料，则港口或其他转运点是最小运输成本区位。 产业布局理论2、市场学派理论。成本最低并不是全意味着利润最大化，市场因素对产品价格影响越来越重要，是产业布局必须充分考虑市场因素，尽量将企业布局在利润最大区位。克里斯塔勒创立了“中心地理论”，他认为高效的组织物质生产和流通的空间结构，必然是以城市这一大市场为中心，并由相应的多数市场构成相应的网络体系。 3、成本—市场学派理论，在前两者基础上形成 ⑴俄林的一般区位理论。认为：运输方便的区域经济能够吸引到大量的资本和劳动力，并能成为重要市场，因此可专门生产面向市场、规模经济优势明显和难以运输的产品。而运输不方便的地方则应专门生产易于运输、小规模生产可以获利的产品。 ⑵弗农的产品生命周期理论，第一，处于创新期的产业属于技术密集型产业，一般趋向于科研信息与市场信息集中，人才较多，配套设施齐全，销售渠道畅通的发达城市。第二，处于成熟期的产业会出现波浪扩展效应，开始向周边地区扩散，（因为生产定型化使技术普及化，同时大城市的成本费用一般比较高）。第三，衰退期的产业沦为劳动密集型，技术完全定型化，产品需求已趋于饱和，生产发展潜力不大，于是从发达地区向落后地区转移。 4、以后起国家为出发点的西方产业布局理论 ⑴增长板理论（法）。在一国经济增长过程中，由于某些主导部门或者有创新力的企业在特定区域或者城市聚集，从而形成一种资本和技术高度集中，增长迅速并且有显著经济效益的经济发展机制。由于其对临近地区经济发展同时有着强大的辐射作用，因此被称为“增长极”。根据增长极理论，后起国家在进行产业布局时，首先可通过政府计划和重点吸引投资的形式，有选择地在特定地区和城市形成增长极，然后凭借市场机制的引导，使增长极的经济辐射作用得以充分发挥，并从其临近地区开始逐步带动增长极以外地区经济的共同发展。 ⑵点轴理论——增长极理论的延伸。从区域经济发展的空间过程看，产业、特别是工业等集中于少数点，即增长极。随着经济的发展，工业的增多，点与点之间由于经济联系的加强，必然会建设各种形成的交通线路使之相联系，这一线路即为轴。轴线一经形成，对人口和产业就具有极大的吸引力，吸引企业和人口向轴线两侧聚集，并产生新的增长点。从而由点到轴，由轴带面，最终促进整个区域经济的发展。 内容 （1）产业布局层次（中国性产业布局和地区性产业布局）； （2）产业布局机制（产业布局的市场机制，产业布局的计划机制）； （3）区域产业结构（产业构成和各个产业之间的联系，各个产业构成的比例关系的总和）。 特点 1、各个产业由于自身的技术经济要求不同，而在布局上呈现出不同特征； 2、各地区根据自身条件，扬长避短，发挥优势，形成不同的产业结构。 影响因素 接近消费市场日益重要一、原材料、市场和运输 对于使用大量原材料的制造产业来说，特别是那些在生产制造过程中将大大减低原材料的重量、体积及使用易变质的原材料，将此类产业建于原材料产地附近会大大降低运输成本。在生产制造过程中，最终产品的重量，体积将大大增加，或产品易变质的情况下，将该类产业建在消费市场附近就比较有利。随着原材料处理，运输方式的改进，以及制造业的构成由重工业转向高附加值工业，原材料的运输方式及成本不再是产业布局中，非常重要因素，相反，接近消费市场日益重要。（更快地了解顾客偏好、服务要求、竞争者信息等） 二、劳动力劳动力因素对产业布局的影响包括两个方面：劳动力成本和劳动力质量。不同地区间的劳动力成本往往差异很大，这与当地的经济发展水平，生活费用要求，社会保障键全与否，工业化水平等都有关系。雇佣劳动力的难易程度也是产业布局中需要考虑因素。一般来说，在城市原有大量的劳动力储畜，雇用成本相对较低；反之，企业可能会有劳动力不足的问题。地区拥有大量劳动力是吸引某些厂商（劳动密集型）选址于该地区的重要因素，然而要素质量上的差异，如劳动者的技能、工作态度和道德水平都很可能会抵消这优势。研究发现，由于发展中国家地区间（特别是主要城市与其他地区间）要素质量上存在差异，使厂商在选址时，往往首先从中心城市逐渐移到邻近地区。 三、外部规模经济性城市化规模经济性指由于建立在大城市，（而非中小型城市）中而对经营的好处，如更接近市场和消费者，运输成本低，较大的劳动力储畜，获得多种商业服务。本地化规模性指与其他同类或相关行业的厂商集中于同一区域经济而带来的好处： ⑴利用已成的某种产品的市场； ⑵拥有高度产业化的劳动力队伍； ⑶利用区内高度专业化的销售、研发及劳动力培训服务； ⑷形成地区的专业化分工，存在大量的主要专业性厂商进行配套服务。 四、政府职能与政府干预政府对产业布局的影响有三种不同方式： 1、直接划定产业布局政策，是一种由国家政府为刺激特定区域的经济发展（以某种激励或补贴形式），自上而下制定实施的政策。 2、产业布局政策，包括贸易政策与关税政策、国际政策 3、导出的布局政策，由于各地方政策对于吸引投资、开发本地经济的意愿，方法和政策存在不同，这种差异实际上造成了是空间布局政策的效果。 现状 产业布局理论中国产业布局的历史轨迹，表现为“均衡发展—非均衡发展”，逐渐演变的过程，并具有明显的阶段性特征。 一、1949—1978年：均衡产业布局政策建国初，占国土面积不到12%的东部沿海地带，聚集了中国70%以上的工业，上海、天津、青岛、广州、北京、南京、无锡化市的工业产值占整个工业产值的94%，内陆地区近代工业几乎一片空白。所以，采取大规模向内地推行工业化模式，以求均衡发展，均衡产业布局政策选择的评价： 1、比较优势判断。在1978年前中国计划经济体制大前提下，中国区域产业布局在本质上不具有依据比较优势布局的特征，资本和劳动力资源不能自由流动，地区间的贸易方式以计划和调拔为主。当时的产业布局主要是以政策导向为主，重工业不仅在东北等老工业基地继续发展，而且在中西部也大规模推进重工业化过程，选择的布局地点也以战备为需要。因此，中国重工业化布局不具有比较优势特征，是缺乏效率和效益的重工业化。同时，这种又调生产力的均衡布局和地方工业自成体系，违背比较优势原则的政策，造成了中国工业体系“遍地开花” 2、公平与效率取舍。改革前中国政府对空间公平的追求基于对效率的提高，用整体的效率损失换取区域的均衡发展，表现为近30年时间中国收入水平及消费水平都处于增长缓缓乃至停滞状态，而表面较高的增长速度是在扭曲的产业结构和绩效较低的情况下实现的。 二、改革开放后的非均衡产业布局政策 1978年以后，在对传统计划体制进行改革和实行对外开放的过程中，中国区域经济发展和产业布局的主导思想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从侧重公平转向侧重效率，一改过去的均衡发展，实施区域经济倾斜发展战略，把建设的重点转向东部沿海地区。无论是引进外资、国家投资、优惠政策方面，产业布局政策都倾向于东部。 （一）非均衡产业政策对中国的积极的影响 1、产业布局经历了从均衡到非均衡较转变后，在中国范围内呈现出自东向西梯度分布，由南向北展开的布局。 2、根据各地域的优势，初步形成了产业布局的地域分工。东部地带的12个省、市、区经济发达，工业结构偏向于加工工业，较轻工业比重较高，技术和资金密集度较高。中部九个省区，工业发展水平大幅度提高，原料工业和重加工工业较突出。西部九个省区，区内经济地理位置和自然条件较差，但拥有丰富的矿产资源，工业结构以采掘业为特色。 3、一批中心城市的辐射力增强，有效带动了周围区域经济的增长，东部地区的大中型城市，对周围地区的辐射和劳动作用增强，形成了工业密集区域，如长江三角洲地区，环渤海地区，珠江三角洲。 （二）非均衡产业布局的负面影响 1、地区经济差距距扩大，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加剧。1980~1992年群间，中部同东部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相对差距由31.2%扩大到了43.1%，西部同东部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相对差距43.8%扩大到50.5%。 2、区域经济磨擦，地区封锁日趋强化。自20世纪80年代初期财税实行“分灶吃饭”和分权体制改革以来，区域中的地方政府获得了相当大的权力，区际关系开始按市场规则行事，由于转轨时期新旧体制的磨擦，使区域经济形成经济活跃经济紊乱并存的局面。 3、产业布局非区位化，引发区域产业结构趋同。在利润动机的诱导下，各地区纷纷加速发展投资少、见效快的加工工业，忽视基础产业，从而导致各地区产业结构雷同。在加工工业上，一些拥有先进技术和设备，有条件发展深加工和高技术产业的发达地区未能较快改造传统产业，振兴新兴产业，而是在某种程度上固守原有的一般加工水平，产业升级换代缓慢。而一些设备技术差的落后地区限制原材料流出，自搞加工，刻意追求高附加值，又往往依靠外汇进口原器件来支撑耐用消费品加工工业。结果是资源产区和加工地区的产业结构从不同的起点出发，走向趋同。这种不合理的趋同，直接产生以下不利后果：一是区域分工弱化，分工利益减弱；二是布局中重复引进，浪费现象严重；三是产业间的空间组织缺乏专业化协作，企业规模在低效率基础上趋向小型化及空间分布均衡化，造成分工效益和规模效益双重损失。 4、注重地区经济倾斜，忽视产业倾斜。从比较利益理论和非均衡理论出发，给基础好的地区某些政策倾斜优惠是应该的可行的。但是必须把地区倾斜与产业倾斜结合起来，着力培训地区增长点和产业增长点。中国在产业布局实践中对东部进行了全面倾斜，而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中西部地区的发展，特别是中西部的农业、能源、原料和交通运输等基础产业。[1]
托马斯·曼赋税思想（T. Thomas Mun's taxation thought） 托马斯·曼的赋税思想 托马斯·曼（T. Thomas Mun,1571～1641）是英国重商主义最主要的代表人物。他是英国重商主义的集大成者，其重商主义理论及税收思想集中表现在《英国得自对外贸易的财富》一书之中。该书不仅成为英国，而且成为一切实行重商主义政策的国家在政治、经济等方面的基本准则。 托马斯·曼重商主义理论的核心，是国际贸易差额论。认为金银货币是财富的唯一形态，而对外贸易是财富的唯一源泉。外贸要“少买多卖”，使货币流入多于支出。为此，托马斯·曼认为：为了实现国家外贸出超，增加本国货币积累的目的，国家要干预经济生活，以保证上述目标的实现。他建议国家采取有效政策和措施，其中主要是保护关税政策，以奖励输出，限制输入。他主张，当商品输出时，国家全部或部分地退还资本家原先已纳的税款；同时，对输入本国的外国商品课以高额关税或禁止性关税，保护本国工业发展；当进口商品经过加工重新输出时，国家则应退还这些商品在进口是所纳的关税。 托马斯·曼在所著《英国得自对外贸易的财富》一书中，详尽阐述了重商主义关于保护关税政策的基本原则、主张和意义。由于托马斯·曼将国外贸易差额看作是一国财富的标准，就必然导致“财富是战争的命脉”的“国防财政论”和“重税无害论”。他认为：“由于国土的大小，贫富的程度和贸易差额多寡等因素存在差异，政府获得收入的方法也随国家宪法、政府、法律和民俗的不同而大有差别。国王想要改变这些制度是非常困难的、危险的。即使国王以重税发财致富，国民却会因此而贫穷。不过，由于各国情况特殊，征课重税不仅是不得已的，是正当的，还是有利于国家的。因为幅员不大的国家，靠经常性收入是不足以蓄积抵御外国侵略所需的财富的。所以，这些国家不得不在平时课征重税，来积存现金和军火充当国防之用。非像一般所想象的那样，有害于人民的幸福。” 托马斯·曼从国防费用赋税负担，进一步阐述他的赋税论，认为：“虽然关税与货物税导致服装与生活必需品价格上涨，但是劳动力的价格也与之成比例地提高。因此国防费用赋税的负担最终转嫁到作为雇主的生产者身上。……国民靠纳税使自身安全得以保证，所以这种纳税是既公正又有利的。但是，如果税收被国王挥霍于私人享受、属于滥用赋税，则是国家之损失。”他认为国王在临时征收赋税时，必须取得全体人民的认可，征课赋税必须取得议会的同意。 托马斯·曼正是从这种贸易差额理论出发，提出了他的 “财富是战争的命脉”的国防财政论和赋税思想。马克思指出，这部书“在一百年之内，一直是重商主义的福音书。因此，如果说重商主义具有一部划时代的著作……那么这就是托马斯·曼的著作”。
概述 公共投资子量投入与经济增长关系1960 年，美国经济学家华尔特·惠特曼·罗斯托(Walt Whitman Rostow)在《经济成长的阶段》中提出了他的“经济成长阶段论”，将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过程分为5个阶段，1971年他在《政治和成长阶段》中增加了第6阶段。经济发展的6个阶段依次是传统社会阶段、准备起飞阶段、起飞阶段、走向成熟阶段、大众消费阶段和超越大众消费阶段。 (1) 传统社会阶段 传统社会是在生产功能有限的情况下发展起来的，是围绕生存而展开的经济，而且通常都是封闭或者孤立的经济，生产活动中采用的技术是牛顿时代以前的技术，看待物质世界的方式也是牛顿时代以前的方式，社会似乎对现代化毫无兴趣。非洲撒哈拉沙漠地区的一些国家至今还处在这一发展阶段。 (2) 准备起飞阶段 这一阶段是摆脱贫穷落后走向繁荣富强的准备阶段，它的特征是社会开始考虑经济改革的问题，希望通过现代化来增强国力并改善人民的生活。这一阶段的一个重要任务是经济体制改革，为发展创造条件。这一阶段的主导产业则通常是第一产业或者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业，这一阶段要解决的关键难题是获得发展所需要的资金。 (3) 起飞阶段 这是经济由落后阶段向先进阶段的过渡时期。罗斯托认为，经济起飞必须具备4个条件： ①生产性投资率提高，占国民收入的比例提高到10％以上； ②经济中出现一个或几个具有很高成长率的领先部门； ③发明和革新十分活跃，生产过程吸收了科学技术所蕴藏的力量； ④适宜的政治、社会以及文化风俗环境。 在起飞阶段，随着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大量的劳动力从第一产业转移到制造业，外国投资明显增加，以一些快速成长的产业为基础，国家出现了若干区域性的增长极。起飞阶段完成的标志是国家在国际贸易中的比较优势从农业出口转向了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开始出口大量的服装、鞋、玩具、小工艺品和标准化的家电产品。一些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经历起飞阶段的时期如下：英国1783－1802年，法国1830－1860年，美国1843—1860年，德国1850— 1873年，日本1878—1900年。中国，则在1977—1987年间实现了起飞。 (4) 走向成熟阶段 这是指一个社会已把现代化的技术有效地应用到了它的大部分产业的时期。在这一阶段，国家的产业以及出口的产品开始多样化，高附加值的出口产业不断增多，厂家和消费者热衷新的技术和产品，投资的重点从劳动密集型产业转向了资本密集型产业，国民福利、交通和通讯设施显著改善，经济增长惠及整个社会，企业开始向国外投资，一些经济增长极开始转变为技术创新极。几个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进入成熟阶段的时间为：英国为 1850年、美国为1900年，德国为1910年，日本为1940年。中国目前也已经进入了这一发展阶段。 经济成长阶段论(5) 大众消费阶段 在这一阶段，主要的经济部门从制造业转向服务业，奢侈品消费向上攀升，生产者和消费者都开始大量利用高科技的成果。人们在休闲、教育、保健、国家安全、社会保障项目上的花费增加，而且开始欢迎外国产品的进入。目前主要的发达国家都已进入这一发展阶段。 (6) 超越大众消费阶段 罗斯托对大众消费阶段以后的社会并没有一个清晰的概念，不过他认为该阶段的主要目标是提高生活质量。随着这个阶段的到来，一些长期困扰社会的老大难问题有望逐步得到解决。 罗斯托的经济成长阶段论是在考察了世界经济发展的历史后提出的，它正确地强调了国际贸易对一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性，对落后国家追赶先进国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所以是一种重要的现代化理论。 在罗斯托的经济成长阶段论中，第三阶段即起飞阶段与生产方式的急剧变革联系在一起，意味着工业化和经济发展的开始，在所有阶段中是最关键的阶段，是经济摆脱不发达状态的分水岭，罗斯托对这一阶段的分析也最透彻，因此罗斯托的理论也被人们叫做起飞理论。 优点 罗斯托的经济成长阶段论是在考察了世界经济发展的历史后提出的，它正确地强调了国际贸易对一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性，对落后国家追赶先进国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所以是一种重要的现代化理论。一些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曾经自觉地实践了罗斯托的理论并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局限性 经济成长阶段论 信息系统发展阶段论一方面，罗斯托的经济成长阶段论是一种线性的发展理论，不具备周期理论的预见性，人们注意到，罗斯托的理论中最初只包含了5个阶段，后来被他扩展成6个阶段，那么只要人类社会不灭亡，肯定就还会存在第7个阶段，这第7个阶段是什么？有什么特征？根据罗斯托的理论人们都无从知晓。所以，罗斯托的理论虽然对落后国家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但对发达国家的发展却没有多大参考价值。 另一方面，罗斯托的理论忽略了多种经济发展模式存在的可能性，实际上，小的经济体—— 如新加坡这样的城市国家—— 完全可能以其他的路径实现现代化，或者实现跳跃性的发展。 罗斯托的经济发展阶段理论是最有代表性的阶段理论之一，其他的一些经济发展理论和现代化理论也涉及经济发展的阶段，虽然划分的方法不同，但这些理论同罗斯托的理论具有同样的局限性，即缺乏预见性，不适合作为分析产业革命的理论。 针对罗斯托的经济发展阶段理论对发达国家的发展没有多大参考价值的弱点，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美国产生了一批思考美国以及人类未来的著作，如托夫勒的《未来冲击》(1970)、《第三次浪潮》(1980)、《大趋势》(1990)以及奈比斯特的《大趋势—— 改变人们生活的10个新方向》(1982)等，这些在世界上产生了广泛影响的著作都涉及到了信息革命或者信息社会的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罗斯托理论的欠缺。 [1]
哈罗德-多马经济增长模型以凯恩斯的有效需求不足理论为基础,考察一个国家在长时期内的国民收入和就业的稳定均衡增长所需条件的理论。1948年英国经济学家罗伊·F·哈罗德在《动态经济学导论》一书中系统地提出了他的增长模型。20世纪40年代中期，美国经济学家埃夫塞·多马在《扩张与就业》，《资本扩张、增长率和就业》以及《资本积累问题》等论文中独立地提出了与哈罗德模型基本相同的增长模型。 模型的假定 哈罗德-多马经济增长模型包括以下一些假定 （1）全社会所生产的产品只有一种，可为消费品，也可为资本品； （2）只有劳动和资本这两种生产要素； （3）产品的规模收益不变； （4）不存在技术进步。从资本的供求（储蓄和投资）出发。 哈罗德集中考察了三个变量：第一个变量是储蓄率S，S=X/Y（X为储蓄量，Y为国民收入）； 第二个变量是资本产出比率V，V=K/Y（K为资本存量） 第三个变量是有保证的增长率，即在S和V为已知时，为了使储蓄全部转化为投资所需要的产量增长率。为了实现稳定状态的经济增长，要求S、V和Gw这三个变量具备以下条件Gw=S/V。 在多马的理论中以I和ΔI分别代表投资和投资增量，S代表储蓄率，代表资本生产率或投资效率，=Y/K=1/V。多马的基本公式为ΔI/I=xS。因此多马模型与哈罗德模型实质上是一样的。 内容分析 此模型认为在S和V固定不变的情况下，只有储蓄全部转化为投资产量（Y）、资本存量（K）和投资（I）才能按增长率Gw年复一年地增长下去。投资具有双重效应。不仅能增加总需求，而且也能增加总供给，要使逐年的新投资所不断扩大的生产能力始终得到充分利用，则产量（或收入）应按固定不变的增长率逐年增长，哈罗德称这种增长率Gw为有保证的增长率，又称之为均衡增长率。 一个国家任何一年里实际上实现的增长率，哈罗德称之为实际增长率G为了使社会经济实际上能够均衡地增长,要求G=Gw=S/W在现实经济中,由于储蓄不一定全部转化为投资,或总需求与总供给不一定相等,所以G和Gw的完全一致仅是偶然的巧合,一旦实际增长率和有保证的增长率不一致时,在继后的时期里,将出现累积性的经济扩张(G>Gw)或经济收缩(GGn,这表明储蓄和投资的增长率(从而资本存量的增长率)超过了劳动力的增长率"在这种场合下,资本家将进一步缩减其投资,以致实际增长率G还小于有保证的增长率Gw,将处于长期的经济萧条状态。 反之!假如Gw<Gn,则表明现存资本设备处于极为充分的利用状态,因而提供了高额利润,由此将刺激资本家进一步进行新的投资。这样，社会经济将处于长期高涨的状态，甚至出现持续的通货膨胀现象， 因此，只有Gw=Gn才是合乎理想的长期增长状态。 模型意义 哈罗德-多马经济增长模型反映了资本主义扩大再生产过程中一些表面的联系，单就物质资料的生产和再生产过程来看!，该模型对社会主义经济计划工作具有参考价值。
托马斯·霍布斯赋税思想(Thomas Hobbes's taxation thought) 目录 1 托马斯·霍布斯的赋税思想 托马斯·霍布斯的赋税思想 托马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1588—1679）是英国著名的重商主义者和资产阶级思想家。 霍布斯在《利维坦》等著作中阐述了起赋税思想。他率先探讨了国家建立及其人民应当向政府缴纳税收的原因。他也支持“交换说”或“利益说”的观点。认为国家负有保障个人财产和个人安心从事劳动的职责，国家必须包课税权、军事权与司法权充分结合起来。他认为，“人民为公共事业缴纳税款，无非是为换取和平而付出代价，分享这一和平的福利部门，必须以货币或劳动之一的形式为公共福利作出自己的贡献。因为国家取代人民进行防卫，一旦战争爆发，人民仍可以正常地从事生产劳动和生活。这种作为人民生产劳动的保护者的主权，正是靠人民勤奋劳动所缴纳的赋税来维持的。因此可以说：“间接税与直接税，无非是为了不受外敌入侵，人们以自己的劳动向拿起武器监视敌人的人们提供的报酬，而不是别的”。霍布斯从税收“利益交换说”出发，对封建国家以直接税为主体的不公正的税收制度抱着批判的态度。 他主张实行平等课税的原则，即按照人民从国家享受到的利益成比例的纳税。国家提供的利益并非平均地分配给每个公民，而是有的受益多，有的受益少。他提出了两个衡量受益程度的标准：一是个人拥有的财产数额；二是个人消费的数额。他主张按照上述标准之一，比例而平等地向政府纳税。 霍布斯站在反封建的立场上，认为封建国家以财产税等为主体税的税收制度，赋予封建贵族、僧侣等阶层的税收豁免特权，是鼓励消费上的奢侈和浪费，同时也无法满足国家日益增长的财政支出。为此，他主张征收国内消费税。因为，消费税能鼓励节约、节制奢侈。课征消费税符合平等原则，又可以保证国家的税收收入，还可以减轻人民纳税负担的痛苦。人人要消费，人人要纳税。
目录 1 经济增长周期理论概述 经济增长周期理论概述 经济增长周期理论：着眼于经济扩张中仅由增长率的减慢或阻滞而形成的衰退时期来考察经济周期的理论框架。 经济增长周期理论认为，西方国家经济始终处于 “繁荣—萧条—危机—复苏”这样的波动状态，其周期一般只有5-8年，其中增长期只有2-3年时间，美国在战后经济也经历了9次衰退，8次复苏的周期，平均增长周期约为50个月。但美国从1991年4月开始在信息技术产业的带动下，维持了10多年的高经济增长，刷新了自19世纪中叶开始进行统计以来的最长记录。 与古典经济周期概念的区别是：认为在整个经济活动中并不一定存在着绝对下降或下跌的变化，即使正的增长率也符合这种衰退的定义。这种衰退也称为“增长性衰退”。增长周期概念由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美国经济和其它市场经济所表现的不稳定性发展而来。由于经济上表现出的这种不稳定变化，古典的经济周期定义所说的衰退次数比较少了，但在经济活动的发展速度上仍发生重大的波动，虽然这些波动并不激烈，但仍属一种经济周期，所以经济学家们越来越多地考虑采用增长性衰退和增长周期的概念。
目录 1 配第税收思想概述 2 威廉·配第税收思想的基本理论观点 3 威廉·配第对各种税收的观点 4 威廉·配第简介 配第税收思想概述 威廉·配第的税收思想集中在其《赋税论》和《政治算术》两书中，主要论述了税收标准、征税方法和对各税种利弊的分析等几个问题: 一是税收标准。在配第看来，英国的税收制度是极其紊乱的，公共经费增加过多，人们负担过重，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从一般原因来看，是由于英国税制没有按照一定的标准。他指出：英国的各种捐税"并不是依据一种公平而无所偏袒的标准来征税的，而是由听凭某些政党或是派系的一时掌权来决定的。不仅如此，这些赋税的征收手续既不简便，费用也不节省。"简言之，就是没有遵循"公平"、"简便"和"节省"三条标准。配第的税收标准，实际上讲的是税收原则，关于这方面的内容，我们将在第二章有专题分析。 二是征税方法。政府征税可以有两种方法，一种是划一部分领土为玉领地;另一种方法为从所有土地地租中按一定比例征收。配第认为，应当选择第二种方法，因为第二种方法既可以使国家收入安稳可靠，也可以保证有更多的纳税人。同时，配第也指出了采用第二种方法的不足，就是征税要花费更多的人力和经费。因此。征税应讲求节省。 至于按第二种方法具体征收多大比例的税，配第主张按地租的六分之一征收。"采取另一种方法，即征课全部地租的六分之一作为租税。" 三是对各税种利弊分析。配第对当时英国征收各种税的利弊作了较为详细的分析。 威廉·配第税收思想的基本理论观点 威廉·配第税收思想的基本理论观点有： （1）关于赋税的来源。配第的经济思想就是所谓的“劳动是财富之父，土地是财富之母”。他认为社会财富的真正来源是土地和劳动，而课税的最终对象也只能是土地的地租及其派生收入。他把地租看成是剩余劳动的产物，从而也是赋税的最终源泉。 （2）关于税收的经济影响。威廉·配第在《赋税论》和《政治算术》中深刻分析了税收与国民财富、税收与国家经济实力之间的关系。他认为国民财富的增减是赋税经济效果的主要标志。他说，如果对从事生产和贸易活动给社会增加物质财富的人征税，社会的财富就会减少；相反，如果对不生产任何一种物质财富或对社会有实际价值的物品的人征税，并将税收收入转移给前一类人，将资金用于生产领域，社会财富就会增加。他指出，政府可以运用税收指导人们去创办新的生产事业，增加社会财富。“如果一个国家迫使那些还没有得到完全就业的人民从事生产那些一向从国外进口的商品，或者通过对这些人征税的办法迫使这些人从事这些商品的生产，我认为，这种赋税同样会使公共财富增加” 。 （3）关于税收的原则。配第针对当时英国税收制度的种种弊端提出了税收“公平”、“确实”、 “便利”和“节省”四原则。他指出：“这些税收并不是依据一种公平而无所偏袒的标准来课征的，而是听凭某些政党或是派系的一时掌权来决定的。不仅如此，这些赋税的征收手续既不简便、费用也不节省，它是包给捐税承包人征收的、而捐税承包人又不确切知道怎样做才算合理，就把收税的权力层层转包下去，以致到了最后，贫民所被课征的金额，竟达到国王实际拿到的2倍”。配第认为，包税制违背了公平和确实原则；人头税不能按能力纳税，有失公平；在缴纳方式上，只准用货币形式缴纳税款是不便利的，还会带来消费。 （4）关于租税各论。配第在《赋税论》中，分别论述了关税、人头税、什一税、国内消费税等主要税种。他认为，人头税是一种课于人身的税制，越穷的人，税负越重，危害性最大。 威廉·配第对各种税收的观点 关于关税。配第认为它是一种属于保险费性质的税收，税率不宜过高。他认为英国的关税存在许多弊端，如关税的征税对象为半成品，不经济；征收关税需要很多的官吏；征税过程中人们易通过行贿、勾结、藏匿、伪装等进行走私。为此，他提出要对关税进行改革，其方案有二：一是对所有出入口船只征收一种吨税来代替关税；二是变关税为保险费，便于调整。 关于人头税。人头税有两种，一种是毫无区别地对每一个人的征收；另一种是按称号或爵位课于每一个人。配第认为第一种人头税有几个优点，"第一，征收敏捷，而且花费较少。第二，人口数字总是人所共知的，所以能够准确计算出所要征收的数额。第三，它会刺激所有的人让他们的子女按其特长从事某种有益的职业，以便子女门用自己的收入来缴交自己的人头税。" 但是，配第指出这种税非常不公平，因为能力不同的人缴纳相同的税，而且负担子女费用最多的人缴纳最多的税。第二种人头税比第一种要公平一些，因为有称号(如荣誉、职位、身份)和有爵位的人大多是一些富裕的人，他们多纳税是应该的。 关于国内消费税。尽管消费税有不公平的地方，如对一般啤酒和对浓啤酒的征税就不公平，但配第积极主张征收消费税，其理由：一是这种税按每个人实际享受征税，符合自然的正义，它对任何人都是不加强制，收入低微的人税负是极轻的；二是如果消费税不是包税而是国家直接征收且合理的话，能促使人们勤俭，增加国家财富；三是由于人们对任何物品只能消费一次，因而不会对同一种物品缴纳2倍或二次的税收；四是实行这种税，能随时对国家的财富、出产、贸易及实力做出精确的计算。 关于什一税，他认为这是圣德者对生产的果实征收的薪俸。由于无能的圣职人员越来越多，什一税的负担也越来越重，应逐步减轻它。关于关税，他指出：“这种关税，最初是为了保护进出口的货物运输免遭海盗劫掠而送给君主的报酬”，所以，他认为关税是一种保险费。同时，他认为对半成品征税，需要增加很多官吏，容易通过行贿等走私商品以及对英国自产而用来和外国货交换的少数商品征税等是关税的四大缺点。关于国内消费税，配第认为，最好的课税方法就是施行国内消费税。他提倡面向全民的国内消费税，认为国内消费税可以增加向有产阶级征收的直接比例税，而且它在英国资本的原始积累过程中起过重要作用。 威廉·配第简介 威廉·配第(1623-1687)，曾是英国牛津大学医学教授，也从事过私人医生职业，但其职业并没有妨碍他成为著名的经济学家和英国古典经济学的创始人。威廉·配第的主要经济著作有:《赋税论》(1662年)、《献给英明人士》(1664年)、《政治算术》(1672年)、《爱尔兰的政治解剖》 (1672年)、《货币略论》(1682年)等。
目录 1 经济增长因素分析理论概述 经济增长因素分析理论概述 经济增长因素分析理论又称经济增长要素分析理论：一种通过对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及其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进行数量分析和国别比较，寻求更快地增长的理论。 在1776年出版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一书中，亚当·斯密论述了分工引起的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以及资本积累使生产者人数的增加，可以促使一国人民的真实财富与收入的增加。此后，李嘉图、马歇尔、熊彼特等也不同程度地对经济增长的因素进行过分析。继英国经济学家哈罗德和美国经济学家多马在20世纪40年代中期创立经济增长理论之后，美国经济学家肯德里克和丹尼森从60年代开始，进一步对经济增长因素进行分析，并进行国别比较，以便寻求到更快地增长的途径。肯德里克的特点是从美国、西欧和日本等国的实际统计资料出发进行经济增长率的相互比较和全部要素生产率的分析，丹尼森则是利用统计分析方法对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进行定量分析和考察。 丹尼森把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分为7类：就业人数及其年龄——性别构成；包括非全日工作的人在内的工时数；就业人员的教育年限；资本（包括土地）存量的大小；资源配置的改善，即低效率使用的劳动力比重的减少；规模经济实现的程度；知识（包括技术与管理的知识）的进步及其在生产上的应用。其中，前三项为劳动投入量，第四项为资本投入量，后三项是单位投入量的产出率，即生产率。根据美国1929-1933年的统计资料，丹尼森对上述各种因素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作了如下估计：若这一时期国民收入的总增长率为100%则总增长率的54.4%由总投入量提供。其中劳动投入量提供的总增长率为15%），45.6%资本投入量提供的总增长率为15%），45.6%由要素生产率提供。丹尼森还将美国和西欧等国各种增长因素在经济增长中所作的贡献进行了比较。如在1950-1962年这一时期，总的来说，西欧总增长率的40%为投入量提供，60%为要素生产率提供；美国则恰恰相反，总增长率的60%为投入量提供，40%由要素生产率提供。这表明战后西欧各国生产率的提高快于美国。再从劳动投入量来看，西欧国家的劳动力数量对经济增长所作出的贡献比较大；而美国的劳动者受教育的程度高，其教育水平对经济增长所作的贡献较大。丹尼森对经济增长因素的分析，对于研究经济增长的态势和制定科学的经济增长政策，有着十分重要的启发和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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