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部分地区出现不法分子伪造中国银保监会文件，向消费者谎称其账户被冻结并实施诈骗的情况。 对此，中国银保监会消费者权益保护局发布风险提示提醒广大消费者，中国银保监会及其派出机构均无权直接冻结任何单位或个人的银行账户，消费者应提高风险防范意识，谨防上当受骗，避免遭受资金损失。 银保监会消费者权益保护局有关负责人介绍，不法分子惯用的手法是，首先以可获得便捷网络贷款、小额贷款等名义联系消费者，诱导消费者下载钓鱼软件进行注册或提供个人信息。然后，宣称因消费者提供的信息不实、账户有异常等各种理由导致被银保监会冻结资金。同时，利用伪造的“中国银行(行情601988,诊股)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办公厅文件”“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冻结××账户的通知”等材料，或银行卡冻结截图等，要求消费者缴纳保证金、认证金等钱款才能解冻账户，否则需承担法律责任。 对此，这位负责人提醒，中国银保监会及其派出机构均无权直接冻结任何单位或个人的银行账户，更不会向消费者收取任何形式的保证金、认证金等名目的费用。消费者要提高风险防范意识，如果有资金融通需求，应通过正规渠道从金融机构办理。 此外，对于陌生来电、非正规网络途径推销“低息快捷”“免抵押担保”贷款业务的行为，消费者需提高警惕，注意保护个人信息，不随意点击不明链接，不向来历不明的账户或个人汇款。一旦遭遇此类诈骗，消费者应谨防上当受骗，并及时向公安机关报案提供线索。如对金融业务存在疑问，可以通过官方渠道向有关金融机构或监管部门咨询核实。
数据来源：财政部 制图：张芳曼 当前，人们投资理财的意识和需求日益增强，理财产品也越来越丰富多样。传统投资方式出现了哪些新变化？目前有哪些新的投资渠道？投资者应如何正确认识不同类型的理财产品？针对这些读者关心的理财话题，本版从今天起推出“百姓理财新观察”系列报道，通过采访投资者、金融机构和业内专家，通俗易懂地介绍百姓理财新热点，细说投资理财领域的新变化。 ——编 者 “太方便了！用手机操作，短短几秒就认购成功了。”6月19日上午10点，杭州市民杨女士在建设银行(行情601939,诊股)浙江省分行营业部大堂经理的帮助下，通过手机银行成功购买了抗疫特别国债。 今年上半年，“抗疫特别国债”成为公众耳熟能详的热词，也让国债这一理财方式再次成为人们的关注热点。 国债，就是中央政府举借并最终承担清偿责任的债务。在我国，面向居民发售的储蓄国债始于1994年，它的前身是从1981年开始发行的“国库券”。在一些上了年纪的投资者心里，二者“差不离”——都是稳赚不赔的投资品种。 如今，国债分为哪些品类？适合哪些投资者？具体购买、兑付有哪些要求？记者采访了专业人士。 国债分为储蓄国债和记账式国债两大类，下半年国债发行看点多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副研究员龙小燕介绍，一般来说，国债包括两大类：储蓄国债、记账式国债。 先说储蓄国债——专门面向个人投资者销售，按申购手续、债权记录和兑付方式等，又分为电子式、凭证式两种。 购买储蓄国债（电子式），投资者需开立个人国债账户和资金账户，通过工、农、中、建、交等40家储蓄国债承销团成员网点柜台和其中已具备网银销售资格的成员网银购买，到期后银行自动将本息转入投资者资金账户。 储蓄国债（凭证式），顾名思义，以开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储蓄国债（凭证式）收款凭证”记录投资者购买情况。投资者可以用现金或银行卡到储蓄国债承销团成员的网点柜台购买，到期后需持凭证前往网点兑付，逾期不加计利息。储蓄国债大多为3年、5年期，不可以交易，提前兑付按其实际持有时间扣除一部分利息或分档计息。一般情况下，储蓄国债票面利率由财政部和中国人民银行参照同期限银行存款、大额存单、理财产品等收益率及市场供求情况等因素确定。 再看记账式国债——面向承销团招标，承销团中标后拿出部分或全部份额面向中小机构和居民个人分销。可分为记账式附息国债，主要是1年、2年、3年、5年、7年、10年、30年、50年长期国债，以及记账式贴现国债，主要是91天、182天短期国债。 记账式国债由财政部通过无纸化方式发行，以电脑记账方式记录债权，可以上市交易。其票面利率由国债承销团成员投标确定，半年或一年付息一次。个人投资者可以在银行柜台或网上交易系统以及上交所、深交所买卖。买卖交易的利率则按市场资金价格有起有落，开展柜台交易的商业银行报出买价、卖价。通过商业银行柜台购买的国债，可用来申请质押贷款，一般最高可以贷到本金的九成。 通常，每年度、季度初或末，财政部会公布储蓄国债的发行计划。今年受疫情影响，目前为止暂未发行储蓄国债。 财政部日前已公告2020年第三季度国债发行计划，拟于8月10日、9月10日发行储蓄国债。此外，财政部有关负责人日前表示，今年7月底前，将完成1万亿元抗疫特别国债的发行。截至7月1日，抗疫特别国债发行了3400亿元，“大头”还没来。所以，如果投资者对国债投资感兴趣，不妨盯紧财政部和金融机构接下来的发行公告及预售信息。 国债信用等级高、收益利率较稳定，属于居民投资理财的“基本款” 2019年，储蓄国债平均发行利率4.13%，其中，3年、5年期储蓄国债平均发行利率分别为4%、4.27%，略高于银行同期存款利率。记账式国债平均发行利率2.9%，明显低于储蓄国债。 抗疫特别国债属于记账式国债。今年已发行的前几期抗疫特别国债中，上市交易的5年期票面利率为2.41%，7年期为2.71%，10年期为2.77%。工商银行(行情601398,诊股)四川省分行资产负债部经理唐元逵告诉记者，这个利率水平跟以往记账式国债大体持平，低于同期银行定期存款利率。“目前市面上可交易的5年、7年、10年期记账式国债收益率约为2.5%、2.8%、2.8%。比如，2018年的第四期10年期附息国债，在今年6月30日的利率为2.7705%。” “如果单看利息收益，跟其他理财产品比，国债可能优势不明显，但如果兼顾稳健投资和家庭应急所需，国债可能更有吸引力。”北京朝阳区居民孙雪说，储蓄国债提前兑付时不会损失全部利息，这一点比定期存款强；记账式国债虽然利息没有前者高，但交易灵活，可逢高卖出，还能质押贷款，这一点比定期存款更灵活。 “国债以国家信用为担保，是信用等级最高的债券。”龙小燕说，目前理财产品的发行人、发行内容复杂多样，基本以商业信用为担保，信用等级均不及国债。 “理财产品收益有波动，存在一定投资风险。而储蓄国债利率固定，一般按年付息，没有价格涨跌波动风险。此外，与其他理财产品不同，国债利息收入还免税。”龙小燕认为，储蓄国债信用等级高、收益稳定，适合低风险偏好的投资者购买。 中国人民大学中债研究所所长类承曜表示，国债属于居民投资理财的“基本款”，具有普适性。“无论是机构还是家庭，在投资组合中安排一定比例的国债品种，有助于提升整个财富规划的风险收益综合‘性价比’。” 不过在实践中，对国债有投资偏好的群体仍相对固化。人民银行沈阳分行的一项调查显示，2010年—2019年，沈阳市储蓄国债投资者中，45周岁以上的投资者占比达67.89%，城市居民占九成以上，投资者更喜欢5年期以上的长期品种。此外，尽管2011年以来，财政部陆续在近30家银行开展网上销售电子式储蓄国债工作，但很多投资者仍习惯于到柜台购买。每期储蓄国债的发行时间为10天。一般情况下，首日认购量最大，往后逐日减少，但遇到销售较热时，发行首日就销售一空。 提高投资者对国债认知度，平衡收益风险 “国债和别的理财产品不一样，它既支援了国家发展，也增加了个人理财渠道，很有意义。”农行绍兴马山支行负责人李建阳告诉记者，6月19日抗疫特别国债发行第一天，一位纺织企业客户主动认购了200万元。“他说复工复产资金遇到困难时，国家给了他很多财税金融政策支持，现在他手里有闲钱，愿意买国债回馈国家。” 建设银行有关负责人告诉记者，截至6月30日，该行累计承销抗疫特别国债超过600亿元，客户投标量、中标量和参与机构家数均创政府债券承销业务开办以来新高。“我们通过电话预约、上门宣传等形式，告诉大家抗疫特别国债专项用于公共卫生等基础设施建设和抗疫相关支出，提高他们对国债的认知度。柜台首发当日，企业和个人客户线上渠道分销额占比80%以上。接下来几期，我们还会全力做好分销工作，助力‘大家’‘小家’一起赢。” 不过，与储蓄国债“稳赚不赔”不同，记账式国债的利息随行就市。财政部相关负责人此前强调，抗疫特别国债与一般记账式国债一样，不可提前兑取，在二级市场交易时，交易价格根据市场情况波动，盈亏由投资者自负。 工商银行7月3日在售的记账式国债产品有近百个，记者对照的几款产品，交易价格较发行价格有涨有跌。 “相较以往的记账式国债，居民对今年抗疫特别国债的认购更为积极踊跃，这与前期媒体的广泛宣传有关。”唐元逵说，希望媒体和金融机构加大对国债投资知识的普及力度，特别是加大在农村地区的宣传力度。金融机构自身也要提高营销服务水平，进一步简化网上购买国债的操作步骤，吸引更多投资者参与进来。 “记账式国债投资期限可达10年以上，虽然利率相对稳定，但没有固定收益保障，也不排除‘亏本’的可能。”业内人士建议，媒体和金融机构要加强投资者教育，让大家准确区分储蓄国债和记账式国债的投资理财功能，平衡收益风险，更好地做好财富规划。
近期，多地宣布开展大额现金管理试点工作，对于超过一定金额的取款，个人和企业要事先进行预约和登记，每个地区实施时间和具体金额要求不同。 河北省大额现金管理试点工作开始最早，7月1日起已经开始执行，对私账户（个人）取款金额超过10万元（含），对公账户（企业）取款金额超过50万元，就需要在取款之前进行登记。 个人取款超过10万元，需要提前一个工作日进行预约，还要填写取款用途，如果是存款要注明存款来源。这些信息要纳入大额现金管理系统，实现信息共享。 浙江省和深圳市大额现金管理试点工作均从10月1日开始，其中浙江省个人取款金额超过30万元、深圳市个人取款金额超过20万元，需要提前进行登记。 为何要推动大额现金管理？ 从监管层角度来看，实施大额现金管理的原因不难理解，央行也给予了明确的解释。 近年来，大额现金交易量持续增长，和电子交易不同的是，现金交易不容易追踪来源和用途，一些不法分子利用现金进行非法交易，逃脱监管漏洞，实施大额现金管理可以抑制不合理需求，遏制利用大额现金进行违法犯罪。 比如有些人频繁去银行存取大额现金，可能是在洗钱，或是偷税、漏税，进行大额现金管理之后，这些人在存取款时都需要登记，这样监管就能及时观察到这些可疑举动，并进行调查。 取款10万就要预约登记 个人取款还能自由吗？ 为了保护和鼓励公民储蓄，我国一直实施“存款自愿、取款自由、存款有息、为储户保密”的原则。但是河北省大额现金管理要求，个人取款10万元就要进行预约登记，还要填写取款用途，那这是否违反了“取款自由”原则？ 一般来说，个人取款5万元就属于大额取款，很多银行网点都会要求储户至少提前一天跟网点预约取款。不过实际情况中，如果银行现金比较充裕，取款超过5万元也无需预约，到临近下班时间，很多银行网点都会剩余充足的取款额度，这个时候储户往往能顺利进行大额取款。 不过大额现金管理实施，意味着不管银行网点是否有充足的现金，储户取款都需要提前一天进行预约登记、填写取款理由。如果是碰到当天急需使用现金的情况，就很有可能导致无法取款的情况。 由此看来，大额现金管理会妨碍到居民自由取款，相比之前说，大额取款更加麻烦了。不过绝大部分情况下，大额现金管理不会影响到大部分居民正常使用资金。 根据央行的数据，根据目前的起点金额标准，试点地区大额现金存取业务笔数占总笔数的1%左右。近年来，由于手机银行和电子支付越来越普及，现实生活中使用现金的情况越来越少，大部分场合下都可以直接用手机支付、刷卡支付或是转账，去银行网点办理存取款业务的人越来越少。 不过对于老年群体或是农村地区居民来说，很多人都不太擅长使用手机，没有开通手机银行，也不会使用电子支付，就会频繁用到现金，如果碰到急需使用大额现金的情况，比如突发生病住院，急需大额资金，这种情况下取款来不及提前一天预约登记，就会有些麻烦。 不过大额现金的起点金额在10万元以上，有些地区是20万元、30万元以上，所以，这个金额基本上能满足居民日常取款需求。整体上来看，大额现金管理政策可能会对少部分群体取款带来麻烦，但整体影响不会太大。
一、大象转身 过去，学界、业界有过“金融体系之争”，即一国应该选择商业银行主导的金融体系还是资本市场主导的金融体系（亚洲习惯上分别称之为间接金融、直接金融）。不同国家选择不同的金融体系，有历史因素（比如建国之初当时的主要金融服务是些什么内容，之后也不可能完全推倒重建），也有当下的现实因素，而现实因素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哪种体系更能满足现阶段经济发展需要。 换言之，选择哪种金融体系，并不是金融服务业（即金融服务的供给方）的一厢情愿，还要看需求方——最大客户实体经济——的具体需求。因为，不同金融体系下的各种金融服务与产品，是适用于不同的经济结构的。而随着一国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金融服务的种类也要随之变化。 20世纪下半叶以来，全球经历了一轮接近半世纪的经济增长期，主要得益于技术进步和其他生产要素的释放。而几次技术进步引领了产业升级，形成了一种国家之间产业梯度转移的现象。即，美国成为全球的科技进步龙头，每次他们取得技术进步并实现产业化后，便将旧的产业转移至其他地区，比如早期亚洲日本和四小龙等承接了传统制造业、电子产业等。然后，产业再逐步转移至中国大陆，最终在中国大陆建立了全面的工业体系，成为制造业大国。目前，产业梯度转移还在进行中，有些低端制造业已经从中国大陆转向东南亚，而中国大陆也在努力谋求进一步的产业升级。 产业梯度转移是过去半个世纪以来非常明显的一个现象，一方面是各国追求更高产业增加值的动机，但同时也是经济发展了之后，劳动力成本、自然资源成本等上升导致原有产业盈利微薄，从而不得不转移至更廉价的地方去。因此，是主动、被动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产业梯度转移是全球的动态视角，如果只从一个地区的视角来看（也就是只盯住转移过程中某一环节），就是“产业升级”现象，将老的产业转移出去，将新的产业转移进来。我国人均GDP跨过1万美元大关之后，这个产业升级料将加速。 而这个产业推陈出新的过程中，往往会对金融服务业带来考验。因为，实体经济是金融服务业的客户群体，金融服务的种类要适应、满足客户的需求。 产业升级过程中，新老产业交替，而一般规律是：越是处于创新、成长等初级阶段的产业，其风险越大（当然其未来的收益空间也越大），未来现金流越不稳定，可抵质押的物品越少，越不适合以银行贷款为代表的低风险债权融资，更多需要投资银行等服务。随着这些产业逐步成熟，风险变小，现金流变稳定，可能会有一部分陆续成为贷款客户经理的座上宾。 因此，在产业升级的关键时点上，银行需要考虑如何与时俱进，介入资本市场业务，想方设法满足新兴产业的金融服务需求，否则就会错过一个时代，错过未来。而且，这里的银行主要是指大银行，因为小银行可能只需要找到特色领域即可（比如精耕细作当地小微企业的特色银行），不一定会参与全部产业。因此，可以说，在产业升级背景下金融服务如何随之升级，是摆在大银行面前的课题，并且绝无可能绕开。 二、美国镜鉴 由于国情的巨大差异，美国的经验我国并不能完全照搬，比如一个重大差异便是美国自建国以来便已有了较为发达的资本市场，并且民族历史文化背景也存在差异。但美国的银行业确实也经历过因多种原因导致的转型，对于我国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可以将1929-1933年大萧条之后的金融管制作为分析的起点，利率管制、金融分业、固定汇率（布雷顿森林体系）等措施在大萧条之后陆续出台，对于恢复全球经济有积极贡献。二战后，美国将传统制造业慢慢转移至欧洲、亚洲，自己开始发展技术密集型的产业（很多技术来自军用转民用）。到了1970年代，美国遇到了滞胀、石油危机、固定汇率体系崩溃等问题，传统制造业生存压力变大，传统产业加速向日本、亚洲四小龙转移，美国继续发展高技术产业，但这也是他们相对较为艰难的一段时期。1990年代之后，随着信息技术等领域取得更大的突破和应用，美国产业升级加快，开始执全球科技之牛耳，一边应用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一边发展新的高科技产业形态，同时在全球构建了国际生产网络。 也是在1970年代左右，滞胀等原因导致美国原有的金融管制难以为继，金融自由化改革开始推进。银行业的高度管制导致各种以突破监管为目的的金融创新层出不穷，比如货币市场基金、大额存单等，改变了整个金融体系格局，同时也让非银行金融机构得到较大的发展。但这些创新反过来也削弱了管制的效果，从而客观上推进金融自由化进程。这一进程给美国银行业带来巨大的经营压力，最为明显的一点影响是，随着非银行金融机构业务的快速增长，居民的可选投资渠道、企业的可选融资渠道增加，“金融脱媒”现象日益显著。为应对脱媒，部分中小银行开始铤而走险，提高放款的风险偏好，最终诱发了1980年代末一次严重的危机，很多银行被淘汰，银行数量快速下降。 显然，提高风险偏好并不是科学的转型方式，但“危中有机”，美国银行业开始寻找更好的方式。从1990年代初开始，美国银行业开始转型，经过数年的优胜劣汰，并购整合，最后依然有优秀的银行胜出。胜出的银行，一般是通过调整业务范围与组织架构、加大创新力度等方式，积极介入资本市场业务等其他新兴业务，从而使那些不再需要存贷款业务的脱媒客户，依然能够被银行综合服务所覆盖，并最终体现为中间业务收入。大的方向，就是伴随产业转型而推进的混业化、综合化。 结合化推进最终推动了监管改革。1999年，《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颁布实施，大萧条的产物《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被废除，使得银行扩展业务的监管障碍被清除，美国大型银行全面进入综合化经营时代，产生大型综合银行集团，客户“脱媒”本质是脱离存贷款，但并不脱离银行。这段时期刚好也是全球经济快速发展的时候，部分银行还加快实施国际化推进，进军新兴经济体，找到新的业务机会。可见，银行转型的方式，简单概括就是，“客户跑了”的时候，银行“跟着客户跑”，外在的体现是综合化、国际化。 因此，这一段波澜壮阔转型的最后产物，便是若干家超大型的国际化综合银行集团，此外还有不少扎根当地社区的小型特色银行，主要承做基层的个人、小微（美国一般将两者统称为零售，或称“大零售”，本报告也以“大零售”统称个人、小微）业务，“综合大行、特色小行”成了转型后银行业的典型格局，大小银行有一定程度的分工。 三、迈向全能银行 我国目前所处的阶段，跟上世纪最后二三十年的美国转型时期非常相似。 （1）产业方面，我国目前便是处于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传统的低端制造业逐渐式微，甚至里面有不少落后、过剩的产能，依然处于残酷的淘汰过程中。而新兴产业、高端制造业、现代服务业则还在培育发展过程中，已取得了一定成效，但还不足以形成经济支柱，经济转型面临“青黄不接”的风险，转型任务依然沉重。而且，由于面临更大的国际贸易摩擦，以前常用的对外引进技术的方法，目前面临很大的不确定性，技术进步的难度更大。 （2）金融方面，市场化改革不断推进，资本市场在国家经济工作中的地位已被显著提高，监管部门不断修订文件，持续放开新市场、新业务、新产品，并且加快了证券经营机构（证券公司、基金公司、期货公司等）和金融市场（股票市场、债券市场、货币市场等）的对外开放。资本市场在支持新兴产业发展的进程中起到越来越大的作用，这也给银行带来很大的竞争压力。 因此，此时的银行业，一方面要处理老旧产业淘汰过程中的不良资产压力，同时另一方面又要掌握新的服务方式，以便服务好新兴产业，并且找到新的业务空间，确实也是处于较为艰难的一段时期。服务新兴产业方面，银行业又面临非银行金融机构更大的竞争，虽然体量上依然占据绝对优势，但在抢占新兴产业阵地上，已面临很大压力。 显然，银行业此刻确实非常需要一张券商牌照。 我国《商业银行法》于2003年第一次修订时，写入了一句“商业银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不得从事信托投资和证券经营业务，不得向非自用不动产投资或者向非银行金融机构和企业投资，但国家另有规定的除外。”正是这绝妙的“国家另有规定的除外”几个字，法律将放开银行参与混业经营的权限授权给政府，使我国的银行业其实在2003年便已经开启了综合化之路。随后，监管部门出台有关规定，使银行先后获得了保险、公募基金、信托、金融租赁等牌照。但是，目前尚未获得券商牌照，而券商（其旗下还能布局期货、直投、另类、资管等子版块）是最能够服务好未来新兴产业的，甚至可以说是未来的金融市场主角。 因此，银行获取券商牌照，并将该牌照用于服务自己现有的新老企业客户，是通往全能银行、通往新兴产业时代的必由之路。
山西榆次农商行2019年报披露，截至2019年12月末，该行总资产215.32亿元，负债总额201.81亿元，实现营业收入3.95亿元，营业利润2018万元，净利润仅1507万元，较上年度下跌91%。该行资本充足率11. 16%，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及一级资本充足率均为8.12%。 至于不良贷款率及拨备覆盖率，该行年报连续多年从未披露。 榆次农商行二级资本债券2019年信用评级报告披露，2016--2019年9月末不良贷款余额分别为1.30亿元、1.86亿元、1.86亿元、1.85亿元，不良贷款率对应为1.82%、2.23%、1.94%、1.84%，拨备覆盖率对应为311.72%、236.34%、168.05%、172.02%，单一客户贷款集中度对应为8.01%、7.06%、8.1%、8.1%，最大十家客户贷款比例对应为64.41%、55.55%、53.35%、55.67%，虽曾有压降，但仍连年踏破监管红线。 需要注意的是，2019年山西榆次农商行二级资本债券募集说明书记载，截至2018年末，该行不良贷款余额1.86亿元，不良贷款率2.01%，较上年末下降0.22%。评级报告好像也不正经。 山西榆次农商行面临诸多挑战，包括经营区域集中使得业务运营和资产质量易受当地经济金融环境变动的影响、新增不良贷款大幅上升且瑕疵类贷款占比高、资产质量进一步下行压力大、盈利水平下滑、资本补充压力较大、贷款集中度高、公司治理机制和风险管理体系有待完善。 表述不严谨、数据冲突的年报 2019年报财务报表附注第33页，期末单项金额虽不重大但单项计提坏账准备的其他应收款项之晋中金融大酒店款项账面余额3204067.25元，坏账准备96122.02元，计提理由是预计不发无法收回。经查验国家企业信用信息系统，晋中金融大酒店不存在，疑似准确名称为山西省晋中信用合作社培训中心榆次金融大酒店，该酒店曾因生产经营添加可能危害人体健康物质的食品被处罚。 财务报表附注第58页，注释41业务及管理费栏，物业费由上年度的378225.96元猛增到876703.12元，而水电费本年度支出3696407.99元，较上年度3261050.50元仅稍稍增加。 水电费支出没有明显的增长，也就是榆次农商行办公面积并未大幅增加，而物业费增幅却高达131%。这物业收费合理吗？个中原因，恐怕榆次农商行相关部门负责人也未必清楚，因为2019年报的物业费、水电费科目与2018年报相悖。 山西榆次农商行2019年报由山西国元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指派王成元、王民保负责审计并签字；2018年报由山西华诚泰和会计师事务所指派李捷、高执瑾负责审计并签字。其中王民保（出生日期1952年04月03日）、高执瑾（出生日期1945年01月05日）都经验丰富。 股东质押股权，变相抽逃出资 山西榆次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前身是晋中市榆次区农村信用合作联社，注册资本8亿元，下辖1个营业部、31个支行、2个分理处。该行长期股权投资总额20271.5万元，分别为投资入股山西平遥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7700万元，投资入股山西左权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3500万元，投资入股山西太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4000万元，投资入股山西繁峙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5071. 5万元。 截至2019年12月末，该行法人股东12人，分别为：和柚实业有限公司（持股6.25%）、山西中宝富源煤炭运销有限公司（持股5.00%）、天津岳泰国际贸易有限公司（持股5.00%）、 晋中榆次晋江香叶实业有限公司（持股5.00%）、山西省榆次百货大楼有限责任公司（持股3.94%）、晋中广迪机动车安全技术检测有限公司（持股3.42%）、晋中开发区新泰经贸有限公司（持股2.50%）、山西金房子建业发展有限公司（持股1.25%）、晋中市永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持股1.25%）、山西中捷钢结构彩板有限公司（持股1.25%）、山西正能量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持股1.20%）、山西远征机电设备制造有限公司（持股1.01%）。 企查查APP显示，第一大股东和柚实业有限公司所持5000万股已于2018年11月12日质押给山西左权农商行；山西中宝富源煤炭运销有限公司所持4000万股已于2017年8月8日质押给山西平遥农商行；山西省榆次百货大楼有限责任公司所持3150万股已于2019年10月18日质押给山西太古农商行。 左权农商行、平遥农商行、太古农商行等质权人均为榆次农商行参股子公司，违规接受榆次农商行股权质押，这与银保监会的处罚中经常出现“接受本行股权”、“变相接受本行股权”、“变相抽资”像极了。《商业银行与内部人和股东关联交易管理办法》中明确规定，“商业银行不得向关联方发放无担保贷款，不得接受本行的股权作为质押提供授信”。银监会印发的《关于进一步深化整治银行业市场乱象的通知》，明确要求“严查股东虚假出资、出资不实、抽逃或变相抽逃出资”。 此外，2018年11月14日，北京东旭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质押东旭集团有限公司股权40199.96万元予山西榆次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据财新报道，在山西地方银行体系，东旭集团涉及的债务接近200亿元；而德御系涉及的债务本息合计更高达420亿元，和柚实业有限公司隶属德御系。 办公室主任担任董事，疑似法人股东推荐 董事会由11名董事组成，其中执行董事2名，股东董事7名，独立董事2名。 按照《公司法》的规定，股份公司必须设置董事会。因此，股份公司从法律上讲，不存在执行董事一职。 董事钱秀云，1973年8月出生，1991年10月参加工作，中共党员，本科学历，经济师。历经多个岗位，自2016年8月起任榆次农商行综合办公室主任。 综合各口径资料，董事钱秀云疑似法人股东推荐。如果钱秀云不是法人股东推荐的，那么董事长或行长必有一人为法人股东推荐，情况糟糕超乎想象。 这样的领导有能力，不到18岁就参加工作，入党提干，有学历有职称。 无独有偶，现任党委委员、副行长常虹1971年11月出生，1987年5月参加工作，也就是说不到16岁就参加工作，入党提干，考学历评职称，更是巾帼不让须眉。
天眼查数据显示，近日，浙江蚂蚁小微金融服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生工商变更，注册资本由此前的约235.24亿人民币，新增至约237.79亿人民币，增幅约2.55亿人民币。 浙江蚂蚁小微金融服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2000年10月，法定代表人为井贤栋，公司经营范围包括服务：接受金融机构委托从事金融信息技术服务外包，金融业务流程外包，金融知识流程外包等。该公司工商披露的股东中，杭州阿里巴巴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为最大股东，持股比例33%。此外，其股东中还包括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中国人寿(行情601628,诊股)保险（集团）公司、中国太平洋(行情601099,诊股)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等。
各国的电子钱包都在加紧抄中国作业。 在近日的支付宝安全发布会上，支付宝安全实验室首席科学家赵闻飙透露，印度Paytm、印尼DANA、菲律宾GCash等五大电子钱包正在启用支付宝安全系统，启用后他们的反盗刷、反营销作弊等反网络黑产能力平均提升50%。 数据显示，全球用户数达12亿的支付宝目前资损率仅为0.000064‰，而国际第三方支付公司的资损率达2‰，相差了3万倍，这也引发许多电子钱包前来中国取经。 菲律宾排名第一的电子钱包GCash注册用户数超过 2000 万，也就是每五个菲律宾人就有一位在使用。在当地推广移动支付时，GCash发现最大的挑战是菲律宾人担心账户安全。GCash首席安全官Peach女士表示，引进支付宝的智能风控体系后，有效防止了线上欺诈、盗刷等网络黑产行为，整体安全能力提升显著，用户也能更安心使用了。 调研显示，支付安全是东南亚、南亚地区用户选择电子钱包的首要考虑因素。使用支付宝智能风控体系的五大海外电子钱包中，印度Paytm、菲律宾GCash、巴基斯坦Easypaisa分别以5亿用户、2000万用户、1000万年活用户位列当地电子钱包首位，其中Paytm更是印度国民级应用。马来西亚TnGD、印尼DANA是位列该国年活用户数第二的电子钱包。 在安全性大幅提升后，2019年，马来西亚TnGD、印尼DANA、菲律宾GCash还同步喊出和支付宝一样的“你敢付我敢赔”计划，保证对用户钱包中未经授权的交易进行全额赔付。 赵闻飙表示，各国电子钱包所引进的是支付宝安全实验室研发的智能风控体系，该系统已升级至第五代系统AlphaRisk，并将持续技术出海，服务更多全球商户和用户。
“长远来看，我们仍会坚持零售和对公六四开的比例不会调整，疫情期间适度加大对公投放是经营策略上的阶段性安排。”5月14日，平安银行(行情000001,诊股)行长胡跃飞在该行股东大会上如是表示。 面对7名现场股东提出的对公贷款快速增长是否动摇全行零售战略、新三年如何规划、能否实现“双15%”目标、如何拉近与招行差距等十个问题，平安银行高管团队一一作答。 胡跃飞表示，过去三年平安银行更多关注零售“LUM+AUM”联动带来的零售业务快速转型成果，以及对盈利能力的贡献，未来三年的打法则会聚焦降低负债成本、增强获客能力和数量。 “坚持零售和对公六四开的比例不会调整” 问：去年四季度开始，对公贷款投放明显高于零售，是否意味着此前零售和对公六四开的政策微调？如何控制对公资产质量？ 行长胡跃飞：确实，最近一段时间以来，平安银行的对公贷款投放要快于零售，这很大程度是受疫情影响。 相比于对公业务，疫情对零售业务的影响会更大，特别是零售消费贷款、个人经营性贷款。我行信用卡、汽融、新一贷这三大零售贷款尖刀产品投放都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 因此，我们在有能力、能控制好风险的前提下，适度加大对公投放，这也是经营策略上的阶段性安排。 另一方面，最近三年以来，为了给零售腾挪规模、资本、资源，我们放慢了对公贷款的投放，甚至是在压降一些对公贷款。 但在去年9月迅速完成可转债转股，资本补充到位后，我们重启了对公业务，所以四季度以来对公贷款有了良好的增长。 长远来看，我们仍然会坚持零售和对公六四开的比例不会调整，但不排除在某些阶段灵活调剂。 三年多前，与集团战略一脉相承，平安银行提出了“中国最卓越，全球领先的智能化零售银行”的发展目标。 这不是心血来潮的决定，更不是权宜之计，而是基于我们强大的零售基因，所以这一战略我们会持续坚持下去。 副行长郭世邦：无论是过去三年放慢节奏，还是去年四季度以来恢复性增长，对公业务的第一生命线就是资产质量。 这几年经济形势不是很好，所以我们的风险偏好也比较审慎，不会激进。 基于这一风险偏好，对公信贷资源主要投向重点行业、重点区域、重点客户、重点产品，这是准入角度方面的侧重点。 现在看来，这三年多来坚持“四重”是正确的：即使在疫情冲击下，我行一季度的对公不良生成率、生成额都是在下降的。 另外，在贷后监控方面，通过风险智能预警，我行85%的违约现象提前90天就能发现，81%的违约现象提前半年就能发现，这样能够早发现、早处置风险。 因此，这三年我们的资产质量保持较好水平，而且预计未来会更好。 “新三年聚焦降低负债成本、增强获客能力” 问：过去三年平安银行取得了不错的成绩，接下来三年的战略规划还将如何调整？ 行长胡跃飞：过去三年，我行零售转型取得了外界认可的成绩，去年我行股价涨幅达77%，领涨同业，就是一个具体的表现。 未来三年，我们将坚持“科技引领，零售突破，对公做精”的12字转型总方针，围绕降负债成本、优化资产负债经营等工作重点开展，希望用另一个三年，打造更卓越的零售银行。 疫情期间，我们也做了大量研究，就如何降低负债成本、优化资产负债表，针对各个业务条线都制定了一系列的策略和实施方案，并在近期进一步细化。 具体到零售条线，我们会更加细化零售客户分层，围绕零售客户不同类型的账户（工资账户、投资账户、支付账户、还款账户等），细化经营，配套更多的产品。 对公业务逻辑也一样，我们强调行业银行、交易银行的升级转型，两架马车相匹配，未来会看到对公业务有不一样的表现。 其中，七大行业事业部更多聚焦行业研究、行业客群整合营销、提供“商行+投行+投资”的产品组合，以及运用供应链金融拓展核心企业上下游客群，这些工作都在推进中。 我们也对交易银行业务的管理团队做了较大的调整，希望重建交易银行的优势，通过交易银行业务沉淀大量结算资金，并增强获客能力。 同业业务方面，我们有专门从华尔街请过来做交易的CY团队，交易类业务、代客业务，都会带来低成本的同业负债。我们还将同业团队拉直，旨在提升团队的销售能力，为获取更多的同业客户、降低负债成本奠定基础。 可以说，过去三年，外界更多看到的是平安银行零售“LUM+AUM”联动带来零售业务快速转型取得的成果，以及对盈利能力的贡献。 新三年，我们的策略、打法安排都会紧紧围绕降低负债成本、增强获客能力和数量展开。这样能保证持续的盈利表现，也能更好控制风险。 “有信心达到‘双15%’的目标” 问：新三年平安银行能否实现“双15%”（即盈利增速、ROE均高于15%）的目标？ 副行长项有志：“双15%”是平安集团内部给每家单位公司的原则性要求。 可以看到，过去几年，我行业务的增长、盈利的增长在行业里都是领先的。2019年以及今年一季度，我行净利润增速分别为13.6%、14.8%。 虽然净利润增速还不到15%，但主要是在未来经营不确定性的情况下，更加谨慎处理，不断增加拨备计提，拨备覆盖率升至200%以上。假设拨备覆盖率不变，还原的净利润增速能够达到15%。 ROE方面，2019年是11%左右，确实还比较低。这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去年9月可转债转股带来的一次性摊薄影响；二是主动增加拨备，增强抵御风险能力。 展望未来，随着经济环境逐渐好转，加上既有的业务增长，同时做好风险控制，我们对达到“双15%”的目标还是有信心的。 行长胡跃飞：需要注意到，我行的营收增速是位居同类型银行前列的，去年是18.2%，今年一季度是16.8%，这些数字都实实在在地反映出我们的挣钱能力。 但是考虑到对未来的形势判断更审慎，我们增提了大量拨备，拨备的增加就直接减少了我们的利润。 如果减少这部分拨备增量，“双15%”的目标可能很快就达到。只不过在未来经济不太确定的情况下，我们主张更谨慎，多准备些御寒的衣服，不要被冻坏。 也不能说未来三年经济形势一定不好，还是危中有机。我们也在全面提升业务的现代化、数字化、平台化，目的不仅仅是为了降低负债成本，更重要的是为了降低经营和运营的成本。 “快速改善与招行差距” 问：如何拉近与招行的差距？ 行长胡跃飞：在很多方面我们都把招行当作要持续学习的榜样，特别是在零售业务方面，这是一个很清楚的目标。 当然，招行零售业务持续做了20多年，我们真正大举转型零售也就三年多。相对来说，我们的优势在于集团的客群基础渠道，以及集团自身科技赋能的优势。 至于对标的数据，有的指标我们还有差距，比如负债成本方面的差距还不小。所以我们现在把管控负债成本当做最重要的工作来抓，也是看到了这一块提升和改善的空间。 与此同时，信用卡业务我们和招行非常接近。APP等线上业务不管是服务的效率、质量和客户满意度、线上流量也都在快速的接近。但客户数量差距还很大，无论是零售还是对公客户数量。 对公业务方面，我们希望通过行业银行、交易银行，通过“1+N” 模式（即“1个客户、N个产品服务”），借助集团全牌照的优势，与集团内各专业公司协同经营，强化综合金融服务能力。 我们也希望通过银行内部的产品组合，来提升“1+N”模式下销售更多产品的能力。从销售团队的组合层面，我们希望调动整个集团，发挥集团尖兵作用，在某些领域、渠道、产品，看集团哪些方面能承担“1”的角色，我们迅速把“N”组织起来，服务好客户。 不仅仅对公业务，在零售条线我们也是这么做的。我们希望通过这些举措能快速改善与招行的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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