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比如说，假定投入为既定，以A方式配置资源，可以产生n效率；用B方式配置资源，可以产帕累托最优化生n十1效率；而用C方式配置资源，则可以产生n+2效率。这样，资源配置效率同生产效率是并存的，二者共同对产出的增加起作用。 一种经济境况。一个经济到达该境况时，已经不可能通过重组或贸易等手段，既提高某一人的效用或满足程度，而又不降低其他人的效用或满足程度。从某种意义上讲，完全竞争可以导致配置效率。配置效率又称为帕累托效率(Pareto efficiency)。 配置效率考察的是在对证券的风险和其他特性的差异进行调整后，资金被引导到的是否为承诺支付最高利息回报的部门。帕累托效率概述 帕累托效率（ParetoEfficiency）也称为帕累托最优、帕累托改善、帕雷托最佳配置，是博弈论中的重要概念，并且在经济学，工程学和社会科学中有着广泛的应用。 帕累托最优是指资源分配的一种理想状态，假定固有的一群人和可 生产最优化分配的资源，从一种分配状态到另一种状态的变化中，在没有使任何人境况变坏的前提下，使得至少一个人变得更好，这就是帕累托改进或帕累托最优化。帕累托最优的状态就是不可能再有更多的帕累托改进的余地；换句话说，帕累托改进是达到帕累托最优的路径和方法。帕累托最优是公平与效率的“理想王国”。帕累托改进是指一种变化，在没有使任何人境况变坏的前提下，使得至少一个人变得更好。一方面，帕累托最优是指没有进行帕累托改进的余地的状态；另一方面，帕累托改进是达到帕累托最优的路径和方法。 一般来说，达到帕累托最优时，会同时满足以下3个条件：条件 交换最优：即使再交易，个人也不能从中得到更大的利益。此时对任意两个消费者，任意两种商品的边际替代率是相同的，且两个消费者的效用同时得到最大化。 生产最优：这个经济体必须在自己的生产可能性边界上。此时对任意两个生产不同产品的生产者，需要投入的两种生产要素的边际技术替代率是相同的，且两个消费者的产量同时得到最大化。 帕累托效率产品混合最优：经济体产出产品的组合必须反映消费者的偏好。此时任意两种商品之间的边际替代率必须与任何生产者在这两种商品之间的边际产品转换率相同。 帕累托最优是以提出这个概念的意大利经济学家维尔弗雷多·帕累托的名字命名的，维尔弗雷多·帕累托在他关于经济效率和收入分配的研究中使用了这个概念。 如果一个经济体不是帕累托最优，则存在一些人可以在不使其他人的境况变坏的情况下使自己的境况变好的情形。普遍认为这样低效的产出的情况是需要避免的，因此帕累托最优是评价一个经济体和政治方针的非常重要的标准。 另外，著名的帕累托法则（或80/20法则），则是由约瑟夫·朱兰（JosephM.Juran）根据维尔弗雷多·帕累托本人当年对意大利20%的人口拥有80%的财产的观察而得推论出来的。物业管理与帕累托 中国的物业管理产生于20世纪80年代，是伴随市场经济发育和住房制度改革产生的新兴行业。由于发展历史短，中国物业管理的理论研究、实践操作等各环节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一定缺陷和问题，基本还处于摸索前进的基础阶段。有鉴于此，物业管理行业迫切需要基础理论的突破和宏观政策的强力支持，需要导入以合理配置资源、优化制度设计、持续改进制度安排、提高公平与效率为核心内涵的帕累托理念。 帕累托标准既非量化标准，又非逻辑体系，它是一种理念和方法论。以帕累托标准、帕累托安排和帕累托改进，全方位审视高速发展中的中国物业管理，研究物业管理的资源配置，分析物业管理服务商品交换行为及其物业管理的制度安排，可以使人们超然于当前的物业管理制度安排和实践操作，以技术、全面、冷静、客观和理性的目光去观察、分析物业管理服务活动，从而持续改进、优化物业管理的制度设计，不断提高物业管理的效率与公平，使物业管理逐步接近帕累托标准，达到物业管理的“理想王国”——物业管理帕累托最优。资源配置 资源配置(resourceallocation)是对相对稀缺的资源在各种不同用途上加以比较 资源配置作出的选择。资源是指社会经济活动中人力、物力和财力的总和，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基本物质条件。在社会经济发展的一定阶段上，相对于人们的需求而言，资源总是表现出相对的稀缺性，从而要求人们对有限的、相对稀缺的资源进行合理配置，以便用最少的资源耗费，生产出最适用的商品和劳务，获取最佳的效益。资源配置合理与否，对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成败有着极其重要的影响。一般来说，资源如果能够得到相对合理的配置，经济效益就显著提高，经济就能充满活力；否则，经济效益就明显低下，经济发展就会受到阻碍。 在社会化大生产条件下，资源配置有两种方式：计划配置方式 计划部门根据社会需要和可能，以计划配额、行政命令来统管资源和分人力资源配置配资源。在一定条件下，这种方式有可能从整体利益上协调经济发展，集中力量完成重点工程项目。但是，配额排斥选择，统管取代竞争，市场处于消极被动的地位，从而易于出现资源闲置或浪费的现象。市场配置方式 依靠市场运行机制进行资源配置的方式。这种方式可以使企业与市场发生直接的联系，企业根据市场上供求关系的变化状况，根据市场上产品价格的信息，在竞争中实现生产要素的合理配置。但这种方式也存在着一些不足之处，例如，由于市场机制作用的盲目性和滞后性，有可能产生社会总供给和社会总需求的失衡，产业结构不合理，以及市场秩序混乱等现象。与生产效率的关系 在经济学上，经济发展的动力，或者说效率的来源，分为两类：一类是配置效率，二是生产效率。所谓配置效率，是指给定资源和技术的条件下，怎么样使资源从边际生产率生产配置效率低的地方流向边际生产率高的地方，从而使得资源和利用更合理、社会总价值达到最大；而生产效率是指如何通过技术进步提高每一种资源的生产率，也就是把社会的生产可行性边界向外移。 生产效率是指固定投入量下，制程的实际产出与最大产出两者间的比率。可反映出达成最大铲除、预定目标或是最佳营运服务的程度。亦可衡量经济个体在产出量、成本、收入，或是利润等目标下的绩效。 生产效率（productionefficiency）是围绕生态系、群落、种群、个体等的物质、能量的转移效率。广泛应用于生产生态学中，但其内容是多方面的，可分四大类： （1）生态系乃至群落中的效率； （2）个体乃至种群内的效率； （3）捕食者与被捕食者间的效率； （4）围绕种群的效率。 （1）中最古典的是某一时间内第i次营养阶段所摄取的能量对第i-1阶段所摄取能量的比率（Ai/Ai-1，以下的记号参阅生产速度），由最初提出这个效率的林德曼（R.I.Lindeman，1942）命名为累进效率（progressiveefficiency）。后又称为林德曼比率或林德曼效率。而奥德姆（E.P.Odum，1971）的营养等级同化效率（trophiclevelassimilationefficiency）与此相同，此外，他把Pi/Pi-1称为营养等级生产效率（trophiclevelproductionef-ficiency），把Ci，Ci-1错误地称为林德曼效率。此外，林德曼曾认为，累进效率是随着营养等级而增大的，后来又否定了这个说法。 四川长虹生产配置效率变化曲线图（2）是某个个体乃至种群内各种生产速度间的比率，普通应用Ai/Ci[（总）同化效率，assimilationefficiency]，Pi/Ci乃至Pi/Ai（净同化效率）—netassimilationefficiency，productionefficiency），Gi/Ci乃至Gi/Ai（生长效率—growthefficiency）。关于生长效率，一般把Gi/Ci称为第一性生长效率（gro-wthcoefficientofthefirstorder），Gi/Ai称为第二性生长效率（growthcoefficientofthesecondorder）以资区别。此外，在水产养殖学中应用的增肉系数为Ci/Gi，但实际上是给饵量与摄取量之比。也有人把各类汇总起来称为转化效率。 （3）通常是用某个种群乃至个体的摄取速度除以它所捕食的一种以上种群的生物量或净同化速度。常应用伊夫列夫（V.S.Ivlev，1945）提出的捕食系数（ecotrophiccoefficient）。这里把Ci/Bi-1称为（静态）捕食系数（staticecotrophiccoeffici-ent），Ci/Pi-1称为动态捕食系数（dynamicecotrop-hiccoefficient）或称捕食效率以资区别。 （4）斯洛包特金（L.B.Slobodkin，1960，1962）对三个营养等级，仅各提取一种，且根据平衡的实验系提出下列三种效率（后来为一般所应用）：生产配置效率第一，某个种群的被食速度对摄食速度的比率为Li/Ci，称为生态效率（ecologicalefficiency）。在上述的实验系中，某个种群的被食速度与捕食它的种群的摄取速度相同，所以后者也定义为Ci+1/Ci，但一般认为这二者是互不相同的。 第二，某个种群的被食速度对此种群的食物供给速度的比率称为食物链效率（foodchainefficiency）。同样地在上述实验中对某个种群的食物供给速度，只不过是为其捕食种群的死亡速度而已。由于等于纯同化速度，所以（∵JBi-1≡0），也可以定义为Ci+1/Li+1=Ci+1/Pi－1。但是，这些一般也是不同的。第三是为种群效率（populationefficiency），即某个种群的被食速度对于生产相当于被食量的生物量所需捕食速度的增量之比率。这里被食量为0时，Ci=Fi＋Ri＋Ldi，在有被食量的情况下，则Ci′=Fi′＋Ri′＋Ldi+Lpi，即指这种情况下的Lpi/（Ci′-Ci）。 提高生产效率应做到几个方面： 1、对人对事，奖罚分明。俗话说“一分耕耘，一分收获”，生产效率高的员工理应获得应有的奖励。在一些公司存在这样的现象，业绩好的员工要承担更多的工作，而业绩差的员工反而承担较少工作或较容易的工作，这样肯定会打击优秀员工的工作积极性。 2、激发员工干劲员工是公司最宝贵的人力资源。只有这个资源才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应充分挖掘它、利用它，使之发挥最大的效用。身为主管，如果你了解了员工的本性，也就知道如何有效激励他们。只有这样，才能帮助你更快走入他们的心灵，领导他们，开发他们。 3、增强团队凝聚力团队的凝聚力对于团队行为、团队功能有着重要的作用。有的团队关系融洽，凝聚力强，能顺利完成任务；有的团队成员相互摩擦，关系紧张，凝聚力弱，不利于群体任务的完成。同时要增强团队成员之间的交往和意见沟通，增进相互了解与友谊，建立良好的工作关系，提高团队的战斗力。应用 怎样提高配置效率？ 以现实生活中的股票投资为例： 自2007年4季度以来，A股市场开始逐步回暖，但上周上证综指在千三附近经历了大幅震荡，牛市的预期遇到了严峻考验。但注意到，跌势中仍有不少股票不断创出新高。这种情况表明，这个阶段基金的首要任务应该是提高资产配置效率，仓位的控制可能暂时可以放在第二生产配置效率结构示意图位。 不可否认，任何时候股市都有调整的可能和需要，不过，今年的系统性风险应该明显小于去年，主要原因在于股权分置改革消除了市场的最大不确定性因素，这将极大地促进中国资本市场的发展。在上周大盘调整过程中，各基金净值的表现差异很大，有部分基金取得了相当不错的表现，预示着股价结构调整将不断深入，指数的高低已经不再是对牛市的唯一判断，所以说，大盘调整并不可怕，因为结构性机会明显大于往年。 因此，基金最重要的任务就是要买哪些股票，令人感到兴奋的是，市场所展现出来的未来发展方向似乎都是市场所希望的，三条主要线索已经相对清晰。 第一条线索是在人民币升值的大背景下，境外投资者以空前的热情积极投资A股股票，可以看到G宝钢、G上港等蓝筹股被QFII重仓买入，其仓位甚至已经远远超越了基金的持仓，尤其是以地产和银行为主基调的人民币资产类股票，其股价早已超越了分析师曾经定下的目标价，品牌、服务、网络、基础设施和商业类人民币资产也面临着不断被投资者重新估值的机会。 第二条线索是资源类股票。“凡是中国缺的、要进口的，价格都会涨”，这个定律看来在很长一段时间还将有效。在高石油价格时代，煤炭、天然气和有色金属资源，甚至电解铝、糖、农产品、土地等都将成为稀缺的资源。 第三条线索同样明显。在宏观经济增速逐步回落过程中，先进制造、技术创新、科技和生物类企业将是投资者在“十一五”规划期间关注的重点。此外，收购兼并和重大资产重组也将成为投资的亮点。
雅各布·维纳简介 雅各布·维纳(Jacob Viner,1892年5月3日- 1970年9月12号)是一位经济学家，并作为现今的芝加哥经济学派的早期成员之一。瓦伊纳出生于1892年在蒙特利尔，魁北克移民父母和罗马尼亚获得了 1914年在麦吉尔大学的学士学位。他的博士学位是在哈佛大学获得，是当时著名经济理论和国际经济学权威陶西格(Frank W.Taussig,1859~1940)的学生与朋友。 他是从1916年在芝加哥大学教授，到1917年和1919年至1946年。在不同时候瓦伊纳还任教于斯坦福大学和耶鲁大学，并两次前往国际研究学院在瑞士日内瓦举行。1946年，他离开普林斯顿大学，他直到1960年退休。 瓦伊纳曾担任芝加哥大学教授，并担任著名的《政治经济学杂志》主编18年之久。他对成本曲线、垄断竞争和寡头市场上的拗折的需求曲线的研究都是开创性的，在经济思想史的研究中也造诣颇深。他影响最大的是关于成本理论的研究和成本曲线的图形表述。这些仍然是今天微观经济学中成本理论的重要内容。">编辑]瓦依纳错误 在研究成本理论时，他提出了今天人们都熟悉的包络曲线概念，即长期平均成本曲线是无数条短期平均成本曲线的包络曲线。当时瓦伊纳认为，在长期中企业总可以通过调整生产规模实现平均成本最低，因此，长期平均成本曲线应该是无数条短期平均成本曲线最低点组成的轨迹。根据这种思路，他要求制图员画出一条满足以下两个条件的包络曲线；第一，这条包络曲线要把无数条短期平均成本曲线包在内；第二，这条包络曲线要和所有短期平均成本曲线的最低点相切。 据记载瓦伊纳的这个制图员是一个中国人(可惜名字已无法考证)，且精通数学。制图员告诉瓦伊纳，这个图是画不出来的，因为在数学上任何一条包络曲线都无法同时满足这两个条件。如果要把无数条曲线包在内，这条包络曲线就不能与这些曲线的最低点相切；如果要使包络曲线与各条曲线的最低点相切，这条包络曲线都不能把各条曲线都包在内。这就说，包络曲线只能满足瓦伊纳要求的两个条件之一，而不能同时满足这两个条件。瓦伊纳为此与制图员发生争吵。 在此之前，经济学家普遍认为，既然长期中企业可以调整规模使平均成本最低，长期平均成本曲线就应该是短期平均成本曲线最低点的轨迹。瓦伊纳的包络曲线概念和对包络曲线两个必须满足的条件的总结正是这种思想的概括。但事实上长期平均成本曲线并不能是各短期平均成本曲线最低点的包络曲线。这种对短期与长期平均成本曲线关系的误解被称为“瓦依纳错误”。是一个不知名的中国制图员纠正了这个错误。Jacob Viner Jacob Viner(May 3, 1892 - September 12, 1970) Together with Knight, the Canadian-born Jacob Viner was the leading light of the Chicago School of the inter-war period. His work ranged all over economics, but it is perhaps his work on the history of economic thought and international trade theory that we find his remarkable strengths. Nonetheless, as Robbins characterized him, Viner was "the outstanding all-rounder of his time in our profession" (Robbins, 1970: p.2). Trained by Taussig at Harvard, Viner's very first publication was on methodology (1917), in which he provided a full-fledged defense of the inductive method. His subsequent work was on problems in trade theory (1923, 1924) - a concern which he maintained throughout the rest of his career. This work was concurrent with his masterly 1921 and 1931 articles on price theory - the first began inching towards a theory of imperfect competition, the second providing an analytical and graphical exposition of the theory of the firm (the long-run and short-run cost curves we see in modern principles textbooks). A famous error on the long-run envelope of short-run average cost curves in his 1931 article and anticipation by Harrod did not diminish his claim to fame. Jacob Viner was fiercely opposed to the Keynesian Revolution - but not because of its policy prescriptions as indeed, Viner himself had recommended them. As he wrote in several papers (e.g. 1933), he believed the Great Depression was due to deflation in output prices being faster than the collapse in costs. Recovery, he believed, required a restoration of profit margins and thus government-induced inflation - not by monetary expansion, but rather by deficit spending. This would create the necessary price rise,(and, with costs lagging, profits) and the consequent cumulative rise in output to pull the economy out of depression. He was very much a fiscal policy advocate and a believer in policy discretion rather than fixed rules - thus he did not take Milton Friedman's attempt to paint him as an "early Monetarist" very well. Viner's famous 1936 critique of Keynes was not over policy implications but rather a result of theoretical disputes over liquidity preference and what Viner thought was oversimplified theory of effective demand. Viner preferred to famously characterize Keynesian theory as "short-run" analysis while considering Neoclassical theory to be true in the "long-run". It was Viner's scathing 1936 critique that prompted J.M. Keynes to write his famous 1937 QJE article as a response. Viner's work on the history of economic thought began with his 1926 essay on Adam Smith and culminated in his magnum opus, Studies in the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Trade (1937) - to which we owe most of our knowledge of the Bullionist Controversy in 19th Century Britain - and the masterful introduction to the 1965 reprint of Rae's Life of Adam Smith. Viner's relations with Knight were cool but respectful. Compared to Knight, Viner was less opposed to quantitative techniques but remained wary of them. A recurring, if pointless, amusement at Chicago was the controversy over cost theory between Knight and Viner - with Knight supporting the Austrian doctrine of opportunity cost and Viner espousing the Marshallian "real cost" theory. This position was, in fact, more than a personal diversion: Viner (1932, 1937), after all, had promoted a "real cost" version of the comparative advantage thesis as opposed to Haberler's "opportunity cost" version or Ohlin's "factor-endowment" version. Despite being one of the leaders of the Chicago School, Viner left Chicago for Princeton in 1946 - perhaps to the relief of many Chicago first-year students: Viner's "price theory" course was notorious for the terrifying way in which he conducted the classroom discussion. In later years, when questioned as to whether he thought himself part of the Chicago School, his reply was unequivocal: "I am willing to consider the existence of a 'Chicago School' (but not one confined to the economics department and not embracing all of the department) and that this `School' had been in operation, and had won many able disciples, for years before I left Chicago. But at no time was I consciously a member of it, and it is my vague impression that if there was such a school it did not regard me as a member, or at least as a loyal and qualified member" (Letter to Patinkin, Nov. 24, 1969). Although he missed the Nobel awards, Viner was awarded the American Economic Association prestigious Francis A. Walker Medal in 1962 - the economics' profession's Nobel equivalent prior to 1969. Viner's exhortation for serious scholarly treatment of economics is best expressed in his famous 1950 address, A Modest Proposal for Some Stress on Scholarship in Graduate Training. Viner, Jacob Viner, Jacob (1892-1970), third Walker Professor of Economics and International Finance, was one of the ablest economists of his generation, and “in the range and depth of insight and erudition, according to the British economist Lionel C. Robbins, “the outstanding all-rounder of his time in our profession. His primary interests were in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economic theory, and the history of economic thought, but his influence pervaded all areas of economics and spread to the fields of history, philosophy, literature, and religion. President Bowen, who was one of his students, called him “one of the great Renaissance scholars of the world. Born in Montreal, Canada, of Rumanian immigrant parents (he later became a naturalized citizen of the United States), he graduated in 1914 from McGill, where Stephen Leacock was one of his teachers, and received his Ph.D. in 1922 from Harvard, where he was a pupil and became a close friend of Professor Frank Taussig. He became an instructor at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in 1916 and was promoted to full professor in 1925, at the age of thirty-two. Chicago had a remarkably brilliant group of economists in those years; according to Simeon E. Leland, his first graduate student and later his colleague, “the brightest star in this galaxy was Viner . . . the most industrious and the toughest teacher of the lot. Viner's first book was Dumping (1923); when a dowager asked him why anyone would write a book on that subject, his reply was the subtitle: “A Problem in International Trade. His second book, Canada's Balance of International Indebtedness (1924), was his doctoral dissertation; a pioneering work, it set the style for a highly productive series of studies in the working of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mechanisms. His Studies in the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Trade (1937), was, Robbins said “at once the main source of historical knowledge regarding the evolution of thought in this sphere and a work in which some of his main theoretical developments play a pivotal part. During his eighteen years as editor of the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he brought that journal to the peak of its distinction. Viner frequently interrupted his academic work to serve as an adviser to the government and as a delegate to many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s. During the First World War, he was associated with the United States Tariff Commission and the Shipping Board. In the thirties he was an adviser to the Treasury Department, participating in the original planning of the Social Security Program. He was later a consultant to the State Department and to the Board of Governors of the Federal Reserve System. Viner made several close friends in other countries, among them, Lionel Robbins, who has described their first encounter at Oxford in 1927 and “by the impression he at once made -- the short alert figure with his candid and penetrating eyes, now brimming over with fun, now sober with deep reflection, his quick wit, his delight in argument and the general sense of intellectual vitality that informed even his casual remarks. Later Robbins discovered other qualities: Viner's scrupulousness, his candor, his catholic outlook, his “zest for the exchange of ideas and the pursuit of the thought wherever it led him which made any session with him an exciting and strenuous adventure. Robbins said of Viner what Dr. Johnson said of Edmund Burke: “That man calls forth all my powers. THE PRINCETON YEARS In 1946, after serving for thirty years as a member of the faculty of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Viner accepted President Dodds's invitation to come to Princeton, where he made a remarkable contribution to the intellectual life of the University for almost twenty-five years. His insight and erudition delighted his Princeton colleagues. Time and again, Professor William Baumol recalled, Viner would pose propositions to him “involving complex interrelations arrived at by some inexplicable intuitive process. Occasionally, Baumol would argue with him that his propositions were obviously incorrect, but always it turned out that Viner had been right. “Sometimes it took me days of painstaking calculation to arrive at his result, said Baumol, “but I can remember no case in which the mathematics failed to support his assertion. His reputation as a tough teacher continued. Graduate students knew that in doctoral examinations his would be the most difficult questions, Baumol recalled, but what they did not know was that afterward his would be the most generous marks proposed -- and usually adopted. once a colleague asked Viner how he could possibly propose such a good grade for a student who had failed completely to answer what Viner had asked him. With a playful gleam in his eyes, Viner replied “Surely no one could reasonably have been expected to answer that question. A familiar figure in Firestone Library, Viner exercised a lively influence on its other users. “No one, the University Librarian, William S. Dix, said, “could measure the value of his informal teaching as he stood near the catalogue or in the stacks talking with a graduate student or a colleague . . . teaching by example the pleasure and the integrity of sound scholarship. An expert bibliographer and an inveterate reader of booksellers' catalogs, he delighted in discovering obscure but useful books and pamphlets which he acquired and gave to the University library, with meticulous notes on their bibliographical significance. He also contributed his tough-mindedness and his infectious humor to the affairs of the University Press as a member of its editorial board and as a trustee. Under his influence standards and procedures were established for the publication of scholarly books that have helped set the Press's guidelines ever since. Remarking on Viner's influence, Herbert S. Bailey, Jr., Director of the Press, spoke of the “witty seriousness that was characteristic of everything he did. “He rarely told a joke, Bailey recalled, “but conversations with him were filled with laughter. . . . Even on the most serious occasions when he was righteously aroused by some scholar's carelessness or infidelity, a flash of wit could suddenly turn everything to smiles -- though the carelessness or infidelity was not excused. HIS MODEST PROPOSAL Viner's wit as well as his humanistic approach to learning are illustrated in an address delivered at Brown University in 1950, titled “A Modest Proposal for Some Stress on Scholarship in Graduate Training. His “modest proposal was that graduate schools should assume more responsibility than they ordinarily do for scholarship as distinct from research. Although he admitted that graduate students could not become "finished scholars as well as finished economists" in the short time available to them, he pointed out that graduate study is followed by another stage in education “lasting to the end of one's life. He suggested, therefore, that doctoral degrees should be granted, and accepted, somewhat in the spirit in which the University of Avignon handled the case of a capable but negligent candidate in 1650; “after some hesitation it conferred the doctoral degree sub spe future studi in the hope of future study.” He did not plead on behalf of scholarship that it would save the world (“although this had conceivably happened in the past and might happen again) or that it would bring material rewards to the scholar or that it was an invariably exciting activity. All that he would plead, at least on this occasion, he said, was that once the taste for it has been aroused. “it gives a sense of largeness even to one's small quests, and a sense of fullness even to the small answers to problems large or small which it yields, a sense which can never in any other way be attained, for which no other source of human gratification can, to the addict, be a satisfying substitute, which gains instead of loses in quality and quantity and in pleasure-yielding capacity by being shared with others -- and which, unlike golf, improves with age. Viner's ground-breaking study, The Customs Union Issue, appeared in 1950, his essays,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in 1951, and his lectures at the National University of Brazil, in 1952. In 1957, on his sixty-fifth birthday, his students and friends brought out a selection of his writings, titled The Long View and the Short. In 1960 Viner nominally retired, but despite his reply to an old friend who asked what he was doing now -- “basking amid the laurels of my students -- he continued to spend most of his time in Firestone Library, “pursuing with concentrated intensity at once the detail of how the subject of his study actually happened and what its significance was in the broad evolution of thought and affairs. In 1962 he was awarded the Francis A. Walker Medal, presented by the American Economic Association once every five years to an economist who has made a contribution of the highest distinction to economics. In presenting this award, Fritz Machlup, Viner's successor as Walker Professor, said that in all the fields to which Viner had contributed, he would be remembered as “a deflator of pretentious nonsense as well as an original creator. What all of his colleagues might learn from him, Machlup added, was “intellectual honesty and fearlessness, with “a willingness to stand firm on the unpopular side of any issue, theoretical or practical, whether that side be `radical' or `conservative,' `newfangled' or `old fashioned. During his retirement he spent a year at Harvard as Taussig Research Professor, wrote a monograph on monetary control and another on Adam Smith, and gave the Wayne Memorial Lectures of the American Philosophical Society on “The Role of Providence in the Social Order. Viner was a permanent member of the Institute for Advanced Study in Princeton and an honorary fellow of the 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President of the American Economic Association in 1939, he was also a fellow or member of a number of honorary academies in the United States as well as in Great Britain, Sweden, and Italy. He received honorary degrees from thirteen American and foreign universities including Princeton. “A deep love of justice and liberty and a profound sense of compassion were for Viner “the underlying justifications for thought and public action, Lionel Robbins wrote in his final tribute: “Jack was not a believer in any orthodox creed. But he believed passionately in the liberal values: equality before the law, the maximum freedom for the individual compatible with similar privileges for his fellows, sympathy and help for the unfortunate. Nothing stirred him to anger more than an infringement of these norms, nothing more aroused his contempt than bogus substitutes for them. He did not believe that life on this planet was likely to become perfect. But he believed that, with forethought, it could be made less imperfect than it is.参考文献↑ 梁小民.黑板上的经济学
费雪指数（Fisher Index） 什么是费雪指数 费雪指数是美国统计学家欧文·费雪（(Irving·Fisher）于1911年提出的。费雪指数是指拉氏指数和派氏指数的几何平均数，主要用于对指数公式的测验，以及调和拉氏与派氏两种指数的矛盾，又被称为“费雪理想指数”。 费雪还提出了评价指数优劣的三项测验标准： 时间互换测验标准。报告期对基期的指数和基期对报告期的指数的乘积应等于1。 因子互换测验标准。物价指数和特量指数的乘积应等于其总量指数。 循环测验标准。环比指数的乘积等于相应的定基指数。 极少的综合指数能够通过费雪提出的测验标准，而费雪提出几何平均的指数公式可以通过前两项测验，因此费雪将其称为理想公式。
产品转换曲线（Product Transformation Curve） 在这产品转换曲线上的任何点，都代表企业在资源给定的条件下能够生产的各种产品产量的可能组合。如果技术不变，产品转换曲线的位置，就取决于企业资源的多少，如果资源增加，曲线就会向外移动到T2。如果产品产量组合在产品转换曲线的内侧，企业只有按产品转换曲线边界上的产品产量组合进行生产，才能使资源得到充分利用。 特征 需要指出的是，产品转换曲线的斜率始终是负的，这是因为其中一种产品的产量增加，必然会导致另一种产品产量的减少。产品转换曲线的斜率就是产品之间的边际转换率。产品 A的边际转换率就是指增加一个单位产品 A，会使产品 B的产量减少多少。 产品转换曲线的斜率=产品A的边际转换率 产品转换曲线还有一个重要的特征是，如果沿着产品转换曲线向右移动，产品 A的边际转换率就会递增，即的值递增。如果沿着产品转换曲线向左移动，产品 A的边际转换率就会减，即的值递减。正由于这一点，产品转换曲线的形状一般总是从原点向外凸出的。 产品转换曲线 为什么产品 A的边际转换率会随着A产量的增加而递增？这是因为边际收益递减规律在起作用的缘故。下面说明这个道理。 为了便于说明，再把问题简化。假定有一家地毯工厂，只有两种资源：资本和劳力；只生产两种产品：手织地毯和机织地毯。生产手织地毯主要使用劳力，生产机织地毯主要使用资本，也就是说，假设不同的产品所使用的资源构成是不同的。当企业只生产手织地毯时，资本资源大量富余。如果手织地毯的产量减少一个单位，腾出的劳动力与较多的资本相结合。所以此时腾出来的劳力的边际产量必然较大，也就是说，少生产一个单位的手织地毯可以多生产较多的机织地毯，即此时，机织地毯的边际转换率（=）较小。随着手织地毯产量越来越少，机织地毯产量越来越多，资本资源就越来越紧张，此时，再少生产一个单位的手织地毯所腾出的人工只能和越来越少的资本相结合，手织地毯所腾出的劳力的边际产量就会越来越少，这时少生产一个单位的手织地毯只能导致机织地毯的少量增加，机织地毯的边际转换率就会较大。可见，只要企业的资源数量和构成是固定的，只要不同产品所使用的资源构成不同，因边际收益递减规律的作用，随着一种产品产量的增加，该产品的边际转换率就会递增。 形式 从原点向外凸出的曲线是产品转换曲线的典型形式。产品转换曲线还有两种特殊形式。一种是产品之间不能互相转换的产品转换曲线，这种曲线呈直角形，企业里比例固定的联产品的转换曲线就属于这种曲线。减少 A产量并不引起 B产量的增加；同样，如果减少 B的产量，并不引起 A产量的增加。另一种是产品之间能完全转换的产品转换曲线，其形状为一条倾斜的直线。 如果企业里两种产品所使用的资源构成完全相同（例如，生产一种产品的两种不同型号时，情况就大致如此），那么，任何一种产品产量的增减，都不会影响另一种产品所能使用的资源构成，因此少生产一种产品而腾出的资源的边际产量将不会变，所以，一种产品产量的增加，与另一种产品产量的减少，将始终按同一比例进行。产品的转换率将始终不变，这样的产品转换曲线就是一条直线。在下面的讨论中，我们假定产品转换曲线都是典型的从原点向外凸出的曲线。
核能安全 当今，全世界几乎16%的电能是由441座核反应堆生产的，而其中有9个国家的40%多的能源生产来自核能。在这一领域，国际原子能机构作为隶属联合国大家庭的一个国际机构，对和平利用、开发原子能的活动积极加以扶持，并且为核安全和环保确立了相应的国际标准。 国际原子能机构的作用相当于一个在核领域进行科技合作的政府间中心论坛。作为一个协调中心，该机构的设立便于在核安全领域交换信息、制订方针和规范以及应有关政府之要求提供如何加强核反应堆安全和避免核事故风险的方法。国际原子能机构还在旨在确保核技术的运用以求可持续发展的国际努力中扮演重要作用。 随着各国的核能计划增多，公众日益关注核安全问题，国际原子能机构在核安全领域的职责也扩大了。为此，国际原子能机构制订了辐射防护基准标准，并就特定的业务类型颁布了有关条例和业务守则，其中包括安全运送放射性材料方面的条例和业务守则。依据《核事故或辐射紧急援助公约》和《及早通报核事故公约》，一旦发生放射性事故，国际原子能机构会立即采取行动，确保向成员国提供紧急援助。 国际原子能机构还对其他几个核安全方面的国际条约担负着保存任务。这些国际条约包括：《核材料实物保护公约》，《维也纳核损害民事责任公约》，《核安全公约》以及《废燃料管理安全和放射性废物管理安全联合公约》。最后一个公约是针对核安全问题的第一个国际性的法律文书。 国际原子能机构就各成员国实施原子能计划提供援助和咨询意见，并且积极推动各国就科技信息进行交流。该机构还帮助各国政府在水、卫生、营养及药物和食品生产等领域和平利用原子能。这方面一个突出的例子是利用核辐射技术所开展的突变育种工作。通过这一工作，将近2000个新的优良作物品种业已开发成功。 当前，围绕能源选择的问题争论不休。这场争论的起因是国际社会试图控制二氧化碳向大气层的排放，因为二氧化碳进入大气层导致了全球升温。国际原子能机构强调核能的种种好处，认为作为一种重要的能源来源，核能不存在温室气体和其他有毒气体排放的问题。 通过其设在维也纳的国际核信息系统，国际原子能机构对几乎所有核科学和技术方面的信息进行收集和传播。国际原子能机构还与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合作，在意大利东北部城市的里雅斯特设立了国际理论物理中心。该中心拥有三个实验室，开展原子能基础应用方面的研究。国际原子能机构还与联合国粮农组织合作，开展原子能应用于粮食和农业生产领域的研究。该机构还与世界卫生组织合作，开展核辐射应用于医药和生物学领域的研究。此外，国际原子能机构在摩纳哥还设有海洋环境实验室。该实验室得到了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和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的协助，共同对全球海洋环境污染的情况进行研究。 切尔诺贝利综合征 日本福岛第一核电站发生爆炸，这一事件引发了人们对核电安全性的质疑。日本核电站事故可能使世界核能重患“切尔诺贝利综合征”。俄核电业者普遍对本国核电业出口合同的未来忧心忡忡。 重新认识核能安全 法国核安全署将日本福岛第一核电站发生的核事故认定为6级，仅次于1986年的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的7级事故。在核能发展史上，7级仅被使用过一次；同一天，美国科学和国际安全学会称，事态仍在恶化，“(福岛)不幸可能会达到7级”。 上个世纪80年代“谈核色变”的情绪重新笼罩全球。15日，欧洲议会第四大党团，欧洲议会绿党/欧洲自由联盟党团公开呼吁，欧洲应该立刻关闭存在安全隐患的核电站，停止所有新项目，在欧洲范围内淘汰核能。 日本福岛核电站核泄漏和辐射威胁日渐增加，民众压力也逐渐升温。德国在15日成为在危机后第一个关闭核电站的国家；在全球装机总量第二的核能大国法国，绿党声势再起，呼吁全民公决决定核能的未来。 在此情绪下，国际能源署总干事田中伸男担忧公共资金或减少对核能投入，“我承认，民众对核能的恐惧渐增。我理解这种民意，同时我也很关切，因为核能(在对抗气候变化上)有重要地位。我呼吁人们更加耐心，等到有更多信息时再做评估，吸取教训”。 另一方面，产业界也在人人自危，主动表示将提高安全标准。15日，欧盟27个成员国和法国阿海珐、德国公用事业公司E.On AG和芬兰富腾等欧洲主要核能及能源公司一致同意，对全欧的核电站进行压力测试。欧盟负责能源事务的委员奥廷格还呼吁在二十国集团框架下探讨全球范围的压力测试。 一位参加当天讨论的人士对本报记者表示，产业界也在力推更严格，但欧盟协同统一的应对措施，“否则各国对日本核事故所作出的政策反应不一致，产业界会无所适从”。 欧盟重拳整治 日本福岛核电站事故在德国引起了另一场“地震”。3月15日，在与内阁召开紧急会议后，德国总理默克尔宣布关闭本国7座在1980年之前建设的核电站；此前，瑞士曾宣布暂停对新建设项目的审批。 德国原本就对核能发展持怀疑态度。2002年德国政府通过一项“核电逐步退出”的法令，确定到2022年左右关闭境内全部核电站。在2009年大选期间，核电存废成为各党争夺的议题之一。最终，由现任总理默克尔领导的基督教民主联盟在大选中获胜，并在去年10月推动通过政府有关延长核电站运营期限的计划。 但福岛核电站危机打破了德国在核能存废的政治平衡，绿党等力量抓住机会重新掀起了对核能安全的抨击。3月14日，10万人走上街头，要求在德国中止核能发展。随即，默克尔宣布延长核电站计划3个月，在此期间对全国17座核电站进行彻底安全检查；15日，默克尔更进一步，宣布关闭7座核电站。 欧盟代表核能的工会——欧洲原子能论坛对外关系主任Christian Taillebois15日对记者表示，任何关闭核电站的决定都是政治决定，而非出于安全目的，“时间不是关键，如果这个核电站是安全的，就没有理由将其关闭。如果一国安全署认定它是安全的，那就可以继续运行，否则就是政治决定”。 欧盟对于核电站运营时间的监管有两套体系，一种是在最初批准时就设立运营年限，例如30年至40年；另一种则是每隔数年，例如10年对核电站的安全进行彻底检查，再颁发下一个10年的运营执照。 欧盟委员会一位核能专家称，目前美国研究结果将核电站运行安全期限设定在60年，“在欧洲，运营时间和安全并没有直接关联”。 在欧盟27个成员国中，共有15个国家拥有核电站，核电发电量占总发电量的30%；德国由于对核电的怀疑，核能发电占比为26%，欧盟最大的核能国家法国拥有58座核电站，发电占比高达75%。 即使在法国，新一周以来核电政策也备受抨击。法国绿党呼吁举行全民公决，决定核能未来；非政府组织“核能的出口”(Sortir du Nucléaire)和绿色和平也在巴黎地标埃菲尔铁塔前举行示威游行，挑战法国自上个世纪70年代石油危机以来的经济中心政策——大力发展核能。 14日，核能巨头阿海珐的股价下跌近10%，同时法国58座核电站的运营商EDF股价也损失了将近5%。15日，法国总理菲永紧急召集这两大能源巨头高管和政府高级官员，商讨对策。 由于1986年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的严重事故，欧洲曾一度对核能若即若离。德国的反核呼声就主要来源于对核能安全性的怀疑，切尔诺贝利事件波及德国，因此其担忧更甚；但之后十余年核能的平静发展，加之近年来欧盟与俄罗斯不断的天然气争端，一股核能发展热潮回归。 上述欧盟委员会核能专家对记者表示，在福岛事故之前，欧盟内部支持继续发展核能的国家，要多于希望退出的国家，瑞典和意大利都在近期调转限制核能的方向，重新进行开发； 但日本福岛的危机则可能扭转这一力量分布。Taillebois承认，由于此次危机，民众和投资者对核能产业的信心大幅下滑，因此待事态稳定后，政府很可能需要开展积极宣传活动，重树核能形象。 欧盟委员会的初步研究显示，到2030年，如果没有新投资的注入，欧洲核能行业的产量将会开始下降。 全球的压力测试 而在危机当下，政府的对策选择是加强监管。15日，俄罗斯总理普京要求俄国家原子能公司、能源部和自然资源部等部门，联合进行核能领域现状和发展前景的分析，并在一个月之内向政府提交调研结果。 同一天，在欧盟负责能源事务的委员奥廷格召集下，欧盟27个成员国能源部长或高级代表，监管者，以及主要的核能企业在布鲁塞尔召开高层协调会议。会后一致同意在欧盟范围内开展针对核电站的压力测试。 吸取福岛核电站事故的教训，欧盟压力测试旨在检测核电站在地震、海啸、冷却系统或操作系统失灵、供电中断、备用系统失效以及恐怖袭击等突然状况下的防范措施和应对能力。 奥廷格表示将尽量在上半年完成共同标准制定、测试专家聘用等准备工作，并在下半年实现压力测试。 压力测试的目标不仅仅局限在欧盟内部，奥廷格还邀请欧盟的伙伴和邻国，例如瑞士、俄罗斯和土耳其共同参与；同时，他还致信国际原子能机构(IAEA)呼吁举行特别会议。目前，各个核电站运营者都根据IAEA的安全框架进行安全运行。 一位参加当天讨论的欧盟官员对记者表示，对于欧洲那些拥有多个核电站的国家来说，显然不可能在一夕将核电抛弃；但在会上形成的共识是，需要从福岛危机吸取教训，审视欧洲核能的安全状况，并加强安全措施。 她还告诉记者，德国公用事业公司的CEO Johannes Teysseen积极推动欧洲甚至国际范围内，对福岛危机协同的分析，和共同的应对方向；否则各国各行其是，得出的教训和采取的措施可能存在相当的差异，这将让企业难以应对。
雁行模式概述 最早提出雁行模式的是日本经济学家赤松要，他主要是用其来分析日本棉纺工业发展模式的。日本一桥大学教授、著名国际经济学家小岛清在深入分析战后日本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和美国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不同特点后，吸收借鉴美国等发达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理论，提出了适合日本国情的对外直接投资理论“比较优势论”，将雁行模式提升到新的理论高度。由此，雁行模式作为解释日本与东亚地区间的国际劳动分工、各地区产业结构相对优势由较先进的国家或地区不断向后进国家或地区转移的传导机制，被国际经济学界尤其东亚学者所普遍接受。在雁行模式中，日本被看作是雁首，处于科学技术与经济的核心地位，它通过资金技术的供应、市场吸收和传统产业的转移，带动该地区的经济增长；亚洲“四小龙”是雁翼，是雁阵中的承接者，它们积极利用日本的资金、技术市场来发展资金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又将失去竞争力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到身处雁尾的东盟。这样就完成了产业的“雁行模式”。在此过程中，处于雁尾的东盟对雁首日本有着很强的依附性，基本上严重依赖于日本。日本经济的好坏决定了雁翼与雁尾的发展。在20世纪70-80年代日本经济发展的黄金时期，在这一模式的引导下，东亚国家和地区(主要是所谓亚洲四小龙、四小虎)大量吸收日本的资金和技术，接受日本的产业转移，充分发挥了后发优势，利用相对自由贸易的国际环境，大力发展外向型经济，产生了奇迹性的腾飞。这也是雁行模式曾备受推崇的原因。雁行模式的历史地位 虽然雁行模式在东亚经济发展中起过历史性的积极作用。但是它当初就存在着明显的局限性。 第一，雁行模式作为后进国家的追赶型发展模式，作为一种动态的产业梯度转移过程，在东亚区域发展中有一定的必然性和合理性，但它往往会导致对先进国家(主要是日本)的严重依赖，往往导致后进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展完全受先进国家经济政策的影响与支配，容易丧失本身对经济发展和结构调整的主动权和独立性。一旦经济发展的外部条件发生变化，特别是首雁经济出现问题，后进经济体往往来不及作出相应调整，从而形成被动局面。 第二，雁行模式理论所竭力倡导的垂直型国际分工，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东亚地区各经济体对日本的附属性发展模式。虽然处于雁尾的国家和地区可以利用日本转移的相对先进的技术，有效减少科研时间与费用，充分发挥后发优势以赢得经济发展，但如果处置不当，这种技术依赖会使后进国家丧失创新的动力，不利于后进国最终由“追赶型”发展战略向“创新型”发展战略转变，也不利于日本同这一地区建立平等合作的分工关系。这样，“追赶式”的发展模式将无法改变，各国间的差距将无法缩小，这当然不利于处于雁尾的国家和地区的长期发展。 第三，雁行模式本身在具体的操作中存在内在结构方面的缺陷。投资国与被投资国之间的产业层次的梯度转移，要求双方投资和贸易关系保持相应平衡，才能实现良性循环，否则对外投资或引进外资、产业梯度转移、对外收支平衡三者难以协调。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的爆发从一个侧面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雁行模式的衰落及其原因分析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东亚发展的雁行模式开始衰落，亚洲地区的“成长轴”日益增多。 首先，日本的雁首效应开始下降，其具体表现有以下几点： 1.日本产业结构调整缓慢。90年代，美国取得了产业结构调整的巨大成功，逐步步入“知识经济”时代。日本也认识到，产业结构调整的实质是经济结构的高技术化和和知识化，痛感经济发展模式应从“贸易立国”、“产业立国”转向“技术立国”。但由于日本技术进步的模式是“吸收一消化一创新模式”，没有美国那样厚实的基础研究，再加上自身对国内重化工的大规模投资而固化了以钢铁、汽车、石化、家用电器为主的产业结构，造成了“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尴尬局面，使得产业结构调整举步维艰，缺少新的经济增长点。在这种情况下，为了保住在东亚的技术优势，日本在技术输出上采取了保守姿态，削弱了雁首对雁行模式中的国家和地区发展的拉动效应。 2.日本国内经济衰退。自1991年日本泡沫经济破灭之后，日本经济出现了自二战以来最严重的衰退，并持续了十多年之久。日本国内不良债权大量堆积，金融机构坏账达6千亿美元，居民资产价值大幅下跌，国内需求一蹶不振。1997年国内生产总值还出现自1967年石油危机以来的首次负增长。 企业设备投资下降，失业率上升。1997年爆发的金融危机又使日本对东亚直接投资遭到沉重打击，雁首的经济衰退使之无法对雁行模式中的其他国家和地区发展起到领航拉动作用，雁行模式的核心与基础发生严重动摇。 3.日本国际信誉度进一步下降。一方面，日本在二战中对东亚各国所犯罪行历历在目，但直到今天日本政府仍在百般遮掩与否定，引起了东亚各国的反感。另一方面，作为雁首的日本以其雄厚的经济实力在亚洲经济中处执牛耳的地位，同时也理应承担相应的责任，即维护亚洲经济的整体稳定性。 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中，日本以其实力本应有所作为，但却不负责任地任由日元大幅度贬值，这虽然一时使日本产品提高了国际竞争力，抵消了东南亚货币贬值导致的对日产品的竞争压力，有利于日本国内经济的增长，但是却使东亚经济更为动荡，东南亚国家损失更为惨重。日本在面临亚洲金融危机和国内经济问题时选择损害别国利益以自保，导致了亚洲各国的不信任感，被认为是个不负责任的国家。这些都从事实上表明了日本雁首效应的下降。 其次，中国在东亚区域经济发展中地位的日益提高对雁行模式形成挑战。由于众所周知的国际国内诸多因素，在雁行模式发展的初期与繁荣阶段，中国这个沉睡着的大国被排除在雁阵之外。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中国经济逐渐融入国际经济分工体系，理所当然也被纳入“雁阵”中来，与东盟一些国家同处于雁尾。中国以其相对丰裕的资源优势和极其低廉的劳动力价格优势和巨大的市场潜力，顺应国际产业梯度转移的规律，大力吸引外资，积极参与国际经济贸易分工，尤其是参与东亚经济的合作与竞争，在推动东亚地区经济繁荣的同时，也获得了经济发展的巨大利益。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经济的迅速崛起和持续增长，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东亚传统的雁行模式。从整体上看，成为亚洲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已经不再处于雁阵之尾，而逐步成为东亚区域经济发展的又一大“引擎”。东亚地区对中国经济的依存度不断上升。新加坡金融管理局发表的季度报告称，东亚区域内跨国与跨地区的投资以及东亚资本市场的一体化正同迅速增长的东亚贸易同步发展，区域内贸易已经从1990年的2800亿美元猛增到1999年的7320亿美元，而区域贸易增长的原动力之一来自中国。中国正迅速成为亚洲最大的贸易市场。报告预测，2003年中国在东亚贸易中所占的份额将超过日本。 再次，东南亚一些国家也开始改变对雁行模式的过度依赖，积极寻求区域经济合作的新模式。东南亚各国在经历了东亚金融危机以后，痛定思痛，对传统经济发展模式进行深刻反思，以找出自身国内经济结构和体制上的缺陷，并积极进行调整和改革。 同时，日本经济长期低迷，也使得指望依靠日本经济重新振作带动本国经济走出困境的东亚国家希望破灭。这使得传统的雁行模式的影响力大大减弱。东盟国家之间区域内经济合作大大加强，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步伐加快，就是明证。">编辑]雁行模式形成的的基础 赤松要的“雁行发展理论“主要是针对发展中国家提出的，其主旨是发展中国家利用引进先进国家的技术和产品发展本国的产业，因此在贸易圈中势必存在不同发展层次产业结构的国家，这同时也是产业梯度转移的一个动力。东亚恰好具备了这个条件。日本是属于“配套完整的制造工厂型的发达国家”，属第一层次，它有先进技术，工业发达，资金雄厚，居东亚经济发展的领头雁地位；亚洲NIES是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属第二层次，有比较先进的技术，重点发展资本密集型 企业 ，是东亚经济发展与合作的雁身；ASEAN各国是从农业起步向发展出口型工业方向迈进的一些国家，属第三层次，有资源、劳动，重点发展劳动密集型工业，在东亚经济发展中充当雁尾的角色。中国在东亚地区属于后期的 社会 主义市场经济国家，但在日本对外直接投资接受国中异军突起，不仅拥有丰富的生产要素和辽阔的市场，且迅速成为日本对东亚乃至世界投资中的主要接受国，而且与东亚经济相接轨，成为东亚地区仅次于东盟的新的经济增长区，属第四层次。④因此，日本对东亚的直接投资结构亦根据不同的发展层次采取了不同阶段的产业结构，呈现出阶梯型结构。 ">编辑]雁行模式的挑战 1.“雁行模式”的挑战一方面来自于“领头雁”日本的投资策略。作为一种投资必须强调投资的收益。以及注重发展自身的利益。因此日本对外直接投资属于贸易主导型，以降低生产成本为主要目的。９０年代以前日本主要对华投资主要集中在宾馆、办公楼等投资少、见效快的行业。９０年代以后日本从自身利益出发在技术转让方面持谨慎保守的态度，向东亚国家经过近20年的引进日资过程，不仅没有吸收和引进先进的技术和管理，反而导致了东亚各国产业结构的偏颇，出口产品结构的单一，造成了该地区产品结构的同化，出口竞争的激烈及经济发展战略的单一化，加深了经济增长的对外依附性。另一方面日本对该地区的投资日趋类同,如在ASEAN国家以制造业为主如矿物开采、机电、运输机械、化学等行业。一方面帮助ASEAN国家实现出口导向型的经济发展战略而且也帮助该地区实现了贸易升级；但另一方面却加剧了产业结构的单一化。并且有可能导致该地区出现类似上世纪拉美的“新型种植园化”， 国家之间的贸易摩擦加剧和对日外资的依赖。 2．前面提到“雁行发展模式”的基础是各国产业梯度差的存在。这个梯度差正随着各国经济的发展和日本国内经济不景气的 影响而日益缩小，客观上造成了“雁行模式”的逐渐式微。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经济已经持续十余年处于萧条和低迷的局面，至今无法自拔，其在经济赶超时期曾经发挥过巨大效能的政府主导型经济体制深陷于“制度疲劳”之中，在当前一创新为主要推动力的信息技术革命的浪潮中落伍了。日本经济的黯然衰弱使其在东亚传统雁行分工体系中的领头雁地位开始动摇。其次，东亚其他国家和地区正在加速经济赶超。如今，在经济全球化与信息革命浪潮的背景下，东亚其他各国和地区特别是亚洲四小龙正在逐步进行摆脱逐级跟进的传统模式的障碍，开始跳跃式的进入知识技术密集型产业领域。⑤日本与“四小龙”之间的分工层次差距日益缩小，同时，近二十多年来，中国经济迅速崛起，加之其初步形成的从基础技术到中间技术再到高技术产业的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在未来也有望形成一个与日本并行的产业与经济版块。总之，由于领头雁的迷失方向，“群雁”的正在加速赶上，东亚传统“雁行模式”必然逐渐式微。 3.客观的说，“雁行模式”的危机不单来自于作为“雁头”的日本和“雁身”的NIES、“雁尾”ASEAN和中国之间的矛盾。其所受到的挑战还来自于“雁身”和“雁尾”之间。因为这几个地区之间的发展处于同一发展层次的经济体在对外出口上的竞争加剧。在传统垂直型分工为主的雁型模式中，处于相同和相近经济发展水平层次上的国家如中国与东盟诸国之间，东亚四小龙以及四小龙与日本之间在产业结构与出口结构上出现了不同程度的雷同性，这就带来了各国之间经济竞争的压力与矛盾。以东盟与中国的竞争为例，由于双方劳动力资源丰富，因此双方在劳动密集型产品如服装、纺织，鞋类以及组装类 电子产品出口方面的竞争加剧之势。本地区同一层次国家之间在产业结构和出口结构上的雷同性和竞争性，对于东亚地区经济在未来的稳定增长是极其不利的，最终可能带来一种你死我活、两败俱伤的局面。 ">编辑]雁行模式的成果 随着东南亚 金融 危机的爆发，雁行模式引起了人们的重新审视。客观地评价，日本90年代以前，日本通过直接投资对东亚推行的“雁行模式”确实对东亚经济增长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也一度因此而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点，其积极作用显而易见。众所周知，闻名世界的“东亚经济奇迹”，是通过大量引进外资，积极发展出口导向型产业来实现的。而日本作为东亚地区最大的投资国，是东亚各国引进外资，吸引技术 的主要来源国。在东亚经济起飞之时，恰是日本国内纺织业、重化工业等劳动密集型产业衰弱，而机械、电子等技术，资本密集型产业迅速发展，加快产业结构升级换代之时，因此，，日本对东亚“加工组装型产业”的投资，不仅顺应了东亚地区经济发展的需要，而且也成为日本出口工业制成品和中间品的：吸水池。不仅如此，这种劳动密集型的投资依次从亚洲NIES到ASAN，一直到中国不断扩张，成为这些国家和地区经济高速增长的因素之一。 然而日本为了保持在东南亚的控制地位，始终把东南亚作为日本的原料供应基。日本企业在对东亚直接投资中采取标准化或即将淘汰技术的转让，虽然暂时保持了在东亚经济中的“雁头”的地位，但同时导致了日本国内产业结构调整的滞后，国内传统产业与东亚之间的竞争的加剧。因此，当东亚金融危机爆发时，日本不仅无法挽救东亚经济的滑坡和衰退，甚至自身难保，使国内经济长期处于低迷状态，对东亚的直接投资也明显下降。从某种意义上说，“雁行模式”是东亚金融危机的深层原因。其结果，至今也没有形成以日本为核心的“东亚经济圈”合作体系，更无法组成亚洲经济共同体来与欧美和北美相抗衡。相关条目雁行形态论参考文献↑ 1.0 1.1 1.2 周勇民.从“雁行模式”到“雁群模式”的一点思考
什么是货币资本循环 货币资本循环是从货币资本开始，依次经过购买、生产和销售三个阶段，实现资本价值增殖，又回到货币资本的运动过程。 用公式表示就是：G-W...P...W'-G'货币资本循环的特点 ①货币资本循环的起点和终点都是货币，而且终点上的货币数量上大于起点上的货币量，所以，货币资本循环最明显地表明了价值增殖是资本运动的目的和动机。正因为此它成为产业资本循环的一般形式。 ②货币资本循环掩盖了剩余价值的真正来源。因为在货币资本循环中，生产过程表现为两个流通阶段的中间环节，因此就造成一种假象：似乎价值增殖是在流通过程产生的，好像是货币本身具有的能力。 生产资本循环和货币资本循环的区别 第一，在货币资本循环中，生产过程是两个流通阶段的媒介，在生产资本循环中，流通是生产资本再生产之间的媒介； 第二，撇开价值规定不说，总流通形式在货币资本循环中表现为G—W—G，在生产资本循环中表现为W—G—W，是简单商品流通形式。相关条目货币资本循环生产资本循环商品资本循环
财政结转资金是指结转的财政结余资金中有专项用途、需继续安排使用的资金。一般来说，结转资金都是跨年度使用的。 财政结余资金，主要是指行政、事业单位在预算年度内，按照财政部批复的本部门预算，当年尚未支用的财政拨款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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