阶段性融资假说的提出 迈尔斯(Mayers)于1998年提出了阶段性融资假说。该假说认为，可转债的发行，有利于节约发行成本和控制过度投资问题。之所以能起到这样的作用，原因在于，当投资期权有价时，转换权将会使资金留在企业，从而会节约发行成本;当投资期权无价时，企业会将资金退给债权人，从而控制了过度投资行为。值得注意的是，在阶段性融资假说中，回购条款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它给予了管理层实施强制转换的机会，从而可以减少现金流出和额外的融资成本。诺布尤基(Nobuyuki)的研究进一步发展和完善了迈尔斯的阶段性融资假说。诺布尤基(Nobuyuki)的研究认为，由于可转换债券嵌人了转换期权，可以调整企业的负债水平，所以可转换债券可以控制管理层的机会主义，从而能够克服过度投资和投资不足的问题。诺布尤基以詹森(Jensen)所提出的“管理层有过度投资动机假设”为前提，同时假设，违约成本对管理层而言是高不可攀的，它不但将使企业无利可图，还会导致管理层名誉扫地。在此前提下，诺布尤基证明了只有附有回购条款的可转债才可能控制管理层的机会主义行为。 阶段性融资假说的经验含义 阶段性融资假说的经验含义在于: (1)大型企业同样可能发行可转债，特别是专业性强、股权分散的大型企业比股权集中的小型企业更偏好发行可转债。 (2)发行企业在可转债的存续期间内将不会有别的融资行为。 (3)强制转换与扩张战略相伴，即在强制转换实施前后，资本支出将会显著提高。 阶段性融资假说的主要政策含义 ①具有较多的投资机会、高成长性和需要巨额外部融资的公司，且当 各阶段的投资项目具有较强的正相关关系； ②专业化经营的公司。
什么是金融交易弥补风险法 金融交易弥补风险法，是通过从货币市场或银行借入资金或进行外币投资以平衡外币债仅、债务来弥补外汇风险的方法。 另外，有一种被称为“把计价货币由外币转换成本币”的弥补方法。在进口时，即使对方愿意提供信用也不予以利用，而是在收到银行汇票时从银行借进本币资金并购入外币进行结算，即变外币信用为本币信用。这就是所谓“把计价货币由外币转换成本币”的方法，它实际上是提前结汇与金融交易相结合的弥补方法。 金融交易弥补风险法的做法 具体做法是： 1、在出口时，以出口外币货款收款日为期从外汇银行或国际货币市场借入外币资金，并将其兑换成本国货币，待收到外币货款时用收入的外币偿还借款。 2、在进口时，以货款支付日为期借入本币资金，并将本币换成外币后投资于货币市场，到货款支付日收回外币投资用于支付货款。 这种通过金融交易来弥补风险的方法，不仅适用于短期受险部分，也适用于长期受险部分。例如，出口企业持有长期外币债权时，可以通过借进长期外币贷款或发行外币债券的方法来弥补外汇风险。
静态平衡理论概述 静态平衡理论认为企业的最优资本结构是存在的。如果由于某种原因比如发行新股而偏离了其目标负债率，企业会逐步恢复到最优负债率水平。该理论认为，公司的最优资本结构是由公司及个人所得税的成本及收益、潜在破产成本的影响及代理成本等各种因素共同决定的。 影响因素 1、公司及个人所得税的影响。 静态平衡理论 Modigliani & Miller(1958,1963)发现：如果下述几个条件是满足的，(1)证券市场是完全有效的；(2)个人可以以无风险利率无限制地借款或储蓄；(3)企业只发行两种证券：无风险的债券及有风险的股票；(4)所有企业的风险水平相同；(5)所有的现金流都是永久性的；(6)公司所得税是政府税收的惟一形式等，即在理想情况下，负债公司的价值，VL，等于没有负债的公司的价值，VU，加负债所带来的避税收益的现值。债务避税收益的现值为公司所得税税率TC，乘负债额B，即： VL = VU + TCB 如果公司所得税税率TC为0，则负债公司的价值与非负债公司的价值相等。但当公司所得税税率为正时，负债公司的价值则随着债务的上升而增加，并且在公司的资产全部由负债融资时达到最大值。但是在现实生活中，这两种情况都不存在。几乎没有公司是靠100%的债务融资，在很少有公司保持零负债。另外公司的负债率似乎维持相当稳定的水平。 Miller(1977)将个人所得税引入上述模型。假定只有两种类型的个人所得税：因持股获得收入而引致的所得税税率为TS，因持有债券获得收入而引致的所得税税率为TB，Miller证明了， 其中VL为负债公司的价值；VU为非负债公司的价值；TC为公司所得税税率；TS为因持有股票获得收入而引致的个人所得税税率；TB为因持有债券获得收入而引致的个人所得税税率；B为公司债务。等式右边的第二项双括号内的部分为来自财务杠杆的收益。 不难发现，当(1 − TB) = (1 − TC)(1 − TC)时，负债公司与非负债公司的价值是相等的，来自财务杠杆的收益完全消失了。债务融资在公司水平的收益完全被个人水平的相应成本抵消了。同时来自财务杠杆的收益不仅可以是正值，也可能是负值。 2、潜在破产成本的影响。 上述模型假设没有交易成本的存在，但在现实世界里，如果公司被迫或自愿清盘，要支付各种费用：律师费、投资银行及会计师行的咨询费等等。这些费用要从本来应该支付给债券持有人的清盘收入中扣除。因此在公司面临清盘的时候，对股东或债权人来说，公司的价值要小于如果继续经营所能获得的预期现金流的净现值。所以公司的财务杠杆如果高于合适的水平会给公司带来潜在的财务危机成本。据此Kraus & Litzenberger(1973)，Kim(1978)，及Bradley，Jarrel & Kim(1984)等证明最优资本结构是存在的。 3、代理成本的影响。 资本结构的代理成本理论起源于Jensen & Meckling(1976)划时代意义的文章，他们把代理成本理论引入了现代金融理论的分析框架里。Harris & Raviv(1991)认为代理成本理论在提供一些有意思的预测方面一直是最成功的。Jensen & Meckling提出了两类利益冲突：股东和经理之间的利益冲突及股东和债权人之间的利益冲突。最优资本结构则是债务源于代理成本的收益与成本平衡的结果。 股东和经理之间的代理成本是由于经理不是所经营公司的全资股东引起的。在当今大型上市公司里，经理层持有该公司的股份通常是很少的，比如1984-1991年美国上市公司CEO平均只持有2.7%该公司股份(Berger, Ofek & Yermack,1997)。经理层努力工作所创造的财富并不全归他们所有。因此经理层乐意到度假胜地开会，拥有豪华的办公室，购买公司专用飞机等。他们享受这些奢侈品，但又不必承担相应的所有成本。由此造成的无效率应该与经理层所持公司股票的份额呈负相关。所以如果经理层于公司股票的投资额和公司总资产不变，提高负债率相应增加了经理层持有公司股票的百分比，可能有助于减少公司经理与股东间的利益冲突。然而正像上面所提到的那样，在现代大型上市公司里，经理层持有的份额都很少，提高负债率对经理层持股份额的影响是很小的，不足以调整经理与股东间的利益冲突。 具体应用 但是 静态平衡理论 Jensen(1986)指出，偿还债务利息和本金会减少公司的“自由现金”，否则经理可用它投资于自己喜欢的项目（在股东看来，此类项目的净现值可能是负数），建立自己的小王国。另外，Grossman & Hart(1982)认为，由于经理投资于管理公司的人力资本(firm- specifichuman capital)相当大，公司破产给经理造成的损失可能是很大的，不仅他们在管理该公司过程中长期积累的很多经验在别的地方没有价值，同时还丧失了控制权收益及个人声望。因此提高负债率可能促使经理更努力地工作，不投资自己喜欢但对股东不利的项目，减少出国旅游和到度假胜地开会的次数等等。由负债带来的股东与经理利益冲突的减少构成了债务融资的好处。 沿着Jensen & Meckling的思路， Harris & Raviv(1990)假定，即使立即清盘对投资者有利，经理总还是愿意继续维持公司的营运。债务给了投资者清盘的权力（债务的好处），但是他们要支付为正确决策所需调查、收集信息的成本（债务的成本）。而Stulz(1990)则假设，即使向投资者支付现金红利是应该的，经理总还是愿意把全部现有资金用于投资。偿还债务利息及本金减少了“自由现金”（债务的好处），但是如果耗尽“自由现金”还不足以偿还债务本息的话，企业就可能被迫放弃一些有利可图的投资机会（债务的成本）。企业的最优负债水平就是债务的好处与成本平衡(tradeoff)的结果。 股东和债权人之间的利益冲突起源于股票的期权性质。假定一家公司只发行一种零利率债券，由公司资产做担保，交易成本为零。那么，具风险的公司资产与标的 (underlying assets)为该公司资产的看跌期权（put option，亦可译成卖出期权）的回报，与此无风险零利率债券和标的为该公司资产的看涨期权（call option，亦可译成买入期权）的回报是完全一样的。在债权到期日，如果公司资产价值低于债券的面值，股东可以申请破产，让债权人任意处置公司资产。这比继续经营对股东来说要好。如果公司资产大于债券面值，股东可选择执行其持有的看涨期权，支付执行价格 (exercise price)即债券的面值，公司资产价值的余额则为股东所有。因此，当企业负债率很高的时候，股东可以因投资于净现值为负数的高风险项目而获益。股东收益来自于对债权人的剥夺，这样的投资会导致债券价值的下降。但是如果债权人在公司发行债券的时候就能预测到股东未来投资高风险项目的行为，债权人愿意为债券支付的价格将会因此而降低。由债务引致的股东投资高风险项目的成本到头来还是要由股东本人承担。这一效应就是债务融资的代理成本。有时又将高负债公司倾向投资于高风险、净现值为负数的项目这一现象称为“资产替代效应”(asset substitution effect)。 多家观点 很多文章提出了解决由资产替代效应而引起的债务的代理成本问题。比如Diamond(1989)认为公司会出于声誉的 静态平衡理论考虑而投资于低风险项目。假设有两个项目可供选择：低风险、净现值为正的项目，和高风险、净现值为负数的项目（假设该项目有两种回报的可能性：成功或失败）。两个项目需要相同的投资额，并都要依赖于债务融资。来自低风险项目的收益足以偿还债务，而高风险项目只有在成功时才能偿还债务。同时假设存在三种类型的企业，一类是只采用低风险项目，一类是只采用高风险项目，还有一类是两种投资项目都可能采用。由于投资者事先不知道企业到底属于哪一类，最初的债券利率将反映债权人对公司所选择项目的可能性。基于公司有权选择投资于哪一项目，短视的公司可能选择投资于高风险项目。但是如果公司可以让债权人相信它只投资于低风险项目，则能以较低的利率获得债务融资。考虑到债权人能得到的信息只是公司的还本付息的历史，Diamond认为通过从不违约而建立只投资于低风险项目的声誉对公司而言是可能的，也是值得的。 综上所述，资本结构的静态平衡理论认为，最优资本结构是存在的，它是由企业考虑了公司及个人所得税、潜在破产成本、债务的代理成本与收益等约束后股东财富最大化的结果。（注：Ross(1977)假定经理可以利用选择公司财务政策这一手段向市场传达信息，将信息不对称问题结合在经理选择最优资本结构的决定里。）
概述 金融脆弱性理论针对1877年经济危机中银行大量倒闭的现象，Marx又提出银行体系内在脆弱性假说，认为银行体系加速了私人资本转化为社会资本的进程，为银行信用崩溃创造了条件。这是从信用制度的角度来分析银行的脆弱性，认识是极其深刻的。Veblan在《商业周期理论》和《所有者缺位》中提出金融不稳定，他认为一方面证券交易的周期性崩溃在于市场对企业的估价依赖于并逐渐脱离企业的盈利能力；另一方面是资本主义的经济发展最终导致社会资本所有者的缺位，结果其本身存在周期性动荡因素，这些因素主要集中在银行体系中。Keynes通过对货币职能和特征的分析也说明了货币的脆弱性，他认为货币可以作为现时交易之用，也可以作为贮藏财富之用。人们愿意用不生息或生息很少的方式而不用产生利息的方式持有财富，是因为货币能够用于现货交易，在一定限度内，值得为它所具有的流动性牺牲利息。此外，相信未来利率将高于现在市场利率的货币持有者，愿意保持现金。Keynes认为，上述原因会使一部分人保存货币，持币待购或持币不购，这将打破货币收入和货币支出的平衡关系，造成买卖脱节，供求失衡，供给不能自动创造需求，最终将导致有效需求不足，工人失业，经济危机便不可避免，金融危机也随之发生。 Fisher是最早开始对金融脆弱性机制进行较深入研究的经济学家，通过总结前人的研究成果，他认为金融体系的脆弱性与宏观经济周期密切相关，尤其与债务的清偿紧密相关，是由过度负债产生债务——通货紧缩过程而引起的。Fisher指出银行体系脆弱性很大程度上源于经济基础的恶化，这是从经济周期角度来解释银行体系脆弱性的问题。负债——通缩理论对1873—1879年美国经济不景气、1929—1933年全球性经济大萧条具有很强的解释意义，Moulton利用这一理论对上述两次危机产生时的情形做出有说服力的描述。但由于未来是不确定的，因而无法进行定量的测算。财富容易受到未来不确定的影响，所以，负债——通缩理论难以解释财富效应。人们普遍认为，经济基本面的变化是银行体系脆弱性的根源，所以早期的理论十分强调经济对金融脆弱性的影响。后来的研究开始淡化经济周期的影响，而认为即使经济周期没有到衰退阶段，金融脆弱性也会在外力或内在偶然事件的影响下激化成金融危机。特别是在金融市场膨胀发展之后，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渐渐脱节的背景下，金融脆弱性有一种自增强的趋势。 现代研究 金融脆弱性理论Minsky和Kregel研究的是信贷市场上的脆弱性，不同的是Minsky是从企业角度研究，而Kregel是从银行角度研究。 （一）金融脆弱性假说：企业角度Minsky在一书中最先对金融脆弱性问题做了比较系统的解释，形成了“金融脆弱性假说”（theFinancialInstabilityHypothesis）。他对资本主义繁荣和衰退的长期（半个世纪）波动进行了分析，他认为在延长了的繁荣期中就已播下了金融危机的种子。Minsky指出，借款公司按其金融状况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是抵补性的借款企业（Hedge-FinancedFirm）。这类企业的预期收入不仅在总量上大于债务额，而且在每一时期内，其预期的收入流也大于到期债务本息。他们在安排借款计划时，使它的现期收入能完全满足现金支付要求。显然，这些公司在金融上是最安全的；第二类是投机性的借款企业（Speculative-FinancedFirm）。这类企业的预期收入在总量上于债务总额，但在借款后的前一段时间内，预期收入小于到期债务本金。因此，投机类企业存在债务敞口，在前一段时间内，他们为偿还债务，要么重组其债务结构，要么变卖其资产。由于这时的市场条件可能与借款时不同，该企业因此而承担不确定风险。因而也可认为投机性的企业就是那些一期又一期地滚转其债务，或用其债务进行资金再融通的公司。第三类是“庞兹”借款企业（PonziFinanceFirms）。这类企业在金融上是最脆弱的，他们将借款用于投资回收期很长的项目，在短期内没有足够的收入来支付应付的利息，而长期收益也是建立在假想的基础上，预期在将来某个较远的日期有个高利润能偿还其累积的债务。为了支付到期的本息，他们必须采用滚动融资的方式，并且不断地增加借款。这种企业的预计收益是基于那些需要很长酝酿形成时期才能成功的投资。在短期内，它的现期收入甚至不能满足利息支付的要求。在经济出现繁荣形势的诱导和追求更高利润的驱动下，金融机构逐渐地放松了贷款条件，而借款企业受宽松的信贷环境的鼓励，倾向于采取更高的负债比率。越来越多的企业显现出风险较高的两种金融状况，即投机性和庞兹性，而抵补性企业的数量减少。经历了一个长波经济周期的持续繁荣阶段之后，经济形势开始走向反面。此时，经济已为衰退做好准备，任何引起生产企业信贷中断的事件，都将引发生产企业拖欠债务和破产，企业反过来又影响金融部门，导致银行破产。 Minsky认为，有两个主要原因可以解释这种金融体系内在脆弱性特征：一个是代际遗忘解释（GenerationalIgnoranceAgument），指由于上一次金融危机已经过去很久，一些利好事件推动着金融业的繁荣，贷款人对眼下利益的贪欲战胜了对过去危机的恐惧。因为人们认为当前资产价格的上涨趋势将持续下去，于是推动了更多的购买。此外，银行的道德风险将代际遗忘的时间大大缩短。另一个是竞争压力解释（RivalryPressureArgument）,指贷款人出于竞争的压力而做出许多不审慎的贷款决策。在经济高涨期，借款需求巨大，如果个别银行不能提供充足的贷款，它就会失去顾客。很少有银行能承受这种损失，因此每家银行都向其顾客提供大量贷款，而不顾及最终的累积性影响。由于从借款开始高涨到最终的结帐日，期间的间隔可能很长，以至于发放贷款的银行从来不会因为他们自己的行为后果而直接遭受损失。Minsky的这些观点来自Simons，此外还有一位更早期的而且更著名的芝加哥经济学家Veblen。 （二）安全边界说：银行角度为了更好的解释Minsky的金融内在脆弱性理论，Kregel引用了“安全边界说”（MarginsofSafety）。Graham和Dodd认为，利息承诺的收益保障是安全边界的最全面衡量手段。安全边界的作用在于，提供一种保护，以防不测事件使得未来不能有良好记录。对于贷款人和借款人来说，认真的研究预期现金收入说明书和计划投资项目承诺书，是确定双方都可以接受的安全边界的关键一环。与借款企业比较，商业银行对整体市场环境和潜在竞争对手更为熟悉。虽然商业银行不缺乏理性，但对未来市场状况的把握仍是不确定的，贷款风险仍然存在。因此，商业银行的信贷决定还主要是遵守所谓的摩根规则（JPMorganRule），即是否贷款主要看借款人过去的信贷记录，而不用太关注未来预期。但Keynes认为人们极其缺乏决定长期投资项目收益的知识，因此借款人过去的信用记录没有太大意义。他认为商业银行的贷与不贷偏好依照惯例或其他金融机构的普遍看法，以及参照其他银行正在贷什么项目。经济扩张、安全边界与信用记录权重的相互配合，使他们都变得很自信，没有发现信用风险敞口正在扩大，于是产生了金融脆弱性。 借款人与商业银行的经历类似，只是有个假设条件，即企业所投资的项目将会产生足够的利润用来还本付息。在向银行借款时，企业的这个假设条件并没有基础。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实际情况越来越多的验证甚至超过预期，使借款人对自己当初的投资充满信心。但这种实际情况有时并不是真实的，正如Keynes指出的，这种繁荣并非是企业的真实能力，仅仅是由于投资在一个扩张的环境中而已。Minsky认为，人们生活在一个不确定的世界里，当前对未来的看法影响着资本性资产的价格，所以融资条件的形成机制常常是由正的、失衡的回馈所控制。由于扩张期的投资预测错误很难被发现，借款人和银行都变得非常有信心，安全边界就不断的被降低。对于这种自信心，Keynes认为是非理性的，美联储主席艾伦·格林斯潘（AlanGreenspan）称为“非理性亢奋”。 金融脆弱性正是建立在安全边界的变化上，即那些缓慢的、不易察觉的行为对安全边界进行侵蚀，由此产生金融脆弱性。当安全边界减弱到最低程度时，即使经济现实略微偏离预期时，借款企业为了兑现固定现金收入流量承诺，也不得不改变已经计划好了的投资行为。这意味着企业将拖延支付，或另找贷款，若不能实现，就只能推迟投资计划，或变卖投资资产。随之，将开始经历Fisher提出的债务——紧缩过程。Keynes认为在不能准确预测未来的情形下，假定未来会重复过去，也是一个好的选择。因此，注重以前信贷记录的摩根规则有其合理性，也可认为金融脆弱性具有内在性。Kregel指出，即使银行和借款人都是非常努力的，但这种努力也是非理性的，对于金融脆弱性也无能为力，这是资本主义制度理性运作的自然结果。 Diamond和Dybvig在一文中提出了著名的D-D模型，并论述在金融市场上有可能存在多重平衡。他们指出对银行的高度信心是银行部门稳定性的源泉，银行系统的脆弱性主要源于存款者对流动性要求的不确定性，以及银行资产流动性的缺乏。在此研究基础上，Jacklin和Bhattacharya研究了由于生产回报不确定性带来的银行体系的脆弱性，明确提出了可能引起挤兑的因素，并认为挤兑是由经济上相关指标的变动引起的“系统性事件”。Greenaway和David等人指出，一个安全和健全的银行体系是实质经济体系稳定的必要条件，而银行储备资产比率的变化对货币供应有着重要的影响。银行体系的脆弱性需要国家出面提供存款保险以减少挤兑的发生，但这又会恶化金融市场上的逆向选择。因此，对于银行体系的脆弱性，关键是要增强银行机构的稳定性。这些分析表明金融机构的脆弱性是金融危机的主要原因。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对银行脆弱性问题的研究出现了新的热潮。Frankel和Rose,Sachs,Tornell和velasco以及Honohan等的研究强调了对外借款尤其是外币面值的短期债务，对测量通货膨胀和货币风险程度起着重要作用。保罗·克鲁格曼(Krugman)认为道德风险和过度投资交织在一起，导致了银行的脆弱性，而政府对金融中介机构的隐形担保和裙带资本主义也是导致脆弱性的主要原因。Mckinnon和Pill的研究强调了过度借债的作用，特别是当非银行部门出现盲目乐观时，会出现信贷膨胀导致宏观经济过热，从而导致银行系统的不稳定。Corsetti,Pesenti和Roubini则认为投资者意识到银行与公司债务的基本面出现了问题才会引发金融危机。约瑟夫·斯蒂格利茨(Stiglitz)认为金融业作为一个特殊的行业，其本身蕴藏着的引致金融危机的因素就比一般工商企业多得多。尽管经济政策能够影响波动幅度和持续时间，经济波动却是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内在特征。KoskelaandStenback所构造的银行信贷市场结构与风险关系的模型表明，通过贷款市场的竞争来降低贷款利率，不但有利于投资规模的扩大而不增加企业的破产风险，而且有利于银行的稳健经营和金融体系的稳定，同时也使社会净福利增加。 理论根源 形成金融脆弱性的原因有很多，经济学家主要从信息不对称、资产价格波动及金融自由化等几方面剖析了形成金融脆弱性的主要原因。 （一）信息不对称与金融脆弱性随着博弈论和信息经济学等微观经济学的发展，经济学家们对金融市场的微观行为基础有了深刻的理解，对金融机构的脆弱性也有了更深刻的认识。Mishkin认为，正是因为存在信息不对称所导致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以及存款者的“囚徒困境”可能引起的存款市场上的银行挤兑，因此银行等金融机构具有内在的脆弱性。Mishkin还直接将银行危机与道德风险相联系，认为银行危机是因为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的不对称信息问题而严重恶化。 1、借款人与金融机构间信息不对称。Stiglitz和Weiss的研究表明，在信贷市场上，逆向选择和不当激励总是存在的。从历史经验来年，最容易诱使金融机构陷入困境的是那些在经济繁荣的环境下可能产生丰厚收益，但一旦经济形势逆转便会出现严重问题的投资项目，而这些项目很难用通常的统计方法来做出准确预测。Mishkin用债务合约的道德风险解释了这一现象。他认为，约束借款人和贷款人之间的合约即债务合约，它是一种规定借款人必须定期向贷款人支付固定利息的合约，当企业有较多的利润时，贷款者收到契约性偿付款而不需知道公司的利润。只有当企业不能偿还债务时，才需要合约贷款者来审查企业的盈利状况，而此时已对银行资产质量构成了威胁。虽然贷款人可以通过限制性契约等手段来约束借款者，但并不能预防所有的风险活动，借款者总能找到使限制性契约无法生效的漏洞。 2、存款人与金融机构间信息不对称。由于存款者对银行资产质量信息缺乏充分了解，存款者无法辨别他们的存款银行究竟是否功能健全。在存款基础稳定的条件下，金融机构可以保证足够的流动性以应付日常提款，但是一旦发生任何意外事件，由于金融机构要根据“顺序服务原则”行事，存款者便有强烈的冲动首先要去银行加入挤兑的行列。如果在他们提款时，金融机构资金耗尽，无力支付，他们便不能及时收回全部存款。由此，存款人个体行为理性的结果是导致集体的非理性，这正是博弈论的经典例证“囚徒困境”所说明的结论。这意味着在市场信心崩溃面前，金融机构是非常脆弱的。Diamond和Dybvig提出的银行挤兑模型也很好的说明了这个问题。 （二）资产价格的波动与金融市场的脆弱性Knight在其著名的中论述了不确定的思想，从而把不确定性因素引入到经济分析中。Keynes吸收并发展了Knight的思想，认为大多数经济决策都是在不确定的条件下做出的。金融市场的不确定性首先来自于金融资产未来收入流量的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又来自于生产性投资自身的风险。Keynes在"TheoryofEmployment,InterestandMoney"中分析，投资取决于投资者对未来市场前景的心理预期，而这一预期又是以投资者对于未来模糊的、不确定的、缺乏可靠基础的偏差而发生剧烈的市场波动。金融市场的脆弱性，往往是从价格波动的角度来研究的。金融资产价格的不正常波动或过度波动，积累了大量的金融风险、，极其容易爆发危机。Jorion和Khoury也认为金融市场上的脆弱性主要是来自于资产价格的波动性及波动性的联动效应。 1、传统的金融市场脆弱性主要来自于股市的过度波动性。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已经指出股市投资的风险，他认为信用使一部分人越来越具有纯粹冒险家的性质。Kindleberger认为市场集体行为非理性导致的过度投机对资产价格有巨大影响，因此过度投机足以引起股市的过度波动。Keynes将经济繁荣时推动资产价格上升的现象描绘成“乐队车效应”，即当经济的繁荣推动股价上升时，幼稚的投资人开始涌向价格的“乐队车”，使得股票价格上升的更快，以至于达到完全无法用基础经济因素来解释的水平。由于脱离了基础经济因素，市场预期最终会发生逆转，导致股市崩溃。现在，由于股市与真实经济的联系更为紧密，股市的波动对真实经济的影响也更为广泛而且深刻。 2、市场的不完全有效性引起金融市场的脆弱性。Fama等人在1961至1970年间提出有效市场理论，并且对该理论不断加以完善。他们认为，有效市场是指能够有效利用金融信息并在证券价格形成中充分而准确的反映全部相关信息的资本市场。Fama将有效市场分为三种水平，即弱型有效市场、半强型有效市场和强型有效市场。 首先，在弱有效市场上，大多数不明真相、信息缺乏的投资者往往容易产生盲目从众和极端投机行为，从而破坏市场的均衡，金融泡沫开始形成并迅速膨胀，金融市场的脆弱性增加，等到泡沫破灭时，引发金融危机。 其次，在半强有效市场上，仍然无法克服其自身存在的信息不对称性缺陷，也无法解决广泛存在的内幕消息问题。因此，在这类市场上仍可能会产生大量泡沫，但同弱有效市场相比，半强有效市场上的泡沫膨胀的程度可能要小。 最后，强有效市场是一种理想型的市场，在现实经济中并不存在，在现实的金融市场上还无法完全杜绝依靠内幕消息牟取暴利的投资者。 3、汇率的波动性增加金融市场脆弱性。汇率的过度波动是指市场汇率的波动幅度超出了真实经济因素所能够解释的范围。在浮动汇率制度下，经常会出现汇率的过度波动和错位，汇率的易变性是浮动汇率下汇率运动的基本特征。因此，在浮动汇率下，汇率体系的稳定性被进一步的弱化。Dornbush在汇率超调理论中指出，浮动汇率制度下，汇率的剧烈波动和错位的主要原因在于面对某种初始的外部冲击。他指出，市场预期会引起汇率的大幅波动。在金融市场中，预期是投机资本运动的心理基础，投机是在预期指导下的现实行为。对将来预期的微小变化，都会通过折现累加，导致汇率的大幅度变化。 在固定汇率制下，也存在汇率过度波动的问题。Chang和Velasco指出，产生流动性危机的宏观经济效应取决于汇率制度。在固定汇率制度下，当市场参与者对该货币当前汇率的稳定性失去信心时，他们就会抛售该国货币，使政府难以维持固定汇率水平，随之发生货币危机。国际金融市场上存在的巨额投机资金，常常使得货币当局维持汇率的努力显得很微弱，而市场上的其他参与者在面对某种货币汇率的强大调整压力时，其理性的行为方式常常是从众心理，这大大增加了汇市的振幅。 许多危机事件证明，中间汇率制度与金融脆弱性也有密切的联系。Eichengreen认为,在钉住汇率制度下银行和企业会过分持有未对冲的外币债务，而钉住汇率制又使得他们缺乏动机去对冲外汇风险。此时若国内的经济状况有变动或人们的预期出现偏差，在投机基金的攻击下，汇率就有可能下跌，而银行的外债由于本币贬值而膨胀，金融脆弱性便充分暴露，随之可能爆发银行危机甚至金融危机。不仅银行如此，企业和个人也存在同样状况。Frankel等人提出可核验性理论，他们通过实证检验得出结论，在中间汇率制度下，市场参与者需要更长的时间和更复杂的数据才能够核验中央银行是否真正在实施其公布的政策。因此，在中间汇率制度下政府的政策在投资者中的公信力较低。 （三）金融自由化与金融脆弱性金融危机的爆发虽然表现为突然发生，但实际上是经历了脆弱性的积累。Williamson研究了1980--1997年间35个发生系统性金融危机的事件，发现其中24个金融危机与金融自由化有关。金融自由化在相当程度上激化了金融固有的脆弱性，暴露出金融体系内在的不稳定性和风险。Barth,Caprio和Levine指出截至1998年，共计超过130个国家在过去的20年中经历了损失巨大的银行危机，1997年的东南亚金融危机就是后果较严重的危机之一。爆发金融危机的大多数国家都实行了金融自由化，其经济的发展与国际资本市场有十分密切联系的。金融自由化对金融脆弱性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1、利率自由化与金融脆弱性。长期以来，利率自由化被认为是金融自由化的主要内容，尤其在计量研究中，利率自由化变量常常作为金融自由化的替代变量。因此，有关金融自由化会导致金融脆弱性的研究，也主要从利率自由化的角度进行分析。利率自由化主要通过两种途径加重商业银行的风险，一是利率自由化后，利率水平显著升高影响宏观金融稳定；二是利率自由化后，利率水平的变动不定，长期在管制状态下生存的商业银行还来不及发展金融工具来规避利率风险。由于长期的利率压抑，利率自由化后利率水平必然会升高，这是推行利率自由化的主要目的之一，但对于发展中国家最不利的影响就是投资规模的缩减。Hellman,Murdock和Stiglitz在探讨了金融自由化进程中金融体系脆弱性的内在原因后指出，金融自由化引发银行部门脆弱化的重要通道是利率上限取消以及降低进入壁垒所引起的银行特许权价值降低，导致银行部门的风险管理行为扭曲，从而带来金融体系的内在不稳定。 Stiglitz和Weiss指出，随着实际利率的升高，偏好风险的借款人将更多地成为银行的客户，产生逆向选择效应。而原本厌恶风险的抵补性企业借款人也倾向于改变自己项目的性质，使具有更高风险和收益水平，这就产生了风险激励效应。Caprio和Summers，Hellman,Murdock和Stiglitz指出由于商业银行的利率敏感性资产与利率敏感性负债不匹配，利率变动之后，就会对银行的净利差收入产生影响，利率风险逐渐成为最主要的风险。他们认为，利率上限和进入限制创造了一种租金，它使银行的执照对持有者来说有着很高的价值，有可能失去这种宝贵的银行执照的风险激励着银行更加稳健的经营。但当金融自由化导致银行竞争加剧并减少收益时，特许权价值就受到损失，并扭曲了对银行管理风险的激励。若不在改革的同时，加以足够的措施来强化对谨慎监管的激励，特许权价值的降低就有可能加大金融机构的脆弱性。Demirg-Kunt和Detragiache运用了来自基于IBCA的《银行概览》数据，来考察是否存在着实证证据可以证明金融自由化会使银行特许权价值降低。结果发现，金融自由化降低了银行特许权价值，进而银行的脆弱性加大。Sprague认为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大多数银行经营失败，都是由于对于利率的预测发生了错误。 2、混业经营与金融脆弱性。金融自由化的另一个主要措施是放松金融机构业务范围的限制，使得金融业由分业经营走向混业经营。在商业银行和投资银行日益融合的情况下，为竞争证券发行的承销权，双方通过各自的信贷、投资等部门向产业资本渗透，资本的高度集中会形成某些垄断因素，人为因素增加，金融业的波动性加大，同时也极易造成泡沫化。在资本市场欠发达国家，银行资金雄厚，但过度介入证券市场，将加剧证券市场的波动，促成“泡沫”形成。 银行间并购也是银行业扩大业务范围的一种方式。一般认为，银行并购可以扩大规模，占领市场，降低成本，实现规模效益，互补优势，实现协同效益。但银行并购也存在着风险，一旦投资失败，即使是资本实力雄厚的大银行也难逃厄运。银行规模过大，也会失去一定的灵活性，其脆弱性也不断增加。在金融全球化的趋势下，市场的国界正在逐渐消除，但任何一家银行都无法垄断全球金融，因此当今全球银行并购潮将会增加国际金融体系的脆弱性。 3、金融创新和金融脆弱性。1997年以来金融创新从根本上改变了整个金融业的面貌。但随着新市场和新技术的不断开发，许多传统风险和新增加的风险往往被各种现象所掩盖，给金融体系的安全稳定带来了一系列的问题。Carter指出，金融创新实际上是掩盖了日益增长的金融脆弱，是一种金融上的围堵政策，最终激励了基于难以实现的未来收入流和资产价格预期之上的投机性融资。因此，金融创新在整体上有增加金融体系脆弱性的倾向。对此，Minsky认为，不需分析金融资料本身，仅仅从金融层次的增多以及新金融工具的不断发明，就足以证明金融体系脆弱性在增加。Greenspan指出，金融衍生品具有极大的渗透性，其风险更具有系统性。同时，由于金融衍生品本质上就是跨国界的，系统性风险将更多地呈现出全球化特征。由此可见，金融衍生产品市场的发展，打破了银行业与金融市场之间、衍生产品同原生产品之间以及各国金融体系之间的传统界限，从而将金融衍生产品市场的风险传播到全球的每一个角落，使得全球金融体系的脆弱性不断增加。由于金融创新大大丰富了银行资产的可选择性，商业银行不再轻易向中央银行借款，因而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工具的作用在下降。 4、资本自由流动和金融脆弱性。伴随着金融自由化的发展，资本项目开放加速，资本自由流动逐渐成为一种观念，许多人认为资本在所有国家之间的自由流动，与商品和服务的自由贸易一样，可以互利互惠。但在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以后，国际上又开始重新重视资本流动带来的风险和脆弱性。Kaminsky和Reinhart认为在多数情况下，金融自由化伴随着对资本管制的解除，当本国银行从国际资金市场上借入外币资金，并将它贷给本国借款者，就承担了外汇风险。Stanley指出对资本流动可能产生的危机估计不足的现实表明，资本流动可能会不断的引发金融危机。 随着金融工具的不断更新、金融资产的迅速膨胀，国际资本私人化以及大量的资金在境外流通，国际资本日益显示出游资的特征并对国际金融市场产生巨大的影响。在现代通讯和电子技术条件下，资金的转移非常迅速，它能随时对任何瞬间出现的暴利空间或机会发出快速攻击，造成金融市场的巨大动荡。游资常用的投机做法是运用杠杆原理，以较少的保证金买卖几十倍甚至上百倍于其保证金金额的金融商品，很容易在较短时间内吹起经济泡沫，引发市场的大幅波动。 Kindleberger在中强调，短期资本的流入国通过增加它在国外的短期净资产或减少它在国外的短期净负债，经济将膨胀；反之，短期资本的流出国通过增加它在国外的短期净负债或减少它在国外的短期净资产，经济将收缩。因此，游资还会妨碍一国执行独立的货币政策，增加其宏观调控的难度。游资引发的主要后果是经济泡沫化、汇率无规则波动、货币政策失灵以及传播扩散效应，，也是整个国际金融体系脆弱性增加的根源之一。 衡量方法 凡是影响金融脆弱性的因素都会通过一些经济金融变量反映出来，因为金融脆弱性可以根据一系列的经济金融指标来度量。关于指标的选取各国有所不同，但大同小异。IMF和世界银行1999年5月联合启动了一个“金融部门评估计划”（FSAP）主要用来判别金融体系的脆弱性，其中包括宏观审慎指标如经济增长、通货膨胀、利率等；综合微观审慎指标如资本充足性、盈利性指标、资产质量指标等。这是一种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宏观金融稳定性评估方法。美国的宏观金融稳定监测指标体系分为两大类：一是宏观经济指标；二是综合微观金融指标。 金融机构的脆弱性，最基本的衡量指标是清偿力，即银行资产与负债之差。由于银行普遍具有“硬负债、软资产”的特点，因而衡量银行的清偿力就变成了对其资产的估价问题，不良资产比率成为衡量金融脆弱性的主要指标。商业银行的盈利能力下降、银行频繁要求流动性支持、管理方面的弱点以及内外部控制方面的缺陷也能暗示金融脆弱性。Gonzalez-Hermosillo,Pazarbasioglu和Billings(1997)的研究主要关注了银行的不良贷款水平，Gonzalez-Hermosillo（1999）以经验证据表明，只有同时考虑不良贷款和资本充足率，CAMEL体系的评估才有统计意义上的依据。欧洲中央银行（ECB）成立了专门的金融脆弱性工作小组，展开对金融脆弱性的初步研究，具体将指标分为三类：一是关于银行系统健全的指标；二是影响银行系统的宏观经济因素；三是危机传染因素。 20世纪90年以来，资产定价模型渐渐被用来推断某家银行脆弱性状况。Hall和Miles（1990）用资本资产价格模型估量了几家英国和美国银行的倒闭风险；Clare（1995）使用套期价格模型（主要依靠宏观经济变量）对英国商人银行倒闭的概率进行了估计；Fisher和Gueyie（1995）用期权价格模型估计了一些金融体制开放的国家中银行资产暗含的风险。由于金融机构属于服务业，依托于其客户存在，整体客户的状况也会反映金融机构的稳健程度。许多经济学对金融脆弱性的具体指标选择进行了更深入的研究，其中Kaminsky&Reinhart(1996)和Demirg-Kunt&Detragiache（1997）的研究较具有代表性，他们认为下列指标可以反映金融部门正趋于脆弱：短期债务与外汇储备比例失调；巨额经常项目逆差；预算赤字大；资本流入的组成中，短期资本比例过高；汇率定值过高；货币供应量迅速增加；通货膨胀在10个月内的平均水平高于历史平均水平8%以上；M2对官方储备比率连续12个月的上升后急速下降；高利率等。[1]
理论概述 金融中介理论JohnChant将金融中介理论分为新论与旧论，“新论”主要是对信息经济学和交易成本经济学的平行发展做出的回应。也就是说，随着信息经济学和交易成本经济学的发展，金融中介理论的研究以信息经济学和交易成本经济学作为分析工具。“新论”对金融中介提供的各种不同的转形服务进行了更细致的识别与分析；更深入地探寻金融中介如何运用资源以博取有用信息、克服交易成本从而通过改变风险与收益的对比来实现这些转形。新论中，又要涉及第一代和第二代金融发展理论的不同观点。 前者的代表Gurley&Shaw认为，金融中介利用了借贷中规模经济的好处，他们以远低于大多数个人贷款者的单位成本进行初级证券投资和管理。BenstonGeorge认为存在交易成本、信息成本和不可分割性等摩擦的市场，是金融中介产生并存在的理由。 后者的代表Boyd&Smith认为信息获取和交易监督上的比较优势使金融中介得以形成；Bencivenga&Smith认为当事人随机的流动性需要导致了金融中介的形成；Dutta&Kapur认为当事人的流动性偏好和流动性约束导致了金融中介的形成。 事实上，金融中介发展到现在已突破了交易成本、信息不对称的范式约束，开始强调风险管理、参与成本和价值增加的影响，使金融中介理论从消极观点（中介把储蓄转化为投资）向积极观点转变（在转换资产的过程中，中介为最终储蓄者和投资者提供了增加值）。关于这一点，后面有详细的论述。 “旧论”将金融中介提供的服务等同于资产的转形，金融中介向客户发行债权，而这些债权与其自身持有的资产具有不同的特点。把金融中介视为被动的资产组合管理者，只能根据他们在市场上所面对的风险与收益情况完成组合的选择。事实上，新论与旧论的区分不是很明确，因为任何一种理论的形成与发展都是在以前理论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新旧之间很难截然分开。 理论发展 （一）古典的金融中介理论 古典的金融中介理论包括相互对立的两种理论即信用媒介论和信用创造论。早期对金融中介进行研究的可能是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约翰·穆勒等人的信用媒介论。其基本观点是： 1、货币只是简单的交换媒介和一种便利交换的工具，这是信用媒介论的全部理论基础； 2、信用仅仅是转移和再分配现有资本的一种工具，并不能创造出新的资本； 3、银行的作用在于媒介信用，而不是创造信用； 4、银行必须在首先接受存款的基础上才能实施放款； 5、银行通过充当信用媒介，发挥着转移和再分配社会现实的资本，提高资本效益的作用。 信用媒介论的出现是由当时客观经济基础决定的，有它合理的成份。但是它排除了银行超过其吸收的存款数量而进行贷款的可能，这在纸币流通条件下就不十分正确了。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银行在国民经济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它由普通的中介者变成万能的垄断者。面对这一现实，简单朴素的信用媒介论无法解释。于是信用创造论便应运而生。 信用创造论的基本观点是：银行的功能在于为社会创造信用。银行能够超过它吸收的存款额进行放款，而且能够用放款的办法创造存款。因此，银行的资产业务优先于负债业务，且资产业务决定负债业务。银行通过信用创造，能为社会创造出新的资本，推动国民经济的发展。信用创造说的先驱者是18世纪的约翰•劳，主要代表人物是19世纪末的麦克鲁德和20世纪初的熊彼特和哈恩等人。信用创造论从技术上描述了银行信用对货币流通的经济过程的影响，并且提出了信用制度下货币供应方式和货币倍数扩张的原理，这对中央银行制度的完善和对货币量的调控提供了理论依据，对后来的经济学家深入研究货币信用起了很好的启发作用。但是，信用创造论的“信用即财富、货币即资本”，“银行无限创造信用”的观点则是错误的。 上述古典的金融中介理论实际上只是说明了银行的部分职能，但是没有论及银行存在的原因，这可能是受当时经济金融环境及认识能力所限。 （二）20世纪初叶至60年代的金融中介理论 20世纪前期，对金融中介理论的研究进展不大，一般的研究都是把金融中介作为既定的要素。当然，也存在例外，Fisher发现，每个家庭都有一个跨时消费效用函数，在缺乏外部交易的情况下，每个家庭的消费效用函数将在两个时期间效用的边际替代率等于相同两个时期间家庭内部“生产”的边际转换率的那一点达到最佳。后来，人们对此做了引申并概括为Fisher分离定理。如果进一步引入消费者信贷，则会使家庭消费储蓄的个量和总量轨迹发生改变，且这种改变具有帕累托最优改进的性质。这个所谓的“内部信贷市场”观点实际上凸现了金融中介的功能，即消费者信贷市场的存在会改变家庭的总效用和福利水平。Fisher的贡献开启了金融中介重要性的理论闸门，对后来经济学家产生了影响。 然而，长期以来认为金融中介对经济不产生影响的观点一直存在，远有萨伊，近有Arrow，Debreu、Friedman＆Schwartz和真实经济周期模型的信奉者。在Arrow，Debreu提出的包含银行部门的一般均衡模型中，均衡时，银行的利润为0，且银行的资产负债表的组成和规模对其他经济部门无任何影响，企业和家庭通过市场相互作用，金融中介不扮演任何角色。当市场是完美的和完全的时候，资源配置达到帕累托效率，不存在可由中介改进福利的余地。而且MM定理用到此处会得出资本结构无关紧要的论断，家庭能够构建资产组合以抵消中介持有的任何头寸，中介不能创造价值。 Friedman＆Schwartz认为由中央银行控制的货币供给是最为关键的金融变量，这也就意味着，银行在货币创造功能之外不会发挥其他功能，包括中介功能。Modigliani＆Miller提出的所谓“ＭＭ定理”以及随后发展起来的“真实商业周期模型”中，都可导出金融中介是多余的或者无关紧要的结论。上述的金融中介无关紧要的论断明显的与现实不符。历史上，银行和保险公司在金融市场上已经扮演了中心角色，即使在经济发展的初始阶段，中介的发展也会导致金融市场本身的发展。以后的研究者正是在对上述模型的前提进行修正的情况下，认为信息成本、交易成本、参与成本和风险管理等是金融中介存在的原因。 （三）20世纪60年代以后的金融中介理论--金融中介新论 新金融中介理论利用信息经济学和交易成本经济学的最新成果，以降低金融交易成本为主线，对金融中介提供的各种服务进行了深入的分析；探讨了它们如何利用自身优势克服不对称信息、降低交易成本，从而以比市场更低的成本提供服务。 Gurley＆Shaw、BenstonGeorge、Mishkin以及随后的许多经济学家强调了交易成本的作用。Leland&Pyle、Diamond、Campbell＆Kracaw、Mishkin=等经济学家则强调金融中介在解决信息不对称方面的作用。Merton、Merton＆Bodie提出了金融中介的“功能观”。Allen＆Santomero强调了风险管理和参与成本的重要性。Scholtens＆Wensveen提出价值增加应是金融中介理论的焦点。 理论内容 这一部分详细论述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金融中介理论的主要内容及其发展过程。以影响中介形成与发展的主要因素为中线论述。 （一）不确定性与金融中介 跨期交易结果的不确定性可分为个人不确定性和社会不确定性，当面向个人的不确定性在某种程度上结合起来，即从结果上表现为经济社会总体的不确定性时，社会不确定性就产生了。假定无论社会不确定性还是个人不确定性都是经济社会所固有的，从某种意义讲，个人并不能通过其他资源的使用就减少这些成本。 Bryant和Diamond&Dybvig研究了在个人面临消费不确定性时银行类中介的作用。在他们的研究中，银行负债是作为平滑消费波动的机制而出现的，而不是执行交易媒介的功能。银行为家庭提供防范影响消费需求（路径）的意外流动性冲击的保险手段。 Diamond&Dybvig模型（以下简称DD模型）的前提假设为：假定从投资机会中获得的支付与消费者的期望消费路径不一致，消费者的消费需求是随机的。除非他们通过中介在一定程度上分散了消费冲击，否则满足这些随机消费需求会要求消费者提前结束投资。Diamond&Dybvig模型认为在投资者面对独立流动性冲击的经济中，金融中介提供的存款合同可改进市场配置。而市场不能为防范流动性提供完全保险，因而不能导致有效的资源配置。实际上，DD模型的金融中介为个人投资者提供了一种风险保障。投资者可以利用金融中介来提高自己在孤立状态下备用投资的可能性。一方面，他可以避免投资机会中固有的风险；另一方面，可以避免消费需要中固有的风险。在DD模型中，在没有交易成本的情况下，投资者之间可直接订立合约，以获得与利用金融中介相同的投资结果。但是，由于道德风险的原因，这样的私人合约会最终走向解体。 Diamond&Dybvig假定活期存款是不能交易的，且没有考虑其他证券市场。Jacklin和Haubrich&King也认为金融中介的存在依赖于上述假定。Hellwig和vonThadden考察了在Diamond&Dybvig模型中加入其他条件时银行的功能问题。为了回应Jacklin、Haubrich&King、Hellwig和vonThadden，Diamond发展了一个包含银行和证券市场的模型，考虑了在市场上代理人有限参与的情况。文章的重点是关于银行流动性的提供和市场深度的相互作用。代理人参与证券市场越多，银行提供额外流动性的能力越弱。 Allen&Gale考虑了金融中介的不同的平滑功能，也就是所提供的平滑跨代风险转移机制。在迭代模型中，市场是不完全的，但是Allen&Gale指出，长期存在的金融中介是提供这种跨期平滑作用的制度机制。中介持有所有资产，为每一代人提供存款合约。在积累了大量储备之后，中介为每一代人的存款提供独立于真实红利实现情况的不变收益。 上述分析主要是针对个人的消费风险所引起的不确定性。投资不确定性会引起风险厌恶型的投资者进行多样化投资，而金融中介可以减少个人持有多样化组合的成本。 （二）交易成本与金融中介 交易成本曾经是解释金融中介存在的一个主要因素，正如BenstonGeorge所述：“这一行业（指金融中介业）存在的原因在于交易成本”。交易成本包括货币交易成本、搜寻成本、监督和审计成本等。其中搜寻成本、监督和审计成本放在信息与金融中介部分介绍。 新金融中介理论的先驱格利和肖及其后继者BenstonGeorge和Fama认为，由于金融资产交易技术中的不可分性和非凸性，阿罗—德布鲁范式中理想的无磨擦的完全信息金融市场已不再存在，因而就需要金融中介参与金融交易；金融中介可视为单个借贷者在交易中克服交易成本、寻求规模经济的联合，并指出金融中介存在的原因在于交易成本，提出了金融中介理论中的交易成本思路，从而开创了新金融中介理论。金融中介降低交易成本的主要方法是利用技术上的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也可以这样说，规模经济和（或）范围经济起源于交易成本。若存在与任何金融资产交易相关的固定交易成本，那么，和直接融资情况下借贷双方一对一的交易相比，通过金融中介的交易就可以利用规模经济降低交易成本。之所以有规模经济存在，是因为在金融市场上，当交易量增加时，一项交易的总成本增加得很少。从整个社会的储蓄投资过程看，中介手段有助于提高储蓄和投资水平以及在各种可能的投资机会之间更有效地分配稀缺的储蓄，这被称之为金融中介的“分配技术”。同时，金融中介还可通过协调借贷双方不同的金融需求而进一步降低金融交易的成本，并且依靠中介过程创造出各种受到借贷双方欢迎的新型金融资产，这被称之为“中介技术”。 Klein认为多样化成本是出现金融中介的必要条件，并且注意到这“提供了一种聚合资财的经济刺激，而中介机构则是如此聚合资财的合乎逻辑的工具”。Kane&Buser研究了美国商业银行持有证券的多样化程度。金融中介的规模经济还表现在它能更好地开发专门技术来降低交易成本。互助基金、银行和其他金融中介开发了计算机专门技术，使之能以极低的成本提供多种便利的服务。 另一类型的规模经济与流动性保险相关。按照大数法则，大的投资者联合将能够投资于流动性弱但收益性高的证券，并且保持足够流动性以满足单个投资者的需要。这一讨论并非仅仅适用于银行业，对保险活动或存货管理同样有效。 Freixas＆Rochet认为范围经济主要涉及支付和存款服务之间，无论在经验还是理论层次上，范围经济并不易准确陈述。AnthonySaunders指出金融中介形成的产品间成本协同节约的能力为范围经济。比如说，计算机化可以使有关客户和他们需求的重要信息得以储存和共同使用。技术使得金融机构共同使用自己的资源投入（如资本和劳动力），以较低的成本（所谓较低的价格是与这些金融服务产品各自独立生产时相比）生产出一系列金融服务产品。 80年代以来有大量文献考察了不同金融服务行业中的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关于银行，除了最小规模的银行外，许多早期的研究都没能发现规模经济。最近，由于数据的完善和测量技术的提高，人们发现规模在$1亿到$50亿之间的银行存在规模经济。关于范围经济，不论是在存款、贷款及以其他传统银行产品业务中找证据，还是从表内与表外业务中找证据，有关成本互补的证据最多只是很弱。对非银行金融业的研究相对较少，几乎都说明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不存在。 （三）信息不对称与金融中介 运用信息不对称来解释金融中介的存在，是20世纪70年代金融中介理论的热点。我们通常认为关于信息不对称问题的文献可追溯到Leland&Pyle或更早到Akerlof。但Stiger把这一问题追溯到Keynes(1936)的关于借款者的风险和贷款者的风险的区别。在回顾了Keynes关于诸如获得借款人的知识和监督他们在贷款期间的行为的“信息成本”的分析之后，Stiger得出一个经典的定义：“信息成本是指从无知到无所不知转变的成本，而很少有交易者能够负担全过程的成本”。新的文献通过确认融资过程中获得信息资源的困难，把以信息成本为基础的金融中介理论导向一个更加基础的水平。 所谓的信息不对称是指交易的一方对交易的另一方不充分了解的现象。例如，对于贷款项目的潜在收益和风险，借款者通常比贷款者了解得更多一些。信息不对称会导致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问题,两者都会导致金融市场失灵。 解决逆向选择问题的一个办法是让私人来生产和销售信息。也就是一小部分人生产信息而成为知情者，然后把信息出售给不知情者。然而，这引入了“可信度问题”，Hirshleifer首先指出了这一问题：即不可能使信息生产者可信地保证他事实上生产了有价值的信息。一个相关的问题涉及信息的再出售。如果信息生产者可信地生产了有价值的信息，然后卖给另一代理人，但没有办法阻止第二个代理人把该信息卖给第三方，以致第四方等。换句话说，信息的购买者在不必减少自己对信息的使用的情况下把它卖给别人或与人共享。这是所谓的“剽窃问题”(appropriabilityproblem)。信息生产者不能完全得到信息生产的回报，这使得信息生产不经济。信息生产中的再出售和剽窃问题激发了金融中介的产生。Leland&Pyle首次提出中介可以克服可信度问题。中介通过将它自己的财富投资在资产中以可信地生产信息，这表明它所生产的信息是有价值的。Leland&Pyle建议金融中介通过发行证券和将收益投资到证券组合中使得中介成为私人知情者，这样能有效地解决信息生产中的可信度和剽窃问题。从其委托监督模型出发，Diamond从Leland&Pyle模型得出相对于企业主的成本来说，分散化可降低中介的显示成本。在Leland&Pyle之后，许多文献尤其著名的是Campbll&Kracaw也探讨金融中介存在以生产潜在投资的信息，这些信息在资本市场上不能有效的生产出来。然而，最完整的论述代理人联盟能够生产潜在投资的事前信息的是Boyd&Prescott。在Boyd&Prescott模型中，代理人可以评价他自己的项目，然后向投资者发行承诺支付特定回报的证券。或者，代理人联盟可以提供给投资者一个组合回报。金融中介就是这样的代理人联盟，它可以评价项目，投资到必定会产生高回报的项目，从项目组合中分享回报。金融中介(尤其是银行)之所以能从信息生产中获利，一个重要的因素是它们主要发放私人贷款，而不是购买在公开市场上交易的证券，这避免了“搭便车问题”。 从交易成本的角度看，逆向选择导致的成本为：在贷款之前，贷款人在逆向选择环境下对合适的投资项目和借款人进行搜寻和核实投资项目预期收益的成本，即搜寻成本和核实成本。Chan(1983)建立了一个模型，认为金融中介的优势是能将搜寻投资机会的成本分散于众多投资者之间，因为在不存在金融中介的场合，每个投资者都要独立支付一笔搜寻成本，而金融中介则可以在不同投资项目之间进行广泛的搜寻，一旦找到了某个有效益的项目，还可与其他投资者一同分享。即金融中介在项目搜寻方面存在规模经济。核实成本是对投资效益进行评估的成本，要进行评估就要采取措施，就要花一笔费用。核实成本的效果是落实所取得投资效益，投资效益是“不能轻易地在投资者中间分享的”。意思是投资效益不容易直接分配给各个投资者，要分配给各个投资者，只能通过金融媒介体。金融媒介体之所以有存在的必要，就在于投资效益的一部分能够让自己的客户分享。Broecker研究了逆向选择环境下进行的项目筛选问题。 解决道德风险的办法是增加监督，而监督是有成本的，如果由大量的小的贷款人直接监督借款人，成本会很高，而且同样会产生“搭便车问题”。而银行监督则具有规模经济，所以把它委托给一个特定的机构—银行是有效率的。银行相对于其他金融中介的另一个优势是：由于企业通常在银行开户，银行就可以直接得到重要的信息，银行就可以通过观察企业的存款和取款来评定企业的金融状况。Diamond首次对金融中介的存在作了一致性的解释。Diamond模型中的金融中介“监督”借款人。Hellwig对此进行了研究。Holmstrom&Triole研究了在项目实施期间防止借款人的道德风险问题。Townsend，Gale提出了处罚或审计违约借款者的问题。Winton提出了另外一个问题，即银行资本的作用问题，他指出银行资本是完成委托监督功能的另一机制。同时，中介贷款时所解决的任何能够增加价值的问题同样也是借款给金融中介的一方面临的问题。在Diamond模型中，中介代表借款给中介的投资者监督借款人。但是贷款给中介的贷款人自己不得不直接监督中介。这个所谓的监督监督者的问题如何解决？Diamond是第一个认识到并解决这一问题的人。更准确地说，“监督监督人”的问题是指：如果监督中介的成本低于贷款人直接贷款给借款人的成本和所导致的监督成本，则借款给中介会减少监督成本。Diamond的基本结论显示，随着中介规模的增大，如果中介按所承诺的监督借款人，它就会按承诺的支付存款人。如果不是这样，中介会遭受非金钱的惩罚即破产或声誉损失。如果贷款的回报是相互随机独立的，Krasa＆Villanil应用大偏差定理表明：只要存款人的监督成本不随银行规模成指数增长，对大银行充分监督的期望成本趋于0。其他的关于银行类中介的理论观点强调了长期承诺关系的优点。认为银行会通过建立长期承诺机制来减少投资者、经营者和雇员之间的道德风险。 （四）金融中介的功能观 对于金融中介有两种不同的分析方法，一种方法视现存的金融中介为给定，认为公共政策的目标就是帮助现有的机构生存和兴旺，把这种分析方法简称为机构观；另一种分析方法则不同，视金融中介运作的功能为给定，并探索运作这些功能的最佳机构结构，这种方法称为功能观。Jensen＆Meckling，Greembaum＆Higgins都不同程度的论述了金融中介的功能，但系统的论述金融中介的功能并把它提升到金融中介的功能观层次的是Bodie＆Merton、Merton＆Bodie和Merton的分析。金融中介功能观大大地拓展了金融中介理论的视野，从而把金融中介理论的研究推向了一个新的水平。金融中介功能观的核心内容可表述为：金融功能比金融机构更稳定，亦即在地域和时间跨度上变化较小；机构的形式随功能而变化，即机构之间的创新和竞争最终会导致金融系统执行各项职能的效率的提高。而且功能观首先要问金融体系需要行使哪些经济功能，然后去寻求一种最好的组织机构，而一种组织机构是否最好，则又进一步取决于时机和现有的技术。 当然，这里关注的焦点并不在于金融中介功能的具体内容，而是金融机构的动态变化。Merton承认，近年来，金融体系结构把金融机构分为透明的各类证券市场、半透明的各类非银行金融机构以及不透明的传统金融中介如商业银行与保险公司）发生变化的部分原因是由于新设计证券的大量涌现，计算机和电讯技术的进步也使得不同证券的大宗交易得以顺利完成，部分原因是由于金融理论的重要进步，所有这些都大大地降低了金融交易的成本。结果，导致金融市场交易量大幅提高，从而替代了金融中介的某些职能。中介与市场在金融产品的提供上是竞争的，而技术进步与交易成本的持续下降加剧了这种竞争的强度。Finnerty对金融产品创新的大量事件的考察表明，最初由中介提供的金融产品最终都走向了市场，这种范式隐含着：金融中介（特别是非透明中介如银行）正在被金融市场的制度性安排所替代。上述观点对于金融中介总体来说是不成立的，中介除了提供定制的产品和服务的明显功能以外，还具有重要的创造与检验新产品的潜在功能。Merton根据金融产品的性质对金融市场与金融中介作了具体“分工”。相比之下，金融市场倾向于交易标准化的或者说成熟的金融产品，这种金融产品能服务于大量的消费者，并在定价时能被交易所充分理解；而金融中介则更适合于量小的新金融产品，这些新产品一般而言是高度定做的，只针对那些具有特殊金融需求的消费者，因此信息也是完全不对称的。中介和和市场是一个动态的过程，中介通过创造出构成新市场基础的产品和加大市场上已有产品的交易量来帮助市场成长。反过来，市场通过降低生产产品的成本帮助中介创造新的更加个性化的产品。当我们静态地审视某一特殊产品的活动时，中介和市场的确是两个相互竞争的制度。然而当我们动态地看待金融系统的演进时，两者又恰恰是互补性的制度，在功能的发挥上彼此加强、相互促进。从这种意义上讲，Merton对金融中介理论的贡献是真正具有建设性的，甚至是革命性的。 功能需求的稳定性使Oldfield＆Santomero认为金融服务，如发行、配置、支付、及融资，比提供服务的机构和满足客户要求所提供的特定产品都要稳定。Eichberger&Harper也为我们理解中介与市场的关系提供了新的视角。在他们看来，金融制度发展的特征实际上就是金融中介与金融市场之间持续的竞争，金融制度演进的历史也就成为人们试图调和金融制度和金融市场竞争性关系的历史。 （五）风险管理、参与成本和金融中介 Allen＆Santomero(1998)认为现有的文献过分强调了中介在减少交易成本和信息不对称方面的作用。他们指出，中介是风险转移的推进器和处理日益复杂的金融工具及市场难题的推进器（Facilitators）。同时指出，为参与金融活动提供便利是金融中介的一项重要服务。减少参与成本（即学习有效利用市场并日复一日地参与到这个市场中来的成本。）对理解已在金融市场发生了的变化是事关重要的。Merton增加了金融部门的另外一个功能。他认为金融中介具有在不同参与者之间分配风险的能力。在这里，金融中介的主要增值能力在于它们具有以最低成本有效地分配风险的功能。金融中介可以通过动态交易战略创造大量的合成资产。其业务日渐集中于风险的交易和各种金融合约风险的捆绑和拆分。 20世纪70年代以来，许多传统的金融市场扩大了，新的金融市场产生了，交易成本也降低了，信息变得便宜和容易得到，但却没有伴随着中介的减少。反而，金融市场广度与深度的扩展却是中介和企业增加运用这些金融工具的结果，也就是说，金融市场的扩大并没有使人们对金融中介的依赖程度降低，反而，个人参与金融市场的方式急剧转向通过各种中介。因此，传统的以交易成本和信息不对称为基础的金融中介理论对此现象的解释就存在问题。 针对银行等金融中介业务的变化，Allen＆Santomero在归纳银行新业务后认为，风险管理已经成为银行和其他金融中介的主要业务。Scholtens＆Wensveen则认为，风险管理从诞生起就是银行的核心业务，银行总是持有风险资产并管理它。而随着银行新业务的拓展和衍生金融工具的出现，这一职能大大加强了。管理风险现在是，而且一直是金融中介的生计所在。依靠在信息生成和处理上的专业化以及分散个体信贷和期间风险，中介一直能够吸收风险。针对金融中介职能的变化，Allen＆Santomero认为，原有的金融中介理论视野过于狭窄，需要用风险管理和参与成本来解释现代金融中介的存在。他们认为，在传统的以银行业为基础的经济中，金融市场的作用并不显著，银行管理风险的办法是将风险跨期平滑化：在资金充裕的时候吸收大量短期流动性资产，而在资金短缺时用它们作为流动性风险的缓冲剂。但是，近20年来，金融市场的发展对银行业形成的冲击，使这种风险管理办法难以为继了。因为金融市场给投资者提供比银行利息高得多的回报，因而使资金从银行流入金融市场。为了生存，银行不得不对其风险管理办法动手术：银行等金融中介绕开分业经营的限制，开拓新业务，进入新市场，进行金融创新，推出新的金融产品，向“全能银行”转变。这样，与传统的信贷业务比例下降相伴随，银行开始在金融市场中扮演着进行资产交易和风险管理代理人的角色。参与成本可以解释银行的职能转变。 所谓参与成本有两方面的含义： 一是指花在参与风险管理和决策上的时间。Allen＆Santomero指出，最近20年来，随着人们特别是专业人士的单位时间收入的提高，他们花在风险管理和决策上的时间的机会成本大大增加了； 二是指由于金融创新，金融工具越来越复杂，使得非金融从业人员了解金融风险交易和风险管理的难度也大大增加了。 投资者学习某种金融工具需要花费固定成本，既然如此，虽然交易成本与信息成本可能已经大为下降，但由于伴随着上述固定成本，投资者的最佳选择仍然是只持有有限的资产，King＆Leape提供了相应的经验证据。这两方面的原因，使得个人参与金融资产交易和风险管理的成本大大增加。而金融中介作为专业机构，可以利用其专业优势，代理人们进行风险交易和管理，从而大大减少参与成本。在这里，金融中介的职能主要是代理金融资产交易和风险管理，已不同于传统的吸收存款和发放贷款的职能了。 （六）价值增加、客户导向与金融中介 Scholtens&Wensveen基本同意Allen＆Santomero的观点，但是认为他们的分析并不全面。尽管市场不断向完美市场逼近，信息价格不断下降，但不对称信息和交易成本仍然是中介起作用的重要因素。Scholtens&Wensveen认为参与成本并不能很好地解释金融业近年来发生的一些巨大变化，诸如共同基金的发展和金融衍生工具的广泛使用。在他们看来，这些金融产品迅速发展的关键仍然是风险而不是参与成本，金融中介理论必须拓展其目前的研究边界。应当放弃静态的完美市场范式，采用更为动态的概念，金融中介理论应当包括金融创新的动态过程和在此基础上的市场差异化。金融中介不是居于最终储蓄者和投资者之间充当“代理人”，以减少像不对称信息和参与成本之类的市场非完美性，而是一个独立行事的市场主体。它能够创造金融产品，并通过转换财务风险、期限、规模、地点和流动性而为客户提供增加值。因此价值增值是现代金融中介发展的主要驱动力，从而理应成为金融中介理论的核心。当然，价值增值是通过降低人们的参与成本和扩展金融服务来实现的。 基于此，Scholtens&Wensveen的这种所谓的补充理论自然强调金融中介的顾客导向而不是信息不对称。也就是说，金融中介本身就是向顾客出售金融服务并从中获利的，而传统理论所谓的节约交易成本、消除信息不对称以及参与成本等则属于上述过程的伴随效应。总之，这种补充理论与传统理论相比，后者强调成本，而前者则强调价值；后者强调信息不对称，而前者强调顾客导向。 结论和启示 金融理论与实务在金融理论中，对金融中介的存在性的解释是最基础的部分，然而相对来说，这也是受到较少关注的领域，在发展中国家尤其如此。大部分经济、金融学家都是把金融中介作为既定的组织。现有的金融中介理论是伴随着金融业的实践而发展的。金融中介理论的发展，体现出这样一个过程：即不断地向新古典的完全竞争模型中加入现实因素。首先是以金融中介技术上的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来解释金融中介的存在；但随着金融交易技术进步，这种解释的说服力明显下降。于是，新金融中介理论开始寻求更基本的原因。借助于信息经济学和交易成本经济学的发展，交易成本一度成为新金融中介理论的核心概念。但是，随着近十多年来金融中介职能的转变，人们开始寻求交易成本之外的其他原因，典型的如风险管理和参与成本。风险、不确定性、信息成本和交易费用构成了金融中介演化的客观要求，而制度、法律和技术则构成了中介演化的现实条件。所有这些也构成了金融中介理论的主要内容。 从金融中介理论本身来说，一方面，金融中介理论尤其是金融中介新论发展的时间不长，无论是古典理论，还是新论中的不确定性、风险、交易成本、信息不对称、参与成本都只是部分的解释了金融中介的存在性；另一方面，现有的金融中介理论都是以成熟的市场经济体制为前提的，虽然这些理论到后来尤其是Scholtens&Wensveen和Merton那里已经开始注重演进与结构变化的所谓动态视角，但也只是一种十分有限的扩展，或者说只是把原来分割和静态的市场与中介的关系加以整合，从总体上讲，仍然是以市场体制作为背景和条件的。而没有考虑到不发达经济/转轨经济的制度背景。McKinnon和张杰作了初步的尝试。张杰认为合理解释转轨经济条件下金融中介的理论和假说一定是一种更为一般的理论，而不是更为特殊的理论范式。这同时意味着，金融中介理论将在解释转轨经济金融中介问题的过程中获得创新与发展的新机遇。 对于金融中介的正确认识也有助于政府的管制。如果像新金融中介理论所分析的那样，金融中介的职能不仅仅是资产转型的话，那么对金融中介的管制以及管制方法就应当有所改变。比如说，在金融中介系统中，产品创新和金融基础设施演进之间的冲突难以避免，政府行为能够减轻金融产品和金融基础设施之间的冲突，中介也可能加重它们之间的冲突，关键在于政府的管制政策。Merton、Bodie等人认为在快速变化的时代，与机构观相比，金融系统的功能应更有用，更便于政府的金融管制。这是因为： 第一，功能观把注意力集中在预测未来将最有效发挥中介功能的机构结构上。依据这样的预测，政府能够制定必要的政策以促进机构结构的必要变化，而不是试图维护和保留现存的机构结构。 第二，随着交易技术的发展和交易成本的降低，金融中介的产品和服务的界限日益模糊。但是从功能角度看，产品和服务则是相对稳定的。 第三，功能管制还会减少机构致力于“管制套利”的机会。 第四，由于功能管制不要求管制或管制主体的同时修正，因而功能管制便于推进机构结构的必要变革。对商业银行来说，只有从功能观点出发进行不断的创新，寻找能够充分发挥自己比较优势的产品和业务，才能生存下去。 金融中介的功能观对金融理论研究、金融改革、金融市场发展等都具有很强的借鉴意义。博迪认为，中国可以跨越一步，即抛开传统的中介体系，利用最廉价的技术建立一个配置资本的整体框架。他进一步表明，我们必须抛弃银行，不要试图设置一个已经证明是十分脆弱的体系，改革的重点是建立提供金融功能的机制，而不必模仿西方国家，一一建立西方国家已有的各种金融机构。而默顿也曾表态，博迪的上述观点基本上可以代表他的看法，同时认为，如果中国直接采用最先进的金融技术去设计自己的金融体系，而非单纯效仿现有的金融体系，它就能实现一个飞跃，远远超过现有体系的效率。然而，一国金融机构和金融体系都是随着时间而逐渐演变形成的，都有其存在的经济社会环境，而不理解这一点就会犯类似“大跃进”的错误。所以对上述观点，我们不敢苟同。因此，必须以中介理论为指导，结合我国实情并适当借鉴其他国家的经验来设计金融政策。[1]
金融协调理论是在 金融协调理论充分把握经济发展变迁中普遍存在的互补性和报酬递增的现实条件下，以金融效率为中心，运用系统分析和动态分析的方法，研究金融及其构成要素的发展变化规律，它们的收益、成本、风险状态和运动规律，并研究由此决定的内部效应与溢出效应，揭示金融内部构成要素之间，金融与经济增长，金融与社会协调发展的一般规律，从而构造金融协调运行的政策调控体系，以促进金融与经济高效、有序、稳定、健康发展。 提出的背景 1.亚洲金融危机及随之而来的全球经济动荡，在实践上对传统的金融理论提出了巨大的挑战，这种挑战迫切要求金融理论的创新。 2.传统金融理论是传统经济下的产物，是与20世纪工业经济时代相适应，其研究对象是经济运行环境相对稳定下的资源配置问题。21世纪的经济是经济金融化、经济全球化的经济，是高科技迅速发展的知识经济，高科技和新金融成为支持和拉动现代经济发展的两个轮子。由于知识积累、专业分化、经济不确定性因素增大，所以这种经济所面临的首要问题便是协调问题。其研究对象是在经济协调基础上动态资源有效配置。经济金融协调成为资源有效配置的前提条件。 3.由于现代经济中信用关系普及，债务关系的相互依存，金融资产规模膨胀，并成为联结现在和未来的动态资产配置的主要因素，现代经济协调首要问题便是金融协调问题。 基础 从哲学角度看，金融协调符合任何事物发展的规律；从经济学角度看，金融协调符合均衡发展理论；从国家和社会安全角度看，金融协调符合国家和人民的利益。 1.哲学基础 金融协调的中心点是效率，金融协调的方法论是动态的、系统地、和谐地实现经济的运行，其中包括了金融各要素与社会经济各主体的博弈在内，这是一个动态的过程，而不是一个静态的目标。其哲学基础，首先是中庸哲学。中者，中正、中和；庸者，用也，即“允执其中”。既然要坚持中，就要把握两端，也就是矛盾的对立面。协调，就是对立的统一，取 金融协调理论中正的立场，避免忽左忽右两个极端。在经济博弈中，矛盾的双方在统一体中，事物还处于量变过程，没有达到质变时，就要承认矛盾的存在，使矛盾的统一协调地保持下来。矛盾的统一是量变，矛盾的转化才是质变。 2.经济学基础 经济理论是在对经济实践抽象分析的基础上形成的，这种抽象经常是以舍弃一些不太重要的因素为代价，但经济活动变迁也会使原来不太重要的因素变成经济活动的主要因素和决定因素，这时就要求对原有的经济理论进行扬弃，实现经济理论的创新。传统的经济理论将研究的重点放在稀缺资源的有效配置上，其理论基础是瓦尔拉斯一般均衡理论，其研究方法是边际分析方法；其研究目的是要论证依靠市场机制的作用，经济可以达到帕累托最优状态。这样在研究中就忽视了经济的演化和变迁问题，当然在经济发展速度较慢，经济结构和经济运行环境相对稳定的情况下，这种舍弃有其一定的合理性。但在经济发展速度加快，经济活动越来越复杂的情况下，传统经济理论就很难回答现实经济生活提出的问题，特别是与经济发展，经济变迁相关的动态问题。为了解决这些问题便产生了以分析经济变迁为主要内容的演化经济学的复活，并从古典经济学著作中找到它的理论渊源。 内容 1.关于经济中的互补性问题 这里所说的“互补性”，与外部性的概念基本相似，但又有些差异，它不仅强调金钱的外部性，更强调技术的外部性和市场的相互依赖性，它是指经济发展中的一个一般规律，由经济发展中分工的不断发展而形成的企业与企业、产业与产业之间的相互联系、相互促进的关系。由于迂回经济所构成的生产过程的分解和扩张而形成的分工，使得一个企业或产业的发展，更多地受到其相关的一系列企业和产业的发展状况的影响。单一企业和产业的成本，更多与相关企业和产业数量相关，从而形成企业整体的相关关系。从经济发展史中，我们可以看出经济越发展，经济活动的互补性和外部性也越普遍。外部性的普遍存在，严重影响了“看不见的手”的市场机制作用的有效发挥，“看不见的手”范式的悖论越来越多，从而也就在更大程度上要求从协调的角度来处理和解决经济问题。 2.关于报酬递增问题 经济发展中的报酬递增，是指在社会分工下引致的市场规模扩大，从而进一步引起新的分工的经济演化进程中，专业化分工所导致的报酬增加情况。报酬递增突破了新古典学派以报酬不变为基础的瓦尔拉斯一般均衡模式，并把动态的、非均衡的经济进化思想引入经济学分析之中。由于有市场扩大分工深化条件下的报酬递增，我们才能了解金融活动，金融制度在减少不确定性和风险，扩大投资和扩大市场中的作用，这可能是我们真正把握金融在现代经济中作用的一条新途径。 3.关于金融效率 这里我们提出以金融效率为中心，是在把握金融运行机制的基础上，围绕金融活动的效果，从宏观的系统的观点和动态的长期的观点来研究金融和经济的关系，特别是研究金融对经济发展的经济演进所产生的促进作用。在这里，我们一方面强调金融效率在整个金融理论中的特殊地位，这是传统金融理论研究中忽视的一个问题，而这一问题正是构成了我们正确认识金融与经济，正确处理金融问题的关键；另一方面，我们强调金融效率的宏观性和动态性，这与单一关注金融的微观盈利性和静态盈利状况是不同的。 4.关于金融溢出效应 金融溢出效应是指金融各构成要素或作为一个整体的产业，其私人成本和社会成本、私人收益和社会收益不相一致的外部性的关系。金融的这种溢出性或者说外部性的表现，必须运用协调的思想和方法，才能转化为促进经济发展的力量，实现其激励和约束的相容作用。 5.关于协调和均衡 我们认为，金融协调并不是一种静态的均衡状态，而是一个动态的过程。这种动态均衡是在发展中均衡，那么就可能出现整个均衡与局部不均衡并存；或长期均衡与短期不均衡并存。金融资源在内部的流动，包括各层次上或各相关要素之间的博弈，从而推动长期和整体的均衡，使金融与经济不断向前发展。当外部规则发生变化时，会产生新的博弈，这又将会推出新的均衡或协调。 6.关于国际金融协调 金融协调当然包括国际金融的协调。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更加显示出现代金融脆弱性和金融协调的重要性。 几点初步突破 金融协调理论从协调问题出发研究金融，从而使得金融成为与时间变迁相联系的有历史阶段性的金融，使金融成为处于经济生活中而又内生于经济系统中的金融，这样也就更接近于金融的本来面目。这种研究问题的方法和角度的转移，必然带来金融理论的变革。在此，我们只能选择其中的一些问题来反映金融协调理论所带来的金融理论的突破。 1.金融市场与商品市场的连通和联动：泡沫经济的根源之一 现实中的货币不仅仅服务于商品市场，也服务于金融市场的交易。随着经济金融化进程的加快，金融市场越来越脱离了商品市场的制约，交易规模不断扩大，呈现出自身的特有规律，这种趋势也带来货币流通及经济运行态势的显著变化。金融市场的功能主要在于提供作为激励机制的信息和投资资源配置相关的信息。但若是金融市场的投机因素过大，就会妨碍其基本功能的发挥，带来一些负面影响。经济理论已经表明，金融市场由于受到预期的影响，只要预期形成，它 金融协调理论本身可以在某一区域内的任何一点达到供求均衡，而没有一个具有帕累托效率的供求均衡点。当人们预期价格上涨时，市场便会吸引大量的资金，拾升价格，并强化原有的预期，直到人们的预期发生改变。而在投机性的金融市场上，非理性的投机者增多，他们对资产价格走势的判断，逐步脱离经济基本面，此时金融市场就成为凯恩斯比喻的“选美比赛”。这种选美比赛中的问题不在于预测谁最漂亮，而在于猜测裁判认为谁最漂亮。即股市中的中坚力量的预期将成为股市中的决定因素。由于金融市场中参与者构成变化，市场结构发生变化，此时，在金融市场中起主要作用的就是利用资金实力对市场操纵。拥有雄厚资金实力者，可以通过造市，诱导别人的预期，并利用散户的“从众”心理，以其预期来获取赢利，这样，资金实力成为投机性金融市场中的竞争优势。所以，投机性金融市场的特点是对资金的追求，从而使其成为多余资金的“吸纳源”。当经济持续发展时，就会导致金融市场上价格上涨预期的形成。此时，商品市场和金融市场成为一个连通器，资金由商品市场流向金融市场，促使金融市场价格上升。而商品市场出现资金短缺，银行体系便向其注入资金，维持商品市场购销两旺、价格平稳的局面。中央银行通过监测M2和控制商品物价水平，并没有发现超量货币供应的迹象。随着金融市场价格的进一步上涨，资金转移更为加深，甚至于资金会溢出金融市场而进入房地产市场等投机性领域，经济出现一派繁荣景象。但金融市场的资产价格不能无限地偏离其基本价值的支持。当偏离越来越大时，预期反转的可能性也越来越大，几乎任何信息都可能使泡沫崩溃。当泡沫崩溃的一天真的来临时，价格便会急剧下跌，金融市场发生动荡。个别获利了结的庄家大户抽款拆资，而多数客户被高位套牢，资金连通受阻，债务链发生危机，银行紧缩，信心受挫，市场低迷，经济陷入困境。从这个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出，投机者对资金的过量需求会成为商品市场的冲击源，如果中央银行割裂金融市场与商品市场的资金联动关系，只盯着商品市场的物价水平，并将其作为调控货币供给量的标志，就很难控制泡沫经济的形成与崩溃。所以，协调金融市场与商品市场的关系，将股票市场的价格纳入中央银行的监控指标，才有可能防范泡沫经济的发生。运用金融协调理论就可以正确地看出商品市场与金融市场之间的这种连通与联动关系，摆脱现行中央银行货币政策操作中的误区。 2.需求不足与金融协调问题 金融往往同需求有着密切的关系，而需求的扩张和萎缩就会带来经济的波动。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所经历的经济周期，都可以看到金融政策发挥作用的痕迹。有的学者曾运用1979~1997年的实际投资增长与GNP实际增长作相关分析，从中发现，其相关系数高达79.5％，即GNP实际增长的波动的79.5％可以通过投资来解释。名义投资与名义GNP更是高度相关，相关系数达99％，这说明在1979~1997年里，投资是引起国民生产总值波动的主要因素，二者波动幅度基本一致，呈现出非常强的正相关性。而且由于投资处于“饥渴”状态，投资需求非常巨大，所以投资便只受到资金可得量的制约。金融放松控制，资金可供量增加，投资便增加，GNP增长速度加快。反之，实施紧缩银根政策，控制金融，投资便会减少，GNP增长速度便会回落。所以利用金融政策，通过控制国有部门的投资，带动非国有部门投资的变化，比较顺利地实现了经济政策的调控目的。但是，1998年的宏观经济政策的作用机制发生了改变。由于受东南亚金融危机影响，出口需求下降，为实现经济增长8％的目标，政府改变了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通过降低利率，改变存款准备金制度，放松商业银行存贷款比例控制等措施，并没有带来投资的扩张，甚至于国有部门的投资扩张也不明显。 1998年下半年，政府通过启动扩张性财政政策，才使国有部门的投资大幅增加，但非国有部门投资并未跟进，最终1998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增加7.8％， 1999年GNP仍保持回落势头。对于1998年以来经济运行态势，其主要问题可概括为有效需求不足与通货紧缩问题，对此理论界已经给了很多探讨，其中不乏有许多真知灼见；而在此，我们主要研究金融协调与经济运行的关系: 金融协调理论第一，就经济与金融的关系来说，虽然金融对经济具有极大的促进作用，但我们认为，金融并不是外在于经济的一个工具。在一定程度上，它是内生于经济的，这也就决定了金融并不是无所不能的。实际上，西方经济学界已经有人指出，货币政策可以有效地控制经济过热和通货膨胀，但它对摆脱萧条作用有限，因为经济的复苏不仅靠资金的供给，更需要对未来预期和信心的恢复。看到金融的局限性，有利于我们正确地利用金融服务于经济。 1998年以来，经济的持续滑坡，从另一个角度可以说明我国经济正处于一个转变时期，即由原来粗放的投资拉动型的经济转向效益型、需求拉动型的经济。在经济结构转变过程中，经济增长速度的回落应该是一种正常现象。 第二，1998年经济运行中的主要特点是民间部门投资不再跟随国有部门投资变化，融资渠道的制约可能是其中的一个主要原因。非国有部门以获得30％的信贷资金来源，却支撑了GNP增长的70％以上，国有企业依靠70％以上的信贷资金，却只有GNP增长贡献的30％，这被理论界称为非国有经济发展的不对称性。但是更深层次的问题，则在于非国有部门利用其制度优势，在经济活动中以各种方式获得了通过国有部门没有有效利用的信贷资金，这样，才支撑了非国有经济的发展。不完善的市场交易是这种看不见的资金转移的主要渠道。所以非国有经济的发展部分地是建立在国有经济的低效率基础之上的。国有经济部门的低效率性，对非国有经济部门提供了盈利机会，投资机会以及资金来源。当要求国有经济部门“三年脱困”，并加强控制后，就会对非国有经济的发展构成影响。加之，银行经营风险加大，不对国有部门放款，同时对非国有经济部门的融资渠道没有建立，这样，就进一步导致了非国有部门投资形成能力下降。这是融资渠道、融资割据与经济发展不相协调的反映，因此要促进非国有部门投资增加，必须构造与其相适应的融资渠道。 第三，非国有经济部门或称民间部门投资没有跟随财政投资而增加的另一个原因，是民间部门的投资机会缺乏。就市场竞争能力来说，由于有制度优势，民营经济具有灵活的经营机制和适应市场的能力，它比国有经济有较强的竞争能力。当国有经济部门出现“软预算约束”时，其开支处于无度状态，民营经济所面对的市场机遇较多，在较高的回报率的刺激下，投资进入成本较低。而当国有部门在改革的压力下，减少制度漏洞，无效开支减少时，民营经济的投资机会减少，市场前景影响投资，从而陷入投资减少——市场机会减少——投资减少的恶性循环中。加上这次财政支出主要集中于大型基本建设项目，无法有效地扩大民营经济的投资机会和市场预期，使得经济迟迟不能得到恢复。这同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后，协调了各个方面的市场预期和投资状况，刺激其后的经济繁荣形成鲜明对比。所以，与其说它是一个有效需求不足问题，不如说是一个产业结构转型问题和供给问题。如果能够实现产业结构升级换代，带动整个产业或主导产业间的同时扩张，经济很容易摆脱衰退和萧条，而走向繁荣。而这一点正是融资政策和产业政策相互发挥作用的领域。 第四，这次经济滑坡同消费需求不足有很大关系，而其中的大部分消费不足是由未来支出不确定性增大和缺乏消费信贷的流动性短缺而造成的。金融机构扩大服务领域，积极开展消费信贷，是解决经济主体，特别是消费者，收入与支出不协调的主要途径。协调这种金融业务是经济保持良性循环的内在要求。上述便是我们运用金融协调理论，分析经济理论界的两大热点问题，泡沫经济和通货紧缩所得出的初步性的结论，但仅此也可以看出金融协调理论的意义。事实上，运用金融协调理论，分析其他金融现象，也会得出一些新颖的观点。如美国监管制度演变中所反映的金融市场参与主体的结构和行为方式的改变对金融业稳健和效率目标的影响，实际上表明了其金融监管制度的变化是金融市场组织机构变化的内在要求，是金融监管制度、金融机构、金融市场相互适应，相互协调的产物。如金融约束理论的提出是发展中国家金融发展战略与其赖以生存的社会制度、经济制度相适应的产物，是金融抑制和金融深化理论的扬弃，是强调协调与适应的过度经济学在金融领域的反映，等等。 评价 总之，金融协调理论是适应21世纪知识经济时代科技高速发展，经济高速变化和波动性加剧的要求，研究金融宏观效率和微观效率相统一的金融理论，是对传统金融理论的“扬弃”和发展。我们现在没有必要，也不想改写整个金融学，我们要做的和想做的只是在传统金融理论基础上的前进，通过逐步探索实践已经给我们提出来的需要重新认识的理论问题，金融协调理论仅仅是这方面的一个尝试。
概念 伯南科和格特勒认为，投资水平依赖于企业的资产负债表状况：较高的现金流量和资产净值对于投资有直接或间接的正面影响，直接的影响是冈为它增加了内部融资的来源，间接的影响是因为它提供_更多的抵押品而减少外部融资成本。当企业遭受到经济中的正向冲击或负向冲击，其净值随之升高或降低时，经由信贷市场的作用会将这种冲击对经济的影响放大，这种效应称为金融加速器效应。 因为代理成本是反经济周期变化的——在经济萧条时上升，在经济扩张时下降——所以它们在经济周期中有放大效应，伯南科等人把这种周期的放大效应称为金融加速器(financialaccelerator)机制。伯南科和格特勒在1989年发表的《代理成本、净值与经济波动》一文，后来被认为是包含了金融加速器思想的经典文二献。在这篇文献里，伯南科和格特勒对真实经济周期模型(RBC模型）进行了修改，推出了一个简单的新古典经济周期模型，并以此来说明金融市场对宏观经济波动的影响。直到1996年这种机制才被伯南科和格特勒正式称为金融加速器。于信贷市场摩擦的存在，除非企业外部融资全部抵押担保，否则，外部融资的成本高于内部融资，存在有外部融资的升水。外部融资升水的程度和企业净值呈反比关系，因此企业资产负债状况的改变能够引起投资的变化，投资的改变会进一步引起下一期产量的变化，从而造成经济波动。 实证研究 金融加速器机制作用的重要特征是它的双重不对称特点：资产负债表对公司投资的影响在经济下降时期比繁荣时期大，对小公司的作用比对大公司的作用大。许多西方经济学家运用实际数据对此进行了实证研究，结论可以归纳为：资产负债表的状况是企业投资支出的重要决定因素；企业资产负债表的状况与企业投资支出的相关度在经济低迷时期比在其他时期更高；对大企业与对小企业投资的影响是不同的。Gertler和Gilchrist指出，金融传导机制的作用在经济繁荣时期与在经济下降时期是不对称的，金融传导机制对小的企业的作用更明显。 一些研究者提供了美国在实际冲击或货币冲击后这类不对称影响的实证证据。Gertler和Gilchfist发现小公司的利息保障倍数(息税前利润除以利息费用)对存货投资的影响在经济周期过程中是不对称的：在经济低迷时期高，在经济繁荣时期低。OlinerRudebush发现在货币政策紧缩后，小企业的现金流与固定资产投资的相关度比大企业的高。欧洲也有这类证据。Rondi，Sack，Schiantarelli和Sembenelli研究了意大利的企业，表明在货币政策紧缩之后，小企业的存货和投资量对利息保障倍数更敏感。Guariglia发现英国也存在类似的情况。 Vermeulen考察了1983—1997年之间德国、法国、意大利和西班牙(欧元区的四个最大国家)的投资，较全面地实证研究了金融加速器机制作用的特征。他得出的论是：资产负债表对投的影响在九十年代初经济下降时期是显著的，状况差的资产负债表能放大货币政策的冲击，并且对公司的投资支出有负面的影响。金融加速器对不同规模公司的影响力度也是不同的，在经济周期的不同时期金融加速器的影响也是不同的。有很明显的证据表明，资产负债表状况差的小公司的投资受到的影响最大，对中等规模的公司和大公司，在非经济低迷时期金融加速器没有起作用，然而在经济低迷时期，资产负债表状况差的公司就成了金融加速器的牺牲品。在经济低迷时期，没有发现金融加速器对大公司的影响。Gertler、Gilchfist和Natalucci在一个小规模开放宏观经济模型中，把金融加速器机制与货币名义价格刚性结合起来，研究了货币政策外部约束与金融加速器的关系，发现金融加速器机制的影响在固定利率条件下比在弹性利率条件下更强。 理论发展 (一)BGG模型 伯南科和格特勒等人在提出金融加速器模型之后，1996年他们把金融加速器机制引入到新凯恩斯标准动态模型中，提出了BGG模型(Bernanke，Gertler和Gilchfistmodel，1999年正式称此模型为BGG模型)。BGG模型不同于新凯恩斯标准动态模型之处是：它假定信贷市场存在摩擦问题，即在信贷关系中存在信息、激励等问题。这些摩擦的存在就导致产生金融加速器，而金融加速器影响产出动态。尤其是，在BGG模型中，信贷市场摩擦使得无抵押的外部融资比内部融资更昂贵。外部融资的溢价影响了资本的全部成本，也影响了企业的实际投资决策。技术突破、新材料的发现等对经济产生冲击，并改善经济基本面。 这类冲击对产出、就业等宏观经济量产生直接影响。然而，在BGG模型中，这类冲击还有间接影响，即来自于相关股价的上升所产生的影响。更高的股价改善了资产负债表的状况，减少了外部融资成本并进一步刺激了投资。投资的增长也可能导致股价的上涨和现金流的增加。因此，金融加速器提高了初始冲击埘经济的影响。金融加速器机制对货币政策的运作也有重要的启示：如同在传统的分析框架下，在BGG模型中，名义价格刚性的存在使得中央银行在某种程度上能控制短期实际利率。并且，除了通常的新古典渠道(即实际利率影响支出)外，在BGG模型中，利率还有另外的影响——来自于对借款者资产负债表的影响，宽松的货币政策，如降低利率使股价上升，就能改善借款者的财务状况，从而减少外部融资成本。这种成本的减少就给投资又一个刺激。通过BGG模型，发现这种机制提供的额外刺激对于解释货币政策的数量效应有着重要的作用。 (二)有弹性的通胀目标政策 1999年伯南科和格特勒等人把BGG模型进行了一定的拓展，研究了货币政策与资产价格波动的关系。他们把股价变动是由基本经济因素引起的假设，拓展为股价变动是由基本经济因素或非基本经济因素引起，然后分析股价波动通过金融加速器如何影响实体经济(投资和产出等宏观经济变量)，并提出了有弹性的通胀目标(flexibleinflation—targeting)政策，回答了货币政策应该如何应对股票等资产价格的变动。 他们认为，在短期货币政策管理的背景下，中央银行应该把物价稳定和金融稳定作为在一个统一的政策框架下追求的目标，并且是高度补充和相互一致的目标。尤其是，达到这两个货币政策目标的最好政策框架是有弹性的通胀目标。通胀目标方法规定，中央银行应该积极主动地调整货币政策，以抵消刚出现的通货膨胀或紧缩压力。更重要的是，为了当前的目的，通胀目标方法意味着，货币政策不应该对股票等资产价格的变化做出反应，除非已到了预示通货膨胀预期变化的程度。因为一系列原因，稳定资产价格的企图从本质上讲是有疑问的， 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几乎不能确定资产价格的某个变动是源于基本经济因素还是非基本经济因素，或两个因素都有。而有弹性的通胀目标政策通过关注资产价格变动带来的通胀或紧缩压力，中央银行不必考虑是不是基本因素的原因，就能对资产价格膨胀或破裂做出有效的反应。同时，还能避免历史上的相关风险，即泡沫一旦被刺破，经济就很容易陷入恐慌。最后，通胀目标也有助于维护稳定的宏观形势，因为采取有弹性的通货膨胀目标政策时，利率在资产价格膨胀时趋于升高，利率在资产价格破裂时下降，所以这种货币政策能减少潜在金融恐慌的出现。[1]
危机种类 金融危机时期的物价中国因为没有参加比赛(国内金融市场与国际市场的人为割裂)，所以没有输掉比赛(国内金融稳定性未受重大打击)。然而，时过境迁，这种侥幸或运气恐怕难以为继：第一，中国已经滞后于整体经济改革的金融改革已经提速，长期积累的隐性金融风险开始显性化，并释放其积累已久的破坏能量；第二，由中国加入WTO导入的金融开放，在建立国内金融市场与国际市场的联系的同时，也为国际投机商的攻击和国际金融动荡的传染提供了可能的通道，并由此可能触发国内金融危机。 《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将金融危机定义为“全部或部分金融指标——短期利率、资产(证券、房地产、土地)价格、商业破产数和金融机构倒闭数——的急剧、短暂的和超周期的恶化”。根据IMF在《世界经济展望1998》中的分类，金融危机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四大类： (1)货币危机(Currency Crises)。当某种货币的汇率受到投机性袭击时，该货币出现持续性贬值，或迫使当局扩大外汇储备，大幅度地提高利率。 (2)银行业危机(Banking Crises)。银行不能如期偿付债务，或迫使政府出面，提供大规模援助，以避免违约现象的发生，一家银行的危机发展到一定程度，可能波及其他银行，从而引起整个银行系统的危机。 (3)外债危机(Foreign Debt Crises)。一国内的支付系统严重混乱，不能按期偿付所欠外债，不管是主权债还是私人债等。 (4)系统性金融危机(Systematic Financial Crises)。可以称为“全面金融危机”，是指主要的金融领域都出现严重混乱，如货币危机、银行业危机、外债危机的同时或相继发生。 货币危机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货币危机的理论研究开始于2O世纪7O年代后期，有关货币危机的理论也最为成熟，目前已经形成了四代危机模型。 (一)第一代货币危机模型 Paul Krugman在1979年发表的A model of Balance-of-Payments Crises一文中构造了货币危机的最早的理论模型。 第一代货币危机模型认为：扩张性的宏观经济政策导致了巨额财政赤字，为了弥补财政赤字，政府只好增加货币供给量，同时为了维持汇率稳定而不断抛出外汇储备，一旦外汇储备减少到某一临界点时，投机者会对该国货币发起冲击，在短期内将该国外汇储备消耗殆尽，政府要么让汇率浮动，要么让本币贬值，最后，固定汇率制度崩溃，货币危机发生。许多经济学家后来对其进行了改进和完善，最终形成了第一代货币危机理论。该理论从一国经济的基本面解释了货币危机的根源在于经济内部均衡和外部均衡的冲突，如果一国外汇储备不够充足，财政赤字的持续货币化会导致固定汇率制度的崩溃并最终引发货币危机。当宏观经济状况不断恶化时，危机的发生是合理的而且是不可避免的。它比较成功的解释了20世纪70—80年代的拉美货币危机。 (二)第二代货币危机模型 1992年，英镑危机发生，当时英国不仅拥有大量的外汇储备(德国马克)，而且其财政赤字也未出现与其稳定汇率不和谐的情况。第一代货币危机理论已无法对其作出合理解释，经济学家开始从其它方面寻找危机发生的原因，逐渐形成第二代货币危机理论。 第二代货币危机模型最具代表性的是由茅瑞斯·奥伯斯法尔德(Maurice Obstfeld)于1994年提出的。他在寻找危机发生的原因时强调了危机的自我促成(Self—Fulfilling)的性质，引入了博弈论，关注政府与市场交易主体之间的行为博弈。Obstfeld在其Models of Currency Crises with Self-Fulfilling Features一文中设计了一个博弈模型，说明了动态博弈下自我实现危机模型的特点，并呈现出“多重均衡”性质。 该模型认为：一国政府在制定经济政策时存在多重目标，经济政策的多重目标导致了多重均衡。因而政府既有捍卫汇率稳定的动机，也有放弃汇率稳定的动机。在外汇市场上有中央银行和广大的市场投资者，双方根据对方的行为和掌握的对方的信息，不断修正自己的行为选择，这种修正又影响着对方的下一次修正，形成了一种自促成，当公众的预期和信心的偏差不断累积使得维持稳定汇率的成本大于放弃稳定汇率的成本时，中央银行就会选择放弃，从而导致货币危机的发生。 以Obstfeld为代表的学者在强调危机的自我促成时，仍然重视经济基本面的情况，如果一国经济基本面的情况比较好，公众的预期就不会发生大的偏差，就可以避免危机的发生。与此同时，另一些第二代货币危机模型则认为危机与经济基本面的情况无关，可能纯粹由投机者的攻击导致。投机者的攻击使市场上的广大投资者的情绪、预期发生了变化，产生“传染效应(contagion efect)” 和“羊群效应(herding behavior)”，推动着危机的爆发，货币危机之所以发生的原因恰恰是因为它们正要发生。 第二代货币危机理论较好地解释了1992年英镑危机，当时英国政府面临着提高就业与维持稳定汇率的两难选择，结果放弃了有浮动的固定汇率制。 (三)第三代货币危机模型 1997年下半年爆发的亚洲金融危机呈现出许多新的特征，这次危机发生之前，亚洲许多国家都创造了经济发展的神话，而且大多实行了金融自由化。第一二代模型已经无法较好地解释这场金融危机，更难理解的是，这些国家和地区经济(尤以韩国为例)在危机过后很短时期内就实现了经济复苏，某些方面甚至还好于危机之前。 第三代货币危机模型是由麦金农和克鲁格曼首先提出，该模型强调了第一二代模型所忽视的一个重要现象：在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着道德风险问题。普遍的道德风险归因于政府对企业和金融机构的隐性担保，以及政府同这些企业和机构的裙带关系。从而导致了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投资膨胀和不谨慎，大量资金流向股票和房地产市场，形成了金融过度(Financial Excess)，导致了经济泡沫。当泡沫破裂或行将破裂所致的资金外逃，将引发货币危机。 第三代货币危机理论出现较晚，但研究者们普遍认为脆弱的内部经济结构和亲缘政治是导致这场危机的关键所在。 (四)第四代货币危机理论 第四代货币危机模型是在已有的三代成熟的货币危机模型上建立起来的。该理论认为，如果本国企业部门的外债水平越高，“资产负债表效应”越大，经济出现危机的可能性就越大。其理论逻辑是：企业持有大量外债导致国外的债权人会悲观地看待这个国家的经济，减少对该国企业的贷款，使其本币贬值，企业的财富下降，从而能申请到的贷款下降，全社会投资规模下降，经济陷入萧条。第四代危机模型目前尚不成熟，有待进一步完善。 银行业危机 (一)弗里德曼(Friedman)的货币政策失误论 弗里德曼的货币政策失误理论认为，因为货币需求函数的相对稳定性，货币供求失衡的根本原因在于货币政策的失误。并且，这种失误(如突然的通货紧缩)可以使一些轻微的局部的金融问题，通过加剧银行恐慌演变为剧烈的全面的金融动荡。 (二)金融不稳定假说 明斯基(Hyman P．Minsky)对金融内在脆弱性进行了系统分析，提出了“金融不稳定假说”。他将市场上的借款者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套期保值”型借款者(Hedge-financed Unit)。这类借款者的预期收入不仅在总量上超过债务额，而且在每一时期内，其现金流入都大于到期债务本息。第二类是“投机型” 借款者(Speculative-financed Unit)。这类借款者的预期收入在总量上超过债务额，但在借款后的前一段时期内，其现金流人小于到期债务本息，而在这段时期后的每一时期内，其现金流入大于到期债务本息。第三类是“蓬齐” 型借款者(Ponzi Unit) 这类借款者在每一时期内，其现金流入都小于到期债务本息，只在最后一期，其收入才足以偿还所有债务本息。因而他们不断地借新债还旧债，把“后加入者的入伙费充作先来者的投资收益”，以致债务累计越来越多，潜伏的危机越来越大。 在一个经济周期开始时，大多数借款者属于“套期保值”型借款者，当经济从扩张转向收缩时，借款者的赢利能力缩小，逐渐转变成“投机型” 借款者和“蓬齐” 型借款者，金融风险增大。因而金融体系具有内在的不稳定性，经济发展周期和经济危机不是由外来冲击或是失败性宏观经济政策导致的，而是经济自身发展必经之路。 (三)银行体系关键论 詹姆斯·托宾(Tobin)1981年提出银行体系关键论，其核心思想是：银行体系在金融危机中起着关键作用。在企业过度负债的经济状态下，经济、金融扩张中积累起来的风险增大并显露出来，银行可能遭受损失，所以银行为了控制风险，必然提高利率减少贷款。银行的这种行为会使企业投资减少，或引起企业破产，从而直接影响经济发展，或者使企业被迫出售资产以清偿债务，造成资产价格急剧下降。这种状况会引起极大的连锁反映，震动也极强烈，使本来已经脆弱的金融体系崩溃更快。托宾认为，在债务——通货紧缩的条件下，“债务人财富的边际支出倾向往往高于负债人”，因为在通货紧缩——货币升值的状况下，债务人不仅出售的资产贬值，而且拥有的资产也贬值。在债务人预期物价继续走低的情况下，变卖资产还债的倾向必然提前。 (四)“金融恐慌” 理论 戴尔蒙德和荻伯威格（Diamond and Dybvig）认为银行体系脆弱性主要源于存款者对流动性要求的不确定性以及银行的资产较之负债缺乏流动性之间的矛盾 。他们在1983年提出了银行挤兑理论(又称D—D模型)。其基本思想是：银行的重要功能是将存款人的不具流动性的资产转化为流动性的资产，以短贷长。实现资产增值，在正常情况下，依据大数定理，所有存款者不会在同一时间取款。但当经济中发生某些突发事件(如银行破产或经济丑闻)，就会发生银行挤兑。Chari和Jagannathan进一步指出，一些原本不打算取款的人一旦发现取款队伍变长，也会加入挤兑的队伍，发生金融恐慌。 (五)“道德风险” 理论(Moral Hazard) 麦金农(Ronald Mekinnon)认为，由于存款保险制度的存在，以及政府和金融监管部门在关键时候扮演“最后贷款人” 的角色。一方面会使银行产生道德风险，从事具有更高风险的投资，增加了存款人受损害的可能性；另一方面，存款者也会不对银行实施监督。世界银行和IMF对65个国家在1981—1994年间发生的银行危机做的计量测试也表明，在设有存款保险制度的国家，发生危机的概率要高于没有设立存款保险制度的国家。 外债危机 (一)欧文·费雪(Owen Fisher)的“债务—通货紧缩”理论 欧文·费雪的“债务—通货紧缩”理论的核心思想是：企业在经济上升时期为追逐利润“过度负债”，当经济陷入衰退时，企业赢利能力减弱，逐渐丧失清偿能力，引起连锁反应，导致货币紧缩，形成恶性循环，金融危机就此爆发。其传导机制是：企业为清偿债务廉价销售商品一企业存款减少、货币流通速度降低一总体物价水平下降一企业净值减少、债务负担加重、赢利能力下降一企业破产、工人失业一人们丧失信心、悲观情绪弥漫一人们追求更多的货币储藏、积蓄一名义利率下降、实际利率上升一资金盈余者不愿贷出、资金短缺者不愿借入一通货紧缩。 (二)沃尔芬森(Willfenshen)的“资产价格下降论” 沃尔芬森的资产价格下降理论的核心思想是：由于债务人的过度负债，在银行不愿提供贷款或减少贷款的情况下，被迫降价出售资产，就会造成资产价格的急剧下降。由此产生两方面的效应：一是资产负债率提高，二是使债务人拥有的财富减少，两者都削弱了债务人的负债承受力，增加了其债务负担。债务欠得越多资产降价变卖就越多，资产降价变卖越多，资产就越贬值，债务负担就越重。 (三)“综合性国际债务”理论 Suter(1986)从经济周期角度提出的综合性的国家债务理论认为：随着经济的繁荣，国际借贷规模扩张，中心国家(通常是资本充裕的发达国家)的资本为追求更高回报流向资本不足的边缘国家(通常是发展中国家)，边缘国家的投资外债增多；债务的大量积累导致债务国偿债负担的加重，当经济周期进入低谷时，边缘国家赖以还债的初级产品出口的收人下降导致其逐渐丧失偿债能力，最终爆发债务危机。 理论评价 随着金融的发展，金融危机理论已发展成一个完善的理论体系，但其不可避免的会存在以下一些缺陷： 1．引发金融危机的新因素不断出现，金融危机也呈现出新的特点。理论认识相对实际情况滞后，往往只能对已经发生的金融危机做出事后解释而无法对新情况提出有价值的意见。 2．研究金融危机，目的在于预测、防范或者减小金融危机带来的损失。而事实证明，金融危机理论在这方面的作用似乎微乎其微，其有用性受到怀疑。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金融危机理论毫无意义，它还会伴随金融发展不断发展完善。有必要指出的是，由于金融危机的复杂性，各种金融危机理论都存在着片面性，甚至存在彼此矛盾的情况。如何在中国实际情况下应用发展这些理论才是金融理论研究者和工作者的职责所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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