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后履行抗辩权后履行抗辩权是指在双务合同中应当先履行的一方当事人未履行或者不适当履行，到履行期限的对方当事人享有不履行、部分履行的权利。后履行抗辩权属延期的抗辩权，只是暂时阻止对方当事人请求权的行使，非永久的抗辩权。对方当事人完全履行了合同义务，后履行抗辩权消灭，当事人应当履行自己的义务。当事人行使后履行抗辩权致使合同迟延履行的，迟延履行责任应由对方当事人承担。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七条规定：“当事人互负债务，有先后履行顺序，先履行一方未履行的，后履行一方有权拒绝其履行要求。先履行一方履行债务不符合约定的，后履行一方有权拒绝其相应的履行要求。” 后履行抗辩权本质上是对违约的抗辩，在这个意义上，后履行抗辩权可以称为违约救济权。后履行抗辩权是我国《合同法》所独创的一种抗辩制度，该抗辩权的名称也存在不同的看法。有人认为应称为先履行抗辩权，也有人认为应称为后履行抗辩权。这一条所设定的抗辩权是为后履行的一方设定的抗辩权，比较而言，将之称为后履行抗辩权更为合理。 创立后履行抗辩权的概念，更加完善了履行抗辩制度。三种抗辩权同时存在：即负先履行义务者有不安抗辩权，负同时履行义务者有同时履行抗辩权，负后履行义务者有后履行抗辩权。 后履行抗辩权的发生条件后履行抗辩权的发生，需具备以下条件： 1、需基于同一双务合同。双方当事人因同一合同互负债务，在履行上存在关联性，形成对价关系。单务合同无对价关系，不发生后履行抗辩权。如果当事人互负的债务不是基于同一双务合同，亦不发生后履行抗辩权。 2、该合同需由一方当事人先为履行。 在双务合同中，双方当事人的履行，多是有先后的。这种履行顺序的确立，或依法律规定，或按当事人约定，或按交易习惯。很多法律对双务合同的履行顺序做有规定。当事人在双务合同中也可以约定履行顺序，谁先履行，谁后履行。在法律未有规定、合同未有约定的情况下，双务合同的履行顺序可依交易习惯确立。例如，在饭馆用餐，先吃饭后交钱。旅店住宿，先住宿后结帐。乘飞机、火车，先购票，后乘坐。 倘若依照法律规定、合同约定、交易习惯仍不能确定谁先履行合同，此时可采用担保等方法确立谁为履行先。例如，在一项买卖合同，谁也不愿先履行，卖方不愿先交货，怕买方收货不交钱。在这种情况下，当事人可以约定由银行协助双方履行，买方先将货款打入银行，由银行监管此款，卖方即行发货，买方验收后，银行将款项拨付卖方。合同按此顺序履行。 3、应当先履行的当事人不履行合同或者不适当履行合同。 具备上述条件，发生后履行抗辩权，即没有先履行义务但已到履行期的对方当事人享有不履行或者部分履行的权利。应当先履行合同的当事人不能行使后履行抗辩权。 后履行抗辩权的适用情形1、应当先履行的当事人不履行义务，已到履行期的应当后履行的对方当事人享有不履行合同的权利。例如出租方不交付租赁物，承租方有权不付租金。 2、应当先履行的当事人不适当履行合同造成根本违约，对方当事人享有不履行的权利。例如，供货方交付假冒商品，购买方有权不付货款。 3、应当先履行的当事人不适当履行构成部分履行，对方当事人有权就未履行部分拒绝给付，只对其相应给会。例如一万吨大米的买卖合同，卖方只交付了八千吨大米，尚欠二千吨，买方应当支付八千吨大米的价金，有权不付二千吨大米的价金。 后履行抗辩权与不安抗辩权的区别后履行抗辩权与不安抗辩权虽然都是针对双务合同中有履行先后顺序的情况适用，但两者之间的区别是较为明显的。 一方面，后履行抗辩权是由后履行一方针对先履行一方不履行或不适当履行债务抗辩权，不安抗辩权是由先履行一方针对后履行一方将不会或不能履行债务而享有的抗辩权。 另一方面，在后履行抗辩权行使的情况下，当事人双方不仅要互负债务，而且双方的债务应形成对价关系，这样先履行一方履行债务不符合约定的，后履行一方才有权拒绝其相应的履行要求；而在不安抗辩权行使的情况下，当事人双方虽然要互负债务，但法律并未强调双方所负有的债务应当具有对价性，先履行一方行使不安抗辩权并不仅仅是针对后履行一方不履行行为作出的，抗辩与后履行一方的行为之间并不一定具有相应性。 后履行抗辩权与同时履行抗辩权的区别后履行抗辩权与同时履行抗辩权都是双务合同中的抗辩权，都体现了对交易安全的保护，而且，都是自助权、形成权，这两种权利的行使，都不需要借助于对方的意思表示与合作，也不必经过诉讼或仲裁程序，当事人在符合法定条件时，可以自己行使这些权利。但是，二者在以下方面不同： 1、两种抗辩权意义不同 同时履行抗辩权，其意义在于保护没有先后履行顺序的双务合同中的当事人双方的履行利益。而后履行抗辩权，则反映了后履行义务人的履行利益，主要是指期限利益和顺序利益。 2、规则不同 同时履行抗辩权不是对违约抗辩，而后履行抗辩权则本质上是对违约的抗辩。在行使同时履行抗辩权时，双方当事人均没有违反合同的约定，即合同义务，而在行使后履行抗辩权时，权利人则认为对方当事人违反了合同的义务，没有在合同约定的时间内履行自己的合同义务。因此后履行的当事人可以行使后履行抗辩权。 3、行使权利的主体不同 对不分先后履行顺序的双务合同的双方当事人来说，都有权行使同时履行抗辩权，而后履行抗辩权，则在有先后履行顺序的双务合同中的后履行人有权行使，而不是双方当事人都可行使。 4、产生不同 同时履行抗辩权因要求同时履行而产生，而后履行抗辩权则因一方要求负先履行义务的一方履行而产生。
什么是共同保证共同保证是指数人共同担保同一债务人的同一债务履行而为的保证。共同保证的特点在于保证人不是一人而是二人以上。因此，在共同保证中发生保证人之间如何承担保证责任的问题。 《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12条规定：“同一债务有两个以上保证人的，保证人应当按照保证合同约定的保证份额，承担保证责任。没有约定保证份额的，保证人承担连 带责任，债权人可以要求任何一个保证人承担全部保证责任，保证人都负有担保全部债权实现的义务。已经承担保证责任的保证人，有权向债务人追偿，或者要求承担连带责任的其他保证人清偿其应当承担的份额。” 共同保证的类型共同保证可分为按份保证和连带保证。 1、按份保证 共同保证的保证人与债权人约定保证份额的，为按份保证。按份保证的每个保证人仅就其约定的份额向债权人承担保证责任，保证人在承担保证责任后，也只能就其清偿的债务份额向主债务人追偿。 2、连带保证 共同保证的保证人未与债权人约定保证份额或者约定不明确的，为连带保证。连带保证的各个保证人向债权人承担连带保证债务，每个保证人都有义务承担全部保证责任，在保证债务未全部清偿前，各保证人的保证责任都不能免除。连带保证的各保证人虽向债权人负连带保证责任，但在保证人内部之间仍依一定的份额承担保证责任。所以，连带保证人向债权人承担保证责任后，可以向主债务人追偿，也可以要求其他保证人清偿其应当承担的份额。各保证人应当承担的保 证份额，依共同保证人之间的约定而定；保证人之间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应当视为各保证人平均分担保证责任。
什么是劳动者公益诉讼劳动者公益诉讼是指有关劳动者的公众利益遭受用工方侵害或有侵害之虞时，（这里的劳动者公众利益应区别于某一单个或几个劳动者的个人利益或集体利益），法律授权公民或团体直接为维护劳动者公众利益而向法院提起诉讼的制度，它克服了传统的现行“先裁后审”式劳动争议解决机制的种种弊端。 什么是劳动者公益诉讼的特征劳动者公益诉讼制度——作为对传统法律理论与传统诉讼法律体系进行理念性更新与突破的新型诉讼方式与手段与传统的普通劳动侵权救济诉讼方式与手段相比，具有以下显著特征： 首先，它是指被诉行为侵害了或危及到事关社会公共利益的劳动者公众利益，一般并不直接损害原告私人的利益。在单纯私人利益直接受损害的情形下，只需诉诸传统的诉讼手段即可处理，个人作为自身利益的最大维护者，理应且非常自觉地向法院提起诉讼以维护自身合法权益；而在劳动者公益诉讼之场合“原告申诉的基础并不在于自己的某种利益受到侵害或胁迫，而在于希望保护因私人或政府机关的违法行为而受损的公众或一部分公众的利益。因此，我国这里提出的是在传统的限制资格的原则下，原告如果不能向法院提出诉讼，该如何处理。”在此情形下，起诉资格的实质问题是“申请人是否能表明一些实质性的不负责任或滥用职权，而不在于是否涉及他的个人权利或利益”。这也从一侧面反映了同“唯有法律上有直接利害，才有资格提起诉讼”的传统诉讼制度相比，不断放宽了原告起诉资格的限制，而使越来越多的公民个人或其它组织（私人力量）通过司法力量维护（劳动者公众利益）社会公共权益的渠道愈加畅通。 其次，劳动者公益诉讼并非一种独立的诉讼类型与领域，而只是一种与原告资格认定相关的诉讼方式和手段，这种诉讼形式既可在行政诉讼中采用，亦可适用于民事诉讼程序。如被诉的对象是对劳动者公众利益造成侵害或有侵害之虞的行政机关或其它公共权力机构（如在我国表现得极为突出的行政垄断），即为适用于行政诉讼程序的劳动者行政公益诉讼；如被诉对象是公司等企业性组织，即为适用民事诉讼程序的劳动者民事公益诉讼。 再次，劳动者公益诉讼具有显著的预防性。与私益诉讼相比，公益诉讼的提起及最终裁决并不要求一定有损害事实发生，只要能根据有关情况合理判断有社会公益侵害的潜在可能，亦可提起诉讼由违法行为人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这样可以有效地保护国家利益和社会秩序不受违法侵害行为的侵害，把违法行为消灭在萌芽状态。在劳动者公益诉讼中，这种预防功能表现法律有必要在侵害劳动者公众利益的行为尚未发生或尚未完全发生时就容许公民适用司法手段加以排除，从而阻止社会性的劳动者公众利益遭受无法弥补的损失或危害。 劳动者公益诉讼制度产生的理论基础（一）法理基础：权利的社会化与诉讼法在新型权益保护上的突破 追溯历史，近代法律以个人主义、自由主义为法律思想基础，以权利本位为最高理念。然而，随着现代化大生产的出现，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转变的完成，传统私法观念越来越不能适应社会利益之需要，西方各国不得不摒弃个人主义与自由主义，而以团体主义思想取而代之。这种转换反映在法律上便是社会本位观的兴起。作为传统典型私法的民法显得尤为突出，它借用社会法理以补充其私法自治的缺陷，对所有权绝对、契约自由、过失责任三大原则进行修正，权利的享有和行使应尊重社会公共福利的观念成为现代民法（当然也含其它部门法）的指导思想。这些转变恰好与以社会性为显著特征的劳动者公众侵害纠纷的处理须诉诸社会法理相吻合。 为适应新型权益的出现和维护，诉讼法需要首先进行革命性突破，而此种突破的前提则是在于诉之利益观的更新，在“无利益即无诉权”的原则下，一般认为作为诉权要件的“诉的利益”是法院进行裁判的前提。然而，随着新型纠纷（垄断公害诉讼、环境纠纷、、消费者公益诉讼、劳动者公益侵害等）的出现，由于其权利义务的内容及权利主体的外延未必清楚，若依传统的诉之利益观进行审查，可能会不承认其具有诉的利益。因此，基于增加国民接近法院或使用诉讼的机会或途径，扩大诉讼手段解决纷争和保护权益的功能，应尽量扩大“诉之利益”的范围，对于“诉之利益”的衡量，不仅应从其消极功能，也应从其积极功能的角度来进行。在旧有的“诉之利益观”的指导下，法院通过“衡平平衡”等利益衡量方法，常常偏向于保护产业活动、用工单位的经济利益（多表现为局部的、近期的经济利益），实质上是对排除侵害请示权的极大限制乃至否认，于受害劳动者及其公共利益极为不利。因此，劳动者公益诉讼中利益衡量的首要原则乃在于突破纯粹意义上诉的利益观的束缚，更好地兼顾产业利益和保护社会劳动者公共利益，维护社会公平正义这两方面的需要。 （二）方法论基础：一元法益主体框架的超越和多元框架的探索 所谓法益是指法律所承认、确定、实现和保障的利益，各个法律部门都基于一定范围的利益而存在，都以协调各种相互冲突或重叠的利益为使命，而这种协调须以明晰法益主体为前提。传统诉讼法要求原告必须是遭受侵害的人身或财产权益的归属者，而社会劳动者公众法益的归属者乃是社会劳动大众，因此传统诉讼法理念很难适应劳动者公益诉讼的要求。有必要突破只有诉讼利益的归属主体才能成为具体案件当事人的旧有思维模式，创造性地采取关于利益主体二分法或多分法的新型研究框架，即在针对侵害社会公共利益行为提起的诉讼中，将利益归属主体与利益代表主体区分开来，承认诉讼当事人可以不是直接利害关系人，而是利益的代表主体。 其实，关于法益主体二分法及多分法的突破性思维模式，在其它成熟的法律制度中早已得到完美的适用。如，公司法人治理结构理论中，公司财产的所有者与经营者相分离原则对公司独立人格确立的基础性作用，就是对利益归属主体与利益代表主体两分法的成功实践。在劳动者公益诉讼中，劳动者公益的归属主体是社会大众，一般由政府代表，但是为了补充和纠正行政职能行使之固有不足，公民个人或团体（如各级工会组织）完全可以劳动者公益代表主体身份提起劳动者公益诉讼，这为维护健康、有效的人力资源市场显然是有利的。可见，法益主体两分法乃至多分法为劳动者公益诉讼代表主体法律地位的确立提供了方法论基础。 我国建立劳动者公益诉讼制度的几点设想（一）立法保障：由判例到立法的上升路径 美国在大量的司法判例积累之基础上，发展出“私方司法长官”理论，进而在若干经济法律、法规中确立了公益诉讼制度，以立法方式明示确定私人力量为维护社会经济公益而向法院起诉的程序性权利。这种由判例上升为立法的路径应为我国所借鉴。尽管我国不承认判例法，但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在法院审判时仍可作为法律依据适用，其公布的典型案例对各级法院也有很强的示范效力。因此，我国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和典型案例与美国的司法判例极为相似，为了避免立法的跳跃式引进所带来的震荡，我国可通过最高人民法院在典型案例中确立这一规则，在积累相当经验的基础上，在通过司法解释逐步扩大原告资格 [6]，待时机成熟后，将我国的劳动者公益诉讼制度通过立法的方式确定下来。 （二）审判组织保障：建立符合劳动者公益诉讼要求的劳动法庭 劳动者公益诉讼的实施当然离不开适用这一程序进行案件审理的审判组织，但是“大民事审判”格局下的审判组织适用我国现行传统诉讼制度无法彻底解决现代新型劳动者公众利益遭受侵害纠纷，鉴于这类纠纷的特殊性和诉讼目的的公益性，我国应建立起适应劳动者公益诉讼要求的劳动法庭，专司审理这类劳动者公益案件。 （三）举证能力保障：实行有利于原告的举证责任倒置原则 传统民事诉讼法的举证责任分配原则是“谁主张，谁举证”，因而大多数情形下举证责任由原告承担。但在劳动者公益诉讼中，由于原告获取信息的有限性所导致的与用工方的信息不对称，让他们承担这样的举证责任是极为困难的，“让较少有条件获取信息的当事人提供信息，既不经济，又不公平。”因此，为了实现原、被告双方力量均衡，许多国家在公益侵害案件中实行无过错责任和举证责任倒置的原则，规定主要证据由被告提供。比如美国《密歇根州环境保护法》第3条规定：原告只需提供表面证据，证明污染者已经或很有可能有污染行为，即完成了举证责任；若被告否认其有该污染行为，或否认其行为会造成那样的损害结果，则必须提供反证。鉴于以上原因，我国劳动者公益诉讼举证责任倒置的原则必须得到立法肯定：劳动者公益诉讼的原告只需提出加害人有侵害行为的初步证据，即可以支持其请求；至于损害事实是否确实存在，侵害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是否有因果关系等举证责任则倒置给被告承担。 （四）资力保障：建立对原告有利的诉讼费用承担及其奖励机制 在新型劳动者公益侵权案件中，由于其牵涉面较大且涉及众多复杂专业知识与技能，原告即便履行其较轻的举证责任也需花费极为昂贵的费用，往往为一般组织与个人难以承受。如果仅因诉讼费用而拒原告于法院大门之外，这无异于迫使民众放弃对社会经济公益的保护请求。所以，我国应吸纳他国的做法，适当减轻民众提起劳动者公益诉讼所需费用，在立法上，对诉讼费用的负担作出有利于原告的规定。如在法国，当事人提起越权之诉时，事先不缴纳诉讼费用，败诉时再按规定标准收费，数额极为低廉。这种诉讼费用分担方式有利于保护公众提起经济公益诉讼的积极性，可供我国借鉴。 同时，每个人是自身利益的最大维护者，公共利益与自身私人利益相比较，较少为公民、法人或其它组织所“青睐”，加之，提起公益诉讼可能要花费大量时间、金钱与精力，为一般民众所不愿。劳动者公益诉讼的原告主要是出于对美好社会生活和和谐用工秩序的需要，为了鼓励与保护他们的这种“热心”，原告在胜诉后应得到国家奖励。如美国反垄断法《克莱顿法》第15条第3款之规定，依据本条提出的任何诉讼中，若原告实质上占有优势，法院将奖励原告诉讼费用，包括合理的律师费，这一规定对我国也不无借鉴意义。
什么是债的发生所谓债的发生，是指基于特定的法律事实，当事人之间产生一定之债权债务的法律现象。 债的发生均是基于一定的法律事实原因，这些能够引起债的关系产生的各种法律事实被称之为债的发生原因。债可以基于当事人的法律行为而发生，也可以基于法律行为以外的其他原因而发生。 债的发生的原因1、合同 合同平等主体的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之间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议。 合同依法成立并生效后即在当事人之间依据合同的约定产生债权债务关系，因此合同是债的发生根据。基于合同所产生的债，称为合同之债。合同是债的最主要发生原因，在债法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2、单方允诺 单方允诺也称单独行为或单务约束，是指表意人向相对人作出的为自己设定某种义务，使对方取得某种权利的意思的表示。依意思自治原则，民事主体可基于某种物质上或精神上的需要为自己设定单方义务，同时放弃对于他方当事人的对价请求。因此，单方允诺能够引起债的发生。在社会生活中较为常见的单方允诺有悬赏广告、设立幸运奖和遗赠等。 3、侵权行为 侵权行为是指不法侵害他人的合法权益的行为。依法律规定，侵权行为发生后，加害人负有赔偿受害人损失的义务，受害人享有请求加害人赔偿损失的权利。这种特定主体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即侵权行为之债。侵权行为之债是除合同之债以外的另一类较为常见的债，它由非法行为引起，依法律规定而产生，以损害赔偿为主要内容。 4、无因管理 无因管理，是指没有法定的或约定的义务，为避免他人利益受损失为他人管理事务提供服务的行为。无因管理一经成立，在管理人和本人之间即发生债权债务关系，管理人有权请求本人偿还其因管理而支出的必要费用，本人有义务偿还，此即无因管理之债。无因管理之债与合同之债一样，都是因合法行为而发生的，二者的根本区别在于合同之债为意定之债，无因管理之债为法定之债。 5、不当得利 不当得利，是指没有合法根据而获得利益并使他人利益遭受损失的事实。依法律规定，取得不当利益的一方应将所获利益返还于受损失的一方，双方因此形成债权债务关系，即不当得利之债。 不当得利之债与侵权行为之债、无因管理之债同属法定之债，其特点在于，它既不是像合同之债那样基于当事人的合意而成立，也不是像侵权行为之债那样因不法行为而发生，像无因管理之债那样因合法的事实行为而发生，而是基于当事人之间的利益发生不当变动的法律事实（事件）而发生。 6、其他原因 除上述发生原因外，债的关系还可因其他法律事实而产生。例如，因缔约过失，会在缔约当事人之间产生债权债务关系；因拾得遗失物，会在拾得人与物的所有人之间产生债权债务关系；因防止、制止他人合法权益受侵害而实施救助行为，会在因此而受损的救助人与受益人之间产生债的关系。
什么是委托代理 委托代理是指代理人依据被代理人的委托，以被代理人的名义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其效力直接归属于被代理人。根据《民法通则》的规定，委托代理的形式主要有两种，即书面和口头形式，当事人在实际运用中，可以用口头形式，也可以用书面形式，但法律规定用书面形式的，应按法律规定，采用书面形式，如诉讼代理，代签经济合同等，均应采用书面形式。 委托代理的规定 当事人、法定代理人和法人的法定代表人，都可以委托他人代理诉讼。接受委托代理诉讼的人为委托代理人。根据民诉法规定，具有诉讼行为能力的当事人近亲属(配偶、父母、成年子女、成年兄弟姐妹)、律师、社会团体和当事人所在单位推荐的人、经人民法院许可的其他公民，都可作为委托代理人。 委托代理人必须向人民法院提交由委托人签名或者盖章的授权委托书，授权委托书必须注明委托事项和权利。 委托代理的终止 又称“委托代理消火”。委托代理人与被代理人之间的代理关系基于一定原因而消灭。依据《民法通则》第69条规定，出现下列事实之一，便会引起委托代理终止： (1)代理期间届满或者代理事务完成。 (2)被代理人取消委托或者代理人辞去委托。委托代理关系是建立在被代理人和代理人相互信任基础上的，如果这种信任感发生动摇，任何一方都可以终止这种委托代理关系，被代理人可以取消委托，代理人可以辞去委托，只要一方当事人作出了取消委托或辞去委托的意思表示的单方民事法律行为，并且通知对方即发生终止代理关系的法律效力，而不必征得对方的同意。 (3)代理人死亡或者丧失民事行为能力。 (4)作为被代理人或者代理人的法人终止。法人终止导致法律人格的丧失，从而也导致代理的终止。 委托代理制度的特点 （1）委托代理是基于受托人的委托授权而产生的。委托授权在委托代理中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2）委托代理中的代理人，既可以是自然人，也可以是具有法人资格的代理机构。有时，不作为专业代理机构的法人，也可以接受委托进行代理行为。 （3）委托代理通常是有偿的。专业代理机构都是以盈利为目的的，自然人受委托进行代理行为也是有偿的。 信托与委托代理的区别 信托与委托代理之间的主要区别是： （1）成立的条件不同。设立信托必须有确定的信托财产，委托人没有合法所有的、用于设立信托的财产，信托关系就无从确立。委托代理关系则不一定以存在财产为前提，没有确定的财产，委托代理关系也可以成立，比如，委托他人签订合同等。英美信托法认为，信托与委托代理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两种制度，信托关系是财产性的，受托人控制信托财产；委托代理关系是对人的，代理人不需要控制委托人的任何财产。 （2）财产的性质不同。信托关系中，信托财产是独立的，它与委托人、受托人或者受益人的自有财产相区别，委托人、受托人或者收益人的债权人均不得对信托财产主张权利。但委托代理关系中，即使委托代理的事项是让代理人进行财产管理或者处分，该财产仍属于委托人的自有财产，委托人的债权人仍可以对该财产主张权利。 （3）采取行动的名义不同。信托的受托人以自己的名义采取行动，代理人只能以委托人的名义采取行动。 （4）委托人的权限不同。信托的委托人、受益人通常只能要求受托人按照信托文件实施信托，受托人依据信托文件管理、处分信托财产，享有充分的自主权，委托人通常不得干预。委托代理关系中，委托人可以随时向代理人发出指示，甚至改变主意，代理人应当服从。
什么是简单之债简单之债又称“单纯之债”，是指债的标的是单一的，当事人只能就该种标的履行的债。由于简单之债的当事人没有选择的机会，因而又称为不可选择之债。简单之债的当事人只能就某一标的履行债务，否则将构成债的不履行。在简单之债中，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明确、简单，一般不容易发生争议。 简单之债和和选择之债的区分意义将债分为简单之债和选择之债的法律意义主要表现在： 1、简单之债的标的是特定的一种，比较简单、明确，当事人不容易发生歧义；而选择之债的标的有数个，只有在有选择权的一方行使选择权后才能特定，相对简单之债而言，选择之债比较复杂，也容易产生纠纷。 2、简单之债的标的一旦无法履行，即为履行不能，产生履行不能的法律后果；而选择之债的某一标的发生履行不能时，当事人可在其他标的中择一履行，只有在所有的标的均发生履行不能时，才发生履行不能的法律后果。
什么是法律援助 法律援助也称法律扶助或法律救助，是指在国家设立的法律援助机构的组织、指导和统一协调下，律师、公证员、基层法律工作者等法律服务人员，为经济困难或特殊案件的当事人合予减、免收费提供法律帮助，以保障实现其合法权益，完善国家司法公正机制，健全人权及社会保障机制的一项法律制度。法律援助机构是负责组织、指导、协调、监督及实施本地区法律援助工作的机构，统称“法律援助中心”，省市及各区、县均应设立法律援助机构。暂未设立法律援助中心的区县，由各区县司法局指定职能部门代行法律援助中心职责。 法律援助目的是确保公民不会因缺乏经济能力或弱势处境而在法律面前处于不利地位，从而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因此,法律援助实际上是法律扶贫、扶弱、扶残，是实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和完善社会保障的法律体系的重要措施。是否建立起规范完善的法律援助制度，既是衡量法制是否健全、司法人权保障机制是否完善的重要标志，也是衡量社会文明进步程度的重要标尺。可见，法律援助制度的本质是，国家以为被援助对象（即受援者）提供经济帮助为途径（减、免费用），达到保证法律赋予每位公民的合法权益真正得以实现，完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法治原则的一项国家法律制度。它是现代法制国家实现司法公正和保障基本人权的一个不可替代的重要手段。 法律援助的范围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援助条例》第十条和第十一条的规定，公民有下列事项，没有委托代理人或辩护人的，可以申请法律援助或由人民法院指定辩护： 1、依法请求国家赔偿的。 2、请求给予社会保险待遇或者最低生活保障待遇的。 3、请求发给抚恤金、救济金的。 4、请求给付赡养费、抚养费、扶养费的。 5、请求支付劳动报酬的。 6、主张因见义勇为行为产生的民事权益的。 7、因医疗事故、交通事故、工伤事故造成的人身损害赔偿案件。 8、因家庭暴力、虐待、重婚等，受害人要求离婚及人身损害赔偿案件。 9、犯罪嫌疑人在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询问后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因经济困难没有聘请律师的。 10、公诉案件中的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或者近亲属，自案件移送审查起诉之日起，因经济困难没有委托诉讼代理人的。 11、自诉案件的自诉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自案件被人民法院受理之日起，因经济困难没有委托诉讼代理人的。 12、公诉人出庭公诉的案件，被告人因经济困难或者其他原因没有委托辩护人，人民法院为被告人指定辩护时，法律援助机构应提供法律援助。 13、被告人是盲、聋、哑人或者未成年人而没有委托辩护人的，或者被告人可能被判处死刑而没有委托辩护人的，人民法院为被告人指定辩护时，法律援助机构应当提供法律援助，无须对被告人进行经济状况的审查。 下列案件或事项，法律援助中心不予提供法律援助，包括： 1、因申请人的过错责任侵犯他人的合法权益而引起的民事诉讼或刑事自诉案件。 2、因申请人过错而引起的行政诉讼案件。 3、申请人提供不出涉讼案件的有关证据而且无法调查取证的案件。 4、可由行政机关处理而不需通过诉讼程序的事务。 5、案情及法律程序简单，通常无须聘请法律服务人员代理的案件。 6、已竭尽法律救济的案件。 7、申请人提供不出任何证明材料或出具虚假证明骗取法援的。 8、其他经主管机关批准，法律援助中心对外声明不予受理的案件。 法律援助的特征 我国法律援助有以下特征： 1、法律援助是国家行为或者是政府行为，由政府设立的法律援助机构组织实施。它体现了国家和政府对公民应尽的义务。 2、法律援助是法律化、制度化的行为，是国家社会保障制度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3、受援对象为经济困难者、残疾者、弱者，或者经人民法院指定的特殊对象。 4、法律援助机构对受援对象减免法律服务费，法院对受援对象减、免案件受理费及其他诉讼费用。 5、法律援助的形式，既包括诉讼法律服务，也包括非诉讼法律服务。主要采取以下形式：刑事辩护和刑事代理；民事、行政诉讼代理；非诉讼法律事务代理；公证证明。 法律援助的受援人 受援人享有下列权利： 1、可以了解为其提供法律援助活动的进展情况。 2、有事实证明法律援助承办人员未适当履行职责的，可以要求更换承办人。 3、可以申请有利害冲突的法律援助审批人员回避。 受援人应履行下列义务： 1、如实提供能证明维护自己合法权益的事实和相关材料及足以证明经济困难，确需减、免收法律服务费用的证明材料。 2、给法律援助人员提供必要的合作。 3、受援人因所需援助案件或事项的解决而获得较大利益时，应当按规定的收费标准向法律援助中心支付全部或部分费用。
什么是国际商事仲裁国际商事仲裁，又称对外经济贸易及海事仲裁、涉外仲裁等，是指不同国家的公民、法人将他们在对外经济贸易及海事中所发生的争议，以书面的形式，自愿交由第 三者进行评断和裁决。国际商事仲裁主要运用于下列案件：国际货物买卖合同中的争议；国际货物运输中的争议；国际保险中的争议；国际贸易、支付结算中的争 议；国际投资、技术贸易以及合资、合作经营、补偿贸易、来料加工、国际租赁、国际合作开发自然资源、国际工程承包等方面的争议；国际知识产权保护方面的争 议；海上碰撞、救助和共同海损中的争议；国际环境污染、涉外侵权行为中的争议等。其特点是以双方当事人的协议为基础；仲裁机构一般是民间性的组织；提交仲裁的当事人有自由选择地点、仲裁机构、仲裁员、仲裁程序和适用的实体法；仲裁裁决是终局的，一旦作出，立即生效。 仲裁方式解决国际商事争议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本1889年。英国人为了解决本国商人和欧洲国家商人在国际贸易中的纠纷，颁布实施了第一部仲裁法。经过近两个世纪的发展，尤其是二战之后，伴随着科技和经济的发展，建立了一套完整的国际商事仲裁体系，使国际商事仲裁成为解决垮国纠纷的有效手段之一。近年来，国际商事仲裁呈现了出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例如，国际商院仲裁院2000年度报告统计标明，自1987年至2000年共受理各类案件11，362件，是建院以来53年总和的5倍。 国际商事仲裁的特殊性1、国际层面的竞争 国际商事仲裁的特殊性首先表现在国际商事仲裁工作必然面临着国际层面的竞争。目前，除国际上老牌的国际商事仲裁机构如国际商会仲裁院、伦敦国际仲裁中心、斯德哥尔摩商会仲裁院、美国仲裁协会外，其他后起的商事仲裁机构如新加坡国际仲裁中心、香港国际仲裁中心、韩国商事仲裁院等也都在全球范围内积极地拓展其仲裁业务，争取案源。必须清楚地认识到，一个国家的仲裁在世界仲裁界的地位，不仅关涉到优化本国的投资贸易法律环境，而且也是本国在国际层面综合竞争能力的展现。 要想开创我国国际商事仲裁工作的新局面，营造中国作为国际商事仲裁中心的地位，积极促进我国仲裁活动的产业化发展，应当加快推进国际化和本土化兼备的仲裁法律制度和仲裁实践的进程，其中建立与国际接轨的仲裁法律制度、营造良好的仲裁法律环境是关键。 内国仲裁的国际化并不意味着仲裁的全球同一化。仲裁的国际化并没有也不可能取消仲裁的本土化。仲裁的国际化要求内国要实行与国际接轨的仲裁法律制度，以迎合经济全球化和国际贸易自由化的发展需要，而仲裁的本土化则要求内国根据其本国法律文化传统，弘扬其仲裁制度中独具内国特色的方面，发挥其自身长处，从而找到仲裁国际化和本土化的结合点，实行国际化和本土化相结合的仲裁法律制度。 我国的国际仲裁坚持为当事人服务、注重营造和谐氛围、公平公正裁判的理念，较低的收费水平减轻当事人费用负担的做法，询问式程序管理节约当事人时间的制度，以及仲裁与调解相结合传统经验，都是对当事人很有吸引力的中国特色。我们应该积极总结和宣传这些特色，把它们化作营销我国国际仲裁的有利武器。 2、临时仲裁与机构仲裁并存 国际商事仲裁的第二个特殊性主要表现在，在国际商事仲裁领域临时仲裁与机构仲裁并存。从国际商事仲裁的发展历史看，是先有临时仲裁，后有机构仲裁。虽然近现代国际商事仲裁日益呈现出机构化的发展趋势，但机构仲裁不会也不可能取代临时仲裁。当前，国际商事争议通过临时仲裁得以解决的多于通过仲裁机构解决的，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 我国仲裁法目前只考虑了机构仲裁，而没有赋予境内临时仲裁以合法的地位。仲裁程序主要适用仲裁程序进行地国家的法律，仲裁法不认可境内临时仲裁排除了当事人约定将其国际商事纠纷在中国进行临时仲裁的可能性。由此，必将大量的此类案件阻挡在国门之外。这是我们要发展国际商事仲裁不能不考虑的问题。我们似乎有一种认识误区，就是将机构仲裁和临时仲裁对立起来。其实这两种制度是可以互为补充的。仲裁机构也可以在临时仲裁中发挥作用，例如《香港仲裁条例》就指明香港国际仲裁中心可以在临时仲裁中指定仲裁员。其他国际仲裁机构，也都制定规则愿意承担临时仲裁的协助之责。临时仲裁的存在，对机构仲裁带来压力和冲击，但是也可以促进仲裁机构注重质量，提高竞争能力。限于我国目前的现状，考虑临时仲裁暂时还有困难，但是作为扩展我国国际仲裁领域的愿景，应该有预案。 政策的价值取向 国际层面的仲裁案源，具有跨国流动性。当事人在考虑约定仲裁地点时，会对仲裁地和仲裁机构作评估，甚至会考虑仲裁地的仲裁环境和仲裁政策。外在环境友善于仲裁的，当事人愿意前来仲裁。外在环境制约仲裁的，当事人前来仲裁会心存疑虑。我国的仲裁环境在变化，仲裁政策在转型发展中。总的来说，国家对仲裁是支持的，但是在某些方面，现有的一些政策规定还不完全适应国际仲裁的发展需要，还在制约着国际商事仲裁的发展。在这些问题中，比较突出的一个是涉外仲裁代理问题，一个是“收支两条线”的财务管理体制问题。 1、仲裁代理资格 允许外国律师作为代理人参加我国涉外经济贸易仲裁，是我国涉外仲裁的一贯做法，也是我国涉外仲裁现代化和与国际惯例接轨的具体表现。 2002 年7月4日司法部发布的《司法部关于执行〈外国律师事务所驻华代表机构管理条例〉的规定》有关对外国律师事务所驻华代表机构及其代表以代理人身份参与在华国际仲裁活动的限制曾引起了外国律师事务所驻华代表机构以及国际商事仲裁界的广泛关注，并引起了一些关于外国律师事务所驻华代表机构及其代表能否以代理人身份参与在华国际仲裁活动的疑问。司法部办公厅已经明确，司法部的上述规定的原义充分考虑并尊重了当事人意思自治、可自由选择仲裁代理人的国际仲裁基本原则和仲裁不同于诉讼的特点，未禁止和否定外国律师事务所驻华代表处及其代表以代理人身份参与在华国际仲裁活动，也并不禁止其代理涉及适用中国法律的仲裁案件，而仅就其以代理人身份在仲裁活动中对中国法律的适用以及涉及到中国法律的事实发表代理意见或评论的行为作出了限制。但是将诉讼领域常见的对外国律师代理资格的限制延伸到国际仲裁领域，这与世界绝大多数国家采取的做法不一致。国际仲裁的前提是有仲裁协议，一些外国律师在代表其客户与中国当事人谈判仲裁地点时，出于对将来可能发生争议后他们仲裁代理资格的考虑，坚持不在中国仲裁，而是去外国仲裁。在外国仲裁，同样可以适用中国法律，外国律师在仲裁活动中可以就中国法律的适用发表意见，外国裁决在我国法院申请执行时适用法律问题是实体问题，不受法院审查。这有可能会把原来可以争取在我国国内进行的国际仲裁推到了国外。要发展我国的国际商事仲裁、开创国际商事仲裁新局面，这个问题需要进一步解决。 2、“收支两条线” 目前，全国185家仲裁机构，除少数几个仲裁委员会外，绝大多数仲裁委员会均纳入了“收支两条线”的财务管理体制。我国的仲裁委员会发展状况很不平衡，有的仲裁机构可以采取“收支两条线”的财务管理体制，而有的仲裁机构则不宜于采取这种体制。对于国际仲裁而言，采取“收支两条线”的财务体制管理和处理仲裁费用，会引起外国当事人对我国仲裁机构性质的疑虑，引起外国当事人对我国仲裁机构能否不受行政干预、能否独立公正仲裁的疑虑，不利于吸引外国当事人选择在我国仲裁。 在国际商事仲裁活动中，当事人一方或双方指定外籍仲裁员是正常现象。由于受“收支两条线”的财务管理体制的影响，我们不可能参照国际上其他国际仲裁机构的标准给国际商事仲裁案件的仲裁员发放仲裁报酬，一些外国仲裁员表示过低的报酬使得他们无法接受指定担任仲裁员。这也会导致高素质仲裁员的缺失，影响仲裁质量，使我们在与其他国际仲裁机构的竞争中处于不利的地位。从政策层面解决“收支两条线”是否适用于国际仲裁问题，十分必要。 国际商事仲裁的现状自世界上第一部仲裁法诞生之后，首次立法确立了国际贸易纠纷中的仲裁制度至今，世界各国大都制定了本国的仲裁法。为了更好地协调本国的仲裁法，致使国际商事争议得到有效地解决，国际社会先后制定了多项区域性和全球性国际公约及文件。其中，最有影响的是1958年联合国主持制定的承认与执行外国仲裁公约。 （二）中国涉外仲裁机构及立法 中国大陆有两个涉外仲裁机构：中国国际经贸仲裁委员会和中国海事仲裁委员会。中国国际经贸仲裁委员会受理中外当事人之间，外国当事人之间的商事纠纷。自 1999年以来，中国国际经贸仲裁委员会每年受理案件200件以上，已成为主要国际商事仲裁机构之一。中国海事仲裁委员会是我国唯一受理涉外海事纠纷常设机构。另外，在香港设有香港仲裁中心，该中心受理国际商事争议和香港区内的争议案件。 中国大陆在1995年制定实施仲裁法。在1986年全国人大常委员会第六届第十八次会议通过决议，中国正式加入1958年联合国主持制定的承认与执行外国仲裁公约，同时作出两项保留，使中国国内仲裁制度和国际仲裁制度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中国国际经贸仲裁委员会和中国海事仲裁委员会都有自己的仲裁规则，当事人也可以选择采用联合国国际贸易法仲裁委员会仲裁规则。香港仲裁中心受理国际商事争议采用联合国国际贸易法仲裁委员会仲裁规则，受理香港区内的争议案件适应自己的仲裁规则。另外，根据国务院办公厅96年文件规定，各地组建的民商事仲裁委员会可以凭当事人协议受理国际商事争议案件。 国际商事仲裁的发展趋势 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国际交流及经济活动日趋频繁，垮国纠纷也逐渐增多。国际商事仲裁作为解决垮国纠纷的有效手段之一，越来越受重视。有以下发展趋势： （一），案件数量呈几何增长趋势 国际商院仲裁院2000年度报告标明，自1987年至2000年共受理各类案件11，362件，是建院以来53年总和的5倍。香港仲裁中心作为地区性常设机构，2001年受理国际商事争议和香港区内的争议案件是301件，是建院之初的30倍，1999年起，每年受理国际商事争议和香港区内的争议案件超过 200件。2000年受理国际商事争议和香港区内的争议案件超过298件。自1999年以来，中国国际经贸仲裁委员会每年受理案件200件以上，仅次于国际商会仲裁院，跃居世界各主要国际商事仲裁机构的第二位，已成为主要国际商事仲裁机构之一。 （二），仲裁机构由传统欧洲型向亚太型转变 纵观以前国际商事仲裁机构，大多数在欧洲。如国际商会仲裁院iccca总部在巴黎，斯德哥尔歌摩仲裁院sccca总部在瑞典，伦敦国际仲裁院lca总部在伦敦，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仲裁中心wipoac总部设在瑞士日内瓦。随着亚太地区经济的迅速发展，亚太地区国际商事仲裁也异常活跃。世界上主要国际商事仲裁机构都在亚太地区设立办公室。亚太地区各国家先后设立自己的国际商事仲裁机构，如新西兰仲裁调解机构，澳大利亚国际商事仲裁中心，中国国际经贸仲裁委员会，香港仲裁中心，日本商事仲裁协会等12家。有些国际商事仲裁机构已成为主要国际商事仲裁机构之一。如中国国际经贸仲裁委员会已成为主要国际商事仲裁机构之一。另外，国际商会仲裁院iccca在1983年亚太地区当事人仅占3.2%，2000年则上升到15.1%，若包含澳大利亚在内则达到到16% （三），法律选择适应由传统大陆法系向英美法系转变，呈现出多元化法律适应和选择发展趋势 现代国际商事仲裁区别于司法诉讼制度的根本特征在于法律适应和选择。司法诉讼制度中法律适应和选择依法院地确定已经成为现代国际私法中的公识和普遍性原则。但是当事人选择仲裁解决国际商事争议不仅可以选则仲裁程法和仲裁规则，而且可以选择实体法，甚至可以第三国法律来解决国际商事争议。现代国际商事仲裁的法律选择适应由传统大陆法系向英美法系转变，呈现出多元化法律适应和选择发展趋势。以国际商会仲裁院iccca为例，2000年报告标明选择英美法系最普遍，其次是大陆法系，相比以前中东国家的法律选择适应增长较快。相反，东南亚国家的法律选择适应有所下降。 （四），立法趋势由分布式立法向统一实体法转变，国际社会制定全球性国际公约及法律文件 世界各国大都制定了本国的仲裁法，采取分布式立法方式确立了现代国际商事仲裁制度。为更好协调本国的仲裁法，致使国际商事争议得到有效地解决，国际社会先后制定了多项区域性和全球性国际公约及文件，加强统一实体法立法。2002年6月 21号联合国国际商法委员会召开第35次会仪，通过国际商事调解示范法，以此有效地解决国际商事纠纷。按照这部国际商事调解示范法的有关规定，不同国家的当事人之间商事纠纷可以提请调解人予以调解，达成一致协议。该协议对当事人有效而且申请执行机构强制执行。只是根据该商事调解示范法第14条的规定，采取不同的措施和方法有效强制执行。这部国际商事调解示范法又称之为“准国际仲裁法”。1999年，联合国国际私法委员会在海牙第19次外交会议上，在 1968年布鲁赛尔民商事管辖和执行区域性国际公约的基础上，起草和修改了海牙民商事管辖和执行全球性国际公约，更好地协调了国际仲裁法，有效地解决国际商事争议。但是由于英美等国和其它国家在专属管辖的范围，异国执行程序和措施等方面存在严重分歧，未达成一致协议，海牙民商事管辖和执行全球性国际公约仍未生效。中国先后两次派代表参加会议，并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和建议。 国际商事仲裁发展趋势的原因分析国际商事仲裁为什么如此受欢迎，案件数量呈几何增长速度，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最主要的原因由于国际商事仲裁的特征所决定的。 （一），广泛的国际性是有效解决国际商事纠纷的基础 由于已有100多个国家加入了1958年联合国主持制定的承认与执行外国仲裁公约，使得仲裁裁决承任与执行有了可靠的基础。如1958年联合国主持制定的承认与执行外国仲裁公约第二条规定，各缔约国应承认仲裁裁决约束力并执行之。 （二），高度意思自治性是有效解决国际商事纠纷的优势 国际商事纠纷当事人享有各方面的选择自由，具有高度意思自治性。首先，可以自由选择国际商事仲裁机构的组织形势：即可以自由选择临时仲裁（ad hoc arbitration)又可以机构仲裁(institution arbitration）。其次可以自由选择仲裁的地点，一般当事人可以自由选择总部所在地，也可以自由选择分支机构所在地，甚至可以自由选择第三国来解决国际商事争议。如国际商会仲裁院iccca在2000年度报告记录的国际商会仲裁院受理的8件中国涉案纠纷，均在香港审结。 （三），执行的强制性是有效解决国际商事纠纷的保证 国际商事仲裁裁决对当事人有效而且具有强制执行力，和法院判决有同样的法律效力。当事人可以根据国际公约或互惠原则强制执行。如我国1995年制定实施的仲裁法和1991年的民事诉讼法都对此作了专门规定。 （四）仲裁裁决的权威性是正确处理国际商事纠纷的前提 国际商事仲裁仲裁员都是各行各业的专家和经验丰富的人士组成。因此，国际商事仲裁员专家化是国际商事仲裁的另一特色，有很强的权威性。如国际商会仲裁院iccca在2000年度报告中标明812名仲裁员分别来自58个不同的地区和国家，具有广泛的代表性和权威性。 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国际交流及经济活动日趋频繁，垮国纠纷也逐渐增多。自1889年，英国人为了解决本国商人和欧洲国家商人在国际贸易纠纷，颁布实施了第一部仲裁法至今，经过近两个世纪的发展，尤其是二战之后，建立了一套完整的国际商事仲裁体系，使国际商事仲裁成为解决垮国纠纷的有效手段之一。近年来，国际商事仲裁呈现出了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世界上主要国际商事仲裁机构，如国际商会仲裁院，多分布在欧州。随着亚太地区经济的迅速发展，亚太地区国际商事仲裁也异常活跃。世界上主要国际商事仲裁机构都在亚太地区设立办公室。亚太地区各国家先后设立自己的国际商事仲裁机构，如新西兰仲裁调解机构，澳大利亚国际商事仲裁中心，中国国际经贸仲裁委员会，自1999年以来，中国国际经贸仲裁委员会每年受理案件200件以上，已成为主要国际商事仲裁机构之一。 国际商事仲裁的发展趋势主要表现在：案件数量呈几何增长速度，仲裁机构由传统欧洲型向亚太型转变，法律选择适应由传统大陆法系向英美法系转变，呈现出多元化法律适应和选择发展趋势，仲裁立法由分布式立法向统一实体法立法转变，国际社会制定了全球性国际公约及法律文件。国际商事仲裁发展趋势的原因主要是由于国际商事仲裁的特征所决定的，即广泛的国际性，高度意思自治性，执行的强制性和仲裁裁决的权威性决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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