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念 短期总供给曲线 短期总供给曲线（Short-run Aggregate Supply Curve/SRAS/SAS），是短期总供给曲线与价格水平关系的一条曲线，该曲线向右上方倾斜。 一个经济的短期总供给往往会受到价格因素的影响，短期总供给曲线并不是一条垂直线。 曲线图变动情况 短期总供给曲线 短期总供给曲线（short-run aggregate supply curve）：短期总供给曲线与价格水平关系的一条曲线，该曲线向右上方倾斜，表明在短期内总供给与价格水平成同方向变动。 图7.5(a)，SAS表示短期总供给曲线，SAS线向右上方倾斜，表示短期内随着价格水平的下降，企业所愿意提供的产品和服务总量不断增加；而价格水平下降则相反。图7.5(b)，SAS就是一条与横轴平行或者接近与横轴的水平线，这是凯恩斯理论的极端情况，它表明由于名义货币工资保持不变，当价格一旦上升，企业就可以在成本完全不变情况下生产社会所需要的任一水平的产量，或者说，企业可以在现行工资水平下获得他们所需要的任意数量的劳动力。 原理 短期总供给曲线 短期总供给曲线，在短期内总供给与价格水平成同方向变动，这是因为在短期内，资源与设备条件都不会变动，总供给的增加必然引起生产成本的增加，生产成本的增加又会使价格上升，从而总供给与价格水平同方向变动。总供给曲线向右上方移动，表明价格水平不变时，总供给减少；总供给曲线向左下方移动，表明价格水平不变时，总供给增加。 三种理论 宏观经济学家提出了三种说明短期总供给曲线向右上方。在每一种理论中，某种特殊的市场不完全性引起经济中供给一方的短期状况与长期不同。虽然以下每一种理论在细节上不同，但它们具有共同的内容：当物价水平背离了人们预期的物价水平时，供给量就背离了其长期水平或“自然”水平。当物价水平高于预期水平时，产量就高于其自然率，当物价水平低于预期水平时，产量就低于其自然率。粘性工资理论 是指短期中名义工资的调整慢于劳动供求关系的变化。因为企业根据预期的物价水平决定工人的工资。如果以后实际的物价水平低于预期的水平，即发生了通货紧缩，那么，工人的名义工资仍然不变，但实际工资水平却上升了。工资的增加使企业实际成本增加，从而减少就业，减少生产，总供给减少。总供给与物价水平同方向变动。相反，如果以后实际的物价水平高于预期的水平，即发生了通货膨胀，那么，工人的名义工资仍然不变，但实际工资水平却下降了。工资的减少使企业利润增加，从而增加就业，增加生产，总供给增加。总供给与物价水平仍是同方向变动。 粘性价格理论 是指短期中价格的调整慢于物品市场供求关系的变化。因为在物价总水平上升时，一些企业不迅速提高自己产品的价格，从而它的相对价格（相对于物价水平的价格）下降，销售增加，生产增加，总供给增加。这就是物价上升引起总供给增加。同样，在物价总水平下降时，一些企业不迅速降低自己产品的价格，从而它的相对价格上升，销售减少，生产减少，总供给减少，这就是物价下降引起总供给减少。价格的粘性引起物价水平与总供给同方向变动。 错觉理论 是指物价水平的变动会使企业在短期内对其产品的市场变动发生错误，从而作出错误决策。物价水平下降实际是各种物品与劳务价格都下降，但企业会更关注自己的产品，没有看到其他产品的价格下降，而只觉得自己的产品价格下降了。由产品价格下降得出市场供大于求的悲观判断，从而就减少生产，引起总供给减少。同样，当物价水平上升时，企业也会没看到其他产品的价格上升，而误以为只有自己的产品价格上升了，从而作出市场供小于求的乐观判断，从而就增加生产，引起总供给增加。当物价水平变动时，企业产生的这些错觉会使物价水平与总供给同方向变动。这些错觉是因为企业家并不是完全理性的，并不能总拥有充分的信息，判断发生失误，在长期中，他们当然会纠正这些失误，但在短期中这些失误是难免的。 相关词条长期总供给曲线、总供给曲线 相关书籍 书名: 西方经济学（宏观部分）（第四版）作者: 高鸿业页数: 815定价: 28.0出版社: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装帧: 平装出版年: 2007-3-1 西方经济学（宏观部分）是国家教育部组织统编的高校《西方经济学》教科书。由中国人民大学高鸿业教授和吴汉洪教授、北京大学刘文忻教授、前武汉大学现上海财经大学冯金华教授以及复旦大学尹伯成教授，共五名教学人员组成编写组，高鸿业教授任主编。 书名： 宏观经济学（第四版）（经济科学译丛） 作者： N·格里高利·曼昆 装订： 平字数： 717 千字 定价： ￥59.00 美国经济学家克鲁格曼曾用名指出，哈佛大学有两位教授各写了一本《宏观经济学》其中一本没有销路，另一本极为畅销的《宏观经济学》就是曼昆的这一本。曼昆的书以全新的结构概括了当前宏观经济学的最新发展，内容丰富，而且写作风格通俗、生动、让您在轻松的阅读中领略世纪之交的宏观经济学全貌。 参考资料 [1]N·格里高利·曼昆(N.Gregory Mankiw) （2003）《经济学原理》机械工业出版社 [2]第三章 总需求－总供给模型http://blog.sina.com.cn/s/blog_4b2485b0010009nv.html [3]宏观经济的短期模型http://www.jgxysx.net/yxkc/xfjjx/admin/webedit/uploadfile/2008112416192622.PPT
财政统计的分类国家预算资金统计 主要反映国家预算执行的结果和财政决算的收支状况。统计的主要指标是财政决算收支总额。对财政预算收入按资金来源分组，如分为企业收入、企业上交折旧基金、各项税收等，可用以研究预算收入的构成和变化；对财政预算支出按使用去向分组，如分为积累性支出和消费性支出，可用以研究预算支出的构成和变化，积累性支出和消费性支出的比例，基本上反映了财政支出中经济建设和人民生活支出的比例关系。财政收支差额指标反映国家预算收支的平衡关系。将财政收入与工农业总产值结合，计算每百元工农业总产值提供的财政收入指标，表明增产增收相适应的情况，反映财政收入水平。将财政收入与国民收入结合计算财政收入占国民收入比重指标，表明财政收入与社会再生产之间的关系，反映国家集中财力的程度。它是制约国民经济发展的一项重要比例。预算外资金统计 主要反映预算外资金的收支状况。在中国，对预算外资金收支的统计分组，依据预算外资金收支分类分为： （1）属于地方财政部门的； （2）属于事业行政单位的； （3）属于企业或主管部门的。 通过分组可以研究预算外资金的来源构成、使用去向及其效果。财政统计与GDDS的差距及改进 GDDS是General Data Dissemination System的缩写，中文翻译是数据公布通用系统，它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为统计基础不够健全的成员国制定的一套数据公布的规范。同时IMF还为统计基础较为健全的成员国制定了另一套规范，即 SDDS（Special Data Dissemination Standard）。现行财政统计与GDDS的主要差距统计范围方面的差距 GDDS要求全面反映政府财政收支活动，包括预算内收支、预算外收支和社会保障基金收支三部分。我国目前的财政统计主要是预算内收支统计，对预算外资金和社会保障基金主要是总额统计，没有按资金性质和功能的分类统计。对一些行政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等公共部门掌握的准财政性收支，没有进行全面统计。数据指标方面的差距 GDDS要求公布两大类财政统计指标：一是中央政府财政统计；二是中央政府债务统计。中央政府财政统计的核心指标是财政收入、财政支出、财政盈余（赤字）和融资。中央政府债务统计的核心指标是内债和外债，并按币种、期限、债务持有人和债务品种进行分类。目前，我国已定期公布财政收支、政府融资和债务余额等指标，但尚未按币种、期限、债务持有人对政府融资和债务余额做进一步细分后公布。政府收支分类方面的差距 按照GDDS建议的IMF政府财政统计分类方法，政府收入按收入性质分类，政府支出按经济性质和功能进行分类。与之相比，我国预算收入分类不够规范，未按收入性质分为经常性收入、资本性收入、转移和赠与收入。预算支出分类标准也不统一，部分支出按功能分类，如行政管理费；公检法司支出、外交外事支出等，部分支出按经济性质分类，如社会保障补助支出、国内外债券付息支出等。同时采用两种分类标准，一方面不利于细化预算编制和强化预算约束，另一方面也不利于国际比较研究。 4、数据公布的频率和及时性方面的差距 GDDS要求在每季度结束后3个月内公布中央政府预算内、外账户和社会保障基金的季度执行数，并在每个财年结束后的6－9个月内公布中央政府财政年度决算和在每个财年结束后的3－6个月内公布年末中央政府债务余额。从我国现行财政统计制度看，中央政府预算执行季度情况，约在季度结束后1个月内公布，年度决算在财年结束后6个月内公布。预算外资金收支没有按季度公布，年度决算滞后约12个月公布。养老、失业保险基金还没有定期公布。总的来看，我国预算内收支公布频率和及时性基本上达到了GDDS要求，但预算外收支、社会保障收支与GDDS要求还存在一定差距。逐步实现按GDDS要求披露财政信息 1、结合部门预算制度改革和政府收支分类改革，逐步建立规范合理的政府财政统计体系 按照市场经济条件下转变政府职能、建立公共财政体系的总体要求，在充分吸收国际经验的基础上，初步形成一套既适合我国国情，又较为规范、合理的政府财政统计体系。 一是结合部门预算制度改革，扩大政府财政收支范围，将政府预算外收支纳入政府预算体系，更加全面、准确地反映政府财政收支活动。 二是改革财政收支分类方法。按照政府收支分类方法的基本要求，合理设置政府收支分类的框架和结构，重点规范收入分类和政府支出功能分类，细化政府支出经济分类。同时，按债务持有人和债务期限对政府融资和债务做进一步细分。 2、多渠道提供信息，确保财政统计数据的质量、完整性并便于公众获取 为了确保财政统计数据的质量和完整性以及便于公众获取，争取今后通过以下三种渠道公布数据编制方法和数据来源、数据修正及统计方法调整、财政统计改进计划、数据发布日程等信息。 一是财政部网站； 二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GDDS网站，该网站的中国数据诠释表将提供上述信息； 三是《中国财政年鉴》，主要提供数据修正及统计方法调整等信息。此外，紧密结合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和预算外资金管理制度改革，改进社会保障基金和预算外资金的统计工作；争取及时公布相关统计数据。
阿马蒂亚·森简介 由于阿马蒂亚·库马尔·森（Amartya Kumar Sen ）对福利经济学几个重大问题做出了贡献，包括社会选择理论、对福利和贫穷标准的定义、对匮乏的研究等作出精辟论述，1998年荣获诺贝尔经济学奖,被称为关注最底层人的经济学家。 瑞典皇家科学院将1998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将授予了英国剑桥大学教授阿马蒂亚·森，以表彰他“在福利经济学的基础研究课题上作出数项关键性的贡献，举凡公共选择的一般理论、福利与贫穷指标的定义，到对饥荒的实证研究皆属其贡献范围”。 阿马蒂亚·森的学术研究历程及成就贡献 阿马蒂亚·森于1933年出生于印度孟加拉邦桑蒂尼克坦。早年求学于加尔各答大学总统学院。在大学期间，他开始学的是自然科学，后转向了经济学。促使他选择学习经济学的原因之一，是在他9岁多的时候即1943年，他的家乡印度孟加拉邦发生了大饥饿，死亡人数高达数百万。这件事对他以后生活道路选择和学术生涯有重要影响。不过他一接触经济学即表现出对经济学的强烈兴趣。当然，作为一个学生，他对数学、自然科学、哲学也很感兴趣。在加尔各答大学，经济学教学仅仅限于标准的新古典主义经济学。他最早接触的经济学著作包括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和希克斯的《价值与资本》，并曾以极大的兴趣阅读萨缪尔森《经济学》教科书，尽管后来他对萨缪尔森的一些观点也提出了不少批评。当然，斯密、李嘉图和穆勒等人的古典主义经济学也是他的兴趣所在。此外，他对亚里士多德的哲学著作，肖伯纳的文学，马克思的政治主张都有强烈兴趣。 1953年大学毕业后，随即去了剑桥大学，这使他有机会接触不少著名经济学大师。他常与这些著名经济学家讨论问题，并从中获得了很大教益。在剑桥大学三一学院，莫里斯·多布（Maurice Dobb）和皮埃罗·斯拉伐（Piero Sraffa）曾作过他的老师。他亦与丹尼斯·罗伯逊（Dennis Robertson）有不少交往。在剑桥大学的第二年，阿马蒂·森即开始在琼·罗宾逊（Joan Robinson）夫人指导下写作论文。他曾与多布一起讨论过阿罗（K.Arrow）的名著《社会选择与个人价值》。通过与多布的讨论，他发现了一些具有挑战的问题，并学会了对这些问题作深入研究的方法。 1955年在剑桥大学获得文学学士学位后，曾一度回到印度并于1956-1958年担任加尔各答杰得弗帕（Jadavpur）大学教授。不久即回到英国，并于1959年获得博士学位。其博士论文主要探讨经济发展中的技术选择问题，即探讨了资本贫乏的国家在何种条件下可以采用资本密集型技术的问题。该博士论文次年以《技术选择》（1960年）为题正式出版，这是他所发表的第一本著作。阿马蒂亚·森还从1957年起担任剑桥大学三一学院院士直至1963年。1963年起又回到印度，担任德里大学经济学院经济学教授至1971年。期间先后以客座身份担任麻省工理学院助理教授（1960—1961年）和伯克利加州大学教授（1964—1965年）。在这一时期，他先后发表了有关农业发展中劳动力剩余、机械化与农场规模生产之间关系的论文；两篇有关农民居民户经济行为的重要论文“合作性企业的劳动力配置”（1966）和“有无剩余劳动力的农民与二元性（1966）。两篇同样重要的有关外部性与集体储蓄决策方面的论文—“论优化储蓄率”（1961）和“不保险、保险与社会折扣率”（1967）也先后得以发表。时他开始发表有关社会选择理论与福利经济学方面的论文，诸如“分配、转移与利特尔（Little）福利准则”（1963年）、“偏好、投票与多数决策的转移”（1964）、“多数决策的不可能性”（(1966年)、“帕累托自由的不可能性”（1970年）等论文。有关社会选择理论与福利经济学方面的研究在《集体选择与社会福利》（1970年）这一代表性著作中达到了最高峰。此外，他还在《哲学》与《哲学季刊》等刊物上发表了有关社会与道德哲学方面的论文。 1971年回到了英国，于1971—1977年担任伦敦经济学院经济学教授。这一时期的主要贡献包括，1972年曾与达斯格普塔（P.Dasgupta）和马格林（S.Marglin）合作出版了《项目评价指南》一书，该书后来成为发展项目评估方法的标准范本。这一时期的其他贡献与他对福利经济学、伦理学和哲学的兴趣有关，同时也包括他对不平等及贫困测度的统计理论等方面的贡献，其思想反映在他于1973年所出版的《论经济不平等》一书中。这一时期森对他早期有关技术选择与发展的贡献赋予了新的内容，尤其对不同工作组织方式之间的差异（如雇用劳动与家庭生产）给予了特别的关注，并于1975年出版了《就业、技术与发展》一书。阿马蒂亚·森认为，不同的工作组织方式产生不同的劳动的主观价值，雇用劳动的成本高于家庭劳动的成本。他据此解释了发展中国小型家庭农场采用劳动密集型生产方式的原因。因此他指出，从更一般的意义上说，仅仅从投入与产出的角度我们无法确定什么是最有效率的技术，而必须考虑不同的生产安排中的要素投入的比例或规模，考虑不同工作组织方式中劳动负效用的差异。尽管这一时期森继续对发展问题予以关注，但在整个70年代，阿马蒂亚·森对福利与社会选择理论给予了更多的注意。这一时期，他发表了一系列有关不平等与贫困测度方面的论文。他提出了低于贫困与穷人排序基础上的测度问题。这一测度方法与测度不平等的基尼（Gini）系数密切相关，并进一步促进了这一领域技术性较高的著作的出版。同时他还出版了有关资本理论与聚集理论、伦理与道德哲学方面的论文。1976年他被印度授予马哈拉诺比斯奖（MahalanobisPrize）。 从1977年起，阿马蒂亚·森担任了牛津大学万灵学院德拉蒙德（Drummond）政治经济学教授。这一教授职位此前只有西尼尔（N.Senior）、希克斯（J.Hicks）、埃奇沃思（F.Edgeworth）等杰出经济学家担任过。这一职位可以反映出他在牛津大学经济学团体中的领导地位。这一时期他发表了有关福利经济学与一般新古典经济学的批判性著作。他在担任这职位期间，热心地投入到饥饿、贫困以及其他发展问题的研究，包括性别分工与不平等等问题，有关贫困与饥饿方面的论文先后发表于《经济与政治周刊》与《剑桥经济学杂志》等刊物中，同时他对哲学与伦理学问题有进一步的研究，尤其是对人性假设的新古典模式进行了批判。因为传统模式只注重物质利益而忽视人的价值、权利与动机之间的关系。 阿马蒂亚·森担任过的团体职位 随着阿马蒂亚·森学术地位的上升，他被先后推举担任一些重要经济学学术团体职位。其中包括：当选为1982年美国经济学协会外籍荣誉院士担任1984届经济计量学会会长1986—1989届国际经济学会会长等学术职位。1988年起森担任了美国哈佛大学经济学与哲学教授1989年担任了印度经济学会会长1994年担任过美国经济学会会长1998年离开哈佛大学到英国剑桥三一学院任院长，不过他仍为哈佛大学荣誉退休教授。 他曾为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写过人类发展报告，当过联合国前秘书长加利的经济顾问。值得一提的是，森尽管长时间在英美国家从事教学与研究工作，但他仍保留了印度国籍，并经常参与印度经济发展计划的制订工作。因而，他也就成为了自1969年首届诺贝尔经济学奖颁发以来获此殊荣的首例第三世界国家公民。 阿马球蒂亚·森的主要学术贡献 一、解决"投票悖论” 阿马蒂亚·森对公共选择理论的四项主要贡献之一,是解决了名为"投票悖论"的问题。这问题可以用包括三个人物和三项选择的例子来解释。假设人物１选择是ａ，其次是ｂ，最后是ｃ；人物２的选择顺序是ｂ、ｃ、ａ；人物三是ｃ、ａ、ｂ。他们的选择可以表示为：就人物１和３的组合而言，ａ的选票多余ｂ；但在人物１和２之间，ｂ的选票多于ｃ；在人物２和３之间，ｃ的选票多余ａ。这里出现一种投票悖论，破坏得多数票者获胜的规则。投票悖论对公共选择问题显然是一种固有的难题，所有公共选择规则都不能避开这个问题。 阿马蒂亚·森建议的解决方法实际上非常简单，假设将人物１的选择中ａ和ｂ的项目互掉如下：３－ｃａｂ，２－ｂｃａ，１－ｂａｃ。现在ｂ胜过ｃ（人物１和２），ｃ胜过ａ（人物２和３），而ｂ也胜过ａ（人物１和２），投票悖论已告消失，惟有ｂ获得大多数票而获胜。阿马蒂亚·森在以上的例子中察觉，所有人物均同意ａ项并非最佳。因此，理应可将这种论证伸展至符合以下三种条件中任何一种选择模式：（１）所有人物同意其中一种选择不是最佳，（２）同意某一项不是次佳，或（３）同意某一项不是最差。至于有四项或四项以上的选择情况时，每个包括三项选择的子集合须符合这三种条件之一。这就是阿马蒂亚?森著名的价值限制理论，它产生的结果是得大多数票者获胜的规则总是能达成唯一的决定。 二、引入“个人选择” 他的第二个主要贡献，就是引入了个人选择的概念，令公共选择理论内容更丰富。除了社会上可供选择的元素外（譬如政府的税收政策），他印入私人方面的元素（譬如个人利得）。私人元素的排列全由这些元素的拥有人来评估，这种情况与社会元素是有所不同的。他证明了，在尊重个人权益与做出集体决定之间，有基本的矛盾存在。换言之，没有一个集体决议机制能与尊重个人并存。 三、挑战“不可能定理” 阿马蒂亚?森克服了197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罗的不可能定理衍生出的难题，在这方面充分显示出他的睿智。他的另一项贡献是关于如何比较人际间的满足水平。 以前的学术文献主要提出了两种处理方法，而阿马蒂亚·森对这两种方法均具贡献。其中一种方法是，就阿罗所定出的四个假设（公理），逐一地加以放宽，并考察放宽的后果。这些公理本身没有什么不好，但更好的做法是增加它们的信息内容。阿罗假设不可将不同人之间的满足程度互相比较，但阿马蒂亚·森却引入满足感的可度量性和可比较性。他和其他学者证明了，如果可具备更多的信息，实在可以扩展合理的社会福利函数的范围。一旦个人的满足水平可视为人际间可比较的，则你已可以做出不同种类的社会评价。阿马蒂亚?森的主要代表著作： 《技术选择》（Choiceofchniques,1960）《集体选择与社会福利》（CollectiveChoiceandSocialWelfare,1970）《论经济不公平》（OnEconomicIneguality,1973）《就业、技术与发展》（EmploymentTechnologyandDevelopment,1975）《贫困的水平》（1980年）《贫穷和饥荒》（PovertyandFamines,1981）《选择、福利和量度》（ChoiceWelfareandMeasurement,1982）《资源、价值和发展》（ResourcesValueandDevelopment,1984）《商品与能力》（1985年）《伦理学与经济学》（1987年）《饥饿与公共行为》（与让?德雷兹合作著，1989年）《生活标准》（1987年）《不平等的再考察》（1992年）《以自由看待发展》（Development as Freedom,1999年）Rationality and Freedom, 2004. Inequality Reexamined, 2004. The Argumentative Indian, 2005. 他的两本论文集：《选择、福利和测度》（1982年）《资源、价值和发展》（1984年）。
英文名称：Coupon Bond 中文名称：有息票债券指按期支付利息的附有息票的债券。债券持有人在债券到期期限内，可以定期凭债券上所附息票，向发行机构支取债券利息。e.g. The 30-year strip even lags the 30-year coupon bond, since the latter has a duration of 15 years. A debt obligation with coupons attached that represent semiannual interest payments. Also known as a "bearer bond".No record of the purchaser is kept by the issuer, and the purchaser's name is not printed on the certificate.
基本信息 如果说GDP（国内生产总值）、GNP（国民生产总值）是衡量国富、民富的标准，那么我们应该还需要一个衡量人的幸福快乐的标准。在国际社会，这个刚刚出现的标准叫GNTGross National Happiness(国民幸福总值)，或者称作国民幸福指数，幸福指数是衡量人们对自身生存和发展状况的感受和体验，即人们的幸福感的一种指数。不同的人对幸福感的理解和诠释不同，比如市民某某说：“幸福就是工资再高一点，晚上少加班。”而职业经国民幸福指数理人某某认为：“最幸福的事情就是我要把公司做成一个世界品牌。”而专家认为，幸福感可以理解为满意感、快乐感和价值感的有机统一。 国民幸福指数的提出 国民幸福指数（GNH）最早是由南亚的不丹王国的国王提出的，他认为“政策应该关注幸福，并应以实现幸福为目标”，人生“基本的问题是如何在物质生活（包括科学技术的种种好处）和精神生活之间保持平衡”。在这种执政理念的指导下，不丹创造性地提出了由政府善治、经济增长、文化发展和环境保护四级组成的“国民幸福总值”（GNH）指标。 如果说“生产总值”体现的是物质为本、生产为本的话，“幸福总值”体现的就是以人为本。世界银行主管南亚地区的副总裁、日本的西水美惠子对不丹的这一创举给予了高度评价。她说，完全受经济增长左右的政策往往使人陷入物欲的陷阱，难以自拔。几乎所有的国家都存在相同的问题，但是我们决不能悲观。因为“世界上存在着惟一一个以物质和精神的富有作为国家经济发展政策之源，并取得成功的国家，这就是不丹王国。该国所讴歌的‘国民幸福总值’远远比国民生产总值重要得多。不丹在40年以前还处于没有货币的物物交换的经济状态之下。但是，它一直保持较高的经济增长率，现在已经超过印度等其他国家，在南亚各国中是国民平均收入最多的国家。在世界银行的排行榜中也大大超过了其他发展中国家成为第一位。尽管如此，去不丹旅游过的人都会异口同声地说，仿佛回到了自己心灵的故乡。不丹给我们地球人展示了许多高深莫测的东西。” 说到旅游，不丹不是“来者不拒，多多益善”，而是采取了一种限制规模的旅游发展模式，从来不在国际上搞大型的促销宣传。不丹限制入境旅游者的总数，实行“高质量、高价格、全包价”的做法。政府对旅游经营者制定了《工作手册》，对旅游者有《行为规范》。虽然不丹每年从旅游业获得的收入仅300万美元，但足以保持旅游业稳定发展，而对社会自然的影响则很小。 类似GNH这样的尝试，在国际社会已经有多种，例如“绿色GDP”、联合国人类发展指标，英国的“国内发展指数”（MDP，该指数扣除了为抵消社会和环境成本而耗费的开支，考虑了长期的环境损毁和自然资本贬值，肯定了为确保谨慎投资和贸易平衡进行的一系列经济调整，反映了收入增加1英镑对穷人的意义要大于富人的事实，计入了家庭劳动的价值）等等。这些指标的创设，反映出单一GDP指标的局限性，也昭示着人类自身的新需要。 “现在很多地方政府都提出了幸福指数、群众满意度等新的评价指标，总的来看虽然有点简单，但这件事做起来总比不做强。”中科院院士程国栋在去年年初，就提出了一份《落实“以人为本”，核算“国民幸福指数”》的提案，建议国家组织有关部门研究制订一套“国民幸福指数”的评价体系。 2004年，中国人均GDP已经是1270美元。1980年以来，中国的GDP以年均9.3%的高速度增长，在东亚创造了新的经济奇迹。经济成就举世瞩目，而整体的人文发展情况却呈现出与GDP增长不协调的逆态势。2003年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造成的经济损失占当年GDP的15%，反映收入分配公平性的基尼系数超过0.4的社会失衡临界点。 根据荷兰Erasmus大学的RuutVeenhoven教授对中国3次幸福指数的调查，中国1990年国民幸福指数为6.64(1-10标度)，1995年上升到7.08，但2001年却下降到6.60。数据表明，即使经济持续快速增长也并不能保证国民幸福的持续增加。 是什么影响了人们的幸福感 对于人的主观幸福感的测量在20世纪60年代晚期到80年代中期，成为心理学的一个热点研究领域。心理学家对于主观幸福感的探讨更多地来自生活质量、心理健康和社会老年学三个学科领域。由于社会学家和经济学家加入幸福感研究的行列，幸福感的丰富内涵和表现形式得到了更多的揭示。 应该说，作为社会心理体系一个部分的幸福感，受到许多复杂因素的影响，主要包括：经济因素如就业状况、收入水平等；社会因素如教育程度、婚姻质量等；人口因素如性别、年龄等；文化因素如价值观念、传统习惯等；心理因素如民族性格、自尊程度、生活态度、个性特征、成就动机等；政治因素如民主权利、参与机会等。 此外，对主观幸福的理解还涉及许多分析层面，主要包括认知与情感、个体与群体、横向与纵向、时点与时段，等等。在主观幸福感与社会心理体系诸多因素和层面之间的密切联系中，以下几点是十分独特而重要的： 第一，心理参照系。就社会层面而言，其成员的幸福感将受到他们心理参照系的重大影响，例如在一个封闭社会中，由于缺乏与其他社会之间的比照，尽管这个社会的物质发展水平不高，但由于心理守常和习惯定势的作用，其成员便可能知足常乐，表现出不低的幸福感；而一个处在开放之初的社会，面对外来发达社会的各种冲击，开始了外在参照，因此，其成员的幸福感便可能呈现下降之势，因为此时他们原有的自尊受到了创伤。 第二，成就动机程度。人们的成就需要决定他们的成就动机程度，成就动机程度又决定其预期抱负目标。其中人们对于自身成就的意识水平是一个重要环节，因为如果人们意识到的自身成就水平高于他们的预期抱负目标，那么，便会产生强烈的幸福感；反之，如果人们意识到的自身成就水平低于他们的预期抱负目标，那么，则不会有幸福感可言。 第三，本体安全感。它指的是，个人对于自我认同的连续性国民幸福指数、对于所生活其中的社会环境表现出的信心。这种源自人和物的可靠感，对于形成个体的信任感是极其重要的，而对于外在世界的信任感，既是个体安全感的基础，也是个体抵御焦虑并产生主观幸福感的基础。因此，人的幸福感有时与其经济状况或收入水平之间并未呈现出简单的正相关系，在现实生活中，一些经济状况不佳的人，其幸福感却不低，而有些百万富翁却整日忧心忡忡。 因此，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什么中国人的幸福感在过去10年中先升后降，表现出与经济发展轨迹之间的非同步性。其中主要原因在于，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初期，物质发展成效明显地呈现出来，那时社会分化程度还不大，社会成员在心理上更多是作纵向比较，与过去的生活水平相比，较容易产生满足感。最近10年，社会结构转型加速，各个领域的体制改革日益全面触及深层利益，社会分化程度加大，尤其是贫富差距凸显；在社会心理方面，随着生活条件逐渐改善，人们需求层次日益提升，且呈现出多样化态势，因此，需求能被满足的标准相对提高了；而由于资源相对短缺和竞争加剧以及现代生活节奏加快，人们的各种压力感大大增加，这一切都强有力地影响了人们的幸福感。 值得特别关注的是，一些调查结果表明，近年来人们对社会问题的关心更倾向于与民生有关的领域，民生问题成为大多数社会成员最关切的社会问题。这种关注重点的变化，反映了人们对于社会发展态势的判断。而对于民生问题关注程度的上升，尤其反映了体制改革与社会发展正在对人们的生存条件和生活质量产生最强有力的影响。这一切极其深刻地影响人们的本体安全感，即具体表现为对社会生活保障需求的增强，从而影响到人们的幸福感。 对“幸福指数”的某些误读 近年来，“幸福指数”成为我国学术界的一个热门话题，同时也成为一些政府部门的实践课题。 幸福指数就是指把主观幸福感作为一项指标，通过运用专门的测量工具去获得人们主观幸福感的数量化结果。然而，如果幸福指数将在生活质量指标体系中甚至将在一个地方或国家的发展规划中扮演一种重要而合理的角色的话，那么，对于幸福指数寻求一种充分的理解，并且避免各种误读，无疑成为一项最基本的前提。 首先，对于幸福的理解涉及了哲学、心理学、社会学、经济学、文化学等多个学科，这说明了社会心理体系的高度复杂性，而这种复杂的主观世界要用数量化的工具来加以测量和说明，无疑是对现代社会科学的局限性提出一个重大挑战。因此，关于幸福指数一种可能的误读就是，将幸福指数简单化的倾向。典型表现之一是，希望通过一份调查问卷就能达成对主观幸福感全面而准确的把握。而幸福感在测量上存在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在进行测量的时间之点上人们所表达的生活感受，是否能够代表他们在一个时期里的总体生活感受。 其次，幸福指数是社会发展状况及其问题的“风向标”和“晴雨表”。如果说社会心理体系包含理性层面的认知评价和感性层面的情绪感受，那么，在幸福感中情绪感受这一感性层面常常占据主导地位，幸福感有时是一种很个体化的主观领域。因此，在实践领域中，幸福指数可以成为生活质量指标体系中一个重要方面，但并非唯一方面。在这里，关于幸福指数一种可能的误读就在于，认为幸福指数能够作为体现个人生活质量和衡量社会进步程度的一个绝对性指标，从而忽视了对于社会发展内涵和人的精神领域的丰富性的考虑。 第三，作为制定发展规划和社会政策一种重要参考因素的幸福指数，与GDP之间的关系应该是辩证的。GDP是硬指标，幸福指数是软指标，两者在发展规划和社会政策中各具独特的地位与作用。能够关怀幸福，说明发展理论与发展实践上升了一个层次，发展的内涵更加丰富了。但决非要在GDP与幸福指数之间做一种非此即彼的选择。因此，关于幸福指数又一种可能的误读就在于，产生“幸福指数崇拜”，即将幸福指数的意义无条件地夸大化、片面化、偏激化。 对于幸福感的测量，西方心理学家、社会学家和经济学家等已经探索了几十年，具有了一定的知识和经验积累。既便如此，尚未有任何一种幸福感测量工具能够得到普遍认同，许多量表仍处在不断改进之中。中国与西方的社会、文化背景及其反映形式之一的社会心理都存在差异，从而对于幸福的理解不会完全相同，感受幸福的方式也会有所差异。因此，我们若要研制出一套既体现国际水平又符合中国国情的幸福感测量工具，尤其是获得可以作为发展规划和社会政策参考的幸福指数，尚有待进行高水准、创新性的多学科合作研究。 国民幸福指数的计算方法 (1)国民幸福指数＝收入的递增/基尼系数×失业率×通货膨胀 这个公式中的基尼系数（Ginico efficient）是反映收入分配公平性、测量社会收入分配不平等的指标。 (2)国民幸福指数=生产总值指数×a%+社会健康指数×b%+社会福利指数×c%+社会文明指数×d%+生态环境指数×c%。 其中a，b，c，d，c分别表示生产总值指数、社会健康指数、社会福利指数、社会文明指数和生态环境指数所占的权数，具体权重的大小取决于各政府所要实现的经济和社会目标。 中国国民幸福指数 今后我国将推出幸福指数、人的全面发展指数、地区创新指数以及社会和谐指数等新的统计内容。这是国家统计局局长在国新办的新闻发布会上透露的，他表示，推出这些指数，用以适应各方面对我们国家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人的全面发展以及民生、人文这方面的需求。 国家统计内容的系列新面孔表明，目前，衡量我国情况的指标已经从单纯的经济指标，逐步扩展到环保指标、制造业指标和构建和谐社会的指标上。人们对幸福的关注度逐年增强，人们也越来越关注自己的生活状态，中国社科院的最新调查显示，2005年，72.7%的城乡居民感觉生活是幸福的，比上年下降了5个百分点。 对于幸福指数，每位专家学者都给出了自己的定义，大都体现在追求人类社会文明发展、以人为本等词汇上。 在北京市两会期间，北京市统计局局长崔述强就曾公开表示，今年北京将开展幸福指数的研究，推出一套幸福指标体系，并将其纳入和谐社会指标评价体系中，将“幸福感”作为衡量北京社会和谐与否的一个重要指标。他指出，市民对生活境遇、工作境遇等的满意度都可能成为幸福指数。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王名也曾表示，原有的收入等“硬指标”已无法反映人们的精神需求和心态差别。提出“幸福指数”这个概念，正在把原来追求的“GDP至上论”转向更多元化的评价标准。“这体现了当前执政理念的变化”。
什么是牛市看跌期权套利 牛市看跌期权套利的交易方式是指在买进一个执行价格较低的看跌期权的同时，卖出一个到期日相同、但是执行价格较高的看跌期权。牛市看跌期权套利的收益与风险 牛市看跌期权套利的最大收益——卖出期权时收取的期权费与买进期权付出的期权费之差。 牛市看跌期权套利的最大风险——卖出看跌期权的执行价格与买进看跌期权的执行价格之差再减最大收益值。相关条目牛市看涨期权套利牛市看跌期权套利熊市看涨期权套利熊市看跌期权套利
什么是运用联想法 运用联想法，即以一事物与另一事物的连接唤起类似的生活体验和思想感情的回忆，他们以感情为中介，由此物向彼物推移的一种广告表现手法。如下图所示的右图，就是通过联想产生的。 ">编辑] 运用联想法的评价 该方法在表现一种物象的同时，使人们的心里产生联想，这种联想也可能是形态的也可能是情感的，这是一种合乎审美规律的心理现象表现手法。在审美的过程中通过丰富的联想，能突破时空的界限，扩大艺术形象的容量，加深画面的意境。 通过联想，人们在审美对象上看到自己或自己有关的经验，美感往往显得特别强烈，从而使审美对象与审美者融合为一体，在产生联想过程中引发美感共鸣，其感的强度总是激烈的、丰富的。 参考文献 ↑ 1.0 1.1 姚新军.《Photoshop CS广告设计实例教程》.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2005
目录 1什么是资金平衡分析1 2资金平衡分析的主要内容 3资金平衡分析的关键问题 4参考文献 什么是资金平衡分析1 资金平衡分析又称财务生存能力分析，是对企业资金来源与占用关系全貌进行的一种分析，通过对两期以上的资金平衡表进行分析，判定企业资金来源与占用关系的静态特征和动态趋势，从中发现问题。 具体作法是把各项来源资金与占用资金进行对照，弄清资金占用是否合理、资金来源是否可靠，并将后期资金平衡与前期进行比较。 资金平衡分析的主要内容 企业资金平衡分析，主要包括企业结构性资金的平衡分析、企业生产经营过程资金的平衡分析和企业支付资金的平衡分析三部分。其中任何一部分资金的失衡，都会使企业正常营运发生障碍并陷入困境。 1、企业结构性资金的平衡分析 企业结构性资金占用时间长、数量大，极难变现，因而这部分资金占用必须有稳定的资金来源保证，即企业的结构性负债是企业结构性资产的主要资金来源。企业的结构性负债不仅要保证企业长期资金占用，而且还应向企业提供一定的生产经营资金。此即为企业的结构性资金平衡。企业结构性资金平衡主要采用营运资本指标和固定比率指标来判断。 营运资本是企业结构性负债保证结构性资产占用资金之后的余额。即：营运资本=结构性负债-结构性资产。又由于总资产与总负债的恒等性，故：营运资本=流动资产-流动负债。即企业用流动资产偿还短期负债后的余额即为营运资本。 营运资本越多，企业偿债能力就越强。但营运资本只是一个绝对数，应用时受企业规模等因素的限制，较适合企业不同时期的比较。营运资本减少主要有两种可能：一是结构性资产投资增加；二是结构性负债筹资减少。 固定比率是固定资产与股东权益之比，反映企业股东权益对固定资产投资的保障程度。即：固定比率=固定资产总额/股东权益总额。 2、企业生产经营过程的资金平衡分析 企业生产经营过程资金供给和需求情况是否平衡主要通过营运资金需求反映。营运资金需求是指生产经营过程中的资金占用（流动资产的部分项目）与生产经营过程中的资金来源（流动负债的部分项目）之差额。具体计算公式为： 营运资金需求=存货+预付购货款+应收帐款+待摊费用-预收货款-应付帐款-应付税金-预提费用 3、短期资金平衡分析 企业短期资金平衡情况可通过现金支付能力具体反映。现金支付能力是营运资本与营运资金需求的差额。因此企业的现金支付能力与企业的营运资本和营运资金需求的增减变化直接相关，是企业资金平衡的“晴雨表”。 现金支付能力直接体现在企业(合并)现金流量表中。现金流量表中的现金流量净额是以收付实现制为核算原则，计量企业在报告期内实现的现金制利润，反映了企业自身创造现金的能力。利润表中的净利润是按权责发生制计算的应计制利润，即帐面利润。帐面净利再高, 若没有相应的现金流入，对企业生产经营活动也是相当不利的。 资金平衡分析的关键问题 在资金平衡分析中，要弄清以下问题1： 1、资金平衡是依靠什么来实现的？自有资金和负债各占多少比例？这种比例能继续维持下去吗？ 2、在负债资金中，固定负债和流动负债各占多少比例？这种比例和固定资产、流动资产是什么关系？ 3、近几年中固定资产和流动资产的比例发生了什么变化？与这种变化相对应，自有资金和负债资金的比例有什么变化？负债资金中的固定负债和流动负债比例又发生了什么变化？ 4、负债的来源有哪些？各来源的可靠性和安全性如何？名占多少比例？ 参考文献 ↑ 1.0 1.1 潘小玲.《蛛丝马迹――企业管理弊病觉察与诊治》M.人民中国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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