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自动化仓储系统 自动化仓储系统是由高层立体货架、堆垛机、各种类型的叉车、出入库系统、无人搬运车、控制系统及周边设备组成的自动化系统。利用自动化仓储系统可持续地检查过期或找库存的产品，防止不良库存，提高管理水平。自动化仓储系统能充分利用存储空间，通过计算机可实现设备的联机控制，以先入先出的原则，迅速准确地处理物品，合理的进行库存管理及数据处理。 自动化仓储系统的构成 自动化仓储系统一般包括堆垛机、物流管理软件、输送系统、货架系统等。 1、堆垛机 堆垛机作业自动化仓储系统中的主要设备，需要实行模块化设计、结构简单、外形设计美观。以日东公司的堆垛机为例，具有以下特点：水平和垂直方面采用激光测距、动力部分采用德国DEMAG电机减速机、行走装置采用德国DEMAG组合走轮、采用SEW矢量型智能变频控制器进行变频调速、采用西门子可编程序控制器、大屏幕显示指导出库入库及拣选作业等等。 2、自动化仓储管理软件 自动化仓储管理软件要求是一套基于网络数据库的、集信息管理和工业监控于一体的专业性软件。信息管理子系统可与公司的如MRP、ERP等监控子系统充分考虑到了安全性与灵活性。通常情况由于工业监控子系统指挥机械全自动完成入出库作业，在计算机网络系统发生故障时（如网络设备硬件坏了），只有ECS（设备控制服务器）还能工作，就可以将ECS作为后台数据库服务器进行紧急出库作业。在ECS发生故障时，可直接通过堆垛机手动作业。自动化仓储管理软件应具有如下特点： 1）信息管理子系统允许多个工作站同时进行入出库作业任务的录入。工业监控子系统可同时挂接多台ECS。 2）只要工业监控子系统尚未完成某项入出库作业，就可更改该项作业的各个数据，如更改数量，目标存放位置等，ECS能实时获取最新数据并进行处理。 3）通过局域网及通用的TCP/IP协议可与公司的MRP、ERP集成，接收入出库作业任务，反馈当前库存、库存动态和作业情况等诸多信息，为指定的部门提供各类报表。 4）可视化、图表化地反映货位信息、物料移动、工作中设备的各种状态等信息。 5）充分考虑到物料的先进先出、入出库作业先先级、货架的上轻下重、堆垛机最短距离位移等原则。 6）同种物料合理分布于两个以上的巷道，这样当一台堆垛机坏了，另一台还能取出该物料。 7）合理调配各台堆垛机的忙闲程度。 3、输送系统 专业输送设备包括辊子、链式、皮带皮、无动力式、可移动型输送系统，可适用于电子、家电、食品、化学、物流中心的产品输送和分配。在不同的物流规划中可以根据工艺布局，选用不同类型的辊子或链式输送机，并应用各种辅助装置，使物料完成连续输送、积存、翻转、分贫、合流、提升等。配以PC程序控制系统和 CPU管理系统，才能算是一套完整的自动化输送系统。 数码化拣货系统 随着经济和生产的发展，流通趋于多品种、小批量，因此各物流配送中心配送货品的种类和数量将急剧增加，货物分拣任务十分艰苦，分拣作业已成为一项重要的工作环节。显然，随着分拣量的增加、分拣点的增、配货响应时间的缩短和服务质量的提高，依靠普通的分拣方法，如“传票拣选等，将无法满足大规模配货配送的要求。针对目前市场的需求，开发一种具有缓冲能力，可直接和上下游生产线对接，大幅度提高拣货速度，降低拣货错误率的堆积滚筒输送线电子标签辅助拣选系统非常紧迫。 数据化拣货系统（以下简称DPS）是一种电脑辅助的无纸化拣货系统，其原理是借助安装于货架上每一个货位的LED电子标签取代拣货单，利用电脑的控制将订单信息传输到电子标签中，引导拣货人员正确、快速、轻松地完成拣货工作，拣货完成后按确认钮完成拣货工作。计算机监控整个过程，并自动完成账目处理。 数码化拣货系统由流动货架、电子标签、堆积滚筒输送线、条形码阅读器、管理与监控系统构成，具有如下系统特色： 1、电子标签采用先进信号合成技术，通讯信号搭载于电源波形上，利用不锈钢导轻传输电源及数据信号，配线只需两芯，所有电子标签均并联在一线，统一连接到接入盒中，降低了配线成本。 2、系统的维护简单。在电子标签拣选系统中，安装了一个零地址电子标签，该标签可实时监视整个DPS系统的运行情况，当出现故障时，零地址电子标签立即显示出错电子标签的地址和故障原因，供操作人员参与，当需要更换出故障的电子标签时，不必关闭电源，可直接进行热插拔操作。 3、堆积滚筒输送线提供足够的缓冲能力，当某个料箱在某个拣选工作区被止挡器挡住移动时，其他部分依旧正常运行。可以方便地与生产线对接。 4、多个拣选工作区并行作业。 5、料箱进入输送线后，如果在某个工作区没有拣选任务，则信息自动向下一个工作区传递，以便拣货人员做好准备。 6、实施效益 （1）提高拣货速度效率，降低误拣错误率。电子标签借助于明显易辨的储位视觉引导，可简化拣货作业为“看、拣、按”三个单纯的动作。降低拣货人员思考及判断的时间，以降低拣错率并节省人员找寻货物存放位置所花的时间。 （2）提升出货配送物流效率。 （3）降低作业处理成本。除了拣货效率提高之外，因拣货作业所需熟练程度降低，人员不需要量特别培训，即能上岗工作。为此可以引进兼职人员，降低劳动力成本。 物流设备生产企业在技术上向国际标准看齐，密切跟踪世界最尖端的物流技术，分析市场需求，不断的创新、开发新的产品，能才满足国内物流业发展的需要，产品和企业才会有活力。日东公司与韩国三星物流及日本的AIOI物流系统株式会社团组织进行全面的技术合作，吸收国际上先进的物流技术，综合国内物流发展特色，已研发出具备自主知识产权的自动化仓储系统和数码化拣货系统的物流设备系统。
An accounting methodology for certain bonds. The unamortized bond discount i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par of a bond - the value of the bond at maturity - and the proceeds from the sale of the bond by the issuing company, less the portion that has already been amortized on the profit and loss statement. |||The discount refers to the difference in the cost to purchase a bond (its market price) and its par, or face value. The issuing company can choose to expense the entire amount of the discount, or can handle the discount as an asset to be amortized. Any amount that has yet to be expensed is referred to as the unamortized bond discount.
什么是单一汇率 “复汇率”的对称，指一种货币（或一个国家）只有一种汇率，这种汇率通用于该国所有的国际经济交往中。凡是一国对外仅有一个汇率，各种不同来源与用途的收付均按此计算，或本币对各种外币的即期外汇交易的买卖价不超过2%者，既称为单一汇率。相关条目复汇率单一汇率是一个小作品。你可以通过编辑或修订扩充其内容。
什么是公债调换 公债调换是指在未对公债进行清偿以前，通过新发行的公债券换回旧的公债券的形式，改变原来规定的公债本金、利率、偿还期限等发行条件，并以法律形式加以规定。 公债调换的性质 公债调换变更的内容包括：增加本金、调整利率、延长公债还本付息期限、停付公债利息等。从形式上看，公债调换是政府以新发行的债券作为向债权人偿还本金和支付利息的一种手段；实际上，政府并没有如期偿还公债本金和支付利息，而是对到期公债的一种延期支付，属于对公债债务负担期限的一种调整。 大多数情况下，政府对公债的调换是以自愿为原则的，并为债权人提供各种选择的机会与条件。但为了实现某些特定的目标，政府也会采用强制性手段进行公债调换。所谓强制性手段是指政府在实行公债调换时，规定债权人必须以其持有的旧公债券调换新公债券，债权人对索取本金与调换无选择权。政府以强制性手段进行的公债调换，使公债调换过程及其调换本身具有强制公债的性质。 自愿原则一般只适用于有期公债，对于无期公债和永久公债，政府往往采取强制手段进行调换。即使采取自愿原则，也必须有政府的特许为前提条件。其原因主要在于政府对无期公债没有还本的义务，债权人也只有索取利息的权力，而没有索取本金的权力。 公债调换的目的 政府进行公债调换，通常基于以下考虑： 1．降低公债费用。 公债费用大部分由所要支付的利息费用构成，即公债的债息负担。通过公债调换，以低利息的新债券换回高利息的旧债券，或停止支付利息，就可以降低公债费用，减轻财政的债息负担。因此，政府往往需要在最后还本付息以前，通过公债调换，先行降低利息方面的费用。尤其是国家在特殊情况下，如高通货膨胀时期发行了过高利率的公债，到公债偿还时通货膨胀已得到了控制，则可以以低利率的新公债取代高利率的旧公债，以减轻国库的负担。 2．延缓公债本息的偿付期限，将偿债负担后移。 当原有公债将要到期，而政府又无力偿付公债本息时，可以通过将要到期的旧债券调换成期限较长的新债券的办法，达到延缓偿付公债本息的目的。尤其是在原有公债数量过大，期限结构不合理，偿债时间比较集中，可能出现偿债高峰时，政府往往在偿债高峰到来以前，通过公债调换，变更发行条件，延长偿还期限，将债务负担后移，防止因偿债高峰导致的财政困难甚至债务危机。后移的债务则可通过未来经济发展、增加财政收入来解决。 3．为了实施某种财政政策或货币政策，或为了配合某种政策的实施而进行公债调换。 例如，在进行币制改革时，货币单位和币值发生了变化，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就会以按新货币单位和币值计算的公债调换按旧货币单位和币值计算的公债，以稳定公债市场。 此外，增募公债、维护债券持有者的经济利益、维护或提高政府的债信等，也是政府进行公债调换的主要目的。 公债调换的方法 将变更利息与增减本金进行不同的组合，可以有不同的公债调换的方法，主要包括减息增本法、减息增募法、增息增募法、减本调换法和低利调换法等。 1．减息增本法。 即政府以低利率的新公债券调换高利率的旧公债券，同时将因利率降低而减少的利息额折算成本金，作为新债的增加额交给接受公债调换的债权人。这种调换的结果，由于新债利率降低而有可能使政府每年支付的利息额减少，但却增加了未来需要归还本金的数额。因此，要达到减轻政府债息负担的调换目的，必须使本金的增加额小于利息的减少额。为此，在运用减息增本法进行公债调换时，应对减息增本的差额进行精确计算。计算公式如下(实行单利的条件下)： (1) 其中：为新增本金额，P为原来金额，r1为新债利率，n为债务期限。 将上述公式进行整理，得： (2) (3) 设减息为C，，则： (4) 其减息额必须大于等于新增本金额。只有这样，才能达到减轻债务利息负担的目的。至于减轻利息负担的程度要视具体情况而定。 2．减息增募法。 即政府以低利率的公债调换原有的利率较高的公债，并将由于利率降低而少支付的利息费用用于增募新的公债。其计算方法与做法是：政府对同一数额的本金按新旧两种利率计算出相应的利息额，再计算出在新利率下获取旧债息额所需本金数，新本金减旧本金两者之差，即为持券人应加缴的本金数。其计算步骤和公式如下：首先，按旧利率计算出利息额C，即 C = Pnr (5) 其次，计算在新利率下债权人应加缴的本金额，以为表示，则 (6) 有旧债100亿元人民币,年利率为12％,现以年利率为10％的新债调换旧利率公债，试计算债权人应加缴的本金额。设n=1。 解：(1)求旧债应付的利息额： 根据公式(5)计算得 C = Pnr=100亿元×1×12% （2）求债权人应加缴本金额： 根据公式（6）计算得 = 20(亿元) 即债权人应加缴的本金额为20亿元。 实行减息增募法，实际上是将新旧两种公债的利息折算为两者本金数的差额，由债权人缴纳给政府，而政府再换绐债权人以新面额的公债券或公债证书，其实质是政府在不增加新的利息负担的前提下增发了公债。以减息增募法进行公债调换是有前提条件的，主要包括两点： 一是过去发行的公债利率偏高，现在市场利率降低，以致旧公债的利率大大高于现行利率。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可以从较低利率的市场上借款，只要政府债券的利率不低于市场利率，人们还是愿意接受的； 二是政府债信较以往有较大提高。如果不满足上述基本条件，政府只能以强制手段进行公愤调换。 3．增息增募法 即政府以高利率的新公债调换低利率的旧公债，新旧公债的利息差额折算成本金，由债权人加缴。采用这种方法进行公债调换，可以使政府募得新的资金，解决近期内的财政需要。但是，与减息增募法不同的是，减息增募法是本金额增大而政府付息负担不变，甚至相对减轻了政府的利息负担；而增息增募法则是在增加政府利息支出的前提下增加公债的本金额，从而加重了政府的债务负担。 增息增募法一般是在市场利率升高，原有未到期的公债利率过低时政府采用的一种公债调换方法。在市场利率升高，旧公债利率相对降低的情况下，一方面旧公债的市场价格会跌落，另一方面，债权人也会蒙受一定的损失。如果这两个问题不予解决，势必降低政府的债信。因此，在这种情况下，政府以增息增募法进行公债调换，既可以获得一笔新的债务收入，又维护了政府的债信。当然，政府的债息负担也随之加重了。 4．减本调换法 即政府在不减少支付给债权人的利息额的前提下，减少公债本金或延长还本期限。采用此法，虽然政府年付息总额不变，但其负债总额减少。在市场利率持续下降时，采用此法调换旧债，可使债券持有者获得较高的利息收入。例如，对于一张100元面额的债券，当市场利率由10％降到8％时，仍按原来的本金额以10％付息，但参照8％的利率重新计算本金，进而减少应还的本金额。其调换方法与计算步骤如下(设n=1)： 首先，仍按10％的利率对100元面额的公债计息。 根据公式(5)计算C值，得 C = Pnr = 10（元） 其次，使公债利率仍维持在10%，但参照现在市场利率8%重新计算本金： 若按8%计算（以r1表示），100元面额的公债券利息C1应为： C1 = Pnr1 = 8（元） 因为使公债利率仍维持在10％，所以应再将按现行市场利率计算的8元利息额以10％的利率折算成新公债的本金(以p1表示），则 = 80元 即政府将以80元面额的新债券，调换100元面额的旧债券。 5．低利调换法 即政府以低利率的新债调换高利率的旧债。低利调换法并不改变本金的数额，但却降低了利息支付额。其做法通常是将附有新息票、或已经规定降低了利率的新债券调换旧债券，或者仅仅调换新息票，手续比较简便，也不必进行复杂的计算。 利用低利调换法进行公债调换，只是单纯地降低利息，使政府获得好处，而债权人却遭受了经济损失，因此，使用这种方法是有前提条件的。一般来说，原有的较高利率的公债是政府在非常时期借的(如战争时期或财政困难时期)，当时一方面政府急需一笔资金满足开支需要，另一方面市场上资金偏紧，游资较少，政府不得不以较高的利率举借公债。而到了和平时期，市场上游资充斥，利率下跌，政府有可能将高利率的旧债调换成低利率的新债。例如，1932年，英国曾经成功地将利率为5厘的20亿英镑的战时公债以利率为3．5厘的新债券进行了调换，从而使英国政府每年能节省3000万英镑的利息支出。在市场利率日档跌落时，债券持有者不希望马上偿付本金，愿意将到期的公债延期转为更长期的公愤，也使低利调换法得以实行。 公债调换与公债整理的联系与区别 公债调换与公债整理既有区别，又有联系。 二者的区别主要在于，公债调换通常是针对确定的某种或某类公债，以新债换旧债；公债整理则通常是针对所有未偿公债，因其种类和偿还条件的混乱而进行的清理和整顿。 二者的联系主要在于目的相同，都是为了维护政府的债信及债权人的利益，同时减轻政府的债务负担。在各国的公债管理实践中，公债调换与公债整理往往是结合使用、互为补充。公愤调换通常是被作为公愤整理的一个重要手段而加以运用的。
保证公司债 保证公司债，是指公司发行的由第三者作为还本付息担保的债券，是担保证券的一种。担保人是发行人以外的他人（或称第三者），如政府、信誉好的银行或举债公司的母公司。一般来说，投资者比较愿意购买保证公司债，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公司到期不能偿还债务，担保人要负清偿之责。
The setting up of a trade which is based upon what the price of a security does once it reaches a certain critical level. After the security has to reacted the level, the security's positive or negative reaction is used to set up trades. Traditionally, the critical levels are areas of resistance or support for the security. Taobiz explains Trade Price Response For example, say that the $25 level of a stock has been an important level of resistance, and it has had difficulty in moving above that level several times. A trade price response would be the setting up of a trade based on what the price does once it again reaches the $25 level. If the an upward move toward this level were to slow, a trader may enter a short position on the stock as the price has again failed to move above the level. On the other hand, if the price moved above the $25 level a trader may enter a long position in anticipation that the price will head higher after breaking through this critical level of resistance.
能源安全的概述 能源安全是指以合理的价格提供足够的燃料和电能,支持国家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保障人民生活,并保卫本国领土.为了保证能源安全,能源短缺的国家要谋求石油进口渠道,这就形成了全球性的“能源争夺战”。 如果能源安全的定义是在任何时候都能获得价格合理的能源,那么,这样定义的能源安全就取决于生产国能否采取措施促使市场稳定，石油生产国旨在市场稳定和抑制价格波动的各种政策措施企是有利子缓解石油等能源安全担忧的。 能源安全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以石油天然气为代表的能源储量、能源生产和能源供应安全。人们往往将能源安全与石油安全混合使用,在大多数情况下,能源安全一般是指石油安全.探讨石油安全概念及其演变,分析西方主要石油消费国的石油安全战略,对于目前日益倚重海外石油的中国来说,是十分必要的。 能源安全是指我们的经济、社会制度和生活方式能够以可以接受的成本依赖充足的能源供应。对能源进口的外部依赖决定了能源安全需要重视两个方面：一是外部能源资源的可用性(accessibility)，二是外部能源资源的可受性(affordability)。 油战略家丹尼尔·耶金指出，“能源安全的目标是指以不危及国家价值观和目标的方式，以合理的价格确保充足可靠的能源供应。”能源安全的四重含义 在相当长时期内，中国能源安全至少包括四个方面的含义：第一，是能源的供给安全。从资源上看，我国的煤炭储量在世界排第三，次于俄罗斯和美国，产量也多年稳居全球首位。以此为基础，中国事实上也成为世界上绝无仅有的以煤炭为主的能源消费大国。与之类似，我国的石油生产量也位居世界第五、六的位置。 能源安全的第二重含义，是能源的价格安全。从本质上说，能源不是一种单纯的商品，不仅任何一个地缘政治冲突都可能对能源的价格产生重要的影响，而且小到一场飓风的暴发都可能对能源的价格产生重要影响。 能源安全的第三种含义，则是近年来日益凸现的能源运输安全 能源安全的第四重含义，则是能源消费的环境安全。产生能源消费环境安全的本质原因，根源于我国的近乎畸形的能源消费结构能源安全的分类 在国家经济发展的一定时期内，保障能源的持续、及时、足量地满足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并且保持价格的可接受性、发展的可持续性和国家政治的稳定性。从时间上，能源安全可以分为短期能源安全、中期能源安全与长期能源安全三类；在空间上，能源安全可以分为区域安全、国家能源安全与全球能源安全三类；在类别上，能源安全分为能源供应安全和能源使用安全，前者包括能源的开发、运输与储备，后者包括能源的贸易、效率与环境。能源安全的基本特性 能源安全的丰富内涵决定了能源安全理解的多面性，厘清能源安全的基本特性是制定能源安全战略和政策的逻辑起点。 1、能源的经济安全属性 经济利益是国家利益中最基本、最核心的利益，经济安全是对国家、民族的经济利益的维护和拓展。在国家层面上，经济安全是指一个国家经济体系抵御各种干扰、威胁、侵袭的能力，优化一个国家经济体系得以持续、安全发展的国内、国际环境。能源是推动经济增长的基本要素，能源的经济安全属性集中表现在三个方面：首先，提高能源效率，以较低的能源消费支持快速的经济增长。能源效率分为能源经济效率和能源技术效率，前者表现以单位GDP能耗为指标的能源强度，后者表现为单位产品能耗。其次，随着石油进口依存度的提高和国际石油价格的暴涨，每年用上百亿美元的外汇进口石油可能对国际收支平衡产生严重影响。最后，油价上升带来生产成本的提高，以石油为能源、原材料的相关行业成本也会上升，形成较为强烈的通货膨胀预期，造成更大范围的企业成本增加，从而降低了企业的国际竞争力。 2、能源的环境安全属性 在能源消费过程中，煤炭的使用产生了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环境问题或者说环境安全在国际能源安全中的地位日益凸显，环境问题对国际能源工业、市场需求和价格走势的影响越来越大，任何能源政策和能源安全战略的制定都不得不考虑到环境保护或环境安全的因素。从世界各国发展的趋势看，工业化国家都采用了以油气燃料为主的能源路线，逐步减少固体燃料的比例是世界各国促进能源结构优化，提高能源效率，降低能源系统成本，提供优质能源服务的必然选择。在环境保护浪潮的影响下，控制、稳定、甚至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量已经成为环境安全的首要目标，也是国际社会的当务之急和共同责任。就能源的生产和消费来讲，就是要放缓、节制矿物燃料的生产和消费增长速度，使空气中的二氧化碳含量得以控制、稳定甚至减少。 3、能源的治理安全属性 能源安全是市场和政府资源配置的混合领域，对能源市场的有效治理是政府确保能源安全的基础性工作。各国能源体制改革的基本趋势是放松管制，重视市场机制的作用，建立政府引导，市场机制推动，行政主导，经济激励，有限竞争的能源市场。以市场机制，如竞争机制和价格信号等，为能源资源流动和优化配置的基础调节杠杆，即只要市场自身的力量能够消化和解决的就用市场化的手段和方式调节处理；同时辅以政府主管部门或监管机构有力的监管。对于市场失灵或者市场忽视的领域，如能源生产、销售的市场准入、能源安全生产隐患和事故的防范与消除、能源开发利用中环境污染事故的治理、新能源新技术的普及和推广等，都需要政府的介入和干预。政府对能源领域的介入一方面表现为政府的调控和管制，甚至包括行政处罚等强制手段，另一方面也表现为政府的鼓励、引导和扶持措施，如通过给予政策性贷款和税收优惠等方式实现，从而最终达到用最小的政府干预解决能源问题的外部性问题，实现“有形之手”和“无形之手”的协同并用和优化配合。 4、能源的国家安全属性 市场的逻辑是将经济活动集中在便于发展生产并获得高额利润的地方，而国家的逻辑则是获取并控制经济增长及资本积累的进程，经济上的相互依存产生了一种可供利用和操纵的脆弱性，导致了国家权力与市场财富的持久冲突。能源安全是国家安全的基石，国家安全是能源安全的价值归属。能源既是各国政治与外交政策的主要目标，也是各国政治与外交政策的主要手段。冷战结束以来，能源出口国也加重了能源输出在其对外政策和外交手段上的分量，对主要能源进口国而言，能源因素已经成为它们对外政策的决定因素。石油资源主导权的争夺更趋复杂难料，成为21世纪国际冲突与战争的根源。能源是一项重要的战略资源，能源安全涉及国内与国际、供给与需求、经济与环境、法律与科技等多个方面，非单一手段所能解决。为此，国家维护能源安全需要结合全球化背景下的能源地缘政治格局和国际利益分配，从相互统一的整体来看待，注重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多种手段的综合运用与协调。 5、能源的合作安全属性 能源赋存的地域性和结构性不平衡，决定了能源的跨国流动性和能源贸易的国际性。随着全球化的不断发展，在相互依存的世界体系日益发展的今天，能源安全问题的跨国性和综合性日益突出。能源安全问题实质上并不是总量严重不足的问题，而是世界能源资源如何合理有效配置的问题。保证本国的能源安全供给和世界能源资源的配置都是通过能源贸易途径解决的。一国能源安全问题不可能游离于世界经济全球化的大势之外而单独成为一个封闭的市场，它只能通过双边或多边的合作或竞争下的合作，在彼此相容、交融和整体平衡的利益中实现。各能源进口国应摒弃以恶性竞争谋求安全优势的旧式思维，通过加强能源领域合作扩大共同利益，提高应对威胁和挑战的能力与效率。事实证明，能源安全只能建立在互利、共赢的安全利益之上，单方面的、“零和”的安全诉求不能保障真正和持久的能源安全。各国在实现自身能源安全的同时，必须尊重别国利益和关切，为对方的能源安全创造条件。能源安全观的演变 回顾人类社会发展历程，能源安全问题由来已久。自19世纪末以电力、化学革命和内燃机为特征的产业革命以来，全球能源需求持续增加，能源安全问题逐步显现。迄今为止，世界各国致力解决能源安全问题的观念发生了3次重大变革：一是与战争相关的能源安全观，二是冷战时期的能源安全观，三是新形势下的新能源安全观。与战争时期的能源安全观和冷战时期的能源安全观相比，新形势下的新能源安全观的理念更丰富，突出体现在5个方面(图1)。 从单一安全转向全面安全 当今世界，能源多元化已经成为各国能源战略的必然选择。传统能源安全以单一的石油安全为核心，新能源安全观在关注石油安全的同时，开始关注天然气、电力、煤炭、核能等主要能源的全面安全。 从狭义安全转向广义安全 传统能源安全以防御中东石油供应中断为重心，新能源安全观认为，恐怖活动的全球化与常态化，需要将能源安全扩展至各个国家和能源供应链的各个环节，维护能源来源稳定、基础设施安全和运输通道安全均是能源安全的重要内容。 从单向安全转向双向安全 传统能源安全主要关注供应安全，新能源安全观认为，能源安全的主体包括消费者、转运者和生产者，能源安全对消费方和生产方是一致的，在关注消费方供应安全同时，也应关注生产方的需求安全和转运方的运输安全。 从对抗安全转向合作安全 传统能源安全将消费国与生产国的利益对立起来，强调“同盟安全”或“结盟安全”。新能源安全观认为，任何一个国家或地区的能源安全都依赖于全球能源安全，保障能源安全的唯一出路是“合作安全”和“共赢安全”，即从民族国家的安全拓宽至全球安全。 从短期安全转向长期安全 传统能源安全主要应对市场短期供应中断，新能源安全观在强调应对市场短期供应中断的同时，更加注重能源供应的可持续性，同时更加注重生态与环境安全，新能源、新技术、气候变化等成为了新能源安全观的重要内容。新形势下我国能源安全面临的新挑战 近年来，我国广泛开展能源双边多边合作，大力支持能源企业“走出去”，积极推进节能减排工作，启动国家战略石油储备基地建设，推进加大新能源可再生能源开发力度，能源安全保障能力有所增强。但是，油、气、煤、电供应紧张局面时有出现，大面积停电事故偶有发生，能源安全形势仍不容乐观。当前和今后较长一段时期，我国能源需求仍将持续较快增长，能源对外依存度还将快速增加，国际政治经济形势日趋复杂，围绕资源争夺、市场控制、核心技术的竞争将更加激烈。面向未来，保障我国能源安全的任务将更加繁重，形势将更加严峻。 保障能源供应的压力不断加大 2020年前，我国仍将处于工业化和城镇化“双快速”发展时期，随着经济规模进一步扩大，能源需求还会较快增加。预计2015年，我国能源需求总量将达到38亿吨左右标准煤，有可能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能源消费国，2020年能源需求总量将达到42亿—45亿吨，2030年有望突破55亿吨。预计到2015年，我国能源对外依存度将由2008年的8.8%上升到15%，石油和天然气对外依存度将由2008年51.2%和5.8%分别上升到60%和30%左右，到2030年，我国能源、石油、天然气的对外依存度将进一步上升到25%、70%和50%以上。 与此同时，我国煤炭继续扩大产能面临的生态环境压力越来越大；石油继续扩大产能面临的资源制约越来越大；天然气、风电、核电具备产量较大幅度增长的条件，但基数较小；其他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大规模发展面临技术和经济性的制约；利用国外能源存在诸多风险。总体来看，我国能源需求快速增长与能源供应增长制约的矛盾将长期存在，我国煤电油运总体处于紧平衡的状态难以在短期内从根本上消除。 温室气体减排对能源安全的掣肘作用依然存在 我国是温室气体排放大国。2030年前，我国温室气体排放还将继续增长。近年来，世界主要国家高度重视气候变化问题，“G8+5”领导人对话会议、欧盟首脑会议等国际会议，均将气候变化问题作为核心议题。美国奥巴马新政府更加重视气候变化问题，2009年6月26日，美国众议院通过了旨在降低美国温室气体排放、减少美国对外国石油依赖的《美国清洁能源安全法案》，标志着美国迈出了应对气候变化的重要一步。2009年11月27日，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决定了我国2020年的减排目标，即单位GDP国内生产总值CO2排放比2005年下降40%—45%。2009年12月18日，举世瞩目的哥本哈根气候变化峰会落下帷幕，温总理在气候变化领导人会议上强调：“中国政府确定减缓温室气体排放的目标是中国根据国情采取的自主行动，是对中国人民和全人类负责的”。“我们言必信、行必果，无论本次会议达成什么成果，都将坚定不移地为实现甚至超过这个目标而努力”。尽管《哥本哈根协议》不具法律效力，但作为负责任的大国，中国政府仍将减排温室气体作为一项自觉行动，并需在优化能源结构上下更大功夫，同时需付出一些可承受的能源安全代价。 国际能源合作存在诸多风险 近年来，我国广泛开展能源对话与合作，与世界30多个国家签订了政府间能源合作协议，与苏丹、哈萨克斯坦、委内瑞拉、尼日利亚、伊朗、伊拉克等40多个国家开展了油气合作，与澳大利亚、蒙古、越南、印度尼西亚等国开展了煤炭合作，与澳大利亚、哈萨克斯坦等国签署了铀资源双边合作协议，与越南、蒙古和俄罗斯等周边国家签订了跨国输电协议。2007年12月，中哈原油管道二期工程开工，管线长1362公里，年输送原油2000万吨，预计2013年建成。2008年6月，中亚天然气管道项目开工，设计年输气量300亿立方米，2010年全线投运。中缅油气管道项目达成初步共识，签署了天然气资源购销协议。2008年，我国境外权益石油产量近4500万吨，权益天然气产量约80亿立方米。 长远看，利用国外能源资源已成为我国能源安全战略的必然选择。但是，利用国外能源资源也存在许多风险，主要表现为：主要能源消费国加强对世界能源市场的影响，主要能源生产国强化对能源资源的控制，能源的战略属性进一步增强；国际金融资本和投机资金不断涌入国际能源市场，推动能源价格高位振荡，能源的金融属性进一步突显；国际恐怖事件时有发生，中东、非洲、中亚等能源生产地与过境国政局动荡、冲突不断，人员安全和能源生产设施受到威胁；全球石油运输通道过于集中，且存在加剧趋势(图4、图5)，各国对跨国能源运输通道控制权的争夺异常激烈，有可能成为影响能源安全的重要因素；我国利用国外能源历史短、规模小、价格承受力弱，能源军事保障力量较弱，对国际市场的影响力低，利用国外能源的安全保障体系还有待进一步完善。 提高能源科技自主创新能力任重道远 我国能源技术虽然已经取得很大进步，但与能源发展的要求和国际先进水平相比，还有很大差距。未来世界，谁率先掌握了新能源技术，谁就赢得了发展的主动权。为化解能源资源和环境约束，目前，世界主要国家已经展开了新能源科技竞争，零排放燃煤电站、氢能及燃料电池、快中子堆、磁约束核聚变等前沿技术研发步伐加快。与世界先进国家比较，我国在能源高新技术和前沿技术领域还有相当差距，若不能与世界同步发展，在新的能源科技变革中将继续处于落后和被动的境地，难以发挥科技对能源安全的支撑作用。 能源储运应急能力亟待加强 我国已经建成了第一期总规模为1640万立方米的国家石油储备基地，但是与美日欧等100天以上储备规模相比，我国石油储备规模很小。天然气、煤炭和天然铀储备仍是空白，目前仅建成了6座枯竭油气藏地下生产性储气库，工作气量为17亿立方米，占天然气消费总量的2%左右，远低于国外天然气工业发达国家约10%—15%的平均水平。我国煤炭运输通道比较集中，大秦、朔黄铁路占“三西”煤炭外运总量的70%以上。输煤铁路和油气管道网络化程度不够，铁路运煤量仅占48%，成品油管输量仅占11.5%。交流同步电网规模不断扩大，同向平行布置的输电通道逐步增多。东部经济发达地区，资源来源和输送通道等多元化程度不够。中国能源安全的路径选择 在经济全球化的条件下，一国的能源安全不仅仅是经济问题，同时它也是一个政治和军事问题；它不仅与国内供求矛盾及其对外依存度相联系，同时它还与该国对世界资源丰富地区的外交和军事影响力相联系。对石油供给短缺的国家而言，国家石油安全系数与国家对世界事务的外交和军事影响力成正比，而与该国石油需求的对外依存度成反比。我国对境外石油依存度升高的时期，也恰恰是国民经济与社会高速发展的时期。因此，我国能源安全必须从根本上减少对国外能源的依赖，通过政治、经济、法律和外交等多种手段参与全球能源资源竞争和分配。 1、优化能源结构，改变能源消费方式和效率 构筑稳定、经济、清洁、安全的能源供应体系，以能源的可持续发展支持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是我国现代化建设过程中一项长期的、重大的战略任务。中国人口基数大，无论是从国内资源还是世界资源的存量考虑，中国只有创造目前工业化国家更高的能源效率，才能在有限的资源保证下，实现经济高速增长。目前我国是世界上第二大二氧化碳排放国，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和能源需求的增加，到2020年左右，我国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将会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的第一大排放国。无节制的石油消费增长只能加深中国的对外石油依存度或进口脆弱度。从这个意义上讲，控制为保障境外石油供应所付出的代价应该从理顺国内能源与经济互动的机制入手，通过燃料转换、能源消费结构的多样化等尽可能提高能源自给程度。提高能源效率是利用有限的能源保证能源安全供给的保证，不仅可以减轻消费者能源成本，用较少的能源投入得到较多的能源产出，还可以减轻环境压力，增加安全供给的系数和质量，缓解发展和减排的矛盾。 中国是较早批准《京都议定书》的国家之一，这种状况一方面给我国生态、环境带来严重影响，同时也面临着履行国际公约的巨大压力。我国提高能源效率的空间和潜力很大，如果采用国际上先进的技术和设备替代现有的落后技术和设备，总节能潜力可达目前能源消费总量的50%，如果用国内已有的先进技术和设备进行落后设备的更新，总节能潜力可以达到目前能源消费总量的30%。我国迫切需要发展循环经济，保护生态环境，加快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促进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协调发展，实现可持续发展。 2、建立能源储备，应对能源供应的意外风险 能源战略储备是稳定供求关系、平抑市场价格、应对突发事件、保障国家经济安全的有效手段。石油储备由于耗资巨大，同样存在着市场价格风险，需要确定适当的石油储备规模。从国际经验来看，石油战略储备从来都不是以平抑油价波动为主要目的，而是在战争或自然灾害发生保障国家石油的不间断供给为目的。根据我国国情，结合美国、日本等国家的经验，我国石油储备宜制定阶段性目标，逐步向国际能源机构的目标靠拢，即达到90天石油净进口量的储备目标。石油储备模式的选择上，应当采取政府储备与企业储备并举的方式。政府储备品种应以原油为主并主要储存进口原油，企业储备品种要坚持与生产经营业务活动相结合的原则，国家只规定储备量，而不规定品种。由于石油战略储备是一项事关国家与产业安全的战略性工作，必须有法可依，建立我国国家能源战略储备体系首先要制定相关的法律、法规，通过立法，对石油生产、加工、储备和管理等方面进行强制规范，促进能源战略储备的建立和实施。 3、加快能源立法，构建能源安全法律保障体系 我国能源领域的法制建设非常滞后，已经影响到能源行业的改革和发展。能源消费结构不合理，没有充分竞争能源市场环境和市场主体，以及缺少能源安全管理的法律保障等，已经成为我国实施能源安全战略的国内制约因素。我国迄今已经制定了能源法律4项，能源行政法规二十多项和一大批能源行政规章。 现行的能源法律体系主要存在四个问题，从体系构成上看还没有出台统筹全局的能源基本法，石油、天然气、原子能等领域的能源法律严重缺位，尚无能源公用事业法；从内容上看，原有部分能源法规根据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需要重新修订，现行法律法规存在许多立法空白；从执法上看可操作性差，我国现行能源法律规定过于原则，还需要大量行政法规和规章相配套才能实施，执法和司法困难；从协调上看，新法与旧法、能源法与其它法律之间衔接性差，甚至存在冲突，能源法律与政策的界限不清。 目前最为紧迫的是首先出台能源基本法，用以统领、约束、指导、协调各个单行能源法律、法规。能源基本法的立法原则是制定能源法律体系中各个专门法和各项法律制度应遵循的共同原则；确立能源以及能源战略在国家经济活动中的战略地位；规制能源结构调整和能源布局的方针；明确各类能源市场主体和市场模式、运行规则和市场监督；规范各级能源管理机构的职责和权利；国家对能源市场失灵的干预方式和法律措施；确保国家能源安全的法律保障措施等。 4、拓展经济手段，参与国际能源资源的开发和利用 中国能源对外依存度将越来越大。因此我们迫切需要建立起全球范围内的能源供应体系，以获得长期、稳定、充足和价格合理的石油供应，支持我国社会与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所以，我们需要开放的能源安全观，在能源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充分利用“两种资源、两种市场”，不但要“引进来”，还要“走出去”，促进能源贸易、鼓励海外投资和跨国并购，参与国际能源的开发和利用。中国的能源安全问题的解决离不开国际能源市场和国际政治经济环境，中国的能源安全战略在某种意义上说是一种对外能源战略或国际能源战略。决定一个国家能源是否安全并不取决于这个国家资源的丰俭，也不取决于这个国家外汇储备的大小，而是取决于这个国家对于世界能源资源和世界能源市场的影响力和控制力。中国目前的“走出去”战略，一般是以参与勘探、开发和获取“份额油”为主。这种沿循传统思路的研究路线存在重大缺陷，很难满足我国可持续发展的实际要求。在我国新的石油战略中，一个不应忽略的研究重点应当是如何全方位地参与国际市场竞争，是利用市场化手段实现可持续发展和经济安全。 鉴于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走势及其在世界经济格局中的地位，今后中国对世界石油市场的参与度、影响度都将大大提高。当前国际能源命脉仍然掌握在西方发达国家手中，在日趋激烈的国际能源竞争中，我国长期以来处于劣势，对国际石油市场及能源供应产地缺乏足够的影响力和控制力。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第二大石油消费市场，石油消费量占全球2%，但在国际定价机制中却连0.1%的权重都没有。正因为如此，中国只能被动地接受不断上涨的国际石油价格，额外支付巨额外汇。而从国际石油市场的发展历程和趋势来看，石油衍生品市场特别是石油期货市场在国际石油定价机制中的影响越来越大。因此，为应对国际石油价格的未来走势，保障中国金融体系和中国国民经济的安全和长期稳定发展，中国迫切需要制定以发展石油期货市场为核心的石油金融战略，支持国内石油产业的发展，改善中国石油的定价机制并争取国际石油定价权。 从国际石油定价机制来看，中国必须要建成一个发达的、完善的石油期货市场，建立以风险采购为核心的合理有效的进口石油价格形成机制，谋求国际石油定价的话语权，发挥我国在国际石油价格体系里面应有的影响力，彻底摆脱中国石油进口上买涨不买落的怪圈。今后中国应进一步开发石油期货品种，进一步增强中国在国际石油价格体系中的作用，改善中国企业在国际石油贸易中的地位同时，加强相关政策和法律的制定和调整，有步骤的推动石油远期交易市场等其他石油衍生品市场建设和发展。要鼓励企业积极参与期货和现货交易，将市场作为获得石油产品的主要手段，把在国外获得份额油作为重要的经营手段，开辟国内石油期货市场，力争在石油价格上有更多的发言权，从目前的防御型体系向主动出击型体系转变。 中国应加强支持和鼓励有条件的企业积极参与国际石油期货市场，利用期货交易规避价格风险。政府可以建立健全企业境外投资管理制度，调整国家现行税收、信贷和外汇政策，设立海外油气风险勘探专项基金，鼓励石油企业进行国际融资，参与国际资本市场和油气市场竞争。中国不仅现在和未来是石油消费大国，而且必将成为世界石油生产大国，并将在国际石油贸易、石油金融领域发挥重要作用。中国绝不只是世界能源市场上一个纯粹而被动的消费大国或进口大国，随着石油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中国将在世界石油勘探开发、石油供应、石油投资等领域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并将在建立国际石油政治经济新秩序中，充当游戏规则的制定者、修改者和执行者，从而成为世界石油市场的受益者和维护者。 5、施展能源外交，塑造国际能源战略的和平环境 能源安全是国家间政治、经济和外交的博弈，应当有法律保护和政策支持。石油企业跨国经营兼有资源开发、贸易期货、跨国收购、资本融资等多项经营内容，作为战略物质的石油常常与国家利益、民族主义、地缘政治等复杂因素联系起来，政治风险最为集中和突出。中国能源国际战略不但要经受资源国的控制和进口国的竞争，也要面临地缘政治的冲击和第三国的干预，往往会突破东道国政府与跨国公司双方博弈的边界传统，扩大到错综复杂的大国博弈与国际竞争中。中国在海外的石油资源产地大多分布在政治、经济不稳定的地区。中国目前还缺乏控制国际海上通道或开辟水上要道的海空军事力量，也不具备采取远距离军事干涉行动保护国际能源供应安全的能力。 对正在崛起的中国而言，能源安全成为国家安全的重要软肋。中国必须依托大国外交、经济合作和一定优势的海权，在全球范围参与石油竞争，确保在海外石油市场份额及其石油运输的安全。除了在中东-北非、中亚-俄罗斯和我国南海等石油资源富饶地区参与竞争外，还要参与西非、拉美、东南亚和大洋洲等地的石油资源的开发与合作，寻求广泛的海外油气资源来源，以拓宽中国能源安全的国际空间。在国际能源博弈日益激烈的今天，各国都加强了对本国能源资源和能源企业的控制力和影响力，能源行业的跨国并购往往因为政治因素的干扰无疾而终。近年来，“中国石油威胁论”有所抬头，中国公平合理参与全球油气资源的竞争受到少数大国的误解，美、俄、日等国在国际石油市场上挤压中国石油企业的海外拓展空间。 中国的油气公司在伊朗、苏丹等中东和北非地区产油国上游的投资，受到了战略及外交政策上与之为敌的美国的政治干扰。如何从中国整体外交利益最大化的角度处理国际油气开发领域中的地缘政治因素是中国获取境外石油的挑战。美国学者塞缪尔·亨廷顿在其引起全球极大关注和持续争论的《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中提出一个假设，即在2010年中国和越南在南中国海为石油发生战争，美国为了自身利益与中国交战。甚至有学者指出中美两国必然的能源冲突。中国为实现石油安全目标而采取的“走出去”和“多元化”国际能源战略，在亚太地区遇到的最强的竞争对手主要是美国、日本、印度和韩国等，特别是与美、日的油气战略竞争尤为激烈。对此，必须给予高度警觉和重视，并通过政治和外交手段，为中国石油安全的“走出去”战略的实施创造有利的国际环境。 6、倡导多边主义，参与完善国际能源安全机制 美国著名国际政治经济学家罗伯特·基欧汉指出：“所谓多边主义，指的是多个国家组成的集团内部，通过某些制度安排，协调各国政策的一种实践。”多边主义有各种形式，如参与各种重要的国际机制，地区间的对话与合作、以及地区内部的一体化等。能源安全作为一个全球性问题，不同形式的协调与合作成为大势所趋，维护能源安全的多边主义使得国际机制的建立成为一种必然。在全球能源市场高度一体化的今天，“在相互依赖的情势下，理性的、以自身利益为趋向的行为者将会把国际机制视为增加它们达成互利协议能力的途径。” 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在海外能源竞争应该避免发生国际冲突，要与各国在能源领域共同合作或实现竞争下的合作，这样的合作乃是各方实现能源安全过程中“多赢”良策。中国已经成功成为国际经济链条中不可轻易取代的一环，加深这种中外相互依赖只会有利于中国的长足发展。中国政府提出了以互信、互利、平等、协作为核心的新安全观，其宗旨是超越差异和分歧，通过对话增进互信，通过谈判解决争端，通过合作促进安全。能源进口国与能源出口国之间，能源进口国之间以及能源出口国之间，都存在维护能源贸易顺畅、稳定、合理的共同利益，需要进行相互协调与对话，合作成为彼此安全利益最大化的最优选择。国际社会正处于转型时期，主要矛盾往往围绕对国际秩序发展有重要影响的国际规范展开，通过国际机制、国际组织建立国际秩序应视为一种可行的途径。在全球层面上中国应以完善全球性国际制度的基本规则为着眼点，积极主动的倡议或主导国际机制的、修改、完善和新机制的制定，提高议程创设能力，成为全球规则的参与者和主要制定者，以机制建设促进国际秩序的建设，进一步融入国际能源市场体系，成为国际社会复责任的、建设性的、可预期的积极建设者。 在区域层面上进一步体现有所作为的积极态势，加强地缘政治经济的塑造能力，着眼于构建区域全面合作的法律制度框架。毕竟，国家间能源竞争、对立和冲突只能通过协调和相互合作来解决，倡导平等、合作，强调分享、共赢，在建设性的互动过程中逐步探索和确立世界能源秩序的新规则。通过多边国际合作，可以建立合理的能源定价机制，制定有助于协调发展的法律和制度框架，为能源的可持续发展制定国家行动纲领以及提供关键性新技术的示范等。作为正在兴起的国际石油消费大国，中国应充分利用目前已形成的国际石油利益格局，开展能源外交，积极参与多种形式的世界和地区性的能源合作组织，进一步加强与世界石油生产国和消费国政府、国际能源组织和跨国石油公司间的交流与合作，建立稳定的协作关系和利益纽带。
A type of bond fund that invests only in fixed-income instruments with very short-term maturities. An ultra-short bond fund will ideally invest in instruments with maturities around one year. This investing strategy tends to offer higher yields than money market instruments, with less price fluctuations than a typical short-term fund. |||Ultra-short bond funds offer investors greater protection against interest rate risk than longer term bond investments. Since these funds have very low durations, increases in the rate of interest will affect their value less than a medium or long-term bond fund.While this strategy offers more protection against rising interest rates, they usually carry more risk than most money market instruments. While certificates of deposits follow regulated investment guidelines, an ultra-short bond fund has no more regulation than a standard fixed-income fu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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