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12日，在三亚·财经国际论坛上，全国政协常委、外事委员会主任，财政部原部长楼继伟，桥水基金创始人瑞·达利欧(Ray Dalio)，中投公司副总经理郭向军谈到了对后疫情时代宏观经济形势的看法。 楼继伟：各国货币“放水”退出不当会触发风险 在2008年金融危机和今年疫情冲击下的全球经济危机爆发后，各国通过货币政策“放水”以应对，但似乎未造成通货膨胀问题。应对危机时的货币“放水”，是否成为了“灵丹妙药”？ 对此，楼继伟表示，各国央行货币政策不断地“放水”，反映为金融资产价格、房地产价格的上涨、收入分配差距扩大，不反映为一般货物和服务的价格上涨。而“没有多少钱能够进入金融市场的这些人，他们是受害者”，他们的边际消费倾向最强，他们没有多少钱去买东西，所以跟收入分配差距扩大连在了一起。 楼继伟指出，如果疫苗明年能够普遍的研发成功，并且广泛接种，极度宽松的货币政策要退出，财政政策也将逐渐减少力度。这种情况下，应思考政策如何退出的问题。我国现在是债务的积累期，对应着经济的衰退期，过去是债务积累期对应经济的繁荣期。“货币政策如果退出不当，就会触发一些风险，特别是资产价格已经过高的时候，政策如何退坡是个大问题。” 楼继伟表示，大规模发行货币没有造成通货膨胀，反而支持了发债，企业也发债，国家财政也大幅度发债，就出现了所谓赤字货币化问题。赤字货币化是一个常态，也没有害处，不会造成通货膨胀。 “对于财政直接向央行透支，这种理解上的赤字货币化我是坚决反对的，这是违法的。”楼继伟说。 在投资方面，楼继伟建议，发达国家要增加对东亚的配置，中国要增加对东亚的配置。东亚是受此次疫情冲击下表现最好的地区，中国今年是大国中唯一的经济正增长，或将使东亚今年能摆脱经济负增长。美国货币政策逐步退出的时候会造成全球的外溢性，而东亚地区受到的外溢性冲击将较小，因为亚洲金融危机后东亚国家都吸取了教训，在自由开放方面较谨慎。 楼继伟还提出，人民币国际化肯定是发展方向。我国今年货物贸易顺差全世界最大，各国有需求但生产受疫情影响而停滞，中国恢复最快所以大量进出口，但是以人民币来结算的贸易占比太小。人民币国际化首先将是贸易方面结算的国际化，对此必须要在外发展离岸人民币市场，现在主要是在香港发展。此外，中国的银行也应该走出去，在外面建立子行和分行，多做人民币业务，能够首先支持人民币在经常项下和对外的贸易项下的使用，这是国际化最重要的一部分。 瑞·达利欧：目前世界对中国的投资相当不足 瑞·达利欧在论坛上指出，疫情是一次压力测试，我们必须要认识到当今世界有三大变局： 第一，现在是零利率时代。很多国家大量举债，为了举债央行就不停地去印钞发行货币来举债，从而改变了金钱的价值，改变了储备货币的地位。 第二，美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其财富差距不断拉大带来了价值鸿沟，也带来了政治上的分歧。 第三，就是中国的崛起。 在瑞·达利欧看来，目前中国的资本市场在不断开放，而世界对中国的投资还是相当不足，国际资金过分投资在了美国，而中国许多市场具有同样的吸引力。我们正处在一个转折点，2020年在历史上将会被铭记为一个转变之年，从这一年开始我相信中国和美国资本市场的重要性以及储备货币的地位将开始被确立。 郭向军：后疫情时代数字化转型值得长期布局 “一言以蔽之，增长仍然是稀缺的，产业安全是重要的，机会仍然是存在的。”郭向军表示，随着疫苗的有效性得到确认，新冠疫情冲击下的经济发展已经进入下半场，展现出了新冠疫情逐步退去后的疤痕效应。对这些影响的深刻认识、把握，是我们分析未来投资机会的起点。 郭向军认为，疫情显著加快了科技创新产业(行情300832,诊股)的发展和全球数字化进程，凸显了医疗卫生、科技与数字化的重要投资价值。疫情期间，以人工智能、大数据为代表的新兴技术在疫情防控、资源调配等发挥了重要作用，大量数字化、智能化服务和不同场景的需要爆发性增长，电子商务、远程办公、远程医疗、在线教育、线上娱乐等成为经济的新亮点。后疫情时代，数字化转型依然是长期趋势，值得我们长期布局。 郭向军预计，在低利率、零利率的水平环境下，股债等大类资产将表现出不同的特点，全球发达经济持续零利率政策造成了资产折现率的下降，让股指的估值水平得到了提升，利率水平在几乎低无可低的情况下，股票相对于债券仍然有吸引力。同时，疫苗的迅速研发和问世是重大利好，在有效控制疫情的前提下，全球经济的复苏预计会延续着我国的经济复苏路径。
银保监会网站12月11日消息，银保监会向社会公开第二批银行保险机构共9名重大违法违规股东，分别是东营卓智软件有限公司、山东爱斯特国际贸易有限公司、西藏世纪鼎天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泰安市泰山祥盛技术开发有限公司、济南三望塑料有限公司、玄盛资本控股有限公司、内蒙古富新酒店有限责任公司、长沙红建置业有限公司、中国正通汽车服务控股有限公司。 股权违规行为是导致金融市场乱象的根源之一，容易造成金融机构股权关系不透明不规范，干扰金融机构正常运行。近年来，银保监会着力治理银行业保险业股权乱象，开展股权和关联交易专项整治，重拳出击查处了一批股权违规案件，采取行政处罚、监管措施、撤销行政许可、向司法机关移送涉嫌犯罪线索等多种监管手段，依法惩治违法违规股东，对市场形成了有效震慑。今年7月，银保监会首次向社会公开银行保险机构重大违法违规股东，起到了严肃市场纪律、强化市场监督的良好效果。 银保监会称，本次公开坚持依法合规的原则，结合近期执法情况，对违法违规情节严重且社会影响恶劣的股东，坚决予以公开。本次公布股东的违法违规行为主要包括：一是入股资金来源不符合监管规定；二是编制提供虚假材料；三是关联持股超过监管比例限制；四是违规开展关联交易或谋取不当利益；五是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存在涉黑涉恶等违法犯罪行为；六是以不正当手段获得行政许可。 银保监会表示，将以打好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攻坚战，服务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目标，坚持“长期稳定”“透明诚信”“公平合理”三条底线，严格股东准入、强化股东约束、优化股权结构，扎实开展银行保险机构股权和关联交易专项整治“回头看”，督促落实问题整改，继续严厉打击资本造假、违规代持、利益输送等深层次高风险问题，加大对机构和责任人的惩处力度，以严监管切实提升资本质量和公司治理透明度，提高银行保险机构合规内控水平，增强防范化解金融风险能力。
基金销售业务违规现象再次出现，又有两家银行机构被责令整改。近日，证监会网站公布两则关于云南证监局对云南红塔银行以及富滇银行的行政监管措施决定书。 其中，2020年9月14日至16日，证监会云南监管局对红塔银行基金销售业务实施了现场检查。证监会指出该行十一项违规内容，包括红塔银行存在对于个别基金销售培训情况无留痕；未建立年度监察稽核报告制度，未在每年年度结束后对基金销售业务进行监察稽核；部分分支机构基金销售业务负责人未取得基金从业资格；未针对机构客户购买基金产品制定风险承受能力评估问卷等问题。 此外，云南证监局还指出，在现场检查中发现，红塔银行基金销售相关内部管理制度、基金销售业务考核、设立基金产品准入委员会或小组、定期向投资人主动提供基金保有情况等工作暂未按照《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销售机构监督管理办法》及相关配套规则进行规范。 根据相关规定，云南证监局对该行采取责令改正的行政监管措施，要求该行在30日内予以改正，并提交书面报告。 该行官网显示，云南红塔银行前身为2006年5月26日开业的玉溪市商业银行。2015年，在引入云南合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中国烟草总公司云南省公司等有实力的企业法人投资入股，并向在册股东定向增发股份后，2015年12月21日，中国银监会云南监管局批复同意玉溪市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更名为云南红塔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简称“云南红塔银行”。 无独有偶，一同公布的还有对富滇银行的行政监管措施决定是。在2020年9月17日至18日，云南证监局对富滇银行的基金销售业务也实施了现场检查，发现该行相关产品的宣传推介材料未经负责销售业务和合规的高级管理人员检查，未出现合规意见书；宣传推介材料使用了“风格稳健”的宣传用语；部分分支机构基金销售业务负责人未取得基金从业资格等问题。 除此之外，该行基金销售业务合规风控人员职责界定，定期向投资人主动提供基金保有情况信息，基金销售业务考核等工作暂未按照《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销售机构监督管理办法》及相关配套规则进行规范。 根据相关规定，云南证监局同样对该行采取责令改正的行政监管措施，要求该行在30日内予以改正，并提交书面报告。 资料显示，富滇银行成立于2007年12月30日，为云南省首家省级地方性股份制商业银行。截至2019年末，该行资产总额为2674.2亿元。 近年来，各地证监局对银行基金销售业务的监管并未松懈，多家银行曾被处罚。 去年8月，广发银行和广州农商行同时因基金销售和托管业务存在问题收到广东证监局责令改正的监管措施；2018年，长春农商行、吉林九台农商行、汉口银行、无锡银行(行情600908,诊股)等也因基金销售违规收到证监局下发的行政监管决定书。
信用评级是信用体系建设的一部分，信用评级目前在我国的使用范围较窄，基本锁定在金融业当中。实际上，信用评级不是单纯局限于金融业，它是随着国家信用体系建设的不断推进而广泛运用于社会生产的各个方面。就目前而言，讨论信用评级就是讨论对债务融资工具和主体的信用评级。 从国内评级业发展现状来看，我国评级事业发展较晚，但发展迅速，截止到目前，基本形成了以联合资信、大公国际、中诚信、上海新世纪等几家市场份额较高的评级体系。而随着我国评级机构在技术和方法上的不断进步，评级结果更加趋于合理，社会认可度也在不断提高。 从付费模式上看，我国评级行业并未形成一个有序的债券市场评级违约检验机制，成熟且愿意支付外部评级费用的投资者群体尚在培育过程中，目前发行人付费手续简化便于操作（每单收取固定费用）更适合我国国情，因此发行人付费机制更为适应我国当前评级行业现状。从历史经验来看，通过设立防火墙制度，可以有效避免发行人干扰评级作业保持评级结果的客观公正。同时，我国已经在探索投资人付费模式，交易商协会已经批复1家投资人付费模式的机构，证监会已批复了4家投资人付费模式的评级机构，这类评级机构已经成为债券市场的有益补充。 从国际三大评级机构100多年的发展历程来看，其均经历了从投资人付费为主再到发行人付费为主的过程，其付费模式的变化是社会市场各方综合参与选择的结果。从三大国际信用评级机构收费模式来看，初始的投资人付费模式为评级机构树立品牌公信力奠定了基础，但随着信息技术广泛使用造成的搭便车行为，投资人考虑成本因素使得该模式难以为继而转为向发行人收费。发行人收费模式能够为发行人接受，其手续简化便于操作故一直延续至今。 从实际情况看，目前国外评级机构主要以发行人付费模式（如标普、穆迪及惠誉）为主，投资者付费模式在市场上占有很小比例（如McCarthy、BankWatch），发行人付费评级机构中也有投资人购买的模式（即投资人订阅），两种付费模式的合理搭配，共同组成了目前评级行业的服务供给布局。 整体来看，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国内评级行业对促进我国债券市场的发展和风险防范发挥了积极作用，但仍处于初级发展阶段。市场对评级付费模式的探讨和改革期望也从侧面说明目前投资者的成熟度在提升，评级服务的真正价值开始体现，这对于评级行业良性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对此，联合资信方面也曾表示，关于评级收费模式的探讨已持续多年，我们认为，在市场机制和监管机制完备的情况下，投资者付费与发行人付费这两种制度安排各有优劣势。目前发行人付费模式占主流的现状是评级行业长期发展以来市场各方综合参与选择的结果，也比较适应我国国情。 联合资信前身为成立于2000年7月的联合资信评估有限公司，2020年9月17日更为现名。是目前中国最专业、最具规模的信用评级机构之一。 公司官网信息显示，联合资信注册资本42600万元，净资产52723万元。其股东包括联合信用管理有限公司、新加坡政府投资公司、海南联信嘉禾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分别持股约71.85%、24.15%、4%。 该公司经营范围包括：信用评级和评估、信用数据征集、信用评估咨询、信息咨询；提供上述方面的人员培训。目前开展的主要业务包括对多边机构、国家主权、地方政府、金融企业、非金融企业等各类经济主体的评级，对上述各类经济主体发行的固定收益类证券以及资产支持证券等结构化融资工具的评级。 从收入构成来看，其银行间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评级业务的营业收入占比最多，约1.79亿元，占比63.02%；其次为其他产品评级业务，实现营收0.59亿元，占比20.86%，其中最主要的收入为跟踪收入，约0.31亿元； 资产支持证券评级业务、金融机构债务融资工具评级业务、企业债评级业务实现收入的占比分别为6.8%、4.08%、5.24%。 从债券发行情况来看，2019年联合资信所评债券发行1099只、发行规模17886.15亿元，分别较上年增长8.5%、0.6%。 近日，证监会发布了《中信证券(行情600030,诊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联合资信评估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主板上市辅导基本情况表 》。 目前国际上的标普、穆迪等评级机构均为上市公司。若此次联合资信上市成功，联合资信有望成为评级业A股首家上市的评级机构。
文：任泽平方思元 梁颖黄斯佳 在五中全会之后、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前夕，12月11日召开4季度政治局会议，总结今年，部署明年经济工作，意义重大。 会议首次提出“需求侧改革”、“反垄断”、“防止资本无序扩张”等，传递重大信号。 1、经济运行恢复常态，但仍存在诸多不确定性 730政治局会议称，“经济稳步恢复，二季度经济增长明显好于预期”、“当前经济形势仍然复杂严峻，不稳定性不确定性较大”。 五中全会指出，“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国际环境日趋复杂，不稳定性不确定性明显增加”。 4季度政治局会议提出，“我国经济运行逐步恢复常态，但新冠肺炎疫情和外部环境仍存在诸多不确定，要强化机遇意识、风险意识”。 我们此前提出，中国在控制疫情和恢复生产方面走在全球前面，展现了巨大的体制优势和经济韧性。1-3季度GDP增速分别为-6.8%、3.2%、4.9%，我们预计4季度GDP增速在5.5%左右，基本恢复到经济潜在增长率水平（2019年GDP增速6.1%，作者在2014年提出“新5%比旧8%好”）。反观欧美疫情持续失控，蔓延时间长，经济大幅负增长，2020年“我国成为全球唯一实现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 从结构看，中国生产10月工业生产增长6.9%，已经恢复到去年正常水平，主要受益于疫情有效控制和对内外需恢复；三驾马车中，10、11月（以美元计）出口同比增长11.4%、21.1%，贸易顺差584.4、754.2亿美元，大幅超过2019年出口0.5%的增长水平，主要受益于防疫物资出口、居家办公宅经济出口和对欧美亚等生产替代效应；10月固定资产投资增速达12.2%，远超去年水平，主要受益于“两新一重”和房地产投资。 同时，需要清醒地看到，当前经济恢复基础不牢。展望2021年，就业、收入和消费低迷，小微企业仍然十分困难，金融风险频发，投资面临回落压力，出口高增难持续。因此，慎勿对经济形势盲目乐观，慎谈货币政策收紧。 我们在2019年下半年提出“拿掉猪以后都是通缩”“经济恢复基础并不牢固”；在2020年上半年提出“新基建”“中国经济复苏将领先全球”；在年底提出“经济持续复苏，但不宜盲目乐观”。 2、构建新发展格局，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 4季度政治局会议强调做好明年经济工作要“构建新发展格局，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努力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 10月26-29日五中全会审议十四五规划，提出了“十四五”时期的经济发展目标：在质量效益明显提升的基础上实现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增长潜力充分发挥，国内市场更加强大，经济结构更加优化，创新能力显著提升，产业基础高级化、产业链现代化水平明显提高。 相较于“十三五”时期明确的“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到二〇二〇年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二〇一〇年翻一番”，以及由此而来的2016-2020年GDP年均增速至少6.5%，五中全会没有对未来五年设置具体目标，只说今年把目标完成，然后到二〇三五年“再迈上新的大台阶”。表明中央淡化GDP的意思很明显，不会再像2009、2012、2015年那样进行强刺激。中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经济结构优化和提质增效将是未来五年的工作重点。（《五中全会透露重大信号（极简解读》） 刘副总理在“十四五”规划辅导读本撰文《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新发展格局是适应我国经济发展阶段变化的主动选择，是应对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变化的战略举措，是发挥我国超大规模经济体优势的内在要求。从六方面全面落实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决策部署：推动科技创新在畅通循环中发挥关键作用；推动供给创造和引领需求，实现供需良性互动；推动金融更好服务实体经济，健全现代流通体系；推动新型城镇化和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推动扩大就业和提高收入水平；推动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更深度融入全球经济。 我们认为，“双循环”的核心是对内扩大内需、对外提升产业链安全，关键是三大抓手：“新基建”、城市群和放开生育。这是这些年我们在公共政策领域的三大建言和呼吁，但进展不同，新基建已经从学术讨论走向国家战略，城市群逐渐走向社会共识但尚未完全落实到公共政策，而全面放开生育则面临巨大的学术分歧和社会争议。（参见《“双循环”三大抓手：新基建、城市群与放开生育》） 2010年我们参与研究提出“增速换挡”，2014年作者提出“新5%比旧8%好”“改革牛”，2015年提出“经济L型”。 3、首次提出“需求侧改革”，增强消费、投资新基建和调整收入分配是主要抓手 4季度政治局会议首次提出需求侧改革，“要扭住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同时注重需求侧改革，打通堵点，补齐短板，贯通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环节，形成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更高水平动态平衡，提升国民经济体系整体效能。”提法从“需求侧管理”升级到“需求侧改革”。 疫后关于扩大需求和需求侧管理的中央论述较多：327政治局会议明确定调要扩大内需。730政治局会议提出“要持续扩大国内需求”，“扩大最终消费，为居民消费升级创造条件”和“积极扩大有效投资”。五中全会继续提出“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加快培育完整内需体系，把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起来，以创新驱动、高质量供给引领和创造新需求”。 刘副总理在“十四五”规划辅导读本撰文《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指出：“要加快培育完整内需体系，完善扩大内需的政策支撑体系。增强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全面促进消费，提升传统消费，培育新型消费，发展服务消费。发挥投资对优化供给结构的关键作用，拓展投资空间，优化投资结构，推动企业设备更新和技术改造，推进一批强基础、增功能、利长远的重大项目建设。” 需求侧改革对当前国民经济体系整体效能的边际效益最大，我们认为增强消费和投资新基建是最重要抓手。从需求侧改革内涵来看，一是着力点转向扩大有效需求，提高经济增长内生动力。疫后中国经济恢复生产端快于需求端，核心矛盾是有效需求不足。2016年以来供给侧改革已取得显著成果，需求端改革可以带来经济结构优化和提质增效的效益最大化。二是从供给端发力，供给创造需求，创新激发潜在需求。需求侧改革更需要依托于增量市场的拓展，而非存量市场的代替。 我们率先倡导“新基建”，引发社会各界大讨论，最终从学术讨论走向国家战略，是需求侧改革的重要内涵。“新基建”兼顾短期扩大有效需求和长期扩大有效供给，兼具稳增长、稳就业、调结构、促创新、惠民生的综合性重大作用，打造中国经济新引擎。新基建包括5G基建、大数据中心、人工智能、新能源汽车充电桩等科技领域的基础设施，教育、医疗等民生领域的基础设施，以及营商环境、服务业开放、多层次资本市场等制度领域的基础设施，这些领域发展空间巨大，增长迅速，经济社会效益显著，对上下游行业带动性强，在未来经济社会发展中将起到担大任、挑大梁的重要角色。（参见《是该启动“新”一轮基建了》） 要做好需求侧改革，必须做到如下几点：1）与供给侧改革的相互平衡和促进，本次会议提出“形成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更高水平动态平衡”。2）更加重视收入分配公平，提升人民幸福感。需求的实现受到人民收入的限制。西方国家正深陷收入分配不均所导致的贫富差距扩大、社会撕裂、阶层固化、政治极化、民粹主义、贸易保护主义的泥沼。我们应当更注重收入分配的公平，健全以税收、社会保障、转移支付等为主要手段的再分配调节机制。 4、首次提出“强化反垄断和防止资本无序扩张”，互联网巨头和金融巨头们应该增强社会责任感和科技创新意识 4季度政治局会议首次提出“强化反垄断和防止资本无序扩张”，明确未来一段时间的监管态度和工作重点。 习总书记曾多次强调：“我国经济发展获得巨大成功的一个关键因素，就是既发挥了市场经济的长处，又发挥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反垄断旨在抑制市场负外部性，鼓励公平竞争，保护消费者权益，防范系统性风险。近期反垄断和防止资本无序扩张相关的政策密集出台，主要官员密集发声。 10月31日，刘副总理主持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专题会议，明确强调：当前金融科技与金融创新快速发展，必须处理好金融发展、金融稳定和金融安全的关系。要落实五中全会精神，坚持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原则，尊重国际共识和规则，正确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既要鼓励创新、弘扬企业家精神，也要加强监管，依法将金融活动全面纳入监管，有效防范风险。监管部门要认真做好工作，对同类业务、同类主体一视同仁。要监督市场主体依法合规经营，遵守监管规则，完善公司治理，履行社会责任。要增强业务信息披露全面性和透明度，保护金融消费者合法权益，加强投资者教育。要督促上市公司规范使用募集资金，依法披露资金用途。要健全公平竞争审查机制，加强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执法司法，提升市场综合监管能力。要建立数据资源产权、交易流通等基础制度和标准规范，加强个人信息保护。 11月10日，市场监管总局《关于平台经济领域的反垄断指南（征求意见稿）》发布，对平台利用大数据优势对消费者进行价格歧视，限定商家在竞争性平台间进行“二选一”，过度收集个人信息侵犯隐私等乱象进行规范；明确将大型互联网企业涉足金融行业纳入宏观审慎监管。 11月11日，中国银保监会、中国人民银行就《网络小额贷款业务管理暂行办法（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一是厘清网络小额贷款业务的定义和监管体制，明确网络小额贷款业务应当主要在注册地所属省级行政区域内开展，未经银保监会批准，不得跨省级行政区域开展网络小额贷款业务；二是明确经营网络小额贷款业务在注册资本、控股股东、互联网平台等方面应符合的条件。三是规范业务经营规则，提出网络小额贷款金额、贷款用途、联合贷款、贷款登记等方面有关要求。四是督促经营网络小额贷款业务的小额贷款公司加强经营管理，规范股权管理、资金管理、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等，依法收集和使用客户信息，不得诱导借款人过度负债。五是明确监管规则和措施，促使监管部门提高监管有效性，对违法违规行为依法追究法律责任。六是明确存量业务整改和过渡期等安排。 12月8日银保监会主席郭树清指出“要关注新型‘大而不能倒’风险，一些大型科技公司涉足各类金融和科技领域，跨界混业经营。必须关注这些机构风险的复杂性和外溢性，及时精准拆弹，消除新的系统性风险隐患。” 郭树清在“十四五”规划辅导文章《完善现代金融监管体系》中提出，“对金融科技巨头，在把握包容审慎原则的基础上，采取特殊的创新监管办法，在促发展中防风险、防垄断”。 无论传统行业或新兴行业均可能形成垄断，新经济在移动互联网技术和大规模资本的支持下，形成自然垄断速度更快，涉及面更广，用户粘性更强，由平台垄断造成的危害消费者权益、榨取剩余价值、挤压小企业生存空间等负外部性可能更大。一是消灭竞争，长期以来互联网企业以“融资-补贴-扩张-再融资”的范式，在购物、外卖、出行、社区生鲜等多个民生领域跑马圈地，资本成为资源配置的风向标，流量变现成为核心商业模式，小企业逐步退出竞争；二是侵害消费者权益，诱导过度消费、会员之上再收费、“大数据杀熟”、捆绑销售、隐私数据被贩卖等侵害消费者权益的问题屡见不鲜；三是“大而不能倒”酝酿系统风险，例如互联网消费贷、现金贷等产品规模巨大，通过助贷和联合贷等方式获得银行大比例出资，信用审核、风险控制等职能由平台管控，一旦平台风控出现问题，风险将向银行端转移。 防止资本无序扩张是为防止实体经济过度资本化，防止企业利用融资圈钱“割韭菜”等。 比如，有些平台经济先通过引入资本“烧钱”把同行竞争者包括中小竞争者赶出市场，垄断市场后再对客户提出涨价、“割韭菜”。 再比如，部分长租公寓通过多轮资本融资，高价抢收房源，再以低价租金吸引年轻人和金融机构签订长期借贷合约，机构将长期租金一次性付给平台，平台再按月向房东给付，由此平台得以获得现金流做大规模。但这种模式本质缺乏盈利能力，资金链断裂引发巨大风险，造成严重负面影响。 再比如，近年以特斯拉为代表的美国高科技公司进军新能源汽车、人工智能、无人驾驶等领域，取得巨大创新成果。但是与此同时，国内部分互联网科技巨头则试图利用资本优势和低价补贴，下沉社区，试图从底层大众劳动者——菜贩子手上榨取最后一枚铜板，和下层人民抢饭碗，引起社会舆论广泛反弹。互联网科技巨头们拥有雄厚的财力、大量的数据资源、领先的数字技术，人们期待巨头们不仅能在商业模式上进行创新，更能承担起推进科技创新的责任，不能痴迷于流量变现、急功近利地赚快钱，更应承担推动社会进步、造福民众的社会责任。虽然金钱不分善恶，但商业应有道德，德以载富。民众对大型互联网企业显然有更多的创新期待和社会责任期待。 大型互联网企业应将数据和技术优势，不应局限在商业模式和流量变现的竞争中，更应放眼全球大国市场博弈，承担起推进科技创新排头兵的责任，着眼攻克更长远的前沿技术难题，突破“卡脖子”的关键技术，与国家战略相契合，也能产生巨大的创新势能，增强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华为之所以值得尊重，是因为华为是中国高科(行情600730,诊股)技旗舰企业，数万工程师是和平年代的战士，捍卫了国家的科技荣誉并造福社会。 垄断和资本无序扩张加剧贫富分化，导致社会阶层流动放缓，不利于社会稳定和人民幸福。我国近十年来也出现社会财富向头部集聚、收入分配差距拉大等问题，基尼系数由2015年的0.465上升至2018年0.468，税前收入前10%的人群收入所占比重由2000年的35.56%提高至2019年的41.43%，个人财富排名前10%的人群占社会财富的比重由2000年的47.75%迅速攀升至2015年的67.41%，分配不均的结构性问题显现，不利于于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实现社会公平和共同富裕。 5、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增强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可控能力 4季度政治局会议提出，“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增强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可控能力”。 受中美贸易摩擦影响以及自身发展战略需要，近年科技自立自强和产业链供应链安全被频繁提及。 5月1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会议提出，“要实施产业基础再造和产业链提升工程，巩固传统产业优势，强化优势产业领先地位，抓紧布局战略性新兴产业、未来产业，提升产业基础高级化、产业链现代化水平。要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加强科技创新和技术攻关，强化关键环节、关键领域、关键产品保障能力”。 730政治局会议提出，“要提高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性和竞争力”。 五中全会将“关键核心技术实现重大突破”列入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提出，坚持创新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把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人民生命健康，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完善国家创新体系，加快建设科技强国。 刘副总理在“十四五”规划辅导文章中指出，“加快科技自立自强是畅通国内大循环、塑造我国在国际大循环中主动地位的关键。” 我们认为双循环的关键就是对内扩大内需、对外提升产业链安全，突破关键核心技术，解决“卡脖子”问题。 科技是第一生产力，是国家实力的关键，是大国竞争的制高点；科技是历史的杠杆，是世界霸权更迭的根源，是大国崛起的支点。中美贸易摩擦本质是霸权国家对新兴大国的战略遏制，打着贸易保护主义的旗号，剑指中国经济崛起和产业升级，尤其是对中国高科技领域的战略遏制。2018年3月的《301报告》和5月的美方要价清单多次提及“中国制造2025”计划；2019年5月16日，特朗普签署总统令，试图切断华为供应链；美国频频以“国家安全”为由对我国高科技企业发起制裁，不仅逐渐扩大打击手段和范围，且不断泛化制裁标准。 中国要发展核心技术，攻关“卡脖子”技术。有效地实施产业政策，重点在于支持基础领域、而非补贴特定企业，组建研发联盟攻克技术难关。加快科教体制改革，建立市场化、多层次的产学研协作体系。切实提高科研人员与教师的收入待遇，加大海外高端人才引进力度。（参见《中美科技战：国际经验、主战场及应对》） 当前中国制造业及高科技产业在全球产业链领域缺乏主导权，对产业链供应链高端环节缺乏控制力，在关键环节和核心零部件方面基础较为薄弱。以5G为例，在发展过程中，我国通讯行业遭遇了美国为首的相关国家以5G安全问题进行的全方位打压。2018年4月，美国禁止中兴购买美国公司敏感产品，中兴业务一度陷入停摆，随后美国又多次对华为进行打压，对其5G设备进行封杀。中国只有在5G技术积累、设备制造以及终端操作系统、技术标准等方面取得优势，才能在层层重压下保证5G产业链的安全，赢得5G产业正常、稳定发展的环境。 11月26日下午，看到任正非送别荣耀的讲话，悲壮。像是送别即将闯荡世界的爱子，万般殷切叮嘱。这不是一个阵地、一个城池的胜败。作为中国高科技旗舰企业，面对美国的打压，华为在炮火中挺进，没有被打垮。这次我们不仅没被打垮，反而被打醒了。“中美贸易摩擦具有长期性和严峻性”，“这是打着贸易保护主义旗号的遏制”。科技自立自强，解决“卡脖子”难题，拥抱全球化。任总是一代英雄，华为和荣耀的员工是和平年代的战士，为家园和荣誉而战。没有伤痕累累，哪来皮糙肉厚，英雄自古多磨难。除了胜利，我们已经无路可走。 6、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 4季度政治局会议提出，“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 “十四五”规划提出，“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定位，租购并举、因城施策，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有效增加保障性住房供给，完善土地出让收入分配机制，探索支持利用集体建设用地按照规划建设租赁住房，完善长租房政策，扩大保障性租赁住房供给。深化户籍制度改革，完善财政转移支付和城镇新增建设用地规模与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挂钩政策，强化基本公共服务保障，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优化行政区划设置，发挥中心城市和城市群带动作用，建设现代化都市圈。” 刘副总理在“十四五”规划辅导读本撰文《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指出：“房地产业影响投资和消费，事关民生和发展。要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定位，坚持租购并举、因城施策，完善长租房政策，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 我们在业内提出了经典分析框架“房地产长期看人口、中期看土地、短期看金融”。在此框架基础上提出“房地产长效机制的关键是金融稳定和人地挂钩”。（参考专著《房地产周期》《全球房地产：住房制度决定房地产市场》） 7、要抓好各种存量风险化解和增量风险防范。 4季度政治局会议提出，“要抓好各种存量风险化解和增量风险防范”。 刘副总理在“十四五”规划辅导文章中指出，“推动金融更好服务实体经济，健全现代流通体系。金融是实体经济的血脉。坚持以服务实体经济为方向，对金融体系进行结构性调整，大力提高直接融资比重，改革优化政策性金融，完善金融支持创新的政策，发挥资本市场对于推动科技、资本和实体经济高水平循环的枢纽作用，提升金融科技水平。” 郭树清在“十四五”规划辅导文章《完善现代金融监管体系》中提出，货币经济绝不能背离实体经济；将本求利是商业活动的正常状态；收益永远和风险成正比；持续建设法治和诚信环境；把握好金融创新的边界；管好货币总闸门；坚决抑制房地产泡沫；紧紧抓住公司治理“牛鼻子”。 郭树清11月22日在《求是》发文《坚定不移打好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攻坚战》，提出，“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国际经济金融形势更加复杂多变，我国经济周期性、结构性、体制性问题叠加碰头，金融风险形势复杂严峻。随着国际收支状况逐渐好转，国内企业、政府、居民部门杠杆率快速上升，金融产品和市场结构日趋复杂、透明度较差，金融体系内部资金自我循环、脱实向虚倾向愈演愈烈，一些不法金融集团和违规金融活动野蛮生长，金融系统内部的腐败和违纪违规行为持续蔓延。如果放任自流，势必酿成系统性风险，产生颠覆性影响，严重危及经济持续发展和国家政治安全。” 提出主要金融风险为，金融资产盲目扩张、影子银行层层嵌套规避监管隐蔽风险、问题股东恶意操控甚至掏空金融机构、打着互联网金融创新的旗号“无照驾驶”“遍地开花”、房地产金融化泡沫化、大中型“僵尸企业”债务违约风险股权质押风险、地方政府违规大规模举债形成隐形债务风险、金融不服务实体经济空转套利等。 未来的关键是让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服务科技创新，加快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尽最大可能提早处置不良资产，防止高风险影子银行反弹回潮，及时处置不同类型机构风险，稳步扩大金融业对外开放，切实加强金融消费者教育和保护，进一步加强党对金融工作的领导。 11月21日，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以下简称金融委）主任刘鹤主持召开金融委第四十三次会议，研究规范债券市场发展、维护债券市场稳定工作，会议指出，近期违约个案有所增加，是周期性、体制性、行为性因素相互叠加的结果。会议要求，一是提高政治站位，切实履行责任。金融监管部门和地方政府要从大局出发，按照全面依法治国要求，坚决维护法制权威，落实监管责任和属地责任，督促各类市场主体严格履行主体责任，建立良好的地方金融生态和信用环境。二是秉持“零容忍”态度，维护市场公平和秩序。要依法严肃查处欺诈发行、虚假信息披露、恶意转移资产、挪用发行资金等各类违法违规行为，严厉处罚各种“逃废债”行为，保护投资人合法权益。 8、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美贸易摩擦，拜登对华政策展望 五中全会指出，“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国际环境日趋复杂，不稳定性不确定性明显增加。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发展仍然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但机遇和挑战都有新的发展变化。” 2018年初，中美贸易摩擦刚爆发，主流媒体和市场出现严重误判，“中美关系好也好不到哪儿去，坏也坏不到哪儿去”“中美贸易摩擦对中国影响不大”等观点流行。 但是，我们在一开始就鲜明提出三大判断，与市场流行观点不同但被后续形势演化所不断验证：“中美贸易摩擦具有长期性和日益严峻性”“这是打着贸易保护主义旗号的遏制”“我方最好的应对是以更大决心更大勇气推动新一轮改革开放，坚定不移。对此，我们要保持清醒冷静和战略定力”。 拜登与特朗普对华思想的异同：特朗普改变了奥巴马时期的外交政策，拜登将予以纠正。但在中国崛起的背景下，拜登必然会维护美国利益，在避免冷战、脱钩的基础上制衡中国。拜登与特朗普均将中国的崛起视为对美国的挑战。但拜登与特朗普在对华策略上有区别，核心在于拜登反对特朗普的单边遏制、逆全球化的思想，希望通过联合盟友制衡中国。 具体来看：1）贸易方面，拜登反对特朗普的广泛关税战、中美“第一阶段”贸易协定，呼吁建立盟友统一战线利用现有贸易法律规则制衡中国。2）科技方面，拜登强调团结盟友并制定行业标准，以管理高技术的全球使用，并打压中国高科技。3）地缘政治方面，拜登强调增加美国在亚太地区军事部署、重振美国亚太主导地位、恢复和重构盟友关系。4）人才方面，美国可能会恢复在文化教育、公共卫生等非敏感领域人文交流，但在科技等敏感领域可能继续限制或监督。 2018年以来，在市场陷入悲观情绪时，我们明确提出中国经济发展潜力巨大，如果推动新一轮改革开放，“未来最好的投资机会就在中国”。中国有全球最大的统一市场（14亿人口），有全球最大的中等收入群体（4亿人群）；中国的城镇化进程距离发达国家仍有约20个百分点的空间，潜力大；中国的劳动力资源近9亿人，就业人员7亿多，受过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的高素质人才有1.7亿，每年大学毕业生有800多万，人口红利转向人才红利；中国的新经济迅速崛起，独角兽数量仅次于美国；新一轮改革开放将开启新周期，释放巨大活力。
为进一步规范信用评级行业发展，2020年12月11日，人民银行组织召开信用评级行业发展座谈会，会议由人民银行党委委员、副行长潘功胜主持。发展改革委、银保监会、证监会相关部门和交易商协会负责同志，以及市场评级机构、发行人、投资人代表参加会议。 会议认真总结了近年来信用评级行业发展情况和有关问题，交流借鉴国际评级机构业务开展的经验，研究讨论了进一步规范发展我国信用评级行业的措施。 潘功胜指出，信用评级是债券市场的重要基础性制度安排，关系到资本市场健康发展大局。近年来，我国评级行业在统一规则、完善监管、对外开放等方面取得长足进步，但也存在评级虚高、区分度不足、事前预警功能弱等问题，制约了我国债券市场的高质量发展。评级行业应认真总结经验教训，坚持职业操守，勤勉尽责，努力提高评级能力，提升评级质量。监管机构、发行人、投资人等各方应各尽其责，共同推动我国评级行业健康发展。 潘功胜强调，人民银行将会同相关部门共同加强债券市场评级行业监督管理，强化市场纪律，推动我国评级技术的进步、提高评级质量，提升信用等级区分度，进一步推动评级监管统一，真正发挥评级机构债券市场“看门人”的作用，促进评级行业高质量健康发展。
1 最近，中国银行(行情601988,诊股)业又增加了一名新成员——招行和京东联合成立的直销银行。 这也是时隔四年，继百信银行之后的第二家「独立法人」直销银行。 从业务范围来看，独立法人的直销银行和民营银行几乎没有太大差别。不同在于股东方，前者是由银行发起设立，后者是由民企发起设立，且单一股东持股不得超过30%。 监管也是一碗水端平，银行和民企都有了试水新型银行的机会。 说来这些年，互联网巨头+商业银行的组合成为了新型银行的标配，看起来是个「科技+金融」的完美搭配，但从过去几年的实践来看，能真正借力两边资源做到1+1>；2者寥寥。 除了微众、网商银行等少数派，大多数新型银行们似乎并没有做出太多新意。 不过，此次招行发布直销银行获批的消息还是获得了极高的关注度。除了合作方也是头部互联网公司之外，想来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外界对于「招行要做一家新银行」充满了期待。 毕竟，放眼中国的银行业，招行是为数不多真正做出特色和风格的银行（传送门：《零售之王的崛起、周期和宿命》）。而这家以它为主导的新银行又会以怎样的面目出现，确实令人有些好奇。 单从名字来看，「拓扑银行」也足够硬核，科技范十足。 「拓扑」是现代数学的三大支柱之一，同时，计算机链接的方式也叫做「网络拓扑结构」。按照官方说法，这个名字契合了其数字银行的定位。另外，拓扑学曾在多个学科被应用探索解决知名难题，那「拓扑银行」也有探索、开创之意吧。 从招行第一次宣布要与京东设立直销银行算起已有两年多，但实际上，招行内部开始论证、筹谋设立一家新银行的时间还要更早。换句话说，这并不是一次「赶热点」的试水，而是招行出于自身战略考量的长远布局。 从目前了解的信息来看，「拓扑银行」还是聚焦于个人和小微，这是零售之王最擅长的领域，招行所积累的护城河也足够深，筹备组的核心成员也都是招行零售条线的干将。再加上京东在线上的资源和积累，也是很好的补充。 只是，相比其它产业，一家金融机构，尤其是商业银行的运转要复杂的多。既要坚守银行的规则，又要打开思路、做出特色，实属不易。 而相比百信银行，「拓扑银行」的批筹之路也长了许多。有业内人士感慨，它错过了新型银行发展的黄金时期。的确，眼下不管是监管环境还是市场环境，挑战都远超两三年前。 「拓扑银行」内部有个口径是：打造出银行业改革创新的「新物种」。究竟能有多新？期待值已拉满。 2 其实，中国一直不缺银行。 从数量上看，截止2019年，全国共有4607家银行。但如果看经营情况，可能有一大半都面临着极大的挑战（传送门：《中小银行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尤其，在监管收紧与市场震动同时来袭的2020，很多中小银行都陷入了盈利能力恶化、风险攀升、资本补充难度大等多重困境，加上此前包商银行、锦州银行等风险事件的冲击，更让市场对于其未来发展画上了大大的问号。 那么，在市场几近饱和的情况下，监管为什么还要一直创设新型银行？ 原因无他，主要还是希望通过引入新的资本、资源和文化，打破既有机制的束缚，让银行创新可以轻装上阵。当然，另一重考量在于，把创新的风险隔离于现有的机构之外。 其实，跳出国内市场来看，这几年新型银行在欧美，包括中国香港等金融体系非常成熟、市场竞争更为充分的地方也备受推崇。 典型如新加坡，2019年，新加坡金融管理局（MAS）宣布将开闸首批数字银行牌照，这也是新加坡银行业20年以来的首次突破。经过了多轮的筛选，到了今年12月，4张数字银行牌照正式发放。 说到市场饱和，可能新加坡的金融市场更为拥挤。 「除了隔离创新风险、引入新的活力，新型机构更多地扮演了鲶鱼的角色」。一位在新加坡数字银行工作的朋友如此总结。成熟金融市场的另一面就是「缺乏活力」，MAS希望新的资本和文化可以带来创新的动力。 从新加坡数字银行的股东背景上看，包括东南亚的网约车巨头Grab、电子商务和游戏公司Sea、还有中国的金融科技巨头蚂蚁集团等，他们都是这些年在数字化方面颇有代表性的公司。 其实，除了中国率先掀起了金融科技浪潮，在其它很多国家和地区，相较于互联网或其它产业，金融业方面的革新还是相对迟缓的。所以，直到近两年才以数字银行为突破口进行金融科技方面的创新。 据馨金融不完全统计，近两年内，全球范围累积募资超过1亿美金的数字银行至少有12家。其中，巴西的Nubank、美国的Chime、德国的N26、英国的Revolut等都是备受资本关注的新锐银行。 所以，市场并不缺一家银行，但永远缺一家能够提供更优服务和体验，更低价格和成本的银行。 这放在任何一个产业都一样，创新永远有空间，也值得不断尝试。 3 相较于很多国家和地区，中国银行业开的创新口子并不少。 回顾过去十年，中国监管推动设立的新型银行就包括19家民营银行，和2家独立法人的直销银行。还有更早之前，为了鼓励发展发展农村和县域经济而大批设立的村镇银行。 上海还有一家浦发硅谷银行（成立于2011年），主打投贷联动等有别于传统银行的发展方式，也算一类新型银行。如果算上前些年在银行体系内尝试的直销银行、社区银行，那就更多了。 但今天来看，真正走出差异化路径的新型银行屈指可数。 跟不少银行业人士谈过这个话题，一个重要的共识是，关键在于「人」。大部分新型银行的核心团队都是银行背景，大家很难走出既有的知识结构和经验主义，所以很容易做着做着就陷入了原有的模式。 而来自互联网或其它行业的人才又容易走入另一个极端，就是不能够深刻理解金融、敬畏风险。如何能够融合不同的文化，取长补短，这是过去几年新金融行业一直在探索的方向。 其实，直到今天，这个跨界融合的问题也没能真正解决。 2020年末，关于金融科技，监管、舆论、市场等各个领域都对其展开了一场大反思。成绩有不少，教训更不少。包括新型银行在内的一些创新金融机构和业务未来将向何处去，现在也是充满了问号。 但商业世界的迷人的之处就在于，不管挑战有多大，前路有多迷茫，总是不断有人前仆后继地冲上去。大概这就是人类的本性吧，永远对创突破、探索未知充满期待。
经过近4年等待，中国迎来第二家独立法人直销银行。 12月11日晚间，招商银行(行情600036,诊股)公告称，收到银保监会批复，获准在上海与网银在线（北京）商务服务有限公司（简称“网银在线”）共同筹建招商拓扑银行。招行与网银在线入股比例分别为70%、30%。 招行京东数科联手打造 据公告，招行与网银在线分别认购招商拓扑14亿股、6亿股普通股股份，入股比例分别为70%、30%。天眼查显示，网银在线是京东数科全资子公司。 招行称，筹建工作完成后，公司将按照有关规定和程序向银保监会提出开业申请。 事实上，早在2018年3月，招行就审议通过了《关于以合资方式发起设立独立法人直销银行的议案》，同意公司与战略合作方共同发起设立独立法人直销银行。 彼时，公告显示，直销银行初始注册资本拟定为20亿元，由招行出资14亿元，持股70%；战略合作方出资6亿元，持股30%。 对于设立直销银行的初衷，招行此前称是公司把握创新驱动发展趋势、积极探索普惠金融和未来银行形态的重要举措，可有效降低银行运营成本，对现有业务模式和客群进行差异化补充，并可通过风险隔离将创新风险限制在可控范围。 招行称，设立独立法人直销银行符合监管政策导向，符合国内外银行业创新发展趋势，也符合公司自身业务发展水平。 首家直销银行两年多实现盈利 首家直销银行成立要追溯至2017年。2017年1月，中信银行(行情601998,诊股)发布公告称，银监会同意其在北京市筹建中信百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简称“百信银行”）。银行类别为有限牌照商业银行，以独立法人形式开展直销银行业务。 来源：百信银行界面截图 中信银行、福建百度博瑞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作为发起人，分别认购百信银行14亿股、6亿股普通股股份，入股比例分别为70%、30%。 此后，百信银行频繁在中信银行公告中“露脸”。2018年半年报显示，百信银行自2017年11月开业以来，已累积客户近400万，总资产超过200亿元，营业收入3.37亿元，不良率仅0.25%。笔均授信审批时间不到3秒，真正实现了“秒批秒贷”。 2018年上半年，中信银行和百度对百信银行完成增资，增资后中信百信银行注册资本达40亿元，为其资产业务快速发展提供了及时、有力支撑。中信银行称，百信银行沉淀的金融科技能力，能为其“腾笼换鸟”开拓更多空间。未来将继续孵化、寻找和把握商业模式创新机会，成为一家具有领先科技思维、强劲科技引擎的商业银行。 随后，中信银行在2019年年报中指出，中信百信银行战略实施取得阶段性成果，首次实现盈利。截至2019年末，百信银行总资产588.65亿元，较上年末增长63.86%，负债总额556.20亿元，较上年末增长70.09%，净资产32.45亿元；报告期内，实现营业净收入23.73亿元，净利润0.20亿元。 何为直销银行？ 直销银行，是指不设线下网点，由银行搭建“纯互联网平台”，在此平台上整合自身存贷汇业务、投资理财产品。与个人网银相比，直销银行突破了本行账户局限，可向他行用户开放。 这一经营模式下，银行没有营业网点，不发放实体银行卡，客户主要通过电脑、电子邮件、手机、电话等远程渠道获取银行产品和服务，因没有网点经营费用和管理费用，直销银行可以为客户提供更有竞争力的存贷款价格及更低的手续费率。 传统银行也纷纷推出直销银行业务。 早在2013年7月，民生银行(行情600016,诊股)就成立了直销银行部。截至目前，已有几十家银行推出了直销银行业务和产品。 用户使用直销银行业务也较为方便。以民生银行为例，在民生银行APP首页上点击“直销银行”即可进入，其目前上线了如意宝、慧选宝等8款产品，并支持资金转入、资金转出、预约交易、信用卡等功能。 来源：民生银行APP界面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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