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述 财富效应当中央银行采取扩张性货币政策，利用公开市场操作，向私人部门购进政府债券，这样会使得社会现金资产增加，债券资产减少，这改变的只是财富的构成，但财富持有总额未变。同样，实行紧缩性货币政策也会得出相同的结论。尽管如此，通过这种效应有可能影响总需求的扩大或缩小。当财富持有者为偿付其他债款或为筹资购买急需品而向商业银行借贷时，总资产和总负债依然没有发生变化，货币存量的增减也并没有带来公众持有财富的变动。但是，这种财富效应肯定会引起总需求的变化。当财政部为了弥补财政赤字采取印发新的钞票或者以财政部有价证券为交换，为在银行取得新的存款而增加货币供给时，货币存量增加。此时，由于财政部将钞票支付给公众或者将存款转交给公众，其结果是公众手持货币量增加，但未失去其他资产。 这种财富效应会直接带来商品需求的上升。货币存量变动的财富效果大多数情况下是构成财富的各种资产的结构变化，只有在某些特定情况下才会产生财富的增减。但无论哪一种效应，都会带来总需求的改变，这也正是某些西方经济学家赖以说明货币政策有效性的一个论据。 实现途径 财富效应其前提是人们的财富及可支配收入会随着股价上升而增加。因此，人们更愿意消费。财富效应说明的是资产（如股票、债券、不动产）价格的变化如何影响消费，这种影响主要是通过两个方面实现的：1 ）资产价格的上涨使得公众持有的资产的名义总额增加，财富的增长会促使公众增加对商品和劳务的消费，从而消费增加。2 ）资产价格的上涨使得公众对未来的收入的预期增加，按照永久收入假说，未来收入的增长也会促使公众增加对当期产品和劳务的消费。 原理财富包括两种形式：金融资产和实物资产。财富的增加或减少意味着两种资产总额的净增减，而不是某一种资产的增减，因而公众手持货币资产的增加或减少也并不意味着其持有财富的增减。当中央银行采取扩张性货币政策，利用公开市场操作，向私人部门购进政府债券，这样会使得社会现金资产增加，债券资产减少，这改变的只是财富的构成，但财富持有总额未变。同样，实行紧缩性货币政策也会得出相同的结论。 作用通过这种效应有可能影响总需求的扩大或缩小。当财富持有者为偿付其他债款或为筹资购买急需品而向商业银行借贷时，总资产和总负债依然没有发生变化，货币存量的增减也并没有带来公众持有财富的变动。但是，这种财富效应肯定会引起总需求的变化。当财政部为了弥补财政赤字采取印发新的钞票或者以财政部有价证券为交换，为在银行取得新的存款而增加货币供给时，货币存量增加。此时，由于财政部将钞票支付给公众或者将存款转交给公众，其结果是公众手持货币量增加，但未失去其他资产。这种财富效应会直接带来商品需求的上升。货币存量变动的财富效果大多数情况下是构成财富的各种资产的结构变化，只有在某些特定情况下才会产生财富的增减。但无论哪一种效应，都会带来总需求的改变，这也正是某些西方经济学家赖以说明货币政策有效性的一个论据。 理论 财富效应“财富效应”理论认为，股价上升会刺激消费，过度的消费反过来又会提高公司利润和就业，然后造成通货膨胀。利润的提高使股价继续上升，收入的增加又刺激着对股票的需求。然后股价的上升继续刺激消费，于是在理论的永动机上，整个循环将重新开始。 有一种理论要好得多，认为股价对经济作出反应，而不是恰恰相反。根据这种观点，企业家的进取行为创造了能提高生产率的新技术。生产率的提高使收入增加、带来了预期的利润及投资。这提高了就业率，促进了经济增长，同时抬高了股价。 这种发展的核心是低税收、稳定的货币、对知识产权的尊重和自由贸易。只要存在这些条件，财富就会以惊人的速度创造出来，股票市场也会有好的表现。这不是不可思议的事情。 如果财富效应起了作用，我们应该能看到股价上扬与消费增长之间的相互关系。但两者之间几乎不存在什么关系。从1965年到1982年，标准普尔指数平均每年只上升14%，而消费开支的年增长率从7.5%上升到了12%。1981年以来，股票价格上升了约1200%，而消费开支的增长速度实际上有所减缓。如果财富效应的确存在的话，那么它竟然隐藏了近40年，直到1999年才表现出来。 谈到通货膨胀，该理论的证据就更少了。1965年，除食品与能源以外的个人消费减缩指数（减缩指数剔除了物价变动因素，又称消除通货膨胀指数）按年率计算增长速度仅为13%。到80年代初，虽然股市萧条，但通货膨胀的年增长速度达到10%。自从80年代初经济繁荣开始以来，通货膨胀率一直在下降，到今年4月，“核心”个人消费减缩指数只比一年前高了1.7%。这一切证据都没有动摇格林斯潘和美联储的其他成员。 制约因素 财富效应制约中国股市财富效应的因素：1、股市规模制约了财富效应影响的广度。股市规模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指股市的总市值，主要用市值占GDP的比例来衡量，一是指股市的参与面，即持有股票财富的家庭占社会总家庭的比重。没有足够的规模，财富效应的影响面相当有限。2、股市投资不确定性制约了财富效应的影响深度。不确定性是一种普遍的存在，是证券投资的天然属性，这直接影响到财富MPC的大小。一般来说，在股市趋势不明朗的情形下，股市中的收入最多只能是暂时性收入，它将不与持久性消费发生固定比率，对消费的影响也仅是暂时的。如果股市波动幅度大，或者投资者趋向于短期投资，其影响将更多的表现为财富的结构调整，而不是总量的增加。3、股市的“挤占效应”削弱了财富效应的影响力。股市上涨，对消费产生两种效应，一是通过增加财富，减少储蓄，扩大消费的效应，即财富效应。一是因股市持续攀升而产生的赚钱效应，使原本用于即期的消费转化为股票投资，或者因股市长期下跌，投资者被套牢，导致当前消费被迫减少，即所谓的“挤占效应”。另一方面，股市对生产性资金的挤占效应间接影响了财富效应。 与迁徙定律 汉族人迁徙模式不同的财富时代，人口迁徙一直遵循的三个基本规律是：第一，人口迁徙总是从资源贫乏国家流向资源丰富的国家；第二，人口迁徙总是由人口稠密的国家流向人口稀疏的国家；第三定律就是迁徙的人口主体都是迁出地最具有创业能力的优秀人口。 那么，在这三个流动定律支配下的人口迁徙，对迁入地和迁出地财富效应到底是怎样的呢？ 移民迁入地的财富效应 历史上最著名的移民国家莫过于美国。美国的富强历史，既是一部创业史、战争史，同时也是一部持续不断吸引移民的财富持续流入史。 航海大发现后至18世纪末，有200多万以上的欧洲人移居到新大陆(5.49,-0.61,-10.00%,吧)，这些人不仅带来了先进的科学技术、创业资本、生产工具，还先后从非洲等地购买了1000多万名黑奴，从而使北美洲迅速从原始的采猎经济时代进化到农业（种植园）经济时代，并且开采矿山，产生了近代加工业，以及相应的资本主义制度和文化。移民引发了北美大陆第一次财富大爆炸。 从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中叶，又有数千万欧洲人移居美国。尤其是二战期间，大量在欧洲受到迫害的犹太商人和科学家迁徙到美国。二战以后，美国成为全球第一经济大国，相应地也成为国际移民的首选目的地。欧洲人、墨西哥人、亚洲人都争先恐后地移民美国，从而导致美国在1952年制定了新移民法。根据1952 年新移民法，1951年到1955年期间每年平均有近100万名非法移民被美国驱逐出境。1965年新移民法实施后，欧洲非法移民美国的人开始减少，亚裔的非法移民增长更快。 上述向美国的移民，无论是早期的自由移民，还是后期的合法或非法移民，至少都是成熟的劳动力，更多移民还携带着技术、技能和资本来到这个国家。 虽然增量人口会带来一些诸如就业压力、治安等社会问题，但是几乎所有移民对这个国家的财富增长都是做出贡献的。 不仅如此，作为一个移民国家，美国不仅聚集了工业革命初期欧洲新教徒和创业精英，而且聚集了犹太人、华人等全世界各民族的优秀分子，这些高素质的科学家、企业家、商人和劳动者是美国成为全世界财富聚集地的根本原因。 除了美国之外，历史上大量引入移民的国家还有殖民时期的澳大利亚、新西兰、南美洲诸国。由于是从欧洲等发达地区引入创业人口和创业资本，所以移民造就了上述国家的经济繁荣。 二战后由于欧洲重建需要，大量需要移民，最初是欧洲内部的移民，如爱尔兰人流向英国，意大利人、葡萄牙人、波兰人向法国和北欧国家的移民。后来由于数量上不能满足，所以开始从各自的殖民地国家移民。于是，从马格里布到圭亚那，从印度到马鲁古群岛，大批青壮年劳动力资源被送到欧洲。1970年欧洲吸引的移民人数从1950年的400万增加到1100万。 移民促进人口输入国财富增长的例子，除了美国、加拿大、澳洲等典型的早期殖民国家之外，还有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以色列，从世界各地聚集到以色列的犹太人在短短几十年的时间里，就在那片不毛之地建设起一个富裕的国家。 既然有这么多国家的繁荣是受益于移民，那么为什么越来越多的国家都对移民进行重重限制呢？因为移民既是财富的创造者，又是财富消费者，同时还会对迁入国的资源、环境、基础设施、就业带来影响。移民是否受到欢迎，关键取决于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如果移民的财富创造能力大于其财富消费能力，那么我们可以把他称为产品剩余的提供者，也就是区域财富的净贡献者。反之，移民就是迁入地财富的净消耗者——只有这个国家面临需求不足，且移民携带足够货币资产的情况下，财富净消耗者的迁入，才是有益的。 其二，即使是剩余产品的提供者，还要看这些新移民的生产效率是否高于迁入地区的人口边际生产力，以及环境、基础设施承受能力。 如果新移民的预期劳动生产率大于其消费能力而低于迁入区的人口边际生产力，那么其迁入人口的财富效应就是增加该地区的总量财富，但是会降低该地区的人均财富。 如果短时期内的迁入人口不能很快就业，或者超出了迁入城市环境和基础设施的承受能力，就会降低原有居民的生活质量。 此外，即便是没有超出环境和基础设施承受范围，也没有降低迁入地人均财富，移民也能够找到就业机会的情况下，发达国家还是会限制很多移民。原因是，移民可能会与当地居民竞争就业机会和自然资源，降低平均工资等等。 但是研究表明，移民的进入由于存在着人才就业结构的交错，并没有显著增加人口输入国的失业率。移民还有可能因为促进了国际贸易而增加了所在国的就业机会。 通过研究我认为至少移民增加数量同失业率之间没有必然的相关关系。而另一项对1991—1995年间15个欧洲国家的实证统计分析则表明，一国的人口通过移民输入每增长1个百分点，就会带动其GDP增长1.25％-1.5％。 总而言之，无论是历史的还是理论的研究都表明，移民对于迁入而言，绝大部分情况下意味着财富的增加。尽管发达国家对待移民进行越来越多的限制，主要选择那些高素质人口、技术携带者和资本携带者，但是历史将证明，这种排斥劳工的做法对于上述国家的财富增长未必是有益的。 移民对迁出地的财富效应 除了在经济萧条和其他原因造成的人口压力较大的历史时期之外，一般而言，移民对于迁出国的影响从长期看是不利于财富增长的。 15世纪末16世纪初“地理大发现”后，西班牙、葡萄牙、荷兰、英国等国家先后在全球各地建立起殖民地并向那里大量移民。 实证研究证明，很多宗主国在殖民地的财政支出并不比从那里取得的财政收入少。就贸易收入而言，与殖民地经济的密切联系的确为本国市场开拓了原材料的来源和商品的市场，并且因此而获取了巨大的贸易利润。但是就长期的移民因素而言，尤其是上述殖民地相继丧失的时候，完全本土化的移民对于原宗主国就基本上不具有任何财富上的意义。 毫无疑问，从西班牙、葡萄牙、荷兰、英国、法国等国迁徙出去的6000多万移民，在创造了澳大利亚、新西兰、南非、美国、加拿大、南美大部分国家经济的繁荣的同时，也造成了原所在国家经济不可避免的财富损失，只留下一些文化和血缘上的牵连。 历史上主动迫使人口迁徙的案例还有西班牙历史上曾错误地驱赶犹太人，后来又驱赶摩尔人，德国纳粹的迫害也使很多优秀的犹太人迁徙到美国等国，这些对本国财富和经济增长都是不利的。 对移民输出国而言，真正比较实在的好处，莫过于所谓移民对输出国的汇款收入。据世界银行统计，2001年发展中国家收到的移民汇款为723亿美元，占它们综合GDP的1.3%，占发展中国家外国直接投资总量的42%。上述研究只发现了移民汇款的一个方面，并没有对比投资移民多携带的资金，以及技术移民所携带的技术的财富价值。 就中国而言，近几年仅仅伴随着所谓投资移民而流失的财富累计已超过500亿美元。 与墨西哥等国不同的是，中国移民并不能减少本国的人口压力。因为在1.08亿墨西哥出生的人口中，大约800万现在居住在美国——接近墨人口的8%，不仅总量巨大，而且以劳工为主。而对于中国、印度这样的国家，情况就完全不同：真正过剩的劳动人口由于受到发达国家移民法的限制事实上无法输出；严重稀缺的高科技人才、携带财富的富有阶层却是向上述发达国家移民的主流。 中国人口巨大，虽然三四千万移民并不是一个小的数目，但是相对于一个13亿人口的大国而言，比例其实很低。只是中国对外经济开放的纽带，尚不足以像当初欧洲人口大量向殖民地迁徙那样对本国财富产生明显的负面影响。 总之，在绝大部分情况下，人口迁徙有利于全球生产要素的优化配置，促进人类的财富增加。然而对于局部区域经济而言，人口迁走本身就是生产要素的流失，人口迁入本身就是生产要素的增加。因此从长期来看人口迁徙更有利于人口输入国的财富增长，而不利于人口输出国的财富增加。 对于发达国家而言，不应该夸大移民的就业挤出效应而设置太多移民政策障碍；对于发展中国家，因为所谓创业资本移民、技术移民、留学生的海外滞留等造成的人口输出的财富损失远远大于微薄的汇款收入，因此应该调整移民输出结构，鼓励劳工输出，留住技术和资本携带者。[1]
定义 倒逼机制，是指在中国目前的经济体制下，大量的国有企业和地方政府，出于自身利益，往往压迫商业银行不断增加贷款，从而迫使中央银行被动的增加货币供应，形成所谓的“倒逼机制”。 相关条目 经济 银行
基本概念 法定贬值指政府主动降低本国货币的含金量，以提高外汇汇率。本国货币贬值对经济的影响 １本币贬值对国际收支的影响 （１）本币贬值对进出口收入有影响。一国货币贬值通过降低本国商品相对外国产品的价格，使国外人们增加对本国产品的需求，本国居民减少对外国产品的需求，从而有利于本国的出口，减少进口；外币的购买力相对提高，贬值本国商品、劳务、交通、住宿等费用相对便宜，有利于吸引外国游客，扩大旅游业发展，推动就业增加和国民收入的增长。 （２）本币贬值对国际资本流动也有影响。如果贬值趋势不断发展，那么人们将会把资金从本国转移到其他国家，引起资金外流。 ２本币贬值对国内经济的影响 （１）本币贬值后，一国的贸易收入往往会得到改善，整个经济体系中外贸部门所占比重会扩大，从而提高本国的对外开放程度，可以有更多的产品同国外产品竞争。 （２）本币贬值对物价也有影响。一方面，出口扩大，引起需求拉动物价上升；另一方面通过提高国内生产成本推动物价上升，货币贬值对物价的影响会逐步扩大到所有商品，易引发通货膨胀。 ３本币贬值对世界经济的影响 （１）小国的汇率变动只会对贸易伙伴国的经济产生轻微的影响，但主要工业国的货币贬值会影响其国家的贸易收支，由此可引起贸易战和汇率战，并影响世界经济的发展。 （２）主要工业国汇率的变化还会引起国际金融领域的动荡。在国际贸易和借贷活动中，将使吸进贬值货币的一方遭受损失，而要付出贬值货币的一方，将从中获利。 （３）主要货币的汇率不稳定还会给国际储备体系和国际金融体系带来巨大影响。１９９７年亚洲金融危机就是首先从泰铢贬值开始的。１９９８年日元对美元的比价持续下跌，降到八年来最低点。这对亚洲各国无疑是一个沉重的打击，而且在美国的股票市场和外汇市场引起轩然大波。货币贬值对国际贸易的影响 贬值对出口的影响 作为本国生产的出口产品，生产成本要受原材料来源的影响，其以本币表示的商品价格（本币价格）要受本币国内价值的影响。在不同情况下，汇率下降对出口产品的本币价格和外币价格（以外币表示的农产品价格）的影响不同，因而对出口贸易也会产生不同的影响。下面主要分析出口商品使用本国加工原材料的情况。 （１）在本币国内升值的情况下，本国原材料价格降低，生产成本减少，使出口商品的本币价格下跌，汇率下降又使本币对外币贬值，因此产品的外币价格大幅度下跌，这增强了出口商品在国际市场的竞争能力，引起出口增加.本国商品以外币表示的价格下降，增强了本国商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能力，诱发国外居民增加对本国产品的需求，有利于一国增加出口。另一方面，以本币表示的进口商品的价格则会提高，影响进口商品在本国的销售，同时刺激国内相关产业的发展，增加进口替代产品的供应，对进口起抑制作用。 （２）在本币国内价值稳定的情况下，国内原材料价格不变，生产成本也不变，出口商品的本币价格也不发生变化，但汇率下降使本币对外币贬值。出口商品不变的本币价格折算成外币也会使外币价格下跌，从而也增强了出口产品在国际市场的竞争能力，从而增加产品出口。 （３）在本币国内贬值的情况下，国内原料价格提高，生产成本上升，使出口商品的本币价格上涨，但汇率下降，出口商品上涨的本币价格折算成外币，其外币价格是否下跌及下跌幅度的大小，则要由本币国内贬值使出口商品本币价格上涨的幅度与汇率下降使本币贬值的幅度共同决定。若前者大于后者，则出口商品的外币价格上涨，导致出口减少；若前者等于后者，则出口商品的外币价格不变，不影响商品的出口；若前者小于后者，则出口商品的外币价格下跌，不过下跌的幅度较小，只会较少地增加出口。贬值对进口的影响 使进出口商品的相对价格发生变化。进口商品是外国生产的，其外币价格不会因别国汇率的变动而变动。本币汇率下降使本币对外贬值，进口商品的外币价格折算成本币就会使以本币表示的商品价格上升，从而导致进口商品的减少。美元贬值的原因 美元的不断下滑有着不可抗拒的原因，除了美国政府为了帮助企业增加出口竞争力而默不作声外，还存在着利率差异大、经济数据差强人意、经济前景不明朗等原因。另外，美国经济存在通货紧缩的隐患，而货币贬值正好是打击通货紧缩的重要武器之一。 首先，吸引国际投资者抛售美元、转向欧元的主要原因是美国与欧洲的利率差。 其次，一直以来，美国经济的强大是支持美元走强的根本原因。但近来，美国经济的表现却令人失望。由于居高不下的失业率和衰弱的制造业，上周美联储对美国经济的评论从中立转向负面，这对美元贬值产生了重要影响，打击了投资者对美元的信心。 最后，美联储对通货紧缩的担忧又加大了美元的压力。分析者认为，为了避免通货紧缩的出现，美国政府很可能会让美元适当贬值。美元贬值在降低美国制造的出口商品价格、增强美国企业国际竞争力的同时，还可以使进口商品的价格上涨，进而带动国内物价的回升，缓解通货紧缩问题。Depreciation Depreciation is the fall in value of the capital stock during the period through use and obsolescence.
发展 国际货币市场英镑非商业净头寸据称早在19世纪20年代就出现了英格兰银行和德、法、俄等国间的货币合作，而20世纪国际货币体系的稳健或崩溃均与大国间的国际货币合作状态相关，但有关国际货币合作的研究长期以来却一直处于“蒙尘的珍珠”状态，没有获得与其蕴意相称的地位。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国际货币合作已经得到来自经济学家和各国政策制定者们的越来越高的重视。早在1978年的波恩峰会上，七国集团就已经达成了一套非常详备的合作方案，使我们不能再对该领域内的重要进展无动于衷。在研究中我们常常将货币政策合作和货币政策协调交替使用，用以指称涉及两个或两个以上国家的货币决策机构或决策当局之间某种形式的合作关系。对国际货币合作的基础和有效性问题，从来都存在广泛的争议，支持者麦金农和威廉姆森宣称，目前国际货币体系中无节制的汇率浮动对国内宏观经济管理和物价稳定非常不利，而一国货币政策的目标恰恰是宏观经济和通货的稳定，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并不是目标本身而仅仅是达成目标的手段，对开放经济体而言，有效的国际货币合作值得优先追求。而反对者则阵容更强大，国内稳定是汇率稳定的前提条件已根深蒂固，哈伯勒等则将支持者的论点反转过来，声称应该优先考虑国内的货币稳定，唯其如此这些国家才有能力遵循一种更稳定和更富有预见性的汇率政策，进行国际货币合作才有起码的基础。至今，如何形成有效的国际货币合作机制，并防范其向逆效合作滑落仍是国际经济学有待探索的前治理论。 合作原因 国际货币市场澳元非商业净头寸如果我们承认全球化导致各国在货币经济领域的相互联系和相互影响日益加深，那么一国资本市场的异常波动就可能影响和波及国际资本市场，而国际资本市场危机也可能无法充分隔疫而困扰国内资本市场，这通常被称为市场的“溢出”和“溢入”。一国货币政策也既可能传递到也可能受制于它国的货币政策，这通常被称为政策的溢出和溢入。显然市场或政策溢出及相关命题都仅对开放经济体才有意义。鉴于对全球资本市场和对国际货币体系的管辖权的归属模糊不清，人们试图通过国际货币合作来降低上述溢出效应。基于“货币政策溢出”的国际货币合作理论的代表人物有库珀等。经济全球化的加深导致只有小型开放经济才可以基本不考虑政策的溢出效应，而大国在制订货币金融政策时，就不能不事先考虑相互间的政策溢出并进行政策协调。一般认为，政策溢出效应主要通过贸易渠道和资本流动渠道传递。以贸易渠道为例，一国紧缩性货币政策可能导致进口需求的下降，而其政策溢出则给予其主要贸易伙伴一个外源性需求紧缩；以资本流动渠道为例，一国紧缩性货币政策意味着本币利率上升，而政策溢出则导致向这个国家的资本流动，他国因资本外流而有意外紧缩。库珀的大致结论是：在开放经济下如果不考虑货币合作，则一国政策效能将大为削弱。此后库里，列文和维达里斯等（1987）研究了近年浮动汇率制发展历程后指出，各国力图确保它们宏观政策的独立性可能对世界经济具有破坏性，溢出效应的存在说明各国可以通过国际货币合作来分享合作体系带来福利增进。富兰克尔的基本思路是：所谓政策溢出，是指在经济相互依存不断加深时，一国的政策行为将影响别国的福利函数，而它国的政策行为同样将影响本国福利函数的达成，因此各国彼此割裂和相互冲突的货币政策是不可取的，必须通过货币合作降低整体福利损失，富兰克尔尤其主张以建立起较大的货币区（Currency Bloc）来作为国际货币合作的手段。基于“资本市场溢出”的国际货币合作理论的代表人物归功于蒙代尔，他分别讨论了在固定汇率制和浮动汇率制下，资本流动带来的溢出效应，以及一国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搭配问题。目前基于市场溢出的货币政策合作大致有以下几种思路：一是主张国际货币合作可以降低市场和汇率的不确定性，即浮动汇率制在确保了各国货币政策独立性的同时，并不能完全隔疫资本市场的溢出效应，其频繁波动反过来将削弱各国货币政策的效能，各国让渡部分货币主权进行合作可以降低外汇市场和汇率的不确定性，并最终使货币合作参与者受益；二是主张国际货币合作应该有恰当的水平和方式。S.汉和C.瑞因哈特等认为，估计在1992年时，1.7个百分点的利率差才会因溢出效应而引起货币市场间的波动，而现在0.7个百分点的利率差即可达到类似效果，甚至股票市场等其它资本市场的溢出效应也在增加，因此各国必须在会计准则、银行监管、信息披露等方面进行适当的国际货币合作。可见，各国产生在货币领域进行合作的初衷，就在于通过货币合作降低政策或市场的溢出效应，并改善本国货币政策的效能及资本市场的稳健性。 霸权稳定论 国际货币合作基于霸权稳定结构的货币合作理论的始作佣者可能是金德尔伯格（p.c.kindleberger），霸权稳定论（hegemonic stability theory）并非由金氏提出，而是另一位学者克欧亨尼（r.keohane）提出的，但金德尔伯格首先将其运用到国际货币合作领域。在其《1929－1939世界性经济萧条》一书中，金氏认为在国际货币领域需要一个霸主以杜绝政策或市场溢出效应，霸主的作用不仅仅局限于充当发行世界货币和充当全球最后贷款人角色，也应为国际货币体系的稳定发挥作用。但除了霸主和附从者之间以霸权稳定结构维持国际货币秩序之外，金氏甚至否认其他形式的国际货币合作的有效性。1973年正是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之际，但金德尔伯格仍然坚称霸权稳定结构是唯一途径，实在具有讽刺意义。此后，克拉斯纳（s.krasner）和吉尔芬（r.gilpin）等对霸权稳定论进行了发展。一般来说，霸权稳定结构必须满足下列条件：1、关键国具有足够的经济规模，在国际经济关系中居于主导地位；2、他国相对于关键国地位的明显逊色和对关键国地位的不言自明的普遍默示；3、体系创立伊始关键国通货稳定，且附从国认为其自身货币政策相对于关键国货币政策的从属性和被动性未对自身利益构成威胁；4、霸权体系内的成员存在一定水平的经济发展趋同性。而霸权合作体系则具有一下特点：1、霸权体系的货币合作体现为霸主决定霸权体系的货币政策，其他附从国认同和接受，一旦默示的接受性受到怀疑，霸权结构就从稳定向非稳蜕变；2、霸权体系的货币合作通过制度予以维持和协调；3、霸权必须能够产生类似“公共产品”的收益以抵补附从国牺牲货币政策独立性的成本，当霸权稳定结构的合作收益趋于枯竭时，该体系就将崩溃。金德尔伯格等提出的霸权稳定结构的缺陷是显而易见的，克欧亨尼随后提出了后霸权合作论。最早运用霸权稳定结构一词的克欧亨尼在其《霸权衰落之后：世界政治经济中的合作与倾轧》中指出：“霸权性合作并不构成唯一可能的合作方式”，“霸权后合作也是可能的”，他指出后霸权稳定结构的特征是：1、从逻辑上看，霸权不是寡头合作体系中出现货币合作的必要条件，而后霸权体系则是大国间的寡头合作博弈过程，大国间“可以自己提供集体利益”；2、不管是否属于霸权性质，国际体系所依赖的是共同的或互补的利益关系，频繁的政策和市场溢出将促使货币合作的规模和程度更深更广，尽管着重寡头合作的信誉是可质疑的；3、霸权体制本身具有惯性，霸权的衰落并不意味着合作体系的消亡，但体系中霸主将受到寡头的挑战，从而导致霸权稳定结构向后霸权合作体系渐变。此后库纳、艾治格林等一起发展了后霸权合作理论。他们将国家分为两类，一类是小型开放经济体，对于它们，其参与国际货币合作的可能选择只有两种对角选择，要么保持彻底的浮动汇率制度，要么通过钉住单一货币或货币局制度固定其汇率。这也被形象地比喻为“暴风雨中的风叶”理论，一个国家的汇率安排就好象风叶一样，在金融全球化的暴风雨中，除了将风叶和风车完全脱钩，让风叶随风而转之外，就只有把风叶和风车完全固定，让风叶和风车静止不动。另一类是大国经济，对于它们，没有一国在货币体系中处于支配地位，国际货币事务必须通过合作来解决。这潜在地反映了世界多极化的趋势，此方面典型的例子是西方七国集团的政策合作体系。从全球角度观察，霸权和后霸权的货币合作模型可以用以下模型概括。如假定全球由n国组成，且各国均有自己的货币和中央银行，并通过固定彼此之间的汇率建立货币体系，假定第n国的货币汇率为1，用si表示i国货币相对于第n国货币的汇率，△fi是i国用本币表示的外汇储备变动，由于全球国际收支差额必为零，则有：s1△f1＋s2△f2十s3△f3＋……sn－1△fn-1十△fn＝0。为了维持该系统的相容性，第n国必须既不为其国际收支变动△fn规定独立的目标，也不应干预市场，以试图确定s1、s2、s3、sn-1中的任何一个汇率，结果第n国的唯一选择，就是采取“有益疏忽”政策，把△fn作为国际货币体系的“残差”来决定。因此包含n国成员为了维持汇率和系统的相容性，其可能的路径只有三种：第一种是后霸权合作体系。在n－1国选择其对于第n种货币的汇率并自主国际收支时，第n国必须成为和体系中其他寡头采取合作姿态的“无为的霸主”，放弃其国际收支和汇率政策的自主性；或者相反，第n国执行独立的货币政策，而其余n－1因为维持对n国货币的稳定，它介1的国际收支和本币供给被动地由n国的货币政策所决定，n国成为要求其余附从国服从霸主的“稳定的霸主 ”。第二种是霸权稳定结构，即在s1、s2、s3，sn-1、sn等被货币同盟所确定时，为维持系统相容，各国必须建立区域内的中央银行，并授权它以统一的货币政策保证s1△f1＋s2△f2十s3△f3＋……sn－1△fn-1十△fn＝0的条件；或者至少在货币政策、汇率和国际收支方面进行非常密切的政策协调，这正是欧盟的德洛尔解法（delors’s approach）。第三种，为n国引入第n＋1个约束变量，即“外部驻锚” （external archor），这样n－1个汇率和外部驻锚的价格是外生的，第n种货币供给才可能成为内生，系统方才具有相容性。但既然全球是n国组成的，故已不可能引入第n＋1个约束变量，这种解法只有在n国是趋于货币同盟而不是全球货币联盟时才可能存在。 博弈分析论 国际货币合作在国际货币合作分析中引入博弈论工具的代表人物是滨田宏一等。从广义上讲，国际经济政策协调在货币领域的表现，指“各国充分考虑国际经济联系，有意以互利的方式调整各自经济政策”的过程，而国际货币合作则是政策协调在货币领域的表现，这一过程在协调范围上有较大的可伸缩性，滨田定一用博弈论直观地说明了两国条件下的政策协调过程。滨田宏一分析的依据是相对于一定的货币政策，财政政策越宽松的国家越能获益。如果不存在政策溢出效应，则各国的无差异曲线可能是直线。这意味着两国自己的政策不会造成对对方的影响，即每一国最优政策的选择是独立于别国最优政策的，各国不必考虑对方采取什么样的政策就能够制定自己的政策以达到最优福利安排。此时各国没有必要展开国际货币合作。但现实中无政策溢出几乎是不可想象的，经济全球化程度越深，一国政策对别国福利的影响更加显著。此时只有使两国无差异曲线相切的货币政策才是有效的，在切点上的政策实现了帕累托最优。因为此时一国福利的改进必须以牺牲另一国福利为代价。故从博养论角度看，各国必须进行货币合作。问题是，如果各国拒绝合作会导致什么样的后果？如果拒绝合作，各国代表的福利比契约线上进行适当的国际货币合作所对应的任意一点都更远离帕累托最优状态。这就说明，在存在政策溢出的前提下，进行国际货币合作是十分有必要的，它将有助于改进参加协调国的福利。 两难 国际货币合作除了霸权和后霸权货币合作理论、货币合作的博弈理论之外，还存在其他一些国际货币合作的理论流派，但国际货币合作并不总是有效的，有时反而是无效甚至逆效的。所谓有效的货币合作，是指成员们通过规则协调或随机协调来参与货币合作时，货币合作的福利产出不仅可以抵销各国所付出的货币政策独立性部分丧失的成本，还可以完全或部分抵销政策和市场溢出带来的损失；所谓逆效的货币合作，是指随着国际经济格局和货币秩序的变迁，货币合作的福利产出逐步下降，当下降到不足以抵补各国所付出的货币政策独立性部分丧失的成本时，货币合作就成为逆效的，此时各国参与货币合作不仅没有降低市场和政策的溢出性，反而还付出了货币政策独立性受损的代价，结果合作不如不合作，原有国际货币合作的制度安排或随机安排在惯性消失后崩溃。人们就不得不经常对货币合作作出评估，以判定其是有效的或逆效的。基于成本收益法来判定货币合作属于有效或逆效的代表人物是的欧迪兹萨克斯和罗高天等人。对国际货币合作可能带来的收益并不表示乐观。其开创性研究表明，1984－1986年间，美日德三大国从完全和充分的货币与财政政策协调中的获益还不到 gdp的 1.5％。这样的结果显然并不能令政策协调的支持者满意。而罗高夫则指出如果政府在货币合作过程中放松了对通货膨胀型货币扩张的约束，那么国际货币合作不仅不能改进福利反而可能使参与国福利降低。在此基础上，列文与居里通过使用oecd互连模型的两集团简化版本研究了无信誉政策的不稳定性，指出不讲信誉的政策容易导致过度通货膨胀，从而使福利呈现不升反降的趋势。基于博弈论来判定货币合作属于有效或逆效的代表人物有滨田宏一和克莱恩和莱福勒等。从博弈论角度观察，货币合作成为逆效的原因有两个：一是搭便车行为。为防止政策溢出，各国采取合作可能改善各国的福利函数，但是货币合作是有成本的，如果合作体系本身缺乏制度化的监督机制，那么合作带来的福利增进就成为类似公共物品的东西，那么货币合作将可能因搭便车行为缺乏制约而失败，即合作为逆效合作。二是国际货币合作的持续性和可置信度问题。由于政府间的货币合作往往时分时合，矛盾重重，因此私人部门对其可持续性持怀疑态度，这在对汇率的联合干预方面尤其突出。基于博弈论来探索防范有效货币合作向逆效合作蜕变的研究也富有成果，其代表人物是凯德兰和普里斯克特等。凯德兰和普里斯克特等在早期研究中指出，如果政策协调是在多国之间进行的，那么违约国会认为其余众多的非违约国不会因为一个成员的违约就放弃共同政策。解决违约问题可以用“有效吓阻”的方法。此外豪萨姆等认为可以用排除“不牢固”货币合作规则的方法来提高合作的有效性。而高斯和梅森的研究表明如果政府在设计货币合作政策时充分考虑到各种不确定性因素，那么合作的有效性可能会有显著的提高。综上所述，从短期看，由于无信誉政策的存在。货币合作很可能是无效率的。从长期看，重复博弈消除了各国“机会主义”动机，合理的惩罚措施是保持有效合作的重要因素。从理论上讲，惩罚程度应满足以下条件：假设参与货币合作的各国违约仅不受惩罚的概率为q，因违约而可获得的预期收益为a，对违约的惩罚而导致的福利损失为b，则b应满足b×(1一q)－a×q＝s>0。且有s越大则发生违约行为的可能性越小。那么，是不是s越大越好呢？答案是否定的。我们认为，s与协调成本有正相关的关系，随s的增大，货币合作的成本亦有增大的趋势并增加合作趋向逆效的潜在危险。如果用u表示合作可能带来的收益，p代表对此合作的预期收益率，c（s）与s呈正相关的合作成本，则s应当满足以下公式：［c(a)］／c(s)=p→c(a)=u／(1+p)。这样我们才有充足的理由相信：进行国际货币合作，较之回避国际货币合作，是更积极和理性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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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自由兑换（Currency Convertibility） 基本概念 货币自由兑换是指在一个统一的或健全的国际货币体系下，一国货币与他国货币可以通过某种兑换机制自由地交换货币自由兑换。 货币自由兑换是一个历史性的概念，在不同的社会经济条件下，货币自由兑换具有不同的含义和不同的表现方式。它反映的是一国对内与对外结合的货币经济关系，以及一定时期里国际货币流通与国际货币关系。 货币的可兑换性（convertibility），可追溯到早期的各种金属货币之间的兑换关系，但货币的自由兑换，传统上认为源于金本位时代。进入19世纪，西方各主要国家先后实行了金本位制，在这一制度下，货币可在国际间不受限制地自由兑付、流通，这就是所谓的货币自由兑换。这种货币自由兑换是金本位制度的一个重要内容或典型特点。 由上可见，货币自由兑换源于国际金本位制，其含义是指黄金与价值符号的自由兑换及黄金可以自由输出入。 实现意义 1.有利于提高货币的国际地位 可自由兑换的货币在国际货币体系中地位较高，作用也较大，它在一国的国际收支、外汇储备、市场干预及其他国际事务等方面，发挥着更大或关键的作用。 2.有利于形成多边国际结算，促进国际贸易的发展. 3.有利于利用国际资本发展经济 货币自由兑换 一国货币能否自由兑换，尽管不是利用外资的先决条件，但却是一个长期性的影响因素，特别是外国投资者的利息、利润能否汇出，是外国投资者必然要考虑的重要因素。 4.有利于维护贸易往来和资本交易的公平性 5.有利于获取比较优势，减少储备风险与成本 如果一国货币是可自由兑换货币，该国在国际收支逆差时，就可以用本币支付，由此减少了动用外汇储备来平衡的压力；同时，也可以不需储备太多的外汇而造成投资机会与投资收益的损失，即减少储备风险和成本。 6.有利于满足于国际金融、贸易组织的要求，改善国际间的各种经济关系 当然，一国实现货币自由兑换在其带来好处的同时，也会带有一定的负面影响，尤其一国在其条件未具备时，过早过快地让其货币自由兑换，过早过快地把国内金融市场与国际金融市场一体化，事实证明其带来的负面影响将是巨大的。发展中国家更是如此。 实现条件 1.完善的金融市场 完善的金融市场尤其是外汇市场，是货币能否实现自由兑换的一个重要前提。完善的金融市场具体包括健全的市场体系、较齐全的市场运作工具、良好的市场参与者尤其金融机构等。 货币自由兑换 2.合理的汇率制度安排与适当的汇率水平 如果一国实行多重汇率制度，且通过人为的因素影响汇率的决定，则这种制度下的汇率就无法反映实际的外汇供求关系，汇率就会出现高估或低估。一旦高估本币汇率，就会对国际贸易产生不利影响，也不利于吸引国际资本流入；反之，过度低估本币汇率，又会对进口造成危害，影响必需品的进口，进而影响该国的经济发展。不合理的汇率制度与不恰当的货币汇率水平，无法使一国货币自由兑换顺利进行。 3.充足的国际清偿手段 这里的国际清偿手段主要指外汇储备，外汇储备多寡是一国国力的象征，也是一国国际清偿力大小的体现。如果一国持有充足的外汇储备，就可随时应付可能发生的兑换要求，可以抵御短期货币投机风潮；反之，就有可能无法平衡国际收支短期性失衡，更难以抵御外部突发性事件对贸易和支付的冲击，使一国实现货币自由兑换失去根本的基础。 4.稳健的宏观经济政策 经济政策是宏观调控的重要工具，尤其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如果一国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不当或失误，并由此造成国际收支严重失衡，就会扰乱国内经济的稳定和发展，引发通货膨胀，导致国际收支恶化，不利于兼顾内部平衡与外部平衡。 5.宽松的外汇管制或取消外汇管制 6.微观经济实体对市场价格能作出迅速反应 货币自由兑换与微观经济实体如银行、企业等关系密切，只有微观经济实体能对市场价格作出迅速反应，才会加强对外汇资源的自我约束能力，自觉参与市场竞争，提高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能力。而要做到这一点，一国必须实现货币自由兑换。
优点 货币互换①可降低筹资成本②满足双方意愿③避免汇率风险，这是因为互换通过远期合同，使汇率固定下来。这个互换的缺点与利率互换一样，也存在违约或不履行合同的风险，如果是这样，另一方必然因利率、汇率变动而遭受损失这里须注意的是，货币互换与利率互换可以分别进行，同时也可结合同时进行。但操作原理与上述单个互换一样。互换交易形式除上述利率互换和货币互换两大形式外，还有其他许多形式，这里介绍3种。(1)平行贷款(2)背对背贷款(3)中长期期汇预约 交易机制 货币互换使用货币互换涉及三个步骤：第一步是识别现存的现金流量。互换交易的宗旨是转换风险，因此首要的是准确界定已存在的风险。第二步是匹配现有头寸。只有明了现有头寸地位，才可能进行第二步来匹配现有头寸。基本上所有保值者都遵循相同的原则，即保值创造与现有头寸相同但方向相反的风险，这就是互换交易中所发生的。现有头寸被另一数量相等但方向相反的头寸相抵消。因而通过配对或保值消除了现有风险。互换交易的第三步是创造所需的现金流量。保值者要想通过互换交易转换风险，在互换的前两步中先抵消后创造就可以达到目的。与现有头寸配对并创造所需的现金流量是互换交易本身，识别现有头寸不属于互换交易，而是保值过程的一部分。 报价货币互换报价的一般做法是：在期初本金交换时，通常使用即期汇率，而在期末交换本金时，则使用远期汇率。远期汇率是根据利率平价理论，计算出两种货币的利差，用升水或贴水表示，与即期汇率相加减，得出远期汇率。目前流行的另一种货币互换报价方式是：本金互换采用即期汇率，而不采用远期汇率。货币互换的利息交换则参考交叉货币利率互换报价。 功能 货币互换货币互换是一项常用的债务保值工具，主要用来控制中长期汇率风险，把以一种外汇计价的债务或资产转换为以另一种外汇计价的债务或资产，达到规避汇率风险、降低成本的目的。早期的“平行贷款”、“背对背贷款”就具有类似的功能。但是无论是“平行贷款”还是“背对背贷款”仍然属于贷款行为，在资产负债表上将产生新的资产和负债。而货币互换作为一项资产负债表外业务，能够在不对资产负债表造成影响的情况下，达到同样的目的。例如，公司有一笔日元贷款，金额为10亿日元，期限7年，利率为固定利率3.25%，付息日为每年6月20日和12月20日。96年12月20日提款，2003年12月20日到期归还。公司提款后，将日元买成美元，用于采购生产设备。产品出口得到的收入是美元收入，而没有日元收入。从以上的情况可以看出，公司的日元贷款存在着汇率风险。具体来看，公司借的是日元，用的是美元，2003年12月20日时，公司需要将美元收入换成日元还款。那么到时如果日元升值，美元贬值(相对于期初汇率)，则公司要用更多的美元来买日元还款。这样，由于公司的日元贷款在借、用、还上存在着货币不统一，就存在着汇率风险。公司为控制汇率风险，决定与中行叙做一笔货币互换交易。双方规定，交易于96年12月20日生效，2003年12月20日到期，使用汇率为USD1=JPY113。这一货币互换，表示为：1、在提款日(96年12月20日)公司与中行互换本金：公司从贷款行提取贷款本金，同时支付给中国银行，中国银行按约定的汇率水平向公司支付相应的美元。2、在付息日(每年6月20日和12月20日)公司与中行互换利息：中国银行按日元利率水平向公司支付日元利息，公司将日元利息支付给贷款行，同时按约定的美元利率水平向中国银行支付美元利息。3、在到期日(2003年12月20日)公司与中行再次互换本金：中国银行向公司支付日元本金，公司将日元本金归还给贷款行，同时按约定的汇率水平向中国银行支付相应的美元。从以上可以看出，由于在期初与期末，公司与中行均按预先规定的同一汇率(USD1=JPY113)互换本金，且在贷款期间公司只支付美元利息，而收入的日元利息正好用于归还原日元贷款利息，从而使公司完全避免了未来的汇率变动风险。关于货币互换，有几点需加以说明：货币互换的利率形式，可以是固定换浮动，也可以浮动换浮动，还可以是固定换固定。期限上主要外币一般可以做到10年。货币互换中所规定的汇率，可以用即期汇率(Spot Rate)，也可以用远期汇率(Forward Rate)，还可以由双方协定取其他任意水平，但对应于不同汇率水平的利率水平会有所不同。在货币互换中，期初的本金互换可以省略，即上例中的a)步骤可以没有，但对应的美元利率水平可能会有所不同。这样，对于那些已经提款使用的贷款，仍然可以使用货币互换业务来管理汇率风险。 产品特点1、货币互换起点金额一般为等值500万美元，也可根据客户实际需求另定。2、货币互换的交易币种为：美元、日元、欧元、英镑、瑞士法郎、港币、加拿大元、澳大利亚元、新加坡元、丹麦克郎、瑞典克郎、挪威克郎。3、货币互换交易一经叙做后一般不可撤销或提前终止。 办理要点 货币互换1、客户叙做货币互换交易须与我行签订相关交易协议。2、货币互换期限一般最长做到5年，但可根据客户的实际需要进行变通安排，延长最长期限。3、客户向我行提出货币互换交易申请时，须指明是否需要进行本金互换。4、客户须于货币互换交易成交前逐笔将我行规定金额的外汇资金缴入开立在我行的保证金专户，作为该笔交易的履约保证金。客户不能全额缴纳履约保证金的，可以通过占用我行对其的授信来弥补保证金的不足部分，我行有权决定是否向客户提供授信以及授信的额度。 互换权 货币互换互换权是带有一个期权结构的利率互换或货币互换交易。具体地说，期权交易双方就一笔利率互换或货币互换交易的各项有关内容达成协议，但期权购买一方有权在未来某一日期(欧式期权)或未来一段时间之内(美式期权)，决定上述互换交易是否生效。作为获得这一权利的代价，期权购买方需要向期权出售方支付一定量的手续费。利用这一产品，债务人可以在支付一定费用的前提下，获得一个比较灵活的保护，即当市场向不利方向发展时，可以按照事先约定的水平令互换交易生效，从而锁定风险；而当市场条件向有利方向发展时，又可以选择不执行期权，以便在更有利的时机锁定风险。 实例 货币互换第一份互换合约出现在20世纪80年代初，从那以后，互换市场有了飞速发展。这次著名的互换交易发生在世界银行与国际商业机器公司（IBM）间，它由所罗门兄弟公司于1981年8月安排成交。1981 年，由于美元对瑞士法郎（SF）、联邦德国马克（DM）急剧升值，货币之间出现了一定的汇兑差额，所罗门兄弟公司利用外汇市场中的汇差以及世界银行与 IBM公司的不同需求，通过协商达成互换协议。这是一项在固定利率条件下进行的货币互换，而且在交易开始时没有本金的交换。世界银行将它的 2.9亿美元金额的固定利率债务与IBM公司已有的瑞士法郎和德国马克的债务互换。互换双方的主要目的是，世界银行希望筹集固定利率的德国马克和瑞士法郎低利率资金，但世界银行无法通过直接发行债券来筹集，而世界银行具有AAA级的信誉，能够从市场上筹措到最优惠的美元借款利率，世界银行希望通过筹集美元资金换取IBM公司的德国马克和瑞士法郎债务；IBM公司需要筹集一笔美元资金，由于数额较大，集中于任何一个资本市场都不妥，于是采用多种货币筹资的方法，他们运用本身的优势筹集了德国马克和瑞士法郎，然后通过互换，与世界银行环的优惠利率的美元。 [1]
定义 货币供应量 货币供应量（Money Supply），也称货币存量，是指一个经济体中，在某一个时点流通中的货币总量。它主要包括机关团体、企事业单位和城乡居民所拥有的现金和金融机构的存款等各种金融资产。由于许多金融工具具有货币的职能，因此，对于货币存量的定义也有狭义和广义之分。 如果货币仅指流通中的现金，则称之为M0；狭义的货币M1，是指流通中的现金加银行的活期存款，这里的活期存款仅指企业的活期存款；定义较宽些的货币M2，则是指M1再加上居民储蓄存款和企业定期存款；广义货币供应量M3，是一国货币供应总量。[1] 简介 广义货币供应量 货币供应量是中央银行重要的货币政策操作目标，它的变化也反映了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变化，对企业生产经营、金融市场，尤其是证券市场的运行和居民个人的投资行为有重大的影响。 当货币供应不足时，市场商品价格下跌，生产减少，投资乏力，经济紧缩；当货币供应过量时，市场商品价格上涨，生产扩大，投资强劲，经济繁荣。当然，上述所言不足或过量，都是有限度的，如果超出了一定限度，那么货币供应量极易成为通货紧缩或通货膨胀的源泉。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金融的宏观调控作用日益明显。作为行使中央银行职能的中国人民银行，其货币政策的最终目的是保持人民币币值的稳定。为了达到这一目标，人民银行的宏观调控要从总量调控与结构调整并重转向以总量控制为主，所谓控制总量，就是要控制整个银行系统的货币供应量。 货币供应量的增长必须与经济增长相适应，以促进国民经济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因此，分析某一阶段各个层次的货币供应量是否合理，必须与当时的经济增长幅度相联系，与货币流通速度相联系。 通常来讲，衡量货币供应是否均衡的主要标志是物价水平的基本稳定，物价总指数变动较大，则说明货币供求不均衡，反之则说明供求正常。从这个意义上讲，货币供应量是一个与普通百姓有密切关联的经济指数，它的多与少、量与度，影响着国民经济的运行速度，决定百姓手中货币的币值。 世界各国中央银行货币估计口径不完全一致，但划分的基础本依据是一致的，即流动性大小。所谓流动性，是指一种资产随时可以变为现金或商品，而对持款人又不带来任何损失，货币的流动性程度不同，在流通中的周转次数就不同，形成的货币购买力及其对整个社会经济活动的影响也不一样。一般说来，中央银行发行的钞票具有极强的流动性或货币性，随时都可以直接作为流通手段和支付手段进入流通过程，从而影响市场供求关系的变化。商业银行的活期存款，由于可以随时支取、随时签发支票而进入流通，因此其流动性也很强，也是影响市场供求变化的重要因素。有些资产，如定期存款、储蓄存款等，虽然也是购买力的组成部分，但必须转换为现金，或活期存款，或提前支取才能进入市场购买商品，因此其流动性相对较差，它们对市场的影响不如现金和活期存款来得迅速。 层次划分 货币供应量 按流动性标准划分货币供应量的层次，对中央银行而言，有两个方面的意义： 一方面，这种货币供应层次的划分，有利于为中央银行的宏观金融决策提供一个清晰的货币供应结构图，有助于掌握不同的货币运行态势，并据此采取不同的措施进行调控； 另一方面，这种货币层次划分方法，有助于中央银行分析整个经济的动态变化。每一层次的货币供应量，都有特定的经济活动和商品运动与之对应。通过对各层次货币供应量变动的观察，中央银行可以掌握经济活动的状况，并分析预测其变化的趋势。 美国自70 年代以后，面对各种信用流通工具不断增加和金融状况不断变化的现实，先后多次修改货币供应量不同层次指标。到80 年代，公布的情况是： M[1A]＝流通中的现金+活期存款 M[1B] = M[1A]+可转让存单+自动转帐服务存单+信贷协会股票+互助储蓄银行活期存款 M2 = M1B+商业银行隔夜回购协议+欧洲美元隔夜存款+货币市场互助基金股票+所有存款的储蓄存款和小额定期存款 M3 = M2+大额定期存单（10 万元以上）＋定期回购协议+定期欧洲美元存款 L = M3+银行承兑票据+商业票据+储蓄债券+短期政府债券而日本的货币量层次划分又不同于美国，中央银行控制重心也有很大差异。其划分方法为： M1=现金+活期存款 M2 = M1+企业定期存款 M1 + CD = M1+企业可转让存单 M2 + C = M1+定期存款+可转让存单 M3 = M2+CD+邮局、农协、渔协、信用组合、劳动金库的存款+信托存款以上美国和日本对货币量层次的划分，既考虑了货币的流动程度，同时也充分顾及本国金融体制、金融结构、金融业务的状况。我国从1994 年三季度起由中国人民银行按季向社会公布货币供应量统计监测指标。参照国际通用原则，根据我国实际情况，中国人民银行将我国货币供应量指标分为以下四个层次： M0：流通中的现金； M1：M0+企业活期存款+机关团体部队存款+农村存款+个人持有的信用卡类存款； M2：M1+城乡居居储蓄存款+企业存款中具有定期性质的存款+外币存款+信托类存款；M3：M2+金融债券+商业票据+大额可转让存单等。其中，M1 是通常所说的狭义货币量，流动性较强；M3 是广义货币量，M2与M1，的差额是准货币，流动性较弱；M3 是考虑到金融创新的现状而设立的，暂未测算。 扩大途径 扩大货币供给量的途径 从货币供应量的定义中可以看出，扩大货币供给量的途径不外乎两条：一是增加基础货币，二是提高货币乘数。 从增加基础货币方面看，主要有三项： （1）从货币当局资产方着手，加大国内资产的运用，即加大再贷款、再贴现规模，特别是对那些急需资金的中小金融机构，这样可以从资产方影响基础货币的增加。 （2）扩大货币发行。在基础货币中，货币发行占到了近５０％，因此加大货币发行是扩张基础货币，进而增加货币供应量（Ｍ１、Ｍ２）的有效途径。目前我国[de]经济过剩，绝非是经济高度发达条件下的过剩，远未达到东西多得用不了的程度。实际上，建设资金缺口极大，潜在消费与投资需求空间还很大，完全可以用发钞票的办法配合扩张性财政政策来解决经济发展中的问题。同时，为扩大货币发行，还可以核销部分国有商业银行的坏帐，帮助金融机构化解金融风险；尽快成立中小企业贷款担保基金，消除金融机构对中小企业放款的后顾之忧，从而扩大贷款规模，使资金配置更加优化、有效。 （3）加大公开市场操作力度。央行购入债券，吐出基础货币，这其中一个条件就是债券市场规模不断扩大，从而使公开市场操作有一个好的着力点。 从提高货币乘数方面看，主要有四项： （1）通过降低甚至取消存款准备金率的办法，迫使金融机构更积极放款，加速降低备付金率水平，从而提高货币乘数。 （2）改变认购资金冻结数日的做法，消除新股认购对基础货币和银行准备金管理的不利影响。理论上讲，新股认购资金的验资既不需要资金的异地划拨，也不需要冻结数日，只要验资的某一时点上新股认购帐户中有真实资金就可以了。因此，应改进集中验资的方式，让所有证券结算银行或分行都在当地人民银行营业部开户，利用人民银行营业部联网系统实行证券认购资金[de]当地验资，资金信息集中到交易所进行认购。同时，为了不影响金融系统[de]基础货币量和准备金状况，冻结认购资金[de]时间应尽可能短，甚至可以缩短到几乎一个时点上。全国统一验资结束以后，认购资金重复认购[de]可能性已经不存在，因此，资金可在验资结束后立即解冻。中了新股以后的资金交割可另行制定交割日。这样，银行准备金管理的压力将大大减轻，超额准备金率下降，货币乘数扩大，基础货币也不会受到影响。 扩大货币供给量的途径 （3）改进金融系统的服务，增加有益于流通和交易的金融工具，从而充分发挥金融系统的中介功能，这样可以加快货币流通速度，减少货币沉淀；也有助于降低现金漏损率，从而提高货币乘数，增加货币供给量。 （4）在必要的时候，可以续下猛药，调低法定准备金率，从而有效提高货币乘数。 不可否认，无论是降低存款准备金率，还是运用再贷款、再贴现、公开市场操作等，在市场化国家都被视为“猛药”，其结果都会导致商业银行授信能力的增强，然而这只是为扩大货币供应量提供了必要条件。现在的问题是金融机构并不缺资金，金融机构存贷差逐步扩大就是一个佐证。因此如果金融机构仍然借贷、慎贷，那么扩大货币供应量的初衷就不可能成为现实。为此，在采取货币政策手段外，尚需在体制改革上迈出更大步伐，具讲说： （1）完善金融机构自主经营的环境。目前，中国的金融机构，特别是国有商业银行，经营环境决定其还没有完全实现自主经营，还存在各级政府对商业银行的干预。因而使商业银行不能充分发挥其中介功能，同时也使商业银行产生了一定[de]依赖心理，缺乏创新和追求效益的动力。 （2）约束机制与激励机制要并行。近几年来，由于银行风险意识和内控制度的加强，以及建立了较强的约束机制，使贷款人必须为其行为的结果负责，放款多，责任大；而相应的激励机制并未形成，不放款没责任，也不影响收入，“经济人”的理智使银行人“宁肯闲置资金，也不敢、不愿放款”，因此在目前情况下，一方面在商业银行内部，对银行人的考核不仅要着眼于贷款的安全性，同时也要看重其创造效益的能力，二者应相辅相成；另一方面在现行体制下，对商业银行不仅要有风险防范的要求，同时也要有效益指标的要求。 （3）发展完善的货币市场。货币市场的主要职能是高效配置社会资金，这个职能[de]实现至少取决于三个前提：一是市场覆盖面。市场包容的供求主体越多，交易成交率就越高，资金才能实现最佳配置。统一公开的货币市场交易必须成为货币交易的主渠道，其交易规模应达到足以反映全社会货币供求的趋势和水平。为实现这点，所有经营货币产品的金融机构都应尽可能纳入有组织[de]市场交易网络，即市场要兼容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二是资产融通性。货币市场要改变目前交易工具单一的状况，提供多种交易方式和足够的交易品种，为金融机构资产结构和期限的流动性管理提供便利条件。三是运用安全性。货币交易也要坚持公平、公正、公开的“三公”原则，交易成员之间资信要可知可靠，信用链条要稳定持续，市场资金流向和交易情况应完全置于监管当局的视野之内，市场要建立健全交易规范制度。货币市场的实质是信用交易，良好的信用环境是市场发展的根本。因此在发展货币市场时要注意信用观念的培育，比如，建立信息公开和定期披露制度，加大交易透明度，建立一系列市场规范等等。这样，在有了比较完善的货币市场后，货币政策的功效才能得以充分发挥。[1] 有效性 作为中国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有效性 货币供应量作为中国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有效性 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选择没有统一的模式。20世纪80年代以后，金融创新使货币供应量的概念变得模糊，许多国家选择利率作货币政策中介目标。1996年中国人民银行把货币供应量作为中国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以货币供应量作为货币政策中介目标，一是可测性强，二是可控性强，三是与最终目标的相关性高。自1996年中国人民银行把货币供应量作为我国货币政策中介目标以来，货币供应量与宏观经济的总体关联度在增强，中国经济稳定较快增长。 也有部分学者不这样看，他们认为货币供应量已不适宜作为我国货币政策中介目标，而应以其他金融变量作为中介目标。其理由，一是认为基础货币投放难以控制和货币乘数不稳定，从而货币供应量的可控性较差并且下降。二是说中国货币流通速度下降，短期货币需求函数不稳定，货币量与物价和产出的相关性被削弱，因而货币供应量已不适合作为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 其实，货币乘数具有较强的可预测性。由于基础货币基本上是可控的，因而完全可以认为我国货币供应量具有较强的可控性，即在预测货币乘数的基础上调控基础货币，从而调控货币供应量。就可控性而言，货币供应量作为中国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也是有效的。 中国货币供应量与经济增长之间有较强的相关性，货币供应量也具有可控性，因此有理由认为，货币供应量作为中国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在现阶段仍然是有效的。 调控机制 中央银行对货币供应量的调控机制 一、调控机制的一般模式 中央银行对货币供应量的调控机制，也称中央银行金融宏观调控机制，它是指中央银行为控制货币供应量和其他宏观金融变数而掌握的各种货币政策工具，并通过货币政策工具作用于货币政策中介指标，然后再通过货币政策中介指标的达到其政策目标和各种重任的完整体系。无论哪一个国家采取何种社会制度和何种经济管理体制，尽管各国中央银行调控力度和广度有异，但就其调控体系的一般模式而言，有其明显的共性，可用图示。但必须指出，就这个一般模式而言，还不能区分不同类型中央银行金融宏观调控模式的具体内容和不同特点，甚至同一个国家在不同时期也不一定采用相同模式。从大类上划分，可分为直接型、间接型和混合型三种类型。 二、直接型调控模式 货币供应量 当一个国家对宏观经济采取直接管理体制时，中央银行金融宏观调控就只能是运用指标管理和行政命令的调控形式，通过强制性的指令性计划和行政手段来直接控制现金流通量和银行系统的贷款总量，以此来实现货币政策的最终月标。前苏联、东欧一些国家以及我国在1979 年以前均采用过计划指标控制这种模式。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在经济体制改革以前都采取过这种模式。实践证明，这种模式是与高度集中型经济模式下以实物管理为主的直接控制的经济体制相适应的。在这种体制下，中央银行在全国金融体系中处于主导地位，由此各家专业银行和其他非银行的金融机构对中央银行有根强的依附性。在此情况下运用指令性计划和行政手段来控制货币供给量，在通常情况下都是可以收到预期效果的。因为指令性计划一旦制定，中央银行就运用行政手段来强制地贯彻执行。所以，只要中央银行不突破计划，不增拨信贷资金，不迫加货币发行，那么，全国的货币供应量就不会突破预定的指标。但是，随着经济体制由计划型向市场型转轨的当今世界，这种直接型调控模式暴露的缺点越来越明显，它不利于充分维护广大基层银行的自主权和广大职工的积极性；不利于充分发挥信贷、利率杠杆有效调节经济的作用；因为管理办法僵死，时而会造成经济的波动和决策的失误，而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又容易出现“一刀切”、“一管就死，一放就乱”等弊病。 三、间接型调控模式 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从 货币供应量 20 世纪50 年代开始大多采用这种模式。依据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不断深化的客观要求，经济运行主要由直接控制向间接控制过渡已是历史的必然。间接型调控的特点是：它所依存的经济体制是一种发达的市场经济体制；必须有一个相当规模和发育健全的金融市场；中央银行在运用经济手段进行宏观调控的同时，并不排除在特殊情况下利用行政手段进行直接控制的可能性；比较好地尊重微观金融主体的自主权；较好地起到抑制经济波动的缓冲作用。 四、过渡型调控模式 货币供应量 过渡型调控模式一般指由直接型向间接型过渡的模式。发展中国家一般采用这种模式。有些虽采用市场经济体制的国家，但因其 商品经济发展水平低，金融市场不发达，加上财政、外汇赤字和严重的通货膨胀等，还有必要对经济采取一些直接控制手段。我国经济管理体制已从传统的直接管理体制过渡到直接管理与间接管理相结合的双重管理体制。对于国民经济的运行，国家既运用经济手段，也运用计划行政手段。特别在宏观失控的情况下，采用一些直接控制手段会收到较快的成效。但从长远观点看，依据市场经济发展规律的要求，中央银行采用间接型金融宏观调控模式已是必然趋势。由此，中央银行对货币供应量的调控在宏观经济平衡中的重要作用也将愈来愈明显。 五、资币供应量调控机制的组成 货币供应量调控机制是一个由内在诸因素有机联系和相互作用的复杂综合体。为说明问题，它的组成可用以下三个层次剖析： 货币供应量 1.调控主体。 整个货币供应量调控机制的主体有三个：一是中央银行，二是商业银行，三是非银行经济部门。依据各主 体的不同功能，我们不妨把中央银行称之为发动主体，因为由中央银行供应给商业银行基础货币（也称始初货币）的多少，决定整个调控机制运转的规模。这里，它是以最后贷款者的身份出现的。把商业银行称之为放大主体，因为中央银行将基础货币贷入商业银行后，通过商业银行系统内的倍数放大效应，会创造出多倍于始初货币的存款货币，以提供给非银行经济部门。这里，它是以直接贷款者的身份出现的。把非银行经济部门称之为目标主体，因为由中央银行向商业银行提供始初货币随即在商业银行系统内产生倍数放大效应的整个过程，最终目的是为了向非银行经济部门供应适量的货币，当然不能否认非银行经济部门的行为对整个货币供应量调控机制运转的影响作用。 2.基本因素。 货币供应量调控机制的基本因素也有三个：一是基础货币，二是超额准备金，三是货币供应量。在中央银行体制下，中央银行提供基础货币为商业银行所持倍数放大效应 商业银行扣除规定的存款准备金（法定准备）后，形成了超额准备金，通过其在整个商业银行系统中的反复使用便产生倍数放大效应，使1 元的中央银行负债，经过商业银行系统的资产业务运用后，变成了几元的商业银行负债。在商业银行系统内放大了的银行负债，与中央银行向公众提供的部分现金一起，构成了整个货币供应量，提供给非银行经济部门。以上分析看出，基础货币是货币供应量的前提条件。要控制货币供应量，必须把基础货币限制在合理的范围内。超额准备金的大小又是商业银行系统内信贷扩张能力的制约条件。而整个货币供应量又是基础货币与信贷扩张能力（即货币乘数）的乘积。可见，在货币供应量调控机制中，“基础货币——超额准备及它的倍数放大效应——货币供应量”这三个基本因素的重要作用是不可忽视的。 货币供应量 3.若干金融变量。 具体指：法定存款准备比率、超额准备比率、定期存款比率、现金比率等，这些因素共作用于倍数放大效应。如图 1-7 所示 货币供应量这里：（1）法定存款准备比率是指商业银行按规定缴存中央银行的那部分存款同所吸收存款之比；（2）超额准备比率是指商业银行保有的不运用于其资产业务的准备金与活期存款之比；（3）定期存款比率是指定期存款和活期存款之比；（4）现金比率是指非银行经济部门所持有的现金与活期存款之比。以上诸金融变量中，受制于中央银行行为钠是（1）；受制于商业银行行为的是（2）；受制于非银行经济部门行为的是（3）和（4）。 综合上述三个层次的剖析，将整个货币供应量调控机制各组必须说明，以上货币供应量调控机制的组成，只是从静态角度加以考虑，如果将时间变量和利润因素引入，其实际运转过程就更为复杂。
特征 货币供求均衡货币均衡有如下特征：一是货币均衡是一种状态，是货币供给与货币需求的基本适应，而不是指货币供给与货币需求的数量上的相等；二是货币均衡是一个动态过程。它并不要求在某一个时点上货币的供给与货币的需求完全相适应，它承认短期内货币供求不一致状态，但长期内货币供求之间应大体上是相互适应的。三是货币均衡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国民经济的平衡状况。在现代商品经济条件下，货币不仅是商品交换的媒介，而且是国民经济发展的内在要素。货币收入的运动制约或反映着社会生产的全过程，货币收支把整个经济过程有机地联系在一起，一定时期内的国民经济状况必然要通过货币的均衡状况反映出来。二、货币供求均衡与社会总供求。 与社会总需求 货币供求均衡货币供应量与社会总需求量的联系在现代商品经济条件下，任何需求，都表现为有货币支付能力的需求。任何需求的实现，都必须支付货币，如果没有货币的支付，没有实际的购买，社会基本的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就不能实现。因此，一定时期内，社会的货币收支流量就构成了当期的社会总需求。社会总需求的变动，一般说，首先是来源于货币供给量的变动，但是，货币供应量变动以后，能在多大的程度上引起社会总需求的相应变动，则取决于货币持有者的资产偏好和行为，即货币持有者的资产选择行为。当货币供应量增加以后，人们所持有的货币量增加。如果由于种种原因，人们不是把这些增加的货币用于消费或投资，而是全部用于窖藏，则对社会总需求不会产生影响，因为，这些增加的货币量井没有形成现实的追加购买支出，所以对商品市场和资本市场都没有直接的影响。如果货币供应量增加以后，人们不是将这些增加的货币用于窖藏，而是用于增加对投资品的购买，从而增加了社会总需求中的投资支出，会直接影响到投资品市场的供求状况。货币供给量与社会总需求量的区别货币供给量与社会总需求是紧密相联，但又有严格区别的两个概念，其区别是：（1）货币供给量与社会总需求量二者在质上是不同的。货币供给量是一个存量的概念，是一个时点的货币量；而社会总需求量是一个流量的概念，是一定时期内的货币流通量。此外，在货币供给量中，既含有潜在货币，也含有流动性货币，而真正构成社会总需求的只能是流通性的货币。（2）货币供给量变动与社会总需求量的变动，在量上也是不一致的。货币供给量变动以后，既会引起流通中的货币量变动，也会引起货币流通速度变动。社会总需求量是由流通性货币及其流通速度两部分决定的，而货币供给量则是由流通性货币与潜在性货币两部分构成的。因此，一定量的货币供给增加以后是否会引起社会总需求量增加以及增加的幅度为多大，则主要取决于以下两个因素：其一是货币供给量中潜在性货币与流通性货币的比例；其二是货币流通速度的变化情况。一般说来，流通性货币所占的比重大，流通速度加快，社会总需求量增加。所以，货币供给量的变动与社会总需求量的变动，在量上往往是不相同的。（3）货币供给量变动与社会总需求量的变动在时间上也是不一致的。米尔顿.弗里德曼根据美国的实际情况研究表明，货币供给量变动以后，一般要经过6—9个月左右的时间，才会引起社会总需求的变动，而引起实际经济的变动，则需18个月左右的时间。从中国的实际情况看，近几年的实际也表明，货币供给量的变动与社会总需求的变动，在时间上也是有差别的。 与货币需求 货币供求均衡在研究货币供求关系问题上，货币需求的数量在现实中并不能直接地表现出来，也就是说，客观上需要多少货币，这是很难界定的。这是因为，其一，社会经济本身是一个不断发展变化的过程，客观经济过程对货币的需求受多种因素的制约，且这种需求也是随客观经济形势变化而不断变化的。其二，在纸币流通条件下，再多的货币都会被流通所吸收，因此，不管社会的货币需求状况如何，货币供给量与货币需求量始终都是相等的。也就是说，在货币供给量一定的条件下，不管社会的货币需求状况如何，全社会所持有的货币的名义数量既不可能超过现在的货币供应量，也不可能少于这个量，二者名义上始终是相等的。但是，这种名义上的货币供求均衡关系，并不一定就是实际的货币供求均衡的实现。因为，从社会的角度看，名义货币总量并不一定就代表了社会经济过程所要求的货币需要量。名义货币量可以反映出三种动态趋势，即：（1）Ms＝Md，即价格稳定，预期的短缺趋于稳定，国民收入增加。（2）Ms＜Md，即物价上涨，预期的短缺增加，名义国民收入增加，而实际国民收入增加受阻，或增幅下降。（3）Ms＞Md，即物价下跌或趋于稳定，预期的短缺消失，企业库存增加，商品销售不畅。国民收入下降，经济处于停滞状态。因此，分析货币供求均衡与否，仅从名义的货币供求状况是难作出判断的，必须深入分析实际的经济过程，才能弄清问题的实质。货币供给和货币需求之间，是一种互相制约、相互影响的关系，一方的变动会引起另一方面的相应变动。当货币供给小于货币需求时，如果不增加货币供应，经济运行中的货币需求得不到满足，致使社会的总需求减少，生产下滑，总供给减少。由于商品供给的减少，致使货币需求量减少，最终使货币供求在一个较低的国民收入水平上得以均衡。如果中央银行采取放松即增加货币供应的方针，以满足经济运行对货币的需求，从而导致社会的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增加，促使生产持续发展，货币供求在一个较高的水平上会得以均衡。当货币的供给大于货币需求时，典型的情况是通货膨胀，在这种情况下，存在着两种可能：一是有生产潜力可挖，需求增加和物价上涨，可以刺激生产的发展，即在物价上涨的同时，产出增加，从而导致实际的货币需求增加，使货币供求恢复均衡。二是随着生产的发展，生产潜力在现有条件下已挖尽，这时，中央银行应采取收缩银根的政策，控制货币供应量的增长，从而致使货币供求趋于均衡。总之，货币供求之间是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货币供给的变动可在一定条件下改变货币需求；而货币需求的变动，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改变货币的供给。联系货币供给与货币需求的桥梁和纽带就是国民收入和物价水平。 判别 货币供求均衡在传统计划体制下，社会产品的生产、流转和分配的大部分都是通过计划进行直接管理的，市场机制只是在很小的范围内并常常以扭曲的形式发挥作用。因此，货币供求是否均衡，总供给与总需求是否均衡，很难从价格信号上得到反映，当然也不是毫无反映。在严格的计划价格管理条件下，价格作为社会总供求矛盾的反映信号只能在集市贸易价格、“黑市”价格以及它们与官定牌价之间的价差上得到表现：但当时集市贸易和黑市规模很小，不太能说明问题。另外，生产资料的变相涨价曾是突出的问题，但涨价幅度很难度量。当时，主要用数量信号来判别社会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均衡状况。人们重视的数量信号主要有以下几个：（1）分析待销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的价格总额与同期货币购买力之间差额的大小。经验表明，在社会总供求基本保持平衡的那些年份，以其最大的供求差距作为供求平衡与不平衡的临界差距是可取的。在这个差距内，有可能保持基本平衡；超过这个差距，则有不平衡的危险。（2）分析物资库存的增减变动状况。对任何经济体系来说，物资库存都是一个供求矛盾的调节器和缓冲器。无论是生产资料库存还是消费性商品库存，其规模和增减变动都有一定的规律可循。在传统计划体制下，人们发现，当流通中现金存量与同期商业库存之比是1：5 左右时，市场商品供求关系正常；若出现大幅度偏离，往往意味着消费品供求关系的失衡。（3）分析货币购买力有可能推迟或提前实现的数量有多大。把这一估量与对物资储备的分析结合在一起，即可得出调节商品供求矛盾的最大可能量。把可动用的物资储备数量与可推迟实现的货币购买力数量加在一起，可视为能够使供不应求矛盾缩小的幅度。（4）根据某些重要比例关系的经验数据做事前判断。在这方面，最典型的和影响最大的说法是“二、三、四”理论，所谓，‘二、三、四”是指：积累占国民收入的20％左右，财政收入占国民收入的30％左右，基建拨款占财政支出的40％左右，实际考察，中国实行传统体制的年份中，凡是严重偏离“二、三、四”的年份，国民经济发展就不正常；大体与“二、三、四”规律吻合的年份，社会总供求关系及经济建设速度则比较均衡和理想。在市场经济中，可以考虑同时考察价格信号作为经济是否均衡和货币供求是否均衡的指标。作为反映信号，价格波动在短期内是供求关系变化的灵敏指示器。从长时期考察，物价变动趋势则反映了经济从失衡走向均衡的自发取向。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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