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商品销售总额 商品销售总额是指对本企业以外的单位和个人出售(包括对国(境)外直接出口)的商品( 包括售给本单位消费用的商品)。本指标由对生产经营单位批发额、对批发零售贸易业批发额、出口额和对居民和社会集团商品零售额项目组成。这个指标反映批发零售贸易企业在国内市场上销售商品以及出口商品的总量。 商品销售总额的范围 (1)售给城乡居民和社会集团消费用的商品； (2)售给工业、农业、建筑业、商品销售总额运输邮电业、 批发零售贸易业、餐饮业、服务业、公用事业等作为生产、经营使用的商品； (3)售给批发零售贸易业作为转卖或加工后转卖的商品； (4)对国(境)外直接出口的商品； 商品销售总额不包括： (1)出售本单位自用的废旧包装用品和其他废旧物质； (2)未通过买卖行为付出的商品， 如随机构移交而交给其他单位的商品，借出的商品、交付代其他单位保管的商品，加工原料付出和赠送给其他单位的样品等； (3)经本单位介绍，由买卖双方直接结算，本单位只收取手续费的业务； (4)购贷退出的商品； (5)商品损耗和损失。
政治自由指数(Political Freedom Index,PFI) 基本信息 阿玛蒂亚·森在其著作《自由式发展》一书中认为，自由处于发展过程的中心地位，自由和人们现实的主观能动是发政治自由指数展的主要动力，自由与发展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因为发展的过程是以人们所增加的自由来评价的，发展是要依靠人们的自由主观能动性来实现的。 人类学家哈克1995年也在其著作《对人类发展的思考》中一再强调政治自由的重要性，并提出测度政治自由的方法：政治自由指数。哈克认为，人类既是发展的手段，又是发展的目的。由于人们习惯于用抽象的数字来讨论人类发展，在许多发展计划中人类本身却被遗忘了。自由和人权是人类发展的重要方面。 内容 哈克的政治自由指数可归结为政治参与、法律保障、言论自由及无歧视四组。 政治参与，指公民对国家和地区决策的参与及影响程度。政治参与测度指标包括一党制或多党选举制，广泛的选举权，选举的规范与公平，党派自由，和平集会权，分权决策，政治制度的连续性和可持续性。 法律保障，是指是否具备保护个人生存、自由和安全的法规与程序。其测度指标包括没有任意绑架、拷问或粗暴对待、杀戮，存在政治对手，没有警察暴行，公平和公开的判决，独立公正胜任的法庭，证明有罪之前的无罪假定，法律不受行政干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等。 言论自由，是指在不妨碍国家安全、公共秩序和公共健康或者尊重他人权益的基础上，自由获取信息和发表意见、观点。言论自由测度指标包括：没有公共和私人言论的限制、没有新闻媒体检查和限制、新闻媒体独立自主、保护言论自由的法律制度。 无歧视是指不因性别、宗教、语言等的不同而受歧视，并丧失各种机会。非歧视测度指标包括：不因性别、宗教、种族、国别或社会制度、收入、语言、财富等方面的差别而受歧视。 上述指标的信息都可以收集，所收集到的信息应通过无偏检验。难点是如何把定量信息转化为定性的结论。 政治自由、法律保障、言论自由和无歧视中没有哪一个更重要，因而政治自由指数的计算对四组赋予了相同的权数，怎样加权则视研究需求而定。 基于上述方法，哈克在其著作中对100个国家1994年的政治自由指数进行了测算排序，分为四类：最高、相当高、相当低、最低，并将其中具有代表性的国家进行了列表排序（见下表）。 政治自由指数 与人类发展指数的关系 HDI与PFI应该合并还是独立存在？学者们意见不一。主张独立的原因可分为内因和外因两类。 内因就是来自指数本身的原因。 一是因为两个指数都有各自的优点； 二是因为HDI比较稳定，发展得也比较成熟；而PFI尚处在初级阶段，有许多工作要做，且易受政变的影响； 三是自由的测量有难度。如文化和宗教自由很难量化，而且政治生活的质量也不易概括（加总），我们不得不接受一个不完整的指标。反对者则认为，本来就不存在十全十美的指数。 外因源自指数的使用环境，包括以下四方面。 （1）认为富国比穷国更重视政治权利。意思是说，投票权对一个只字不识和食不果腹的人是没有吸引力的。这方面理由已经遭到越来越多学者的驳斥，因为，事实已经证明，已有越来越多的国家把政治权利与经济和社会权利摆在同等重要的位置，并认为，发展的测度应该包括政治自由。 （2）认为政治自由与经济增长的联系微乎其微。比如，纳粹统治下的德国，无政治自由可言，但其经济发展得却很好。反对者则认为，尽管经济增长与自由的关系有时很弱，但不能否认有些国家想通过独裁来促进经济增长，然而他们却把增长与自由一起丢掉了。时代发展了，环境变了，民主与发展已成了人类共同追求的目标。基本人权已不再是一个国家自己的问题，而已成为国际问题。 （3）来自发展中国家政府的反对意见。因为有些工业化国家热忠于将政治自由指数作为他们提供援助的条件，而无视需要援助的发展中国家贫困的现状与根源。促进自由指数的建立是可取的，但借此来要挟被援助国家不可取。 已有人通过把HDI和PFI相乘建立了修整的HDI，修整的HDI不仅包括政治自由，还包括可持续发展。目前，很多研究机构还在对PFI进行修整，以使其更可信和更易并入HDI。
“中关村指数”新闻发布会中关村指数是2005年01月14日北京市统计局首次向社会公开发布的，从2004初开始试算，其主要目的是综合描述北京市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状况，总体评价北京市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水平。中关村指数由五个分类指数构成，即：经济增长指数、经济效益指数、技术创新指数、人力资本指数和企业发展指数。各分类指数均由3个指标构成，共计15个指标。这个指数的优点和特色是设计简单，容易理解，处理方便。这一指数设计的目的是考察各个园区的高新技术产业整体的发展，但是我们设计的指标体系在此基础上还要反映出各重点细分产业的发展，就指标而言，评价指标体系选取的指标更全面，更突出了集约型发展和竞争力思想。 编制原理 中关村指数统计指数有广义、狭义之分。广义指数是用来测定社会经济领域内一个变量相对于指定的另一个变量数值大小的相对数；狭义指数是指用来反映不能直接加总的复杂现象总体数量综合变动程度和方向的特殊相对数。 中关村指数属于狭义指数。它是从众多的统计指标中选择出具有内在联系的，有代表性、可比性、可操作性的指标群，依据一定的评价方法，计算出的一种综合指数。 中关村指数计算范围包括：中关村科技园区海淀园、丰台园、昌平园、电子城科技园、亦庄科技园、德胜科技园（健翔园暂无数据）内全部高新技术企业，其企业数量占全市高新技术企业的90%以上。拟在条件成熟后将园区外企业纳入计算范围。 作用 中关村指数系统1、综合反映北京市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状况及其变动趋势。通过中关村指数，既可以综合描述北京高新技术产业及中关村科技园区的发展现状，也可以反映北京高新技术产业及中关村科技园区的发展变动趋势。 2、分析影响北京市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主要因素。社会经济现象的总变动，是由于它的各个组成部分的变动所形成的。通过分析5个分类指数的变动，可以找出影响北京高新技术产业及中关村科技园区发展的主要因素。 3、监测不同领域的发展变化情况。中关村指数涉及11个领域，重点监测的6个领域分别为电子与信息、生物工程和新医药、新材料及应用技术、先进制造技术、新能源与高效节能技术、环境保护技术。中关村指数可以动态监测不同领域高新技术产业结构变动状况。 编制方法 中关村经济增长指数1、指数的构成：由五个分类指数构成 中关村指数由五个分类指数构成，即：经济增长指数、经济效益指数、技术创新指数、人力资本指数和企业发展指数。各分类指数均由3个指标构成，共计15个指标。 2、权数的确定：主观赋权法 中关村指数指标设置及结构具有不同的经济意义，各园区的规模实力、资产质量、发展能力、经营效果等要素之间也存在较大的差异性。在评价指标体系重要程度时，广泛征求各方面专家的意见，确定了各有关指标的权数。 相关词条 企业 品牌 经营 高新技术产业 经济 经济效益 企业诊断 中关村 参考资料http://www.cqvip.com/QK/95119X/200702/23772782.html
痛苦指数：Misery index 痛苦指数的概念 痛苦指数代表令人不快的经济状况，等于通货膨胀与失业率之总合。其公式为：痛苦指数 = 通货膨胀百分比 + 失业率百分比，表示一般大众对相同升幅的通货膨胀率与失业率感受到相同程度的不愉快。 学者观点 现代经济学家不同意以完全负面的“痛苦”一词来形容上述通货膨胀机转的负面冲击。实际上，经济学家中有许多认为公众对温和通货膨胀的成见是来自其相互影响：群众只记得在高通货膨胀时期相关的经济困难状况。以现代经济学家的观点来说，温和的通货膨胀是较不重要的经济问题，可由对抗滞胀[stagflation]（可能由货币主义[monetarist]所刺激）来作部分中止。
什么是ZEW经济景气指数ZEW经济景气指数是位于德国曼海姆的欧洲经济研究中心（TheZEWCenterforEuropeanEconomicResearch，ZEW）分别对350名分析师及机构投资者，就其对德国中期（6个月）的经济活动及资本市场前景的预期进行调查，由此可得出被调查在6个月内对德国经济前景持有的观点。ZEW经济景气指数是德国经济较重要的指数，该数值于每月第三周公布。一般来说如果数据上升，将利好欧元；反之将利淡欧元。
定义Economic Model 表示的是经济主体运行中带有总体性的本质性的特征，因此，它通常具有概括性，高度概括经济中的基本性质；它还具有整体性，描述的对象是某个整体，而非其局部；它也具有联系性，表示内容之间是有机联系的，而不是孤立的。 划分经济模式常常按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一定标志划分， 按社会制度或生产方式 可分为资本主义经济模式和社会主义经济模式； 按经济调节机制 可分为市场经济模式和计划经济模式； 按管理方式 可分为分权管理模式和集权管理模式；等等。世界经济发展情况表明，并不存在一套固定不变的经济模式，各国可以根据生产力发展的要求，结合本国国情，在各个不同发展阶段创造出与之相适应的和有利于推动经济发展的经济模式。我国当前正在进行的经济体制改革，其目的也就是彻底打破旧的、僵化的、弊端丛生的、严重束缚生产力发展的计划经济模式，建立新的、充满生机与活力的、促进生产力快速发展的市场经济模式。
联合浮动（Joint Floating） 目录 1 什么是联合浮动 2 联合浮动的产生 3 欧洲货币体系的联合浮动 什么是联合浮动 从汇率浮动的方式区分，浮动汇率体系可分为单独浮动、钉住浮动、弹性浮动、联合浮动。 联合浮动又称共同浮动（linked floating）、集体浮动（group floating），是指参加联合浮动的国家集团内部成员间的货币实行固定比价，并规定波动幅度，各有关成员有义务维持该比价，而对集团外部国家的货币则采取同升共降的浮动汇率。 成员国之间的波动幅度为±1.125%，成员国整体对美元的浮动幅度为±2.25%。这种体制有人称为“蛇行于洞”体制，故联合浮动也称蛇形浮动。联合浮动的目的是抵制汇率波动的不利影响。下图为欧共体成员国货币的联合浮动。 联合浮动 联合浮动的产生 20世纪70年代，以美元危机为主要内容的资本主义货币危机时断时续，对世界经济的发展产生了不利影响。1973年3月11日，欧洲经济共同体9国财政部长会议达成协议，率先建立联合浮动集团，3月19日开始实行联合浮动。参加国有共同体成员国比利时、丹麦、法国、联邦德国、荷兰、卢森堡及非成员国瑞典和挪威。另外，3个共同体成员国英国、爱尔兰和意大利则因货币极不稳定和其他原因，暂不参加联合浮动,继续实行单独浮动。参加联合浮动的国家货币之间仍保持固定比价，汇率上下波动幅度定为2.25％。当成员国间汇率波动超过这一限幅时，有关国家中央银行就要进行干预。对集团以外其他货币的汇率，则随市场供求关系变化，任其自由浮动。成员国中任何一国货币汇率一旦受到抛售或抢购等冲击时，参加联合浮动的各国则采取一致行动。 由于参加联合浮动的各国经济实力存在差异，利害关系并不完全一致，联合浮动的基础比较脆弱。例如，法国、挪威和瑞典就先后退出了联合浮动。1979年3月13日，欧洲共同体九国布鲁塞尔会议达成的建立欧洲货币体系的协议正式生效。根据该协议，除英国外的8个共同体成员国都参加联合浮动集团，各成员国货币之间确立中心汇率，其上下总波动幅度仍为2.25％；意大利里拉为6％；1989年6月19日，西班牙正式加入欧洲货币体系，其货币对中心汇率的波幅也规定为6％。欧洲货币体系内部汇率先后多次调整，以保证成员国之间汇率联合浮动的长期稳定。 欧洲货币体系的联合浮动 欧洲货币体系（European Monetary System，简称EMS）联合浮动机制的内容包括： 1、确定每种成员国货币对欧洲货币单位(欧洲联盟成员国建立的一种货币单位，代替欧洲记帐单位，以欧洲联盟十五个成员国货币各占一定权数计算定值的)的法定中心汇率，每种货币离中心汇率的最大波动幅度称为最大偏离界限，最大偏离界限=±2.25％×(l—权数)。 它是根据每种货币在欧洲货币单位中所占极数的大小而不同，即权数大的货币的最大偏离界限应小于权数小的货币的偏离界限，以使权数大的货币有义务把自己货币汇率的波动约束在较小的幅度内。此外，还规定偏离警告线，它是最大偏离界限的75％，其作用是作为每种货币偏离同欧洲货币单位中心汇率的警告指示器，当达到偏离警告线时，该国货币当局应采取预防措施，防止达到偏离最大界限。 2、确定八种成员国货币每对货币之间的法定中心汇率，规定相互汇率波动的幅度不得超过中心汇率的±2.25％，意大利里拉较弱，同其他成员国货币的汇率波动幅度可扩大到士6％(1995年已暂时扩大为15％)。 各国货币间形成相对固定的平价网汇率体系。当每对货币间汇率变化超过士2.25％时，双方货币当局有义务进行干预，即硬币一方抛售本国货币，软币一方买进本国货币，相互进行支持，使双方汇率重新恢复到允许的波动幅度之内。八种成员国货币对其他货币实行共升共降的浮动汇率。
布鲁斯模式 ,波兰著名经济学家弗·布鲁斯提出的关于社会主义经济运行模式的理论。其特点表现在它对社会主义经济模式、社会主义经济运行与政治结构的关系和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改革问题作了全面系统而深刻的分析。布鲁斯在1961年出版的《社会主义经济的运行问题》一书中明确区分了“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和“社会主义经济模式”两个概念，认为经济制度指的是生产关系，而经济模式指的是经济运行机制。生产关系的性质可以决定一定经济运行机制的基本原则，但并不等于在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基础上不可能有不同类型的经济运行机制。相反，划分不同类型的运行机制的可能性是存在的，如生产资料的社会占有可以有不同的组织形式，在集中决策和分散决策两个方面可以有不同的划分范围，在劳动者参加社会化企业管理方面可以有不同的形式和参与程度，在经济刺激方面可以有不同的表现形式等等。 介绍 他指出，社会主义经济模式可以根据不同层次的经济活动的决策方式来划分。他把整个社会经济活动的决策分为三个层次：一是宏观层次的决策，决定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战略性问题，如经济增长速度、积累和消费的比例关系、投资和消费基金的分配等；二是企业经常性经济活动的决策，如产品的规模和构成、投入的规模和构成、供销关系的处理、劳动报酬的具体形式等；三是家庭或个人济活动的决策。布鲁斯认为，根据决策的不同情况，社会主义经济模式可以分为四种类型：（一）军事共产主义模式，它在上述三个决策层次上均采取高度集中化的办法；（二）集权模式，它在第二、三个决策层次上集中化，在第三个决策层次上非集中化，有消费品市场和劳动市场存在（其原因在于保留着家庭对消费和选择职业的自由）是该模式区别于前一模式的重要原则；（三）分权模式，其特点为第一个决策层次集中化，第二、三个决策层次非集中化，经济决策多层次化，形成中央和企业两级决策体制，企业有自主的计划，货币起积极的作用，国内价格与国际价格建立了联系，非国营经济自主性增强并进一步面向市场；（四）市场社会主义模式，它在三个决策层次上都分散化，扩大再生产的责任从国家中央计划部门转移到企业，某种资本市场接替国家预算企业之间、部门之间和地区之间再分配资本的职能，其运行只根据市场环境而没有中央的规定。布鲁斯认为，经济改革实际上就是进行模式选择，而模式选择关键在于经济管理体制的调整。在这之中，政治决策往往具有决定性的意义，经济运行与政治结构有密切的联系。经济模式转换以政治决策的转变为先决条件。布鲁斯进而对经济体制改革作了分析。他认为，在改革中必须协调好决策层次之间的关系，协调好直接决策与间接决策的关系，要同时运用货币单位平衡和实物单位平衡，要使价格形式取决于市场作用而又能保持中央政府的有效影响，等等。他还强调，市场机制起重要的作用，但它本身是“有调节的”而非“自由的”市场机制。布鲁斯的经济理论对苏联、东欧各国的改革具有十分重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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