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险转移假说的提出 Jensen和Meckling(1976)认为，在一个信息不完备的经济环境中，契约双方各自拥有的信息是不对称的，他们都是追求效用最大化者，因此代理人并不总是以委托人的最大利益作为自己行动的最高准则。由于现代大多数公司的所有权与经营权是分离的，从而产生了所有者与经营者(即股东与管理者)之间的代理关系。当股东与管理者的利益不一致时就会产生代理问题。另一方面，当公司采取债务融资时，股东与债权人之间也会由于利益目标的不一致产生代理问题。 一般来讲，要解决债权人与股东之间代理问题的融资方法之一是发行普通股，资本结构如果全是权益的话，虽然可消除这种代理问题，但同时会加大股东与管理者之间的代理问题，产生管理者过度执权的代理成本。Green(1984)认为，将转换条款纳入公司直接债券(strait bonds)中可以解决因发行直接债务所产生的风险投资诱惑带来的负债代理问题，于是针对公司转债融资动机在理论上提出了风险转移假说(the“Risk—Shifting”Hypoth—esis)。 风险转移假说概述 风险转移假说也称资产替换假说（The asset substitution hypothesis）,该假说认为，企业发行可转债的动机在于缓和股东与债权人之间的利益冲突，因为它可以减少股东掠夺债权人利益的诱因。 股东与债权人潜在的冲突之一源于企业执行投资的风险水平。股东有向高风险项目投资的动机，假如投资成功，股东们将获得大部分的收益；假如投资失败，债权人除了利息收入不能保证以外，本金也可能遭受损失。甚至，假如权益上的损失低于从债权处所剥夺的收益，股东还可能投资那些净现金流为负的项目。债权人所面临的如此问题，即被称之为“资产替代”或“风险转移”。Jensen与Mecking撰文指出，发行可转债(而非债券)，将可以减少股东从债权人处掠夺利益的动因。该论述得到了Smith与Warner，以及Brennan与Schwartz等人研究成果的支持。 可转债之所以能解决资产替代，原因在于它所具有的双重属性。众所周知，可转债由直线债券与认股权证两部分组成。既然认股权证是一个买方期权，它的价值会随企业价值的变化而增加。因此，当企业有流通在外的可转债时，股东从投资项目上所获得的收益将被认股权证稀释，这样一来，股东投资高风险项目的动因将会减少。 资产替代假说还预测，小型的，实物资产有限而成长机会较多的年青型企业，财务杠杆较高的，很可能陷入财务困境的企业，将更有可能以可转债代替债券进行融资。资产替代假说的这些预测，得到了相应研究证据的支持，Brennan，以及Essig撰文指出，可转债选择与收益波动性正相关。另外，Ess，Lewis等人发现，可转债选择与企业盈利能力负相关。总之，这些发现为资产替代假说提供了证据支持。 风险转移假说的主要政策含义 ①具有高财务杠杆和高财务困境可能性的公司； ②在公司资产结构中以投资期权形式存在的资产占有更高比例的公司； ③规模小或年轻而拥有较好成长性的公司。
FCFF的定义和计算方法 公司自由现金流（Freecashflowforthefirm）是对整个公司进行估价，而不是对股权。 美国学者拉巴波特（AlfredRappaport）20世纪80年代提出了自由现金流概念：企业产生的、在满足了再投资需求之后剩余的、不影响公司持续发展前提下的、可供企业资本供应者/各种利益要求人（股东、债权人）分配的现金。 麦肯锡(McKinsey&Company,Inc.)资深领导人之一的汤姆·科普兰(TomCopeland)教授于1990年阐述了自由现金流量的概念并给出了具体的计算方法: 自由现金流量等于企业的税后净经营利润(NetOperatingProfitlessAdjustedTax,NOPAT,)即将公司不包括利息费用的经营利润总额扣除实付所得税税金之后的数额)加上折旧及摊销等非现金支出,再减去营运资本的追加和物业厂房设备及其他资产方面的投资。其经济意义是:公司自由现金流是可供股东与债权人分配的最大现金额。 具体公式为: 公司自由现金流量(FCFF)=(税后净利润+利息费用+非现金支出)-营运资本追加-资本性支出 这个只是最原始的公式,继续分解得出:公司自由现金流量(FCFF)=(1-税率t)×息税前利润(EBIT)+折旧-资本性支出(CAPX)-净营运资金(NWC)的变化 这个就是最原始的计算FCFF的公式。 其中:息税前利润(EBIT)=扣除利息、税金前的利润,也就是扣除利息开支和应缴税金前的净利润。 具体还可以将公式转变为:公司自由现金流量(FCFF)=(1-税率t)×息前税前及折旧前的利润(EBITD)+税率t×折旧-资本性支出(CAPX)-净营运资金(NWC)的变化 公司自由现金流量(FCFF)=(1-税率t)×息税前利润(EBITD)-净资产(NA)的变化 其中:息前税前及折旧前的利润(EBITD)=息税前利润+折旧 净营运资金的变化有时称为净营运资金中的投资 FCFF模型概述 FCFF模型认为公司价值等于公司预期现金流量按公司资本成本进行折现。 模型输入参数 用自由现金流量折现模型进行公司估价时，需要确定的输入参数主要有自由现金流量的预测、折现率（资本成本）估算和自由现金流量的增长率和增长模式预测。 1）预测未来自由现金流量 公司的价值取决于未来的自由现金流量，而不是历史的现金流量，因此需要从本年度开始预测公司未来足够长时间范围内（一般为5－10年）的资产负债表和损益表。这是影响到自由现金流量折现法估价准确度的最为关键的一步，需要预测者对公司所处的宏观经济、行业结构与竞争、公司的产品与客户、公司的管理水平等基本面情况和公司历史财务数据有比较深入的认识和了解，熟悉和把握公司的经营环境、经营业务、产品与顾客、商业模式、公司战略和竞争优势、经营状况和业绩等方面的现状和未来发展远景预测。 在分析公司和行业的历史数据的基础上，对行业和产品及公司经营的未来发展进行预测，要对公司未来在行业中的竞争优势和定位进行预测和评价，对公司销售、经营成本、折旧、税收等项目进行预测，而且要求预测者采用系统的方法保证预测中的一致性，在预测中经验和判断也是十分重要的。 2）资本成本 公司资本一般可分为三大类，即债务资本、股权资本和混合类型资本，混合类型资本包括优先股、可转换债券和认股权证等。从投资者角度看，资本成本是投资者投资特定项目所要求的收益率，或称机会成本。从公司的角度来看，资本成本是公司吸引资本市场资金必须满足的投资收益率。资本成本是由资本市场决定的，是建立在资本市场价值的基础上的，而不是由公司自己设定或是基于帐面价值的帐面值。债务和优先股属于固定收益证券，成本的估算较为容易，可转换债券和认股权证等混合类型证券，由于内含期权，成本一般可分为两部分进行估算，其中内含期权的估算可用Black-Scholes期权定价公式法和二项式定价模型进行估算。 普通股成本的估算模型较多，具体有：资本资产定价模型（CAPM）、套利定价模型（APM）、各种形式的扩展资本资产定价模型、风险因素加成法、Fama–French三因素模型等模型。 这些模型的共同点在于：（1）都建立在证券市场有效的前提下，存在无风险基准收益率和无套利定价机制；（2）基本原理都是股权资本成本＝无风险收益＋风险补偿，只是风险补偿补偿因素及估算上存在差异。 资本资产定价模型（CAPM）是应用最为广泛的权益资本成本股价模型，传统的资本资产定价模型（CAPM）建立在资本市场有效、投资者理性、厌恶风险并且投资组合分散程度充分和有效等假设基础之上，因此只考虑补偿系统风险因素，用单一的β来反映证券市场的系统风险程度。 根据资本资产定价模型(CAPM)计算公司股权资本成本的公式为： 美国公司在估算资本成本时，一般使用5％—6％的市场风险溢价，β系数的预测方法较多，常用的有以下三种方法： ①在资本市场发达的国家，有市场服务机构收集、整理证券市场的有关数据、资料，计算并提供各种证券的β系数； ②估算证券β系数的历史值，用历史值代替下一时期证券的β值； ③用回归分析法估测β值。 债务成本是公司在为投资项目融资时所借债务的成本，公司债务成本与以下因素有关： ①市场利率水平：市场利率上升，公司债务成本会随之上升； ②公司的违约风险：公司的违约风险越高，债务的成本越高，公司的资产负债率越高，则债务的边际成本越高。 ③债务具有税盾作用：由于利息在税前支付，所以税后债务成本与公司的税率有关，公司的税率越高，债务税后成本就越低。 公司加权平均资本成本计算公式为： 2从自由现金流价值模型看公司价值创造 公司的价值是公司预期产生的自由现金流量按公司资本成本折现的净现值。所以自由现金流量是公司的价值创造之源，公司的任何一项管理活动和决策必须满足以下四个中的一项或多项条件，才能为公司创造价值： 增加现有资产产生的现金流；增加现金流的预期增长率；增加公司高速增长期的长度；优化融资决策及资本结构管理增加公司价值 FCFF模型的一般形式 只要可以获得充足的信息来预测公司自由现金流，那么FCFF模型的一般形式就可以用来对任何公司进行估价。 1、模型 在FCFF模型一般形式中，公司的价值可以表示为预期FCFF的现值： 公司的价值=∑FCFFt/(1+WACC)t，t从1至无穷大。 其中：FCFFt=第t年的FCFF 如果公司在n年后达到稳定增长状态，稳定增长率为gn，则该公司的价值可以表示为： 公司的价值=∑FCFFt/(1+WACC)t+[FCFFn+1/(WACCn-gn)]/(1+WACC)n 其中：t从1至无穷大 WACCn=稳定增长阶段的资本加权平均成本 2、公司的估价和股权估价 与红利贴现模型或FCFE模型不同，FCFF模型是对整个企业而不是股权进行估价。但是，股权的价值可以用企业的价值减去发行在外债务的市场价值得到。因为此模型可以作为股权估价的一种替代方法，所以就出现了两个问题：为什么对公司整体而不是仅对股权进行估价？用公司估价模型间接计算出的股权价值是否与前面所介绍的股权估价方法得出的结果相一致？ 因为公司自由现金流（FCFF）是债务偿还前现金流，所以使用公司估价方法的好处是不需要明确考虑与债务相关的现金流，而在估计股权自由现金流（FCFE）时必须考虑这些与债务相关的现金流。在财务杠杆预期将随时间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下，这个好处对于简化计算、节约时间非常有帮助。但是，公司估价方法也需要关于负债比率和利息率等方面的信息来计算资本加权平均成本。 如果满足下列条件，用公司估价方法和股权估价方法计算出股权价值是相等的。 （a）在两种方法中对公司未来增长情况的假定要一致，这并不意味着两种方法所使用的增长率是相同的，而是要求根据财务杠杆比率对收益增长率进行调整。这一点在计算期末价值时尤为突出，FCFF和FCFE应假设具有相同的稳定增长率。 （b）债务的定价正确。在FCFF方法中，股权的价值是用整个企业的价值减去债务的市场价值得到的。如果公司的债务被高估，则由FCFF方法得到的股权价值将比使用股权估价模型得到股权价值低；相反，如果公司的债务被低估，则公司估价模型得到的股权价值较高。 3、模型的适用性 具有很高的财务杠杆比率或财务杠杆比率正在发生变化的公司尤其适于使用FCFF方法进行估价。因为偿还债务导致的波动性，计算这些公司的股权自由现金流（FCFE）是相当困难的。而且，因为股权价值只是公司总价值的一部分，所以对增长率和风险的假设更为敏感。 使用股权自由现金流的一个最大问题是股权现金流经常出现负值，特别是那些具有周期性或很高财务杠杆比率的公司。由于FCFF是债务偿还前现金流，它不太可能是负值，从而最大程度地避免了估价中的尴尬局面。 特别提示，如果使用FCFF方法对公司股权进行估价，则要求债务或者以公司的价格在市场上交易，或者已经根据最新的利率和债务的风险进行了明确的估价。 FCFF 模型要点 1.基准年公司自由现金流量的确定：基准年公司自由现金流量的确定： 2.第一阶段增长率第一阶段增长率g的预估的预估：(又可分为两阶段）又可分为两阶段） 3.折现折现率的确定的确定： 折现：苹果树的投资分析/评估自己加权平均资金成本(WACC)。 4.第二阶段自然增长率的确定： 剩余残值复合成长率（CAGR），一般以长期的通货膨胀率（CPI）代替CAGR。 5.第二阶段剩余残值的资本化利率的计算： WACC减去长期的通货膨胀率（CPI）。 公司自由现金流量的计算 根据自由现金流的原始定义写出来的公式： 公司自由现金流量=（税后净利润+利息费用+非现金支出-营运资本追加）-资本性支出 大陆适用公式： 公司自由现金流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资本性支出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购建固定、无形和其他长期资产所支付的现金–处置固定、无形和其他长期资产而收回的现金净额） 资本性支出 资本性支出：用于购买固定资产（土地、厂房、设备）的投资、无形资产的投资和长期股权投资等产能扩张、制程改善等具长期效益的现金支出。 资本性支出的形式有： 1.现金购买或长期资产处置的现金收回、 2.通过发行债券或股票等非现金交易的形式取得长期资产、 3.通过企业并购取得长期资产。 其中，主体为“现金购买或长期资产处置的现金收回”的资本性支出。 现行的现金流量表中的“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部分，已经列示了“购建固定、无形和其他长期资产所支付的现金”，以及“处置固定、无形和其他长期资产而收回的现金净额”。 故：资本性支出=购建固定、无形和其他长期资产所支付的现金—处置固定、无形和其他长期资产而收回的现金净额 FCFE/FCFF 估值模型的框架 首先要看看：FCFE和FCFF的最大区别就是：前者只是公司股权拥有者（股东）可分配的最大自由现金额，后者是公司股东及债权人可供分配的最大自由现金额。因此FCFE要在FCFF基础上减去供债权人分配的现金（即利息支出费用等）。 整个模型的原理就是：你买入的是公司未来自由现金流（可供分配的现金，不等同于股息，除非分红率100%，但是理论上，这些现金都是可以分配的）在当期的贴现值。这和早期的红利贴现模型最大的区别就是：红利贴现模型并不符合实际，因为很多高成长的企业有理由不分配而将资金投入到新项目中去。 按照前面分析的贴现模型，需要明确的就是：公司预期未来的自由现金流、适当的贴现率、贴现的方法。 因此，一套FCFE/FCFF估值模型的要素就包括： 1、如何定义当期的FCFE/FCFF。 2、如何确定未来各期的FCFE/FCFF。 3、如何选择适当的贴现率（WACC）。 4、按照何种方法进行贴现？（两段/三段/或者说无限期？） 可以看出：这个模型的难点就在于： 1）预测未来各期的FCFE/FCFF难度太大！ 2）适当的贴现率WACC对于模型最终结果影响很大，但是该贴现率的算法很难有统一的标准。 3）采用何种方式进行贴现关系到如何定义该企业在企业经营周期中处的地位，以及预测企业发展周期的时间。这个其实和第一点一样非常难。 但是学习这个模型也可以给我们带来几点启发： (1)多关注企业的自由现金流，而不是仅仅关注收益。但是需要注意不同行业的现金流存在形式是不同的。 (2)WACC实际上就是企业所有负债的加权平均期望成本。也就是说，企业发行了股票，向银行借贷用于生产，它必须承担一定的成本。因此，企业拿着这些钱必须投向比WACC收益率更高的领域才能保证生存和发展。因此，要关注企业募集资金或借贷资金投入项目的预期收益率与WACC相比是否存在明显的优势。 (3)要关注企业所处行业周期和企业经营周期。在不同的时期应当给于不同的估值水平。 FCFE/FCFF 模型区别 股权自由现金流（Freecashflowfortheequity）：企业产生的、在满足了再投资需求之后剩余的、不影响公司持续发展前提下的、可供股东股东分配的现金。 公司自由现金流（Freecashflowforthefirm）：美国学者拉巴波特（AlfredRappaport）20世纪80年代提出了自由现金流概念：企业产生的、在满足了再投资需求之后剩余的、不影响公司持续发展前提下的、可供企业资本供应者/各种利益要求人（股东、债权人）分配的现金。
管理者堑壕假说的提出 从公司内部管理者的堑壕观点来解释公司的融资决策是公司融资选择理论的热点之一，与此前基于公司外部股东和债券人利益的融资选择理论不同，这种理论认为，公司管理者的融资选择是基于其自身利益最大化。管理者的利益体现在对公司的控制和不断地投资的新项目（不管项目的盈利如何），公司的融资决策取决于管理者的这种利益是否能够得到满足。如果公司不存敌意收购的威胁，则管理者没有发行债券的动力，因为发行债券有可能导致公司破产进而导致管理者被更换。相反，如果公司存在敌意收购的可能，按照传统的融资决策理论，公司应该发行普通债券，使管理者作出不实施价值减少项目的承诺，降低公司破产的概率。这个置信承诺增加了公司事前的价值，从而使管理者能够有效消除潜在的敌意收购。 但是，这样的决策由于债券的增加依然使公司存在破产的可能性，只是这种可能性由于实施了价值增加的项目而变小，管理者的利益最大化依然得不到保证。Nobuyuki和Isagawa在Zweibel模型的基础上，提出了可转换债券融资的堑壕假说。由于可转换债券具有转股行为不确定和灵活性的突出特征，通过使用设计良好的可赎回可转换债券，管理者可以在实施价值增加项目的同时，有效消除来自敌意收购和破产的威胁。 管理者堑壕假说的主要政策含义 ①规模大，且具有较好的现金流的公司； ②存在敌意收购的公司； ③管理者持股比例较低的公司。
过度反应理论(Overreaction Theory) 金融学的四大研究成果,即过度反应理论(Overreaction Theory)、视野理论(Prospect Theory)、后悔理论(Regret Theory)及过度自信理论(Overconfidence Theory)。 什么是过度反应理论 过度反应理论是西方投资心理学的重要理论之一，该理论说明了市场总是会出现过度反应的现象，人们由于一系列的情绪与认知等心理因素，会在投资过程中表现出加强的投资心理，从而导致市场的过度反应。 过度反应理论的非理性因素 经典的经济学和金融理论认为，个体在投资活动中是理性的。他们在进行投资决策时会进行理智的分析，当股票价格低于上市公司的内在价值时，投资者开始买入股票；而当股票价格高于上市公司的内在价值时，开始卖出股票。证券市场也由此形成了一种价值投资的氛围，但事实并非如此。投资领域中存在着价格长期严重偏离其内在价值的情况，主要原因是上市公司未来的价值本身具有许多不确定性，正是由于这种不确定性引发了投资者的心理上的非理性因素，投资者共同的非理性投机形成了市场的暴涨和崩盘现象。 过度反应理论的主要内容 耶鲁大学的Robert Shiller教授是这一领域的专家。他在2000年3月出版了《非理性繁荣》(Irrational Exuberance)一书，将当时一路涨升的股票市场称作“一场非理性的、自我驱动的、自我膨胀的泡沫”。一个月后，代表所谓美国新经济的纳斯达克股票指数由最高峰的5000多点跌至3000点，又经过近两年的下跌，最低跌至1100多点。互联网泡沫类似于荷兰郁金香、南海公司泡沫，在投资领域中屡见不鲜。为什么人们总会重犯同样的错误呢？Robert ShiUer认为：人类的非理性因素在其中起着主要作用，而历史教训并不足以让人们变得理性起来，非理性是人类根深蒂固的局限性。Shiller教授曾在一个研究中发现： 当日本股市见顶时，只有14％的人认为股市会暴跌，但当股市暴跌以后，有32％的投资者认为股市还会暴跌。投资者通常是对于最近的经验考虑过多，并从中推导出最近的趋势，而很少考虑其与长期平均数的偏离程度。换句话说：市场总是会出现过度反应。 Richard Thaler和Werner De Bondt在1985年的一个研究中发现，投资者对于受损失的股票会变得越来越悲观，而对于获利的股票会变得越来越乐观，他们对于利好消息和利空消息都会表现出过度反应。当牛市(bull market)来临时，股价会不断上涨，涨到让人不敢相信，远远超出上市公司的投资价值；而当熊市(bearmarket)来临时，股价会不断下跌，也会跌到大家无法接受的程度。除了从众心理(herd mentality)在其中起作用外，还有人类非理性的情绪状态，以及由此产生的认知偏差。当市场持续上涨时，投资者倾向于越来越乐观。因为实际操作产生了盈利，这种成功的投资行为会增强其乐观的情绪状态，在信息加工上将造成选择性认知偏差，即投资者会对利好消息过于敏感，而对利空消息麻木。这种情绪和认知状态又会加强其行为上的买入操作，形成一种相互加强效应：当市场持续下跌时，情况刚好相反，投资者会越来越悲观。因为实际操作产生了亏损，这种失败的投资操作会加强其悲观情绪，同样也造成了选择性认知偏差，即投资者会对利空消息过于敏感，而对利好消息麻木。因而，市场也就形成了所谓的过度反应现象。
概述 心理学家们的研究还发现一些职业领域往往与过度自信相联系，如外科医生和护士、心理学家、投资银行家、工程师、律师、投资者和经理在判断和决策中会存在过度自信特征。Grifin和Tversky(1992)发现人们在回答中等到极度困难的问题时，倾向于过度自信。在回答容易问题时，倾向于不自信；当从事的是可预测性较强，有快速、清晰反馈的重复性的任务时，倾向于仔细推算。如专业桥牌运动员、赌马者和气象学者在决策时都倾向于仔细推算。 Frank(1935)发现人们过度估计了其完成任务的能力，并且这种过度估计随着个人在任务中的重要，性而增强，人们对未来事件有不切实际的乐观主义。Kunda(1987)发现人们期望好事情发生在自己身上的概率高于发生在别人身上的概率，甚至对于纯粹的随机事件有不切实际的的乐观义。人们会有不切实际的积极的自我评价，往往认为自己的能力、前途等会比其他人更好。过度自信的人往往有事后聪明的特点，夸大自己预测的准确性，尤其在他们期望一种结果，而这种结果确实发生时，往往会过度估计自己在产生这种合意结果中的作用。Daniel、Hirshleifer和Subrahmanyam(1998)认为成功者会将自己的成功归因于自己知识的准确性和个人能力，这种自我归因偏差会使成功者过度自信。 过度自信的人在做决策时，会过度估计突出而能引人注意的信息，尤其会过度估计与其已经存在的信念一致的信息，并倾向于搜集那些支持其信念的信息，而忽略那些不支持其信念的信息。当某些观点得到活灵活现的信息、重要的案例和明显的场景支持的时候，人们会更自信，并对这些信息反应过度。而当某些观点得到相关性强的、简洁的、统计性的和基本概率信息支持的时候，人们通常会低估这些信息，并对这些信息反应不足。 主要内容 人类倾向于从无序中看出规律，尤其是从一大堆随机的经济数据中，推出所谓的规律。Amos Tversky提供了大量的统计数据，来说明许多事件的发生完全是由于运气和偶然因素的结果，而人类有一种表征直觉推理(representative heuristic)特点，即从一些数据的表面特征，直觉推断出其内在的规律性，从而产生认知和判断上的偏差(biases of cognition and judgment)。投资者的归因偏好也加重了这种认知偏差，即将偶然的成功归因于自己操作的技巧，将失败的投资操作归于外界无法控制因素，从而产生了所谓过度自信(overconfidence)的心理现象 。过度自信是指人们对自己的判断能力过于自信。投资者趋向于认为别人的投资决策都是非理性的，而自己的决定是理性的，是在根据优势的信息基础上进行操作的，但事实并非如此。Daniel Kadmeman认为：过度自信来源于投资者对概率事件的错误估计，人们对于小概率事件发生的可能性产生过高的估计，认为其总是可能发生的，这也是各种博彩行为的心理依据；而对于中等偏高程度的概率性事件，易产生过低的估计；但对于90％以上的概率性事件，则认为肯定会发生。这是过度自信产生的一个主要原因。此外，参加投资活动会让投资者产生一种控制错觉(illusion of contro1)，控制错觉也是产生过度自信的一个重要原因。 投资者和证券分析师们在他们有一定知识的领域中特别过于自信。然而，提高自信水平与成功投资并无相关。基金经理人、股评家以及投资者总认为自己有能力跑赢大盘，然而事实并非如此。Brad Barber和Terrance Odean在此领域做了大量研究。男性在许多领域(体育技能、领导能力、与别人相处能力)中总是过高估计自己。他们在1991年至1997年中，研究了38000名投资者的投资行为，将年交易量作为过度自信的指标，发现男性投资者的年交易量比女性投资者的年交易量总体高出20％以上，而投资收益却略低于女性投资者。数据显示：过度自信的投资者在市场中会频繁交易，总体表现为年交易量的放大。但由于过度自信而频繁地进行交易并不能让投资者获得更高的收益。在另一个研究中，他们取样1991年至1996年中的78 000名投资者，发现年交易量越高的投资者的实际投资收益越低。在一系列的研究中，他们还发现过度自信的投资者更喜欢冒风险，同时也容易忽略交易成本。这也是其投资收益低于正常水平的两大原因。 市场影响 在传统的金融理论中都假设行为人是风险规避的，但现实中人往往是风险中 性甚至是风险寻求的。Friedman和Savage(1948)就发现，尽管赢得彩票的几率只有数百万分之一，但还是有很多人去买彩票，这种购买彩票的行为就表现为风险寻求。风险寻求的原因很可能是过度自信。 投资者的过度自信对金融市场也会造成影响。Odean(1998b)将市场参与者分为价格接受者、内部人和做市商，分析过度自信对金融市场的影响。在中国，价格接受者相当于中小散户投资者；机构投资者由于其较强的获得信息的能力，相当于内部人；中国不存在做市商，但是庄家的某些行为类似于做市商，可以作为做市商来分析其对金融市场的影响。这三类投资者在获取信息和价格决定上具有不同的机制。 1．过度自信对交易量的影响 当投资者过度自信时，市场中的交易量会增大。在无噪音的完全理性预期的市场中，如果不考虑流动性需求，交易量应该是零。如果理性是共识，当一个投资者买进股票时，另外的投资者卖出股票，买进者会考虑是否存在卖出者知道而买进者不知道的信息，这时就不会有交易产生。而现实中金融市场的交易量是非常大的。Dow和Gorton(1997)发现，全球外汇的日交易量大约是年度世界贸易总额和投资流动总额之和的四分之一。1998年纽约证券交易所的周转率超过75％。中国的情况更是 晾人，1996年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换手率是591％，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换手率是902％。由于没有模型来说明在理性市场中交易量应该是多少，所以很难证明什么样的交易量是过多的。Odean(1998a)分析了投资者的买卖行为，发现在考虑了流动性需求、风险管理和税收影响后，投资者买进的股票表现差于卖出的股票，这些投资者交易过多，由于交易成本的原因，过多的交易损害了其收益，其解释是投资者是过度自信的，过度评价了其私人信息的准确性并错误地解释了这些信号，才导致了差的决策。Odean观察了166个投资俱乐部6年的交易，发现平均每年的周转量是65％，年净收益是14.1％，而作为基准的标准普尔500指数收益是18％。 2．过度自信对市场效率的影响 在理性市场中，只有当新的信息出来时，价格才会有变动。但是当投资者过度自信时，会对市场波动性产生影响。过度自信度对市场效率的影响取决于信息在市场中是如何散布的。如果少量信息被大量投资者获得，或者公开披露的信息被许多投资者做了不同的解释，过度自信会使这些信息被过度估计，导致价格偏离资产真实价值，这时过度自信损害了市场效率。如果信息仅为内部人所拥有，过度自信的内部人会过度估计其获得的私人信号，通过其过多的交易显示其私人信息，那么做市商、其他的投资者会迅速使得资产价格向其真实价值靠拢。如果内部人的信息对时间敏感，在其交易后会迅速成为公共信息，那么这种效率收益是短暂的，这时过度自信提高了市场效率。 3．过度自信对波动性的影响 过度自信的价格接受者会过度估计他们的个人信息，这会导致总的信号被过度估计，使得价格偏离其真实价格。由于过度自信使投资者扭曲了价格的影响，使市场波动增加。过度自信的做市商会促使内部人揭示更多的私人信息，从而将价格设定的更接近其真实价格，这时过度自信使市场波动增加，同时当做市商过度自信时，其风险规避程度会小于其不具有过度自信特征的程度，会认为持有存货的风险不大，这增加了其存货量，存货量的增加降低了市场波动。过度自信对价格的影响取决于不同特征交易者的数量、财富、风险承受能力和信息。如果市场中价格接受者和内部人的数量和财富都较大，而做市商的数量较少、力量较小，则价格的波动性会更大。 4．过度自信对投资者期望效用的影响 当投资者过度自信时，其资产组合并没有完全分散化，集中的资产组合会降低其期望效用。如果信息是有成本的，过度自信的投资者会花费更大的成本去成为知情者，同时进行更频繁的交易，由于交易费用的原因，过多的交易会降低其净收益(Odean，1998a)。Lakonishok等(1992)发现在1983-1989年间，积极的基金经理的业绩差于标准普尔500指数的表现，扣除管理费，积极的管理减少了基金价值。这可能是由于过度自信使得基金经理在获取信息上花费太大，或者是对其选股能力过度自信所导致。但是De long，Shleifer，Summers和Waldmann(1990)证明了过度自信的交易者能够在市场中存活下来。Wang(1997)用双寡头模型证明了过度自信的基金经理不仅能够获得比他的理性竞争对手更高的期望收益和效用，而且也比他理性时的收益和效用更高，所以过度自信严格占优于理性。 [1]
理论述评 过度储蓄理论在过度储蓄问题的研究上做出突出贡献的主要有曼迪维尔、马尔萨斯、霍布森以及凯恩斯等人，他们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对过度储蓄进行了论述。 1、曼迪维尔的过度储蓄理论 较早提出过度储蓄问题的，应该算是伯纳德·曼迪维尔。18世纪初，英国的曼迪维尔写了一本叫《蜜蜂寓言》的书，以此来攻击政府强制推行的节俭政策。他在书中得出极度节俭不是美德而是罪恶的结论。在《蜜蜂寓言》中，曼迪维尔描述了这样一个故事：在一个本来十分繁荣的社会，却因为国家的强行节俭，使人们都决定放弃过去的奢侈生活。国家也为了节俭而大量减少必要的开支，削减军备。由于大家都崇尚节俭，于是奢侈品无人过问，衣饰、车马、宫室之物品，或被变卖偿债，或任其荒芜。结果土地宫室等的价格大跌，依供给奢侈品为生者已无法生存，各行各业皆人满为患，人们难以就业。从迪曼维尔的分析中，人们可以看出，他所说的储蓄的内涵是不消费的意思，他所包含的过度储蓄寓意着人们的不消费超过了一定的限度。 2、马尔萨斯的过度储蓄理论 19世纪20年代，马尔萨斯创立了自己的过度储蓄论，但他的过度储蓄论与曼迪维尔的初衷有了很大变化，在马尔萨斯的框架中，储蓄过度所强调的是一种“用于资本支出”的过度。正如凯恩斯所指出的，他们研究的是一种过度投资的理论。 马尔萨斯的过度储蓄理论是建立在他对储蓄理解的基础上。马尔萨斯认为，储蓄是将收入用于生产，增加其资本的一种支出。储蓄的性质“就是储蓄部分收入来增加资本”。”因此，在马尔萨斯的储蓄理论中，储蓄的实质内容是货币意义上的投资。马尔萨斯在他的过度储蓄理论中，首先肯定了储蓄对经济增长的重要作用。他认为，在一个社会中，如果储蓄太少，消费超过生产，那么这个国家的资本就会大量缩减，全国的财富也会由于缺乏生产能力而逐渐减少。因此，无可怀疑，在无数的事例中储蓄是一种最神圣、最有约束力的私人义务。但他同时更加强调储蓄过度的危害。“假如由于缺乏其他有效的消费者，资本家们不得不把那种不能有利地加到国民资本上去的东西全部消费掉，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支持他们努力于日常工作的动机一定会根本削弱，就不会使他们发挥同样的生产能力。”无限制的储蓄不一定对社会经济增长有利，过度的储蓄会减少社会需求。“假如商品已经非常充裕，以致其中的一部分不能有利地消费，那么，储蓄资本只能进一步增加商品的充裕，进一步促使那已经低的利润降得更低，因而这种储蓄就会相对地变成无用。因此，过度储蓄会致使产品供过于求，价格下跌，生产者就不会再有生产的动机，从而使财富增长陷于停滞，出现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因此，马尔萨斯认为“两个极端是明显的，一定有一个中间点，在这一点上，能同时兼顾到生产能力和消费欲望以最有力地促进财富的增长。”而过度储蓄就恰恰是储蓄超过了这一点。 在马尔萨斯的框架下，过度储蓄就是用于增加资本支出的过多，从而不能有利地消费。储蓄应该有个界限，超过了界限，昔日的美德就有可能成为今日的罪恶。而超过界限所进行的储蓄就是过度储蓄。 过度储蓄理论3、霍布森的过度储蓄理论 1889年霍布森在同穆默利合著的《工业生理学》中认为，资本主义社会所面临的需求不足是由于储蓄过度造成的。他在该书的序言中说，自亚当·斯密提出节俭是一个国家富强的源泉，一国愈节俭则国家愈富强的观点后，几乎所有的经济学家对这个观点都坚信不疑，而他要指出的却是，亚当·斯密的这个观点是不成立的，无限制的节俭并不是美德，更不会使国家致富。 霍布森认为，生产的目的是向消费者提供效用和方便。从起始时的对原料的处理到它作为效用或方便之处而最终被消费掉，整个过程具有连续性。资本的惟一用处在于协助这些效用和方便之处的生产，从而资本被使用的总量必然会随着每日或每周被消费掉的效用和方便之处的总量不同而有所变化。储蓄在增加现有资本总量的同时，也会减少现在被消费掉的效用和方便之处；因此，任何过度扩大这种习惯必然会导致资本积累超过它所需要的使用量。这种“过多的储蓄以及随之而来的过多的被积压起来的产品供给会对生产施加限制；就是说，在现代工业社会的正常状况下，消费限制了生产，而不是生产限制了消费。”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过度储蓄呢？在《帝国主义》中，霍布森解释道：“由于有一种长期倾向试图把不能转化为新资本的大部分国民收入储蓄起来。这不是因为各个储蓄者的愚蠢，而是一般收入的分配使工人阶级所占的份额太少，雇佣阶级和占有阶级所占的份额太多。储蓄过度正是由后者所造成的。” 可见，在霍布森的过度储蓄框架下，储蓄应该有一个限度，否则它就会给经济制造麻烦。从资本的形成来看，储蓄对于经济无疑是起积极作用的，储蓄是一种美德，但从消费需求来看，储蓄又会减少消费需求，过度的储蓄会使有效需求不足，从而妨碍社会生产的顺利进行。 4、凯恩斯的过度储蓄理论 凯恩斯的过度储蓄理论主要体现在其所著的《货币论》与《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凯恩斯在《货币论》中强调，他所关注的过度储蓄的分析框架是大量的储蓄不能相应地导致大量的投资，而不是能相应地导致大量的投资下的过度储蓄；在《通论》中，凯恩斯则遵循曼迪维尔的观点，将节俭的弊端视为过度储蓄的危害。应该说明的是，在两部著作中，凯恩斯除了对收入的内涵做了不同的界定之外，两部著作的思想是统一的。因此，人们可以把凯恩斯对过度储蓄的论述统一到一个框架内进行梳理。 在凯恩斯的过度储蓄理论中，所谓过度储蓄就是节欲、节俭、不消费超过了一定限度的意思。如凯恩斯认为“一己之储蓄量，虽然对于他本人之所得，不致有重大影响，但他的消费，一定影响他人之所得……如果每个人都想减少消费，增加储蓄，则因所得一定受到影响，故这种企图必自招失败。”财富的增长远不取决于富人的节欲，像一般所假设的那样；它的增长反而会受到富人节欲的阻碍。”他在论述利率的作用时认为：“故德行愈美，节俭之决心愈强，个人与国家之财政愈坚守正统办法，则当利率相对——相对资本之边际效率——增加时，所得之减少愈大。”而在利率与充分就业不悖的条件下，“则美德又恢复其地位”。 在凯恩斯的分析框架中，他主要是从储蓄对投资的负面影响的角度深刻剖析了储蓄不能转化为投资情况下的过度储蓄的危害：即由于人们的节欲——过度储蓄，导致资本边际效率递减，从而人们的流动性偏好加强，储蓄难以转化为投资，影响了社会就业。因此他认为，需要由社会来控制投资数量。 在凯恩斯看来，决定储蓄与投资的动机是迥然不相同的。他认为，从行为来看，储蓄者与投资者是完全不同的两类人。储蓄是为了保存财富价值以便未来享受，若能使被储蓄的财富价值升值当然更好。而投资却完全不同，投资者的目的就是为了使财产增值，资本的边际效率是决定投资行为的关键因素。而投资萧条的根本原因在于资本之边际效率突然崩溃。而其所以崩溃，又在于人们的过度储蓄!正是今天消费的减少，才产生了第二天的衰退。而第二天的衰退，又加深了人们对第三天衰退程度的预期。因此，凯恩斯认为，“储蓄仅仅代表得到财富的欲望，即想要得到一种能在任何时间消费任何物品的能力。”而财富所有者真正想拥有的是“资本资产的未来收益”，如果“储蓄行为不能改善预期收益，那么，它就不能刺激投资。” 可见，在凯恩斯的分析框架中，由于储蓄与投资主体的分离，储蓄主体的过度储蓄行为导致的是消费的减少、资本边际效率的降低，因而降低了投资主体的投资积极性，降低了社会就业。 比较分析 过度储蓄理论从前面的分析可以看出，曼迪维尔只是从消费者的角度提出了过度储蓄的思想；马尔萨斯则从生产者的角度分析了过度储蓄及其危害；霍布森是从彼此独立的消费者和生产者两个视角提出了过度储蓄及其危害；凯恩斯则与霍布森不同，他将生产者与消费者结合起来，从储蓄投资转化的角度提出了过度储蓄的危害。在凯恩斯看来，由于消费者的过度储蓄引起的有效需求不足，造成资本边际效率的突然崩溃，从而影响了社会投资的进行。 虽然前人研究过度储蓄的视角有所不同，但他们有一个共性：即都认为储蓄应该有个度，并关注到过度储蓄的危害。人们可以从四位前人的过度储蓄理论中归纳出过度储蓄的内涵：在储蓄和消费之间存在一个中间点，在这一点上，能同时兼顾到生产能力和消费欲望，并以最有力的方式促进社会经济的增长，而过度储蓄恰恰就是储蓄超过了这一点。 问题判断 过度储蓄理论毋庸置疑，过度储蓄是有害的。但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是否也面临着过度储蓄问题呢？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其实涉及一个过度储蓄的判断标准问题，即如何确定作为“中间点”的标志。 1、能否以储蓄率作为判断标准 储蓄率是一国的国民经济核算中，当年国内生产总值中未消费部分所占的比例。西方经济学中曾提出最优储蓄率问题，认为：如果储蓄率过高，就会导致动态无效率。但对最优储蓄率进行测算是非常困难的工作，因为这涉及到对资本产出弹性、消费者效用函数跨期替代弹性、技术进步率等指标的测算，其中尤其是对消费者效用函数跨期替代弹性的估算非常困难，并且不可避免地将包含人为的主观因素。因此试图通过对最优储蓄率的测算，来揭示中国是否存在过度储蓄，显然有些不太现实。 此外，从各国储蓄率变动的实际情况来看，由于每个国家实际情况的差异，储蓄率的相对高低不同是完全正常的；并且，即便是同一个国家，由于其所处的发展阶段的不同，也很难说哪一种储蓄率是适宜的。 中国问题的关键是其面临着一个过剩的经济状态，所以这种高储蓄率才成为经济发展的严重制约因素。如果这种高储蓄率导致了一个严重后果：社会生产能力大量闲置，社会资源得不到有效利用，那么这个储蓄率才应该算是高的。因此，判断储蓄过度与否的根本依据并不在储蓄者这一侧。并且，在中国，消费不足问题不单单是储蓄率的高低问题，中国完全可以扩大进口来消解高储蓄率，但这有可能会恶化国内的经济形势。 2、从储蓄者到生产者视角的过度储蓄判断依据 由于过度储蓄是与消费需求不足紧密相关的，因此，人们试图通过寻找消费需求不足的标准来确定过度储蓄的标准。 在经济学大家中，马尔萨斯较早地认识到消费需求不足的危害，因而他最早站出来反对“供给创造需求”的萨伊定律。他认为，萨伊定律是摒弃货币的因素而把经济现象看成物物交换。货币不是单纯的流通媒介，同时也是储蓄的存在形态。如果消费者不将手中货币马上购买货物，则供给就未必等于需求，生产物也就可能出现滞销，出现消费需求的不足。 马尔萨斯的观点被100年之后的凯恩斯所接受，并将它扩展为包括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在内的有效需求不足理论。他认为经济危机和失业是由有效需求不足引起的。什么是有效需求呢？凯恩斯在《通论》中是这样叙述的：“令Z为雇用N个人时的产品的总供给价格，则Z与N之关系可以被写作为Z=Φ(N)；该式可以被称为总供给函数。同时，令D为企业家雇用N个人时所预期的卖价，则D和N之间的关系可以被写作为D=f(N)，该式可以被称为总需求函数。……总需求函数与总供给函数相交时的D的数值被称为有效需求。值得注意的是，凯恩斯的有效需求不足是从生产者的角度来加以定义的，而不是从消费者的视角，其视角已经不同于马尔萨斯。在大多数人的眼里，对有效需求的理解还停留在以消费者的视线来看问题，因此，很难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也很难提出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 过度储蓄理论沿着凯恩斯的视角，人们认为这种消费需求不足的标志就是非充分就业下的产能过剩。即在企业家投资形成生产能力时所预期的销售收入并没能实现，在大量产品积压的情况下，不得不以远远小于潜在生产能力的状况来维持企业的存在。 因此，人们认为，过度储蓄是否存在的判断标准并不是储蓄率，而应该把观察的视角由储蓄者转变为生产者。而在生产者一侧，最具有说服力的指标应该是企业生产能力的实现状况。这样，这一判断标准就应该是非充分就业下的产能过剩。 中国所面临的消费需求不足，其重要原因在于企业投资时所设想的居民消费数量远远大于现实中的居民实际消费数量，因而人们看到的是产品积压，产能过剩。中国第三次全国工业普查对国有工业企业475种主要工业产品生产能力利用状况的计算结果表明：近2／5的产品生产能力利用率不足一半；2／5以上的产品生产能力利用率在50%—80%之间；利用率超过80%的产品不足1／5的仅占17。3%。而根据北京大学宋国青的研究结果，中国1998年的实际生产水平比潜在生产能力低4个百分点，闲置生产能力为47。6%。中国生产能力闲置的程度，可以说是在20世纪30年代世界经济大危机以来各国少见的。约瑟夫·斯蒂格利茨统计了美国战后50多年经济繁荣与萧条交替的过程，发现加工业生产能力的利用率在70%—90%之间波动，即使战后最萧条时期，也未低于70%。” 中国的确存在过度储蓄问题。但过度储蓄问题并不是高储蓄率问题。中国强劲的外贸出口对中国过剩生产能力的消化和解决就业是具有积极作用的。至于过多外汇储备的负面影响，则是国内外汇资金管理运用能力的问题。因此，在解决中国的过度储蓄问题时，不应该过多地关注储蓄率，而应该更加关注中国的产能过剩。 产生原因 过度储蓄理论中国的过度储蓄主要有三方面原因：一是贫富差距过大引起的过度储蓄；二是未来大额刚性支出引起的过度储蓄；三是未来收入的不确定引起的过度储蓄。 1、收入差距过大。根据霍布森的过度储蓄理论，如果收入或消费力的分配符合需要倾向，消费将随生产力的提高而提高。但在一个经济社会中，如果需要对分配并无固定性的关系，分配是由另外的条件来决定的，即有些人分配到的消费力大大超过需要或可能的用途，而其他人分配到的消费力甚至不足以满足体力的全部需要，就会产生过度储蓄。 凯恩斯也认为，人们已经习惯了的生活水平的费用通常首先从他们的收人中扣除掉，然后，他们会把生活水平的费用和实际收人之间的差额储蓄起来。增加的储蓄往往伴随着收入的上升，而减少的储蓄则伴随着下降的收入。只有在到达一定的舒适程度以后，积累的动机才会转变为较强。因此，如果一个社会贫富差距过大，由于富人的储蓄更为强烈，则会导致过度储蓄。 应该说，有一定适度合理的收入差距对一国的经济发展是有积极作用的。居民之间收入差距的形成，极大地刺激了一部分地区的经济发展，促进了人们致力于开拓创新的积极性，也促进了资源从相对低收益地区流向高收益区域，提高了总体资源的利用效率，支撑了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增长。正是这种财富效应，促使人们发愤努力工作，企业家们冥思苦想竭力创业，引发社会对企业家精神的崇拜。而发达地区之所以有持续高增长的可能，一个重要原因也正是国内不断扩大的要素供给，特别是劳动力和储蓄资金的供给。但如果这种局面长期得不到缓解，不能实现共同富裕，就会在“马太效应”下，富者越富，穷者越穷。富人的储蓄能力越来越强，而穷人的赚钱渠道越来越狭窄，储蓄能力逐渐丧失。虽然穷人拥有很强烈的消费欲望，但苦于没有储蓄，分享不到经济发展的成果，使产品大量积压成为可能。结果即便是大量货币的供给，仍然是大部分在富有的阶层中周转，而难以成为穷人的购买力。这样，必然会造成一方面是产品的过剩，商品价格下跌；另一方面是社会在价格下跌情况下的储蓄的增加和过剩。 无论是用基尼系数还是用五等分法来衡量，都可以看出，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居民整体的贫富差距尚属比较合理，但近几年中国居民之间的贫富差距呈现逐步扩大的趋势，平均说来，全国的基尼系数每年以1个百分点的速度在不断上升，尤其是1985年以来，中国的基尼系数上升速度更是创下了世界记录。”而今天中国的基尼系数已经逼近0。47。 过度储蓄理论2、大额刚性支出。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中国长期实行低收入、低价格的收入分配和消费政策。同时，政府在住房、养老、医疗、教育等方面提供必要的保障，使居民对未来收人和支出的预期比较确定。在这种经济背景下，居民收入绝大部分用于生活消费，现期消费的主要约束是现期收入。相应地，居民的储蓄意愿非常淡薄，储蓄呈现稳定但水平低下的特征，据估计，这一时期居民当年收入的储蓄率只有1。5%-1。6%。但是，随着中国经济转轨的不断深入，原有的社会保障受到极大的削弱，尤其在养老、医疗、住房和教育等方面的改革，使人们产生大额刚性支出的预期。”人们普遍认识到，今后个人在这些方面的支出会大大增加，虽然他们无法知道到底会增加多少、占其收入的比重会有多大。为此，人们必然要选择增加现期储蓄，以备未来支出之需。随着中国老年社会的到来，人们为医疗的大额支出进行储蓄的必要性日益显现。因此，中国居民必将面临的大额刚性支出愈发成为过度储蓄的重要原因。 3、未来收入的不确定。利兰德(HayneE。Leland)将由未来不确定性收入而引起的额外储蓄称为预防性储蓄。人们认为，中国目前的过度储蓄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人们的预防性储蓄。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居民收入分配开始直接与其劳动成果和市场不确定状态结合起来，居民百姓的“铁饭碗”被打破，失业下岗人数大大增加。虽然人们在就业时尚有较高的收入，但一经失去工作，收人马上就会大幅度减少。由于对自己的未来收入难有稳定的预期，甚至产生悲观式预期，人们就必然要为下岗与再就业之间的各项支出而储蓄，必然要为“明天”可能落到自己头上的失业而进行储蓄。这样，为了保证未来能达到一定的生活消费水平，中国社会的过度储蓄倾向将进一步加大。[1]
西方经典公司金融理论的发展过程 公司金融理论 公司金融理论西方经典公司金融理论是指自MM理论以来的围绕公司金融研究的各种理论流派，包括权衡理论、代理理论、信号传递、控制权理论等。它经历了以下几个主要的发展阶段。 研究的起始阶段，主要体现在Franco Modigliani and Merton Miller（1958）的MM理论。其主要内容是：在完美、有效的市场和完全套利的假设下，公司的融资结构和股利政策不会影响公司的市场价值。它已经成为现代公司金融研究的出发点，近半个世纪以来，大量的理论研究及创新都围绕着放松MM理论的假定上来进行的。 研究的第二阶段，集中在放松完美市场的假设上。学者们逐步考虑了税收、破产成本、信息不对称等因素，这期间著名的理论有：权衡理论、非对称信息理论等。但在此阶段，经营决策的外生性和半强式有效市场的假设仍然存在。 研究的第三阶段，放弃了经营决策外生性的假设。人们开始认识到公司的所有权结构会影响到公司的经营管理，研究的视角开始放在公司金融和管理经营的互动上来。这期间产生的理论有：代理理论、公司治理理论、产品市场与资本结构理论等。在这些文献中，公司的经营决策对公司金融政策的依赖性是非常明显的，但几乎所有的分析仍然是以半强式有效市场为假设。 在西方公司金融理论的发展过程中，其假设前提有一个不断放松的过程。它虽然也逐步认识到市场的不完美性和制度因素中的代理成本对公司价值的影响，但是可以看出它是以英美为代表的市场导向型的公司治理模型为理论背景，其隐含的前提是公司具有完善的内部治理机制和有效的外部市场，这种公司治理机制能够有效地制衡公司的管理层，使其能以公司价值最大化作为目标。因此，在上述的各种理论流派的逻辑推导中，一般均是以最大化股东价值作为目标函数，以影响公司金融决策的有关因素作为约束条件，再由此得出相关的结论。 以这种观念所导出的理论体系承袭了新古典理论的研究范式，具有清晰和系统的特点，但由此也产生了它的局限性。由于它的理论研究的假设前提仍是一种具有完善的公司治理结构的 “理想公司”，没有关注各国特殊的制度结构所导致金融冲突及其协调机制等相关问题，忽视了文化和法律传统、经济制度变迁的背景，公司治理的实际现状等因素所导致的各国特殊的理财环境，使得出的结论缺乏普适性。当研究的对象处于一个特定的经济环境中时，由于假设前提和实际因素的传导机制发生变化，将会产生实际经济情况与其经典结论不符的现象，由此削弱了它对不同社会和制度结构条件下的公司金融行为的解释能力。 西方经典公司金融理论在我国的研究现状 公司金融理论目前，西方经典的公司金融理论在我国的研究现状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公司融资行为研究 这方面的研究成果较多，主要包括：资本成本分析、融资偏好分析、资本结构的决定、资本结构与公司绩效的关系等方面。在资本成本分析的研究中，主要采用经典公司金融理论中的资本资产定价法、Modigliani and Miller的平均成本定价法等来计算我国上市公司的资本成本。在融资顺序和资本结构的研究中，多以实证研究为主，而且大多依据西方经典的公司金融模型来探讨可能的经济影响变量，进而确立要进行计量检验的模型，在有关实证结果的分析中，重点也是判断我国上市公司的金融决策行为是否符合经典公司金融理论的结论。主要的研究结论有：我国上市公司的资本成本呈下降态势。上市公司存在强烈的股权融资偏好。关于资本结构的影响因素方面，除了资本成本、行业因素以外，还包括企业规模、盈利水平、企业成长性等方面的因素。但是在上述研究中往往忽视了企业经济性质和外部经济环境的制度约束，没有控制外部因素的影响，这很有可能影响研究结论的准确性。 (二)公司投资政策研究 主要包括企业并购的绩效和动机研究，公司投资的“融资约束”现象的研究，而对实际的研发投资、库存投资等实物投资范畴研究得较少。在并购绩效方面的研究主要包括两种方法：一类是基于并购行为的市场反应；另一类是比较并购前后企业经营业绩的变化，但是实证研究结果对并购双方的总体并购绩效是否得到改善并无统一的结论。有关并购动机的研究结论认为：西方经典公司金融理论中的协同效应、多元化效应并不能解释我国上市公司的并购行为。在投资的“融资约束” 研究方面，主要应用了Fazzari 和Habbard的“融资约束模型”来对我国上市公司的投融资行为进行检验，初步的结论是大公司的投资对现金流量的敏感性要高于小公司。 (三)公司股利政策研究 这方面的研究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目前我国上市公司的股利分配现状；公司股利政策的影响因素；股利是否具有信号传递效应，以及什么样的信号效应。此类研究主要从以下三方面进行考察：企业特征、持久盈利和代理问题与股利政策之间的关系，总的研究结论认为代理问题和公司治理结构是影响上市公司股利政策的重要因素。 目前海内外学者基于中国资本市场的公司金融研究在数量和质量上都已经取得了较大的发展，但是以往的中国上市公司的金融研究存在着不少缺陷。在理论研究上，没有结合中国转轨经济背景建立一个统一的理论分析框架，并且在研究上存在两个重大的缺陷：一是缺乏对中国上市公司治理结构的全面和深层次的理解，特别是对上市公司有关利益各方的决策影响力和利益配置情况分析不清，不了解背景的复杂性，而是简单照搬西方的公司金融理论；二是国外经典的公司金融理论隐含的前提是有效资本市场，而我国的资本市场目前还不具备弱式有效性，股价操纵和投资者的短视使得股票价格严重背离了上市公司的基本面价值。由于以上原因，致使我国目前的公司金融研究要么不能解释实际情况，要么解释得非常牵强、片面。 西方公司金融理论的前提与我国研究情况的差异 西方经典公司金融理论是以欧美市场导向型的公司治理模式为背景，其主要的理论假设和制度背景与我国的实际情况有重大区别，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股权结构不同 西方资本市场中上市公司的股权分布极为分散，由此造成公司的主要经营决策权掌握在经理人手里，代理成本主要来自于经理层和股东之间的矛盾；在我国，大部分的上市公司股权较为集中，一股独大的现象较多，公司管理层的人事任命掌握在大股东的手里，所以代理成本主要来自于大股东对小股东的侵害，而不象英美资本市场那样，代理成本主要来自于经理层和股东之间的矛盾。 （二）债权约束制度不同 在西方，债权约束是一种硬约束，在公司面临金融困境时，债权人将会获得“相机治理”的控制权，企业是进入破产清算还是进行债务重组，债权人拥有一定的决定权，即债务契约是与破产机制相联系的。在我国，上市公司的债务约束是一种软约束，公司的破产机制中非经济因素较多，政府的行政干预对破产机制影响较大，而作为债权人的贷款银行往往被排斥在破产清算工作之外，对企业的财产清算没有表决权。由于有政府财政的担保（免掉坏账），所以债权银行既无能力也无动力去进行对金融困境企业的相机治理。 （三）投资者的理性程度不同 西方经典公司金融理论中虽然考虑到信息不对称和不完全合同因素的影响，但是认为在给定的信息前提下，投资者是完全理性的，市场是有效的。在我国，由于资本市场发展时间较短，投机行为和股价操纵的现象较多，对投资者的保护程度也较弱，所以投资者并不能根据有关的金融信息正确地甄别出企业质量的信号。 （四）公司控制权市场不同 在西方经典的公司金融理论中，认为投资者在市场上具有用脚投票的权利，当公司现任的管理层在经营上无效率时，原有股东或者新的收购企业会收购足够股票，以获得公司的控制权，产生了新的接管者。虽然近年来美国的法律对公司接管有了更多的法律限制，但是公司的接管市场在外部监管的功能方面还是基本有效的。在我国，绝大多数的上市公司，由于存在着 “一股独大”的现象，当公司的现任管理层经营无效率时，除非大股东愿意进行场外协议转让非流通股，否则外部人很难购买足够的流通股以达到接管公司的目的，即公司的控制权市场的不完善很难起到外部治理的作用。 （五）经理市场的发展程度不同 在英美成熟的市场模式下，形成了完善的经理人市场，经理人的聘用、任免和其职业声誉有很大的关系，在一定程度上促使经理努力工作，避免股价的下跌、公司被接管或者企业的破产。但是在我国，当上市公司的控股股东为国有时，公司高层人事的任免权掌握在当地党政部门的手里，当上市公司的控股股东为家族时，高层经理人往往由家族成员来担任，通过经理市场来聘任的专业经理只占很少的一部分，高层经理的任免和其以往的职业声誉没有太大的关系。 （六）税收制度不同 在西方经典公司金融理论中，税收因素是影响金融行为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我国企业所得税最高法定税率为33%，但是上市公司整体执行33%的法定税率的比例很小，普遍享有优惠税率以及许多非税率的优惠，而且不同行业、地区和规模的上市公司的法定税率之间有明显的区别。这种情况下，很难判断税收因素对企业金融行为的影响。 从以上各个方面的因素来看，我国上市公司的治理结构和金融决策行为与西方经典公司金融理论的背景有很大的不同。这说明，在研究中国上市公司的金融行为研究中，可以借鉴西方经典金融理论的有关视角和方法，但照搬其来解释我国上市公司的金融决策行为则是不恰当的。 中方的研究建议及方法 青木昌彦曾经说过：离开一个国家的发展阶段和它的制度与习俗历史来选择哪种公司治理结构最适用于转轨经济，是没有什么意义的。在设计转轨经济的公司治理结构的时候，经济学家必须具体地确定每种公司治理结构模式(或是不同的模式的结合)的运作所需的特定条件，这些条件在转轨经济中能否得到，以及实现这些条件的最有效率的途径，我们不能忽视转轨过程中的路径依存(path—dependent)或循序演化的性质。与此对应，在对我国上市公司的研究中，也不能离开中国经济的路径依赖性、实际现状、制度特点，否则结果将会偏离中国上市公司的实际情况。 （一）公司金融研究中要考虑的两大因素 1.公司的治理结构。由于我国转轨经济下的国家整体性制度安排的复杂性和变迁性，形成了完全不同于英美市场主导模式的上市公司的治理机制。在我国上市公司的众多利益相关者中，由于股权的高度集中、贷款银行缺乏“相机治理”的权力，机构投资者的消极性等因素，核心控股股东对贷款银行和中小投资者的侵害成为主要的代理问题。由于缺乏制衡机制，这种现象还极为严重，这种理财的制度环境对企业的金融目标和金融行为均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因此，研究中国的公司金融时应该关注制度因素的影响。 2.资本市场的有效性。由于转轨经济的背景，我国股票市场成立的背景和定位是为国有企业脱困改革提供融资、解困的工具，种种转轨制度的合作博弈的结果是资本市场功能的混乱，寻租现象较多，投资性较浓，很难与国外成熟的资本市场相比，这将对公司的实际金融决策产生下列影响：(1)从绩效测量角度来看，市场反应研究只能研究对流通股股东财富的影响，而不能考察非流通股股东财富的影响；(2)股市存在较为强烈的炒作风气，使得事件研究的有效性大打折扣；(3)与西方理论不同，股价的变动不会影响到控制权的安全性，对公司经理层没有太大的压力；(4)上市公司通过金融决策来进行盈余管理或者传递信息以操纵股价。 （二）有关公司金融研究的基本方法 我国公司金融研究主要包括两方面的内容：金融行为的解释性研究和最优金融决策研究。 1.金融行为的解释性研究。在对上市公司的金融行为的解释性研究中，要根据公司的治理结构来确定特定金融行为的决策者是谁，他在现实中的目标函数是什么，有什么约束条件，由此又导出了什么样的公司金融决策。而不能像西方经典公司金融理论那样，认为公司处于一种理想的公司治理状态，金融决策者的目标函数都是公司股东价值最大化。例如，在我国，从上市公司的公司治理结构中可以判断出，拥有公司控制权的是核心大股东，他在现实中的目标函数是为了获取“控制权租金”的最大化（在不同的具体金融决策范畴中，“控制租金的最大化”可以转变为不同的具体目标），约束条件是公司治理结构中其他的利益制衡方和资本市场的现实条件，最后由此可以解释其实际的金融决策行为。 2.最优金融决策研究。在有关上市公司的最优金融决策研究中，首先需要确定金融决策的目标函数是什么，然后是不同的公司治理理念。在古典的公司治理理论中始终强调“股东中心主义”。但是随着现代公司的发展，公司目标并不是股票市值最大化或者股东利益最大化，而是要考虑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即产生了“利益相关者理论”。公司治理被描述为所有利益相关者的行为和结果，并无一个国际通行的公司治理模式。我国目前正处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过程，以后的公司治理结构发展方向以及公司治理中采取哪种理念尚无定论。 西方公司金融研究都是以最大化公司的价值为目标，就其本质仍然是以出资者为核心，而且由于其股东的股票为全流通股，债权人的债券也可以交易流通，所以就最大化公司的价值就等同于最大化公司股票和债券市价。但我国有着完全不同的情况：首先，公司债务大部分是银行贷款，不能交易流通，债权人追求的是公司金融的安全和本金偿还性；其次，股东中的大部分股票是非流通股，其只能进行有限的协议转让，转让价格约等于净资产，所以，这部分非流通股东若要最大化其价值，必须最大化其所拥有的净资产额；而流通股股东的股票能在市场流通转让，则最大化股票价格就成了其追求的目标。以上三部分的公司出资者的追求目标不同，就决定了在最优化公司金融决策时的目标函数有不同的选择。可以设想，在目前这种非流通股股东拥有控制权的情况下，金融决策行为体现了控股股东“控制租金的最大化”的意图。而将来随着国有股的逐渐全流通、治理结构中引入机构投资者、或者是主银行制等，不同的公司治理模式将导致不同的公司金融目标，所以在今后的公司金融研究中，无论在进行行为解释还是进行最优化设计，都不能离开我国特殊的制度背景。
什么是HJM模型 HJM(Heath-Jarrow-Morton)模型由赫斯（Heath）、加罗（Jarrow）和墨顿（Morton）在1992年提出，T 时刻瞬时远期利率f(t,T)的变化服从如图： 因此整个模型估计的参数只有一个，即波动性，而且这个波动性不会随着测度的变化而变化。 HJM模型的方法 HJM 模型的主要方法是无套利分析法，即在n个因子风险模型下，可以通过一个无风险资产和n个风险资产的组合构造资产市场上的所有资产。 给定债券波动率的期限结构，就可以得到债券定价的全部信息，它是无套利模型的基准模型。但是模型本身在应用的过程中也会产生问题。在构造利率变动的二叉数或者三叉数模型时，利率通常在上升和下降后就不会再重新聚合。也就是说，利率先上升后下降与先下降后上升之后所达到的不是同一个节点，利率变动不是马尔可夫链。这就会导致二叉树模型的最终节点的几何扩大，极大地增加计算和模拟的难度。 HJM模型的特点 1、HJM模型只需要规定远期利率的波动结构和初始远期利率曲线就足以刻画期限结构的动态，这样也就不需要估计趋势系数。 2、HJM模型不需要考虑投资者的个人偏好，避免了与效用相关的参数，而其它模型需要计算风险的市场价格。 3、HJM模型刻画期限结构的方法是用远期利率的波动结构刻画远期利率，进而再刻画瞬时现期利率。 HJM模型的缺陷 HJM模型也有一些不足之处： 1、瞬时远期利率不是直接可观察的，因此要应用HJM模型就可能比较困难。 2、HJM框架中，瞬时远期利率的连续复合排除了出现对数正态过程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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