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商主义的税收思想(Mercantilism's taxation thought) 重商主义的税收思想概述 重商主义是欧洲资本原始积累时期代表商业资产阶级利益的一种经济学说和政策体系，它起源于16世纪中叶。重商主义的发展，经历了早期和晚期两个阶段。其经济理论的基本思想。只局限于流通领域。早期重商主义者，主张实行高关税率限制商品进口，防止金银外流，保护本国对外贸易，促进国内商品生产和交换的发展。晚期重商主义者，主张发展工业，扩大商品出口，限制商品进口，通过贸易顺差换回大量金银货币。重商主义者在提出和阐述各自的税收政策措施时，广泛涉及国家税收理论的许多基本问题。重商主义者对间接税和直接税的选择，曾发生过较长时间的争论。尽管这些思想、观点和方法还比较零乱，不成体系，有的还较为肤浅，但其中也不乏一些闪光的思想。对后来资本主义古典学派税收理论体系的建立，产生一定影响。重商主义学派的税收思想主要是在阐述国家保护商业资本的政策和措施中，逐渐形成起来的一种零乱的理论与政策主张。 重商主义的基本经济理论是：货币是国家财富的唯一形态；对外贸易是增加货币的源泉；政府活动的目的应是如何发展对外贸易以增加财富。根据增加一国货币所采取的政策方式，重商主义可以分为早期重商主义和晚期重商主义，其主要代表有英国的托马斯·孟的税收思想、托马斯·霍布斯的税收思想、洛克的税收思想、斯图亚特的税收思想，法国的柯尔贝尔的税收思想和德国的尤斯第的税收思想、宋能菲尔斯的税收思想等。他们的理论基本上是国家干预经济与保护关税理论、税收利益交换说、主体税理论及税收负担理论。 重商主义主要的的税收理论 一、国家干预经济与保护关税理论 重商主义者基于其货币是国家财富的唯一形态的基本经济理论，认为商品的国内流通不会增加货币的数量，而只有对外贸易才能使国家财富增加，使国家富裕。" 对外贸易是增加我们财富和现金的通常手段。在对外贸易中，我们应当遵守下列原则：我们每年卖给外国货物的总值，必须大于我们所消费的他们的货物的总值。" 为此，国家应积极发展对外贸易，政府应积极干预经济生活，政府采用相应的保护关税政策是十分必要的。 托马斯·孟认为，应充分发挥对进口货物的保护关税的作用。一方面，在扩大本国生产、努力做到自给自足的同时，必须消除阻碍出口贸易的措施，对本国出口货物减低甚至免征关税；另一方面，对外国进口的货物课以重税。法国财政大臣、晚期重商主义的重要代表人物柯尔贝尔也积极主张国家实行保护关税和奖出限人的政策，认为政府应在税收政策上鼓励本国商品的出口，对迸口商品经过本国加工后重新出口的，在退还已缴进口税的同时，还可给予奖励；而对于外国进口的用于消费的成品，应实行高额税率。 二、税收利益交换说 从资产阶级的人文主义出发，重商主义研究了政府向人民征税的原因，认为政府征税与人民纳税是一种政治契约行为，它们之间存在着利益交换关系。霍布斯指出："人民为公共事业缴纳税款，无非是为了换取和平而付出的代价。分享这一和平的福利部门，必须以货币或劳动之一的形式，为公共福利做出自己的贡献。"他认为，政府征税应是平等的，这种平等就是使得各纳税人承担的税收负担与其享受的政府提供的利益成比例。由于政府提供的利益并非十分公平地落在每一公民身上，即一些人受益多，一些人受益少，因而他们纳税应是有区别的。如何衡量纳税人受益与其承担税收的比例，霍布斯提出可以按以下两个标准中的一个，一是纳税人拥有的财产数量；二是纳税人消费的数额。 洛克发展了霍布斯关于税收利益交换说的思想，认为税收是政府为人民提供利益而获得的报偿；人民纳税，是因为从政府提供的服务中得到利益的一种代价。在税收利益交换说的基础上，洛克进一步分析了政府征税和人民纳税之间的利益平等性，认为政府征税是为了维持需要，但这种征收应建立在对个人财产平等利益的基础上。他指出："政府没有巨大的经费就不能维持，但是这仍需得到他自己的同意，即由他们自己或他们所选出的代表所表示的大多数的同意。因为如果任何人凭借自己的权势，主张有权向人民征课赋税而无须取得人民的同意，他就侵犯了有关财产权的基本规定，破坏了政府的目的。" 三、主体税理论 一个国家应以什么为主体税，重商主义学者对此进行了研究。针对西欧各国实行的以人头税、财产税、土地税等古老的直接税为主的体系存在的弊端，重商主义学者认为应加以改革，应实行以关税、消费税等间接税为主的税收制度。这方面的论述，以托马斯·霍布斯和宋能菲尔斯为典型代表。 为反对封建势力的特权，霍布斯极力主张以国内消费税代替人头税和财产税。他认为，封建国家以财产税为主体税种，是一种落后的税收制度，因为这种制度存在许多弊端，如它赋予了贵族、僧侣免税的特权，不公平，不利于财政收入增长等。实行消费税可以避免财产税的弊端，首先，可以保证税收征收的公平，因为消费税可以公平地课于消费品，人人要消费，人人要承担税收，封建特权受到限制；其次，消费越多的人，承担越多的税收，可以抑制浪费；再次，由于消费税是附在消费品的价格上，可以保证国家财政收入的增长。 宋能菲尔斯也从国内收入的稳定的角度，主张在德国实行消费税，他认为实行消费税不论对政府还是对纳税人都有利。为了为自己的主张提供依据，他列举了消费税的主要优点： 一是符合税收公正。 消费税对劳动者不会因为多劳动而付税，货币持有者虽不劳动也要承担税收，从而消除了免税特权。 二是征收普遍。 每个人都要消费，而消费就要负担税收;消费者在购买消费品时不自觉地就承担了税收，不会感觉税负的沉重。 三是消费税。 对商人不会产生太大的影响，因为税负可以随价格的提高而转移出去。 四、税收负担理论 重商主义对税收负担问题也进行了论述。 托马斯·孟认为，税收负担是可以变化的。他指出，一些人认为所有的税收都由贫苦人民负担是不对的。一方面，封建主和富裕阶层要消费商品，他们也承担了消费税；对劳动者而言，收入会随消费品的价格上升而上涨，从长时期看，对人们收入征收的赋税将转移给雇主，再由雇主转移给富裕消费者。 洛克认为，不论是消费税或是其他税，税收负担最终总是由土地所有者来承担，因为如果由商人承担，商品的价格就会提高；如果由劳动者负担，他们就会要求增加工资；如果由耕地农场主负担，他们就会破产。"不论捐税是如何安排的，也不论它是直接从什么人手里拿出来的，在一个以土地为主要财产的国家内，它的大部分终于会落在土地上面。""在一个以土地为大宗资财的国家内，希望把政府的费用放在其他事物上是徒劳无益的，费用最后总是要落在土地上面。无论怎么样，商人也不会承担这个负担，而劳动者不能承担这个负担，所以只好由土地所有者来承担。" 相关词条 官房学派 官房学派税收思想 参考资料 http://wiki.mbalibE9%87%8D%E5%95%86%E
占优策略(Dominant Strategy)什么是占优策略每一个博弈中的企业通常都拥有不止一个竞争策略，其所有策略的集合构成了该企业的策略集。在企业各自的策略集中，如果存在一个与其他竞争对手可能采取的策略无关的最优选择，则称其为占优策略(Dominant Strategy)，与之相对的其他策略则为劣势策略。占优策略是博弈论（game theory）中的专业术语,所谓的占优策略就是指无论竞争对手如何反应都属于本企业最佳选择的竞争策略。显然，在公司的商务竞争过程中，具有占优策略的一方无疑拥有明显的优势，处于竞争中的主动地位。占优策略有时是显而易见的。占优策略的原则原则1：如果一个博弈参与者拥有一个占优策略，则应该使用之 我们用一个广告例子来说明这个原则。两家公司, A和B,在考虑是否通过广告促销。它们的利润额将依赖于那一家公司做广告, 或者两家公司都做广告, 或者两家公司都不做广告。这些可能性和相应的利润额被总结在旁边的矩阵里(如图)。 观察： 对A,无论B怎么做，做广告都是最优的。所以做广告是A的占优策略。 对B：无论A怎么做，做广告也都是最优的。 所以做广告也是B的占优策略。 结论: 两家厂商都应该做广告。 原则2：在纳什均衡时, 对于给定其他参与者的行为, 每个参与者的行为都应该是最优 我们用一个稍加变化的广告博弈的例子来说明这个原则。A没有占优策略,如果B做广告, A的最佳对策是做广告; 如果B不做广告, A的最佳对策是不做广告。对B来说, 做广告是占优策略。 总体分析: 应用原则1, B应该做广告。然后应用原则2, A应该采用他对B做广告的最佳对策, 所以A也应该做广告。因此, 在纳什均衡时, A和B都做广告。占优策略和纳什均衡的比较1.占优策略:“不管你怎么做，我所做的都是我能做得最好的。” 2.纳什均衡: ★“给定你的做法后，我所做的是我能做得最好的。” ★“给定我的做法后，你所做的是你能做得最好的。” ★如果你有占优策略, 你可以使用此策略, 以不变应万变; ★如果你没有占优策略, 你必须随机应变。在达到了纳什均衡之后, 所有参与者都没有动机想再变了。双寡头市场中的占优策略比如计算机中央处理器(CPU)生产行业就属于一个寡头垄断市场，与AMD等公司相比英特尔公司占有明显的优势。对于英特尔公司而言，继续研发更高速的芯片就是其唯一的占优策略，也只有这样才能保持并扩大其相对于其他竞争对手的领先优势。对AMD等处于相对劣势的竞争对手而言，争取在新一代芯片开发方面抢先突破，是打破现有均衡局面的比较可行的占优策略，只不过这样的成功几率较低而已。在某些情况下，企业的占优策略并非外在的和显性的，需要企业管理层比较各种可能的发展策略所带来的风险和收益，并最终确立可行的占优策略。就双寡头格局而言，当其中的一方发现、确立并开始实施其占优策略时，其唯一的竞争对手将陷于进退维谷之中；而对手的犹豫不决又会进一步坚定优势策略拥有方的信心和策略的实施力度。除非占优策略一方遇到不可抗力等因素的影响，或被动的一方通过非常规措施强化了自己的竞争能力，否则两者之间的相对地位很难得到改变。 相关词条 管理理论 管理软件 西方经济学 期货 国际金融 MBA 经济学派 股票 银行 保险 人力资源 经济学家 基金 财政 贸易 参考资料 1.中国经济网：http://www.ce.cn/ 2.和讯网：http://www.hexun.com/ 3.新华网：http://www.xinhuanet.com/
目录 1 技术创新产业升级理论简介 2 技术创新产业升级理论的评价 技术创新产业升级理论简介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出现了加速增长的趋势，特别是一些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的对外直接投资投向了发达国家，并成为当地企业有力的竞争对手。如何解释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新趋势，是国际直接投资理论界面临的重要挑战。 英国学者坎特韦尔(John A.Cantwel1)和托兰惕诺(Paz Estrella Tolentino)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共同提出了“技术创新产业升级理论”，用以解释20世纪80年代以来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对经济发达国家的直接投资加速增长的趋势。 坎特韦尔和托兰惕诺主要从技术累积论出发，解释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对外直接投资活动，从而把这一过程动态化的阶段化了。他们提出了两个基本命题： 1、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产业结构的升级，说明了发展中国家企业技术能力的稳定提高和扩大，这种技术能力的提高是一个不断积累的结果。 2、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企业技术能力的提高是与其对外直接投资的增长直接相关的。现有的技术能力水平是影响其国际生产活动的决定因素，同时也影响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对外投资的形式和增长速度。 在上述两个命题的基础上，该理论的基本结论是：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分布和地理分布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逐渐变化的，并且是可以预测的。 坎特韦尔等人还分析了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特征和地理特征。根据他们的研究，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受其国内产业结构和内生技术创新能力的影响。在产业分布上，首先是以自然资源开发为主的纵向一体化生产活动，然后是进口替代和出口导向为主 的横向一体化生产活动。从海外经营的地理扩展看，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在很大程度上受“心理距离”的影响，其对外直接投资遵循以下的发展顺序：首先是在周边国家进行直接投资，充分利用种族联系；随着海外投资经验的积累，种族因素的重要性下降，逐步从周边国家向其他发展中国家扩展直接投资；最后，在经验积累的基础上，随着工业化程度的提高，产业结构发生了明显变化，开始从事高科技领域的生产和开发活动。同时，为获得更先进复杂的制造业技术，开始向发达国家投资。如中国台湾省的跨国公司在化学、半导体、计算机领域，新加坡的跨国公司在计算机、生物技术、基因工程、电子技术领域，韩国、香港特区企业在半导体、软件开发、电信技术等领域都占有一席之地。这些国家和地区对发达国家的投资也表现出良好的竞争力。 技术创新产业升级理论的评价 对外直接投资技术创新产业升级理论是以技术积累为内在动力，以地域扩展为基础的。随着技术积累固有的能量的扩展，对外直接投资逐步从资源依赖型向技术依赖型发展，而且对外投资的产业也逐步升级，其构成与地区分布的变化密切相关。 该理论解释了1980年代以来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对外投资的结构由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由传统产业向高技术产业流动的轨迹，对于发展中国家通过对外投资来加强技术创新与积累，进而提升产业结构和加强国际竞争力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受到了西方经济理论界的高度评价。
概述 最优税制理论最优税制理论研究的是政府在信息不对称的条件下，如何征税才能保证效率与公平的统一问题。由于理论是建立在信息不对称即政府对纳税人的纳税能力、习惯偏好不完全了解这个基础之上的，因此更具有现实意义。 信息的不对称使得政府在征税时丧失了信息优势，在博弈中处于一种不利的地位，在自然秩序作用下无法达到帕累托最优状态，我们只能通过制度的安排，使之接近于这个状态。最优税制理论就是在这个时候悄然兴起。 税收的基本原则主要为效率与公平，最优税制应该是同时兼顾效率原则与公平原则的税制。税收的效率原则要求税收不干预资源的配置，保持一种中性，以免造成对纳税人的行为的扭曲。也就是税收只有收入效应，而不产生替代效应，在收入效应中，只有资源的从私人手中转移到政府的手中，而替代效应则会因为个人行为的扭曲而产生效率的损失。税收的公平性应该是在收入的分配中体现，横向公平为同等福利水平的纳税人应同等纳税，纵向公平为不同福利水平的纳税人应不同纳税。 最优税制理论的基本假设条件 最优税制理论最优税制理论的基本假设条件如下： (1)市场状态假设：个人偏好、生产技术(一般可获得连续规模收益)和市场结构(完全竞争市场)要明确表示出来。 (2)政府的行为能力假设：政府必须通过一套交易成本较低的、有限的税收工具体系来筹措既定的收入(工具的选择与个人的消费相关，纳税义务与经济政策无关的一次总负税不予考虑)； (3)标准函数假设：多人的模型中，以社会福利函数作为标准函数，计算各种结果，以此来作为选择税收工具的标准。 早期最优税制理论 最优税制理论1927年，年轻的剑桥经济学家拉姆齐(Ramsey)在解答老师庇古(Pigou)的一篇作业中天才地解决了一个关于最优商品税的问题：假定一次总付税不可行，对于征收给定的税收收入，最优的商品税率应该是多少，才能使税收造成的超额负担最小。在一系列假设条件下，拉姆齐得出，对商品课税的最优税率与该商品的需求弹性成反比。一般来说，生活必需品的需求弹性很小，而高档品的需求弹性相对较大，拉姆齐法则要求，有效率的税收应对生活必需品课以高税率，而对高档品课以低税率。 最优所得税问题是一个更古老的问题。与最优商品税假定不存在公平问题相反，最优所得税最初的研究对效率采取了完全忽略的态度。埃奇沃思（Edgeworth）提出，当每个人的边际牺牲相等时(纵向公平原则)，社会效用损失最小，这就意味着最大边际税率为100％。当收入达到某个等级时，当事人的所有增加的收入都将用以交换税收，这样，一个非常大的可能性是高收入者将放弃工作，选择闲暇。由于损失了效率，政府的收入反而低于课征低税率的收入。斯特恩(Stern)通过对税收与劳动供给的研究，得出最优所得税率与劳动供给弹性负相关，当劳动供给弹性小，即对工资率的变动表现为不敏感时，较高的税率不会对劳动供给决策，从而对经济效率产生大的影响，反之，若劳动供给弹性很大，对工资所得课以较高的税率则会导致实际工资率的下降，进而引起更大的劳动供给的减少。 197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詹姆斯•莫里斯(Mirrlees)对激励条件下最优所得税问题作出了经典性研究。在考虑了劳动能力分布状态，政府最大化收益，劳动者最大化效用，以及无不定性、无外部性等一系列严格假定的情况下，他得出了一系列引人注目的结论，其中二点就是对高工资率和最低工资率都应课以零（边际）税率。 最优税收与生产效率是最优所得税理论的又一重要组成部分。宏观经济有效率，包括交换和生产的有效率，其条件是产品的边际转换率等于消费者的边际替代率。税收在产品边际转换率和消费者的边际替代率中各自插入一个税收契子，使得二者不再相等。生产偏离生产可能性曲线，造成效率损失的扭曲效应。最优税收设计在理论上可以实现生产的效率，或使税收造成的超额负担达到最小，但假设非常严格。例如，如果政府征税能力不受限制，可以对公司征收100％的税润税等。有关结论是不确定的，取决于特定的假设条件（斯蒂格里茨，Stiglitz，1987年）。 新发展 最优税制理论20世纪80年代以来，新增长理论的兴起为最优税制理论研究开拓了广阔的空间。新增长理论强调，经济增长不是由经济外部因素即外生变量造成的，而是由经济系统内生因素决定的。在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中，由于经济增长由作为外生变量的技术进步决定，所以从政策意义上说，中长期经济政策不能影响经济增长，当然也就不存在能长期促进经济增长的最优税收制度。而在新增长模型那里，认为促进经济增长的技术进步是经济内部因素决定的内生变量，技术进步可归结为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积累的结果。这样，经济政策就可通过作用于人力和物质资本的积累而影响到技术进步率，从而对经济增长产生影响。 新（内生）增长模型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种类型： 1.把技术进步归结为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积累的结果。如把技术进步完全归结为物质资本的积累，产出以净投资率增加（切米利 Chamley，1986.卢卡斯Lu-CaS，1990）；把技术进步归于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共同积累的结果，人力资本积累主要通过教育与培训支出和时间投入实现。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的生产可分为二种情况，一种是二者生产技术相同（Barro，1992），另一种是人力资本、物质资本生产采用不同的技术，生产中使用的人力资本份额不同。 2.技术进步采取了新的投入品（中间产品）和投入质量提高的形式，研究和发展（R＆D）上的投资生产了质量更好，生产力更高的投入品，这样旧的投入为新的投入所取代，产出得到提高。（罗默，Romer1989）。 3.技术进步具有外部性。一个企业的投资导致的人力资本积累和物质资本积累，即新知识和新技术从一个企业流向其它企业，一个国家的新知识和新技术也是这样，当代的人力资本积累可以产生跨代的效应，这些都可以对产出的增加产生影响。 在新增长模型的基础上，最优税制理论有了新的发展，主要表现在有关促进技术进步的最优所得税问题，包括资本所得税和劳动所得税及其相互关系。 1986年，切米利率先提出，在长期——在这里假定居民的存在具有无限期界，如果为有限期界，则结果大为不同——最优资本所得税率应为零。因为对资本所得课税会导致资本投资的跨代扭曲效应，而对劳动所得应课以正税，因为劳动所得税只能产生期内劳动与闲暇选择的扭曲，这和现实中对资本所得应课以重税的观点形成鲜明的对比。阿特卡森（Atkeson，1999年）等通过逐一放宽切米利的假设条件，检验并支持了切米利的观点，认为对资本所得课税是个坏主意。当人力资本作为内生投入参与生产时，其积累与物质资本积累一起构成了技术进步的基础，对劳动和资本所得课税会减低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的积累，进而降低增长率（金King，雷贝洛Rebelo，Picorrino，1993年，雷贝洛，1991年，皮科尔多，Picorrino,1993年等），所以，长期中，对资本和劳动所得的最优税率都应为零（巴尔，Bull，琼斯等，Jones，1993年，1997年，若比尼Roubinil,l996年）。 最优税制理论最优税制理论 对上述结论的研究包括二方面的探索： 其一是在理论上探讨对资本（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所得减税的增长效应。卢卡斯（1990年）的一个封闭经济的内生增长模型假定人力资本生产中物质资本的份额为零，即人力资本生产完全由人力资本投入而实现，模型的模拟结果显示，当取消对资本所得课税时，资本存量、消费和福利分别有一个显著的增加（分别为60％、6％和5.5％），但经济增长率没有变。金和雷贝洛的模型则假定物质资本在人力资本生产中的份额为三分之一，当资本所得和劳动所得的税率下降时，不仅资本存量和福利水平有明显增加，经济增长率的提高也是显著的。这表明，模型假设中的人力资本生产和物质产出的生产中要素比例对分析的结果有很大影响。卢卡斯（1988年）得出，当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生产中使用的人力资本份额不同时，最优资本所得税与劳动所得税的课税比例取决于二者生产中的相对人力资本密集程度。 皮科尔多把作为中间投入品的物质和人力资本同最终消费品区别开来，当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的生产与最终消费品生产中存在不同的物质资本密集度时，其相对高低就影响到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所得的最优课税问题。如果资本生产中物质资本密集度高于消费品生产，那么对劳动所得的课税应超过对资本所得的课税，反之，应对物质资本所得课征较多的税。当人力资本积累和研究与发展产生的中间品共同作为增长的动力时，有模型显示（埃纳森等，Einarsson，1997年）：减税产生显著的福利增加效应，而且中间品模型显示出更大的福利效应。如，劳动所得税或资本所得税下降10个百分点（从25％到15％），中间品模型中，福利水平分别增加19.01％和16.4％。 其二是用经验数据来检验。由于新增长理论没有得出关于最优税制问题的确定结论，经验检验显得尤为重要，但大多数经验数据分析结果表明，税率和增长无关（坦兹，Tanzi，2000年）。这表明立足于增长效应基础上的最优税制理论还有待发展与完善。 评价 最优税制理论积极意义 最优税制的发展经历了一个效率原则到兼顾公平原则的转变。在自由主义的传统下，人们注重的是效率，把公平放在理想中，二者是不可兼得的。最优税制理论却通过引入社会福利函数，运用数学方法，从理论上探讨效率和公平的协调问题。最优税制理论从最初的理想状态回到了与现实结合的状态。理想中的最优税制是建立在信息完全对称的假设基础上的，而在现实中，个人能力是私人信息，政府无法掌握，信息存在着不对称，最优税制理论就是在正视这些问题的基础上发展的，因此使得最优税制理论研究具有意义。 最优税制理论是对税收调控作用的重新认识。在自由主义经济学的传统中，市场是万能的，税收要保持中性的原则，不能干预市场的正常运行。但是随着人们对市场失灵的认识，税收被认为在存在失灵的领域具有调控作用。现代的最优税制理论更加明确了税收在市场中的调控作用，这种作用不仅在失灵领域，而且还作用于非失灵领域。政府可以通过税收对市场运行进行调控，其目标定位于减少经济波动、促进经济增长、．增加就业和促进产业结构的优化。最优税制理论无论是从假设上还是从模型建立的意义上，都是为调控经济这个目标服务的，这使得我们对税收的调控作用有了更深一步的理解。 2. 理论的局限性 不难看到，最优税制理论是建立在假设基础上的一种模型化的理论。其适用性还有待我们进行研究。毕竟市场是个复杂的综合体，有些指标可以数量化，但诸如预期、偏好、心理、习惯等因素无法数量化，这为我们运用数学工具解决经济问题带来了麻烦。最优税制理论忽略了政治、制度和管理能力因素，这也是最优税制理论不能运用于实际的税制选择的主要原因。 罗森(Rosen)曾这样评价最优税制理论“他无意去预见现实世界税制会成为什么，也无意去解释这些税制为什么会出现，因为这些理论很少关心制定税制所依据的制度和背景”。布坎南(Buchanan)则认为该理论没有把政治现实考虑进去，是一个极大的失误，因为税制的设计是在大的政治和宪法环境下制定的，如果忽略这一点，即使得出了理论上最优的模型也会是无效制度安排。虽然最优税制理论为我们提供了一些理论标准，但这些理论标准并不是对任何国家都具有意义的，它建立的基础是特定国家的经济、政治、管理、文化、历史等。而且，这一理论本身也并未尽善尽美。例如，作为最优税制理论基础是福利经济学，财政学家们把税收的公平原则、中性原则等与福利经济学的原则结合起来，依据社会福利函数求得最优税制的标准。但社会福利函数重点放在如何使效用最大化问题上，忽略了其他社会目标。 对我国税制设计的启示 最优税制理论(一)税收工具的可行性 最优税收研究了消费者的选择如何被运用到税制设计中来,这取决于政府可获得的信息。即使政府消除了市场失灵、保证了竞争行为从而保证了生产效率,但政府也不可能拥有关于每个人的能力、秉赋、偏好以及生产可能性的信息。因此,政府只能根据消费者在选择他们的工作时间、职业以及收入、消费方式的过程中所显示的信息,设计最优税收工具。所以税制设计灵敏地依赖于可获得的信息,进一步地讲,依赖于具体可行的税收工具。也就是说,政府可获得的信息的微小变化对于可使用的税收工具、税制设计都具有深远的影响。在我国关于个人收入的信息很少而且不可靠,非货币工资性的收入所占的比重过大,工资以外还有各种福利性分配,这些都游离于所得税的税基之外,所得税的功能受到很大的限制。我们在运用最优税收理论设计税收工具时,应该充分考虑现实的税收征管情况,而不能简单地采纳西方的理论。 (二)理论前提条件 最优税收理论标准模型是在严格的假设条件下得出特殊的结论,不能被当作一般规则,实际运用到税制设计时要谨慎。如最优税收理论的均一税率商品税成立的条件是:(1)最优的统一总额收益;(2)同一的线性恩格尔曲线;(3)加性的分离;(4)收入的离差仅由工资率决定。上述这些假定是非常严格,在我国现实经济生活中几乎不存在。在我国不可能存在最优的统一总额收益,而且不同收入、不同宗教信仰导致在消费方式等方面存在实质性差别,所以我们应该在具体设计税收时把这些因素考虑在内。在标准最优税收理论中,税制设计的唯一约束条件是有关偏好和禀赋的资料,但我国的制度、政治、行政管理、组织结构和文化方面与西方发达国家存在着较大的差别,这些因素都会对最优税收理论在我国的运用产生极大的影响。 (三)税收对消费者福利和政府收入方式的影响 最优税收标准模型假定:所得税必须对所有纳税人的全部所得课税,商品税能够对所有的商品课税。但在我国许多税种只有局部或特定的覆盖面,这可能极大地改变了税收归宿。如我国的个人所得税只覆盖总人口的小部分,主要局限在城镇地区,基本上没有涉及到我国发达地区的农村,这可能使税收归宿明显区别于西方的所得税,所以在我国个人所得税是个相对低效的税收工具。我国的国情或者限制了税收工具的范围,或者改变了税收工具的作用,因此我们在税制设计时应该修改最优税收理论的标准模型,拓展这一理论以适应我国不同于西方国家的国情。 参考资料 http://wiki.mbalib.com/wiki/%E6%9C%80%E4%BC%98%E7%A8%8E%E5%88%B6%E7%90%86%E8%AE%BA
索洛的新古典增长理论是现代增长理论的基石。索洛模型描述了一个完全竞争的经济，资本和劳动投入的增长引起产出的增长，而新古典生产函数决定了在劳动供给不变时，资本的边际产出递减。这一生产函数与储蓄率不变，人口增长率不变，技术进步不变的假设结合，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一般动态均衡模型。 索洛模型强调资源的稀缺性，强调单纯物质资本积累带来的增长极限，在人口增长率不变和技术进步不变条件下的稳态零增长正是这一思想的的体现。 索洛经济增长模型的假设｛①生产和供给方面：Y=F（K，L），劳动和资本可以平滑替代，规模报酬不变，稻田条件（公式），在生产函数两边同除以L——y=F（k,1）=f（k），所有符号均代表人均产量；需求方面：y=c+i，c=（1-s）y，y=（1-s）y+i，i=sy=sf（k）｝，资本存量的变化｛△k=i-δk=sf（k）-δk｝，投资、折旧和资本存量的“稳态”，储蓄率对稳态的影响，资本积累能提高产出水平，但是无法实现经济持续增长，“黄金律水平”{c*=f（k*）-δk*，条件：MPK=δ}，一个经济肯定会自动收敛于一个稳定状态，但并不会自动收敛到一个“黄金律水平”的稳定状态。在长期，一个经济的储蓄率决定其资本存量规模，从而决定其产出水平。储蓄率越高，资本存量就越多，产出也越多。储蓄率的提高导致一个迅速增长的时期，但最终当达到新的稳定状态时增长减缓。因此，虽然高储蓄率产生了稳定状态的高产出水平，但其本身不能造成持续的经济增长。稳定状态消费最大化的资本水平被称为黄金律水平。如果一个经济的资本大于黄金律稳定状态，那么，减少储蓄就会增加所有事点上的消费。相反，如果经济的资本小于黄金律稳定状态，那么，达到黄金律就要求增加投资，从而减少现在一代人的消费。一个经济的人口增长率是决定生活水平的另一个长期因素。人口增长率越高，人均产出水平越低。
目录 1正则形式的博弈 2正则形式的使用 3通用公式 4实例 正则形式的博弈 在博弈论中，正则形式是描述博弈的一种方式。与延展形式不同，正则形式不用图形来描述博弈，而是用矩阵来陈述博弈。与延展形式的表述方式相比，这种方式在识别出严格优势策略和纳什均衡上更有用，但会丢失某些信息。博弈的正则形式的表述方式包括如下部分：每个参与者所有显然的和可能的策略，以及和与其相对应的收益。 在非完美信息的完全静态博弈中，正则形式的表述方式详细地说明了参与者策略空间和收益函数。策略空间是某个参与者的所有可能策略的集合。策略是参与者在博弈的每个阶段——不管在博弈中这个阶段实际上是否会出现——将要采取的行动的完整计划。每个参与者的收益函数，是从参与者策略空间的向量积到该参与者收益集合（一般是实数集，数字表示基数效用或序数效用——在正则形式的表述方式中常常是基数效用）的映射。也就是说，参与者的收益函数把策略组合（所有参与者策略的清单）作为它的输入量，然后输出参与者的收益。 正则形式的使用 占优策略 合作背叛 合作 2, 2 0, 3 背叛 3, 0 1, 1 收益矩阵有助于剔除劣势策略，而且经常被用于说明这个概念。例如，在囚徒困境中（右图），参与者会发现因为其他人的背叛，合作成了严格劣势策略。参与者会比较每列的第一个数字，在这个例子中，3>2且1>0。这表明无论横排参与者怎样选择，竖排参与者选择背叛都比较好些。类似地，参与者会比较每列的第二个数字，同样也是3>2且1>0。这说明无论竖排参与者怎么做，横排参与者选择背叛都比较好些。这就证明了此博弈唯一的纳什均衡是（背叛，背叛）。 正则形式的连续博弈 一个连续博弈 左，左 左，右 右，左 右，右 顶 4, 3 4, 3 -1, -1 -1, -1 底 0, 0 3, 4 0, 0 3, 4 这些矩阵只表述同时（或者更一般地，信息不完美的）做出行动的博弈。上述矩阵不能表述甲先做出行动，被乙观察到，然后乙再做出行动的博弈。因为在这个例子中，无法确定乙每次的策略。为了表述这种连续博弈，我们要列出乙在博弈进行期间所有的行动——尽管根据实际情况，某种行动决不会出现。和前面一样，在这个博弈中乙有两种选择，左和右。与前面不一样的是，视甲的行动不同而定，乙有四种策略。这些策略是： 1. 如果甲选择顶，选择左；否则，选择左 2. 如果甲选择顶，选择左；否则，选择右 3. 如果甲选择顶，选择右；否则，选择左 4. 如果甲选择定，选择右；否则，选择右 右图是这个博弈的正则形式的表述方式。 通用公式 为了用把博弈表述成正则形式，需要提供下列数据： *表示参与者的有限集P，标记为 *每个参与者k在P里拥有有限个纯策略. 一个纯策略组合是参与者策略的联合，这是一个m元组. 则有: 我们用来表示策略组合的集合 收益函数形如 其预期解释是博弈结束时给予单个参与者的奖品。相应地，为了完整地说明一个博弈，收益函数必须在参与者集 P= {1, 2, ..., m}中对每个参与者详细说明。 定义：一个正则形式的博弈的结构形如 这里 P = {1,2, ...,m}是参与者集合， 是纯策略集合的一个m元组，每个纯策略对应于一个参与者，而 是收益函数的m元组。 没有理由在前面的讨论中，把参与者数量有限或每个参与者的策略有限的博弈排除在外。因为要用到泛函分析的技巧，关于有限博弈的研究非常艰深。 实例 一个正则形式的博弈 乙选择左 乙选择右 甲选择顶 4, 3 -1, -1 甲选择底 0, 0 3, 4 有种博弈是参与者同时（或至少在做出行动前不观察其他参与者的动作）做出行动，并按照上述已做出行动的组合获得收益。右边的矩阵是这种博弈得正则形式的表述方式。例如，如果甲做出行动“顶”，而乙做出行动“左”，则甲得到收收益4，乙得到收益3。在每个回合，第一个数字代表竖排参与者（此处为甲）的收益，第二个数字代表横排参与者（此处为乙）的收益。 其他表述方式 对称博弈（其收益不是依赖于参与者选择的动作）常常被表述为只有一种收益，即竖排参与者的收益。例如，左右两边的收益矩阵表述的是同一个博弈。 两个参与者都有的 雄鹿 野兔 雄鹿 3, 3 0, 2 野兔 2, 0 2, 2 只有竖排的 雄鹿 野兔 雄鹿 3 0 野兔 2 2
内容介绍 凯恩斯旨在通过消费解决生产问题，他一反传统经济学认为生产很重要的观点，把消费提到了一个至高无上的地位。 经济危机理论在他看来，一切生产之最后目的，都在于消费。他详细考虑了影响消费的客观因素和主观因素。例如他所讲的客观因素包括所得的改变，资本价值的不能预料的变化；主观动机则如建立准备金，预防不测，使以后开支逐渐增加而不致下降。从事投机或发展事业的本钱，遗留财产给后人等。在此基础上，他的总体的结论和系统的见解是： ①在人们收入增加的时候，消费也随之增加，但消费增加的比例不如收入增加的比例大。在收入减少的时候，消费也随之减少，但也不如收入减少的那么厉害。富人的边际消费倾向通常低于穷人的边际消费倾向。这是因为穷人的消费是最基本的消费，穷人之所以穷，是因为在穷人的收入中基本生活资料占了相当大的比重，而富人之所以富，在于富人早已超越了基本需求层次，基本生活资料在其收入中所占比例不大。 ②边际消费倾向取决于收入的性质。消费者很大程度上都着眼于长期收入前景来选择他们的消费水平。长期前景被称为永久性收入或生命周期收入，它指的是个人在好的或坏的年景下平均得到的收入水平。如果收入的变动是暂时的，那么，收入增加的相当部分就会被储藏起来。收入不稳定的个人通常具有较低的边际消费倾向。 ③人们对未来收入的预期对边际消费倾向影响甚大。边际消费倾向的降低，使得萧条更为萧条。 凯恩斯所用的第二个心理规律是资本边际效率递减规律。 所谓资本边际效率递减规律是指人们预期从投资中获得的利润率（即预期利润率）将因增添的资产设备成本提高和生产出来的资本数量的扩大而趋于下降。凯恩斯在用边际消费倾向规律说明消费不足之后，接着用资本边际效率崩溃去说明投资不足。 给人们形成深刻影响的是凯恩斯似乎更着重于消费理论和消费政策。其实不然。在凯恩斯看来所谓的消费问题，只是由于资本边际效率崩溃，投资不足引起的，后者是因前者是果。在《通论》具有总结性的“略论商业循环”一章中，凯恩斯认为，发生商业周期的原因，恰恰在于资本边际效率，以及人们对资本边际效率递减的预期引发了经济周期。凯恩斯写道，对于商业循环的说明，“其尤著者，当推消费倾向，灵活偏好状态，以及资本之边际效率。此三者之变动，在商业循环中各有作用。但我认为商业循环之所以可以称为循环，尤其是在时间期限长短上之所以有规律性，主要是从资本之边际效率的变动上产生的”。这是多么重要的画龙点睛之笔啊！ 凯恩斯详细描述了对资本边际效率，即资本未来收益的预期，是如何引致了经济周期的。凯恩斯写道：“繁荣期之特征，乃一般人对资本之未来收益作乐观预期，故即使资本品逐渐增多，其生产成本逐渐增大，或利率上涨，俱不足阻碍投资增加。但在有组织的投资市场上，大部分购买者都茫然不知所购为何物，投机者所注意的，亦不在对资本资产之未来收益作合理的估计，而在推测市场情绪在最近未来有什么变动，故在乐观过度，购买过多之市场，当失望来临时，来势骤而奇烈。不仅如此，资本之边际效率宣布崩溃时，人们对未来之看法，亦随之黯淡，不放心，于是灵活偏好大增，利率仍上涨，这一点可以使得投资量减退得非常厉害：但是事态之重心，仍在资本之边际效率之前崩溃——尤其是以前被人非常垂青的资本品。至于灵活偏好，则除了由于业务增加或投机增加所引起的以外，须在资本之边际效率崩溃以后才增加”。 这就是说，愈是预期资本的边际效率崩溃，愈是不敢投资，不敢消费，从而有了对灵活偏好的偏好。 凯恩斯用来说明经济危机的第三个基本心理规律是所谓的灵活偏好。 灵活偏好规律是指人们愿意保持更多的货币，而不愿意保持其他的资本形态的心理法规。凯恩斯认为，灵活偏好是对消费不足和投资不足的反映，具体而言是由以下的动机决定的： ①交易动机，指为了日常生活的方便所产生的持有货币的愿望； ②谨慎动机，指应付各种不测所产生的持有现金的愿望； ③投机动机，指由于利息率的前途不确定，人们愿意持有现金寻找更好的获利机会。这三种动机，尤其是谨慎动机，说明面对诸多不确定性时，人们通常不敢轻易使用自己的存款。 凯恩斯以他内在逻辑一致的三大心理规律，对于经济危机作了全新的说明，并在此基础上形成摆脱危机，走出萧条的全新思路。 马克思的理论 经济危机理论的主要内容（1）经济危机的实质。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是生产过剩的危机，这种过剩不是生产的绝对过剩，而是相对过剩，即相对于劳动人民有支付能力的需求不足的过剩。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实质是生产相对过剩。（2）经济危机爆发的根源。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是经济危机爆发的根源。生产的社会化和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是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这一矛盾有两个具体表现：一是个别企业内部生产的有组织性和整个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之间的矛盾，二是资本主义生产无限扩大的趋势同劳动人民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相对缩小之间的矛盾。它们的激化导致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爆发。（3）经济危机周期性爆发的物质基础。资本主义再生产过程呈现出阶段性特征，包括危机、萧条、复苏、高涨四个阶段。经济危机给生产带来的破坏，使社会化生产所需要的比例关系强制性地得到调整，从而使资本主义再生产进行下去。但经济危机并没有消除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当这一矛盾尖锐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必然导致经济危机的再次爆发。固定资本的更新是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周期性爆发的物质基础。 [1] 理论分析 凯恩斯以有效需求不足为逻辑起点，侧重从经济行为主体的心理角度分析经济危机的原因。 他认为，一个经济社会的总收入与总就业量决定于有效需求，而有效需求决定于“消费倾向”、“对资本未来收益的预期”以及对货币的“灵活偏好”这三个基本心理因素的综合作用。在通常情况下，三个基本心理因素的综合作用形成有效需求不足，因为，在他两部门理论假设下，社会总需求是消费需求与投资需求之和所组成，心理上的消费倾向使得消费的增长赶不上收入的增长，因而引起消费需求不足；心理上的灵活偏好及对资本未来收益的预期使预期的利润率有偏低的趋势，从而与利息率不相适应，这就导致了投资需求的不足。在这三个产生有效需求不足的心理因素中，凯恩斯特别强调资本边际效率的作用。他认为在经济繁荣后期一般人对资本品未来收益作乐观预期，同时成本和利率也随着上升，这时投资必然导致资本边际效率下降，从而投资吸引力减弱和人们对货币流动偏好加强，结果使得投资大幅度下降，经济危机爆发。 成因剖析 马克思的经济危机理论是马克思立足于唯物史观，运用矛盾分析方法，从生产（供给）、交换（市场）、消费（ 经济危机理论需求）到社会经济制度对经济危机的成因进行了系统全面的分析。 在交换上，马克思认为在社会生产力低下条件下的直接产品交换，是不具有供给和需求严重脱节的可能性，但随着产品交换发展到以货币为媒介的商品交换，此时， （1）商品内在的使用价值和价值的矛盾外化为商品和货币的矛盾； （2）货币的流通手段职能使商品的买卖在时空上发生了分离与对立； （3）货币的支付手段职能形成了蕴含货币危机的债务链条。 不足 对比马克思关于经济危机成因的分析，可以看出凯恩斯对经济过剩成因的分析有如下不足： （1）其分析的经济哲学基础是主观唯心主义。他们把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理解为一种自然永恒的制度，以资 经济危机理论本主义私有制不可侵犯为前提。他们尽管承认市场缺陷，自由市场机制不能实现充分就业均衡与资源帕累托配置，但排除经济紧缩、危机与资本主义所有制之间的内在联系，忽视对资本主义基本制度的研究，只从主观心理因素出发，构建主观色彩浓厚的有效需求这一理论分析的逻辑基点，以此为基础去分析经济紧缩、危机与周期运行的形成机理和治理政策。 （2）其分析视野具有明显的封闭性。他们只是从“内生”的“纯经济子系统”中去分析引起经济周期的成因与治理，忽视“外生”的政治、技术创新、人口、制度变革等因素对经济周期的影响与制约，在一些严格假设基础上，把经济周期的复杂成因简化为消费、投资和国民收入等几个内生变量之间的关系。 （3）其分析的聚集点是作为流通领域与经济调节机制的一般意义上的市场。他们侧重从流通角度，从商品、资本和劳动市场供求关系的失衡上去探讨经济紧缩、危机与波动的根源，不仅忽视了生产的决定作用与生产过程的研究，而且忽视了制约市场运行的市场制度关系与社会再生产过程经济关系的系统研究。 [2]
简介美国著名经济学家、“GNP之父”西蒙·库兹涅茨从国民收入和劳动力在产业间的分布入手，对伴随经济增长中的产业结构变化作了深入的研究。结论是：（1）农业部门实现的国民收入，随着年代的延续，在整个国民收入中的比重以及农业劳动力在总劳动力中的比重均不断下降；（2）工业部门国民收入的相对比重大体上是上升的，然而，如果综合各国的情况看，则工业部门中劳动力的相对比重是大体不变或略有上升；（3）服务部门的劳动力相对比重呈现上升趋势，但国民收入的相对比重，却并不必须与劳动力的相对比重的上升趋势同步，综合起来看是大体不变或略有上升。 原因分析 服务业 库兹涅兹认为引起国民收入和劳动力在各产业间变动的原因主要有：（1）导致农业部门的国民收入和劳动力相对比重趋于下降的主要原因有三： 一是由农产品的需求特性所引起的低收入弹性，即农产品为最终生活必需品，当生活水平达到一定程度后，人们对农产品的需求并不随着收入增加的程度而同步增加，这样就使农产品需求的收入弹性下降。使农产品在价格和获取附加价值上处于不利地位。农业实现的国民收入份额便趋于减少。 二是第一、二次产业之间技术进步的差异性。农业生产技术进步比工业困难，农业投资受“报酬递减”的限制。而工业投资则因技术进步而“报酬递增”。 三是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农业国民收入相对比重的降低都必然引起农业劳动力相对比重的下降。 （2）工业部门国民收入相对比重上升、劳动力相对比重大体不变的原因在于不仅消费结构的变化使工业的收入弹性处于有利地位。而且国民收入中用于投资的增长亦在不断扩大工业市场，整个国民收入的支出结构的演变都导致了工业的高收入弹性，使工业实现的国民收入相对比重上升；随着工业技术进步，原有工业部门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排斥自身的劳动力，而工业部门内行业的扩张和增加又吸收劳动力，两相抵消!劳动力的相对比重趋于稳定。 （3）服务部门劳动力相对比重上升、国民收入相对比重微升的原因是：“服务”这种商品比农产品具有更高的收入弹性，加之第三次产业中许多行业具有劳动力和资本容易进入，产业内部竞争激烈，使“服务”这一商品相对于工业品在价格上处于劣势，服务部门实现的国民收入的相对比重难以上升。库兹涅兹根据对经济发展程度不同的国家的分析比较中得出如下结论：不发达国家的第一次产业和第二次产业的比较劳动生产率（相对国民收入）的差距比发达国家要大。不发达国家多为农业国，发达国家多为工业国。穷国要从穷变富，必须发展非农业部门。 发展 工业 从理论上看，三次产业结构理论的建立与发展经历了一个不断完善并创新的过程。 三次产业的分类产业分类是建立产业结构概念和进行产业结构研究的基础。三次产业的分类方法是西方学者进行产业结构研究的最重要的分类方法之一。三次产业的分类方法的提出和应用，使产业结构的理论水平和研究方法得到了进一步的拓展。 三次产业分类的主要原则，是把全部经济活动按照经济活动的客观序列与内在联系，划分为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这是欧美、日本和前苏联等工业发达国家普遍采用的一种产业分类法。中国于1985年也首次对1984年的第三产业作出了统计，国务院并转发了国家统计局关于建立第三产业统计的报告。①在总结国内外经验的基础上，根据中国的具体情况，指出建立这种分类法的必要性和中国三次产业的划分方法。 中国三次产业划分的具体标准和范围如下。第一产业：农业（包括林业、牧业、渔业等）。第二产业：工业（包括采掘业、制造业、自来水、电力、蒸汽、热水、煤气）和建筑业。第三产业：除了上述第一、第二产业以外的其他各业。由于第三产业包括的行业多、范围广，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第三产业可分为两大部分：一是流通部门，二是服务部门，具体又可分为四个层次。第一层次：流通部门，包括交通运输业、邮电通信业、商业、饮食业，物资供销和仓储业。第二层次：为生产和生活服务的部门，包括金融业、保险业、地质普查业、房地产业、公用事业、居民服务业、旅游业、咨询信息服务业和各类技术服务业等。第三层次：为提高科学文化水平和居民素质服务的部门，包括教育、文化、广播电视事业，科学研究事业，卫生、体育和社会福利事业等。第四层次：为社会公共需要服务的部门，包括国家机关、政党机关、社会团体以及军队和警察等。 经济学界普遍认为，三次产业分类法的确立，实际上是由英国经济学家、新西兰突塔哥大学教授费希尔（A．G．D．Fisher）完成的。本世纪30年代初，费希尔研究认为，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并没有穷尽全部经济活动，于是，把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之外的所有其他经济活动，统称为第三产业。费希尔在当时的英国和澳大利亚的经济杂志上发表了数篇论文，不仅提出了第三产业的概念，而且指出第三产业的本质在于提供服务。1935年，费希尔在《安全与进步的冲突》一书中，从世界经济史的角度对三次产业分类方法进行了理论分析。认为：综观世界经济史可以发现，人类生产活动的发展有三个阶段。在初级生产阶段，生产活动主要以农业和畜牧业为主……迄今世界上许多地区还停留在这个阶段上。第二阶段是以工业生产大规模地迅速发展为标志的，纺织、钢铁和其他制造业的商品生产为就业和投资提供了广泛的机会。显然，确定这个阶段开始的确切时间是困难的，但是很明显，英国是在18世纪末进入这个阶段内……第三阶段开始于20世纪初，大量的劳动和资本不是继续流入初级生产和第二级生产中，而是流入旅游、娱乐服务、文化艺术、保健、教育和科学、政府等活动中。处于初级阶段生产的产业是第一产业，处于第二阶段生产的产业是第二产业，处于第三阶段生产的产业是第三产业。 费希尔虽然提出了三次产业的分类方法，但没有总结出规律性的东西。英国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克拉克则在继承费希尔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在1940年出版的《经济进步的条件》中，运用三次产业分类方法研究了经济发展同产业结构化之间的关系的规律，从而拓展了产业结构理论的应用研究，使得三次产业分类方法得到了普及。因此，三次产业分类方法更多地是与克拉克的名字联系在一起。这种产业的分类方法又称为克拉克产业分类法。 1.配第-克拉克定理配第-克拉克定理是提示经济发展过程中产业结构变化的经验性学说。早在17世纪，西方经济学家威廉•配第就已经发现，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产业中心将逐渐由有形财物的生产转向无形的服务性生产。1691年，威廉·配第根据当时英国的实际情况明确指出：工业往往比农业、商业往往比工业的利润多得多。因此劳动力必然由农转工，而后再由工转商。英国经济学家克拉克在威廉•配第的研究成果之上，计量和比较了不同收入水平下，就业人口在三次产业中分布结构的变动趋势后得出的。克拉克认为他的发现只是印证了配第在1691年提出的观点而已，故后人把克拉克的发现称之为配第-克拉克定理。 克拉克首先把整个国民经济划分为三个主要部门，即现在普遍称作的三次产业：农业——第一产业；制造业——第二产业；服务业——第三产业。克拉克所说的农业除了包括种植业外，还包括畜牧业、狩猎业、渔业和林业。矿业被认为处在边界线上。采矿业在经济活动中分明是取自于自然的产业，理应划入第一产业。但采矿业有更多的属性近乎制造业。克拉克在1951年出版的《经济进步的条件》（第二版）时，将其划入了第二产业。这个部门的特点是所有行业都直接地依赖于自然资源的使用。在技术不变的情况下，这个部门除少数例外，通常遵循报酬递减规律。制造业被定义为：一个不直接使用自然资源，大批量连续生产可运输产品的过程。这个定义排除了不可运输产品（建筑与公共工程）的生产和小规模的不连续过程（如手工缝衣或修鞋等）。制造业的基本性质是它的材料和产品娟必要即可远距离地运输，它要求有相当大的资本投资和高度的组织。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个部门的生产具有报酬递增的特点。第三部门由大量的不同活动所组成，克拉克把它们统称为服务部门。这个部门包括建筑、运输与通信、商业与金融、专业服务（如教育、卫生、法律等）、公共行政与国防以及个人服务业等。服务业按照某种目的还可以区分为直接提供给最终购买者（消费者、投资者和政府）的服务，和被用来帮助其他生产过程的服务（如商品运输、批发商业以及为商业目的乘客旅行和旅馆提供等）。 克拉克在搜集和整理若干国家的统计资料基础上，进行了国际比较和时间序列分析，得出如下结论：“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社会在经济上变得更为先进，从事农业的人数相对于从事制造业的人数趋于下降，进而从事制造业的人数相对于服务业的人数趋于下降。”克拉克认为，劳动力在产业之间变化移动的原因是由经济发展中各产业间的收入出现了相对差异所造成的。因此，配第-克拉克定理可以表达为：随着经济的发展，人均国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劳动力首先由第一产业向第二产业移动；当人均国民收入水平进一步提高时，劳动力便向第三产业移动。劳动力在产业间的分布状况是：第一产业减少，第二、三产业将增加。这不仅可以从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时间序列分析中得到印证，而且还可以从处于不同发展水平上国家在同一时点的横断面比较中得到类似的结论。人均国民收入水平越高的国家，农业劳动力在全部劳动力中所占的比重相对来说越小，而第二、三产业中劳动力所占的比重相对来说就越大；反之，人均国民收入水平越低的国家，农业劳动力所占比重相对越大，而第二、三产业劳动力所占的比重相对越小。 克拉克对其本人总结的规律提出了两点解释，一是需求因素，二是效率因素。关于需求因素，克拉克认为，“随着人均收入的增加，很明显，对农产品的相对需求一直在下降，而对制造品的相对需求开始上升然后下降，而让位于服务业。”进一步指出，如果把服务业限于对消费者的服务，那么，相对于其他产品，服务业不会表现出很高的边际需求。但是，若把服务业扩大到包括为企业提供的服务，那就可以得出肯定的结论：服务业的相对需求将是上升的。除了部门间需求差别外，部门间效率差别也是结构变化的一个重要因素。按照克拉克观点，不同部门存在不同的生产产率。制造业的人时实际产品差不多总是比同一个经济中其他部门的人时实际产品以更大比例增长，因此，“制造品的一个静止的相对需求将会导致该部门就业劳动力比例的下降。甚至当制造品相对需求增加时，人们仍然可以一般地预期，在长期该部门的就业劳动力比例是下降的”。农业劳动生产率除原始社会外也显示了持续上升的趋势，虽然通常没有制造业劳动生产率上升得那么迅速。上升的生产率与持续下降的相对需求结合在一起，必然导致农业劳动力比例持续下降。当然，服务业的效率也同样得到巨大的改善，但由于社会经济生活对服务业的各个部门的需求比生产率增加来得更为迅猛，因而服务业中劳动力的相对比例相应地迅速提高。克拉克认为，“经济规律是从比较观察中总结出来的，而不是从事先假定中演绎出来的”克拉克在其《经济进步的条件》的序言中明确指出：经济学应当是建立在对经济世界现实材料的收集和考察基础上的科学。 克拉克对经济世界分析方法的思想，体现在其产业结构理论中有如下特点：（1）克拉克的产业结构研究采用了三次产业分类法，即把全部经济分为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作为基本框架。（2）克拉克采用了劳动力这一指标来分析产业结构的演变。克拉克考察了经济发展进程中劳动力在各产业中的分布状况的变化。（3）克拉克通过分析若干国家在一定时间序列中所发生的变化，来探讨人均国民收入水平的提高与一国产业结构演进之间的规律。（4）克拉克引用了最终需求的收入弹性和价格弹性，以及劳动生产率劳动来规范经济事实。因此，从理论的形成与发展上看，克拉克所发现的规律，其理论来源主要有两个：一是配第定理，即产业间收入相对差异的描述性规律现象；二是费希尔的三次产业分类法。 相关书籍 2.库兹涅茨法则库兹涅茨是美国当代著名经济学家，在西方经济学界获得“国民生产总值之父”的美名。他特别强调经验统计对经济学研究的意义。1971年，因在各国经济增长的长期趋势的结构分析方面的杰出贡献，而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对产业结构方面的理论研究成果，主要反映在《现代经济增长：速率、结构与扩展》和《各国的经济增长：总产出和生产结构》等专著中。 库兹涅茨在继承了克拉克的研究成果基础上，从国民收入和劳动力在产业之间的分布两个方面，对伴随经济发展的产业结构变化进行了分析研究。他探讨了国民收入与劳动力在三次产业分布与变化趋势之间的关系，从而深化了产业结构演变的动因方面的研究。 库兹涅茨把第一、二、三产业分别称为农业部门（A部门）、工业部门（I部门）和服务业部门（S部门）。他认为：“分三个主要部门：农业及相关的渔业、林业和狩猎；工业——采矿业、制造业、建筑业、水力电力、运输业和通信；服务业——贸易、金融、不动产、动产、商业、仆佣、专业人员及政府。每个主要部门所包括的行业，在考虑原材料、生产性营运、最终产品及其行业间的区别特征方面各有不同，因此，同广义分类一样，以上的狭义分类定有不同意见。” 库兹涅茨认为，“在现代经济增长过程中，人口和产值的高速增长总是伴随着多种产业比重在总产出和所使用的生产性资源方面的明显变动”他在收集和整理了二十多个国家的庞大数据基础上，通过对国国民收入和劳动力在产业之间分布结构的演变趋势的统计分析，得出以下结论。“在发达国家的增长进程中，这些部门在国民生产总值或国内生产总值或国民生产净值中所占份额的趋势是类似的：A部门的份额显著下降，从开初几十年的40%以上降到近年来的10%以下，I部门的份额显示上升，从开初几十年的22%-25%上升到近年来的40%-50%，以及S部门的份额微微的而且不是始终如一地上升……这些趋势在按当年价格和按不变价格计算的份额数量中可看到……所有这些都由近年的按人口平均总产值中的部门份额间的截面联系进一步证实。” “在发达国家的增长进程中，A部门在劳动力中所占份额急速地下降，从开初的50%-60%水平下降到60年代初的10%以下到20%左右的水平。I部门份额则从开初水平的20%-40%，在大多数国家都上升到超过40%—但情况与产值份额的变动不同：I部门份额的上升与A部门份额的下降相关地来看，它并不占支配地位。在大多数发达国家中，I部门在劳动力中所占份额的上升，或是低于S部门，或是大体相等。I部门在劳动力中所占份额的和缓上升主要是由于制造业份额的和缓上升，这同制造业在产值中所占份额的具有支配作用的上升恰成对照。接着的则是S部门份额的显著上升，它抵消了A部门份额下降的大部分。如果说，产值结构的‘工业化’和部分地‘服务化’了。”②当然，“主要部门在劳动力中所占份额的趋势与按人口平均产值及劳动力份额间近年来的截面联系是相一致的”③。库兹涅茨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运用部门相对产值的概念，对部门I的产值与部门I的资源份额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定量分析。 令：T和TI分别为总产值和部门I的产值；O和OI分别为总资源和用于部门I的资源（劳动力、资本或两者）；为部门占总产值的比重；为部门I占总资源的比重。因此，如果这个部门占总产量的比重上升比例（ki）大于其中总资源的比重的上升（mi），相对于全国劳动生产率，这个部门劳动生产率上升；如果这个部门占总产量的比重的下降比例少于其占资源比重的下降，也会有同样的结果。当然，这个部门劳动生产率的绝对运动，也将依赖于全国单位资源产出率的变动（T/O）。 在多数国家农业部门占总资源（劳动力、资本或两者）比重的相对下降几乎与其占总产值比重的相对下降一致，那么ki/mi约为1。相对于全国的劳动生产率而言，这一部门的劳动生产率水平肯定保持着同一水平，因而，农业部门劳动率的增长速度肯定与整个经济增长速度一致。同样地，工业部门的情况证明，其占总资源的比重上升比例比其占总产值比重上升慢得多；而且由于ki/mi大于1，与整个经济劳动生产率相比，工业部门劳动生产率肯定会明显地以高速上升。最后，事实表明，一些国家服务部门占总资源的比重相对上升得比其占总产量比重要快；且ki/mi小于1，服务业劳动生产率的上升幅度，明显地低于整个经济劳动生产率的上升幅度。[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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