债券基金就是主要投资于债券的基金，相比于其他类型的基金，债券基金的波动比较小，风险系数比较低，也比较稳定，但是，收益也不会太高，债券基金是很多稳健型投资者的首选。尽管债券基金非常稳定，但是也并不意味着债券基金没有风险，近年来，债券违约的事件频繁发生，也有少量的债券基金出现踩雷的风险，债券基金是否还值得投资呢？债券基金当然是可以买的，只是要看怎么样买？第一，选择主要投资利率债券的基金债券踩雷的事件是我们不能阻止的，但是我们可以尽可能避免受到影响。频繁发生违约事件的主要是信用债，这类债券主要是以公司的信用作为担保，我们可以选择以国家、政府作担保的利率债，选择主要投资利率债券的债券基金，安全系数就会高很多了。第二，选择投研能力强的团队基金公司的投研能力也是非常重要的考核标准，选择固定收益投资能力比较强的基金公司，在面对无法避免的市场风险时候有更好的控制回撤的能力，我们可以通过基金公司债券基金历史平均业绩与市场进行对比，了解基金公司或者是研究团队在固定收益投资方面所获得荣誉等等去了解基金公司的固收投研实力。同时选择信用研究团队比较强的公司，因为这样的公司一般都会有严格的债券分析评估体系和完善的信用研究框架。第三，选择主投高信用评级标的的债券基金一支优秀的债券基金，离不开基金公司内部信评团队和行业研究员提供个券深度研究支撑。通常，当基金经理发起债券基金的投资需求后，信评团队会进行初步评定，然后经过研究负责人和投资总监审核，最终确定投资建议，经过一轮完整的流程精选个券。如果手里持有债券基金的话，建议定期关注持仓，如果出现风险预警的债券，最好提前赎回。第四，分散投资跟股票基金不同，债基的收益相差不会很大，所以我么可以完全放心的分散投资，不用担心分散投资导致的收益被平滑，分散投资到多只基金，减少碰到重仓踩雷的基金的概率，单只基金的挑选，也尽量选择规模大、持仓分散的基金。第五，尽量避免踩过雷的基金总结那些曾经踩过雷的债券基金后来的净值走势我们会发现，这些基金跌下来以后，净值基本上没有大的起色，所以，最好拒绝这类曾经踩过雷的基金。
自去年12月底北京率先开启创新监管试点后，目前中国版金融科技“监管沙箱”已试行一周年，除了试点项目不断扩容，试点地区也已全面铺开。12月27日，北京商报记者梳理发现，从这一年试行情况来看，金融科技“监管沙箱”稳步推进，事前、事中、事后有一系列流程规范，同时也在风险防范和风险补偿机制上不断优化。在分析人士看来，“监管沙箱”后续仍有望继续扩容，重点是对试点项目进行分类总结，形成可推广的标准。 持续扩容 金融科技“监管沙箱”持续扩容中。12月25日，央行营业管理部官网公示了2020年第三批5个拟纳入北京金融科技创新监管试点的创新应用，分别为光大银行(行情601818,诊股)申请的“光信通”区块链产业金融服务、农业银行(行情601288,诊股)（港股01288）“链捷贷”产品、民生银行(行情600016,诊股)（港股01988）与北京逸风金科软件有限公司推出的“基于物联网技术的中小企业融资服务”以及北京融和云链科技有限公司与平安银行(行情000001,诊股)北京分行推出的“基于区块链的国家电投供应链金融平台”、北京中科金财(行情002657,诊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与浦发银行(行情600000,诊股)北京分行推出的“基于API的场景适配中台产品”。 截至目前，已有北京市、上海市、重庆市、深圳市、河北雄安新区、杭州市、苏州市、成都市、广州市9市（区）先后成为试点地区，并均已发布金融科技创新监管试点应用名单，共60个惠民利企创新项目。其中，北京已发布两批次试点名单，第三批也开启“进行时”。此外，包括杭州、深圳、上海、广州等多地创新应用已完成登记，正在提供惠民服务。 具体来看，60个项目中，包括35项金融服务、25项科技产品，业务领域覆盖供应链金融、手机POS创新应用、小微企业在线融资、非接触金融服务、政务数据融合产品、数字风控产品、智能银行、智能化农村金融服务等。 在主要应用场景上，信贷场景占比47%，运营管理占比23%，支付为13%，多场景为12%。此外身份识别、溯源、保险理赔3个场景占比均为2%。而应用渠道类型上，线上应用占比为65%，线上+线下相结合占比为33%，线下为2%。 零壹研究院院长于百程指出，设立金融科技“监管沙箱”的目的是引导持牌金融机构在依法合规、保护消费者权益的前提下，推动金融科技守正创新，赋能金融服务提质增效，营造安全、普惠、开放的金融科技发展环境。从这一年试点看，参与机构从金融机构扩展到金融科技公司，技术和覆盖场景不断丰富，创新性更强。 整体来看，2020年金融科技“监管沙箱”的进展也符合业内预期。正如麻袋研究院高级研究员苏筱芮所称，“监管沙箱”作为监管创新工具，事前、事中、事后流程均有详细规范，既有包容，也有审慎；同时，“监管沙箱”通过试点地区的设立、试点批次的更新等，来扩大金融科技创新监管试点范围，能够鼓励更多企业主体参与到守正创新的工作中去；此外，“监管沙箱”成果丰硕，多地创新应用已完成登记，提供惠民服务，表明科技赋能金融的成果进入到成熟落地阶段，能够产生积极意义、发挥社会作用。 严控风险 北京商报记者注意到，一边是试点项目扩容不断、“监管沙箱”稳步推进；另一边，试点在控风险方面的要求也日益严格。正如多地试点所提出，试点工作要秉持守正创新、风险可控、权益保障和惠民利企原则，申报的项目可以是金融服务，也可以是科技产品，但是项目必须具有业务普惠、技术创新、风险可控及监管支持等特点。 从目前多地试点应用情况看，均采用科技创新、服务小微、风险可控等原则，结合了当地金融与科技的优势资源，并各自具有一些特点。比如北京数量最多、落地最早，应用范围上涵盖更广，除了覆盖到银行，还包括保险、非银行支付等领域。上海和深圳在试点数量上相对较少，二者主要都围绕银行相关业务创新。 目前，各地选择的项目也主要根据当地不同的城市定位及产业基础相关，例如北京偏基础科技类应用比较多，上海则更偏重区块链，深圳外向型科技应用特色明显，而成都、重庆等地方特色则比较鲜明。 一位知情人士告诉北京商报记者，金融科技“监管沙箱”主要面向未来的一些新业务，强调技术创新和风险可控。例如，一些风险类项目将无望被纳入“监管沙箱”试点；同时，在合规方面受到监管严厉处罚的金融科技公司，通过“监管沙箱”的可能性也不会太大；此外，没有金融科技创新应用场景，也很难申请成功。 “今年以来，金融与科技结合带来的风险也成为监管焦点，监管方针对互联网贷款风险、数据和技术安全、个人信息保护等方面都出台了相关监管要求。在金融科技创新试点项目，也会存在相关显性和隐性风险，创新试点方需要对风险作出预判并建立防范措施，在成果检验中，相信风险层面是重要的关注点。”于百程称。 稳步开展“监管沙箱”试点的同时，可以看出，监管也非常注重风险的防控。基于此，苏筱芮也针对申报机构提出多个建议，一是申请前各项准备工作方面，要注重预期效果、预期规模等的遴选；二是事中、事后相关的补偿机制和退出机制等方面需详尽规划；三是要注意消费者保护方面的风险防控，完善机构投诉及自律投诉渠道等。 标准推广 零壹智库统计显示，在9个地区前60个创新应用中，全国共计113家机构参与。其中，银行占据主导地位，合计60家银行参与；其次为科技公司，合计27家。另外，支付机构、征信公司、清算组织、保险等机构也积极参与到监管试点当中。在关键技术上，以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云计算为主。全部试点应用当中，涉及大数据的有48个，人工智能32个，区块链19个，云计算8个。 “接下来试点项目也将进入成果检验、总结经验的阶段。”于百程认为，2020年的60个创新监管试点项目主要在8月之前，后续方向重点是对试点项目进行分类总结，形成可推广的标准。 事实上，今年10月底，北京市委常委、副市长殷勇曾透露北京“监管沙箱”五大思路，一是“监管沙箱”的入箱机制，会更加朝市场化和包容性的方向进一步发展，为一些新业态、新模式、新技术提供生长的机会；二是入箱主体要更加丰富和双向，鼓励外资金融机构参与中国北京“监管沙箱”试点。参与主体目前以金融机构为主导，下一阶段会向科技企业为主并重；三是进一步扩大“监管沙箱”扩展机制，增加扩展机制的弹性，把以物理空间划定的“监管沙箱”基本管理制度逐步有序拓展到服务领域空间；四是要把试点评估的效果和行业准入、监管规则的完善紧密联系起来，使试点发挥更好效应；五是要加强国际合作，积极地支持和鼓励区内的企业参与国际标准、国际规则的制定。 在分析人士看来，金融科技“监管沙箱”未来将继续扩容。苏筱芮认为，具体体现在试点范围将不断增加，试点城市通过“以点带面”辐射到周边地区，共同打造区域内金融科技事业的繁荣经济圈；试点批次将逐步提速，在各地试水创新项目试点后，其申请流程、评判方式等将不断被总结及优化，试点批次亦将伴随着工作效率的提升而产生加速。 展望后续，苏筱芮建议，金融科技“监管沙箱”，一是要以质量优先，数量方面不能过于宽松，要严格遴选标准，注重风险把控，尤其要关注到需求端（企业、金融消费者）的权益保护；二是要保持竞争中性，从入选项目的申请机构来看，多为大型银行机构与金融科技巨头等，需要鼓励更多优秀民营机构甚至初创机构入选；三是创新导向，金融供给的目的是为实体经济服务，需要切中实体领域的痛点，鼓励更多独创性而非冗余性的创新项目。
12月26日，金融管理部门联合约谈了蚂蚁集团，指出集团目前在经营中存在的重大问题，提出重点业务领域整改要求，督促指导其按照市场化、法治化原则，落实金融监管、公平竞争和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等要求，进一步规范金融业务经营与发展。 此次约谈是落实中央政治局会议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的具体举措，表明金融管理部门在坚持“两个毫不动摇”、支持民营企业发展的同时，将进一步规范新兴金融业务发展、防范金融风险，维护公平竞争和金融市场秩序。 蚂蚁集团成立以来，在发展金融科技、提高金融服务效率和普惠性方面发挥了创新作用。但随着企业快速发展，利用技术优势模糊金融业务属性、实施监管套利、放大交叉性金融风险、损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等问题日益突出。从国家发展大局出发，金融管理部门及时立规矩、强监管，扎紧金融科技发展的制度“篱笆”，正当其时。 新兴金融科技公司的发展，离不开改革开放的大时代，受惠于中国这个全球最大的市场，得益于金融基础设施不断完善和审慎包容的监管环境。蚂蚁集团作为金融科技和平台经济领域具有重大影响力的企业，尤其需要自觉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对标监管要求，主动做好整改，回归服务实体经济和人民群众的本源，将企业发展融入到国家发展大局中，切实承担企业社会责任。 金融科技和互联网平台公司是新事物，且快速创新演进，出现很多新特点，金融管理部门就此加强国际监管交流与合作十分必要。目前，蚂蚁集团等中国金融科技企业已走出国门，在金融开放“大门”越开越大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通过约谈等方式加强监管，能够使企业更好地树立严格遵守金融监管要求的合规意识、维护公平竞争环境的市场意识、以消费者权益保护为核心的服务意识，在不断规范经营中与国际监管接轨，提升国际竞争力，为推动形成新发展格局贡献力量。 严管也是厚爱，定规才能走正。对金融科技行业来说，加强监管非但不是“冬天”，反而是更好更健康发展的新起点。企业应心怀敬畏，依法合规经营，只有这样才能行稳致远，迎来更好发展的春天。
梦想着“一夜暴富”，银行信贷员深陷网络赌博无法自拔，在通过职务便利骗取500多万用作赌资后，最终“锒铛入狱”。 日前，裁判文书网公开一则刑事判决书显示，酒泉农商银行一支行信贷员因沉迷网络赌博，通过利用职务便利向多人实施诈骗，同时以他人名义骗取银行贷款。该案中，共有12名被害人被骗94余万元。造成银行贷款损失超422万。 沉迷赌博“陷阱”难以自拔 裁判文书显示，案发前作为酒泉农商银行红山支行信贷员的马某，大学毕业后就加入该行工作，主要负责给当地红山堡村的村民审核、发放信用贷款，收缴利息和推广电子银行业务。 2018年3月份，马某的高中同学龚某发来微信消息称，自己在一个名为“巴XX”的赌博网站上赚了20多万元，并向马某分享了该网站的链接。收到链接的马某点开进入发现，该网站有一种名叫“百家乐”的游戏玩法，感觉操作比较简单，但自己兴趣不大就没有参与。 在随后的一段日子里，龚某持续通过微信给马某发送自己在该网站赌博赚钱的截图，以及去澳门赌博的照片。同年5月份，抱着“试试看”的心态，马某便注册了“巴XX”赌博网站的账号，并通过支付宝充值了5000元，可惜手气不佳，玩了没几轮就把钱输了个精光。 不服输的马某又借了8000元充值到账户，这次，玩了几个小时的他很顺利就赢了16万元，“当时我就觉得赌博赢钱太容易了，就又在赌博网站上充值了5万元左右。”马某称，此后的半年里，充值的钱全部输光，而自己又从网上的各种小贷公司贷款5万元。 按捺不住“投机取巧”的心态，陷入负债的马某在把从亲戚处借来的2万元全部输掉后，又惦记起自己信贷员身份所接触到的农户。借助去红山堡村组了解农户生产情况的机会，马某趁机与农户拉近关系，并陆续向几家农户借了75万余元，每次借款后都会给农户写借条。 借到钱的马某并没有在赌博网站中迎来“翻身”，而此时的他赌瘾也越来越大，控制不住自己“沦陷”的脚步。 违规越权使用行长账户审批 陷入负债累累境地的马某，一时间竟动起了以农户名义骗取银行贷款的歪心思。 据马某供述，彼时正值农闲，农户手中资金相对比较宽裕，有些农户就到银行提前还信用贷款。办完业务之后，马某便跟农户说要倒账借他们的贷款使用。心思单纯的农户也不曾多想，都愿意帮助这个银行工作的小伙子。 就这样，在2018年至2019年的冬季，马某前后向共向80家左右农户借款700余万元，其中有200余万元用作农户还款，剩余57家农户的495.5万元全部被他花在了“巴XX”赌博网站。 据被害人之一的王某证言，其于2019年3月13日到银行办事，马某让其帮忙贷款倒账。受年龄限制，王某本无法从银行贷出钱款。深知这点的马某便让王某把身份证和户口本交给他，其他的不用担心。获得王某证件与银行卡密码等信息的马某，借助王某本人的手机进行了一番操作，次日，便有合计15万元的转账信息发送到王某的手机上。 酒泉农商银行红山支行行长证言显示，马某给农户办理贷款的权限是5万元，超过5万元的贷款应该由马某把资料拿给其签字审核，而超过60岁的农户、单身的农户、未评定等级的农户、智力有问题的农户、残疾的农户都不能发放贷款。 马某的同事也在证词中表示，马某审批贷款额度超过5万元，就要找行长登录信贷管理系统审批，“银行是禁止信贷员私自放大农户的信用额度，禁止信贷员越权发放贷款，禁止信贷员向农户借款，禁止信贷员违法发放贷款的”。 “马某是通过录入农户资料时候夸大农户的资产和收入，给那些不符合条件的农户发放信用贷款的。”该支行行长在证言中还称，其并未发现马某除了正常工资收入外有其他经济来源。 对此，马某也在供述中阐明，自己给农户办理信用贷款时没有严格按照银行的规定，基本都是按照信用贷款的最高额度办理的。针对贷款额度在10万元以上的业务，马某便用行长的账号自行登录审批，在系统上签约后，通过手机银行上的贷款功能直接点击放款，贷款便即刻到账。 一审被判二十年 甘肃省酒泉市肃州区人民法院一审认为，马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利用酒泉农村商业银行红山支行信贷员的身份，违反国家金融管理制度，以47名农户名义，骗取银行贷款4226945.55元，数额特别巨大，其行为已触犯刑律，构成贷款诈骗罪。 同时，法院认定，马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采取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方法，骗取12人财产941884.78元，数额特别巨大，其行为已触犯刑律，构成诈骗罪。而马某在明知自己无能力偿还骗取资金的情况下，仍以农户办理信用贷款名义，骗取银行贷款，并以倒账、买房急需资金等理由，骗取农户资金，主观犯意明确， 判决书显示，经查，马某沉迷于赌博，利用酒泉农村商业银行红山支行信贷员的身份，违反国家金融管理制度，以农户名义骗取银行贷款，同时采取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方法，骗取农户财产，其分别侵犯银行和农户的法益，应分别以贷款诈骗罪和诈骗罪认定。 最终，法院判决：被告人马某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一年，并处罚金十万元；犯贷款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四年，并处罚金三十万元；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二十年，并处罚金四十万元；贷款诈骗罪违法所得4226945.55元、诈骗罪违法所得941884.78元，继续予以追缴。 “十赌九输，久赌必输。”网络赌博正是利用了部分人的侥幸心理，使人一旦沉迷，便极易失去理智进而产生债台高筑的后果。此案中，马某抱有一夜暴富的幻想，未认清网络赌博的实质，最终走上诈骗的违法犯罪道路，断送了自己的前程。
10年IPO长跑，汉口银行A股上市终于迎来重大进展。 12月25日，湖北银保监局官网披露，批准汉口银行向证监会申请A股IPO，发行规模不超过13.76亿股。 据了解，2010年汉口银行就与券商签署辅导协议，然而由于国有股确权等问题未能明晰，阻碍着上市。2020年10月，汉口银行相关股东会通过了多项与上市有关议案，上市再次提速。为在上市前对资本进行补充，12月初汉口银行发行50亿元永续债已获监管批复，此次债券已于12月25日正式发行。 值得一提的是，湖北省目前尚未有一家上市银行，而环湖北周边省份如湖南省、江西省、河南省、安徽省、陕西省和重庆市都有属于本土上市银行。 10年上市“长跑”即将“冲刺” 券商中国记者从湖北银保监局官网获悉，汉口银行首次公开发行A股股票并上市已经获得湖北银保监局的正式批复同意，本次发行所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应全部用于充实汉口银行资本金。 早在2010年汉口银行就与海通证券(行情600837,诊股)签署了上市辅导协议，此前该行年报中均有提及上市计划。此次汉口银行IPO获得银保监局批复，标志着该行10年上市长跑终迎“冲刺”阶段。 进入2020年后，汉口银行的一系列动作表明，该行推进上市有加速之势。 长期以来，国有股的确权问题一直是横亘于汉口银行IPO路上的大山，由于股权结构较为分散，该行长期无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不过，目前该行股权问题不断厘清，股权障碍也逐渐扫除。 汉口银行今年二季度披露的2019年报显示，2020年4月3家股东已出清该行合计约为4.51亿股的股权，并过户至武汉金融控股集团（下称“武汉金控”）名下。同时，由于现有股东武汉开发投资有限公司、武汉商贸国有控股集团属于武汉金控关联方和一致行动人，目前武汉金控合计持汉口银行股份占比为19.61%，已经超越联想控股，跻身为第一大股东。 2020年10月10日，汉口银行召开了该行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汉口银行申请在境内上市”、“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上市”等6项事宜，标志该行冲击A股上市进一步提速。 12月1日，汉口银行召开2020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再次审议了“A股股票摊薄即期回报及填补措施”“IPO报告期内管理交易”等部分发行A股事项，以及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议事规则等一系列草案。此次16项议案顺利获得通过。 然而，接下来汉口银行上市冲刺阶段，仍需面临多项关键程序,包括向证监会提交上市申请并受理，进入排队序列，然后获得证监会一系列审核等。 刚刚发行50亿永续债补充资本 值得一提的是，汉口银行上市的多方面工作均在同步推进。 12月2日，汉口银行刚刚召开2020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第二天，湖北银保监局就批复同意了“汉口银行发行不超过50亿元人民币的无固定期限资本债券”，这将用于补充该行的其他一级资本。同时，该行发行60亿元小微企业专项金融债也于当日获得批复。 券商中国记者在iFinD平台上获悉，汉口银行此次50亿元规模的永续债名称为“20汉口银行永续债01”，已于12月25日正式发行，期限为5年。 据汉口银行披露的2020年三季度资本充足率信息，截至9月末，该行资本充足率为12.03%，一级资本及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分别为8.77%和8.76%。此笔永续债发行后，将提升汉口银行的资本充足水平。 另一方面，汉口银行上市仍有部分问题需要解决。根据湖北证监会官网披露的辅导企业信息，2020年7月17日，海通证券出具关于汉口银行IPO的第43期辅导工作报告，提及的主要问题即为汉口银行增资扩股。 上述辅导报告指出，汉口银行IPO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是：为进一步增强资本实力，优化股权结构，拟实施增资扩股。目前增资扩股方案正处于监管部门审批阶段。 此外，汉口银行部分监事任职期限问题也仍需进一步解决。在海通证券在9月、11月分别对该行出具的第44、45期辅导书中提到，在辅导期内，汉口银行部分监事任职期限已届满，应尽早完成监事的换届工作，以满足上市要求。 根据《商业银行监事会工作指引》等法律法规的要求，商业银行监事每届任期为3年，且外部监事在同一家商业银行的任职时间累计不应超过6年。 不过，券商中国记者获悉，在12月1日召开的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中，已经通过了选举余春江、张雪兰担任汉口银行第六届监事会外部监事的议案。 上半年营收、净利下滑 今年1月下旬爆发的新冠肺炎疫情，武汉市成疫情重灾区，汉口银行又是以武汉为“大本营”的银行，其业绩表现最能反映疫情对银行业的影响。 数据显示，截至2019年年末，汉口银行的总资产突破4000亿元大关达到4050.42亿元，同比增长27.18%，相关经营业绩也保持两位数高速增长。 不过，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将汉口银行继续上升的势头打断了。据该行披露的2020年上半年报告，1-6月该行营收为31.31亿元，同比下降12.49%，净利润为9.76亿元，同比下降16.65%。截至6月末，该行资产总额为4216.79亿元。 资产质量方面，截至6月末，该行的不良贷款余额为40.3亿元，比去年末增加了10.27亿元，上涨幅度达34.2%。不良贷款率为2.09%，比去年末上升0.34个百分点，略低于全国银行业不良贷款率2.10%的水平。 汉口银行表示，短期内资产质量承压但长期依然可控。对于受疫情影响的各类企业，营业能力、现金流以及还款能力的减弱可能会带来一定数量的不良贷款甚至坏账。 同时，大量企业和个人收入出现短期下降，也会对银行存贷款业务产生一定冲击，中间业务拓展受阻。综合来看，疫情将对银行业短期营收造成一定的负面影响。 资产结构面临调整压力 12月16日，评级公司联合资信针对汉口银行拟发行的永续债作出了信用评级报告。报告指出，汉口银行主营业务稳步发展，IT基础设施和科技实力在城商行中居于前列，存在差异化竞争优势；贷款拨备对不良贷款的覆盖水平充足，资本保持充足水平，位于“中部地区崛起”和“长江经济带”的区位中心，有助于业务发展。 同时，值得注意的是，联合资信也关注到，汉口银行房地产及关联度较高的建筑业贷款占比仍较高，目前监管力度较大；同时汉口银行投资资产规模较快增长，其中资产管理计划及资金信托计划投资规模较大，且存在违约资产，资金回收面临风险。并且，由于投资资产占比较高，在监管要求下，资产结构面临调整压力。 另外，报告还提到，新冠疫情对武汉市经济带来较大冲击，对当地中小微企业带来风险冲击较大，不良贷款和逾期贷款规模均有所增长，因而需关注疫情对该行业务发展、资产质量带来的不利影响。
12月18日，中国银行(行情601988,诊股)与中国联通(行情600050,诊股)共同推出了基于5G消息的金融应用试点平台，被视为这家国有商业银行向数字化转型的重要尝试。不过，对于这一举动的最终效果和前景，还是应该谨慎看待。 数字金融早在十几年之前就已经出现了，但是传统的商业银行，包括中国银行在这一领域的进展一直非常缓慢。银行（尤其支付）业务上的通道化、金融业务应用场景的缺乏等导致了这一转型并不会很顺利。 中国银行面临的挑战还有很多，业绩低迷、平淡，经营保守、效率不高，都摆在中国银行管理层面前。上述种种原因也导致其市值的低迷，从市值的角度，中国银行还停留在十年以前，约为8500亿人民币。 谨慎看待中国银行的数字化转型 据中行官网，12月18日，中国银行联合另外一家央企中国联通推出基于5G消息的金融应用试点平台，让志愿者用户体验基于5G消息的金融应用。5G消息是短信业务的升级，支持丰富的媒体格式，无需下载客户端，即可实现“消息即服务”。此举被认为是中国银行推进“金融+科技”创新，提升数字金融服务能力的重要举动。 从目前的信息来看，这一“5G消息”由于缺乏社交功能，未来能否获得用户认同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这当然也意味着借此就想切入零售金融领域并取得成功，并不容易。就零售金融来说，中行身边有很多的“对手”，这既有阿里巴巴旗下的支付宝、腾讯旗下的财付通，乃至京东数科等科技巨头，也有招商银行(行情600036,诊股)、平安银行(行情000001,诊股)等这样的零售银行强敌。 不管怎样，这一举动还是让投资者有机会重新检视中国银行在零售金融业务的成败与得失。 就成功的方面来说，过去十年，中行在零售业务上取得了不小的进展，零售金融业务对中行的业务贡献占比，从2010年的29%上升到今年上半年的38.98%。反映这一业务收入结构变化的个人零售存、贷款余额从2010年的3.45万亿元、1.42万亿元上升到今年上半年的7.61万亿元、5.34万亿元，分别是2010年的2.2倍、3.8倍；来自零售业务方面的手续费及佣金净收入在同类业务中的占比，从2010年的33%上升到今年上半年的49%。 不足也是显然的，尤其与对手比较。从业务贡献的角度看，其竞争对手零售业务也在不断成长。今年上半年，中国银行个人金融业务实现收入额1113.56亿元，占比38.98%，是四大行中比例最低的。工行、建行以及农行个人金融业务占比分别为42.2%、40.5%以及40%。从绝对额看，今年上半年，工行一家个人金融业务实现收入额1891.75亿元，是中行的1.7倍，这与二者的资产体量比较并不匹配，工行资产是中行资产的约1.3倍。数据反映了中行与同行对手在收入结构上的竞争性差异。 另外的一项数据更能够直观反映中国银行在零售金融业务上的落差。截至今年上半年末，中国银行累计发行信用卡1.3亿张，按照上半年信用卡消费金额来算，平均每张卡消费金额仅为6200元，是四大行里最低的。工行、农行、建行上半年信用卡平均消费金额分别为8000元、7200元以及1.05万元。信用卡平均消费金额低于行业竞争对手，反映其信用卡使用频次受限，应用场景相对受限，而这不利于中行信用卡业务推广以及零售金融业务的发展。 中国银行零售金融方面与同行的差距，只是其市场竞争力不足的一个方面。但是，正是类似零售金融等诸多业务上的落后，导致了中行业绩的低迷。对于中国商业银行来说，未来业务的广阔空间在于零售金融。 中国银行息差与坏账的艰难权衡 经营文化保守 作为一家老牌国有大型商业银行，中国银行业绩上的低迷，也与其保守的经营风格有密切的关系，其业绩太过于平淡了，这在公司财务、经营数据上体现较为明显。认真比对中国银行的净息差与不良率数据，不难发现，过去很多年，中国银行的净息差一直维持在较低的水平，当然这也帮助其将不良率维持在四大行内最低位置。 从净息差来看，2010年～2019年，中国银行净息差简单平均数为2.04%，这低于工行、建行，以及农行，后三者同期净息差平均数分别为2.43%、2.51%以及2.56%。《红周刊》记者发现，过去十年，直到今年上半年，中行的净息差始终是四大行中最低位置。 中国银行较低的净息差，如果不考虑资金成本问题，很大程度上暗示其采取了较低的风险容忍度。进一步说，这意味着中国银行整体上对于资产（尤其是信贷）扩张采取了较低的不良率对策，财务数据的确反映了这个趋势。从过去十年看（2010年～2019年），中国银行的不良贷款率1.23%，工行、建行以及农行的同期不良率分别为1.26%、1.29%以及2.03%，显然后三者具备更高的不良率，隐含相对高的风险暴露概率。 从波动的角度来说，《红周刊》记者针对过去十年四大行的净息差、不良资产率的波动率分析后发现，中行在过去十年也总体呈现更低波动率。净息差方面，中行这一数据为0.17，另外三大国有行均值为0.25，不良率方面，中行0.22，另外三大国有行均值0.31。波动率明显低位，进一步印证了前述关于中行经营保守的公司特质。 对于中行来说，这不见得是个最优解。 对于这一结论最好的解释是业绩，也就是股东回报率。很遗憾，从中行过去十年的业绩来看，很不理想。2019年，中行实现净利润2018.91亿元，是2010年1096.91亿元的1.84倍，低于同期工行、建行以及农行的这一表现，后三者这一数据分别为1.89、1.99以及2.24倍。这意味着在与其他三大行业绩增长的较量中，中行落败了。 业绩增速的低迷，意味着较低的ROE回报。中行平均的ROE回报率在四大行中，历年都是最低的。财务数据显示，中行过去十年ROE均值15.34%，较大程度低于工行、建行以及农行，后三者分别为18.47%、18.28%以及17.67%。 过于平淡的业绩反映中行保守的企业文化，这样做的好处是，可以少犯错误。这并未换来股东回报率的提升，也没有换来经营效率的提升。从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效率角度来看，中行显然也略逊于其他三大行。反倒相比中行略显激进的另外三家大型国有银行，取得了更值得投资者信任的收益率。 2006年，中国银行登陆A股资本市场，由于甩掉了不良资产的巨额包袱给四大资管公司，再加上资本的补充，趁着中国城镇化浪潮，中国银行的业绩一度突飞猛进。财务数据显示，从2006年至2010年，其归母净利润平均增速高达30.74%。从那以后，少了政策的支持，经营上缺乏鲜明特色（除了外汇以及海外业务），且经营相对保守的中国银行，业绩开始进入下行通道。从2011年至2019年，中国银行归母净利润增速仅为6.9%，2015年至2019年，这一增速进一步下降为2.07%。 显然，这样的业绩增速，对于市场投资者来说，期望难平。 市场化机构持股比例最低 机构投资者对于一家上市公司的持股比例多寡，在很大程度上侧面暗示了一家公司业绩的悲观或者乐观。《红周刊》记者统计发现，四大商业银行中，不考虑法人持股，中国银行的机构持股比例最低。而法人股东方面，中国银行的股权主要被控制在中央汇金、中国证券金融公司两大股东，两者合计持有中国银行67.55%的股权。 机构方面，Wind数据显示，以反映外资持股比例的陆股通为例，截至三季度末，陆股通对中国银行的持股比例仅为7.26亿股，持股比例0.34%。2020年以来，持股比例不断下降，相比2019年底的0.43%下降了9个BP。相比之下，陆股通对工商银行(行情601398,诊股)、建设银行(行情601939,诊股)、农业银行(行情601288,诊股)的持股比例都在中国银行之上，其持股比例分别为0.39%、4.51%以及0.45%。 险资方面，截至三季度末，险资持有中国银行22.43亿股，持股比例1.06%。与陆股通持股趋势不一致，险资今年以来累计加仓中国银行5.42亿股，持股比例上升至1.06%。不过，与另外三大国有银行相比，依然最低。Wind数据显示，险资持有工商银行、建设银行、农业银行的比例分别为1.69%、4.51%以及1.85%。 上述机构投资者比例，如果与国内部分领先的股份制银行相比，结果更加让人悲观。以招商银行为例，截至三季度末，陆股通持股比例4.51%，险资持股比例高达12.21%。基金方面，基金对招商银行持股比例高达4.26%，中国银行的持股比例仅为0.03%，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机构持仓影响着中国银行的市值变动。2015年股市大震荡以来，中国银行的整体走势在四大行中表现最差。统计数据发现，从2015年6月30日至今，中行跌幅最大，为-38%，另外三大行跌幅在10%～16%之间，显著低于中行。 中行海外业务优势能否继续维持 中行一直坚持全球化战略定位，很长时间以来，也一直是中国企业以及居民办理海外业务的最重要银行通道，这一度也成为中国银行相对于其他商业银行的重要竞争优势之一。 截至今年6月末，中国银行目前在全球拥有558家海外分支机构，覆盖全球61个国家和地区，其中包含25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为国际性企业和当地企业客户提供综合金融服务，这推动了中行海外业务的发展。 以今年上半年的数据为例，到今年6月末，海外商业银行客户存款、贷款总额分别折合4,851.37亿美元、4,244.67亿美元；上半年，中国银行海外业务实现收入663.73亿元，约占中国银行全部业务收入的23.23%。 中行海外业务的挑战还是来了。挑战之一是自身海外业务发展的缓慢。财报数据显示，中行海外业务收入663.73亿元，同比仅微增1.5%。进一步拆分后，更不乐观。中国银行海外业务的主要收入来自港澳台地区，占比超过了八成；其他海外地区的业务收入上半年109亿元，同比下降约5%。纵向来看，从2017年至2019年，中行除了港澳台以外的海外地区业务收入，整体处于停滞状态，大约在230亿元上下。 挑战之二是其同行对手工商银行的海外业务推进。截至6月末，工行在49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425家机构，服务网络覆盖六大洲和全球重要国际金融中心，在“一带一路”沿线21个国家和地区拥有125家分支机构。 尽管机构网点数量以及覆盖的国家数量低于中行，从业务规模来看，上半年工行海外业务收入693.21亿元，这一收入金额实际已经超过了中行海外收入总额。事实上，2019年，这一数据就已经非常接近，工行海外地区当年业务收入1309亿元，逼近中行1317.44亿元的海外营业收入。下图直观反映了海外业务收入方面，中行与工行的地位变化。 从海外营收占比的角度，工行海外业务收入占比从2010年的3.51%，不断上升至2019年的15.31%；同期中行海外业务收入占比从2010年的20.16%微升至2019年的23.99%。 显然，相对于工行，最先在海外业务有较多布局的中行在竞争中已经处于了下风。随着“一带一路”政策的不断推进，中国银行在海外能否重新夺回昔日辉煌，保持海外业务竞争优势存在不确定性。 中国银行的不良贷款隐含结构性问题 中国银行的问题不止这么多，其在不良贷款方面隐含结构性问题，尤其是海外业务上。 从不良贷款率数据看，今年前三季度中国银行的不良贷款率1.48%，低于工行、农行以及建行，后三者不良贷款率分别为1.55%、1.52%以及1.53%。尽管与过去多年的历史趋势相一致，但是中国银行在不良贷款的结构上呈现出一些并不一样的特点。 与其他三大行不一样，中国银行是海外资产布局最为广泛的商业银行，海外业务对其营收的贡献占比达到23.23%。这意味着其资产质量的表现也将同样因为全球布局而受到影响。 今年以来，受到新冠病毒疫情因素的影响，除了中国，全球经济都在下滑。中国经济的增长主要受益于疫情的成功控制，经济快速恢复。但是海外就不一样了，全球新冠疫情目前还在蔓延，目前感染人数超过7800万人， 这拖累了全球经济的表现。据世界银行预测，今年全球经济将萎缩5.2%。 出于中国银行的全球业务布局，其业绩以及不良资产的表现很难不会受到海外因素的不利影响。数据显示，截至今年上半年末，中国银行不良资产率1.48%。4大行中最低。从结构看，中行海外不良资产率从去年末的0.3%上升了25个BP至0.55%，内地信贷业务不良率与去年持平。数据证实了其海外业务有加速风险暴露的可能。目前，中行海外信贷业务的风险敞口超过3万亿，不良率每10个BP的上升，将会导致其不良贷款增加超过30亿元。 不良贷款的潜在增加，形成对中行拨备计提的压力。从拨备覆盖率来看，中国银行的确存在压力，目前是四大行里面日子最紧的。财务数据显示，截至今年三季度末，中行拨备率仅为177.46%，为四大行最低。如果海外业务不良率最终带动中行不良率整体攀升，这意味着中行不得不计提更多的拨备，以满足监管要求。多计提不良率，一定意味着利润下降，资本下降。 作为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之一，中国银行以22.75万亿的资产总规模居于末位。基于市值的比较更为尴尬，中国银行目前总市值约8500亿元，不仅四大行中最低，即便与规模比其小的多的招商银行相比，中国银行更是逊色不少，中行规模接近招行的3倍，市值却低于招行。市场对于中国银行的冷淡态度，反映投资者对中国银行这家老牌国有银行业绩的不满，并对未来的前景看淡。 从市净率角度来看，中国银行也是四大行中最低的。截至12月23日，中行市净率仅为0.54倍，工行、建行以及农行的市净率分别为0.69倍、0.71倍以及0.6倍。市盈率的表现同样如此。 最新交易日，中行报收于3.18元，总市值为8527亿元。 （文中个股仅做举例，不做买入或卖出推荐）
12月25日，国新办举行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介绍完善失信约束制度健全社会信用体系有关情况。 会上，央行副行长陈雨露表示：“用于判断企业和个人信用状况的信息服务，全部纳入征信监管，实行持牌经营。” 此外，陈雨露认为，人民银行征信系统征信查询的总量中，小微企业占比高达60%，应当说是征信系统最大的受益者。 值得注意的是，随着不良征信记录“黑名单”制度的逐步完善，市面上也出现征信“洗白”等灰产活动。对此，陈雨露表示要大力开展征信宣传教育活动，警惕征信“洗白”骗局。 要把信息安全和权益保护放在首位 2020年12月25日，央行批准朴道征信有限公司个人征信业务许可，这是获批的第二块个人征信牌照。第一家持牌的市场化个人征信机构是于2018年2月获批的百行征信。 央行表示，这是为增加征信有效供给、积极推进我国征信业市场化发展作出的决定。将继续坚持市场化、法治化和科技化的发展方向，推进征信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国家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作出贡献。 陈雨露表示，经过十几年的发展，中国的征信市场正在形成自己的特色，而且在服务实体经济、服务小微企业、增强全社会诚信意识方面作出越来越大的贡献。在征信业现代化的更高的要求上，征信市场的发展提出了新的课题。他认为要从以下三方面应对新问题： 一是“严监管”。因为征信经营的是信息，信息涉及到人民的信息权益维护问题。所以，在监管上一定要把信息安全和权益保护放到首位。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人民银行将继续完善征信业务管理办法，将所有为金融经济活动提供服务的、用于判断企业和个人信用状况的信息服务，全部纳入征信监管，实行持牌经营。对非法从事征信业务的行为，依法依规严肃查处。 二是“强供给”。在不断完善人民银行二代征信系统的同时，要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引导民营资本和社会力量有序发展市场化的征信机构，同时运用区块链技术、大数据技术、市场化的手段来推动市场化征信机构实现互联互通和信息共享，为建立企业信用状况的综合评价体系创造条件。 三是“保安全”。一个是确保各类征信系统网络环境、技术架构的安全性。另外一个是要采取措施，切实加强对征信信息的保护，特别是个人征信信息的保护。 小微企业占征信查询总量60% 当前监管部门一直在努力促进中小微企业的融资，征信是小微企业融资的重要一环。陈雨露认为人民银行在改善小微企业融资征信服务方面，重点做了三个方面的工作。 第一，充分发挥人民银行征信系统的基础性作用，切实缓解小微企业融资难的问题。从数据来看，人民银行征信系统征信查询的总量中，小微企业占比高达60%，应当说是征信系统最大的受益者。在今年疫情期间，人民银行征信系统查询费用减免近10个亿里面，小微企业受益占比也将近60%，受益涉及到270多万家小微企业。 二是通过建设应收账款融资服务平台和动产融资统一登记公示系统，有效降低小微企业融资成本。为帮助供应链上的小微企业融资，人民银行从2013年开始建立应收账款融资服务平台，主要是为小微企业开展线上供应链融资提供信息确权的登记服务。今年以来这个服务平台已经促成了中小微企业融资将近2万亿元，现在这个规模还在持续、快速的增长，应当说为疫情期间中小微企业融资提供了超预期的支持。 三是运用新技术和替代数据引导市场化的征信机构创新征信服务模式，深化小微企业征信服务。世界银行把借贷信息以外的征信数据定义为替代数据，利用替代数据刻画企业和个人的信用状况，这是近年来世界范围内兴起的新趋势，主要的背景就是互联网平台和大数据技术的广泛应用，使得大量、有效的替代数据的采集成为可能。 大力开展征信宣传教育活动 陈雨露指出，征信信息共享和征信信息保护是一对矛盾，但必须找到它统一的一面。 那么央行将如何通过征信监管平衡其中的矛盾？ 他指出，央行要求征信中心把数据安全放在工作的核心位置。从这个系统建设开始，就想尽一切办法配备了高素质的信息安全团队。 此外，他认为，对征信市场信息安全和个人信息保护监管的强度不断加大。一方面，引导金融机构做好客户的个人金融信息保护工作，规范金融机构的展业行为，强化金融机构个人信息保护和法律合规意识。另外一方面，对发生了信息泄露，甚至违规倒卖客户数据的金融机构、征信机构以及相关责任人，将依法从严惩处，形成监管震慑。 同时，人民银行还配合有关部门严厉打击以大数据公司、大数据征信名义非法买卖个人信息的行为，查处以信用信息服务、企业征信服务名义招摇撞骗的行为。将不断完善征信法规制度，让个人信息保护做到有法可依。 值得注意的是，陈雨露表示：“大力开展征信宣传教育活动。现在社会上有些人提出，我可以为你做征信洗白，或者给你做不良征信记录铲单。这些网络骗局要通过大力宣传，让人民群众不要轻信。” 国家发改委财政金融和信用建设司司长陈洪宛也表示，信用修复的基本前提是要彻底纠正失信行为，消除不良影响。但是，对一些特别严重的失信行为且不良影响无法挽回的，按照规定不能予以修复，比如像网络诈骗、非法集资、劣质疫苗等，这样严重的违法行为如果随随便便就撤销公示、删除记录，公众查不到历史信息，这是对受害者、对社会公众的不负责任。同时失信成本过低，不痛不痒，对其他的市场主体也起不到应有的警示作用。
12月25日，银保监会就《商业银行理财子公司理财产品销售管理暂行办法》（以下简称“《办法》”）公开征求意见。 《办法》对销售机构、销售人员等主体列明18条负面行为清单；同时，明确提出未经金融监督管理部门许可，任何非金融机构和个人不得直接或变相代理销售理财产品。业内人士认为，这或许意味着互联网平台暂不能代销理财产品。 在业内人士看来，《办法》的定位主要是《商业银行理财子公司管理办法》的配套制度，针对的产品为非保本的银行理财子公司产品，落脚点在“销售”，对销售渠道、销售人员等理财子公司业务的销售管理进行了全面而系统的规范。《办法》将有利于理财子公司业务平稳、健康发展，对保护金融消费者权益起到积极作用。 互联网平台暂无缘代销理财产品 《办法》单列第二章“理财产品销售机构”，划定销售机构范围，规范了从事理财产品销售业务活动应当具备的条件要求等。 《办法》将理财产品销售机构分为两类：一类是销售本公司发行理财产品的银行理财子公司；一类是接受银行理财子公司委托销售其发行理财产品的代理销售机构，包括其他银行理财子公司、商业银行、农村合作银行、村镇银行、农村信用合作社等吸收公众存款的银行业金融机构，以及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规定的其他机构。 记者发现，《办法》明确作出禁止性规定：未经金融监督管理部门许可，任何非金融机构和个人不得直接或变相代理销售理财产品。业内人士指出，这也意味着互联网平台暂无缘代销理财产品。 对此，光大银行(行情601818,诊股)(601818,股吧)金融市场部分析师周茂华表示，这主要还是考虑理财子公司稳健、规范发展和提升监管效率。 对于现阶段仅允许银行理财子公司和吸收公众存款的银行业金融机构作为代理销售机构的规定，银保监会相关负责人表示，这保持了现有理财产品销售制度的连续性和平稳性。该负责人进而表示，银行理财子公司属于新型非银行金融机构，机构类型、产品属性、品牌声誉等处于起步培育阶段，区分辨识度需要逐步提升。现有销售机构范围总体延续了银行理财产品销售的成熟渠道模式，便于投资者识别。 招联金融首席研究员、亚洲金融合作协会智库研究员董希淼指出，大型互联网平台和其他专业机构能否成为监管部门认可的“其他机构”，获得代理销售理理财产品的资质，成为关注焦点。他认为，《办法》对理财产品代理销售相对谨慎，没有进一步扩大代销机构范围，维持理财产品销售制度的连续性和平稳性，是必要和恰当的，这有助于投资者更好地辨别，也是对投资者的一种保护。 麻袋研究院高级研究员苏筱芮也认为，此次《办法》对代理销售渠道进行规范，一方面旨在增强银行子公司的独立性，以提升银行营业网点和电子渠道等自营渠道的获客能力，另一方面则从源头把控销售风险，避免不当销售、诱导销售等侵害金融消费者权益。 留扩围空间：销售机构范围有望适时扩展 不过，董希淼担心的：“对一些年轻的投资者来说，如果不能从互联网渠道方便地购买理财子公司产品，可能影响他们投资理财子公司产品的意愿”，银保监会也预留了制度空间。 银保监会相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银保监会将根据银行理财产品的转型发展情况，适时将理财产品销售机构范围扩展至其他金融机构和专业机构。在业内人士看来，这意味着未来销售机构范围有望扩展。 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曾刚认为，其他机构既包括非银行金融机构，以及专业的销售公司，也包括互联网平台。 “随着理财子公司发展的逐步的完善，老百姓(行情603883,诊股)(603883,股吧)对相关产品接受程度不断提高，可以进一步地去拓展到其他类型金融机构和其他的专业公司。”曾刚直言，尽管现在没有扩展到其他类型的金融机构和其他的专业性的公司，包括互联网平台，但是已经从理论上是留了空间。 曾刚进而表示，未来随着情况的发展，相关制度、整个机构运行的成熟，销售机构范围往相关领域进行拓展有很大可能性。“理财销售需要得到监管的认可，所以代销也需要资质认证的程序，只要得到银保监会的许可，未来根据情况在银保监会许可的情况下，就有可能推广到其他类型的金融机构和其他销售主体。” 法询金融监管研究院副院长周毅钦亦表示，理财产品销售机构范围目前仍仅限于理财子公司以及吸收公众存款的银行业金融机构，后续其他金融机构（比如券商、信托公司等）和专业机构（比如三方财富公司）是否获批，要视理财产品转型进度来定。“由于在文件正文中没有设明显禁止，因此这些机构未来进入理财子公司销售机构范围只是时间问题，没有政策门槛。” 划定18条销售行为负面清单 包括以展示、介绍、比较单只或多只理财产品部分或全部特征信息等方式宣传推介理财产品；提供单只或多只理财产品投资建议；为投资者办理认购、申购和赎回等在内的行为，都属于理财产品销售活动概念范畴。 因此，包括误导销售、虚假宣传、与存款或其他产品进行混同、强制捆绑和搭售其他服务或产品、诱导投资者短期频繁操作、违规代客操作、强化产品刚兑、私售“飞单”产品等在内，共计有18种行为被列入了负面清单，是绝对禁止触碰的“红线”。 在苏筱芮看来，上述负面清单为销售机构及销售人员的展业提供了明确参照，今后在相关产品的销售中，不得通过损害消费者权益等方式来触碰“红线”，否则将按照《办法》规定的监督管理及法律责任等予以严惩。 加强投资者保护：理财子和代销机构责任共担 加强投资者保护亦是《办法》中一项重要的内容。银保监会相关负责人表示，要坚持“卖者尽责”与“买者自负”的有机统一，推进有序打破刚性兑付。 《办法》明确，银行理财子公司和代理销售机构共同承担销售责任。银行理财子公司设计发行理财产品，代理销售机构面向投资者实施销售行为，共同承担理财产品的合规销售和投资者合法权益保护义务。 此外，《办法》对银行理财子公司和代理销售机构分别提出机构和产品尽职调查要求。银行理财子公司不得因其他机构代理销售而免除自身应当承担的责任，需要与代理机构签订代理销售合作协议，在协议中明确风险承担、信息披露、风险揭示、客户信息传递及信息保密、投诉处理等方面的责任和义务。 董希淼认为，该项规定厘清了理财子公司、代理销售机构和投资者等各方的关系和责任，适应理财子公司成立之后理财产品销售法律关系变化的需要，有助于进一步完善银行理财子公司制度规则体系，更好地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推动理财子公司和理财业务健康可持续发展。 在苏筱芮看来，权责划分有利于明确不同机构的业务边界，能够满足对标看齐资管行业监管标准的需要，厘清各方在理财产品销售过程中的法律定位与权责关系。 此外，为加强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办法》要求强化销售过程中买卖双方行为的记录和回溯，要求采取有效措施和技术手段完整客观记录电子渠道销售的重点环节，有利于在出现争议时厘清投资者与银行理财子公司、代理销售机构之间的责任，保护各方合法权益。同时，依托银行业理财登记托管中心，强化销售过程信息的匹配和登记，便利投资者通过银行业理财登记托管中心权威渠道查询核实，防范伪冒机构和人员销售虚假理财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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