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学派税收思想(new historical school's taxation thought) 目录 1 新历史学派税收思想概述 新历史学派税收思想概述 新历史学派(new historical school)是19世纪70年代以后由历史学派演变而来的德国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派。其主要观点和旧历史学派基本一致，不过在运用历史归纳法上更趋于极端，同时更加强调论理道德和法律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决定作用，更加热衷于鼓吹阶级调和与自上而下的社会改良。其主要代表有：洛伦茨·冯·施泰因、阿尔伯特·伊伯哈德·费里德里希·谢夫莱、阿道夫·瓦格纳等。他们建立了社会政策的税收理论体系，因此，被当时西方财政学者称为德国财政学界的三巨星。 新历史学派沿用旧历史学派的观点，否认社会存在着普遍的客观的经济规律，变本加厉地反对理论研究和抽象分析，这也是被称作庸俗经济学派的原因所在。新历史学派鼓吹采用“历史统计方法”，满足于搜集个别行业或个别城市的历史统计资料，加以罗列和描述，而不作任何理论分析和概括，只热衷于堆砌特定时代和特定民族的经济发展史料。 新历史学派反对传统古典学派关于“中性税收”的理论和政策，主张推行积极的社会政策税收。他们受当时德国阶级矛盾日益尖锐，工人运动不断高涨所影响，主张推行积极的社会政策税收。即不应当把国家的职能局限于法律目的地狭隘范围以内，而必须使复杂的国家活动实现社会目的需要。扩张政府职能。从这一认识出发，新历史学派不再仅仅是把税收作为筹集国家经费的纯财政手段，更重要的是将其作为改变国民收入分配的工具，赋予税收广泛的经济调节和社会职能，使一般财富的分配职能从属于社会政策的目的。 社会政策税收理论是新历史学派理论的精髓，在他们看来，只有通过这种政策来改变财产、所得分配不公正的矛盾，才能稳定德国资本主义发展所必须得社会秩序，才能贯彻税收的社会政策。
西蒙·西斯蒙第的税收原则(Simonde de Sismondi's taxation thought) 目录 1 西蒙·西斯蒙第的税收原则 西蒙·西斯蒙第的税收原则 让·沙尔·列奥纳尔·西蒙·德·西斯蒙第(Jean Charles Leonard Simonde de Sismondi，1773～1842)是法国古典经济学的完成者，也是经济浪漫主义的创始人。西斯蒙第处于欧洲国家产业革命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时期。 他从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观点出发，在肯定斯密提出的税收原则的基础上，在他的《政治经济学新原理》中补充和发展了亚当·斯密的税收原则理论，增加了四条： 第一，一切税收应该以税收作为课税对象，不应以资本作为课税对象，对资本课税就是毁灭用于维持个人和国家生存的财富。 第二，不应该以每年的总产品作为课税标准，因为总产品中除了年收之外，还包括全部流动资本。 第三，不能对纳税人维持生活所必需的那部分收入课税。 第四，决不可以因为征税而使应纳税的财富逃到国外。 西斯蒙第是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角度来研究税收的，认为如果对资本课税，“国家就会很快地陷于贫困、破产，甚至灭亡。”此外，为了适应资本积累的要求，他着力倡导轻税的原则。他的第三、第四条原则，补充了亚当·斯密在经济方面的空白，是一种新的贡献。
约翰·洛克的赋税思想(Locke's taxation thought) 目录 1 约翰·洛克的赋税思想 2 约翰·洛克赋税思想的中心问题 3 约翰·洛克简介 约翰·洛克的赋税思想 1692年，约翰·洛克（John Locke）在其《论降低利息和提高货币价值的后果》及1695年《再论提高货币价值》等著作中，发展了霍布斯的税收益交换说，认为税收是人民从国家取得利益所缴纳的报酬，或人民财产得到保护而向政府付出的代价。政府的主要职能在于保护私有财产，政府没有充足的经费就不能维持。凡享受保护的人都应该从他的产业中支出他的一份来维持政府。洛克认为，政府只能站在议会赞助权的立场上，按照法律规定的赋税条例行使课税权。洛克的这一思想，无疑是对封建的君权神授论的勇敢挑战，是对封建国家专利课税、横征暴敛的有力鞭笞。同时，它也为近代西方国家立宪依法征税提供了理论基础。 约翰·洛克赋税思想的中心问题 洛克赋税思想的中心问题是地租、商品税，即直接税与间接税问题。他主张对个人所有的财产征收财产税，以体现社会公平。因为，必须将全体人民享受国家利益与单个国民享受国家利益区别开来，税收利益原则应建立在单个国民享受国家提供利益多寡的基础上。洛克对资产阶级税收思想的重要贡献还表现在：他基于人民主权学说的国家论，考察了国家征税权与国民财产权的关系，弄清国家征税的依据是保护私有财产的代价，明确了议会赋税赞助权与市民的纳税道德，从而发展了资产阶级议会民主制度。在商品保税的负担问题上，洛克提出商品税乃至一切税收最终由土地所有者负担的观点。他说：“不论捐税是如何安排的，也不论它是直接从什么人手里拿出来的，在一个以土地为主要财产的国家内，它的大部分终于会落在土地上面”。他认为，国内消费税是向全体阶级课征的，它使被课税的商品价格上涨，最终赋税大部分归地主负担。他这种对土地直接征税对商品间接征税的赋税转嫁论，虽然是站在地主阶级的立场，但是他的观点，代表了当时新兴资产阶级的经济思想。 约翰·洛克简介 约翰·洛克（1632～1704）是英国“光荣革命”时期著名的思想家和唯物主义哲学家及经济学家。1689年，英国发生“光荣革命”，洛克回国任贸易和殖民地事务大臣。
概述 经济增长理论：是研究解释经济增长规律和影响制约因素的理论。 一国或一个地区生产的产品和劳务总量的不断增加，即用货币形式表示的国民生产总值的不断增加。通常用一定时期内国民生产总值或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平均增长速度来衡量，其公式为： GNPt = GNPb(1 + r)o式中,GNPt代表期末的国民生产总值；n代表基期至期终的年数；r代表平均增长率（亦称增长速度）。为了避免物价变动的影响，国民生产总值或人均国民生产总值都采用不变价格计算。一般地，西方国家的经济增长是以国民生产总值经价格变化调整后的年增长率来衡量；而大多数社会主义国家以社会总产值和国民收入经过指数化后计算其年增长率来衡量的。 经济增长的含义 一般说来，经济增长是指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生产商品和劳务能力的增长。如果考虑到人口增加和价格的变动情况，经济增长还应包括人均福利的增长。美国经济学家S•库兹涅茨给经济增长下了一个经典的定义：“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可以定义为给居民提供种类日益繁多的经济产品的能力长期上升，这种不断增长的能力是建立在先进技术以及所需要的制度和思想意识之相应的调整的基础上的。” S•库兹涅茨从其定义出发，根据历史资料总结了经济增长的6个特征：1、按人口计算的产量的高增长率和人口的高增长率。经济增长最显著的特点就在于产量增长率、人口增长率、人均产量增长率三个增长率都相当高；2、生产率的增长率也是很高的。生产率提高正是技术进步的标志；3、经济结构的变革速度是高了；4、社会结构与意识形态结构迅速改革；5、增长在世界范围内迅速扩大；6、世界增长是不平衡的。 经济增长一般被定义规定为产量的增加，这里，产量既可以表示为经济的总产量，也可以表示为人均产量。经济增长的程度可以用增长率来描绘。 经济发展 经济增长一般说来是一个量的概念，而经济发展则是一个比较复杂的质的概念。从广泛的意义讲说，经济增长不仅包括经济增长，而且还包括国民的生活质量，以及整个社会经济结构和制度结构的总体进步。总之，经济发展是反映一个经济社会总体发展水平的综合性概念。 经济增长的源泉 关于经济增长的源泉，宏观经济学通常借助于生产函数来研究。宏观生产函数把一个经济中的产出与生产要素的投入及技术状况联系在一起。设宏观生产函数为： Yt=Atf（Lt，Kt） 将上式分解，可得到： GY=GA+aGL+bGK 如果把人力资本当作一种要素投入时，生产函数可被写为： Yt=Atf（Lt，Kt，Ht） GY=GA+aGL+bGK+rGH 经济增长问题的方法 经济增长问题实质上是讨论经济社会潜在生产能力的长期变化趋势，这种趋势可以用一套长期产出增长的趋势线来表示。 产出在长期中究竟按什么规律变化？在宏观经济学中，对此问题的回答有两个互为补充的分析方法。一是增长理论，它把增长过程中要素供给、技术进步、储蓄和投资的互动关系模型化。二是增长核算，它试图把产量增长的不同决定因素的贡献程度数量化。 多马经济增长模型 哈罗德和多马为研究经济增长而建立的理论模型，是当代增长经济学中的第一个广为流行的经济增长模型，通常称为哈罗德——多马经济增长模型。他们的出发点都是凯恩斯的“有效需求原理”。 哈罗德模型 哈罗德模型有这样一些假定：①社会的全部产品只有一种，这意味着，全社会所有产品不是用作消费品就是用作投资品，故称为一个部门的增长模型；②规模报酬不变；③资本—产量比率(K/Y)、劳动——产量比率(L/Y)以及资本—劳动比率(K/L)在增长过程中始终保持不变；④不存在技术进步，资本存量为K且没有折旧。 哈罗德模型包括形式相似但涵义迥然不同的三个方程，论述了实现稳定状态均衡增长和充分就业状态均衡增长所需具备的条件，以及加速数与乘数相互使用所引起的经济周期繁荣阶段的累积性扩张与衰退阶段的累积性紧缩。 图书 基本信息 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三联书店;第1版(1997年1月1日) 外文书名:Thetheoryofeconomicgrowth 丛书名:当代经济学系列丛书 平装:549页 正文语种:中文 开本:32 ISBN:7208018677 条形码:9787208018679 ASIN:B001SZPRVI 图书内容 内容简介 《经济增长理论》并不想提出有关经济增长的新概念，而是试图为研究经济增长提供一个有关的基础。研究经济增长新概念的论文可在专业刊物上发表，作者写过这方面的文章并已列举在《经济增长理论》的书目提要部分。像《经济增长理论》这类著作看来颇有必要，因为经济增长的理论已再次引起全世界的关注，而且全面论述这个主题的著作几乎已有整整一个纪未见问世。最后一本涉及范围如此广泛的巨著是约翰·斯图尔特·穆勒所写的《政治经济学原理》，于1848年出版。此后，经济学家变得聪明了，他们极为明智地不再试图在一部著作里论述范围如此广泛的主题，甚至由于他们力不胜任完全放弃了这个主题的某些方面。作者之所以敢于探讨这个广泛的领域，部分是由于压不住好奇心理，部分是考虑到当今政策制订者的实际需要；但作者认为，尽管本人对多数的课题免不了论述得十分肤浅，但主要是自己鼓足了勇气敢于向持有挑剔眼光的公众提供这部主题浩瀚的著作。 《经济增长理论》书名易被误解为经济增长具有一个单一的理论。但决定经济增长的因素繁多，而每个因素又各有一整套理论。研究土使用权的理论，与研究新思想传播、贸易周期、人口增长、或是政府预算等理论并无多少共同点。作为《经济增长理论》书名也许用经济增长的"种种理论"更为恰当些，可是也同样易被误解为《经济增长理论》的目的在于评述经济增长的文献。我不是要制定一种理论，而是勾划出一幅蓝图。研究经济增长有关的因素头绪万千，除非对这个主题有一个的观念，否则容易迷失方向。这也算是我请求读者原谅《经济增长理论》肤浅的一个表白。由于目的不同，绘制地图所使用的比例尺各不相同。若是专业刊物上登载的文章，它的比例尺相当于1英寸等于1英里，那么《经济增长理论》的比例尺更近乎1英寸等于100英里。这一点对读者了解《经济增长理论》也是有用的。 促使作者编写《经济增长理论》是好奇心理和实际要的结合，它决定了《经济增长理论》的格局。好奇心理要求对人类历史的进程进行哲理上的探讨，而实际需要则又要求写成为指导行动的一本手册。 由于作者对两者感到同等的兴趣，所以《经济增长理论》的内容既不会适合只注重哲理的人，也不适合要求明确下一步怎样行动的人。看来，一部著作必然会反映作者的个性及其多种多样特征。 一著作还必须反映作者的写作手法。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注重概括，而人类学家和历史学家则重视具体的事例。我为了充实《经济增长理论》，很想写入两三个有关经济增长或经济停滞的实例研究材料。怀着这样的心愿，我饶有兴趣地阅读了古埃及、希腊、罗马和伊斯兰国家的资料，更不用说中国、日本和中世纪末起的资料。可是实不相，阅读了这批资料以后，尤其是在阅读公元1500年以前时期的资料以后，我从中得到的乐趣超过了知识的增长，部分原因是对早期经济史的确切了解太少了。要把一个涉及《经济增长理论》全部内容的实例写得充分就需要进行大量的调查研究然后写成一篇单独的论文。我与曼彻斯特大学研究部成员吉锡拉·艾斯纳尔夫人密切合作，她正写一部有关1830年至1930年牙买加的经济发展状况的著作。那部著作到1956年出版时，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将是一部与《经济增长理论》实例调查相配合的论著。 我受到了许多朋友和熟人的慷慨大方的协助。在东南亚、非洲、加勒比海，这些朋友抽暇陪同我观看了他们所做的工作，并交换了意见和殷勤地款待我。由于他们人数众多无法在此一一列举他们的名字。我还要感谢许多国家的学术界的朋友与我进行了无数的谈话，以及寄来了源源不断的刊物上的文章。彼得·鲍尔先生、马克斯·格拉克曼教授、J．M．洛先生、J．马尔斯博士、K．马丁博士、R．H．普雷斯顿牧师、P．罗森斯坦－罗丹博士和M．N．斯里尼万斯教授等诚挚地阅读了《经济增长理论》初并提出了详尽的批评意见。他们的评论使我得益匪浅，但同时，在某些章节方面我依然顽固地坚持自己的写法，尽管他们认为是错误的或容易引起误解的。我的秘书多拉·沃克登小姐付出了大量劳动，耐心细致地为书稿打字。我深切地感谢她的耐心。 [1]我的夫人和孩子们为了我写作此书需要宁静环境而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他的深情使我感激不尽。 阿瑟·刘易斯 1954年7月于曼彻斯特 经济增长受以下几方面的制约： （1）资源约束。包括自然条件、劳动力素质、资本数额等方面。 （2）技术约束。技术水平直接影响生产效率。 （3）体制约束。体制规定了人们的劳动方式、劳动组织、物质和商品流通、收入分配等内容，规定了人们经济行为的边界。 关于经济增长问题的研究大致有两类：一类纯粹考虑经济增长一般，建立所谓一般增长模式；另一类引入制度因素来研究经济增长问题。前一类以哈罗德—多马增长模型为主要代表，后一类以匈牙利经济学家科尔奈增长论为主要代表。
目录 1 亚当·斯密的税收思想 2 斯密的政府观 3 斯密的税收来源理论 4 斯密的税收四原则 5 斯密的赋税各论 亚当·斯密的税收思想 亚当·斯密(1733-1790)是英国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主要代表之一。斯密一生从事过多种学科的研究，在经济方面的研究尤为突出。他仅出版过一本经济学论著，即1776年出版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简称《国富论》。但就是这本划时代的著作，建立了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体系，也对财政税收理论作了系统的研究。 斯密的政府观 斯密所处的年代，是资本主义自由经济的时代；反映自由经济的经济自由主义思想在斯密的经济理论中也得到充分的体现。亚当·斯密以"人的本性"研究为出发点，认为社会经济只有充分的自由，资本才能得以有利地使用，社会利益才会最大。因此，他积极主张自由经济，反对国家干预经济。在此思想指导下，他认为国家的职能是有限的，国家应仅仅行使行政管理职能，仅能充当"守夜者"或"夜警"的角色。他指出，国家的职能应是：" 第一，保护社会，使其不受其他独立社会的侵犯。 第二，尽可能保护社会上各个人，使其不受社会上其他人的侵害或压迫，这就是说，要设立严正的司法机关。 第三，建设并维持某些公共事业及某些公共设施(其建设与维持绝对不是为任何个人或任何少数人的利益)。" 根据其政府职能理论，亚当·斯密将国家的经费划分为国防费、司法费、公共事业费和公共设施费以及维持君主尊严的费用。他进一步指出，这些费用都是非生产性费用，应当将其压低到最低程度；这些费用过多将直接影响经济的发展，同时也会带来增加税收负担的结果。 斯密的税收来源理论 亚当·斯密认为，"个人的私收入，最终总是出于三个不同的源泉，即地租、利润和工资。每种赋税，归根结底，必定是由这三个收入源泉的这一种或那一种或无区别的由这三种收入源泉共同支付的。"这里，亚当·斯密揭示了税收的来源。 在亚当·斯密的经济学理论中。将地租、利润、利息看作是剩余价值的表现形式，加上他的劳动价值理论，是他经济理论的重大贡献。在斯密看来，税收是来自收入的，而人们的收入或者是来自劳动，这部分收入称为工资；或者是来自资本，这部分收入称为利润；或者是来自土地，这部分收入称为地租。既然人们的收入总是由这三部分组成，而税收是来自收入，因而税收不是对这部分收入的扣除，就是对那部分收入的分割。应当看到，亚当·斯密的税收来源理论虽然从本质上并未揭示税收的真正来源，但同过去的一些资产阶级经济学者所分析的关于税收来源的理论相比，还是大大进了一步。 斯密的税收四原则 税收原则理论。在论述税收源泉之后，为了便于对各种赋税的分析，亚当·斯密提出了他著名的税收四原则，这就是"公平"、"确定"、"便利"和"最少费用"。 在其所著《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中提出了著名的税收四原则。即税收平等原则、税收确定原则、税收便利原则和税收经济原则。 一、平等原则 斯密认为“一国国民，都须在可能范围内，按照各自能力的比例，即各自在国家保护下享有收入的比例，缴纳国赋，维持政府。”亚当·斯密所说的平等，包括以下的含义 （1）主张所有公民应平等纳税，反对贵族免税特权，反对按身份定税以及富者轻税平民重税的不公平情况。 （2）税收应均衡地分担到地租、利润和工资上，不应仅由其中一种收入负担，这样是不公平的。 （3）按照自然形成的社会财富分配情况，按比例税率征税，税收不要干预社会财富的分配，此点具有税收中性的含义。 二、确定原则 公民应缴纳的税收，必须是明确规定的不得随意变更。如纳税日期、纳税方法、缴纳数额等，都应当让所有的纳税人及其他人了解清楚明白，否则纳税人将不免要受税吏权力的任意左右。这一原则是为了杜绝征税人的任意专断征税，加重税收负担，以及恐吓、勒索等行为的。斯密认为税收不确定比税收不公平对人民的桅更为严重。 三、便利原则 纳税日期和纳税方法，应该给纳税人以最大的方便。如纳税时期，应该规定在纳税人收入丰裕的时期；征收方法，应力求简便易行；征收地点，应该设立在交通便利的场所；征收形式，应该尽量采取货币征收，以避免因运输事物增加纳税人的负担等。 四、经济原则 即最少征收费用的原则。在征税时要尽量节约征收费用，使纳税人付出的，应该尽可能等于国家所收入的。这一原则是针对当时税收制度致使征收费用过高的弊端提出的。一是税吏过多，不仅耗去相当部分税收作为税吏的薪俸，而且还在正税以外，苛索人民，增加负担；二是税收妨碍人民的勤劳和产业的经营，减少或破坏了可供纳税的基金；三是不适当的税收可能成为逃税的诱因，严惩逃税，又将引起倾家荡产违反了一般的正义原则；四是税吏的频繁访问和检查，这些虽然不会给纳税人带来金钱上的损失，但将会给纳税人带来不必要的烦忧。 在斯密的税收四原则中，第一条是税收的负担公平原则，其余三条是属于税务行政方面的原则。斯密所处的时代，是英国工场手工业开始向大工业过渡，资本主义上升的时期。他的课税原则，是针对当时封建主义苛重复杂的税收制度，税负不公以及征收机构的腐败苛扰情况，在总结吸取前人的课税原则的基础上提出的。它反映了资本主义上升时期资产阶级的利益要求。对资本主义课税原则理论有重要的影响，同时也成为资本主义国家政府制定税收政策和税收制度的理论指导。 斯密的赋税各论 关于地租税。地租税是对土地地租征收的税。亚当·斯密分析，在地租税实行的定额征收和变动征收两种方法中，英国选择的是第一种方法。定额征收不考虑土地、地理等因素，是不公平的；与变动征收相比较，虽然不公平，但确定和便利得多。对地租征税，亚当·斯密认为是可行的，地租"是最宜于负担特定税收的收入 "，因为地租是土地所有者不用亲自劳动便可取得的收入；地租税是不能转嫁的。 关于利润税。利润税是对资本收入征收的税。亚当·斯密将资本收入分为利息和利润两部分。在亚当·斯密看来，利润是不适合征税的，因为它"是投资危险和困难的报酬"。如果征税，资本家将会把这部分税收负担转嫁到货币利息上去。对于利最，亚当·斯密认为也不宜征税，因为个人的资本难以准确确定，而且对利息征税会使得资本流出。 关于工资税。工资税是对工人工资征收的税。亚当·斯密认为，工资税虽由工人支付，但实际是由雇主负担；不仅如此，由工资税所引起的超过工资税的工资增加额也是由雇主垫支的。至于最后的支付，则在不同场合由不同的人支付。如制造业工资因征税而提高的数额，由制造业主支付，再由制造业主提高商品价格，将税负转嫁给消费者。 关于人头税。亚当·斯密将人头税的征收分为按纳税人的财富或收入比例征收和按每一纳税人的身份征收。按纳税人财富或收入比例征收的方法使得征税成为任意和不确定，曰为人们的财富收入是经常变化的。按纳税人身份征收是不公平的，因为同一身份的人财富多少是不一样的。因此，亚当·斯密不赞成征收人头税。 关于消费税。消费税可以对必需品征税和对奢侈品征税。亚当·斯密认为，对必需品征税会使其价格提高，从而使劳动工资成比例提高，否则必然会减低人们养家的能力。而对奢侈品的征税不一定引起劳动工资的提高；奢侈品税无差别地落在地租、利润及工资收入上。
菲尔普斯教授是著名的经济学家，他对宏观经济的驾御和分析令所有经济学者倾慕，以微观理论引导宏观研究开创了一种经济思想。当然他最负盛名的理论贡献乃是著名的经济增长黄金律理论。 经济增长黄金律是经济增长理论中的一个重要结论。假定经济可以毫无代价地获得它今天所需要的任何数量的资本，但将来它不得不生产出更多的资本存量。黄金律的内容是，欲使每个工人的消费达到最大，则对每个工人的资本量的选择应使资本的边际产品等于劳动的增长率。事实上，“黄金律”通常是指平衡增长路径中劳动与资本配置归优化的条件，即将劳动与资本比率视为一种最重要的经济关系，并通过调整劳动与资本比率，或以确定一种可预期的经济增长。如果目标是走上使每个工人的消费最大化的稳定增长道路，黄金律决定的数量是一个经济一开始应该选择的每个工人的资本量。 菲尔普斯的‘经济增长黄金律’解答了人们关于劳动和资本该如何搭配的问题。这对当前国内劳动力密集和外资大举进入背景下的经济预测无疑有借鉴意义。
基本概述 经济增长不确定性经济增长不确定性是近年来国外经济增长理论研究的一个重要分支，国外许多经济学家从不同的角度，以不同的方法，对经济增长不确定性进行了大量、卓有成效的研究。梳理和归纳这些研究，可以看出它们有以下特点： (1)基于肯尼斯·约瑟夫·阿罗（Kenneth J．Arrow）在经济外部性方面的开拓性贡献，从单部门总量增长模型出发，研究劳动和物质资本投入的外部性对经济增长不确定性的影响； (2)以两部门增长模型为原型，研究人力资本投入的外部性对经济增长多条平衡路径的作用； (3)改变效用函数结构，在效用函数中引入休闲、政府支出等不同的变量，证明在不同的休闲选择和政府支出条件下，经济增长所具有的丰富稳态和多条平衡路径； (4)以小国经济为假设，说明在开放条件下一国经济增长所具有的不确定性。 生产要素 经济增长不确定性（一）经济增长的生产要素性质 经济增长的生产要素包括劳动、物质资本、技术和知识等。劳动与物质资本具有稀缺性，由于稀缺性，当劳动与物 质资本投入增加时，资源的使用成本在增加，导致经济产出虽然在增加，但增量是逐步减少的，即劳动和物质资本在经济活动中具有报酬递减性。严格地说，报酬递减是对有多种要素投入的系统，保持其他要素投入不变，只增加一种要素投入，所得到的产出增量是递减的。实际上，在经济系统运行的过程中，受系统组织、人的能力、市场规模等因素制约，即使所有的要素投入都成比例增加，产出的增量也呈现为递减状态。 与劳动、物质资本不同，技术、知识要素不仅丰富，而且可以低成本地生产、复制、传播和利用，对于这类要素，报酬递减假设不再成立。相反，由于技术、知识要素本质上的不排他性和产权上的部分排他性，而具有报酬递增性。不排他性使技术、知识产生了“溢出效应”，部分排他性使技术、知识产生了垄断利润，“溢出效应”和垄断利润均导致了技术、知识投入对于经济产出的正反馈效果。在投入产出的过程中，技术、知识的“溢出效应”和垄断利润交织作用，不仅使单个企业或产业收益增加，而且使整个经济都能获得报酬递增。 （二）生产要素所产生的经济增长不确定性 由于新古典增长理论仅考虑了劳动与物质资本要素，而且认为劳动与物质资本要素投入与经济产出之间是一种循环、迭代关系，对经济产出只具有报酬递减作用，不存在积累和扩散效应。因此，在新古典增长理论的条件下，劳动与物质资本总是使在平衡态附近不断波动的经济趋于回到平衡态，劳动与物质资本的连续投入不会使经济结构发生变化，经济仅存在着一个鞍点均衡的稳态，稳态领域内只有一条唯一的平衡增长路径，即确定性增长路径。 然而，阿罗的开拓性研究表明，伴随着劳动、物质资本的连续投入，经济实际上可以产生一种与劳动、物质资本连续投入密切相关的积累和扩散效应，如持续的劳动、物质资本投入，可以丰富劳动者的工作经验，提高劳动者的操作熟练程度，改进劳动者的经验曲线，从而提高劳动生产率和资源使用率。这样，劳动、物质资本的连续投入就具有了经济外部性，对经济产出就不再是单一的报酬递减效应，而是一种报酬递减、报酬递增效应的双重作用，结果是当劳动、物质资本连续投入的积累和扩散效应强于劳动、物质资本稀缺性所产生的报酬递减效应时，经济就呈现出报酬递增占主导的局面。 劳动与物质资本具有报酬递减和报酬递增的双重特性，而技术、知识具有报酬递增性，这样，经济系统就存在着三种作用类型： (1)报酬递减效应强，报酬递增效应弱，经济增长主要依靠劳动和物质资本的投入，而且，劳动、物质资本连续投入的积累和扩散效应较弱，在这种情形下，受报酬递减规律的作用，经济增长只有一条均衡路径和唯一稳定的增长状态，经济增长的路径是确定的。 (2)报酬递减、报酬递增效应均强，经济活动既存在于知识密集型部门，也存在于资本密集型、劳动密集型部门，或者是劳动、物质资本连续投入的积累和扩散效应与劳动、物质资本稀缺性所产生的报酬递减效应，近似势均力敌。受报酬递减、报酬递增效应的共同影响，经济系统呈现出一种动态的平衡，但由于报酬递减、报酬递增效应不可能始终处于平衡，二者之间的平衡只能是短暂的、瞬间的，所以，经济系统表现出一种动态的波动，也不会出现增长不确定性。 (3)报酬递减效应弱，报酬递增效应强，经济活动主要集中于知识密集型的服务部门，或劳动、物质资本连续投入的积累和扩散效应十分明显。受报酬递增效应的作用，经济系统存在多条均衡增长路径和多重稳定增长状态，具有显著的增长不确定性。如，在经济发展的低水平阶段，经济活动集中于劳动密集型的农业部门，劳动生产率低，劳动连续投入的积累和扩散效应弱，经济增长出现了均衡趋势，经济增长的路径是唯一的、确定的。在经济发展的中水平阶段，经济活动集中在资本密集型的工业部门，劳动、物质资本连续投入的积累和扩散效应开始显现，但由于积累和扩散效应并不显著，增长不确定性没有出现。到了经济发展的高水平阶段，随着劳动、物质资本的持续投入，积累和扩散效应增强了，同时，经济活动又逐渐转移到了知识密集型的服务业部门，报酬递增作用明显提高，经济增长呈现出不确定性。 部门结构 （一）经济增长的多部门组成 按照所生产的产品部类的不同，经济增长的部门可以划分为资本品部门、消费品部门、知识品部门、服务品部门、教育品部门等。不同的部门具有不同的资源禀赋、要素效率及不同的盈利能力和经济地位。知识品部门、服务品部门和教育品部门是知识密集型部门，知识存量大、知识生产率高、知识创新能力强，是经济系统中的主要盈利者，被认 经济增长不确定性为是经济增长取之不竭的源泉，对整个经济增长起着牵引作用。资本品部门是资本密集型部门，资本存量大、资本利用率高、对技术与知识的应用能力强，但受到规模经济和资源稀缺的约束，是经济中的次要盈利者和知识密集型部门的跟随者，对整个经济增长起着推动作用。消费品部门是劳动密集型部门，劳动存量大、技术含量低、资产规模小，在经济中的盈利能力较弱，是资本密集型、知识密集型部门的应用者，对整个经济增长起着拉动作用。 （二）生产部门所产生的经济增长不确定性 生产部门对经济增长不确定性的影响，主要有两个层次： 一是特定时期经济增长动力结构的变化。在每一个特定时期，每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都有它的主导部门，主导部门是一国经济增长的动力源泉，并且通过部门之间的协调和趋同力量，带动着其他部门的增长，主导部门的知识禀赋、要素效率是主导部门增长的关键因素，决定着主导部门增长的状态、路径和方式，同时，在部门之间协调力量的耦合下，也决定着整个经济增长的进程，是一国经济增长的动力结构。由于动力结构中的知识禀赋、要素效率是非线性的，因此，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所构成的经济学模型就是非线性动力学方程，这样，动力结构在经济运动中就存在着多个稳定的、不稳定的平衡点。多个稳定的、不稳定的平衡点的存在，使经济增长在平衡点之间的转移，就会出现多条可能的路径。在这种条件下，当动力结构中的知识禀赋、要素效率等关键因素在不稳定的平衡点附近发生连续微小的变化时，动力结构的状态并不一定发生连续、微小的变化，而是出现不连续的、跳跃式的变化，即动力结构从一种非稳定的平衡态突跳到另一种稳定的平衡态，产生了新的动力结构。新的动力结构一旦形成，利用协调和趋同力量，就会重新自动调整和改变各部门之间的经济关系，促使经济演化成新的、有序的增长方式。 二是不同时期经济增长部门结构的变化。在不同的发展时期，每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都具有不同的部门结构，表现为有不同的主导部门、辅助部门和服务部门。主导部门、辅助部门和服务部门之间的更替和重组，也是经济增长不确定性产生的一个重要机制。例如，在工业化早期，经济是以纺织业和钢铁业为主的“原料加工”型结构，在工业化中期，经济转变为以制造业和汽车业为主的“精细加工”型结构，到了工业化后期，经济又转变为以微电子和软件为基础的由计算机与通信技术相结合构成的“信息处理”型结构。不难看出，在工业化的不同时期，经济发展的动力结构是不同的，而且，动力结构的三次变迁引发了经济运行方式的三次变革，使经济增长方式从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能源密集型向技术密集型、知识密集型转变。 产生要素 经济增长不确定性经济增长不确定性产生的基本条件：生产要素所具有的报酬递减和报酬递增性，是经济系统产生正、负反馈的根本原因，表现为生产要素对经济系统具有两种自组织效应：一是稳定原有结构，二是改变原有结构。两种效应的此起彼伏、共同作用，这就成为了经济增长不确定性产生的基本条件。 经济增长不确定性产生的重要机制是经济增长的动力结构，即主导部门知识禀赋、要素效率及其相互之间作用关系的变化，决定了主导部门及经济增长的结构、路径与状态。 经济增长不确定性产生的基本机制是主导部门、辅助部门和服务部门之间的更替与重组及部门之间的协调与趋同。 相关词条 品牌联合 福特主义 货币替代 资本逃避 机会成本 市场预测 企业边界 实体经济 溢出效应 规模效应 品牌效应 财务分析 商品流通 外汇汇率 补偿贸易 财务控制 项目融资 阿罗悖论 破窗理论 服务蓝图 参考资料 （1）《中国大百科全书》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2）《工会财务会计百科全书》 （3）http://finance.sina.com.cn/.../06524327221.shtml
目录 1 凯恩斯的税收思想 2 凯恩斯对税收的分析 3 凯恩斯对税收政策的分析 4 约翰·梅纳德·凯恩斯简介 凯恩斯的税收思想 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的税收思想基于充分就业理论，凯恩斯认为，政府征税将减少私人的货币数量，因而具有促成通货紧缩、减少消费倾向的趋势，同时影响私人投资。因此，政府应减少税收，以提高有效需求和刺激私人投资。“若现在采取步骤，重新分配所得，以提高消费倾向，则对于资本之生长大概是有利无弊。”但是，政府征税并非税率越高越好，特别是所得税税率不能太高，因为税率过高可能导致削减私人投资引诱的危险;高额的累进税率将使投资边际效率减低，使投资函数下移；此时，政府支出的作用将会被抵消。 “对大额所得以及大额遗产课以更重之税，也许有可以非难之处-即循此政策达到充分就业时，资本积累速率要比现在小许多。” 各种间接税，如销售税和消费税，其征税对象实际是人们手中原来可以用作消费支出的货币，如果将这笔货币通过征税作为政府支出，则达不到提高有效需求的效果，因为这类税实际是将私人消费转变为政府消费，即私人支出转变为政府支出，原来的效果和征税后的效果几乎一样。所以，凯恩斯认为，间接税是不合适的税种，应当“改变租税体系”，将以间接税为主的税收体系改变为以直接税为主的税收体系。 凯恩斯对税收的分析 关于税收如何消除社会财富分配不公，凯恩斯认为， 一是有必要征收高额遗产税。“高额遗产税固然有增加社会消费倾向之功效，但是，因为当消费倾向作永久增加时，在一般情形之下(即除去充分就业情形)，投资引诱也同时增加。” 二是要对食利阶层课以高税。他认为，食利阶层的存在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一大弊病，也是社会分配不公的一大根源，对经济和社会都不利应加以限制和消灭。 第一，增加资本数量，使得资本不再有稀少性，毫无功能的投资者从此不能再坐收利益。 第二，建立一个直接税体系，使得理财家、雇主以及诸如此类人物之智慧、决策、行政技能等，在合理报酬之下为社会服务。 凯恩斯对税收政策的分析 在税收政策方面，凯恩斯认为政府税收政策对增加有效需求具有重大作用。如何扩大社会的有效需求， 一方面，可以通过扩大政府支出弥补私人投资和消费不足，根据投资乘数原理，可以增加就业和收入； 另一方面，政府可以通过适当减少税收来刺激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 根据凯恩斯的理论，在政府增加支出的同时，税收不宜提高，收支必然出现差额，即出现赤字。赤字性财政税收政策正是凯恩斯政府政策的基本主张。他认为，政府支出的增加，不应由变更税率来弥补，相反，税率还可以适当降低。由于提高税率往往使消费倾向和投资倾向降低，因此他主张应实行一种以不变动消费倾向为目标的税收政策，即不变动或降低税率的政策。在这里，凯恩斯摒弃了传统的健全财政税收的理论和政策，主张实行赤字性财政税收政策。这种政策成为以后许多资本主义国家，特别是美国制定政策的依据，给这些国家带来了严重的后果。 约翰·梅纳德·凯恩斯简介 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1883一1946)，出生于英国，曾就读于英国著名的伊顿学院和剑桥大学，毕业后在印度事务部工作，并先后担任过皇家印度通货及财政委员会委员、英国内阁财政经济委员会主席、英格兰银行董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国际复兴开发银行董事等职。独特的经历使他热衷于财政经济和货币的研究，并致力于这方面的写作。 凯恩斯一生写作并出版了许多著作和论文，其主要著作有： 《印度的通货和财政》(1913年) 《凡尔赛和约的经济后果》(1919年) 《货币改革论》(1923年) 《货币论》(1930年) 《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1936年) 其中《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简称《通论》)是凯恩斯的成名作，其税收思想和税收政策的论述也集中在这本书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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