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六大国有银行集体发布通知,将从2021年1月1日起,调整旗下靠档计息存款的计息规则。在调整日之后凡是要提前支取的,不再按靠档利率计息,而是会按活期利率计息,若不提前取,利率则不受影响。靠档计息存款产品的消失,也意味着高息存款产品又少了一款。可靠档计息的高息存款被叫停靠档计息的存款是前一两年很火的一款存款产品,也是一款真正的高息存款产品。比如有银行的靠档计息存款,只要存满7天就有3.3%的利息收益,存满3个月就有4%的利息收益,比普通的定期存款利率要高得多。这款存款产品还能随存随取,而且提前取也会根据存的时间长短按对应的利率计算利息,而不是像普通定存一样直接以活期利率计息。所以靠档计息的存款,相当于是一款拿着定期利率的活期存款,而且利率还比普通定存高。这样的一款存款,自然深受储户所爱,却不被监管层所容忍。因为对储户来说存款利息高,对银行来说就是要增加揽储成本,这显然会增加银行的经营风险。若不加以限制,真到风险爆发的时候,那就麻烦大了。所以靠档计息的存款最终被监管层叫停,目前各银行的靠档计息产品都已停售,对于存量产品也在清理中。替代的存款产品已出现靠档计息产品可以说是银行在存款产品创新上一次失败的尝试,不过这似乎并没有阻止银行继续创新的决心。在靠档计息的存款产品被叫停之后,一些银行又推出了一款与靠档计息存款相似的替代品,而且同样有着不低的利息。目前,一些银行在互联网平台上推出了一款分期派息的特色存款。这款存款的特色在于,它把一个期限较长存款的派息周期,分成一个个较短的周期。比如一个5年期的存款,可能是每半年或每年派息一次,如果是每半年派息一次的,存款利率可能就是3.8%,如果是一年派息一次的,存款利率可能是4%以上。虽然它是一个5年期的存款,可只要存满半年然后取出,就可以拿到3.8%的利息,跟靠档计息的存款还是有些类似的。不同之处在于,靠档计息存款不管什么时候把钱取出,都会按一个固定利率计算利息。而这类分期派息的存款,必须存满一个派息周期才能拿到给定的利息。比如某人选择上方的半年派息一次的存款,如果只存了5个月就把钱取出,是拿不到3.8%的利息的,只能按活期利息计息。如果他存了9个月把钱取出,前6个月的利息会按3.8%的利率计算,而后3个月的利息就只能按活期利率计算。虽然这款产品在灵活性上比靠档计息的存款稍微差一些,但比普通的定期存款要好。而且普通的定期存款存半年也不可能有3.8%的利息。只不过,这种打擦边球的存款,不知会不会再触及监管的红线,而且有些银行甚至已经下架了该产品。所以如果想存的话,就要尽早下手了。
银行理财和公募基金,是两种受众面较大的理财产品。只是在规模上,银行理财一直都力压公募基金一头。不过今年公募基金却开始奋起直追,不管在规模增长还是在收益方面,都超过了银行理财,让银行理财感到了压力。公募基金的规模增长超过银行理财今年公募基金无论是在规模增长还是在赚钱能力上都表现十分突出。在规模方面,今年新发行的公募基金规模已发行超3万亿元,比过去三年加起来还多。截至到10月份,公募基金的规模达到了18.3万亿元,创历史新高,比去年12月份增长了23.9%。而在赚钱能力方面,今年公募基金同样表现不俗。根据机构统计数据显示,今年非货币基金的平均收益率达到了15%,其中权益类基金的平均收益率高达28%。今年以来已经有2286只基金进行了4325次分红,分红总额达1784.92亿元,创下了近4年来的最高。今年公募基金的规模及赚钱能力大增,与今年股债市场的表现分不开,无论是股市还是债市,今年都走出了一波小牛市,为公募基金创造了不错的赚钱机会。随着公募基金赚钱效应的增加,对投资者的吸引力也就更大了。再看银行理财,虽然今年它的规模也有所增长,但对比公募基金就要逊色得多。截至今年6月,银行理财的存续余额在24.9万亿元左右,比2019年12月仅增加了1万多亿元。而银行理财的收益率更是不济,目前银行理财的平均收益率已降至3.8%以下,处于近几年来的最低水平。如果仅从上面的数据来看,公募基金除了在总规模上还不及银行理财之外,在其他方面更有优势。那么,这是不是意味着公募基金更适合大众理财呢?公募基金和银行理财谁更适合作为大众理财?首先,从收益上看,公募基金整体上是要比银行理财强的。目前公募基金的数量共有7000多只,其中混合基金、股票基金就占了一半以上,这些基金本身具有较高的风险,自然是要求有更高的回报,不然就每人愿意买了。不过公募基金的收益,受市场环境变化的影响比较大,所以也就更不稳定。今年是因为市场环境较好,公募基金才有这么好的表现,可如果遇到市场环境不好的时候,公募基金的收益可能还不如银行理财。比如2018年股市不好的时候,股票基金全军覆没,没有一只赚钱的。而银行理财的收益虽然相对较低,但也比较稳定。所以,两种理财产品其实对应了不同的理财人群。对于追求较高收益率的,自然是基金更适合,而对于追求稳健的,那就是银行理财好一些了。其次,基金的门槛相比银行理财低。有的基金1元就能买,门槛高的也就1000元可买,而目前大部分银行理财的最低门槛仍然是1万元起步。对于钱不多的投资者来说,基金显然更适合,尤其是那种希望把每个月几千块的收入拿出一点来做理财的,是比较适合买基金的。如果想买银行理财,估计还得积攒几个月才能买。从这里来看,基金作为大众理财的适用面还是要广一些。当然,这也不是说银行理财就完全不行了。至少到目前为止,银行理财在规模上仍然还具有优势。但如果公募基金按照今年这样的势头追赶的话,那用不了几年,其规模就能赶上银行理财了。本期希财课堂每日读财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收听!大财师兄希望大家可以点个赞,也别忘了关注公众号:希财课堂,了解更多精彩理财知识。
近期接连发生的高评级国企债券违约事件,在引发对企业信用风险再评估的同时,也再一次牵出信用评级泡沫化、“马后炮”等问题。监管部门近日纷纷表态、屡屡出手,对部分评级机构进行调查、约谈,有评级机构已遭到惩处。业内人士表示,评级行业发展需要多方面共同努力,要加强和完善相关监管,建立科学的质量检验体系。 暴露评级虚高问题 近期发生的高评级国企债券违约事件震动市场。11月10日,永煤控股发行的“20永煤SCP003”违约,违约时评级仍为AAA。违约当日,评级机构才将永煤控股主体信用等级由AAA调降至BB.11月16日,“17紫光PPN005”违约,发行人为校企紫光集团,在一个工作日之前,评级机构才将紫光集团主体信用等级由AAA调降至AA;在“17紫光PPN005”违约当日,紫光集团主体信用等级才由AA调降至BBB。 AAA评级债券几乎无征兆爆雷,将饱受诟病的评级虚高等问题,再一次暴露于公众面前。 业内人士认为,评级虚高是评级行业的顽疾。从外部原因来看,多年来的“刚兑信仰”“国企信仰”,让市场自动为国企或者可能得到政府支持的主体“增信”。从内部原因来看,发行人付费模式下,评级机构面临利益冲突,一方面需要公允地给出评级结果,另一方面却要考虑获客问题。特别是当评级机构存在管理混乱和评级理念偏差等问题时,给出名不副实的高评级就成为双方“合谋”的结果。 此外,发行付费模式还会导致“逆向选择”,越是资质欠佳的企业越愿意付出额外成本提高评级,从而滋生评级领域的腐败问题。评级行业的激烈竞争则加剧了“逆向选择”问题。有业内人士向中国证券报记者表示,评级行业实属“狼多肉少”,有的评级机构在竞标时就会许诺给予高评级。 债券市场信用评级机构业务运行及合规情况通报显示,第三季度,更换评级机构后的级别高于原级别的发行人家数同比增加。其中,大公国际上调家数最多,有13家,占其承做更换评级机构发行人家数的40.63%;中证鹏元和远东资信分别有3家和1家。 监管机构出手整顿 高评级国企债爆雷,不仅搅乱了债券二级市场,还导致不少企业取消发债计划,影响债市融资功能发挥。鉴于部分评级机构在其中所起的负面作用,监管部门加强了行业整治。 11月中旬,永煤控股违约后,交易商协会对中诚信国际启动了自律调查。12月3日,交易商协会发布通报称,针对监测到的评级动作滞后等情况,交易商协会分别对中诚信国际和大公国际进行了约谈。12月11日,人民银行组织召开信用评级行业发展座谈会,表示将会同相关部门共同加强债券市场评级行业监督管理。 近日,东方金诚原高管被查引出的信用评级领域系列腐败案也有了进展。12月14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发布文章显示,东方金诚原总经理金永授、东方金诚江苏分公司原总经理崔润海被“双开”,涉嫌犯罪问题被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当日,北京证监局对东方金诚采取责令改正行政监管措施。 规范发展需多方合力 业内人士直言,这次AAA国企债爆雷,再次为评级行业敲响警钟,需要从公司治理、评级技术、利益冲突等多方面加以改进。 “AAA国企违约给传统思维带来很大冲击。国有企业的级别到底怎么定、怎么看,是一个值得重新反思的问题。评级的指标体系里有个体评级和支持评级,支持评级可以涵盖个体评级。过去,一般会给国有企业政府的支持评级。这方面的问题全社会都在思考,评级机构也在观测。”中诚信集团创始人、董事长毛振华日前表示。 中证鹏元资信评估股份有限公司总裁李勇称,评级机构自身要完善公司治理。内部独立依赖于评级机构的公司治理,公司治理又与股权结构相关。相对分散的股权结构有利于完善公司治理,保证评级机构决策的内部独立。 谈及评级技术,李勇表示,技术上要回归本源和常理,要分析发行人的现金流创造能力和现金流与债务匹配度;不仅要分析过去,更要着眼于未来;重新认识评级中的支持因素,对支持因素要有审慎的态度和科学依据。 “经过这些违约事件,评级机构需要重新审视自己的评级理念和评级模型,信用分析要更多回到报表和发行人本身素质上来。”李勇表示,评级工作需要持续的投入和积累,才能逐步提高,急功近利或者投机的做法都是不可取的。 针对发行人付费模式存在“逆向选择”的问题,评级行业也出现了以投资人付费模式为主的机构。不过,联合资信有关负责人表示,投资者付费与发行人付费这两种制度安排各有优劣势。发行人付费模式能够全面获得发行人信息,但容易造成恶性竞争;投资人付费能够避免利益冲突,但容易出现“搭便车”现象,信息获取也主要基于即时公开市场信息,评级结果稳定性相对较差。 “评级行业的发展壮大需要多方面共同努力,加强和完善相关监管,建立科学的质量检验体系,引入双评级尤为必要。优胜劣汰的机制才能让评级行业更加健康有序地发展。”该负责人表示。
回顾2020年,中国期货市场功能发挥和提质增量工作再次取得佳绩。日前,《证券日报》记者从第16届中国(深圳)国际期货大会上获悉,2020年以期货交易所为主体的市场参与者,在助力企业复工复产、推进新品种上市、加快发展场外市场等方面取得了不错的成绩。此外,仍有超过10个期货新品种引弓待发,值得期待。比如,郑商所目前正在准备推出花生、鸡肉、钢坯、烧碱、PX等期货品种。可以预期,2021年将是期货市场最具发展空间的一年。 期货业提质增量效果明显 2020年,突发疫情对各行各业的生产经营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期货的价格发现和管控风险功能发挥得淋漓精致,尤其是在助力产业企业复产复工工作中,更是起到不可或缺的作用。同时,期货市场在量的提升方面也同步推进,全年合计有12个新品种推出,其中包括国际化品种。 郑商所总经理鲁东升表示,2020年对于郑商所来说是非常有意义的一年。今年前11个月,郑商所的日均成交量、成交额、持仓量均大幅提升,特别是日均持仓量增长54.6%,创历史新高。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以及错综复杂的国际局势,期货市场切实发挥了管控风险的作用。“郑商所涉农品种很多,且多数主产区位于边疆地区和贫困地区,是当地的重点产业,在地方财政收入、农民收入中占比较高。我们提高政治站位,致力于服务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 大商所总经理席志勇表示,今年大商所在服务国家战略、服务实体经济、助力抗疫复工复产方面所做的工作,“有速度、有温度、有力度”,打出了立体组合拳。其中,在湖北“保险+期货”专门设置5个项目,支持金额达500万元。 鲁东升介绍说,今年郑商所工作所取得的成绩主要有四个方面:一是持续推进“保险+期货”试点。今年年实施“保险+期货”试点项目32个,投入资金、覆盖产量、受益农户均大幅增加,带动财政资金、社会资金投入“保险+期货”项目。二是期货标准带动现货产业升级。科学设置苹果、红枣期货交割标准,倒逼种植、加工标准提升,使得农民的好果能卖上好价,为产业转型升级贡献了期货力量。三是发挥期货市场的缓释风险作用,助力解决融资难、融资贵问题。郑商所与商业银行合作推出期货仓单买断式回购业务,平均融资成本比传统渠道下降10%。还支持农发行开展棉花“保值贷”业务试点,打通了贷款资金收购棉花注册期货仓单的渠道。四是推动业务模式创新升级。郑商所创新发展了“订单+农户+套保”“龙头企业+农户”“订单+期货+银行”等模式。 众多期货新品种在路上 《证券日报》记者获悉,多家期交所在今年取得较好成绩的基础上,明年会在更多方面做出准备工作,其中对新品种的研发上市最值得期待。 “我们将全力做好花生、鸡肉、钢坯、烧碱、PX、瓶片等品种的研发上市准备,深化马铃薯、葵花籽、大蒜、水泥、丙烯等新品种的研发,加大对电力、BDI指数、商品指数的研发力度,实现成熟品种的期权全覆盖,深化远期交易、互换业务,构建多元化、系列化的衍生产品体系。”鲁东升介绍称,在即将到来的新的一年,期货市场仍大有可为。郑商所将持续加大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继续服务好常态化疫情防控,减免湖北地区期货公司的会费和席位费,免收2021年全部期货品种套保开仓的手续费、交割和仓单转让费。 在提升现有品种运行质量方面,鲁东升表示,将及时发现、查处市场异常交易行为,维护市场秩序,不断优化产品制度设计,持续推进合约连续。争取落地组合保证金制度,降低风险管理成本,丰富“稳企安农、护航实体”服务的内涵。同时,持续培育PTA作为特定品种,持续做好参考数据业务,提升境外客户参与的便利度,争取在结算价授权、产品外挂等诸多形式方面取得突破。 在持续深化期货生态圈建设方面,鲁东升表示,将以产业基地为示范,吸引更多产业企业利用期货市场管理风险;持续做好机构投资者服务工作,支持期货公司风险管理子公司的发展,支持商品期货ETF等资管产品的开发,推动大类资产参与配置;探索推进更多的“期货+”业务模式,推进与银行、保险业的深度合作,为实体企业提供全方位的金融解决方案。 席志勇也表示,接下来将加快新品种、新工具的上市,拓展服务实体经济的广度和深度。同时,围绕“一圈两中心”建设,全面推进场外市场建设;建设大宗商品的生态圈,最终形成交易中心和价格信息中心。
2020年是新中国期货市场建立30周年。走过而立之年,下一步期货市场将如何立足发展新阶段,坚持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如何更好的服务实体经济,近日在深圳召开的第16届中国(深圳)国际期货大会上,交易所高层、金融机构相关人士从不同层面给出了明确答案。 上海证券报记者在采访中获悉,新的一年,期货市场发展将围绕三大关键词:新品将持续扩容;金融衍生品市场发展将有望提速;期货市场投资者机构化趋势将日益明显。 今年以来,期货市场克服了疫情带来的不利影响,新品种上市步伐明显加快,全年共上市12个新品种。截至11月底,我国期货和期权品种共有90个,其中国际化品种6个,为广大实体企业提供了有效的避险工具。 展望2021年,品种扩容仍将继续。上海期货交易所总经理王凤海在大会上表示,上期所将加快构建完善的能源衍生品体系,尽快推出原油期权,抓紧研发上市成品油、天然气等期货产品。 郑州商品交易所总经理鲁东升表示,郑商所将全力做好花生、鸡肉、钢坯、烧碱、PX、瓶片等品种的研发上市准备,深化马铃薯、葵花籽、大蒜、水泥、丙烯等新品种的研发等。 大连商品交易所总经理席志勇表示,新的一年,大商所将加快新品种、新工具上市,拓展服务实体经济广度和深度。他说,大商所即将引入境外交易者参与棕榈油期货交易,下一步还将继续推动豆粕、豆油等更多品种引入境外交易者。 面对市场日益增加的风险管理需求,与会人士普遍认为,当前有必要适度加快发展我国金融衍生品市场。 上海证券交易所副总经理刘逖在论坛上表示,2021年,在证监会统一部署下,上交所将研究开发更多的交易产品。“我们现在金融期权加上中金所的大概有四个品种,美国CBOE一个交易所有400多个ETF期权,3000多个个股的期权,还有指数期权,更多的品种才能让定价功能发挥得更好。” 深圳证券交易所副总经理唐瑞表示,在产品体系建设上,深交所的目标是努力塑造具有创新市场特色的全球资产配置平台。“我们将建设高质量的固收市场,稳步推进公募REITS试点,培育具有深市特色的ETF产品,构建多层次的信息数据产品体系,特别是进一步拓展衍生品体系。”唐瑞说。 随着期货市场运行质量的提升,越来越多的实体企业和投资机构参与期货市场交易。截至2020年11月底,全市场机构客户数达到5.74万户,机构持仓、成交量分别占全市场55.59%和37.4%,同比增长38%和98.6%,与2015年相比,分别增长2.01倍和2.49倍。 “期货市场在今年出现了一个新变化,机构投资者的成交持仓占比大幅提升,从上市公司公告看,582家上市公司开始参与期货及衍生品市场,有的企业公告的资金额度都是几十亿元。”宏源期货有限公司董事长王化栋说。 在业内看来,随着机制体制障碍的破除,未来将有更多的实体企业和长期资金利用期货市场管理风险。
记者获悉,近期以来,针对铁矿石市场价格波动情况,大商所坚守不发生金融风险底线,持续强化市场监管,维护市场正常秩序,并加紧完善铁矿石期货合约规则,更好地发挥价格发现与风险管理的基础性功能,进一步提升服务钢铁产业链、供应链企业的能力。 一是铁矿石期货市场运行中发挥了积极功能,反映了现货市场供求关系。今年来铁矿石期货价格围绕现货供求因素变化波动,与现货价格保持着较高的相关性,发挥了现货市场和产业的“温度计”作用;同时,在铁矿石价格波动过程中,期货价格一直低于国际市场价格及国内现货市场价格,发挥了价格“压舱石”作用;在前11个月国内期货市场成交、持仓和资金规模大幅增长的背景下,铁矿石期货成交、持仓规模同比下降,未现资金大规模进入炒作的情况。 二是交易所持续强化市场监管、优化合约规则,目的在于更好地贴近和服务现货市场,而不是影响价格变动。在市场监管方面,从坚决防控金融风险、维护产业利益出发,今年来大商所持续强化铁矿石期货市场运行动态监测,从早、从小及时施策,通过实施交易限额、提高保证金水平和手续费标准等提高交易成本,防范可能的交易过热,并启动“五位一体”监管协作机制,发挥监管合力,严厉打击违法违规行为。在合约规则优化方面,大商所持续通过增加可交割资源、增加交割厂库、研究推出动态升贴水方案实施等,目的是进一步提升交割便利性,促进期现融合,更好地发挥价格发现和风险管理的基本功能,这些措施不会改变现货供求关系,也不会成为期货市场价格变化的决定性因素。 三是市场对今年来铁矿石价格波动根源在于基本面因素及失衡的产业格局已有共识,新的贸易价格形成机制需要多方共同努力。从市场分析看,基本面因素的变化是今年铁矿石价格变动的主要原因,同时也深受铁矿石卖方集中和买方分散的产业格局影响,特别是在产业竞争格局中,买方尚未形成合力,议价能力弱。要改变现有市场格局和定价机制,需要期现行业相向而行,形成合力,完善市场平衡机制,通过期货市场建立新的贸易价格形成机制。在此过程中,大商所理当发挥积极作用。
日前,今年铁矿石期货最后一个合约——I2012合约顺利完成交割。记者了解到,该合约最后交易日为12月14日,15至17日进入交割阶段,至17日收盘后完成交割结算,累计交割量3700手(37万吨),交割结算价1005元/吨,交割业务整体平稳有序顺畅,全部正常交割履约。 今年以来,在我国钢铁产量创新高、外矿供应不稳定和境外铁矿石指数、境外铁矿石掉期价格大涨的背景下,国内铁矿石期现货价格波动加剧,实体企业参与期货交易及交割、管理价格风险的需求明显提升,也使铁矿石I2012合约交割为市场广为关注。据了解,此次共有7家企业在日照港、大连港和连云港参与交割,3700手持仓对应的37万吨铁矿石全部顺利进行了交割。至此,今年铁矿石期货12个合约都有交割发生且全部正常履约,交割业务整体保持平稳顺畅。 据统计,铁矿石I2012合约交割完成后,今年铁矿石累计交割1.98万手(198万吨),仅次于2016年221万吨的铁矿石年度最大交割量,参与交割的客户以钢厂(及其下属企业)、贸易商为主。其中,铁矿石品牌交割制度自I2009合约落地实施以来,I2009至I2012的4个合约交割量9600手(96万吨),交割矿种包括金布巴粉、PB粉、杨迪粉、卡拉拉精粉等可交割品牌,交割地点包括青岛港、日照港、连云港等国内铁矿石主要贸易港口。 市场分析人士指出,此次I2012合约交割结算价1005元/吨表明,期货价格并没有推高现货价格。同时,I2012合约顺利交割还为下一个即将进入交割月的I2101合约平稳顺畅交割打下了坚实基础,从目前市场运行情况和交割资源看,I2101合约顺利交割能够得到保障。 市场人士进一步指出,目前,I2101合约期现价格正在逐步收敛,合约有序减仓,市场运行平稳。据公开数据,从12月初持仓量47.46万手至12月18日夜盘后持仓量仅有7.12万手,I2102合约在最近14个交易日内日均减仓近3万手。“对比铁矿石最近已摘牌的3个主力合约(I2001、I2005和I2009合约)在临近交割月的持仓规模可以看出,在进入1月份前尚有9个交易日的当下,I2101合约7.12万手的持仓实属正常水平,市场未现异常情况。”相关专家指出,最近已摘牌的3个主力合约交割量分别为39万吨、17万吨和26万吨,刚刚交割的I2012合约也以37万吨的交割量顺利结束,结合上述历史统计数据,I2101合约交割量应会处于正常范围,也不会过大。 此外,据交易所规定,进入交割月后I2101合约的非期货公司会员和客户交割月份持仓限额为2000手,个人客户交割月份持仓限额为0。这也将进一步降低进入交割月后的I2101合约持仓量,保障该合约平稳摘牌和顺利交割。 值得注意的是,为进一步服务钢铁企业参与期货交易和交割,打通期货与现货市场“最后一公里”,今年大商所先后采取了增设交割厂库、交割品牌和降低交割成本等措施,并加快研究论证品牌动态升贴水方案。 交割库方面,目前大商所设有铁矿石指定厂库22家,厂库标准仓单最大量达725万吨;指定仓库9家(含保税库),协议库容795万吨。今年,大商所新增5家厂库后,已有10家钢铁企业(及其下属公司)成为铁矿石指定厂库,占铁矿石厂库总数的45%,深度参与期货交易及交割业务。目前大商所还在继续推进增设交割厂库、仓库工作,进一步扩大和保障可供交割资源,支持更多钢铁企业参与期货市场。 可交割品牌方面,今年8月大商所增设杨迪粉及卡拉拉精粉2个可交割品牌,每年预计可增加约5000万吨可供交割量。12月11日,大商所就拟进一步增设本钢精粉、IOC6、Kumba共3个可交割品牌及实施动态升贴水方案征求市场意见,未来再增设3个品牌后预计每年可再新增2500万吨可供交割量,进一步确保可供交割资源充足、防范风险。而2019年至今铁矿石主力合约交割量均在50万吨以下,交割量占实际库存量极低,目前的现货库存量足够满足期货交割需求。 降低交割成本方面,大商所近期降低了指定交割仓库出入库最高限价,此举措将有助于缩小交割基差,促进期现收敛,进一步降低企业套保成本。 市场人士表示,大商所通过上述措施,进一步拓展了铁矿石可供交割量和库容,能够有效保障铁矿石期货平稳顺畅交割、防范化解交割风险,促进交割月基差有效收敛和期货功能发挥,更好地服务和支持钢铁企业风险管理。
“十四五”时期是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第一个五年,“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将引导未来五年中国经济的发展。当前,政信产业和国家重要战略、发展方向相融合,为基础建设、乡村振兴、“一带一路”倡议等提供了资金保障。 近日,政信投资集团首席经济学家何晓宇在参加2020政信产业高峰论坛暨第五届中国PPP投资论坛时发表了题为“政信金融在新时代的新机遇”的主旨演讲。 何晓宇在论坛上表示,伴随着我国进入经济发展的新阶段,财富管理正迎来新时代。当前,人们的财富增长模式正在发生改变,所以家庭财富管理需要跟上并适应变化。总体来看,选对方向和领域做中长期投资和资产配置,更容易与国家经济增长趋势保持同频,并以时间成本获得复合增长率。 家庭财富管理 需要跟上时代的变化 “2020年10月29日,《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出炉,这份看似与普通人没有直接关系规划其实蕴藏着国家对于未来巨大的财富计划。规划指出‘到2035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中等收入群体显著扩大’,这实际上就是中国版的收入倍增计划。”何晓宇表示,国内很多学者建议在2021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之后,宜将今后10-15年的发展目标定为中等收入群体倍增计划。这个倍增计划也是与每月收入水平不足1000元的6亿人口密切相关的。看似难度非常大的目标,在未来实现起来可能要比过去的20年更容易。比如,2000年的时候,中国人均GDP刚刚突破1000美元,而现在已经过了1万美元。按照大多数机构的预测,按照未来中国经济进入中等增速的标准,2035年中国人均GDP有望达到2万美元。届时如果中国能有10亿人口跨入中等收入群体,那么中国社会就成了橄榄型社会,将更加稳定和谐。 同时,何晓宇提到,根据国家统计局官方数据,按照典型的三口之家的年收入在10-50万元之间的标准,2017年我国中等收入群体的数量已经达到了4亿人,涉及1.4亿个家庭,他们具有购车、购房、闲暇旅游的能力,是未来消费驱动经济增长的有力支撑。 “照此来看,这个计划不仅事关已经达到中等收入群体的4亿人,而且事关未来广大三四线城市的5-6亿人。然而,人们的财富增长模式也正在发生改变,所以家庭财富管理需要跟上时代并适应变化。”何晓宇坦言。 要做中长期投资 和资产配置 在谈及财富管理发展时,何晓宇表示,根据机构调研统计,2019年中国居民的可投资资产的规模突破了200万亿人民币,在资本市场,有百万亿元的资产管理机会。 所谓百万亿元级的机会,在中国,主要是两类人拥有的财富。一类是高净值、超高净值人群,他们的可投资产平均在600-1000万元,这样的群体在中国接近200万,他们的可投资资产加起来接近100万亿元。还有一类我们称之为大众富裕阶层,资产比中产阶级稍高一些,资产在100-600万元,这类人大概接近3000万,他们也掌握着约100万亿元的资产。这两类人的财富相加,就是将近200万亿元的财富。 “很显然,高净值人群中的绝大部分是因为抓住了改革开放的红利,从年龄来看,到了需要考虑资产传承的阶段,而大众富裕阶层,做好家庭资产配置更重要。所以说,伴随着我国进入经济发展的新阶段,财富管理也迎来新时代。”何晓宇表示。 何晓宇进一步分析称,中国居民的资产配置中,90%的家庭的70%资产是房产,金融资产只占不到30%的比例。未来,国家将通过资本市场的改革,优化国民整体的投资结构。高净值人群大多投资房产、信托、私募基金等产品,大众富裕阶层受限于投资门槛更多投资在公募基金、证券等流动性更好的标准化产品上。未来金融监管套利空间越来越窄,加之社会加速老龄化,家庭财富管理更加需要稳健投资,需要投资机构和投资者本人在安全和收益之间做很好的平衡。从风控角度来说,大额投资越来越多,专业化投资技术在源头上做好风险控制更加重要。 “总体来看,不管是国家倡导还是家庭财富管理需要,选对方向和领域做中长期投资和资产配置更容易与国家经济增长趋势保持同频,并以时间成本获得复合增长率。”何晓宇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