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概述 大卫·李嘉图在其代表作《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中提出了比较成本贸易理论（后人称为“比较优势贸易理论”）。比较优势理论认为，国际贸易的基础是生产技术的相对差别（而非绝对差别），以及由此产生的相对成本的差别。每个国家都应根据“两利相权取其重，两弊相权取其轻”的原则，集中生产并出口其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进口其具有“比较劣势”的产品。比较优势贸易理论在更普遍的基础上解释了贸易产生的基础和贸易利得，大大发展了绝对优势贸易理论。 比较优势理论的理论前提 比较优势理论建立在严格的理论前提下：两个国家，两种产品或两种要素；国家之间存在某种特征差异；各国的比较利益的静态不变的，不存在规模经济；自由贸易是在完全竞争的市场结构下进行的，以物物交换为形式；生产要素在一国国内可以自由流动，在两国间则不能流动；不存在技术进步，资本积累和经济发展。 比较优势理论的发展背景 由于两个国家刚好具有不同商品生产的绝对优势的情况是极为偶然的，斯密的绝对优势理论仍然面临一些挑战。 1815年英国政府为维护土地贵族阶级利益而修订实行了“谷物法”。“谷物法”颁布后，英国粮价上涨，地租猛增，它对地主贵族有利，而严重地损害了产业资产阶级的利益。昂贵的谷物，使工人货币工资被迫提高，成本增加，利润减少，削弱了工业品的竞争能力；同时，昂贵的谷物，也扩大了英国各阶层的吃粮开支，而减少了对工业品的消费。“谷物法”还招致外国以高关税阻止英国工业品对他们的出口。为了废除“谷物法”，工业资产阶级采取了多种手段，鼓吹谷物自由贸易的好处。而地主贵族阶级则千方百计维护“谷物法”，认为，既然英国能够自己生产粮食，根本不需要从国外进口，反对在谷物上自由贸易。 这时，工业资产阶级迫切需要找到谷物自由贸易的理论依据。李嘉图适时而出，他在1817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提出了著名的比较优势原理（Law of Comparative Advantage）。这是一项最重要的、至今仍然没有受到挑战的经济学的普遍原理，具有很强的实用价值和经济解释力。他认为，英国不仅要从外国进口粮食，而且要大量进口，因为英国在纺织品生产上所占的优势比在粮食生产上优势还大。故英国应专门发展纺织品生产，以其出口换取粮食，取得比较利益，提高商品生产数量。 比较优势理论是在绝对成本理论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根据比较优势原理，一国在两种商品生产上较之另一国均处于绝对劣势，但只要处于劣势的国家在两种商品生产上劣势的程度不同，处于优势的国家在两种商品生产上优势的程度不同，则处于劣势的国家在劣势较轻的商品生产方面具有比较优势，处于优势的国家则在优势较大的商品生产方面具有比较优势。两个国家分工专业化生产和出口其具有比较优势的商品，进口其处于比较劣势的商品，则两国都能从贸易中得到利益。这就是比较优势原理。也就是说，两国按比较优势参与国际贸易，通过“两利取重，两害取轻”，两国都可以提升福利水平。事实上，中国的田忌赛马故事也反映了这一比较优势原理。田忌所代表的一方的上、中、下三批马，每个层次的质量都劣于齐王的马。但是，田忌用完全没有优势的下马对齐王有完全优势的上马，再用拥有相对比较优势上、中马对付齐王的中、下马，结果稳赢。 比较成本理论在历史上起过进步作用。它为自由贸易政策提供了理论基础，推动了当时英国的资本积累和生产力的发展。在这个理论影响下，“谷物法”废除了。这是19世纪英国自由贸易政策所取得的最伟大的胜利。 实践检验的结果也为这一理论提供了有力的证据。如迈克道尔以1937年为例，通过考察美国与英国各行业的出口绩效与劳动生产率之间的关系，基本上可以验证得出：对于美国劳动生产率（根据工资差异加以调整后的）相对高于英国的产业而言，美国在这些行业的出口也相对高于英国这些行业的出口。斯特恩比较了1950年和1959年两个年份美国、英国劳动生产率与出口绩效之间的关系，根据他们的分析，1950年在所观察的39个部门中有33个部门支持了假设检验，但到1959年，这一关系有所削弱。 整体来看，比较成本理论在加速社会经济发展方面所起的作用是不容置疑的。他对国际贸易理论的最大贡献是，首次为自由贸易提供了有力证据，并从劳动生产率差异的角度成功地解释了国际贸易发生的一个重要起因。直到今天，这一理论仍然是许多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制订对外经济贸易战略的理论依据。 但是，比较优势也存在较大的不足。首先，比较成本理论的分析方法属于静态分析。该理论认为世界是永恒的，是一个静态均衡的世界，是一个各国间、各经济集团间利益和谐一致的世界。李嘉图提出了九个假定作为其论述的前提条件：一是只考虑两个国家两种商品；二是坚持劳动价值论，以英葡两国的真实劳动成本的差异建立比较成本说，假定所有的劳动都是同质；三是生产是在成本不变的情况下进行的；四是没有运输费用；五是包括劳动在内的生产要素都是充分就业的，它们在国内完全流动，在国际之间不能流动；六是生产要素市场和商品市场是完全竞争的市场；七是收入分配没有变化；八是贸易是按货物物交换的方式进行；九是不存在技术进步和经济发展，国际经济是静态的。其次，李嘉图解释了劳动生产率差异如何引起国际贸易，但没有进一步解释造成各国劳动生产率差异的原因。第三，该理论的一条重要结论是：各国根据比较优势原则，将进行完全的专业化生产。现实中，难以找到一个国家在国际贸易中进行完全的专业化生产。一般来说，各国多会生产一些与进口商品相替代的产品。 同时，根据其结论进行推导，两国比较优势差距越大，则贸易的空间越大。那么，当前的国际贸易应该主要发生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但现实的情况却是，国际贸易主要发生在发达国家之间。不过，该理论对国际经济发展的作用仍然是不可低估的，其所提出的比较优势原理，在现实经济中有着重要的意义。 对比较优势理论的评价 一、李嘉图的自由贸易主张 李嘉图同样也继承了亚当·斯密的经济自由主义思想，认为“在充分自由贸易的制度下，每个国家自然会将其资本和劳动投入那些对它来说最为有利可图的行业。而且对个人利益的追求同全社会共同利益的结合妙致毫巅。通过推动工业的发展，通过对能工巧匠的报偿，通过最有效地利用大自然赐予我们的特有权利，这样的制度就可以最有效同时又是最经济地分配劳动。这样一来，由于产量的普遍提高，它还必定会将利益扩散开来，通过共同的利益和相互交换，把个人同社会，各个国家同整个文明世界联系在一起”。由此可见，李嘉图不仅对斯密论及的那只神奇的“看不见的手”推崇备至，而且还将它伸向了整个世界。 从经济自由主义思想出发，李嘉图也极力主张推行自由贸易的政策。他分析说“所有贸易，其目的无非是为了增加生产。……同在煤炭供应不足情况下的产量相比，如果向某一制造商充分供应煤炭，他利用相同数量的资本能生产出更多的铁，这对一个国家说来是有利的。如果煤炭短缺，该制造商用同样多的资本和劳动生产出某种商品，并用该种商品去进口铁，且能达到煤炭充足供应条件下的同样数量，那么，国内铁的增加同样给国家带来利益”。 李嘉图还举例说明，如果个人或厂商迫于政府的限制，不得不用他们不甚擅长的商品，即他们花费更多资本与劳动成本的商品，去交换别国的商品，则不仅他们个人的利益受损，整个国家的利益也势必受到损害。据此，他大声疾呼，“我们必须大力促进那些自然价格下降的商品的出口，这样的金融措施必将完全改变自然形成的产业结构”。因此，应该实行自由贸易的政策，而不是“过去那种荒谬绝伦的政策”。二、比较优势理论与绝对优势理论的关系 比较优势理论与绝对优势理论都认定对外贸易可以使一国的产品销售市场得以迅速扩张，因而十分强调对外贸易对促进一国增加生产扩大出口供给的重要作用。或者反过来说，斯密和李嘉图站在当时新兴的产业资本家阶级的立场上，为了给产业资本所掌握的超强的工业生产能力以及由此产生的大量剩余产品寻找出路，从供给的角度，论证了开拓国际市场推进国际贸易的重要性，以及推行自由贸易政策的必要性和合理性。从这个意义上说来，可以将斯密和李嘉图的贸易思想归于贸易理论研究上的“供给派”（School of Supply）。 但就绝对优势理论与比较优势理论各自涵盖的研究对象而论，对此两者进行比较，人们也可以清楚地看到，无论一国是否拥有绝对低成本的优势商品，只要存在相互间的比较优势，国际间的自由贸易就可以使贸易双方都获得贸易利益。这就是说，实际上，从理论分析的角度考察，比较优势理论分析研究的经济现象涵盖了绝对优势理论分析研究的经济现象，而不是相反。这说明，斯密所论及的绝对优势贸易模型不过是李嘉图讨论的比较优势贸易模型的一种特殊形态，是一个特例。绝对优势理论与比较优势理论是特殊与一般的关系。将只适用于某种特例的贸易模型推广至对普遍存在的一般经济现象的理论分析，正是李嘉图在发展古典国际贸易理论方面的一大贡献。三、比较优势理论的普遍适用性 比较优势理论，尽管自李嘉图提出至今已近二百年，但仍不失为指导一般贸易实践的基本原则。不仅如此，比较优势理论的原理除了可以用于对国际贸易问题的分析以外，还有较为广泛的一般适用性。 如大学教授一般都要聘请助教，专门负责对学生的日常辅导，负责批阅学生的作业，同时还要帮助教授做好讲授课程的有关准备工作。但我们知道，一位学术造诣高深的教授，完全可以在承担教学和科研工作任务的同时，兼顾这些工作，而且教授直接对学生进行辅导，学生们的收益一定会更大、更多。又如经验丰富的外科大夫除了能够给病人动手术以外，肯定还完全能够胜任对病人的护理，完全能够亲自为一个外科手术作各方面准备。但外科大夫往往都要专门聘请护士小姐。再如企业的高级资深管理人员，除了可以全面打理公司业务外，还能非常熟练地处理公司的日常业务档案，至于文件的打印，资料的分类、整理、归档等等，公司经理们更应是行家里手。但他们同样还是要专门聘请秘书和打字员。 凡此种种，还可以举出很多其他例子。究其原因，无非是因为社会的在劳动分工中，普遍存在着绝对优势或绝对劣势中的比较优势。教授、外科大夫、公司经理同助教、护士小姐、总经理秘书相比，前者尽管在各方面都享有绝对优势，但他们更大的优势或曰比较优势分别在教学和科研、主刀动手术和企业的经营管理方面。后者虽然处在全面劣势地位，但他们在辅导学生的学业和批阅学生作业、对病员进行常规护理和处理公司的一般文件打印归档的日常事务上的劣势相对较小，或者说他们在这些方面具有比较优势。可见“两优择其甚，两劣权其轻”不仅仅是指导国际贸易的基本原则，在社会生活的其他诸多方面，都应该成为进行合理社会分工，以取得最大社会福利与劳动效率的原则。四、比较优势理论的缺陷 比较优势理论也存在着理论上的“硬伤”，或者说，存在理论分析上的“死角”。这是因为，在李嘉图的理论分析中，比较优势所以能够成立，全然取决于两国间两种商品生产成本对比上“度”的差异。但是，如果只是考察经过高度抽象的“2×2贸易模型”，势必存在着这样一种情况，即两国间在两种商品生产成本对比上不存在“度”的差异。下表所示即为“等优势或等劣势贸易模型”（Equal Advantage or Equal Disadvantage Model）。 一旦出现此种等优势或等劣势的情况，即便具有相当的普遍适用性，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及其基本原则“两优择其甚，两劣权其轻”就不再灵光了。人们惊异地看到，李嘉图陷入了“此优为彼优，无甚可择！”或“彼劣即此劣，何以权轻？”的尴尬境地。 比较优势理论演进两百年 对外贸易作为经济增长引擎的作用没人否认；比较优势理论构成国际贸易理论的基础和核心也无可质疑。 比较优势理论的创始人是李嘉图。在完善和挑战斯密“老祖”“绝对优势”学说的基础上，李嘉图“二祖”开了比较优势理论之先河。 “老祖”认为，各国间生产技术上的差异会造成劳动生产率和生产成本的绝对差别；贸易各方应集中生产并出口其具有绝对优势的产品，进口其不具有绝对优势的产品，因为这比自己什么都生产更有利。“二祖”则进一步提出，国际贸易的基础并不限于生产技术上的绝对差别，只要各国之间存在生产技术上的相对差别，就会出现生产成本和产品价格的相对差别，从而使各国在不同的产品上具有比较优势，使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成为可能。 “二祖”的比较优势理论弥补了绝对优势学说的理论缺陷，但其本身也存在着不足：一是虽解释了劳动生产率的差异如何引起国际贸易，但没有进一步解释造成各国劳动生产率差异的原因；二是认定各国将以比较优势原则进行完全的专业化生产的见解，与现实不符；现实中，各国大都会生产某些进口商品的替代产品，而避免完全专业化生产。 20世纪初，赫克歇尔和俄林两位从生产要素比例的差别而不是生产技术的差别出发，解释了生产成本和商品价格的不同，以此说明比较优势的产生。这个解释克服了斯密和李嘉图贸易模型中的局限性，认为资本、土地以及其他生产要素与劳动力一起都在生产中起重要作用并影响劳动生产率和生产成本；不同的商品生产需要不同的生产要素配置，而各国生产要素的储备比例和资源禀赋不同，正是这种生产资源配置或要素禀赋上的差别才是国际贸易的基础。 斯密和李嘉图贸易模型以及H-O模型实质上都是把国家间先天赋予的生产条件差别作为贸易基础的，因此从李嘉图到20世纪中期以前的比较优势理论被称为外生比较优势理论。 外生比较优势理论的产生与盛行与当时粗糙的产业状况紧密相连。当时产业的生产形态是劳动密集而非技术密集型，国际贸易的主要产品是香料、丝绸、烟草和矿产等，而国家的资源、资金与技术还处于发展中状态。随着20世纪60年代以来全球经济和国际贸易的迅速发展，外生比较优势理论并不足以解释丰富多元的贸易形态。这一使命注定由内生比较优势理论来完成。 比较优势理论体系的学者们引入规模经济、产品差异等概念体系以及从专业化、技术差异、制度、博弈以及演化等不同角度完善和拓展了传统比较优势理论。 20世纪80年代，克鲁格曼和赫尔普曼引入规模经济来分析比较优势，发展了一个基于自由进入和平均成本定价的垄断竞争模型，将产品多样性的数目视为由规模报酬和市场规模之间的相互作用内生所决定。90年代，梯伯特进一步总结并集中论述了递增性内部规模收益(increasing internal returns to scale)作为比较优势的源泉。但多勒尔(Dollar)等学者却认为规模经济并不能充分解释比较优势，他们认为，以规模经济来解释比较优势主要是针对现代具有相似要素禀赋的发达国家之间日益增加的产业内贸易，规模经济只能部分解释这些国家中的专业化，而技术差异才是对这些国家专业化程度日益深化的合理解释。 格罗斯曼和赫而普曼从研究与开发的角度推进了比较优势理论。他们发展了一个产品创新与国际贸易的多国动态一般均衡模型，据此来研究通过研发产生的比较优势和世界贸易的跨期演进。格罗斯曼和赫而普曼的动态分析不仅推进了比较优势的动态分析，而且方法也有较大创新。他们的模型很明确地处理了对私人投资研发的激励和研发活动的资源要求。 杨小凯和博兰从专业化和分工的角度拓展了对内生比较优势的分析。他们认为，内生比较优势会随着分工水平的提高而提高。他们在一个交易成本和分工演进相互作用的理论框架中分析内生比较优势，这就将专业化和分工置于分析的核心。 进入新世纪，随着世界经济的发展，学者们尝试从更新的角度来分析国际间的比较优势。格罗斯曼和麦吉从人力资本配置的角度分析了各国间的比较优势。他们发展了一个具有相似要素禀赋的国家间贸易竞争模型，分析了人力资本的分配对比较优势和贸易的影响。他们发现，一方面具有相对同质人力资本的国家，出口产品所使用的生产技术以人力资本之间的互补性为特征，而另一方面，对于具有异质人力资本的国家，其出口产品所使用的生产技术以人力资本之间的替代性为特征。 费希尔和卡卡尔则认为比较优势是开放经济长期演进过程的结果。他们分析的主要结论是，与比较优势伴生着的专业化是世界经济演化的惟一稳态。 比较优势理论研究新进展 一、近年来比较优势理论的主要进展 比较优势理论近年来的发展主要是基于对外生比较优势这一主流理论的完善和挑战。在近年来关于比较优势的诸多研究中，一个比较突出的现象是，以克鲁格曼、赫尔普曼和格罗斯曼为代表，在引入规模经济、产品差异等概念体系批评传统比较优势理论的基础上形成了所谓的新主流(Helpman and Krugman，1985；Grossman and Helpman，1989，1990)，而其他学者们又在批评这一新主流的基础上，从专业化、技术差异、制度、博弈以及演化等不同的角度对比较优势理论进行了拓展。 赫尔普曼和克鲁格曼引入规模经济来分析比较优势(Helpman and Krugman，1985)。他们发展了一个垄断竞争模型，该模型基于自由进入和平均成本定价，将产品多样性的数目视为由规模报酬和市场规模之间的相互作用内生决定。在自给自足情况下，一个国家的产品多样性数目很小，而贸易丰富了消费者的选择。同时如果贸易增加了消费者的需求弹性，那么单个厂商的规模效率也能改进。这样，单个厂商通过规模经济作用确立了在国际市场中的优势。实际上，克鲁格曼更早时候(Krugman，1980)就提出国内市场规模会影响一国在国际上的比较优势。他论述了在几种背景下具有大的本国市场的厂商更能有效利用规模经济从而在国际上更有竞争力。许多实证研究也表明出口商通常比内销的厂商规模更大，厂商和产业的规模与出口量之间具有正相关关系。 沿着赫尔普曼和克鲁格曼的思路，梯伯特(James R.Tybout，1993)进一步总结并集中论述了递增性内部规模收益(increasing internal returns to scale)作为比较优势的源泉。他认为具有递增性内部规模收益的模型在三方面优于传统的比较优势学说：一是该模型建立了一个从专业化中获取收益的新基础，即使贸易伙伴们具有相同的技术和要素比例这种专业化也存在。第二，该模型认为具有大的国内市场的厂商在世界市场中有竞争优势。第三，该模型有助于理解贸易、生产率和增长之间可能的联系。 但也有的学者认为规模经济并不是对比较优势的充分解释。多勒尔(Dollar and Wolff，1993)等提醒我们，用规模经济来解释比较优势主要是针对近年来具有相似要素禀赋的发达国家之间日益增加的产业内贸易。这些国家的贸易模式体现了很高的专业化程度。但是，他们认为，生产过程中的规模经济可以部分解释这种专业化，但不是全部。在大多数产业中，一些不同的公司共同贡献了一个国家的出口成绩，并且每个公司又有很多工厂，因此公司或工厂的规模经济不能解释全部的国家专业化。他认为技术差异是对发达国家专业化程度日益深化的合理解释 (Dollar，1993)。日本、德国和美国的许多出口品之所以被看做是高技术产品，是因为在这些产品的生产中研发所占的比例很高，以及员工中科学家和工程师占很大比例。但是，多勒尔也认为，尽管技术差异能很好地解释比较优势，但这种解释只是针对短期有效，对长期比较优势的解释并不能令人满意。 因为任何一门专有技术最终会变成国际性的公共产品。那么，什么才能成为高技术产业长期比较优势的源泉呢?多勒尔认为是在现有基础上产生新技术和训练补充性技术劳动力的制度。 对于赫尔普曼和克鲁格曼的研究思路，有的学者从另外的角度提出了质疑(Hummels and Levinsohn，1993)。质疑从赫尔普曼(Helpman，1987)的论文《不完全竞争与国际贸易》入手。赫尔普曼在该文中发展了一个简单的产业内贸易模型，用以说明国家规模与产业内贸易的关系。该文最重要的理论洞见是指出了，当每一种产品仅仅在一国内生产时，国家的规模是世界GDP构成的惟一决定因素。并且赫尔普曼在OECD的资料基础上分析并得出，当国家的规模越来越相似时，贸易群体之间的贸易量也不断增加。该文中模型的假设是：每一种产品只在一国生产；所有的贸易是产业内贸易；所有国家的偏好一致。对此，哈迈斯和莱文森认为这一假设过于苛刻，该模型不适用于每年的每对贸易国。他们认为，距离会增加差别化产品贸易的摩擦成本。距离相近的国家从事产业内贸易是因为喜好多样化。远距离国家中的消费者愿意消费国外的多样化产品，但高运输成本将限制这种贸易。此外像边界贸易、季节性贸易、贸易限制以及语言文化因素都会影响产业内贸易。而且他们还进一步用OECD和非 OECD(14个国家)的资料作对比，通过回归分析得出产业内贸易占总贸易量的比例在OECD国家为25.3%，而在非OECD国家仅为0.5%。他们认为这一实证结果也说明产品差别、规模经济对产业内贸易的影响进而对比较优势的影响并不充分，可能有别的更重要的因素。 格罗斯曼和赫而普曼从研究与开发(R&D)的角度推进了比较优势理论(Grossman and Helpman，1989，1990)。他们工作的重要性在于将原来盛行的对比较优势的静态分析扩展到动态分析。他们发展了一个产品创新与国际贸易的多国动态一般均衡模型来研究通过R&D产生的比较优势和世界贸易的跨期演进。在他们的模型中，公司引进新产品会发生资源成本。前瞻性的生产者引导 R&D进入具有获利机会的市场。新产品不完全代替老产品，并且当更多的商品可买到时，价格、利率和贸易模式会跨期演进。贸易有产业内的和产业之间的，前者受制于R&D支出，后者受制于资源禀赋。国际资本流动用来为R&D融资，在一些情况下跨国公司会出现。格罗斯曼和赫而普曼的动态分析尽管是建立在许多原有的静态分析的基础上，如克鲁格曼(Kmgman，1979)与狄克西特和诺曼(Dixit and Norman，1980)，但同先前的文献相比较又有很大不同。他们不仅推进了比较优势的动态分析，而且就动态分析而言，他们的方法也在很大程度上不同于早些时候对具有产品创新的贸易的动态研究。这些研究(Kru~nan，1979b；Dollar，1986等)对贸易均衡(当产品由北方最初开发后来被南方模仿)的稳态性质提供了有用的洞见，但由于没有考虑到所有一般均衡的相互影响和驱动产品创新率的经济因素，从而使分析不够完全。而格罗斯曼和赫而普曼的框架很明确地处理了对私人投资 R&D的激励和R&D活动的资源要求。资源通过分配到R&D部门，会导致差异化产品和同质产品的生产，然后就会形成沿着贸易均衡动态路径的赫克歇尔—俄林贸易模式。这种贸易模式，会导致比较优势的发展。 杨小凯和博兰(Yang and Borland，1991)在批评新古典主流理论的基础上，从专业化和分工的角度拓展了对内生比较优势的分析。他们认为，内生比较优势会随着分工水平的提高而提高。由于分工提高了每个人的专业化水平，从而加速了个人人力资本的积累。这样，对于一个即使没有先天的或者说外生比较优势的个人，通过参与分工，提高自己的专业化水平，也能获得内生比较优势。他们关于内生比较优势的分析被置于一个将交易成本和分工演进相互作用的理论框架之中。按照这一框架，经济增长并不单是一个资源配置问题，而是经济组织演进的问题，市场发育、技术进步只是组织演进的后果。该框架分析了经济由自给自足向高水平分工演进的动态均衡过程，并阐释了斯密和扬格(Anyn Young)的思想：经济增长源于劳动分工的演进。在经济发展初期，由于专业化带来的收益流的贴现值低于由专业化引起交易成本增加所导致的现期效用的损失，因此专业化水平将很低；随着时间的推移，生产的熟能生巧效应将使专业化带来的收益逐渐增加，因此将会出现一个较高的专业化水平，内生比较优势随之不断增强。应当强调的是，他们的框架不同于标准的新古典框架，后者对比较优势的分析主要基于规模经济，而他们的框架将专业化和分工置于分析的核心，并且严格区分了规模经济和专业化经济，从而发扬了斯密关于分工和内生比较优势的核心思想。 此外，格罗斯曼和麦吉，(Grossman and Maggi，2000)还从人力资本配置的角度分析了国际间的比较优势。他们发展了一个具有相似要素禀赋的国家间贸易竞争模型，分析了人力资本的分配对比较优势和贸易的影响。他们发现，具有相对同质人力资本的国家，出口产品所使用的生产技术以人力资本之间的互补性为特征。在这种情况下，当所有的任务被相当好地完成时，要比一部分任务被极好地完成而另一部分任务完成得很差时的有效产出更大。高效率的生产组织要求具有相似才能的人力资本匹配，这在有同质人力资本的国家更容易实现。另一方面，对于具有异质人力资本的国家，其出口产品所使用的生产技术以人力资本之间的替代性为特征。在这种情况下，具有相对杰出人物的公司完成一些任务，而另一些任务由才能相对较低的人组成的公司来完成。那么，对于具有异质人力资本特征的国家，如果杰出人物有更大的比例，将会在对杰出人物敏感的产业中占有比较优势。 克莱里达和芬德莱(Clarida and Findlay，1992)分析了政府对比较优势和贸易的贡献。他们的观点同传统的经济理论以及以诺思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的观点都不相同。他们认为，政府介入教育和科研、交通和通讯以及其他经常性社会部门将会显著提高私人公司的生产率，一些经济部门无疑会从中受益。这是因为众所周知的“搭便车”问题和公共产品具有的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使私人公司没有动力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这样的公共产品必须由政府来供给。 还有的学者从演化的角度探讨了比较优势理论。费希尔和卡卡尔(Fisher and Kakkar，2002)认为比较优势是开放经济长期演进过程的结果。在李嘉图理论和阿尔钦框架的基础上，他们系统化了对国际贸易的理论认识，提出了自然选择会淘汰无效企业，并且能促进产生稳定的甚至是高效的世界贸易模式。他们没有假定存在瓦尔拉斯拍卖者，而是探讨了协调贸易与企业的匹配过程。他们分析的主要结论是，伴随比较优势的专业化(更大的国家可能不完全专业化)是世界经济演化的惟一稳态。二、比较优势理论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 与比较优势理论本身的进展相类似，比较优势理论在发展中国家的应用也存在着不同的甚至是相互对立的观点。 巴拉萨(Balassa，1981)根据新古典贸易理论提出了外贸优势转移假说，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阶梯比较优势论。他预期各国进出口商品结构和比较优势会随着生产要素积累的状况而改变。与传统的发达与落后两极划分法不同的是，巴拉萨认为国际分工的类型和经济发展阶段之间排列着许多阶梯。更新发展阶梯的过程是连续的而非中断的。按发展阶梯划分，当今世界经济中大致存在以下几类国家和地区：属第一阶梯的发达国家；属第二阶梯的新兴工业化国家，如亚洲“四小龙”和拉美的巴西、阿根廷和墨西哥；属第三阶梯的次级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如东盟各国(新加坡除外)、中国和印度；最后是其他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根据这种阶梯划分，阶梯比较优势呈现出动态演变的过程：各国按照比较优势发展出口，能够取代已发展至更高阶梯的国家原来的出口。在阶梯式发展的格局中，发达国家和新兴工业化国家将分别发展起各自的新兴产业，同时将失去优势的产业转移给较低发展阶段的国家。执行出口导向战略的落后国家就能够利用各自的比较优势，进入更高的经济和贸易发展阶梯。针对阶梯比较优势理论，对发展中国家外贸增长前景持悲观观点的经济学家提出了批评。他们批评的主要依据是发展中国家在国际竞争中处于劣势，难以攀登比较优势的阶梯。恩斯特和欧康诺(Ernst and O’connor， 1989)在一份研究报告中提出，国际间产品竞争的加剧使许多发展中国家难以维持原有的国际分工。他们认为，亚洲“四小龙”的发展是靠使用大量非熟练劳动力生产低品质和低成本的制成品取得的。对外贸易曾经是他们经济增长的引擎。但是，当更多的发展中国家采用相似的经济发展策略时，国际上贸易保护主义的压力也在日益增强。新兴工业化国家的厂商虽已试图以产品升级和分散出口市场减轻贸易保护主义的危害，但这种调整是一个缓慢的过程。出口市场的集中化倾向无法从根本上得到扭转，因为没有任何其他市场能够弥补北美市场进口量降低对发展中国家出口增长所造成的损害。霍夫曼(Hoffman，1985)也举出部分次级新兴工业化国家被迫限制服装产量以缓解来自发达国家贸易保护主义的压力的例证，说明落后国家进入出口主导型的发展阶梯是十分困难的。 多勒尔(Dollar，1993)把比较优势的技术和制度分析延伸至发展中国家。他认为，尽管关于技术差异的讨论主要针对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在总体上并不居于技术创造的前沿，但技术进步在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和比较优势的演进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许多事实表明成功的发展中国家已从发达国家引入技术，而发展中国家感兴趣的制度也是那些有利于技术引进以及适应既存技术的制度。一些关于增长的实证文献确实对这些观点给予了支持(Barro， 1991)。研究表明，对工厂和设备的投资、教育变量(如中小学入学率)以及在外贸和外资方面的开放政策同经济增长高度相关。这些实证工作说明了落后的优势在于引进别处的先进技术。但是，对这个潜在优势的利用要求相应的制度支持，如强有力的教育体制和在外贸外资方面的开放制度。如果制度支持具有持续性，例如能持续几十年，将会对社会的真实收入增加产生巨大的影响。这样，对发展中国家而言，将会获得知识资本积累的长期收益。多勒尔实际上强调了制度激励和技术进步是发展中国家获取长期比较优势的源泉，这对于像我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然而，正如前面已提到的争论一样，比较优势理论在我国的应用也引起了相应的争论。争论的焦点在于能否应用比较优势理论作为指导我国经济发展的战略思想。林毅夫等(1999)在批判赶超战略的基础上提出应依据比较优势制定发展战略。他们指出，赶超战略最终并没有带动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持久快速增长，却使发展中国家经济付出惨重代价。赶超战略的失败主要因为这种战略是以牺牲经济整体进步为代价的少数产业的赶超，不足以支持资源结构的升级或总体经济实力的提高。赶超战略所扶持的产业部门，由于不符合资源禀赋的比较优势，只好完全依赖于扭曲价格和国家保护政策才得以生存。在赶超战略下，违背比较优势所形成的畸形产业结构与劳动力丰富的资源结构形成矛盾，使大规模的人口不能分享经济发展的好处而陷入贫困。他们认为，作为一种替代性选择，遵循比较优势是一种更有效的发展战略。这一战略就是使一个经济的产业和技术结构充分利用其资源禀赋的比较优势，从而使资源禀赋结构随之不断提高。他们的比较优势战略实质上是对李嘉图外生比较优势理论的继承和应用。 但是，对于这种比较优势能否作为像我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制定发展战略的依据，另外一些学者有不同的认识。如洪银兴(1997)认为，在国际贸易中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市场上，由于发达国家存在资本对劳动的替代，使得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并不具有竞争优势。而且，虽然发展中国家劳动密集型产品因其工资低而劳动力成本较低，但发达国家面对国内充分就业的压力，会以各种壁垒阻碍廉价的劳动密集型产品进入。从而造成在劳动密集型产品和技术密集型产品的贸易中，以劳动密集型和自然资源密集型产品出口为主的国家总是处于不利地位，出现“比较利益陷阱”。他认为要摆脱这种不利局面，就应当将比较优势转化为竞争优势。转换的关键是将高新技术，包括从国外引进的高技术与丰富的劳动力资源结合。左大培(2000)则从技术进步的另一角度表述了对中国遵循外生比较优势理论的怀疑和否定。他提出应当把产业技术密集化作为经济发展的根本，为此应当制订促进技术进步的贸易政策。他强调通过扶植处于幼稚期的高技术产业来获取内生比较优势。相关条目比较优势论
什么是有秩序销售协定 有秩序销售协定又称有秩序销售安排,是指垄断资本集团瓜分国内外市场的一种方法，属于非关税壁垒的一种措施。是指各国垄断资本集团，为了避免竞争，维护垄断高价，从而保证获得高额利润，通过协商，划分销售地区，规定销售限额，达成有秩序销售协议。 有秩序销售协定的产生 有秩序销售协定是自70年代始，逐渐在许多贸易国家之间出现的一种新的贸易保护形式，它是非关税壁垒措施的一种，这种协定实质上是贸易参与国之间暂时缓和竞争的紧张局面，相互妥协、分享市场的一种契约。 有秩序销售协定的特点 从表面看，有秩序销售协定与关税、配额制不同，是出口国单方面的自愿行动，但是若非如此，对方(进口国)便会采取更强硬的贸易保护措施。有秩序销售协定作为一种非关税壁垒，针对性强且灵活易变，可避开有关国际性机构的监督和约束，它体现着非关税壁垒手段隐蔽、形式多样的特点。有秩序销售协议也是“自动”限制出口的一种方式。 有秩序销售协定主要包括 典型的有秩序销售协定包括自动出口限制等内容。自动出口限制是指出口国家或地区在进口国的要求或压力下，自动规定在某一时期某些商品的出口数量或金额，如超过规定数量或金额就自动限制出口。自动出口限制的特点是出口国使用它时有选择性，即所确定自动出口隈制的对象并不是出口商品的全部，而且限制程度不一样。
普莱维什的保护贸易新论简介 当代阿根庭著名经济学家普莱维什（R·Prebish）经济理论的核心是他的著名的“中心—外围论”，他的保护贸易理论和政策主张则是围绕这一理论展开的。 （一）中心—外围论 普莱维什的认为国际经济体系实际上被分成了两个部分：少数工业化国家处在国际经济体系的中心，广大的非工业化发展中国家处在外围地带。他认为，中心国家享受着国际分工的绝大部分好处，外围国家则几乎享受不到好处。 因此，普莱维什认为，发展中国家如果仍然依靠传统的比较利益原则参与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将永远无法消除自己的贫穷落后状态。 （二）旧的国际分工格局是发展中国家经济落后的主要原因 普莱维什认为，发展中国家陷入了一种受工业中心国剥削和控制的境地，这种局面的出现并不是国际分工所造成的，而是由于旧的国际分工格局不合理所产生的。 他认为，在旧的国际分工格局下，发展中国家经济受到三个方面的侵害： （1）得到投资大部分利益的是资本输出国家而不是资本输入国家。 （2）出口生产的专业化（比如只出口初级产品）阻碍了经济落后国家的发展。 （3）经济落后国家的贸易条件长期恶化。普莱维什指出：“在这个格局中，并无新兴国家工业化的地位。” （三）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条件趋于恶化 他以英国1876～1938年的进出口统计资料为基础做了如下分析：设定这60多年的英国进出口商品的平均价格指数分别代表初级产品和工业制成品的世界价格，并且以1876～1880年的世界价格为100。60年后，1936～1938年世界平均初级产品价格已降为工业制成品价格的64.1%。 这就是说，发展中国家在19世纪70年代用一个单位的初级产品可以交换一个单位的工业制成品，到20世纪30年代，一个单位的初级产品只能换回0.641单位的工业制成品。 上述结果有悖常理：在价值规律调节下，单位产品的价格会随着生产率的提高而不断下降，生产率的变化则主要受科技发展水平的制约。工业化国家的科技发展水平远远高于发展中国家，按理说工业品的价格水平就应越来越低于初级产品的价格水平。然而，普莱维什的计算结果却正好与此相反。 普莱维什的分析报告公布后，引起世界各国的震动。为什么按传统的比较利益原则进行的国际分工会使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条件不断恶化呢？一些经济学家对此问题进行了分析，提出了以下几点解释： 1、科技进步的利益得不到平均分配。 传统理论认为，当一项技术得到普及并使劳动生产率得到提高后，技术进步的利益便会通过使产品价格降低的方式，或者通过提高收入的方式，平均地分配到世界各国去。但事实却并非如此。 现实的情况是： 1）中心国家通过普遍提高资本家和工人收入的方式获取技术进步的好处，产品价格几乎不变（如果收入提高的幅度大于生产率提高的幅度，产品价格还会上涨）； 2）外围国家则是通过降低产品价格的方式获取技术进步的好处，收入几乎不变。即使外围国家提高收入，也会由于低于生产率提高的幅度而使产品价格趋于下降。 如果没有国际贸易，两类国家技术进步的利益都会留在国内。有了国际贸易，则会由于两类国家价格水平的相反变动，使外围国家的贸易条件趋于恶化，所得技术进步利益的一部分通过商品交换流向了中心国家。 2、工业制成品价格的垄断性。各类产品的价格都会随经济周期的波动而波动，但波动的幅度却很不一致。经济繁荣时期，工业制成品的价格会出现大幅度上涨趋势。萧条时期，由于工业制成品价格的垄断性，比如通过企业裁员、限产以及大公司间的价格协议（卡特尔、托拉斯等）方式，保持价格水平不变，即使下降，其幅度也不会太大。 反观初级产品，虽然经济繁荣时期其价格也在上涨，但萧条时期价格下降的幅度要比工业制成品严重得多。随经济周期的反复波动，初级产品的价格便出现了长期相对下跌的趋势。 3、工会组织的作用不同。中心国家的工人保护自己利益的意识较强，代表工人利益的工会组织独立于政府和公司董事会之外，为提高工人的收入，经常向资方施加强大的压力。与此相对照，外围国家工会的力量则很弱小，难以对工人工资的上涨起到作用。 4、需求的收入弹性不同。需求的收入弹性是指相对于收入来说的需求变动情况。比如，随着人们实际收入的增加，对工业品（比如汽车、家电）的需求会有较大的增加，而对初级产品（比如棉花、粮食）的需求则增加较小。也就是说，工业品需求的收入弹性比初级产品要高。受需求增加程度的影响，工业品价格的上涨程度必然会高于初级产品。 5、技术革新使原料的耗费降低，各类初级产品的代用品被不断地发明出来。这也对初级产品市场造成较大威胁，成为发展中国家贸易条件长期恶化的一个重要原因。 （四）普莱维什的政策主张：利用保护贸易政策改善外围国家的被动处境 1、利用保护贸易政策改善需求弹性。 1）利用高关税和数量限制等措施，可以降低进口工业制成品的需求弹性。 2）利用出口补贴、出口退税等措施使出口产品价格便宜，可以提高初级产品的需求弹性。 2、利用保护贸易政策提高本国工业化程度，以彻底改变“外围”的地位。各国在国际经济体系中处于“中心国”还是“外围国”，是以各国的工业化程度为划分标准的。民族工业在建立和发展初期难以经受外来产品的强大竞争压力，自由放任的外贸政策将会把这些工业扼杀在摇篮中，因此，外围国家必须推行保护贸易政策 。 3、建立区域性共同市场，以利于外围国家的工业化发展。普莱维什主张发展中国家建立区域性共同市场，认为这会带来两方面的好处：一个方面是可以使几个发展中国家联合起来共同抵御工业化国家的商品入侵；另一个方面，共同市场内部的商品流动和商品竞争，有利于提高幼稚工业的活力和效率，可以弥补实施保护贸易政策所产生的某些负效应。 4、主张中心国家向外围国家开放市场。普莱维什认为，外围国家的保护贸易政策“不会妨碍世界贸易的增长速度。他指出，中心国家应该向外围国家开放市场，这会起到一种实际上的互惠作用：外围国家向中心国家的出口增长后，随之而来的便会是增加从中心国家的进口。因为外围国家外汇收入增加后，便会从工业国进口机器设备以提高本国的劳动生产率。 普莱维什的保护贸易新论评价 （一）保护贸易新论揭示了南北方之间经济贸易关系的不平等本质。 （二）以保护贸易手段推进工业化进程的经济主张是合理的。 （三）普莱维什保护贸易新论的局限性 普莱维什认为，旧的国际分工格局是发展中国家经济落后的主要原因。这种提法有失偏颇。客观地说，旧的国际分工格局确实存在很多不合理之处，它在相当大的程度上阻碍了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成长，是导致发展中国家贫穷落后的重要原因之一。然而，它只不过是事物变化的外因，发展中国家要想真正彻底摆脱贫困，主要应从自身内部找原因。
什么是普惠制 普惠制（GSP）全称普遍优惠制。它是世界上32个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出口产品给予的普遍的、非歧视的、非互惠的优惠关税，是在最惠国关税基础上进一步减税以至免税的一种特惠关税。这项政策有利于帮助受惠国增加出口,促进工业化和经济发展。 普惠制的产生 二次大战后，新独立国家经济脆弱，难以打破关税壁垒，贸易逆差巨大，负债累累。它们虽然大都参加了关税和贸易总协定，在关税上与发达国家享受同样最惠国待遇，但这种形式上的平等、公平，在水平不同国家之间实际上是不公平的。1964年联合国贸发会议举行第一届会议，77个发展中国家要求发达国家给予更优惠的关税待遇。 经多次磋商，1968年3月第二届贸发会议通过了《对发展中国家出口至发达国家的制成品及半制成品予以优惠进口或免税进口》的决议,确定了普惠制的原则、目标和实施期限，并成立优惠问题特别委员会。 但是，发达国家不愿执行统一的普惠制,1970年10月决定由各发达国家制定自己的给惠方案，每个方案有效期10年。1971年欧洲经济共同体率先实施普惠制方案。 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目前已得到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荷兰、卢森堡、比利时、爱尔兰、丹麦、希腊、葡萄牙、西班牙、日本、挪威、新西兰、澳大利亚、瑞士、瑞典、芬兰、奥地利、加拿大和波兰等22个国家实行的普惠制待遇。 普惠制的原则、目标、作用 普惠制的三项原则是：①普遍的，即所有发达国家对所有发展中国家出口的制成品和半制成品给予普遍的优惠待遇；②非歧视的，即应使所有发展中国家都无歧视、无例外地享受普惠制待遇；③非互惠的，即非对等的，发达国家应单方面给予发展中国家特别的关税减让，而不要求发展中国家给予同等优惠。 普惠制的目标是： ①增加发展中国家出口收益； ②促进发展中国家工业化； ③加速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率。
新霍特林模型概述 新霍特林模型假定消费者并非偏好完全相同，不会像迪克西特-斯蒂格里茨-克鲁格曼模型假定的那样每种东西都买一点，而是只从一个供应商那里购买某种产品。这种偏爱的供应商可能是由于地理上的接近，这时运输成本是重要的，所以区位是影响垄断竞争产业的重要因素。 霍特林(H. Hotelling)说明了双头垄断会导致差异极小化(假定排除了定价问题)。例如，在一报纸系列中(按某种标志排列，可用直线表示)，每份报纸都会尽量贴近中间读者群。如果一份报纸处于中点以外，那么另一份报纸也可以通过将自己定位于稍微离开终点的位置来吸引更多读者，得到更多的业务和利润。 底阿斯皮里芒特(C. d’Aspremont)等人把定价和企业区位决策结合起来，假定运输成本为二次方程式的(曲线型，意味着一定产品的负效用随消费者距其远近而增减)，独立的寡头垄断者设定价格来使自己的利润最大化，其他决策则是作为既定的。那么这些独立的寡头垄断者能够达到线的两端。国际贸易的好处是提供更多的选择，没有社会优化问题。 兰卡斯特(K. J. Lancaster)认为，产品由多种品质所组成的，某一特定产品具有特定的品质组合比例。在总体水平上或者是就广义上来说，人们需要差异化产品的所有品种。但实际上，每个消费者或消费者群体有不同的偏好，因而只是对产品的某个或某些不同品种产生需求；与此同时，生产方面也只是有限的品种被生产出来，大部分消费者并不能得到规格品种与他们的精确需求相一致的产品。兰卡斯特将其对产品特征的分析应用于需求研究，将垄断竞争模型扩展到了国际贸易。 按照兰卡斯特模型，假定某种产品的具体品种按其品质规格差异可以进行排列，如图7-11，并且假定消费者除了对产品需求的偏好外其他方面均相同。现在考虑某个消费者对该产品需求的具体品质规格为G * ，再假定可获得的最接近G * 的产品品质规格为G1和G2，两者的距离为d，与G * 的距离分别为t和d-t。 图7-11：产品品种的市场范围 在考虑G1和G2的价格时，我们会发现，G * 与G1和G2的距离越远，消费者个人对所选择的G1或G2商品的需求就越少。同时，对全体消费者也存在着这样一个关键性的G * 及相应的t，其中偏好商品处于G * 右端的消费G2，偏好商品处于G * 左端的消费G1,G * 这一点成为在给定价格条件下G1和G2市场的分界，如图7-11，G1商品的市场范围为商品的市场范围为。 这种情况同时也意味着每一种商品的市场范围取决于该商品的价格水平，即消费者在其偏好条件下，对该品种的需求取决于收入和该品种的价格水平。当收入一定时，可以得出消费者对该品种的需求曲线，消费者对于距离越远的商品品种，即使价格相同，消费需求也越小。进一步，假定消费者均匀地沿线分布且偏好是对称的，那么，在线上的任何一点G，都有相同数量的消费者(例如N)，对他们来说G是理想的产品品种。对该品种的市场需求曲线就是这些消费者个人对相邻两种产品各半个市场 (two half-markets)的个人需求曲线的和与N的乘积。 假定一种产品品种的价格为p，相邻产品品种的价格为p’，对该种产品的需求就是 ，D具有以下特征：第一，D是该产品品种价格p的减函数。在这种情况下，p的上升将减少市场上消费者对该产品品种的需求，也减少市场上消费者的数量(即缩小市场范围)，从而减少总的需求。第二，D是其它产品品种价格p’的增函数。反映出相邻的其它产品品种是替代品的事实，具体体现为个人需求曲线和市场范围的变动。第三，D是距离d的增函数。因为可获得产品品种间越大的距离代表更大的市场范围，因而有更多的消费者购买该产品品种，从而有更高的需求。 兰卡斯特模型的框架与前面的新张伯伦模型在某些基本方面不同，在兰卡斯特模型中，并非所有产品品种都是同等地可以相互替代，距离越远的产品品种替代性越差。此外，随着产品品种的增加，相邻产品间的距离将缩短。这里引出两个重要的应用： 第一，产品品种数越多，对每种产品品种需求的价格弹性和交叉价格弹性就越高，当相邻产品品种的距离逼近零的时候，需求的价格弹性和交叉价格弹性接近无穷大，即产品品种间具有完全替代性。这一点与新张伯伦模型的基础模型——斯潘塞-迪克西特-斯蒂格利茨模型(Spence-Dixit-Stiglitz model — SDS model)——的论点是极为不同的，在SDS模型中，产品品种增多不会导致不同品种变成更接近的替代品。 第二，一个更大的产品品种范围意味着消费者理想的需求与可获得的最接近产品品种的距离缩小。这一点从结论上讲与SDS模型相同，即产品品种多样性对消费者是有利的。但兰卡斯特模型给出了不同的理由，SDS模型认为偏好是对某一种产品品种的喜爱具体结合的，每一个消费者消费所有可获得的品种和喜爱一种不同的多样化产品以满足其强烈的偏好，而兰卡斯特模型则表明产品品种多样化是通过使消费者能够获得较为接近其理想的品质规格的产品而得益的。 现在转到生产这方面来看，假定厂商可以自由进出该市场，并能生产产品的任何品种，且生产任一品种的成本都相同，每一个生产者是在其他企业的品种和价格给定的情况下决定自己的价格和品种规格。还需假定任一品种的生产，其平均成本曲线表现为先是递减，然后当产出达到某个数量后转为递增，即U型曲线，这种假定使得一国厂商生产的品种是有限的，有的消费者可能买不到他最偏好的品种。 进一步考虑两个相同经济间进行自由贸易的效果。在封闭经济条件下，一国厂商在生产市场上可以自由进入和退出，生产不同品种产品拥有同样的生产成本函数，消费者具有相同密度的偏好，即消费者理想的品种规格沿着直线的分布是均匀的，这样就可以得到产品品种沿线等距分布且以相同价格出售的纳什均衡。由此确定了在长期均衡中，实际生产的品种会均匀地分布在某范围内，厂商生产每一品种的数量相同、销售价格相同，最终在完全竞争的市场结构上，每一厂商都只能获得正常利润，使销售价格等于成本。 图7-12给出了典型的差异产品的平均成本曲线和边际成本曲线，D是封闭情形下对某产品的需求曲线，初始均衡为E0，在这一点上厂商实现利润最大化(边际成本等于边际收益)，而厂商自由进入和退出时的长期利润为零，产出为Q0，国内价格为P0。 图7-12 厂商均衡在贸易前后的变化 在开放经济条件下，两国开展自由贸易后，如果可获得的差异产品品种数量不变，对典型差异产品品种的需求增加一倍，即国内需求加国外需求。但差异产品的生产就会进行调整，这种调整类似于封闭条件下的国内长期均衡的过程，最终形成每一品种只有一个国家的一个厂商生产，每个厂商都将以同样的销售价格，生产出同样数量的每一品种。像新张伯伦模型一样，现在仍然不能预测哪个国家生产该产品的哪些品种，但知道每个国家生产总品种数的一半，并且每一品种都将平均地销售到国内市场和国外市场。在这种情况下，两国的贸易是平衡的。 由于只有一个厂商生产一个品种，两个国家中其中一国的一个厂商生产给定的品种，另一厂商必须生产别的品种。生产给定品种的厂商面临的总需求为2D，即新的出口市场加上原有的国内市场。考虑到初始均衡点E0利润为零，现在该厂商可以获得正的利润。即仍然能够生产原来自己生产的品种的厂商会由于销售量增加，产生规模经济，降低了生产的平均成本，从而获得超额利润。对超额利润的追求，会使新厂商加入竞争，这也将鼓励其他厂商生产新的品种。竞争的结果导致销售价格的下降，直到下降到等于平均成本。 最后的均衡点是E1，在这一点上需求曲线D1与平均成本曲线AC相切。由于该品种的产品面临一个扩大的市场，需求变成了国内需求加国外需求的D1，厂商生产的产量就可以从Q0增加到Q1，价格和平均成本降到了低于P0的P1。 同时还可以注意到，在开展贸易后，生产的差异产品数目会比一国封闭条件时多，但总数目会比封闭条件下两国生产的品种数目之和少。假设两国贸易前品种数目和产品特性都一样，贸易后的厂商竞争导致有一半厂商退出，重新寻求新品种的生产。这样，当达到新的均衡时，品种的数目必然会比以前的多，新品种的增加缩短了品种间的距离，从而提高对产品需求的弹性，使需求曲线向下移动。并且所有品种仍旧均等地分布在产品的两种特性范围内。另一方面，假定对该产品所有品种的需求收人弹性大于1，且对价格不是完全无弹性的，这将导致品种增加后总数目又小于封闭条件下两国品种数目的总和。这样的结果使得每个厂商生产的数量会比封闭时大，平均成本和价格比贸易前会降低。贸易使得两个国家的消费者可获得的产品品种增加，同时产品品种增加降低了垄断程度从而降低价格，消费者从这两方面获得利益。相关条目霍特林模型新赫克歇尔-俄林模型赫克歇尔-俄林模型新张伯伦模型
标准贸易模型概述 标准贸易模型是建立在李嘉图模型、特定要素模型和赫克歇尔—俄林模型这几个传统国际贸易理论模型综合基础上的，是一个更具有一般性的世界贸易模型，可以用来分析国际经济学中的很多重要课题。当国家间经济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时，它们之间的相互贸易可以用传统的国际贸易理论来解释，因此这里选择标准贸易模型对这种经济条件下反倾销的贸易保护做出分析。 当各国处于不同的经济发展水平、技术水平时，差异是国际贸易产生的主要原因。如果两国进行自由贸易，各国都更多地生产自己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与他国进行交换，从而提高各自的福利。标准贸易模型的前提假设是：世界由两个国家组成；每个国家都生产A与B两种产品；市场处于完全竞争状态；两国的相对价格分别为PA/PB，PB/PA；社会将根据相同成本产出最大原则确定生产，而按照福利最大化原则选择消费。 如下图1 所示，本国生产点是Q，消费点是D，价格线O 与无差异曲线、生产可能性曲线同时相切，意味着同时满足了生产和消费最大化要求，此时，本国消费组合为QA2、QB2，产出组合为QA1、QB1，A产品供过于求，ΔQA = (QA1 − QA2)，B产品供不应求，ΔQB = (QB1 − QB2)，因而出口A，进口B。 图1：标准贸易模型（V1,V2,V3无差异曲线；O、等价线；O'TT'生产可能性曲线） 在正常情况下，如果PA/PB上升，本国贸易条件改善，生产点与消费点分别转化成Q'、D’，本国整体福利水平上升，而外国福利水平下降，本国贸易所得大于外国贸易所得；但是如果本国降低它具有比较优势的A产品价格，即PA/PB下降，而这一相对价格的下降是由于人为压价倾销，则本国福利水平下降，但价格优势所带来的竞争力使本国产品A顺利出口挤占国际市场，这样就对外国国内生产A产品的产业及其工人工资造成最直接的冲击，典型表现是外国A产业厂商倒闭，工人失业，社会保障体系负担加重。 根据上述模型，当外国A产品的产业及其工人工受到冲击、社会保障体系负担加重时，为保证A产品产业的生存、工人的就业和社会稳定，外国政府最终将被迫主动或被动地设置关税及非关税壁垒，减少A产品进口，保护A产业及其工人的经济利益。如果问题是由于倾销而产生的，进口国政府的相应保护行为就是运用反倾销措施。">编辑]标准贸易模型建立的基础 标准贸易模型建立在下面四个重要关系的基础上： (1) 生产可能性边界和相对供给曲线之间的关系； (2) 相对价格和相对需求之间的关系； (3) 确定世界均衡的世界相对供给与相对需求之间的关系； (4) 贸易条件(一个国家出口产品的价格除以进口产品的价格)对国家福利的影响。一、生产可能性边界和相对供给 在标准模型中，我们假设每个国家生产两产品 —— 粮食 (F) 和棉布 (C) ，而且每一个国家的生产可能性边界是一条光滑的曲线，如图 3-ll 中曲线 TT 所示。 生产可能性边界上的点代表社会实际产出的产品组合，它由棉布对粮食的相对价格 PC / PF 所确定。微观经济学中有一个重要的结论：如果一个市场没有受到垄断或其他市场失灵形式的破坏，那么这个市场的生产效率就非常高。也就是说在产品价格给定时，这样的市场可以达到产值(PCQC + PFQF) 的最大化。 我们可以在图上用一系列等价值线来表示市场的产出价值。同一条等价值线的产出价值相等且不变。每一条等价值都是由等式 PCQC + PFQF = V 或 QF = V / PF − (PC / P − F)QC 所确定的。在这里， V 是产出价值。 V 越大，等价值线的位置离原点越远。因此膏原点越远的等价值线对应的产出价值越高。等价值线的斜率等于负箩棉布的相对价格。社会将尽可能追求产出价值的最大化 —— 在 Q 点进行生产。 Q 点是曲线_1Tr 和一条等价值线的切点。 图3-11：产品相对价格确定社会产出 假定 P_C /P_F 上升，等价值线会变陡。在图 3-12 中， PC / PF 变化前生产可能性边界能接触到的最高等价值线是直线 VV1 。PC / PF 发生变动后，能接触到的最高等价值线是直线 VV2 。社会生产点从 Q1 转移到 Q2 。于是，正如我们所期望的那样，棉布相对价格的上升会导致棉布产出的增加和粮食产出的减少。因此棉布的相对供给会随棉布相对价格的上升而增加。 图3-12：棉布相对价格的上升如何影响相对供给二、相对价格和相对需求 图3-13表明了标准模型中生产、消费和贸易之间的联系。社会消费的价值等于社会生产的价值： PCD2C + PFDF = PCQC + PFQF = V 其中， DC,DF ，分别为棉布和粮食的消费，这一等式表示生产点和消费点一定在同一条等价值线上。 同一条等价值线上的生产点的选择取决于社会的消费倾向。在标准模型中，为了简化分析，我们假设社会的消费决策以一个具有代表性的个人的消费倾向为基础。 我们可以用一系列无差异曲线来表示个人的消费倾向。无差异曲线是在同一消费效用水平上棉布 (C) 和粮食 (F) 消费组合轨迹。无差异曲线有以下三个特点： 1 ．无差异线向下倾斜。如果粮食的消费量减少，为了达到相同的效用，就必须增加的消费量。 2 ．无差异曲线的位置离原点越远，所对应的福利水平就越高。对个人来说，消费的产品量越多，福利水平越高。 图3-13：标准模型中的生产、消费和贸易 3 ．每一条无差异曲线越往右越平坦。一个人消费的棉布越多，消费粮食越少，单位粮食对单位棉布的相对边际效用就越高。所以，随着粮食消费量的减少，所需的棉布消费量就越来大。 图 3-13 中有一组具有这三个特征的无差异曲线。社会将在等阶值线上选择具有这三个特征的点。社会将根据社会福利最大化的原则在等价值线上抉择具有这三个特征的点。社会将根据社会福利最大化的原则在等价值线上决定消费点。一点就是等价值线和它能接触到的最高的一条无差异曲线的切点，即点 D 。请注意，在这一点，该国将出口棉布 ( 生产的棉布的数量超过了所消费的棉布的数量 ) 和进口粮食。图 3-13 所代表的国家是棉布的出口者和粮食的进口者。 现在，我们来考虑棉布相对价格 (PC / PF) 上升会产生什么并。图 3-14 说明了这种影响。首先，棉布的产出增加，粮食的产出减少，生产从Q1 移到 Q2 。这使消费点所在的等价值线从 VV1 移动到 VV2 。所以消费点也从 D1 移动到 D2 。 图3-14：棉布相对价格上升产生的影响 从 D_1 到 D_2 的移动反映了 PC / PF 上升所产生的两影响。第一，消费移动到了一条更高的无差异曲线，社会福利改善了。这是因为图 5-3 所代表是一个棉布的出口国。当棉布价格上升时，同样数量的出口 ( 棉布 ) 能换取更多的进口 ( 粮食 ) 。因此出口产品的价格上升代表了一种优势。第二，相对价格的变动使消费点随无差异曲线向靠近粮食离棉布的方向移动。 在经济学基础理论中已经提及过两个效应。福利的增加是收入效应；在给定的福利水平下消费点的移动称为替代效应。收入效应使两种产品的消费量都增加，而替代效应的作用是使社会减少对棉布的消费，增加粮食的消费。 从理论上说，收入效应的影响可能非常大，以至于当 PC / PF 上升时两种产品的消费都增加。但是在一般情况下，棉布对粮食的相对消费量会下降。也就是说，棉布的相对需求会减少 ( 如图 3-l1 所示 ) 。三、贸易条件改变对福利的影响 当 PC / PF 上升时，原本出口棉布的国家福利增加。在图 3-12 中表现为消费点从 D1 移动到 D2 。相反地，如果 PC / PF 下降，国家的福利就会恶化；比如说，消费点可能从 D2 移回到 D1 。 如果一国原本出口的产品是粮食而不是棉布， PC / PF 变动所产生的影响与上面正好相反。 PC / PF 上升意味着 PC / PF 下降，国 g 福利随之恶化。同理， PC / PF 下降则会改善该国的福利。 我们将贸易条件定义为一国出口产品的价格除以进口产品的价格。使用这一定义来概括以上各种情况，我们得出一个一般结构论：一个国家的福利随着贸易条件的改善而上升，随着贸易条件的恶化而下降。四、确定相对价格 假定世界由两个国家组成，本国 ( 出口棉布 ) 和外国 ( 出口粮食 ) 。本国的贸易条件由 PC / PF 来衡量，外国的贸易条件由 PC / PF 来衡量。 QC 和 QF 是本国生产的棉布和粮食的数量： QC* 和 QC* 是外国生产的棉布和粮食的数量。 为了确定PC / PF ，我们要找到棉布的世界相对供给曲线和相对需求曲线的交交点。如图 3-15 所示，世界相对供给曲线 RS 是一条向上倾斜的曲线。这是因为 PC / PF 的上升使各国都增加棉布的生产，减少粮食的生产。世界相对需求曲线 RD 是一条向下倾斜的曲线，这是因为 PC / PF 上的各项使各国的消费点向靠近粮膏棉布的方向移动。两条曲线的交点 (点 1) 确定了均衡的相对价格 (PC / PF)1。 图3-15：世界相对供给和世界的相对要求参考文献↑ 佛山科学技术学院精品课程.《国际贸易》
林德假说概述 林德假说（Linder hypothesis）是瑞典经济学家林德（S.B.Linder）在其1961年的著作《论贸易的转变》一书中所提出的。林德假说以需求为导向来解释国际贸易产生的原因，他认为赫克谢尔——俄林定理只能解释初级产品的国际贸易，却无法解释二战以后有着相近要素禀赋的发达国家之间迅猛发展的产业内贸易，从而提出了林德假说，同其他产业内贸易理论相比，林德假说不再从供给角度出发，而是从需求角度解释一国贸易的构成。林德假说分析 林德提出了重叠需求的概念，即两国的消费者均消费某些特点的商品。他认为影响一国需求结构的主要因素是收入水平，一国的人均收入水平决定了该国特定的偏好模式，而两国之间收入水平越相似，两国偏好模式也越相似，需求结构也越相近，也就是说重叠需求的量越大，从而两国间贸易量就越大。出口潜力来自于一个国家内部的国内需求，因为国内有需求，企业才会生产该产品，并不断扩大产量，从而造成产量增加过度，超过了国内需求增长的速度，形成出口潜力。林德假说可以用图说明： 由此可以推出林德假说的结论就是，制成品的国际贸易在人们收入相似的国家之间比在人均收入水平有相当差距的国家之间更为重要。由于厂商的生产存在着规模经济，那么对一国内的消费者而言，他们的各种消费的满足固然可以完全在国内实现，但这时消费者必然要付出较高的价格，这不符合经济学的效益原则，于是国际贸易是最好的选择。 林德假说在现代贸易理论中有着特殊的意义，它从需求的角度解释了二次世界大战以来迅速发展的发达国家之间制成品相互贸易。对该理论曾经有过大量的实证检验。一类检验方法是这样的：考察一个发达国家与其贸易伙伴国之间的人均收入差距的绝对值和该国与其贸易伙伴国之间的贸易强度这两个指标。无疑，按照林德假说，这两个方面应该是负相关关系，即两国收入水平相差越大，需求结构相差也就越大，从而相互间贸易强度也就越低。1973年萨拉斯（Ｊ.Sailoes）等人的研究证明了这一点。但是有相似人均收入水平的国家通常有着相互靠近的地理位置，所以这时贸易也可能是低运输成本和文化相似性的产物。在注意到这些因素的前提下，1987年经济学家在对13个欧洲发达国家制成品贸易的研究中发现，大量的证据支持了林德假说。相关条目需求相似理论
杨小凯内生比较优势理论的概述 20世纪90年代以来，以澳大利亚华人杨小凯为代表的经济学家对传统贸易理论进行了重新思考，进一步突破了传统的比较优势理论的框架，创立了新兴古典经济学。杨小凯的内生比较优势理论可以概括为新兴古典贸易理论和新兴古典增长模型两个方面。 1.新兴古典贸易理论——内生比较优势理论 所谓内生比较优势是指比较优势可以通过后天的专业化学习或通过技术创新与经验积累人为创造出来，它强调的是比较优势的内生性和动态性。杨小凯以事前和事后的生产率差别把比较优势区分为内生比较优势和外生比较优势。他认为，内生比较优势是由对生产方式和专业化水平的事后选择产生的，这种内生比较和绝对优势有可能在天生生产条件完全相同的国家之间产生。或者说由于选择不同专业方向的决策造成的事后生产率差别称作内生比较优势。外生比较优势则是指由于天生条件的差别产生的一种特别的贸易好处，它是以外生给定的技术和禀赋差异为基础的比较优势，即外生比较优势是由事前的差别引起的。杨小凯认为专业化分工导致人力资本与知识的积累，从而产生内生比较优势。 在杨小凯(2002)的内生贸易模型中，每个人的天生条件可能相同，人们之间不一定有与生俱来的差别，即可能不存在外生比较优势。那么内生比较优势是如何产生且随着分工水平提高而提高的呢?杨小凯认为，分工后的总合生产力水平之所以高于自给自足水平，原因在于分工可以节省重复学习的费用。杨小凯认为，这种基于分工的发展而后天不断创造出来的比较优势具有重要意义。他认为，内生绝对优势有可能在外生比较优势不存在时出现。如果我们接受先天的生产率差异(即外生比较优势)作为分工的条件，就会导致贸易产品、方向和格局的静态化，这也是在一定程度上存在比较利益陷阱的根本原因。而作为分工的结果出现的内生比较优势的演进，则预示着一国贸易动态发展和经济持续增长的可能性。基于分工造成生产率差异的内生比较优势能够随着分工的逐步发展而不断演进，而且内生比较优势的演进是加速知识积累和生产率内生进展的动力。基于分工和专业化的内生比较优势的演进就成为一国贸易发展和经济增长的持续不断的源泉。因此，这种后天的比较优势就可以用来解释经济增长。将这种模型发展到有中间产品的情形，可以用来解释国际贸易、经济发展、落后国的产业升级等现象。 2.新兴古典增长模型——熟能生巧 1991年杨小凯和博兰(Yang and Borland，简称Y-B模型)将熟能生巧的概念引入其模型中，阐述了熟能生巧与交易成本、分工演进及经济腾飞的关系，阐释了内生比较优势可以通过熟能生巧即经验积累人为创造出来的观点。他首先设定经济系统中的熟能生巧具有特别的含义——分工中的熟能生巧，并引入交易成本的概念。此外，它还放弃了新古典模型的纯消费者与纯生产者分离的假设。模型假定生产率增长是专业化熟能生巧、交易成本和有多样化消费偏好的消费者一生产者交互作用的结果。当时间t=0时，每个人都没有太多的生产经验，生产率很低，也不能负担专业化和分工造成的交易成本，表现为自给自足状态。随着时间的推延，每个人积累了一些生产经验，生产率有所提高，能承担不太高的交易成本，开始从事一定程度的专业化活动。渐渐地，专业化熟能生巧加速了专业经验积累，个人专业化生产率进一步提高，能承担较高的交易成本，并选择较高水平的专业化。如此下去，直到分工演进的潜力被耗尽。Y-B模型的分析表明，分工的自发演进机制能产生内生增长。这种演进提高了每个人的生产率，同时降低了个人在社会中的独立生存能力。 从上面的论述可以看出，技术作为内生变量的几种动态比较优势理论，虽然研究角度不同、方法和侧重点各不相同，但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都强调了技术进步对比较优势转换的作用和“干中学”的经验积累效应，从而对二次战后东亚国家的经济崛起和国际贸易格局的变化具有更强的解释力，同时对现实中发展中国家的比较优势的动态转换具有一定的理论指导意义。 内生比较优势理论的指导意义 内生比较优势理论是现代国际分工与贸易分析的基石，中国对外贸易格局的转换必须基于比较优势的内生演进。与外生比较优势理论相比，内生比较优势理论对于我们的指导意义似乎更大。外生比较优势理论可以作为我国调整产业结构的指导原则，以纠正计划经济时期形成的高度扭曲的产业体系，这不仅能使我们取得更多的经济剩余，也会大大促进我国的就业。但是众所周知，运用外生比较优势理论也有很多缺陷，除了它苛刻的假设之外，它极易使发展中国家锁定在国际分工的低端，形成对本国初级产品和发达国家技术、资本密集品的双重依赖，从而落入“比较利益陷阱”；此外，现实也非自由贸易的天堂，我们国家具有比较优势的商品却使我们频频遭受贸易壁垒和反倾销调查之苦。避免落入陷阱的对策就是运用内生比较优势理论，重视培养我们的动态比较优势，谋求在更高层次上的竞争优势，逐步形成良性的产业升级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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