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卡内基梅隆大学简介 卡耐基梅隆大学（Carnegie Mellon University）是一所美国的研究型私立大学。该校位于宾夕法尼亚州匹兹堡。1967年由卡耐基理工学院和梅隆工业研究所合并成立。该校拥有全美第一所计算机学院和戏剧学院，该校的艺术学院，商学院，工学院以及公共管理学院都在全美名列前茅。其计算机科学研究和麻省理工学院并列全美第一。 1900年，安德鲁·卡内基致信给政府，愿意出资100万英镑建一所技术学院。后来政府在肖莱公园附近划出32公顷土地建成了卡内基技术学院。根据卡内基的设想，学院将为当时的匹兹堡培养3年制所需的工业专门人才。最初该学院包括科学与技术学校（培养工艺师和助理工程师）；艺术学校（培养设计师和手艺人）；培养制造业和建筑业的学徒工和熟练工学校，以及一所培训家庭主妇和秘书的玛格丽特·莫莱逊·卡内基学校。在这以后的20年中，学院还设置了硕士和博士的培养教程。 1967年，梅隆学院和卡内基学院的董事会决定交两所学院合二为一，并取名卡内基·梅隆大学。1968年，互格丽特·莫莱逊学校改成一所人文和社会科学方面的学院；同时，又新建了招研究生的学校，如工业管理学院、城市与科学方面的学院，以及近斯新建的计算机科学学院。另外一些新的研究中心（如软件工程及机器人中心）等也相继诞生。 卡内基·梅隆大学已从一的技术学校，逐渐发展成为一所由7个学院组成的、有国际威望的大学。 卡内基·梅隆大学下设7个学院： 卡内基工程技术学院该院由6个系组成：化学工程系、民用工程系、电子学和计算机工程系、工程与公共政策系、系统工程系、金属工程和材料科学系；普通课程包括高等数学、物理、化学等课程外，专业课程有化学工程热力学、化学工艺流程控制、结构力学、工程设计与制作、线性代数、电磁学、电子器件及电路、模拟电路分析与设计、电子与计算机工程、流体力学、热传导学、气动力学、材料学、塑性材料、电学磁学和光学、生理学、现代生物学、生物化学、物理化学、决策分析等等课程。 艺术学院 它培养的学生从建筑设计到表演艺术和视听艺术等广泛领域，由建筑系、艺术系、设计系、戏剧系、音乐系组成。 工业管理研究生院 该院不仅仅从事本科生的培养，同时也培养硕士、博士甚至更高级的人员；下设工业管理系。 人文和社会科学学院 该院下设经济系、英语系、历史系、哲学系、心理学系、社会和决策学系、统计系。 梅隆科学学院 该院下设生物科学系、化学系、数学系和物理系，其课程包括物理、数学、化学、生物物理、生物化学、物理化学、统计学、分子生物学等等。 计算机科学学院 该院只设计算机科学系，可授予学士、硕士、博士学位，课程有数学、物理、计算机硬件、软件工程、计算技巧、人工智能、心理学、程序设计、机器人等。 城市与公共事务学院 该院主要培养处理城市与公共事务的行家能手，可授予硕士、博士学位。 美国卡耐基梅隆大学还是NASA航空航天科研任务的主要承制单位之一，该校的机器人研究所从事过自动驶车、月球探测步行机器人，单轮陀螺式滚动探测机器人的研究。美国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已经与卡耐基梅隆大学国家机器人工程协会和波音公司签订合同，制造和测试无人地面战车（UGCV）样车。这将是人类首次尝试生产在所有地形条件下都能够正常工作的无人地面战车。该大学对空间机器人的研究有很长的历史。目前，卡耐基梅隆大学为五角大楼研制的“角斗士”战斗机器人在对抗测试中大获全胜，挑战打造“未来美军”的技术难关。同时，卡耐基梅隆大学也是世界上规模最大、参与人数最多的机器人足球比赛“RoboCup机器人足球世界杯”的主要赞助之一，被公认为是将机器人应用于教育的先驱者。
什么是职业指导 职业指导是指职业中介机构、咨询机构或教学培训机构，通过对求职者（或学生）和用人单位提供职业咨询与指导服务。帮助求职者进行科学的职业选择，帮助用人单位招聘用人。 具体可分为升学指导与就业指导，根据劳动力市场需求和职业结构对劳动者的素质要求，结合每个人的个性特点，帮助求职者或学生选择适合的专业和职业，进行定向培训，帮助用人单位选择适合的劳动者就业，达到人与职业的优化结合。 主要任务是，提供职业咨询，开发职业潜力；引导树立正确的就业观念和用人观念；指导设计职业生涯；提高求职和招聘用人技巧。目前，全国各地开展了对求职者和用人单位的职业指导工作，建起了职业指导室，配备了职业指导员，在职业介绍的过程中，增加了职业指导的程序，希望通过职业指导，使就业服务工作更有效果和效率。他们利用职业指导技术帮助下岗失业人员转变就业观念，帮助他们了解自我，了解职业，以更加理智的态度去择业等等。同时，一批规范的职业介绍机构和优秀职业指导人员脱颖而出，把职业指导工作推向了一个新的台阶。通过几年来的探索，职业指导工作目标更加明确。这个目标就是要紧密结合就业工作的实际，使之更加有效地促进就业，在就业服务工作中最大限度地发挥它的作用。职业指导人员深刻地认识到，实施职业指导不仅是要推广一种技术，更重要的是在实施一种战略。职业指导的产生 职业指导的产生与发展是建立在一定生产力发展水平和产业结构变化的基础上的。从生产力的发展到产业结构的变化，从社会劳动体制结构到管理部门的职能更新，从企业用人到学校教育各个方面都必须具备与之相应的条件和配套体系。在我国，经济体制转轨所带动的全面的社会变革对职业指导提出了要求并创造了一定的条件。具体而言，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职业指导是工业化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产物。 在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生产力水平有了较大的提高，工业化进程日渐加快，社会的产业结构正发生着显著的变化，即劳动力人口正在从第一、二产业向三、四产业转变，服务业和信息业的兴起，引起了社会就业结构的变化，从而导致职业结构的变化，客观上出现了对职业指导的要求。 第二，从职业指导的产生来看，以市场为基础配置人力资源的运行机制是职业指导产生和发展的内在动力。 我国的市场经济发育，使劳动力要素状况开始影响就业竞争与聘用竞争，从而激励就业者注重职业的选择和岗位需要的变化并不断提高自己的职业技术素质和市场应变能力，扩大自己的就业适应面而增加就业机会。因此，职业指导在个人生活历程中的作用将日益明显。 第三，社会科技化、信息化发展导致的职业更新与流动性增强，是开展职业指导的又一个推动力。 职业更换与流动渠道是否畅通取决于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配套的就业、用工、培训和工资制度等的完善。从80年代起，我国政府陆续在经济体制改革中发布了一系列的劳动就业制度、人事制度以及工资制度改革方案，旨在改变传统计划体制下由国家劳动部门统包统分的人事制度，如实行劳动合同制，建立国家公务员制，兴建人才市场，扩大企业用人自主权，增强高校毕业生择业自主权等，为实现个人择业与岗位择人的双向选择创造了一定的社会条件。 第四，教育的发展在职业指导中的作用日益突出。 在工业发达国家里，科学知识及其应用成为经济和生产力发展的重要支往，由于系统的科学知识在职业劳动中所起的作用越来越大，个人要适应职业劳动的需要必须借助于系统地学校教育。面对着工业化生产条件下日益多样和复杂的社会职业，学校教育开始发挥选择、分配社会成员职业的作用。教育资历的高低，可以影响个人不同的职业层次，学校与专业的选择，可以规定个人职业选择的范围，正如日本学者所概述的那样"现代学校作为实施广义职业教育以及适应职业制度需要选拔人才的最有力的社会机构，发挥着它的功能"。在工业化程度较高的国家都十分注重通过学校发挥职业指导教育的作用。职业指导工作的内容 根据原劳动部印发的《职业指导办法》（劳部发【1994】434号）第6条规定，职业指导工作包括以下内容： （1）调查分析社会职业变动趋势和劳动力市场供求状况； （2）开展对劳动者个人素质和特点的测试,并对其职业能力进行评价； （3）帮助劳动者了解职业状况，掌握求职方法，确定择业方向，增强择业能力； （4）向劳动者提出培训建议，并负责向就业训练机构推荐； （5）对妇女、残疾人、少数民族人员及退出现役的军人等特殊群体提供专门的职业指导服务； （6）指导用人单位选择招聘办法，确定用人条件和标准； （7）对从事个体劳动和开办私营企业的劳动者，提供开业和生产经营方面的咨询服务； （8）对就业训练机构的培训方向、训练规模和专业设置等，提供导向； （9）对在校学生的职业指导工作，提供咨询和服务。职业指导的技术与方法 职业指导作为一门应用性很强的新兴学科，涉及领域宽泛，有其特有的理论体系、工作规律和专业化的方法。目前，全国各地在实践中探索出职业指导工作的技术与方法多种多样，经常运用的技术与方法简要介绍以下五种： 一、要建立良好的咨询关系 职业指导的分类很多，如对求职者的择业指导和对单位的用人指导，对劳动者的个体指导和群体指导等等。顺利实施这些指导，则要求在指导者与被指导间建立良好的咨询关系。从心理学的角度讲，至少应做到以下三点： 1、真诚相待职业指导人员首先要对求职者表里如一，不隐瞒、误导和欺骗求职者。另外，也要以生活中真实的自我与求职者接触，坦率地与其分享成功和失败的经验和体会，并提供他需要的各类信息。职业指导人员通过自我探索和模拟演练等方式，可有效地训练自己在实际咨询工作中的真实感。 2、察言观色是指职业指导人员要能深入了解求职者的内心世界，就好像了解自己一样，了解对方的心理感受。一方面要注意倾听对方的陈述，同时观察其言外之意，如表情，动作等，从中体会谈话内容以及明显和暗藏的问题线索。另一方面也要注意不要将“共情”与“同情”联系在一起，这将会使求职者担心你是否能帮助他真正解决实际问题。 3、无条件积极尊重是咨询指导过程中一种常用的技术。是指无论求职者所表现出的思想感受和反应是否正确，一律给予无条件的接纳。全面地接纳、关心、尊重求职者，可能提高其自尊心与自信心，同时可以使求职者真正从内心放松，畅所欲言，与职业指导人员交融在一起，促进问题的解决。这一点在咨询指导过程的初期是非常重要的。 二、信息采集与处理的技术 劳动力市场信息的采集与处理是职业指导工作中的基本内容。在这项工作中常涉及调查问卷设计、计算机网络技术、描述统计技术以及一些相关的报表分析技术。例如在设计正式调查问卷时，要避免开放性的问题，多运用封闭问题，让被调查人员能在有限的数个选择项目中做出回答，以利于后期对回收的有效调查问卷进行分析处理。除此之外，职业指导人员还要熟悉各种新闻媒介的发布形式和特点，便于结合工作形势，使职业指导工作等相关工作能获得更广泛的影响和支持。信息的采集与处理工作涉及内容较广，技术性很强，是职业指导人员重点要做好的工作。 三、人员素质测评 在职业指导中一个关键的问题就是要解决哪些人适合做哪些工作。这就需要我们职业指导人员首要是能帮助求职者真正了解自我，解决这个问题常用的技术就是心理素质测评技术。目前常用的心理测评，按照与我们职业指导工作相关的内容进行划分，一般分为职业能力测评，人格测评，职业兴趣测评，气质测评等几类。随着测评技术的发展，目前人们又采取了情景测评技术。例如建立一个无领导者的小组，对某一个问题进行讨论，通过言语沟通，小组成员之间互相测试等方法，调动被测试者发挥自己各方面的潜能，以便对被测试者在组织、协调、人际交往等方面做出有效评价。 四、职业设计和培训 职业指导一项重要内容就是针对求职者个人特点以及相关背景，为其进行职业设计。职业指导人员要采用自省分析，对比分析等多种方法指导求职者真正了解自己的实际情况，并分析自我职业取向的合理性，为求职者确定未来工作领域的发展方向，并能对不同择业群体进行宏观职业取向分析。 在上述基础上，要能依据求职者个人和群体的特点，采用动机模式法和多重因素分析法，开发和组织相关职业培训项目。针对更广泛的培训对象，例如在岗的和不在岗的人员，要会选择合适的培训项目和培训方式来提高被培训人员的个性能力和综合素质。在项目决策、课程设计、项目评估以及项目实施上，要注重完整性、动态性、联系性、均衡性。 五、帮助实施 帮助实施是帮助求职者成功求职的关键一步。一方面需要我们职业指导人员具备善于建立良好的咨询关系的基本素质；另一方面还需要运用劳动力供需信息资源为求职者与用人单位空缺岗位进行合理匹配。能够适当地安排求职者与用人单位开展面谈，及时掌握面谈结果，并对其进行有效跟踪服务。要注意量力而行，避免因力所不及而收效甚微；要有明确的目的性和工作重点，并强调工作时效。另外，在组织跨地区劳务交流合作时，要把握好规模控制。 随着劳动力市场的发展，我们职业指导人员只有不断地更新自己的知识体系架构，通过多种方式，掌握最新的、最有效的职业技能指导技术与方法。才能更好地为求职者和用人单位提供高效服务。职业指导的历史沿革1898年，美国底特律中央中学校长杰西·戴维斯就开始在学校教育中探索实施教育咨询和职业咨询，强调职业信息的重要性并为学生提供就业信息。1901年，美国热衷于社会改良运动的青年律师佛兰克·帕森斯于在波士顿设立了公民服务机构，帮助失业青年和移民制订寻找职业的计划。1908年，佛兰克·帕森斯教授世界创立了第一个职业指导机构——波士顿地方职业局。1909年，佛兰克·帕森斯等人出版了职业指导专著《职业选择》，提出帮助人们正确选择职业的三因素理论，确立了职业指导在现代社会中的地位，标志着职业指导理论的创立。1913年，美国成立了职业指导协会。到二战结束时，已有会员3000余人。到上世纪20年代，兴起了以美国为中心的职业指导运动。到70年代，职业指导引起世界各国关注，如英国、德国、日本、加拿大和原苏联。 我国的职业指导可追溯到20年代初期。1916年，清华大学校长周寄梅先生首次将心理测试的手段应用在学生选择职业中，这标志着职业指导在我国开始建立。1919年，黄炎培等老一辈革命家、教育家在中华职业教育社的社刊，《教育与职业》杂志上发行了《职业指导号》，从介绍西方国家职业指导的理论与经验入手，结合当时的经济与社会状况，提出了在我国开展职业指导的必要性。1920年，中华职教社成立了职业指导部，组织力量对社会职业状况进行调查，对职业选择方法进行演讲。开展了一系列职业指导活动。如，1924年在上海、南京、济南、武汉举办对中学生的升学与就业指导。1927年，中华职业教育社创办了我国第一个为社会服务的组织"上海职业指导所"，1929年，成立了海外职业指导部。此后，各地又建立了一批职业指导所，为发展我国职业指导事业奠定了基础。但旧中国，经济凋敝，职业指导基本处于停滞状态。 新中国成立后，由于实行计划经济和就业的统包统配等多种原因，职业指导没有得到足够重视。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和政府从国情出发，开辟多种就业渠道，创建和发展劳动服务公司，并通过这一机构组织、培训、协调劳动力的供求，职业指导也随之发展起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国民经济迅速发展。随着所有制和产业结构调整以及劳动用工制度改革不断深化，就业制度发生了根本变化，发展多种就业形式，运用市场调节就业结构，形成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双向选择、合理流动的就业机制，为职业指导提供了最好的发展机遇。1986年，劳动人事部培训就业局编写了就业训练统编教材《就业指导》，供各地对求职人员开展职业培训时使用，并通过职业介绍机构开展了初步的职业指导工作。1994年，劳动部颁发了《职业指导办法》，明确规定职业介绍机构应开展职业指导工作，配备专（兼职）职业指导员，向劳动者和用人单位提供指导和服务。同年，国家教委正式颁发了《普通中学职业指导纲要》，正式在普通中学引进职业指导，这样，以就业指导为重点的职业指导成为当前我国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 近年来，随着经济结构调整和国有企业改革力度的加大，下岗职工再就业已成为职业指导的热点话题。职业指导工作被纳入到"再就业工程"之中，劳动保障部明确要求要在企业再就业服务中心实行"一三一工程"，其中最重要的一项，就是对下岗职工的再就业实施职业指导。 当前职业指导工作范围更加广阔，其工作内容开始渗透到社区服务、家政服务、创业指导和用工指导等领域，在形式上也更加多样化，利用各种媒体、网络进行指导，以"一对一"或“一对众”的形式进行指导，根据求职者的不同情况进行分类指导等。1999年，劳动保障部又推出了职业指导人员国家职业标准,组织编写了全国统一培训教材，在组织培训的基础上，实行统一的鉴定考核，并按《职业指导办法》的精神，逐步做到职业指导员持证上岗。国外职业指导的特点 职业指导从20世纪初在西方国家出现以来，在近一个世纪的发展中，职业指导的理论与实践模式日臻完善和成熟，形成了系统的指导方法。虽然各国的国情不同，但是各国都是在社会经济发展和改革中把职业指导作为提高国民素质、促进劳动就业的基础和重要手段，从而形成了符合本国国情的职业指导制度。我们从这些国家的职业指导的实践中看到，在实践职业指导的过程中，呈现出一些共同特点及发展趋势，这对我们在经济结构变革时期，如何更大限度地开发人力资源，利用人力资源是很有指导意义的。 （1）职业指导信息化。 为了满足求职者的需要，职业指导人员必须收集越来越多的有关文献资料，包括经济社会的需要和求职者的基本情况。于是自70年代发展起一门独立的技术，这就是收集、处理、编制和提供信息，网络化，为职业指导服务。职业指导对职业安置是一种帮助，它不仅要提供有利于职业选择的全部客观信息，而且还要了解求职者个人的才能、兴趣以及得以充分施展这些能力的职业。因此，信息化的职业指导，把这些资料输入计算机，编成程序，从而可能根据求职者表达的选择，告诉他适合的职业，使这种服务更加科学、快捷。 （2）政策取得明确，市场意识强烈。 在就业服务中，职业指导做为劳动力市场供求平衡的关键有两条：一是掌握空岗供给，二是提高求职者素质。所以发达国家在促进就业的过程中，有强烈的市场意识。就业服务部门积极深入企业，收集空缺岗位，提供咨询服务，发掘就业机会。另外对求职者，特别是就业困难群体，加强指导，提供就业训练和转业培训，实行“求职——指导——培训——安置”一体化。职业指导工作人员具有较强的服务意识，态度热情，真正替求职者着想。政府为了解决失业问题，制定相关政策，促进就业。法国为长期失业的求职者设立“求职天地”，为他们提供信息，帮助撰写个人业务活动，研讨求职技巧，指导去企业求职等。在巴黎的一个求职天地开办一年，有200人参加，其中86人找到合适的工作。 （3）完善的组织机构。 西方发达国家在就业服务系统中开展职业指导，都建立了完善的组织机构，从中央到地方，从公立到私营形成了运行灵活的机制。就业服务包括职业指导、职业培训和保险，这些都有相应的组织保障。中央级是劳工部，分成四个等级：部长、秘书长、司局和处。就业服务部门设在就业司，在大多数国家享有自主地位，由一个管理理事会管理。全国就业服务部门的职责十分广泛，起着技术咨询、业务规范和监督的作用。地区就业服务局是中央总部和地方就业服务机构的中转站，负责对有关就业服务问题的分析和综合，向各地就业服务机构提供直接的技术性和行政性支持，加强与私营机构的协调。地方就业服务局就业服务的真正工作部分，处于第一线。地方服务局主要由两大支柱构成：求职科和企业科。求职科由介绍员、就业顾问、信息员、职业指导员四种人员组成。他们的工作是逐层深化的，对他们的业务能力要求越来越高。企业科由调查员和企业顾问组成，负责与求职科的信息员联系，受雇主的要求提供劳动组织和岗位的安排等。国外职业指导经验的借鉴 职业指导是现代生产、科学技术发展给人们带来巨大变化的结果，随着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社会职业的内涵日益复杂，职业指导不仅是解决问题的手段，而且是提高国民素质，实现积极的劳动力市场政策的重要措施。许多国家在开展职业指导的实践中，越来越感到职业指导是一项社会系统工程。既有教育部门，又有劳动部门；既有国家政策，又有企业用工自主。因而，需要社会各方面的密切协作。同时，要求职业指导工作者要具有良好的知识结构和职业咨询的业务能力，他们应是求职者的参谋和良师益友。我们在实现两个根本性转变过程中，面对强大的就业压力，努力开发人力资源，把成为“负担的人”转化为现实生产力。 通过学习发达国家职业指导的经验，大力开展职业指导和咨询服务，促进劳动力的合理配置，为现代化建设服务。 （1）提高对职业指导的认识是开展职业指导的关键 ①职业指导是市场就业的重要手段 职业指导的理论体系及基本做法就是一切围绕着为求职者服务，通过职业指导，实现市场就业。因此，在很多国家的促进就业措施中，都把职业指导作为就业服务的中心工作，作为实现积极的劳动力市场政策的重要手段。例如，在法国，不仅把职业指导作为就业市场供求的平衡器，而且把它的职能扩展到促进经济发展，实现社会公平的范畴。因此，根据不同时期社会发展的需要，法国政府制定了不同的职业指导政策。在经济增长时期，尽力满足雇主招聘合格工人的需要，开展职业指导；在经济衰退时期，则帮助失业者，特别是处境困难的群体，实行创造就业机会的指导就业计划。目前，法国全力推行为企业和求职者提供贴近服务、即时服务。 在发达国家，职业指导不再是一种要求，而已形成了一种制度和一种市场就业的手段，并在法律、资金方面都有必要的保证。欧洲许多国家的法律规定，年满16岁的未成年人必须参加职业指导培训，未经职业指导培训，不能享受规定的保险待遇，同时强调政府举办的职业指导培训中心，在市场就业中占主导地位。英国这类中心占全国同类机构总数的90%，比利时占85%以上。 ②职业指导是联接培训和就业的纽带。 发达国家的就业，必须是在职业指导下进行职业培训后实现的。由于结构性失业及就业不充分的问题日益突出，他们迫切要求改进和提高劳动者的职业技能素质，以适应劳动力市场的变化。因此，他们把职业培训作为减少失业，解决经济裁员，职工再安置的重要手段。这种培训是因人而异的。所以职业培训是以就业为目标，以职业指导为前提，通过职业指导实现人力资源的合理配置。法国面对越来越困难的就业、常规国民教育与实际就业岗位不完全适应的情况，要求学生毕业后必须参加通过职业指导的职业培训，掌握职业岗位所需的技能以后，才能就业。英国政府在50年代就明确规定，在校学习期间就把职业指导作为一门学科编入教学计划，就业部门的职业指导人员和学校的职业指导教师定期给学生上课，根据求职者的特长和岗位的需要，指出培训计划，选定培训的内容，介绍就业。为了使培训能够适应市场就业的需要，培训的专业设置，必须根据市场岗位空缺的实际而定。职业指导既要帮助培训部门设置培训计划，又要帮助求职者创造就业条件，以满足岗位空缺的要求。只有这样，才使培训实现以就业为目标的宗旨，而且不断提高就业质量。 ③职业指导为市场就业的两个“主体”服务。 职业指导的主要对象是市场就业中的两个“主体”：一个是求职者，即失业人员、企业富余人员、重新择业人员、社会特殊类人员（残疾人）等；另一个主体是企业单位的法人代表。在欧洲发达国家的职业指导中，采用一种“伊根帮助模式”，这就是以求职者为中心，帮助其实现就业，并把促进就业作为职业指导的出发点和目标。就业服务部门肩负着减轻失业工人痛苦的责任，要指导求职者选择培训或就业，向他们提供适合他们能力和经历的工作岗位，帮助他们获得安置。因此，这种帮助是真诚的、具体的、全面的、全过程的帮助，也是非常有效的帮助。这种帮助主要表现在：一是对求职者的咨询帮助，如平等面试、个人能力测评、家庭影响调查与访问、兴趣特长、期望目标对就业的影响、行动指导、跟踪服务（就业后适应性帮助）等。 企业（雇主）是职业指导为市场就业服务中心的另一个主体，是服务中的重要方面。对企业（雇主）服务主要强调与企业或雇主建立联络，定期或不定期的上门专访。通过专访了解雇主的企业现状、分析企业招用的心理和岗位要求，并与其共同探讨就业市场的发展趋势及供求关系的可能性，然后根据情况进行具体的职业指导。 我国的劳动力市场，随着市场经济的形成，在人们的生活中的位置越来越重要。劳动部从80年代开始进行就业指导，到1994年颁布《职业指导办法》，对我国当前解决巨大的就业压力，开展全方位的职业指导和职业介绍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职业指导是实现市场就业的重要手段，最大限度地开发人力资源，达到人职合理匹配。由于职业指导涉及各行各业，具有较强的社会性，因此需要各方面通力合作，使职业指导——职业培训——劳动就业一体化，各司其职、各负其责、互相协调、互相配合，提高就业质量。在职业指导工作中要树立服务观念，它是以提高国民素质，促进就业作为出发点的，要牢固树立为“两个主体”服务的意识。所以这种服务应该是真诚的、具体的、全面的服务（包括就业后的岗位适应指导）。 （2）建设一支素质优良的专兼职职业指导员队伍。 高素质的职业指导员队伍是做好职业指导工作的必要条件。职业指导是一项复杂的与人打交道的艰巨工作，它涉及人的一生，是一种终身服务性工作。因此，对职业指导人员素质要求应比一般管理人员的条件要高。在英国和美国，要当一名称职的职业指导员应具有研究生学历；一般的职业指导员要大学学历，挑选品学兼优的学生，培训1-2年才能从事职业指导工作。他们既要有专业理论知识，又要有心理学知识；既要有职业指导理论，又要具有指导技能。我国目前已经开展职业指导的劳动就业服务机构中，还没有专职的职业指导员，兼职人员也没有经过正规的培训，他们的基本素质和专业知识水平参差不齐，因而影响着职业指导工作的深入开展。职业指导员可分为初、中、高三个层次，他们要热爱职业指导工作，有较强的事业心和责任感，具有敬业精神，掌握职业指导理论知识和国家的劳动就业政策，具有较强的管理技巧，善于同各种人交往，具有高尚的职业道德，不仅是供求双方的中介人，而且是求职者的参谋和朋友。 高素质的职业指导员要有正常的培养渠道。天津职业技术师范学院职业教育管理学系在本科生的培养中规定了为普通学校、职业学校和劳动就业服务机构培养职业指导教师和职业指导员的任务，以保证职业指导员的基本素质和专业知识的培养。中国职业技术教育学会的职业指导专业委员会秘书处设在天津职业技术师范学院，可以通过职业指导专业委员会与劳动部门、教育部门联合举办职业指导员资格培训班，尽快建设一支专、兼职结合，素质优良的职业指导员队伍，这是就业服务的当务之急。 （3）积极开发现代心理测试手段，使职业指导方法更加科学化。 职业指导员面对情况各异的求职者，要对他们的兴趣、爱好、个性品质、职业能力有较深的了解，才能有的放矢地进行指导。因此，要通过相关的心理学仪器进行科学测试。尤其在现代信息社会，积极开发计算机软件，建立符合我国国情的测试常模，使职业指导更加科学化，使求职者坐地摇控千万里，更好地促进就业。天津职业技术师范学院职教系与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就业培训司承担的《劳动就业服务系统中的职业指导》课题中研制了《职业心理倾向测试评价系统》，与中华职教社承担的《中学职业指导研究与实验》课题中研制了《中学生职业心理倾向测试评价系统》等两个软件，以及测试量表和测试仪器，能够较为科学地测出能力与职业的匹配，在实践应用中受到好评。 （4）完善职业指导运作体系。 在劳动管理部门的统筹下，建立以就业指导中心为单位，以促进社会劳动力就业为目的的职业指导工作系统。在教育管理部门的统筹下，建立以学校为单位，对学生进行以职业指导为内容的职业指导教育系统。在地方政府设立相应的职业指导委员会，将社会的和学校的职业指导工作结合起来，使一个人从学生时代到走上社会，以及在职业社会中的不断变化的一生中，都能通过职业指导接受有关的教育培训及求职的帮助。
什么是耐用品 耐用品是指使用时间较长，至少在1年以上的物品，如电冰箱、汽车、电视机、机械设备等。耐用品单位价值较高，购买频率较低，需要许多的人员推销和服务，销售价格较高，利润也较大。 耐用品的销售策略 （1）重视人员推销和服务； （2）追求高利润率； （3）提供销售保证。 对耐用品研究的发展 对耐用品的研究可以追溯到威克塞尔(1934)，他分析了生产设备的耐用度选择问题。此后，耐用度分析一度成为投资理论的重要内容。直到1960年以前，对耐用度和替换问题的讨论几乎都是关于资本品的。60年代，垄断厂商对耐用消费品的耐用度选择及其效率问题成为研究的重点，其主要结论是：垄断厂商会选择低于完全竞争条件下的耐用度；70年代初，斯旺否定了前面的结论，他证明耐用度的选择与市场结构无关，提出了最优耐用度理论。斯旺的研究结果引起了很大的争论，构成了70年代对耐用品理论研究的主流。 几乎与此同时，科斯发现了耐用品垄断厂商面临着“时间不一致性”问题，并提出了著名的科斯猜想，一度成为80年代研究的热点。虽然60年代的一些文献便涉及到了二手市场问题，但阿克洛夫1970年的逆向选择理论在七、八十年代并没有引起耐用品理论研究者的关注，90年代后半期才有亨德尔、Lizzefi等人把逆向选择用于新旧耐用品市场的分析。总的来说，70年代的这几篇文章奠定了耐用品理论研究的基础，但70年代及之前的理论模型都比较抽象化，假设条件相对简单且脱离实际，八、九十年代以沃德曼、安德森等为代表的一些学者结合经济发展中的现实条件，对以前的理论进行了修正和拓展，使之更切合实际，并提出了计划废弃、新产品引进等新问题，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耐用品理论。除了在生产理论方面的应用外，针对耐用品的特殊性质对消费者决策的影响，一些学者还致力于对耐用品消费理论的研究。 耐用品理论 耐用度选择 产品耐用性的程度通常用其寿命来衡量或用质量来表示，在实际生产中这是与产量和价格同样重要的一个决策变量。因为如果产品的耐用度很高，消费者购买了一次之后在很长时间内就不再需要购买第二件来替换，厂商虽然赢得了声誉，但他也不愿意看到没有回头客；若物品的耐用度很低，消费者固然不得不重新购买，但很有可能会选择其他替代产品。因此，如何选择耐用度对厂商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另外，随着垄断势力的集中和加强，垄断厂商是否也会像只愿提供低于竞争水平的产量那样，使得产品的耐用度低于完全竞争条件下的水平，从而获得超额垄断利润呢? 耐用度选择问题是研究耐用品理论的基本问题。威克塞尔(1934)在论述“阿克曼问题”时就建立了第一个关于耐用设备耐用度分析的数学模型。在此后的30多年中，耐用度分析成为投资理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分析对象主要是资本品。直到1957年，张伯伦从日常的感性理解出发，描述了厂商对产品耐用度的选择问题，他认为，如果产品非常结实耐用，那么消费者一旦买过一件后将在很长时间内不会再需要第二件来替换，所以厂商存在减低其产品耐用度的意愿。60年代，一些学者对此问题进行了理论证明，并着重比较了垄断和竞争对耐用度选择的影响。 斯旺认为消费者关心的是耐用消费品提供的总服务，即各期产品提供的服务总和，厂商可以直接出售其产品的服务(如出租)，其利润来自于产品的初始保有量，因此垄断厂商尽量使提供产品耐用性服务的单位成本最小。简言之，斯旺的结论是：耐用性选择与市场结构无关，垄断势力并不导致耐用性选择的扭曲。 到20世纪90年代，对这种更符合现实情况的最优耐用性研究才有所突破。沃德曼(1996a)、亨德尔和Lizzeri(1999a)假设新旧产品是依质量不同而不完全替代的，把耐用度作为产品质量下降速度的函数建立模型，并假设消费者对产品质量的估价不同以及存在着二手市场。他们的主要结论就是：耐用品垄断厂商通常对耐用度投资不足，并导致旧产品质量低于有效水平。这主要是因为，旧产品质量下降会降低对新产品的替代程度，从而厂商可以提高新产品的销售价格。达到这个目的的方法有两种：一种是用耐用度低的材料生产，从而降低产品的物理质量；另一种是通过不断的款式更新来降低旧产品的“感觉”质量。 时间不一致性问题 科斯(1972)提出，由于将来销售的耐用品将会影响到现在所售出的产品的未来价值，在没有能力做出某种承诺时，垄断者就不能内部化这种外部性。在耐用品垄断厂商无限期地销售产品，并且不能对未来的产量水平做出承诺的假设前提下，科斯猜想若消费者具有理性预期，那么垄断价格就会迅速降到边际成本水平；并猜想，垄断者可以通过出租来避免这个问题。 由科斯猜想，我们知道，对耐用品垄断厂商来说，出租不仅可以避免时间不一致问题，也可以获得比销售更多利润。这个理论也被广泛付诸实践。商业巨头IBM、施乐等都曾以出租产品为其主要利润来源，但由于垄断厂商可以从某些产品的出租中获取垄断利润，政府对此加以限制要求只能销售。 二手市场和逆向选择 新产品推出后，对新款式、新性能更偏好的消费者就会购买新产品，而把使用过的旧产品卖给那些只愿出低价的消费者，这样就形成一个二手市场。在一些发达国家，二手车、二手电器以及旧教科书等市场都非常庞大且活跃。垄断厂商对二手市场没有垄断控制力，他们给自己培育了一个竞争对手，二手产品的价格、耐用性及可获得的难易程度都影响到新产品的产量和价格以及厂商对新产品的耐用度的选择。二手市场是耐用品市场中一个特殊的、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劳伦斯 特在1969年就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他认为汽车商生产不同的产品并每年推出新款式，主要是因为耐用品市场分成了新旧两个市场，新旧产品不完全替代，如果没有二手市场存在，垄断厂商就没有动机去缩减产品耐用度。那么二手市场的存在对生产者的影响以及新旧市场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呢?Benjamin和Kormendi(1974)对此最早做了分析。米勒(1974)认为由于垄断者不能从旧货的销售中直接受益，所以，为占有最大剩余，他们就会提高新产品价格。(]hose、Telang和Krishnan(2003)则认为二手市场的存在对生产者有两种效应，一是“暂时的价格竞争效应”，这种直接效应促使厂商降低新产品价格以对抗二手市场的竞争；二是间接的“市场扩张效应”，新产品降价后，可以吸引更多消费者购买，厂商利润增加。因此二手市场的存在会导致新产品价格下降，这样会损害生产者的利益。 现实生活中对这方面的讨论也很激烈。2002年，纽约时报有文章说：亚马逊销售旧书伤害了作者。而亚马逊则认为他们网上的旧书市场实际上激发了新书的销售。究竟孰对孰错，还需要理论的进一步研究和证明。 计划废弃与新产品推出 计划废弃概念是与耐用度选择、时间不一致性、二手市场等理论密切相关的，它是指厂商有计划地生产不经济的寿命期短的产品，使得消费者不得不进行重复购买的行为。上世纪50年代初的人们就抱怨：汽车、房子、电视机的质量远不如他们父辈时代了。这表明，在当时的资本主义经济中，计划废弃就已凯成为耐用品生产中一个越来越重要的特征。 随着技术进步在生产中作用的加强，计划废弃已不仅仅是通过降低耐用度来实现，对其理论的研究也就不再局限于讨论对耐用度的选择。沃德曼(1993)对计划废弃进行了新的诠释，他提出垄断者是通过不断推出新产品来使旧产品遭淘汰。这个结论的逻辑基础是时间不一致性。但与布罗(1986)的观点不同、沃德曼认为计划废弃是时间不一致性的直接结果，而不是布罗所说的计划废弃是为了避免时间不一致性。 事实上，沃德曼所指的计划废弃基本上可以与新产品推出概念等同。特别是在现在的信息社会，技术创新层出不穷，计算机、软件、手机等产品的更新换代速度急剧加速。厂商的计划废弃似乎有了更多的内涵，但其实与教科书每隔几年便推出新版本有异曲同工之处。推出的速度、新老版的兼容性以及对新老用户如何定价等等都基本相同。 耐用品的消费理论 虽然米勒在1961年就把投资理论运用到消费支出在耐用品和非耐用品之间的最优分配问题，并提出了消费者对耐用品的最优替换决策。但长期以来，耐用品的研究还是侧重生产者行为而忽略了消费者。20世纪70年代中期，Schmalensee和R．Parks(1974)，泰迪·苏(1975)在最优耐用度决策中引入了消费者行为，认为虽然耐用度由生产者决定，但消费者可以根据产品的贬值速度以及维修花费等因素来决定最佳置换时间。当然二手市场的存在也是这种替换选择的催化剂。由于新旧产品的替代性使二手市场和新产品市场相互作用，消费者可以根据其收入水平来调整对耐用品的保有量。 80年代，耐用品的消费问题成为消费理论研究的一个新领域。曼昆在1982年发现，耐用品购买的随机过程接近于随机游走，1985年，他又在耐用品和非耐用品可以暂时替代的框架下研究了耐用品，认为真实利率的变动对耐用品购买有重要影响。Bar—Ilan和Blinder(1987)建立了一个耐用品购买理论，该理论假设耐用品是可分的，每个单独的家户都会决定每种耐用品的存货范围，如果存量低于或超出范围，就决定购人或卖出存货。此外，在逆向选择理论、产品维护、新产品推出等问题的研究中，或多或少都有对消费者行为的分析。
什么是职务消费 职务消费是指企业负责人履行工作职责时所发生的消费性支出及享有的待遇，主要包括公务用车辆配备及使用、通讯、业务招待、差旅、培训等消费项目。 目前，我国仍把职务消费纳入会计制度里，要求当事人凭发票实报实销，这样监督成本太高，也无法监控职务消费的成本，这个“灰色地带”容易形成腐败的温床。国际上许多企事业单位的通行做法是把职务消费计入薪酬制度，给有消费需求的职位设立一定资金额度，打入工资里，无论盈余还是不足，全由支配者自己调整。 有专家建议，我国职务消费问题的解决之道在于将其计入薪酬制度，让它与工资、年终奖、人力资本持股、福利补贴一起构成薪酬的一部分。 企业在生产经营过程中，企业领导人员作为企业的经营管理者，不可避免地要发生交通、差旅、通讯、业务接待等相关费用。这些费用由于并不是企业领导人为自己进行的消费，而是出于企业公务需要，为了完成企业的岗位职责而需要的，因此，理所当然应由企业承担。由于企业领导人在企业中所处的地位及其岗位职责的需要，职务消费也成为企业领导人员区别于普通员工的一大“特权”。也正是由于领导人员职务消费行为客观存在，近些年来，各种不必要的、完全职务行为以外的消费现象也变换花样，以职务消费的名目出现，从而加大了企业生产成本。针对变换名目、不合理消费合理化“处理”的现象，从中央到企业都出台了许多规章制度进行规范和限制，但存在的问题和漏洞仍然不少。职务消费的模式 目前企业领导人员职务消费的几种主要模式 企业领导人员职务消费，虽是近年提出的新概念，但早已是企业客观存在的现象。企业要发展，需要企业领导人从各方面进行努力。对于企业领导人在完成岗位职责时所需要的职务消费，多年来，一些企业本着既适应改革和发展的需要，又促进领导人员廉洁自律的精神，采取了一些措施和办法进行管理。主要有以下几种模式： 第一种模式：项目控制型。 其特点是：对企业领导人员履行岗位职责时所需要进行的相关消费与开支项目，企业结合实际逐一做出规定，进行管理和控制。如通信费、交通费、业务招待费等，企业大都建立了相应的规章制度，对开支的标准、范围等进行了一定的限制。但这种模式有其局限性：在企业经营活动中，可能产生的消费与开支项目会随着企业日常经营活动的调整而产生一些新的变化，企业需要随时调整职务消费的项目及开支额度，这就需要制度制定者随时关注市场，能够超前制定出有利于企业发展的规章制度，否则将会相反地影响到企业领导人员对岗位职责的顺利履行。 第二种模式：实报实销型。 其特点是：对企业领导人员履行职务时相关的消费与开支项目，根据实际需要进行开支，据实报销，开支范围、标准等没有做出具体限制。目前，在我国的各类企业中普遍采取这一办法。这种实报实销的制度相对于第一种单项控制制度有一定的优越性，如它对加强企业领导人员应对企业突发事件的能力，使企业领导人员从繁杂的程序审批过程中脱身出来，对提高办事效率等方面都有积极作用。但是，这种模式的负面效应也是极大的，一定程度上在企业中呈现出弊大于利的趋势，其中最大的问题在于，这种模式增加了企业成本，一定程度上也促进了整个社会的收入分配的不均等。 第三种模式：总量包干型。 其特点是：对将企业领导人员履行职务时相关的消费与开支项目，根据营业和净利润及历年的实际开支水平进行测算，测算后确定每年的开支总额，预算包干由个人支配，超支不补，余额结转。这是企业改革过程中针对职务消费过多所采取的降低企业成本的比较有效的办法。但这种模式仍然存在有待改革的地方，如企业领导人可能为了在以后的年份中能够有充足的职务消费经费，将不会有意节制开支，这会导致企业产生不该有的成本；“超支不补，余额结转”的办法，也会促使企业领导人尽可能的在期限内把本可以节余的经费消费出去。">编辑]职务消费存在的主要问题 当前企业领导人员职务消费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 尽管目前企业领导人职务消费的问题已引起了广泛的社会关注，国资委也已对规范中央企业负责人职务消费工作进行了部署。按照要求，中央企业要在2006年年底前建立起规范职务消费的有关制度规章，并从2007年起严格实施。其他各类企业也比较注重对职务消费的管理和控制，但在现实中，企业领导人在职务消费方面还是存在着一些问题，具体表现在： 1．企业在领导人职务消费方面采取了一些措施，但所采取的措施和办法还不够系统。 尽管一些企业对领导人员的公务用车配备标准、交通费用、通信费、业务招待费、差旅费、国外考察培训费等做出了一定的限制，但方式比较单一，大多只是对职务消费的数额按照领导人在企业中的地位及岗位职责的需要进行了限制，仍然不够具体、系统和全面。对于各类企业，结合企业生产经营的特点所需要产生的职务消费的项目，企业并没有真正做到细化，这就给职务消费的具体范围和项目留下了太大的余地。 2．从企业内部来看，即使有了相关的职务消费制度，但还存在着控制不严，漏洞较多的问题。 有的企业由于缺乏严格的制度约束和管理，造成某些方面的开支失控。由于在现代生产力高度发展的背景下，企业的活动范围、所涉及到的领域及所要开发的市场逐渐扩大，企业的生存和发展必须抓住有利的时机，企业生产、经营和流通环节中需要企业领导人员亲自前往、亲自参与的各种活动就比较多。如果企业领导人员出差可以选择的交通工具有几种，可以入住的宾馆也有各种档次。但我们都知道，人是有“利己心”的，在没有严格的制度控制的条件下，企业领导人来往都乘坐飞机，到达目的地后再入住高级宾馆及其高级套房是可以理解的，但这就必然会造成差旅费支出较大。 3．正是由于要么制度不健全，要么控制不严格，导致由职务消费引起的违规违纪问题时有发生。 比如，在有些国有企业，由于制度不严、管理失控，致使一些素质不高、对自身要求不严的企业领导人员，利用制度和管理上的漏洞，在职务消费方面搞以权谋权、侵占国家和集体财产。 企业领导人职务消费存在问题的原因分析 1．社会大环境的负面影响。 职务消费之所以成为一种普遍的企业现象，是与企业生存的社会环境分不开的。当今社会，商业贿赂已经成为一种极其普遍、危害极其严重的社会现象。商业贿赂是贿赂的一种形式，是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而逐步产生和发展起来的经济现象。在当今世界各国，商业贿赂行为是普遍存在的，已成为最主要的一种贿赂形式，在市场经济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大量揭露出来的政治丑闻都与商业贿赂有关，在我国，商业贿赂也已经到了不得不治理的程度了。有些企业负责人说，为了企业生存，很多职务消费是不得已而为之。特别是在一些竞争性强的行业中，由于要与其他企业抢市场、抢份额，迫使一些企业必须进行所谓 “感情投资”、“润滑投入”，明知违规，又不得不违心去做。在这种社会环境下，职务消费一定会呈现出日渐上升的趋势。 2．企业内部制度不健全。 在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过程中，对企业领导人员的激励和约束机制还不健全，特别是在涉及企业领导人员履行职务时相关开支与消费的管理上，许多企业仍然沿袭过去的老办法，即采取的是实报实销制度，用多少报多少，缺乏必要的制度约束。有的企业对领导人员履行职务时，哪些可以开支，哪些不能开支，没有明确的界定；有的是开支标准不确定，完全靠领导人员个人掌握，随意性很大；有的企业对领导人员职务消费的范围、标准等，没有经过职工代表大会审议，而是少数人说了算；有的没有明确具体部门来规范、管理、操作和监督，从而导致企业领导人职务消费行为的失控。">编辑]职务消费失控的对策 1．健全法制建设，将反商业贿赂进行到底。 商业贿赂行为从根本上扭曲了公平竞争的本质，使价值规律和竞争规律无法发挥正常作用，阻碍了市场机制的运行，从而破坏了市场的交易秩序。商业贿赂的存在，干扰了经营者之间的公平竞争。因此，只有从立法上进行完善，使企业面临一个公平竞争的生存和发展环境，才能尽可能地减少企业领导人职务消费的项目，如其中请客吃饭的费用以及礼单的开支就会相应地缩减。并且只有健全法制，以同样的标准来要求所有的企业，企业才可能依法按照规范的市场秩序进行公平的竞争，从而减少那种“不得已而为之”的职务消费。 2．建立和健全社会监督体系，建立企业高层管理人员的诚信档案。 这是一种对企业高层管理人员的外部约束。国际上对人力资本市场约束的最重要的制度，就是所谓的诚信记录。一个人可以因为经营能力给企业带来利益损失，但是绝对不能有失诚信，不能破坏自己的诚信记录。在我国，应该建立和完善人力资本市场。人力资本作为企业的高层管理者，在职务消费项目上应该有详细的记录。在这样的一个完善的人力资本市场中，每一位企业的领导人在每一个企业就职期间每年的职务消费数额都有详细的记录，这样，可以使企业在选择管理者人选时，可以利用人力资本市场中的诚信档案中的职务消费数额与该管理者可能给企业带来的利润增加进行比较，并在同等条件的人力资本之间进行比较，有利于企业对高层管理者的选择。这种诚信档案的建立会形成一种非常强大的企业外部约束机制。 3．在实报实销制度下，进行制度创新，使企业领导人合理地进行职务消费的收益有可能大于过度职务消费的所得。 企业领导人及高层管理者在企业中的利益目标，除了货币收益目标之外，还有非货币收益目标。过度的职务消费正是企业领导人实现其非货币收益目标的一条途径。企业进行制度创新，就是要对职务消费的有关制度进行进一步的完善，细划企业职务消费的具体项目，对各项目应该享受的人员范围及享受的标准做进一步的规范；对于职务消费制度要有严格的内部审核与监督程序，对于违反规定进行过度职务消费的，除非本人有足够的证据证明此项消费确实是因为职务的需要、为了企业的利益必须进行的支出，否则一切开支只能由行为人自己承担。这便成为行为人过度职务消费的成本，行为人会基于成本与收益的比较进行考虑，会尽可能地在制度允许的范围内为完成岗位职责进行职务消费。 4．将职务消费列入企业领导人的薪酬制度中。 “在实报实销制度下，进行制度创新”是对现有职务消费制度的一种制度上的修补，但我们会发现，这种制度修补的成本是比较大的，其中既包括企业制定制度和监督制度执行的成本，又包括职务消费行为人证明自己行为合理性的成本。成本过高可能会导致制度应用的可持续性。与之相比较，对职务消费制度的改革应该正如国资委的指导意见中所说，进行货币化改革。效率最高的改革措施就是将企业领导人的职务消费列入其薪酬制度中。企业可以根据往年职务消费的数额，参照同类企业的同类岗位，根据岗位职责的完成需要，做出职务消费的预算比例，一次性或按季度或按月划拨到企业领导人的薪酬中。这种做法似乎类似于“总量包干型 ”的职务消费模式，但它与“总量包干型”的一个重大的区别在于：列入薪酬制度中的职务消费数额，作为企业领导人的薪酬的一部分，是由企业领导人不经企业审批可以自由支配的。企业领导人为了完成岗位职责所需进行的职务消费，由企业领导人自己签单，花不完的部分也不需要再上缴企业了，而是作为企业领导人的薪酬；如果花完了不够怎么办？由企业领导人自己掏腰包支付。因为你不拿，就会完成不了责任。当责任和利益两个方面约束钱的时候，会使钱的使用效率最高。这种制度的形成既作为对企业领导人的一种激励机制，又可以使企业大大降低成本。参考文献↑ 1.0 1.1 李繁荣.现代企业职务消费问题分析
什么是职务便利 职务便利是指本人的职权范围内，或者因执行职务而产生主管、经手、管理单位的资金或者客户资金等权力。利用职务便利的两种观点 “职务”既包括管理事务也包括劳务活动。关于“职务”的含义，我国刑法未作明确的规定。在理论界，关于“利用职务便利”的含义主要有两种有代表性观点: 一种观点认为，利用职务便利是指行为人利用自己在管理本单位经营、生产过程中所拥有的领导、指挥以及监督职权，职务的范围限定于管理事务，即领导、指挥、监督等管理性质的活动。这种观点认为职务侵占罪的主体只能是公司、企业或其他单位中从事管理事务的人员，如公司、企业的董事、监事、经理、厂长等人员。 另一种观点认为，利用职务便利是指利用自己主管、管理、经手单位财物的便利条件，职务活动既包括管理性质的活动也包括劳务活动，即单位职工利用从事劳务活动的便利而实施侵占行为，也属于“利用职务便利”。这种观点认为职务侵占罪的主体应为公司、企业或其他单位的所有职工，不仅仅包括从事管理事务的领导人员，还包括一般职员和工人，如单位的会计、企业的采购员等。 利用职务便利的三种形式 职务便利是指行为人利用自己在公司、企业所具有的一定职务如董事、经理、会计、业务员等，以及这种职务所产生的方便条件即主管、管理、经手公司、企业财物等。“主管”是指行为人虽不经手单位财物，但对单位财物的使用具有决定权。“管理”是指行为人对单位财物负有具体的保管、调度的职责，即对单位财物具有一定的处置权。如企业的会计负有管理单位财务的职责。“经手”是指行为人虽不负有主管或者具体管理单位财物的职责，但因工作需要单位财物在其手中作一定时间的停留，行为人具有临时的实际控制权。 区别利用职务便利与利用工作便利 利用工作上的便利，是指行为人与非法占有的财物之间并无职责上管理与支配的权限，仅仅是因为在工作中形成的机会或偶然情况接触到他人管理、经手的财物，或因工作关系熟悉周围环境等，对非法占有财物形成了便利条件。也就是说，行为人对于其非法占有的财物，如果具有职务上所赋予的独立支配的权利，就是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如果对其非法占有的财物并无直接控制与独立支配的职责与权利，则属于利用工作上的便利。利用工作上的便利将财物非法据为己有，不构成贪污或职务侵占等职务犯罪，而构成盗窃罪、侵占罪。 例如，单位中的某材料保管员从自己所看护的仓库中偷取物品，是利用职务便利的行为，但如果这名保管员到本单位另外一个仓库中去领办公用品时，趁办公用品仓库的保管员不注意，从仓库中偷偷拿走财物，该行为并非是利用职务之便，而是利用了工作上的便利条件，属于盗窃行为。虽然行为人具有保管员的身份，虽然该行为仍发生在本单位内，侵犯的是本单位的财物，但因行为人对其非法占有的财物，并不具有管理支配的权利，因此不属于利用职务便利的行为。利用劳务便利与利用职务便利 司法实践中，争议最大的是:在劳务过程中经手或接触到单位财物而非法占有的行为，如何认定是属于利用职务便利还是工作便利。例如，某手机生产企业职工王某，在车间组装手机时多次将组装好的手机私自藏匿，然后秘密运出厂区，非法出售牟利;某生产企业员工张某利用当班时机窃取生产线上含铜的半成品非法出售，上述行为是利用职务之便还是利用工作之便呢? 对于利用劳务便利非法占有财物的行为，是否属于利用职务便利，要看行为人对于劳务中所经手或接触的财物，是否具有监督管理与独立支配的权限。如果行为人所从事劳务的岗位职责，同时包含了对劳务中所经手的财物具有监管与独立支配的权限，也即，行为人非法占有财物时不存在其他障碍，就是利用了职务上的便利。例如，在户外安装电线的电工，对于其所领用的电线材料，负有不被他人拿走的保管职责，也同时具有对电线独立支配的权限。如果其将电线材料非法据为己有，就是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相反，如果对于劳务中所经手的财物，行为人并无独立的支配权，非法占有还需要采取逃避监管的手段，就是利用工作便利的行为。仍以电工为例，某建筑公司电工李某利用在工地上铺设电线的工作机会，不按公司规定将工作中剩余的电线交还给材料保管员，而是将一部分电线藏匿他处，准备等晚上无人注意，将电线偷运出工地，卖给废品回收公司获取非法所得。对于李某的行为，不能认定为是利用职务便利。因为对于领用的电线材料，既有要求李某每天交还材料保管员的义务，又有工地门卫的监管，并不处于李某的独立支配之下，因此李某此时利用的是工作上形成的便利条件。即使实践中出现因单位管理存在问题而导致监管形同虚设的情况，但失于监管并不等同于无监管，并不能因为监管过松或存在疏漏而改变偷拿财物行为的性质。
什么是自动化仓储系统 自动化仓储系统是由高层立体货架、堆垛机、各种类型的叉车、出入库系统、无人搬运车、控制系统及周边设备组成的自动化系统。利用自动化仓储系统可持续地检查过期或找库存的产品，防止不良库存，提高管理水平。自动化仓储系统能充分利用存储空间，通过计算机可实现设备的联机控制，以先入先出的原则，迅速准确地处理物品，合理的进行库存管理及数据处理。 自动化仓储系统的构成 自动化仓储系统一般包括堆垛机、物流管理软件、输送系统、货架系统等。 1、堆垛机 堆垛机作业自动化仓储系统中的主要设备，需要实行模块化设计、结构简单、外形设计美观。以日东公司的堆垛机为例，具有以下特点：水平和垂直方面采用激光测距、动力部分采用德国DEMAG电机减速机、行走装置采用德国DEMAG组合走轮、采用SEW矢量型智能变频控制器进行变频调速、采用西门子可编程序控制器、大屏幕显示指导出库入库及拣选作业等等。 2、自动化仓储管理软件 自动化仓储管理软件要求是一套基于网络数据库的、集信息管理和工业监控于一体的专业性软件。信息管理子系统可与公司的如MRP、ERP等监控子系统充分考虑到了安全性与灵活性。通常情况由于工业监控子系统指挥机械全自动完成入出库作业，在计算机网络系统发生故障时（如网络设备硬件坏了），只有ECS（设备控制服务器）还能工作，就可以将ECS作为后台数据库服务器进行紧急出库作业。在ECS发生故障时，可直接通过堆垛机手动作业。自动化仓储管理软件应具有如下特点： 1）信息管理子系统允许多个工作站同时进行入出库作业任务的录入。工业监控子系统可同时挂接多台ECS。 2）只要工业监控子系统尚未完成某项入出库作业，就可更改该项作业的各个数据，如更改数量，目标存放位置等，ECS能实时获取最新数据并进行处理。 3）通过局域网及通用的TCP/IP协议可与公司的MRP、ERP集成，接收入出库作业任务，反馈当前库存、库存动态和作业情况等诸多信息，为指定的部门提供各类报表。 4）可视化、图表化地反映货位信息、物料移动、工作中设备的各种状态等信息。 5）充分考虑到物料的先进先出、入出库作业先先级、货架的上轻下重、堆垛机最短距离位移等原则。 6）同种物料合理分布于两个以上的巷道，这样当一台堆垛机坏了，另一台还能取出该物料。 7）合理调配各台堆垛机的忙闲程度。 3、输送系统 专业输送设备包括辊子、链式、皮带皮、无动力式、可移动型输送系统，可适用于电子、家电、食品、化学、物流中心的产品输送和分配。在不同的物流规划中可以根据工艺布局，选用不同类型的辊子或链式输送机，并应用各种辅助装置，使物料完成连续输送、积存、翻转、分贫、合流、提升等。配以PC程序控制系统和 CPU管理系统，才能算是一套完整的自动化输送系统。 数码化拣货系统 随着经济和生产的发展，流通趋于多品种、小批量，因此各物流配送中心配送货品的种类和数量将急剧增加，货物分拣任务十分艰苦，分拣作业已成为一项重要的工作环节。显然，随着分拣量的增加、分拣点的增、配货响应时间的缩短和服务质量的提高，依靠普通的分拣方法，如“传票拣选等，将无法满足大规模配货配送的要求。针对目前市场的需求，开发一种具有缓冲能力，可直接和上下游生产线对接，大幅度提高拣货速度，降低拣货错误率的堆积滚筒输送线电子标签辅助拣选系统非常紧迫。 数据化拣货系统（以下简称DPS）是一种电脑辅助的无纸化拣货系统，其原理是借助安装于货架上每一个货位的LED电子标签取代拣货单，利用电脑的控制将订单信息传输到电子标签中，引导拣货人员正确、快速、轻松地完成拣货工作，拣货完成后按确认钮完成拣货工作。计算机监控整个过程，并自动完成账目处理。 数码化拣货系统由流动货架、电子标签、堆积滚筒输送线、条形码阅读器、管理与监控系统构成，具有如下系统特色： 1、电子标签采用先进信号合成技术，通讯信号搭载于电源波形上，利用不锈钢导轻传输电源及数据信号，配线只需两芯，所有电子标签均并联在一线，统一连接到接入盒中，降低了配线成本。 2、系统的维护简单。在电子标签拣选系统中，安装了一个零地址电子标签，该标签可实时监视整个DPS系统的运行情况，当出现故障时，零地址电子标签立即显示出错电子标签的地址和故障原因，供操作人员参与，当需要更换出故障的电子标签时，不必关闭电源，可直接进行热插拔操作。 3、堆积滚筒输送线提供足够的缓冲能力，当某个料箱在某个拣选工作区被止挡器挡住移动时，其他部分依旧正常运行。可以方便地与生产线对接。 4、多个拣选工作区并行作业。 5、料箱进入输送线后，如果在某个工作区没有拣选任务，则信息自动向下一个工作区传递，以便拣货人员做好准备。 6、实施效益 （1）提高拣货速度效率，降低误拣错误率。电子标签借助于明显易辨的储位视觉引导，可简化拣货作业为“看、拣、按”三个单纯的动作。降低拣货人员思考及判断的时间，以降低拣错率并节省人员找寻货物存放位置所花的时间。 （2）提升出货配送物流效率。 （3）降低作业处理成本。除了拣货效率提高之外，因拣货作业所需熟练程度降低，人员不需要量特别培训，即能上岗工作。为此可以引进兼职人员，降低劳动力成本。 物流设备生产企业在技术上向国际标准看齐，密切跟踪世界最尖端的物流技术，分析市场需求，不断的创新、开发新的产品，能才满足国内物流业发展的需要，产品和企业才会有活力。日东公司与韩国三星物流及日本的AIOI物流系统株式会社团组织进行全面的技术合作，吸收国际上先进的物流技术，综合国内物流发展特色，已研发出具备自主知识产权的自动化仓储系统和数码化拣货系统的物流设备系统。
能源安全的概述 能源安全是指以合理的价格提供足够的燃料和电能,支持国家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保障人民生活,并保卫本国领土.为了保证能源安全,能源短缺的国家要谋求石油进口渠道,这就形成了全球性的“能源争夺战”。 如果能源安全的定义是在任何时候都能获得价格合理的能源,那么,这样定义的能源安全就取决于生产国能否采取措施促使市场稳定，石油生产国旨在市场稳定和抑制价格波动的各种政策措施企是有利子缓解石油等能源安全担忧的。 能源安全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以石油天然气为代表的能源储量、能源生产和能源供应安全。人们往往将能源安全与石油安全混合使用,在大多数情况下,能源安全一般是指石油安全.探讨石油安全概念及其演变,分析西方主要石油消费国的石油安全战略,对于目前日益倚重海外石油的中国来说,是十分必要的。 能源安全是指我们的经济、社会制度和生活方式能够以可以接受的成本依赖充足的能源供应。对能源进口的外部依赖决定了能源安全需要重视两个方面：一是外部能源资源的可用性(accessibility)，二是外部能源资源的可受性(affordability)。 油战略家丹尼尔·耶金指出，“能源安全的目标是指以不危及国家价值观和目标的方式，以合理的价格确保充足可靠的能源供应。”能源安全的四重含义 在相当长时期内，中国能源安全至少包括四个方面的含义：第一，是能源的供给安全。从资源上看，我国的煤炭储量在世界排第三，次于俄罗斯和美国，产量也多年稳居全球首位。以此为基础，中国事实上也成为世界上绝无仅有的以煤炭为主的能源消费大国。与之类似，我国的石油生产量也位居世界第五、六的位置。 能源安全的第二重含义，是能源的价格安全。从本质上说，能源不是一种单纯的商品，不仅任何一个地缘政治冲突都可能对能源的价格产生重要的影响，而且小到一场飓风的暴发都可能对能源的价格产生重要影响。 能源安全的第三种含义，则是近年来日益凸现的能源运输安全 能源安全的第四重含义，则是能源消费的环境安全。产生能源消费环境安全的本质原因，根源于我国的近乎畸形的能源消费结构能源安全的分类 在国家经济发展的一定时期内，保障能源的持续、及时、足量地满足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并且保持价格的可接受性、发展的可持续性和国家政治的稳定性。从时间上，能源安全可以分为短期能源安全、中期能源安全与长期能源安全三类；在空间上，能源安全可以分为区域安全、国家能源安全与全球能源安全三类；在类别上，能源安全分为能源供应安全和能源使用安全，前者包括能源的开发、运输与储备，后者包括能源的贸易、效率与环境。能源安全的基本特性 能源安全的丰富内涵决定了能源安全理解的多面性，厘清能源安全的基本特性是制定能源安全战略和政策的逻辑起点。 1、能源的经济安全属性 经济利益是国家利益中最基本、最核心的利益，经济安全是对国家、民族的经济利益的维护和拓展。在国家层面上，经济安全是指一个国家经济体系抵御各种干扰、威胁、侵袭的能力，优化一个国家经济体系得以持续、安全发展的国内、国际环境。能源是推动经济增长的基本要素，能源的经济安全属性集中表现在三个方面：首先，提高能源效率，以较低的能源消费支持快速的经济增长。能源效率分为能源经济效率和能源技术效率，前者表现以单位GDP能耗为指标的能源强度，后者表现为单位产品能耗。其次，随着石油进口依存度的提高和国际石油价格的暴涨，每年用上百亿美元的外汇进口石油可能对国际收支平衡产生严重影响。最后，油价上升带来生产成本的提高，以石油为能源、原材料的相关行业成本也会上升，形成较为强烈的通货膨胀预期，造成更大范围的企业成本增加，从而降低了企业的国际竞争力。 2、能源的环境安全属性 在能源消费过程中，煤炭的使用产生了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环境问题或者说环境安全在国际能源安全中的地位日益凸显，环境问题对国际能源工业、市场需求和价格走势的影响越来越大，任何能源政策和能源安全战略的制定都不得不考虑到环境保护或环境安全的因素。从世界各国发展的趋势看，工业化国家都采用了以油气燃料为主的能源路线，逐步减少固体燃料的比例是世界各国促进能源结构优化，提高能源效率，降低能源系统成本，提供优质能源服务的必然选择。在环境保护浪潮的影响下，控制、稳定、甚至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量已经成为环境安全的首要目标，也是国际社会的当务之急和共同责任。就能源的生产和消费来讲，就是要放缓、节制矿物燃料的生产和消费增长速度，使空气中的二氧化碳含量得以控制、稳定甚至减少。 3、能源的治理安全属性 能源安全是市场和政府资源配置的混合领域，对能源市场的有效治理是政府确保能源安全的基础性工作。各国能源体制改革的基本趋势是放松管制，重视市场机制的作用，建立政府引导，市场机制推动，行政主导，经济激励，有限竞争的能源市场。以市场机制，如竞争机制和价格信号等，为能源资源流动和优化配置的基础调节杠杆，即只要市场自身的力量能够消化和解决的就用市场化的手段和方式调节处理；同时辅以政府主管部门或监管机构有力的监管。对于市场失灵或者市场忽视的领域，如能源生产、销售的市场准入、能源安全生产隐患和事故的防范与消除、能源开发利用中环境污染事故的治理、新能源新技术的普及和推广等，都需要政府的介入和干预。政府对能源领域的介入一方面表现为政府的调控和管制，甚至包括行政处罚等强制手段，另一方面也表现为政府的鼓励、引导和扶持措施，如通过给予政策性贷款和税收优惠等方式实现，从而最终达到用最小的政府干预解决能源问题的外部性问题，实现“有形之手”和“无形之手”的协同并用和优化配合。 4、能源的国家安全属性 市场的逻辑是将经济活动集中在便于发展生产并获得高额利润的地方，而国家的逻辑则是获取并控制经济增长及资本积累的进程，经济上的相互依存产生了一种可供利用和操纵的脆弱性，导致了国家权力与市场财富的持久冲突。能源安全是国家安全的基石，国家安全是能源安全的价值归属。能源既是各国政治与外交政策的主要目标，也是各国政治与外交政策的主要手段。冷战结束以来，能源出口国也加重了能源输出在其对外政策和外交手段上的分量，对主要能源进口国而言，能源因素已经成为它们对外政策的决定因素。石油资源主导权的争夺更趋复杂难料，成为21世纪国际冲突与战争的根源。能源是一项重要的战略资源，能源安全涉及国内与国际、供给与需求、经济与环境、法律与科技等多个方面，非单一手段所能解决。为此，国家维护能源安全需要结合全球化背景下的能源地缘政治格局和国际利益分配，从相互统一的整体来看待，注重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多种手段的综合运用与协调。 5、能源的合作安全属性 能源赋存的地域性和结构性不平衡，决定了能源的跨国流动性和能源贸易的国际性。随着全球化的不断发展，在相互依存的世界体系日益发展的今天，能源安全问题的跨国性和综合性日益突出。能源安全问题实质上并不是总量严重不足的问题，而是世界能源资源如何合理有效配置的问题。保证本国的能源安全供给和世界能源资源的配置都是通过能源贸易途径解决的。一国能源安全问题不可能游离于世界经济全球化的大势之外而单独成为一个封闭的市场，它只能通过双边或多边的合作或竞争下的合作，在彼此相容、交融和整体平衡的利益中实现。各能源进口国应摒弃以恶性竞争谋求安全优势的旧式思维，通过加强能源领域合作扩大共同利益，提高应对威胁和挑战的能力与效率。事实证明，能源安全只能建立在互利、共赢的安全利益之上，单方面的、“零和”的安全诉求不能保障真正和持久的能源安全。各国在实现自身能源安全的同时，必须尊重别国利益和关切，为对方的能源安全创造条件。能源安全观的演变 回顾人类社会发展历程，能源安全问题由来已久。自19世纪末以电力、化学革命和内燃机为特征的产业革命以来，全球能源需求持续增加，能源安全问题逐步显现。迄今为止，世界各国致力解决能源安全问题的观念发生了3次重大变革：一是与战争相关的能源安全观，二是冷战时期的能源安全观，三是新形势下的新能源安全观。与战争时期的能源安全观和冷战时期的能源安全观相比，新形势下的新能源安全观的理念更丰富，突出体现在5个方面(图1)。 从单一安全转向全面安全 当今世界，能源多元化已经成为各国能源战略的必然选择。传统能源安全以单一的石油安全为核心，新能源安全观在关注石油安全的同时，开始关注天然气、电力、煤炭、核能等主要能源的全面安全。 从狭义安全转向广义安全 传统能源安全以防御中东石油供应中断为重心，新能源安全观认为，恐怖活动的全球化与常态化，需要将能源安全扩展至各个国家和能源供应链的各个环节，维护能源来源稳定、基础设施安全和运输通道安全均是能源安全的重要内容。 从单向安全转向双向安全 传统能源安全主要关注供应安全，新能源安全观认为，能源安全的主体包括消费者、转运者和生产者，能源安全对消费方和生产方是一致的，在关注消费方供应安全同时，也应关注生产方的需求安全和转运方的运输安全。 从对抗安全转向合作安全 传统能源安全将消费国与生产国的利益对立起来，强调“同盟安全”或“结盟安全”。新能源安全观认为，任何一个国家或地区的能源安全都依赖于全球能源安全，保障能源安全的唯一出路是“合作安全”和“共赢安全”，即从民族国家的安全拓宽至全球安全。 从短期安全转向长期安全 传统能源安全主要应对市场短期供应中断，新能源安全观在强调应对市场短期供应中断的同时，更加注重能源供应的可持续性，同时更加注重生态与环境安全，新能源、新技术、气候变化等成为了新能源安全观的重要内容。新形势下我国能源安全面临的新挑战 近年来，我国广泛开展能源双边多边合作，大力支持能源企业“走出去”，积极推进节能减排工作，启动国家战略石油储备基地建设，推进加大新能源可再生能源开发力度，能源安全保障能力有所增强。但是，油、气、煤、电供应紧张局面时有出现，大面积停电事故偶有发生，能源安全形势仍不容乐观。当前和今后较长一段时期，我国能源需求仍将持续较快增长，能源对外依存度还将快速增加，国际政治经济形势日趋复杂，围绕资源争夺、市场控制、核心技术的竞争将更加激烈。面向未来，保障我国能源安全的任务将更加繁重，形势将更加严峻。 保障能源供应的压力不断加大 2020年前，我国仍将处于工业化和城镇化“双快速”发展时期，随着经济规模进一步扩大，能源需求还会较快增加。预计2015年，我国能源需求总量将达到38亿吨左右标准煤，有可能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能源消费国，2020年能源需求总量将达到42亿—45亿吨，2030年有望突破55亿吨。预计到2015年，我国能源对外依存度将由2008年的8.8%上升到15%，石油和天然气对外依存度将由2008年51.2%和5.8%分别上升到60%和30%左右，到2030年，我国能源、石油、天然气的对外依存度将进一步上升到25%、70%和50%以上。 与此同时，我国煤炭继续扩大产能面临的生态环境压力越来越大；石油继续扩大产能面临的资源制约越来越大；天然气、风电、核电具备产量较大幅度增长的条件，但基数较小；其他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大规模发展面临技术和经济性的制约；利用国外能源存在诸多风险。总体来看，我国能源需求快速增长与能源供应增长制约的矛盾将长期存在，我国煤电油运总体处于紧平衡的状态难以在短期内从根本上消除。 温室气体减排对能源安全的掣肘作用依然存在 我国是温室气体排放大国。2030年前，我国温室气体排放还将继续增长。近年来，世界主要国家高度重视气候变化问题，“G8+5”领导人对话会议、欧盟首脑会议等国际会议，均将气候变化问题作为核心议题。美国奥巴马新政府更加重视气候变化问题，2009年6月26日，美国众议院通过了旨在降低美国温室气体排放、减少美国对外国石油依赖的《美国清洁能源安全法案》，标志着美国迈出了应对气候变化的重要一步。2009年11月27日，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决定了我国2020年的减排目标，即单位GDP国内生产总值CO2排放比2005年下降40%—45%。2009年12月18日，举世瞩目的哥本哈根气候变化峰会落下帷幕，温总理在气候变化领导人会议上强调：“中国政府确定减缓温室气体排放的目标是中国根据国情采取的自主行动，是对中国人民和全人类负责的”。“我们言必信、行必果，无论本次会议达成什么成果，都将坚定不移地为实现甚至超过这个目标而努力”。尽管《哥本哈根协议》不具法律效力，但作为负责任的大国，中国政府仍将减排温室气体作为一项自觉行动，并需在优化能源结构上下更大功夫，同时需付出一些可承受的能源安全代价。 国际能源合作存在诸多风险 近年来，我国广泛开展能源对话与合作，与世界30多个国家签订了政府间能源合作协议，与苏丹、哈萨克斯坦、委内瑞拉、尼日利亚、伊朗、伊拉克等40多个国家开展了油气合作，与澳大利亚、蒙古、越南、印度尼西亚等国开展了煤炭合作，与澳大利亚、哈萨克斯坦等国签署了铀资源双边合作协议，与越南、蒙古和俄罗斯等周边国家签订了跨国输电协议。2007年12月，中哈原油管道二期工程开工，管线长1362公里，年输送原油2000万吨，预计2013年建成。2008年6月，中亚天然气管道项目开工，设计年输气量300亿立方米，2010年全线投运。中缅油气管道项目达成初步共识，签署了天然气资源购销协议。2008年，我国境外权益石油产量近4500万吨，权益天然气产量约80亿立方米。 长远看，利用国外能源资源已成为我国能源安全战略的必然选择。但是，利用国外能源资源也存在许多风险，主要表现为：主要能源消费国加强对世界能源市场的影响，主要能源生产国强化对能源资源的控制，能源的战略属性进一步增强；国际金融资本和投机资金不断涌入国际能源市场，推动能源价格高位振荡，能源的金融属性进一步突显；国际恐怖事件时有发生，中东、非洲、中亚等能源生产地与过境国政局动荡、冲突不断，人员安全和能源生产设施受到威胁；全球石油运输通道过于集中，且存在加剧趋势(图4、图5)，各国对跨国能源运输通道控制权的争夺异常激烈，有可能成为影响能源安全的重要因素；我国利用国外能源历史短、规模小、价格承受力弱，能源军事保障力量较弱，对国际市场的影响力低，利用国外能源的安全保障体系还有待进一步完善。 提高能源科技自主创新能力任重道远 我国能源技术虽然已经取得很大进步，但与能源发展的要求和国际先进水平相比，还有很大差距。未来世界，谁率先掌握了新能源技术，谁就赢得了发展的主动权。为化解能源资源和环境约束，目前，世界主要国家已经展开了新能源科技竞争，零排放燃煤电站、氢能及燃料电池、快中子堆、磁约束核聚变等前沿技术研发步伐加快。与世界先进国家比较，我国在能源高新技术和前沿技术领域还有相当差距，若不能与世界同步发展，在新的能源科技变革中将继续处于落后和被动的境地，难以发挥科技对能源安全的支撑作用。 能源储运应急能力亟待加强 我国已经建成了第一期总规模为1640万立方米的国家石油储备基地，但是与美日欧等100天以上储备规模相比，我国石油储备规模很小。天然气、煤炭和天然铀储备仍是空白，目前仅建成了6座枯竭油气藏地下生产性储气库，工作气量为17亿立方米，占天然气消费总量的2%左右，远低于国外天然气工业发达国家约10%—15%的平均水平。我国煤炭运输通道比较集中，大秦、朔黄铁路占“三西”煤炭外运总量的70%以上。输煤铁路和油气管道网络化程度不够，铁路运煤量仅占48%，成品油管输量仅占11.5%。交流同步电网规模不断扩大，同向平行布置的输电通道逐步增多。东部经济发达地区，资源来源和输送通道等多元化程度不够。中国能源安全的路径选择 在经济全球化的条件下，一国的能源安全不仅仅是经济问题，同时它也是一个政治和军事问题；它不仅与国内供求矛盾及其对外依存度相联系，同时它还与该国对世界资源丰富地区的外交和军事影响力相联系。对石油供给短缺的国家而言，国家石油安全系数与国家对世界事务的外交和军事影响力成正比，而与该国石油需求的对外依存度成反比。我国对境外石油依存度升高的时期，也恰恰是国民经济与社会高速发展的时期。因此，我国能源安全必须从根本上减少对国外能源的依赖，通过政治、经济、法律和外交等多种手段参与全球能源资源竞争和分配。 1、优化能源结构，改变能源消费方式和效率 构筑稳定、经济、清洁、安全的能源供应体系，以能源的可持续发展支持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是我国现代化建设过程中一项长期的、重大的战略任务。中国人口基数大，无论是从国内资源还是世界资源的存量考虑，中国只有创造目前工业化国家更高的能源效率，才能在有限的资源保证下，实现经济高速增长。目前我国是世界上第二大二氧化碳排放国，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和能源需求的增加，到2020年左右，我国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将会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的第一大排放国。无节制的石油消费增长只能加深中国的对外石油依存度或进口脆弱度。从这个意义上讲，控制为保障境外石油供应所付出的代价应该从理顺国内能源与经济互动的机制入手，通过燃料转换、能源消费结构的多样化等尽可能提高能源自给程度。提高能源效率是利用有限的能源保证能源安全供给的保证，不仅可以减轻消费者能源成本，用较少的能源投入得到较多的能源产出，还可以减轻环境压力，增加安全供给的系数和质量，缓解发展和减排的矛盾。 中国是较早批准《京都议定书》的国家之一，这种状况一方面给我国生态、环境带来严重影响，同时也面临着履行国际公约的巨大压力。我国提高能源效率的空间和潜力很大，如果采用国际上先进的技术和设备替代现有的落后技术和设备，总节能潜力可达目前能源消费总量的50%，如果用国内已有的先进技术和设备进行落后设备的更新，总节能潜力可以达到目前能源消费总量的30%。我国迫切需要发展循环经济，保护生态环境，加快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促进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协调发展，实现可持续发展。 2、建立能源储备，应对能源供应的意外风险 能源战略储备是稳定供求关系、平抑市场价格、应对突发事件、保障国家经济安全的有效手段。石油储备由于耗资巨大，同样存在着市场价格风险，需要确定适当的石油储备规模。从国际经验来看，石油战略储备从来都不是以平抑油价波动为主要目的，而是在战争或自然灾害发生保障国家石油的不间断供给为目的。根据我国国情，结合美国、日本等国家的经验，我国石油储备宜制定阶段性目标，逐步向国际能源机构的目标靠拢，即达到90天石油净进口量的储备目标。石油储备模式的选择上，应当采取政府储备与企业储备并举的方式。政府储备品种应以原油为主并主要储存进口原油，企业储备品种要坚持与生产经营业务活动相结合的原则，国家只规定储备量，而不规定品种。由于石油战略储备是一项事关国家与产业安全的战略性工作，必须有法可依，建立我国国家能源战略储备体系首先要制定相关的法律、法规，通过立法，对石油生产、加工、储备和管理等方面进行强制规范，促进能源战略储备的建立和实施。 3、加快能源立法，构建能源安全法律保障体系 我国能源领域的法制建设非常滞后，已经影响到能源行业的改革和发展。能源消费结构不合理，没有充分竞争能源市场环境和市场主体，以及缺少能源安全管理的法律保障等，已经成为我国实施能源安全战略的国内制约因素。我国迄今已经制定了能源法律4项，能源行政法规二十多项和一大批能源行政规章。 现行的能源法律体系主要存在四个问题，从体系构成上看还没有出台统筹全局的能源基本法，石油、天然气、原子能等领域的能源法律严重缺位，尚无能源公用事业法；从内容上看，原有部分能源法规根据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需要重新修订，现行法律法规存在许多立法空白；从执法上看可操作性差，我国现行能源法律规定过于原则，还需要大量行政法规和规章相配套才能实施，执法和司法困难；从协调上看，新法与旧法、能源法与其它法律之间衔接性差，甚至存在冲突，能源法律与政策的界限不清。 目前最为紧迫的是首先出台能源基本法，用以统领、约束、指导、协调各个单行能源法律、法规。能源基本法的立法原则是制定能源法律体系中各个专门法和各项法律制度应遵循的共同原则；确立能源以及能源战略在国家经济活动中的战略地位；规制能源结构调整和能源布局的方针；明确各类能源市场主体和市场模式、运行规则和市场监督；规范各级能源管理机构的职责和权利；国家对能源市场失灵的干预方式和法律措施；确保国家能源安全的法律保障措施等。 4、拓展经济手段，参与国际能源资源的开发和利用 中国能源对外依存度将越来越大。因此我们迫切需要建立起全球范围内的能源供应体系，以获得长期、稳定、充足和价格合理的石油供应，支持我国社会与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所以，我们需要开放的能源安全观，在能源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充分利用“两种资源、两种市场”，不但要“引进来”，还要“走出去”，促进能源贸易、鼓励海外投资和跨国并购，参与国际能源的开发和利用。中国的能源安全问题的解决离不开国际能源市场和国际政治经济环境，中国的能源安全战略在某种意义上说是一种对外能源战略或国际能源战略。决定一个国家能源是否安全并不取决于这个国家资源的丰俭，也不取决于这个国家外汇储备的大小，而是取决于这个国家对于世界能源资源和世界能源市场的影响力和控制力。中国目前的“走出去”战略，一般是以参与勘探、开发和获取“份额油”为主。这种沿循传统思路的研究路线存在重大缺陷，很难满足我国可持续发展的实际要求。在我国新的石油战略中，一个不应忽略的研究重点应当是如何全方位地参与国际市场竞争，是利用市场化手段实现可持续发展和经济安全。 鉴于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走势及其在世界经济格局中的地位，今后中国对世界石油市场的参与度、影响度都将大大提高。当前国际能源命脉仍然掌握在西方发达国家手中，在日趋激烈的国际能源竞争中，我国长期以来处于劣势，对国际石油市场及能源供应产地缺乏足够的影响力和控制力。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第二大石油消费市场，石油消费量占全球2%，但在国际定价机制中却连0.1%的权重都没有。正因为如此，中国只能被动地接受不断上涨的国际石油价格，额外支付巨额外汇。而从国际石油市场的发展历程和趋势来看，石油衍生品市场特别是石油期货市场在国际石油定价机制中的影响越来越大。因此，为应对国际石油价格的未来走势，保障中国金融体系和中国国民经济的安全和长期稳定发展，中国迫切需要制定以发展石油期货市场为核心的石油金融战略，支持国内石油产业的发展，改善中国石油的定价机制并争取国际石油定价权。 从国际石油定价机制来看，中国必须要建成一个发达的、完善的石油期货市场，建立以风险采购为核心的合理有效的进口石油价格形成机制，谋求国际石油定价的话语权，发挥我国在国际石油价格体系里面应有的影响力，彻底摆脱中国石油进口上买涨不买落的怪圈。今后中国应进一步开发石油期货品种，进一步增强中国在国际石油价格体系中的作用，改善中国企业在国际石油贸易中的地位同时，加强相关政策和法律的制定和调整，有步骤的推动石油远期交易市场等其他石油衍生品市场建设和发展。要鼓励企业积极参与期货和现货交易，将市场作为获得石油产品的主要手段，把在国外获得份额油作为重要的经营手段，开辟国内石油期货市场，力争在石油价格上有更多的发言权，从目前的防御型体系向主动出击型体系转变。 中国应加强支持和鼓励有条件的企业积极参与国际石油期货市场，利用期货交易规避价格风险。政府可以建立健全企业境外投资管理制度，调整国家现行税收、信贷和外汇政策，设立海外油气风险勘探专项基金，鼓励石油企业进行国际融资，参与国际资本市场和油气市场竞争。中国不仅现在和未来是石油消费大国，而且必将成为世界石油生产大国，并将在国际石油贸易、石油金融领域发挥重要作用。中国绝不只是世界能源市场上一个纯粹而被动的消费大国或进口大国，随着石油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中国将在世界石油勘探开发、石油供应、石油投资等领域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并将在建立国际石油政治经济新秩序中，充当游戏规则的制定者、修改者和执行者，从而成为世界石油市场的受益者和维护者。 5、施展能源外交，塑造国际能源战略的和平环境 能源安全是国家间政治、经济和外交的博弈，应当有法律保护和政策支持。石油企业跨国经营兼有资源开发、贸易期货、跨国收购、资本融资等多项经营内容，作为战略物质的石油常常与国家利益、民族主义、地缘政治等复杂因素联系起来，政治风险最为集中和突出。中国能源国际战略不但要经受资源国的控制和进口国的竞争，也要面临地缘政治的冲击和第三国的干预，往往会突破东道国政府与跨国公司双方博弈的边界传统，扩大到错综复杂的大国博弈与国际竞争中。中国在海外的石油资源产地大多分布在政治、经济不稳定的地区。中国目前还缺乏控制国际海上通道或开辟水上要道的海空军事力量，也不具备采取远距离军事干涉行动保护国际能源供应安全的能力。 对正在崛起的中国而言，能源安全成为国家安全的重要软肋。中国必须依托大国外交、经济合作和一定优势的海权，在全球范围参与石油竞争，确保在海外石油市场份额及其石油运输的安全。除了在中东-北非、中亚-俄罗斯和我国南海等石油资源富饶地区参与竞争外，还要参与西非、拉美、东南亚和大洋洲等地的石油资源的开发与合作，寻求广泛的海外油气资源来源，以拓宽中国能源安全的国际空间。在国际能源博弈日益激烈的今天，各国都加强了对本国能源资源和能源企业的控制力和影响力，能源行业的跨国并购往往因为政治因素的干扰无疾而终。近年来，“中国石油威胁论”有所抬头，中国公平合理参与全球油气资源的竞争受到少数大国的误解，美、俄、日等国在国际石油市场上挤压中国石油企业的海外拓展空间。 中国的油气公司在伊朗、苏丹等中东和北非地区产油国上游的投资，受到了战略及外交政策上与之为敌的美国的政治干扰。如何从中国整体外交利益最大化的角度处理国际油气开发领域中的地缘政治因素是中国获取境外石油的挑战。美国学者塞缪尔·亨廷顿在其引起全球极大关注和持续争论的《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中提出一个假设，即在2010年中国和越南在南中国海为石油发生战争，美国为了自身利益与中国交战。甚至有学者指出中美两国必然的能源冲突。中国为实现石油安全目标而采取的“走出去”和“多元化”国际能源战略，在亚太地区遇到的最强的竞争对手主要是美国、日本、印度和韩国等，特别是与美、日的油气战略竞争尤为激烈。对此，必须给予高度警觉和重视，并通过政治和外交手段，为中国石油安全的“走出去”战略的实施创造有利的国际环境。 6、倡导多边主义，参与完善国际能源安全机制 美国著名国际政治经济学家罗伯特·基欧汉指出：“所谓多边主义，指的是多个国家组成的集团内部，通过某些制度安排，协调各国政策的一种实践。”多边主义有各种形式，如参与各种重要的国际机制，地区间的对话与合作、以及地区内部的一体化等。能源安全作为一个全球性问题，不同形式的协调与合作成为大势所趋，维护能源安全的多边主义使得国际机制的建立成为一种必然。在全球能源市场高度一体化的今天，“在相互依赖的情势下，理性的、以自身利益为趋向的行为者将会把国际机制视为增加它们达成互利协议能力的途径。” 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在海外能源竞争应该避免发生国际冲突，要与各国在能源领域共同合作或实现竞争下的合作，这样的合作乃是各方实现能源安全过程中“多赢”良策。中国已经成功成为国际经济链条中不可轻易取代的一环，加深这种中外相互依赖只会有利于中国的长足发展。中国政府提出了以互信、互利、平等、协作为核心的新安全观，其宗旨是超越差异和分歧，通过对话增进互信，通过谈判解决争端，通过合作促进安全。能源进口国与能源出口国之间，能源进口国之间以及能源出口国之间，都存在维护能源贸易顺畅、稳定、合理的共同利益，需要进行相互协调与对话，合作成为彼此安全利益最大化的最优选择。国际社会正处于转型时期，主要矛盾往往围绕对国际秩序发展有重要影响的国际规范展开，通过国际机制、国际组织建立国际秩序应视为一种可行的途径。在全球层面上中国应以完善全球性国际制度的基本规则为着眼点，积极主动的倡议或主导国际机制的、修改、完善和新机制的制定，提高议程创设能力，成为全球规则的参与者和主要制定者，以机制建设促进国际秩序的建设，进一步融入国际能源市场体系，成为国际社会复责任的、建设性的、可预期的积极建设者。 在区域层面上进一步体现有所作为的积极态势，加强地缘政治经济的塑造能力，着眼于构建区域全面合作的法律制度框架。毕竟，国家间能源竞争、对立和冲突只能通过协调和相互合作来解决，倡导平等、合作，强调分享、共赢，在建设性的互动过程中逐步探索和确立世界能源秩序的新规则。通过多边国际合作，可以建立合理的能源定价机制，制定有助于协调发展的法律和制度框架，为能源的可持续发展制定国家行动纲领以及提供关键性新技术的示范等。作为正在兴起的国际石油消费大国，中国应充分利用目前已形成的国际石油利益格局，开展能源外交，积极参与多种形式的世界和地区性的能源合作组织，进一步加强与世界石油生产国和消费国政府、国际能源组织和跨国石油公司间的交流与合作，建立稳定的协作关系和利益纽带。
胡鞍钢简介 1953年4月27日生于辽宁省鞍山市，1969年- 1976年先后在黑龙江北大荒农场插队和华北地质队务工。1978年-1988年先后在唐山工学院、北京科技大学、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获工学学士、工学硕士、工学博士学位。1991年赴美国耶鲁大学经济学系做博士后：1993年在美国Murray State Univ ersity经济学系做访问学者：1997年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人文学院做客座研究员：1998年在香港中文大学经济学系做客座研究员。胡鞍钢于1990年获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社会经济发展研究成果”二等奖，排名第二；1991年被国家教育委员会、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授予“有突出贡献的中国博士学位获得者”；1993年被中国科学院破格聘任为研究员；1994年《中国国家能力报告》被中央宣传部评为“五个一工程”，“一本好书”，全国排第六名；1995年经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评选，获首届“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为管理科学获资助者；1995年经美国华盛顿中国问题研究中心评选，获“中国经济研究资助”。系统从事中国国情研究，是这一领域的主要开拓者之一，也是研究成果显著、国内外影响较大的中青年学者之一。 胡鞍钢的主要研究领域 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国情与区域发展，其著作涉及人口与发展、环境与发展关系、农业与工业关系、城市与乡村关系、经济增长与经济稳定关系、中央与地方关系、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关系、就业与发展关系、社会与发展关系、腐败与发展关系。对中国政府的经济政策产生了一定影响。 胡鞍钢语录我们这一代学者有幸赶上了这个人类最大规模的改革与发展的时代，能以知识的创新、传播和交流为社会作贡献。国情研究的学术舞台太诱人了，我不会停止，也无法停止学习、思索、研究和写作。不需一兵一卒收服台湾。改革的目标不仅仅是建立一个更有效率的市场经济体系，还要建立一个更为公平的社会主义社会，这才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全部含义。 胡鞍钢的主要论文和专著 《中国国家能力报告》《中国经济波动报告》《中国地区差距报告》《就业与发展-中国失业问题与就业战略》《中国发展前景》《中国挑战腐败》《中国战略构想》《影响决策的国情报告》《中国大战略》《第二次转型：国家制度建设》《透视SARS: 健康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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