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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平衡

财政平衡的含义　　在判定一个国家或一级政府的财政是否平衡的时候，通常不把债务收入统计在收入范围之内。按照这种统计口径，财政实现平衡是相对的，财政不平衡是绝对的。因为一个国家在一个财政年度内让财政收入和支出一分不差几乎是不可能的，通常总会有一定数量的盈余或赤字。但是，如果把债务收入视作正常收入，把盈余也视作支出，那么财政收支平衡就是绝对的，不平衡就是相对的。这种财政收支平衡关系绝对性和相对性之间的转化，表明财政收支平衡还是不平衡的区分是相对的。因此，考察财政平衡问题必须选择收支的统计口径。从周期平衡的角度来理解财政平衡　　财政周期平衡是指财政收支在一个经济周期内由经济繁荣时的盈余来抵补经济衰退时的赤字，从而在一个经济周期内实现收支平衡。之所以把财政平衡理解为周期平衡，理由如下：必要性　　经济运行的非均衡性表明实现财政收支周期平衡具有必要性。　　社会总供求的均衡是实现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前提条件。而在市场机制的自发作用下，社会总供求的失衡是经常的现象。为了实现社会总供求的均衡，客观上需要通过财政收支差额来调节供求总量。由于经济波动的周期通常超过一年，因而财政收支平衡的实现也只能是长期的。如果我们仍然强调财政收支的年度平衡，则不但不能熨平经济波动，而且可能加大经济波动的幅度。可能性　　实现财政收支的周期平衡也具有可能性。这种可能性表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财政分配的国家主体性表明其是一特殊的分配范畴，其收入的筹集和支出的安排必然要体现政府的意志，执行国家的宏观经济政策。由于保持经济的稳定增长是政府的职能目标之一，因而以政府为主体的财政分配不可能选择年度平衡，而只能是在发挥财政调节作用的过程中实现财政收支的周期平衡。　　第二，经济波动往往表现为经济过热和经济衰退的交替，因而事实上存在由经济过热时的财政盈余来抵补经济衰退时的财政赤字，从而实现周期平衡的可能性。从动态平衡的角度来理解财政平衡　　财政是政府促进经济发展的重要手段，在经济发展早期财政为促进经济发展而产生的赤字通过经济发展进入中期和成熟期后的盈余来弥补，就可以实现财政收支的动态平衡。之所以要从动态平衡的角度来理解财政平衡，理由如下：理论依据　　财政收支的动态平衡有理论依据。　　第一，经济发展阶段论是实现财政收支动态平衡的理论依据。马斯格雷夫和罗斯托认为，在经济发展的早期阶段，政府投资在社会总投资中占有较高的比重。公共部门要为经济发展提供社会基础设施以及其他用于人力资本的投资等。这些投资对于处于经济发展早期阶段的国家步入“起飞”，以至于进入发展的中期阶段是必不可少的。在发展的中期阶段，政府投资还应继续进行，但这时的政府投资只是对私人投资的补充。他们二人是用经济发展阶段论来解释公共支出增长的原因。但是，如果我们也考察一下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对财政收支的影响，则不难得出财政收支应保持动态平衡的结论。因为经济发展的早期，财政收入量较少，而财政却必须安排相当数量的投资，因而财政收不抵支是必然的。而在经济发展进入中期阶段以后，私人经济得到了发展，政府投资支出压力减小，尽管支出总量仍呈扩张趋势，但收入增长速度会更快，财政收支相抵会有盈余，因而经济发展早期阶段的赤字可由经济发展步入中期阶段以后的盈余来弥补。这就实现了财政收支的动态平衡。显然，财政收支要实现动态平衡是基于财政是促进经济发展的手段这一认识前提。　　贫穷的恶性循环理论也是财政收支要实现动态平衡的理论依据。在发展经济学和经济增长理论中，资本形成被认为是经济发展或增长的重要因素。因为它是扩大再生产和提高劳动效率的手段。在发展中国家，贫穷既是这些国家资本形成率低下的原因，也是其结果。此谓“贫穷的恶性循环”。要打破这种恶性循环，单纯依靠市场机制的作用需要漫长的发展历程。在历史上，发达国家在开始发展时，靠的是血腥的资本原始积累来摆脱这种恶性循环的。对于今天的发展中国家，虽然许多经济学家提出了不同的思路，但归结为一点就是要靠政府干预的力量来加速资本的形成，即经济发展需要政府的“第一推动力”。这样，一定数量的财政赤字和债务积累都难以避免。但在经济发展进入中期及成熟阶段后，随着财政收入的增加，政府可逐步清偿债务，从而实现财政收支的动态平衡。实践基础　　实现财政收支的动态平衡在我国也具有实践基础。　　我国“放权让利”的渐进式改革思路，一方面使财政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下降，另一方面，也使财政支出压力加大，于是财政连年出现赤字且赤字额呈加大趋势，这表明我国财政为改革的起步和走向深入做出了极大贡献，承担了相当的改革成本。而改革的成功所带来的经济快速增长和收入的增加，最终会使财政收入增加而支出压力相对减小，由此而形成的结余可以偿还累积的债务，从而实现财政收支的动态平衡。从整体平衡的角度来理解财政平衡　　财政收支的整体平衡是指全部的财政收入与全部的财政支出在数量上大致相等，而不是部分财政收支的大致相等。之所以要从整体平衡的角度来理解财政平衡，理由如下；一是财政机体自身的要求　　财政收支需保持周期平衡起因于财政是实现经济稳定的手段，财政收支需保持动态平衡起因于财政是促进经济增长的手段，而财政收支需保持整体平衡则是起因于财政作为一分配范畴自身所固有的规定性。财政分配是一个完整的体系，其收入的筹集和支出的安排之间平衡与否，显然应从整体的角度来考察，如果收入和支出的核算范围可以任意调整，则考察财政收支是否平衡就丧失了一个起码的标准。二是预算完整性原则的要求　　预算的完整性原则要求一切财政收支要反映在预算中，不得打埋伏、造假帐，预算之外另列预算。财政收支和预算收支反映的内容应是相同的。这意味着财政收支平衡自然应是包含所有预算收支在内的整体平衡。三是系统论管理方法的要求　　系统论是管理工作最基本的方法论之一，财政管理工作也不例外。系统论是通过分析系统的构成要素、功能及其与外部环境的关系来揭示系统的特征及其运行规律的理论。它的一个基本特征是要求管理者必须把管理对象视作一个整体，从整体的角度来研究问题的解决办法。财政收支平衡作为财政管理工作追求的目标，自然也就体现为在财政系统的整体中实现收入要素与支出要素之间的整体平衡。从综合平衡的角度理解财政平衡　　财政平衡是社会总供求平衡的一个组成部分，必须从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的角度来研究财政平衡。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的目标是社会总供求平衡，相对于社会总供求平衡，财政平衡本身不是目的，而是手段，所以财政收支的综合平衡是指财政收支的安排应该有利于实现经济的综合平衡，而不是仅仅局限于实现财政收支本身的平衡。理由如下：从国民经济整体平衡的角度进行考察的必要性　　财政平衡是社会总供求平衡中的一个组成部分，从国民经济整体平衡的角度考察财政平衡是完全必要的。社会总供求能否平衡，取决于居民(家庭)、企业、政府和对外部门需求的总和能否与社会总供给相适应。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总需求是由各部门的货币收支运动形成的，各部门的需求(包括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都是以货币表示的有支付能力的购买力，而各部门的货币收支从整体上看，居民(家庭)的货币收入大于货币支出，是盈余部门。企业的货币收入通常不能满足货币支出的需要，是短缺部门。对外部门在发展中国家一般表现为国外资金的净流入，也属于短缺部门。而政府财政收支可以是平衡的、也可以是盈余的或短缺的。既然各部门的货币收支并不相等，客观上也就要求在各部门之间调剂货币的余缺，以实现经济的综合平衡。通过上述分析，不难看出，财政收支平衡仅是经济综合平衡中的一个局部平衡。实现了局部平衡，综合平衡未必能实现，而要实现综合平衡，有时需要牺牲局部平衡。局部平衡相对于综合平衡只是手段、而不是目的。实现财政收支的综合平衡实质就是在国民经济综合平衡中实现财政收支平衡。脱离国民经济的综合平衡，将财政孤立出来，即便能实现单独平衡，也只能是一种消极平衡。当然，有时为实现国民经济综合平衡，要付出财政收支失衡的代价，但这是暂时的。从长远看，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的实现有利于财政收支平衡的实现，因而从根本上讲二者是一致的。这说明实现财政收支的综合平衡具有必要性。宏观调控以实现财政收支的综合平衡的可能性　　财政收支是政府的经济行为，是政府进行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这意味着实现财政收支的综合平衡也完全具有可能性。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居民(家庭)、企业和对外部门的经济行为，主要是接受市场的调节。它们的货币收支活动都是为了实现特定的目标。居民要实现效用最大化，企业和对外部门要实现利润最大化。而国民经济的综合平衡虽然从长远看与它们所追求的目标是一致的，但由于思考问题的角度不同、认识能力的局限以及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的矛盾使它们很难按照实现经济综合平衡的目标来调整自己的行为。一句话，国民经济的综合平衡是难以在市场机制的自发作用下实现的。而财政收支作为政府的经济行为，必然要调整自身的收支来实现经济的综合平衡，这是由财政分配主体的特殊性决定的。实现财政收支周期平衡的思路　　1．用经济高涨时的财政盈余清偿经济衰退时债务　由经济高涨时的财政盈余清偿经济衰退时的债务是实现财政收支周期平衡的必然要求和最佳选择。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财政收支的周期平衡不以年度平衡为标准，它不排斥某些年份财政出现赤字，只是要求政府应通过反周期操作来实现周期内的平衡，使经济衰退时产生的债务能够用经济高涨时财政的盈余来偿还。但是，在现实经济生活中，繁荣和萧条持续的时间和达到的程度并不是相等的，因而繁荣阶段的财政盈余与萧条阶段产生的赤字也不可能相等，这就为在一个经济周期内通过以丰补欠实现财政收支平衡设置了障碍。这表明要么放弃实现财政收支周期平衡的目标，要么寻找新的思路。当然，第一种选择显然是不可取的，因为财政收支长期失衡所带来的后果是严重的，这已为理论和实践所证实，所以必须寻找新的思路。2．保持合理的财政扩张和紧缩力度　　保持合理的财政扩张和紧缩力度是实现财政收支周期平衡的次优选择。　　既然在一个经济周期内通过以丰补欠实现财政收支的长期平衡是不可能的。那么新的思路可有两条：　　一条是进一步延长实现财政收支长期平衡的时间期限。由一个周期内实现平衡改为几个周期内实现平衡。然而这也是行不通的。因为西方国家的实践表明，即便从几个连续的周期考察，经济衰退时期持续的时间和深度还是超过经济繁荣时期，因而繁荣时的盈余仍然难以清偿衰退时期的债务。　　另一条思路则是控制财政扩张和紧缩的力度，使财政扩张带来的债务能够由紧缩带来的盈余抵消。这种思路可能会要求财政的扩张措施在经济未达到充分就业的状态时就停止，但这并不是要否定财政的调节作用，而是使财政对经济的调节作用保持一个合理的度。实现财政收支动态平衡的思路1．充分发挥财政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　　之所以要实现财政收支的动态平衡，是因为财政是促进经济增长的手段。因此，要实现财政收支的动态平衡首先需要发挥财政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财政作为政府的经济行为，要对整个社会的资源配置过程、收入分配过程以及宏观经济的运行进行有效调节，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收入的公平分配以及经济的稳定增长。当然，在这一过程中，财政的作用是辅助性的，市场的作用是基础性的，政府不能替代市场，而是要积极纠正市场的失效。2．保证公债正确的使用方向提高资金使用效益　　在经济发展的早期，私人资本的力量比较薄弱，为了促进经济增长，政府在收入有限的情况下，通过发债为经济发展创造基础性条件是完全必要的。但是债务收入毕竟是需要偿还的。这就要求政府对债务收入的使用首先必须保证正确的使用的方向，强调消费性支出一般不能安排，而应安排投资性支出，但这并不是要求财政去从事竞争性项目投资，单纯去追求盈利，而是要从事私人资本的确没有能力投资而又是社会经济发展所必须的基础性项目投资以及社会基础设施建设。在资金投向合理的条件下，还必须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益，在保证实现投资目标的条件下，尽可能节约使用资金，努力做到少花钱、多办事、事办好。3．用经济发展的收益清偿早期促增欠债　　在经济发展取得一定成绩、经济逐步进入成熟期后，应注意增加收入以清偿早期为促进经济增长而欠下的债务。财政如果能够用公债的投资收益偿债当然是最好的，但由于政府投资的目的本身不是为了盈利，因此单纯用投资收益偿债往往是不够的。这就需要政府通过优化税制、提高税务征管人员的政治业务素质、采用现代化的征管手段以及采用合理的征管模式来增加收入，防止收入的“跑、冒、滴、漏”。此外，政府通过收入负担结构的调整，使那些在经济增长中得益相对较大的经济成分和阶层多缴纳一些收入，不仅是偿债所需要的，也是符合社会所能接受的公平标准的。结合我国的具体国情，当前实现我国财政收支的动态平衡，提高非国有经济的财政贡献率是完全必要的。实现财政收支的整体平衡的思路1．合理界定财政收入范围　　财政收入是由法律、法规明确规定的政府收入。以此为参照，我国的预算收入和预算外资金收入都属于财政收入。《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1994)规定，预算收入是各级政府的收入，用以保证公共部门的日常经费需要和国有资本的投资需要。国务院《关于加强预算外资金管理的决定》（1996）指出，预算外资金是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为履行、代行政府职能，依据国家法律、法规和具有法律效力的规定而收取、提取和安排使用的未纳入国家预算管理的各种财政性资金。显然，两者都是满足政府职能实现需要的筹资手段，根据预算的完整性原则都应纳入财政收入的核算范围。当前，实现财政收支的整体平衡，对财政收入而言，主要是解决收入的“缺位”问题，把应该纳入收入体系的收入纳入核算范围。为此，应该把凭借国家政治权力，强制地、固定地、无偿地取得的收入列为税收收入；应该结合“费改税”的实施，调整收入结构，逐步减少各种非税收入，提高税收收入占财政收入的比重，建立以税收为主体的财政收入体系；应该把目前的预算外收入、专项基金收入逐步纳入预算管理，由政府集中掌握。诚然，将各项预算外收入纳入预算管理的同时，也相应要扩大财政支出规模，因而短期内不一定有明显的增收节支作用，但从加强财政资金的管理和监督、提高资金使用效益、理顺分配关系方面看，则无疑起到维护国家预算完整性、有效利用财政资源的功效，从而有助于缓解财政收支矛盾。2．合理界定财政支出范围　　由于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因而凡是市场机制做得了并做得好的事情，政府就不必干预，而市场机制作用不了或作用不好的领域才是政府的职能范围，也就是财政支出的范围。简而言之，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安排的财政支出最终都应该是向社会提供公共产品和部分准公共产品。因而合理界定财政支出范围首先需要解决计划经济条件下财政支出的“越位”问题。改革以来，我国财政统收的局面已被打破，但财政统支的局面依然存在。财政支出范围过宽，许多应由市场提供的商品和应由社会负担的支出仍然背在财政身上，这种状况不加改变，必然加大财政支出压力，影响财政收支整体平衡。其次还应解决财政支出的“缺位”问题。在财政大包大揽的支出格局下，有些应由财政安排的支出却没有安排，或虽有安排，但所占比重过低。具体说社会保障支出、支农支出、基础设施建设支出等都需增加。显然，实现财政收支的整体平衡并不是一味地强调增收减支，而是要按照市场经济的要求，合理界定财政收支范围及内容，建立以税收为主体的收入体系来支持以公共财政支出体系，形成财政收支总体对称的合理格局。这样既有利于政府集中财力，统筹安排财政资金，也有利于减轻政府支出压力，缩小收支差额。这不仅是逐步消除财政赤字，实现财政收支整体平衡的客观要求，也是转换财政模式，构建公共财政基本框架的必由之路。实现财政收支综合平衡的思路1．暂不考虑财政收支判定社会供求的对比状况后相机决策　　将财政收支置于超然地位(即暂不考虑财政收支)，判定社会供求的对比状况，然后对财政收支对比关系相机决策。如果社会总供求平衡，则财政收支宜保持平衡；如果社会总供给大于总需求，则应使财政收小于支，且收支差额等于供求差额除以支出乘数；如果社会总供给小于社会总需求，则使财政收大于支，且收支差额等于供求差额除以税收乘数。财政收支对比关系的这一确定过程也可用经济总量平衡的关系式来表示。在国民经济核算中，C +S+T+M=C+I+G+X。等式左边是代表总供给的收入流量，由消费C、储蓄S、税收T和进口M组成。等式右边是代表总需求的支出流量，由消费C、储蓄S、税收T和出口X组成，将等式变形可得：G-T=(S-I)十(M-X)。因此，当（S-I）十(M-X)=0时，G=T，财政收支保持平衡。此时，非政府部门(包括对外部门)总体上讲收入流量等于支出流量，因而政府财政部门既无必要为非政府部门提供结余资源，也不可能去使用非政府部门结余的资源，故收支保持平衡。当(S-I)十(M-X)>0时，G>T，财政收支有赤字。此时，非政府部门总体上讲收入流量大于支出流量，非政府部门有结余，需要由政府部门来动用这部分结余资源，即财政支大于收才能保持总量平衡。当（S-I）+（M-X）<0时，G<T，财政收支有盈余。此时，非政府部门（包括对外部门）总体上讲收入流量小于支出流量，需要动用政府部门的资源才能保持总量平衡，故财政收大于支。2．应分析国民经济综合失衡的原因并针对不同的成因采用不同的对策　　社会总供求失衡的原因很多，可能出自家庭部门、企业部门、对外部门，也可能出自银行信贷部门，还可能是由于财政自身收支失衡所引起。虽然不论哪种原因的失衡，都可通过财政收支来加以调整，但调整的效果会有区别。如果经济综合失衡的原因并不是由于财政收支失衡所引起，那么财政的调整往往就具有暂时性特征，是“治标”的调整，因此若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则必须“对症下药”，本着“治病除根”的原则采取专门对策。3．吸取传统“四平”理论的精华　　传统“四平”理论指的是财政收支、信贷收支、外汇收支和物资供求之间的综合平衡，是计划经济体制下的财政综合平衡理论。“四平”理论认为，财政平衡是综合平衡的关键，银行信贷收支平衡是综合平衡的反映，外汇收支平衡是综合平衡的补充，物资供求平衡是综合平衡的基础。但自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后，由于经济体制的转轨，国民经济状况己发生很大变化，对这一理论需要重新认识和更新。比如，随着统收统支体制的打破，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急剧下降，再讲财政平衡是综合平衡的关键已难成立；再如，在传统体制下，由于企业自主支配的财力较少，居民货币收入水平和储蓄倾向都较低，因而企业和居民收支在综合平衡中的作用微不足道。但在市场体制下它们已成为重要的宏观经济变量，等等。　　尽管如此，“四平”理论作为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再生产原理对我国实践经验的总结，其对当前我国经济实现综合平衡仍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①以平衡求平衡。财政、信贷、物资、外汇分别保持平衡可实现国民经济综合平衡，并且它们在综合平衡中居于不同的地位。这是传统“四平”理论的基本思想。虽然其也要求财政、信贷、物资、外汇彼此之间要相互协调，但仅是作为不能分别保持平衡的补救措施。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由于经济运行的非均衡性，通常更强调通过财政、信贷、物资、外汇之间的协调来实现综合平衡，但也不能完全忽视其各自保持平衡的重要性。因为财政、信贷、外汇收支中任何一个项目的失衡都可能是总量失衡的原因。在由某一项目失衡而导致总量失衡的条件下，政府将被迫通过另一项目反方向的失衡来调节，说到底，这是一种“拆东墙补西墙”的权宜之计。　　②抓主要矛盾。财政收支平衡是综合平衡的关键的判断，抓住了计划体制下制约综合平衡的主要矛盾。虽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这一结论已不再适用，但抓主要矛盾的思想对实现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财政收支综合平衡仍然有深刻的指导意义。由于在市场经济运行过程中，各部门的货币收支以及它们之间相互关系的变化都会综合反映到银行信贷收支上来，而且银行系统还担负着提供和创造流通手段与支付手段的职能，因而银行是各部门货币收支的中介和枢纽。由于需求都是有货币支付能力的需求，因而供求平衡主要取决于银行信贷收支状况。换句话说，银行信贷收支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实现经济综合平衡的关键。认识到这一点，对实现财政收支综合平衡也有重要意义。　　当年国家预算收支在量上的对比关系，实际表现为略有赤字是财政平衡的表现形式。对其理解有三：　　1）不可以做绝对的理解，应是略有盈余或赤字；　　2）研究财政平衡要有动态平衡的观点；　　3）要有全局观点，要从国民经济全局出发；　　4）还要注意南下收入的真实性，由于商品的自然损耗或质量不合格等原因，使生产部门上交的税收和利润成为一种没有我将保证的虚假收入。　　三平理论：即财政收支、信贷收支、物资供求三者之间的综合平衡（这是我国的独有理论）。

594次 2020-07-30
财政支出政策

　　财政支出政策，指通过政府预算支出的增减及财政赤字的增减影响总需求，财政支出政策运用的方式多种多样，包括财政拨款、政府采购、财政间接支出如财政担保、财政资助等。

797次 2020-07-30
财政性资金

财政资金的定义　　财政资金是指以国家财政为中心的预算资金、国债资金及其他财政性资金，既包括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财政收支，还包括与国家财政有关系的企业、事业和行政单位的货币收支。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财政资金应当专款专用，任何人不得违规挪用、拆借。财政资金的会计处理　　财政资金的分类　　1.国家投资，应当作为权益，计入并增加企业实收资本或股本，借记银行存款，贷记实收资本或股本。　　2.资金使用后要求返还的本金，会计处理应当作为负债，计入借款或其他应付款处理，借记银行存款，贷记借款或其他应付款。　　3.企业取得的除上述两种情况之外的其他财政资金，会计处理作为损益，原来有计入补贴收入的，现在全部计入当期营业外收入，借记银行存款，贷记营业外收入。财政资金的项目投资方向一、对社会投资项目的分类　　在讨论我国财政资金项目投资方向的最适宜领域之前，可先对我国整个社会投资的分类做简要的分析。一般来说，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投资大体可分为三大类别：　　1.对竞争性项目的投资　　竞争性项目是指投资主体公平参与竞争，市场机制充分发挥作用的项目，它是完全受市场调节的盈利性项目，项目建成后提供的产品是“私人产品”，具有排他性和竞争性，其价格完全通过市场竞争形成。该类项目的范围是根据其产业性质确定，它是竞争性行业在投资领域的表现形态。竞争性行业一般指那些产业发展比较成熟，行业盈利率较高，经济效益决定于市场供求的产业部门。就我国目前而言，主要包括：一般加工工业；建筑业；商业、餐饮、仓储业；咨询业；金融、保险(商业性部分)以及其他行业等。　　2.对基础性项目的投资　　基础性项目的范围也是根据其产业属性来确定的。一般讲，基础性项目是指那些从属于基础产业和部分支柱产业部门的投资项目。基础性项目为生产过程提供“共同生产条件”，部分具有或主要具有“公共产品”的一般特征，即具有公用性、非独占性和不可分割性，其投入资金数量巨大，建设周期较长、投资回收缓慢，而又关系着国计民生，市场机制在这方面不能有效地发挥作用。具体包括：农、林、牧、渔体利。气象等基础设施；能源工业；交通运输业；邮电通讯业；地质普查与勘探；支柱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等。　　3.对公益性项目的投资　　公益性项目是指为整个社会提供公共性产品和服务的项目。这些产品和服务基本上属于“纯公共产品”，市场机制在这些产品和服务的提供上根本不发挥作用。主要包括：国防建设投资；党派、团体等设施的建设；政府、公检司法等政权设施的建设；基础教育、文化、卫生、国家体育、广播电视等设施的建设；城市道路、管网的建设；环境保护设施的建设等等。　　以上三类投资只是大体的划分，实际上，在具体分析和操作时，各类投资在外延上有时互有交叉和重叠。二、我国财政资金项目投资的最适宜领域　　1.公共基础设施投资领域　　2.基础产业和新兴产业领域三、重要的资源开发领域　　资源的开发与利用，是一个范围很广的概念。从国内外的情况来看，适宜于财政投资的资源开发领域，大致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1)重要的自然资源及大规模的国土开发　　(2)人力资源开发投资　　(3)智力资源开发投资四、对国有企业的投资　　事实上，在许多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财政投资的一个很重要的领域或组成部分，就是对为数众多的国有企业的直接投资。这类投资尽管在一些经济发达国家(特别是英、法等国)也同样存在，但在发展中国家最为突出，亦最为普遍，甚至成了政府干预经济的一种特殊方式。各国的经验和长期的实践表明，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对国有企业的投资选择，应根据不同的国情，采取分类指导、区别对待的办法。比如：对那些只能或只便于由国有资本进入的部门或行业中的企业，如国防、航天航空、造币等，主要采取财政投资的形式；对那些属于基础设施、基础产业性质的企(事)业，比如城市公用事业、大型交通运输企业、邮电通讯等企业，可根据实际情况，分别采取国有独资、若干国有股股东联合持股、国有资本控股等多种形式投资进入。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率的途径一、转变理财观念　　1.财政体制中的弊端。　　2.财政体制改革的目标。　　3.财政资金投资对象的选择。　　4.财政投资的原则。二、转变财政资金支出方式　　1.支出方式的转变。　　2.转变财政资金支出方式必须解决的两个问题。　　3.支出方式的转变方向。三、转变财政资金管理模式　　1.管理模式的转变。　　2.必须继续深化财税体制改革。　　3.加强收支两条线管理。　　4.做好费改税工作。总结　　总之，要充分发挥财政杠杆在促进地方经济和区域经济发展中的积极作用。就必须从不同的渠道入手，培植税源，提高资金使用效率，促进经济发展，实现经济效益和财政收入的持续、稳定、快速、同步增长，全面建设殷实的小康社会。

736次 2020-07-30
财政政策效应

主要效应内在稳定器　　所谓“内在稳定器”是指这样一种宏观经济的内在调节机制：它能在宏观经济的不稳定情况下自动发挥作用，使宏观经济趋向稳定。财政政策的这种“内在稳定器”效应无需借助外力就可直接产生调控效果，财政政策工具的这种内在的、自动产生的稳定效果，可以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自行发挥调节作用，不需要政府专门采取干预行动。财政政策的“内在稳定器”效应主要表现在两方面：累进的所得税制和公共支出尤其是社会福利支出的作用。　　1、累进的所得税制　　累进的所得税制，特别是公司所得税和累进的个人所得税，对经济活动水平的变化反应相当敏感。如果当初政府预算收支平衡，税率没有变动，而经济活动出现不景气，国民生产就要减少，致使税收收入自动降低；如果政府预算支出保持不变，则由税收收入的减少导致预算赤字发生，从而“自动”产生刺激需求的力量，以抑制国民生产的继续下降。　　2、公共支出尤其是社会福利支出　　在健全的社会福利、社会保障制度下，各种社会福利支出，一般会随着经济的繁荣而自动减少，这有助于抑制需求的过度膨胀，也会随着经济的萧条而自动增加，这有助于阻止需求的萎缩，从而促使经济趋于稳定。如果国民经济出现衰退，就会有很多人具备申请失业救济金的资格，政府必须对失业者支付津贴或救济金，以使他们能够维持必要的开支，从而使国民经济中的总需求不致下降过多；同样，如果经济繁荣来临，失业者可重新获得工作机会，在总需求接近充分就业水平时，政府就可以停止这种救济性的支出，使总需求不致过旺。乘数效应　　乘数效应包括正反两个方面。当政府投资或公共支出扩大、税收减少时，对国民收入有加倍扩大的作用，从而产生宏观经济的扩张效应。当政府投资或公共支出削减、税收增加时，对国民收入有加倍收缩的作用，从而产生宏观经济的紧缩效应。　　1、投资或公共支出乘数效应　　它是指投资或政府公共支出变动引起的社会总需求变动对国民收入增加或减少的影响程度。一个部门或企业的投资支出会转化为其他部门的收入，这个部门把得到的收入在扣除储蓄后用于消费或投资，又会转化为另外一个部门的收入。如此循环下去，就会导致国民收入以投资或支出的倍数递增。以上道理同样适用于投资的减少。投资的减少将导致国民收入以投资的倍数递减。公共支出乘数的作用原理与投资乘数相同。2、税收乘数效应　　它是指税收的增加或减少对国民收入减少或增加的程度。由于增加了税收，消费和投资需求就会下降。一个部门收入的下降又会引起另一个部门收入的下降，如此循环下去，国民收入就会以税收增加的倍数下降，这时税收乘数为负值。相反，由于减少了税收，使私人消费和投资增加，从而通过乘数影响国民收入增加更多，这时税收乘数为正值。一般来说，税收乘数小于投资乘数和政府公共支出乘数。　　3、预算平衡乘数效应　　预算平衡乘数效应，指的是这样一种情况：当政府支出的扩大与税收的增加相等时，国民收入的扩大正好等于政府支出的扩大量或税收的增加量，当政府支出减少与税收的减少相等时，国民收入的缩小正好等于政府支出的减少量或税收的减少量。奖抑效应　　奖抑效应主要是指政府通过财政补贴、各种奖惩措施，优惠政策对国民经济的某些地区、部门、行业、产品及某种经济行为予以鼓励、扶持或者限制、惩罚而产生的有效影响。货币效应　　1、货币效应直接影响货币流通　　表现为政府投资、公共支出、财政补贴等本身形成一部分社会货币购买力，从而对货币流通形成直接影响，产生货币效应。　　2、公债政策的货币效应　　财政政策的货币效应主要体现在公债上。公债政策的货币效应又取决于公债认购的对象和资金来源。如果中央银行用纸币购买公债，这无异于纸币发行，从而产生通货膨胀效应；如果商业银行购买公债，且可以用公债作为准备金而增加贷款的话，也会导致货币发行，从而使流通中的货币增加等等。积极财政政策效应评析概述　　我国实施扩张性的积极财政政策以来，不断有研究者提出，这一宏观政策会对民间投资产生挤出效应。国外也有人士表示担心，中国近年大规模发行国债，增加政府投资、扩大支出，是否会产生挤出效应。　　所谓“挤出效应”，是指由于政府通过向企业、居民和商业银行借款来实行扩张性政策，而引起利率上升，或引起对有限信贷资金的竞争，导致民间部门投资减少。它将使政府扩张性财政支出的效应部分地甚至全部地被抵消。　　挤出效应并不是在政府实行扩张性财政政策调节时必然要发生的。具体到中国近四年来实行积极财政政策的实践来看，依据对经济运行各项指标的分析，在我国出现挤出效应的观点尚得不到有力的证据支持。这可以从增发国债对以下三个方面的影响来考察：增发国债对利率的影响　　我国自1996年5月以来，名义利率多次下调，但实际利率是上升的，这并不是财政扩张带来的结果。由于中国尚未实行名义利率的市场化，积极财政政策不会影响名义利率的升降。实际利率的上升主要是因为物价水平下降，而中央银行出于种种考虑没有及时随物价变动调整名义利率所致，进一步看，价格水平下降也不是财政扩张的结果，相反，积极财政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物价水平的下降。增发国债对借贷资金量的影响　　增发国债没有与民间竞争有限的资金。几年来商业银行的超额准备率超过70%，存在较大的存贷差额。商业银行近年的资金过剩主要是风险意识增强、企业投资收益较低、预期不好及产业政策调整的缘故，而且这种过剩是在满足了政府借款需求之后的过剩。　　从实际经济运行看，民间投资主要受到民间资本的边际产出?或利润率　和公共投资影响，民间资本边际产出上升会引起民间投资规模的增加。如果公共资本投向竞争领域，即与民间资本的生产可以相互替代，增加公共投资就很可能挤出民间投资。积极财政政策的投资领域主要是生态环境保护、高速公路、铁路、供水和机场、粮库、农村电网等基础设施，属于社会公共支出领域，对民间投资不会形成挤出效应。相反，基础设施建设还可以改善民间投资的外部环境，提高民间资本的边际生产力，推动民间投资。财政支出对居民消费的影响　　政府支出与居民消费具有替代关系，即财政增加政府购买支出可能挤出居民消费。但这要通过对财政支出结构进行具体分析才能确定。某项财政支出如招待费，的确是私人消费的替代品；公共设施支出则是私人消费的互补品；还有一些公共支出既是私人消费的替代品又是互补品，比如国家用于食品和药品检验的支出，既减少了私人的检疫支出，又可增加私人对食品和医药的支出。有关部门通过财政购买支出和居民消费关系的计量模型分析发现，我国财政购买支出与居民消费总体是互补关系，扩大政府支出对需求总体上具有扩张效应。关于国债资金使用的效益　　国债资金的使用效益如何，直接关系着积极财政政策的总体效果问题，以及扩大举债规模的风险控制问题。国债资金使用效益越高，扩张性政策的效果将越趋于“高乘数效应’的一端，同时政府扩大举债规模的安全空间越大。　　要提高国债资金使用效益，我认为至少要掌握好如下几个层次或环节上的事项：　　1.资金投入项目的合理选择和较充分的可行性论证。　　2.项目建设与相关方面协调衔接关系的处理，应符合科学规划和施工合理规范的要求。　　3.保证已确立的项目资金不被挪用和按进度拨付到位。　　4.切实保证工程质量。　　几年来，政府国债资金以及带动其他配套资金支持的建设项目和技改项目，效果总体而言是明显的。但根据国家综合部门派出的检查组对建设项目的稽查，从选项、配套规划、资金专用到工程质量，各个层次上的问题还都存在，有的还相当严重。比如，第一，有些建设工程是在原有项目准备不足的情况下，仓促决定上马的，可行性论证很不充分；第二，有的项目不按基建程序办，项目建议书还没批，就已大张旗鼓干起来；第三，有的项目前期准备工作深度不够，不具备开工条件也硬开工；第四，有的城市规划存在明显欠缺，连供水、排水、污水处理的统一考虑都未做到；第五，个别项目的工程质量出现严重问题，甚至成为“豆腐渣”工程；第六，工程招投标、监理方面的地区、部门保护主义现象往往比较严重；第七，少数地区还发生了国债项目建设资金被挪用的现象。　　针对上述问题，有关部门下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财政预算内专项资金项目工程质量管理的通知》等文件，要求对建设项目的勘察设计、招标投标、施工管理和竣工验收等各个环节建立明确的责任人制度，对在监督稽查中发现有问题的项目，在没有得到纠正之前停止拨付资金，发生挪用资金的项目，在完成整改前停拨资金和追回被挪用资金，追究责任，等等。　　这些稽查、监督、纠错、惩处和加强管理的措施，对于提高国债资金使用效益发挥了积极的作用，近两年，国债项目资金被挪用和工程质量低下方面的问题相对减少。今后，仍有必要对相关环节高度重视，常抓不懈，因为总体而言，我们相关管理经验的不足、制度的不够完善和施工监理、质量保证体系方面与国际水平相比的差距，毕竟是必须正视的现实。关于减税问题的基本认识　　关于1998年以来积极财政政策的一大争议问题，是“为什么不实行减税政策”。按照一般逻辑，扩张性财政政策包括政府减税和增支两大方面。1998年后，中国的财税政策却是在扩张导向下增支而不减税?严格地说是不以减税为重点　，究其理由，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中国税收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过低，从宏观税负看，减税已无空间。发展中国家税收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一般在20—30%，发达国家的比重更高，而我国这一比重1997年只有11%左右，可以说总体上不具备减税的空间。现实生活中确实存在企业负担和农民负担过重的问题和减轻负担的强烈呼声，但具体分析，其原因在于税外的乱收费、乱罚款、乱摊派、乱集资，同时各部门与权力环节通过“四乱”征收的财力大都是放在预算外分散掌握的，弊端丛生。所以我国现在急需对症下药加以解决的问题是清理“四乱”，整顿非税收入，降低税外负担，加强预算外资金管理，而不是减税。　　第二，中国现行税制结构制约着减税效应的发挥，使减税事倍功半，得不偿失。所谓税收对经济的“稳定器”作用，主要是指直接税?即所得税　的调控作用，而现阶段我国的税收主体是间接税，1997年前后增值税、消费税、营业税三税占税收收入的比重高达65%以上，而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相加也仅占16%左右。近一半的企业亏损经营，降低所得税对他们毫无意义。减免间接税，则不仅会大量减少财政收入，而且刺激经济的效果很弱，事倍功半，得不偿失。加之间接税的减税有向下拉动物价的作用，对通货紧缩可能雪上加霜，不利于改善市场预期。　　第三，中国现阶段的经济和税收环境也不宜于以实行减税为重点。目前我国的市场体制还不健全，企业的投资和经营行为远没有走上规范化轨道，相当一部分企业对减税信号的反应并不灵敏。特别是长期以来通过各种越权和随意减免税来促进地方经济发展的做法，仍有一定惯性，这一类做法客观上助长了各种偷税、骗税现象的发生，削弱了税收的杠杆作用。管理部门担心，在这种情况下强调减税，不仅难以达到预期效果，而且可能扰乱税收秩序，妨碍税收执法环境的形成与稳定。　　应当指出，认为税收增长绝对不能高于ＧＤＰ增长是一种误解。实际上，只有在管理体制和税制结构相对稳定、成熟的时期，税收占ＧＤＰ的比重才不会发生明显的波动。而我国经济发展尚处于转型期，体制和税制均处于转轨过程中，很多因素都在剧烈变化，所以实事求是地说，不宜简单地用税收收入占ＧＤＰ比重相对稳定的框架来套中国的现实。　　我国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税收的持续增长存在一定的合理性。首先，它在一定意义上是前十年税收占ＧＤＰ比重下降过头之后的正常回调。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分权改革和减税让利安排，使我国税收占ＧＤＰ的比重下降至20世纪90年代前期的10%以下，而从国际经验看，发展中国家的这一比重大至为20%以上，发达国家更要高得多。经过近年来的回升调节，我国目前税收占ＧＤＰ比重也仅达到接近15%，所以说宏观税负并不高。1999年税款征收总量超过万亿元，与加大清欠力度有直接关系，这也是以前的欠税大户感到冲击很大的原因。但是要形成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就应将弹性征收减少，加强征管力度，硬化以法律为依托的税收约束。打击走私而增加的税款，更是完全合理的。　　当然，作为具体案例，现实生活中的确存在蛮横征收、“征过头税”的现象，所以提高征管队伍执法水平，加强对其监督也是当务之急。此外，也发现有“列收列支”、“贷款空转”等单纯为保证税收达标而弄虚作假的扭曲现象。一种建设性的建议是下一步在承认需要进一步健全法治、加强征管的前提下，创造配套条件，将税收指标转为像ＧＤＰ一样的预测性、指导性指标。在依法纳税、依法征税的基础上，届时可以借鉴市场经济国家的经验，用短期国债调节税收预测数与实征数的差额所可能形成的财政收支缺口。　　虽然从总体上说，中国目前减税空间不大，但并不排除在具体项目上的税收减免，如近年已出台的加大出口退税力度、固定资产方向调节税暂停征收、企业投资抵免新增所得税40%等政策，都会产生鼓励投资、刺激消费的积极效应。关于国债风险问题的探讨　　启动积极财政政策以来，我国国债规模随赤字规模及其他变动因素而扩大之后，是否仍控制在适度区间内和是否能保证财政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是一个必须考虑的重要问题，也与政策的总体效果的考察紧密相关。从名义指标看，我国财政虽然处于困难境况，但国债余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还是比较低的，1998年末债务余额占ＧＤＰ的比重约为10.3%，如果再加上当年用于补充国有独资银行资本金的2700亿元特别国债，这一比重也不过13.6%左右，明显低于大多数国家的同一比重。目前，国债余额／ＧＤＰ比重虽有所上升，但仍未达到20%。我国的主要问题，是中央财政的债务依存度?当年举债额／当年支出额　偏高?已在70%左右　，以及名义指标远不足以反映现实情况。对此，看来应至少考虑到如下几个相互联系的方面：　　首先，国债余额／ＧＤＰ比重是一个更为全面、综合地反映一国举债潜力的指标，我国在这一指标很低的情况下却出现中央财政债务依存度偏高的情况，与现时体制因素?不允许地方政府举债等　和政府财力分散程度?相当大量的预算外政府性资金不在债务依存度指标的分母中反映　关系很大。　　第二，这几年增发国债用于政府投资，是在特定条件下采取的反周期财政措施，并不意味着长期所持的控制债务规模、压缩赤字的原则被放弃，换言之，这种反周期应急举措决不可引为常例，放开手脚年年使用。　　第三，举债扩大投资规模的支出安排同样具有支出刚性即“棘轮效应”，抬高了的支出基数和建设盘子，会形成要求后续年度有更多财力投入的压力，也包括安排债务还本付息的压力；因此必须精心协调衔接短期调节与中长期发展，合理运筹资金，避免形成过于陡峭的偿债高峰以至出现政府债务危机和支出盘子难以为继状况。当前条件下增发国债，应当多发长期债?如十年、十五年、二十年，甚至更长，利用低通胀的时机降低国债筹资的总成本。　　第四，举债筹得的资金如何合理运用，使之产生尽可能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是一个关键问题。前已述及，应当承认这方面我们的管理水平还不高，经验还相当有限，有必要充分重视、切实改进，探索专项国债形式，强化国债资金使用的通盘科学规划、可行性研究与贯穿全过程的严格的责任制。　　第五，现时中央财政的脆弱性值得引起高度关注，要通过必要的体制调整和加强管理措施，扭转中央财政本级收入占国家财政收入比重连年下降局面，增强中央财政的调控实力。　　最后，从更宽广的范围考虑，应当承认，我国名义上的赤字、国债指标远远未能反映现实情况的全貌，所以名义财政赤字和国债规模必须与隐性的赤字与国债同时考虑，或者说，名义规模扩大，实际上必然缩小在安全区内消化和弥补公共部门隐性赤字与隐性国债，如各级政府欠发工资、粮食系统亏损挂账、国有企业与国有银行及非银行金融机构亏空，还有各部门、地方举借的性质类同于主权债的债务等，及政府或有债务，如养老基金空账、农村互助合作基金死账的可用空间和调节余地。对这方面的问题，必须予以充分重视，通过综合治理、配套改革，来逐步化解风险，“标本兼治”地求得解决。如果仅看名义赤字、国债指标而得出的“我国发债空间还很大”的结论，极易把宏观调控引入误区，即把本应预留于“治本”操作?如国有经济战略性重组的发债空间，在治标时就消耗殆尽。　　总之，在我国财政赤字和国债规模适当扩大的同时，必须强化风险意识与防范机制，全面把握现实情况，精心和稳妥地把握赤字与举债的合理数量界限，并在国债规模总量扩张的同时，对国债结构作合理调整，以及反周期应急举措与中长期可持续发展和深化改革的衔接，通过反周期调节争取赢得克服体制、结构等方面深层矛盾的时间和条件，以及财政经济良性循环的综合环境，这样才有可能迎来国民经济的新一轮高速增长。稳健财政政策效应　　稳健财政政策就是经济学意义上的“中性”财政政策，也就是财政收支保持平衡，不对社会总需求产生扩张或紧缩的影响。我国实行稳健财政政策是基于对经济发展新形势的科学判断和准确把握，是加强和改善宏现调控的现实选择，是新形势下的新举措。稳健财政政策不仅是财政政策名称和赤字规模的调整变化，更是财政政策性质和导向的根本转化。其科学内涵概括来说就是“控制赤字、调整结构、推进改革、增收节支”。实行稳健财政政策，绝不意味着财政政策在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中不作为或无所作为。相反，财政政策要在消除经济发展中的不健康和不稳定因素、稳定宏观经济运行等方面发挥更重要更积极的作用。当前可采取如下几项措施，充分发挥稳健财政政策效应。适当调整国债投资的规模和方向　　当前我国应逐步减少长期建设国债规模，优化国债和财政支出结构。考虑到政策要保持相对的连续性，国债投资项目需要后续资金来完成，所以减赤字、压国债都要有一个逐渐的过程。在国债投资和使用的方向上，要做到“有保有控”。所谓“保”是指政府资金使用的重点将集中于国家发展规划确立的战略发展目标和农林水、生态保护与国土整治、西部开发与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的重点项目，以及与公共卫生体系、教育、科技进步、社会保障关系密切的基础设施建设和配套条件建设。所谓“控”是指政府首要考虑的应是市场不能有效提供的公共产品与公共服务，政府资金将退出一般竞争性、营利性的投资项目。因此，国债资金应重点向完善社会保障系统、解决三农问题、加快西部开发和振兴东北等老工业基地等方面倾斜。同时，对有利于技术升级和优化部门结构的高新技术产业、新兴主导产业以及对于社会总体发展需要的公共产品和部分准公共产品中形成瓶颈制约的基础设施项目，如港口、铁路、电力、资源勘探等依靠地方财政难以解决的项目继续提供支持。注重发挥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　　实行稳健财政政策，预示着消费在经济增长中将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在近七年的扩大内需政策下，“三驾马车”中的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都十分强劲，但消费需求一直是块“短板”，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2003年，中国消费占GDP的比重仅为55％，比世界平均水平低近15个百分点。2004年1—9月份全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 13%，扣除物价因素实际增长9.7%。这一速度与投资增长27.7%、出口增长35％以上相比，明显相去甚远。因此，必须采取有效措施提高老百姓的消费水平，增强消费对经济的拉动作用。一是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提高人民收入水平。就业为民生之本，只有人人都有工作，有稳定的收入，才能有效带动消费。二是在严格抑制大城市住房价格的上涨与房地产的投机“炒作”的同时，支持和满足住宅大众消费增长，降低汽车消费税费率、规范和促进汽车消费信贷发展、鼓励经济型轿车消费。三是继续实行有利于农民增收的政策，增强农民的购买力。我国现在总体上己到了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发展阶段。应逐步加大支农力度，从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出发，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改善农村的生产生活条件。四是改革分配制度，改善社会预期，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缩小贫富差距，从而提高那些想消费却没钱的人的购买力。推进税制改革加强税收征管　　通过进一步完善税制，不断增强企业自我发展的能力，有利于鼓励企业扩大投资，加快技术改造，建立经济自主稳定增长的内在机制。为此，第一，推进增值税转型改革。推进增值税转型改革虽然短期内会导致税收减少，但有利于培植税源，把“蛋糕”做大，有利于推动企业的发展。第二，推进内外资企业所得税并轨。内外资企业所得税并轨要设置合理的过渡期，使外资企业的宏观税负水平总体不出现大的变化，为企业公平竞争创造良好的税收环境。第三，改革和完善农业税费制度。继续推进减免农业税改革试点工作，深化农村税费改革，为农业发展、农民增收打造坚实基础。第四，完善地方税制度，结合税费改革对现有税种进行改革，并开征和停征一些税种。在统一税收的前提下，赋予地方适当的税政管理权。第五，进一步完善出口退税制度。　　一般说来，加强税收征管能够带来税收实际征收率的迅速提升，从而大大拉近了制度税负和实际税负之间的距离。但对于实行“稳键”财政政策而言，加强税收征管可以压低非政府部门的可支配收入，减少经济运行中的扩张因素，这是同稳健财政政策目标相一致的重要举措。具体来说：一要依法加强税收征管，堵塞各种漏洞，切实做到应收尽收。依法清理和规范税收优惠政策，严格控制减免税。二要严格控制一般性支出，保证重点支出需要，各项财政支出都要精打细算。三要积极探索建立财政资金绩效评价制度，加强监督检查，严格管理，坚决制止铺张浪费、花钱大手大脚的行为，切实提高财政资金使用的规范性、安全性和有效性。四要科学使用预算执行中的超收，一般不能做刚性支出和投资安排。　　四、不断进行制度创新，完善公共财政体制　　按照公共财政体制要求，政府首要考虑的应是市场不能有效提供的公共产品与公共服务。对一般竞争性、盈利性的投资项目，政府资金应退出，以尽可能充分地发挥市场在这些领域中配置资源的优势。而那些市场不能做或做不好的领域，政府就要去做。政府应通过各种手段的有效实施，为市场主体公平竞争、优胜劣汰提供良好的外部环境。首先，要准确界定政府职能，政府应将自身职能由发展经济、开辟财源转向公共服务，公共财政进入应该发挥作用的领域，消除“错位”、“越位”和“缺位”现象。其次，科学处理各级政府之间的关系，正确划分事权与财权，依法规范和科学核定收支基础，使政府分配关系建立在责权利相结合的基础之上。进一步理顺中央与地方财权与事权划分关系，改革和完善省级财政体制。加大对县以下基层财政转移支付力度。再次，按照社会公共需要确定政府公共支出范围。政府改革支出应集中在三方面，即维持性支出、转移性支出和公共工程性支出。最后，要不断深化政府机构改革。公共财政理念的实质就是服务性财政，按照这一理念要求，建立起一个适应现代市场经济需要的、实行新公共管理的行政管理机构，不断提高政府服务水平。财政政策的负面效应　　我国自1998年开始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当初的预期是3年时间，但在实施过程中，这一短期政策却出现了长期化的趋势，目前还难以预测其淡出的时间和时机。从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效果来看，它对我国有效地抵御亚洲金融危机和保持经济增长方面确实起到了明显的积极作用，在实现发展稳定、就业稳定和社会稳定方面也是功不可没。但是，这一政策的长时期延续也相应地产生了负作用，在发展与改革两个方面都出现了比较明显的负面效应。挤出效应　　积极财政政策的长期化产生了直接的与间接的挤出效应。从直接方面来说，政府的投资规模过大对社会投资产生了挤出效应，近年来社会投资增长乏力和居民储蓄存款暴增就是这种挤出效应的直接反映。同时，政府在经济运行中的作用过强就必然导致市场机制的作用趋弱，使得市场和市场机制不能对经济运行产生全面的和有效的调节作用。从间接方面来看，目前，我国财政的基本职能还没有从行政型财政转向公共型财政，在吃饭与建设两个方面中，用于建设的资金的扩大就必然导致用于吃饭即消费的资金的减少，从而也就必然间接地减弱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由于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是以财政收入的稳定增长为前提的，因而税赋过重所导致的民间收入进而民间投资与消费的减少就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过程。因此，积极财政政策实际上是一把双刃剑：在扩大了政府投资的同时也挤缩了社会投资，在增加了政府收入的同时也限制了民间消费。怎样解决政策实施过程中的这种矛盾，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紧迫课题。递减效应　　这种递减效应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1、对经济拉动效应的递减。近年来，我国的国债发行和投资都呈现出日益扩大的趋势，但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却在递减。据有关部门测算，国债投资对GDP的拉动作用，1998年为1.5个百分点，1999年为2个百分点，2000年为1.7个百分点，而2001年则约为1.67个百分点。2、投资与消费传导效应的递减。从1998—2000年，全国城镇居民人均纯收入的提高幅度分别为5.13%、7.91%和7.28%，但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提高幅度却分别只有3.44%、2.23%和1.95%，呈绝对的递减趋势。投资对居民收入特别是对占我国人口绝大部分比重的农村人口的收入不能形成有效的拉动作用，就无法在投资与消费之间建立起有效的传导桥梁，从而也就不能对消费市场的扩大起到有效的刺激作用。3、国债投资收益的递减。由于国债投资大都是政府投资，建设项目大都为国有项目，形成的企业也大都是国有企业，因而在没有强有力的财产约束机制与利益激励机制的情况下，这种投资的收益率是很难保证的。根据有关专家的测算，在国债投资中，只有30%是有效益的。这样低的盈利状况和这样大规模的连续投资，将很可能给我国未来的经济发展带来重大隐患，甚至可能会引发财政危机与金融危机。对于国债投资的机制和效率问题，也应该引起足够的重视和关注。稀释效应　　国债投资的方式是集中性的而不是社会化的，投资的机制是行政性的而不是市场化的，因而这种投资规模再大，在分散到各个地区和部门以后，也不过是杯水车薪，不足以对社会经济产生持续的和有效的拉动作用。特别是目前国债投资的方向大都为基础设施建设，其在产业发展链条上的前项关联与后项关联都相对较弱，再加上我国生产资料市场已处于典型的买方市场格局，因而以基础设施为主要投向的国债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也就不能不具有比较明显的局限性。依存效应　　依存效应体现在发展依存与体制依存两个方面。发展依存是指经济的有效增长对积极财政政策已经产生了比较明显的依赖性，似乎要保持7%以上的经济增长，就必须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体制依存是指行政性的投资选择机制所造成的层层的行政依附，并且导致企业在对市场依赖与政府依赖的选择中，自觉或不自觉地向后者倾斜，这又会在客观上放大政府与行政机制对市场和市场机制的遏制作用。　　上述四个方面的负面效应已经在我国的经济运行中逐步开始显现，应当引起政府和相关部门的充分重视。鉴于世界经济与我国经济的现实状况，在短期内淡出积极财政政策还不可能，因此，在继续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过程中，应当赋予这种政策以更充分的改革内涵，并且要在政策的作用方向和作用机制上进行必要的甚至是比较大的调整，以便把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与我国经济的市场化和国际化进程有机地结合起来和协调起来。　　首先，国债投资要更多地利用市场机制，并且要把国债投资的市场化进程与财政政策向公共财政的转化和社会化投资体制与投资机制的培育有机地结合起来，以加快投资体制和投资机制的市场化进程，进而建立起一个社会化的投资机制，促进储蓄与投资的顺畅转换。　　其次，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松紧搭配问题要予以充分考虑并提上议事日程，并且要着力于建设这种政策搭配和协调运用的制度基础，从而大大地推进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市场化转轨步伐。　　再次，积极财政政策不仅要有外延的扩大和增量的变化，而且更要注重内涵的提高和存量的调整，特别是要着力做好国有股减持和税赋调整这两篇大文章，以便使我国的经济发展逐步进入良性循环的轨道，并且逐步实现政府职能与政策功能的市场归位。图书信息基本信息　　书名: 财政政策效应　　作　者：王立勇　　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 2010年5月1日　　ISBN: 9787300120812 　　开本： 16开　　定价: 22.00元内容简介　　《财政政策效应:理论研究与经验分析》依据“理论梳理和分析理论假说实证支持”的研究范式，首先在对国外财政政策效应理论梳理的基础上，对我国财政政策效应进行理论分析和数理推导，形成研究的基本假说，主要包括财政政策自动稳定器效应、相机抉择财政政策反周期性。财政政策对经济增长和私人消费的非线性效应等几个方面。接下来，作者利用HP滤波。《财政政策效应》财政政策是政府宏观调控的主要手段，是经济学领域的重要议题。财政政策效应也日益成为国内外学者的重点研究内容之一，是财政理论界和实务界历来关注和争论的焦点。状态空间模型。马尔科夫区制转移模型、马尔科夫区制转移向量自回归模型及其他计量经济模型和时间序列分析方法对前一部分内容所建理论假说进行实证检验。并对实证结果进行了解释。　　《财政政策效应:理论研究与经验分析》的研究具有较大的理论意义与实际意义。能够推动我国财政政策理论与宏观调控实践的发展与完善，有利于完善宏观调控体系和提高宏观调控的效率。作者简介　　王立勇，男，山东烟台人，经济学博士，中央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院长助理、国民经济系副主任。主要研究方向为应用计量经济学、宏观经济计量分析与政策评价、经济增长。在《经济研究》、《世界经济》、《经济学动态》、《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等杂志发表学术论文50余篇。其中2篇被EI核心收录，多篇被转载或获奖。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1项，省部纫项目2项，参与国家级、省部级项目30余项。目前兼任中国数量经济学会理事、中国宏观经济管理教育学会理事、中国企业兼并重组研究中心研究员等职。图书目录　　导论　　第一节问题提出及选题意义　　第二节基本概念界定　　第三节研究思路　　第四节结构安排　　第五节数据来源、分析周期与数据处理　　第一章文献综述　　第一节财政政策周期稳定效应文献综述　　第二节财政政策经济增长效应文献综述　　第三节财政政策的效应空间——财政政策可持续性文献综述　　第二章财政政策效应理论研究　　第一节西方流派财政政策理论的发展脉络　　第二节西方财政政策效应理论分歧　　第三节我国财政政策效应理论分析及数理推导　　第三章财政政策周期稳定效应实证检验　　第一节我国潜在产出和产出缺口的估计　　第二节我国结构性预算余额和周期性预算余额的估计　　第三节我国财政政策自动稳定器效应检验　　第四节我国相机抉择财政政策反周期性检验　　第五节基本结论　　第四章财政政策对经济增长的非线性效应检验　　第一节财政政策非线性效应检验方法的选择　　第二节财政政策非线性效应检验模型的设定　　第三节非线性效应实证结果及分析　　第四节非线性效应“主体预期解释”在中国的实证检验　　第五节基本结论　　第五章财政政策对私人消费的非线性效应检验　　第一节实证方法选择与模型描述　　第二节非线性效应的实证检验结果及分析　　第三节非线性效应的原因解释　　第四节基本结论　　第六章财政政策非对称效应与可持续性研究——基于结构预算指标的分析　　第一节财政政策产出效应和通胀效应研究　　第二节财政政策非对称效应研究　　第三节财政政策可持续性研究　　第四节基本结论　　第七章小结　　参考文献　　后记

600次 2020-07-30
财政收入职能

　　是指国家税收、国家收益、国家收费、国家罚没收入、国家债券收入等形式，其中国家税收是主要形式。

388次 2020-07-30
财政支出职能

　　财政支出是财政发挥职能作用的基本表现形式，是国家履行政治、经济、社会各项职能，满足社会公共需要，而将集中的财政资金进行再分配的一种国家支出。一个国家的财政支出可以从多方面体现国家的经济实力和管理水平。

735次 2020-07-30
财政收入政策

　　财政收入政策：即通过增税或减税及税种的选择调节投资和消费需求，实现收入和资金的再分配。

823次 2020-07-30
财政支出结构

结构　　财政支出结构是各类财政支出占总支出的比重。财政支出结构优化是指在一定时期内，在财政支出总规模占国民生产总值比重合理的前提下，财政支出内部各构成要素符合社会共同需要且各构成要素占财政支出总量的比例相对协调、合理的状态。从社会资源的配置角度来说，财政支出结构直接关系到政府动员社会资源的程度，从而对市场经济运行的影响可能比财政支出规模的影响更大。不仅如此，一国财政支出结构的现状及其变化，表明了该国政府正在履行的重点职能以及变化趋势。财政支出结构影响因素　　财政支出结构状况既与一国经济体制和相应的政府职能有关，又受经济发展阶段的制约；中国的财政支出结构的演变是与前者相适应的，而合理的财政支出结构最终还是要取决于经济发展阶段。与政府职能关系　　从某种程度上说，财政支出是政府活动的资金来源，也是政府活动的直接成本。因此，政府职能的大小及其侧重点，决定了财政支出结构。政府职能的观点　　在经济学中，关于政府的职能特别是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一直存在着两种观点，即　　财政支出结构　　市场主导型观点和政府主导型观点。　　市场主导型观点源于新古典学派，强调自由运作的市场力量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认为市场机制本身能够运作得很好，只是在一个十分有限的范围和程度上才会出现失灵。因此，只有着眼于促进市场机制运作效率的政府活动才是适当的。与此相适应，政府干预应局限于一个狭窄的范围内，即除了提供诸如国防、法律这类基本的公共服务之外，政府的经济事务应仅限于诸如环境保护、基础教育等这些具有明显外部性的领域。　　政府主导型观点源于凯恩斯学派，强调政府要干预经济，特别是要通过财政政策实现充分就业和经济增长目标，认为如果没有政府的强有力干预，就很难实现资源的配置优化、产业的顺利成长和经济的稳定增长。在经济发展的初期，如果没有政府的强有力干预，就不可能实现快速的资本积累、有效的资源配置、及时的技术追赶，而这三大要素正是现代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与此相适应，政府职能不仅体现在为民间部门的迅速扩张提供良好的经济环境、提供充足有效的经济基础设施，而且还要直接参与战略性产业的投资活动。　　当然，不论是新古典学派还是凯恩斯学派的经济学家，都在不断地修正自己的观点。如今，几乎没有哪个经济学家主张纯粹的自由经济或纯粹的政府干预。人们都清楚地认识到，市场机制有缺陷，政府干预也会失效；政府应对国民经济进行干预，但是干预的力度和方式有所不同。　　如果按照市场主导型观点，不仅财政支出规模不可能很大，而且财政支出结构无疑偏重于行政管理、法律秩序、防卫等维持国家机器正常运转方面的支出。如果按照政府主导型观点，财政支出规模可能比较大，或者即使受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财政支出规模不是很大，但支出结构会偏重于集中资源和经济事务方面的支出。财政支出结构的变化　　鉴于财政支出结构与政府职能存在着紧密的对应关系，我们把政府职能简化为两大类，即经济管理职能和社会管理职能，相应地，财政支出也就形成了经济管理支出和社会管理支出。　　新中国成立50多年来，经济管理体制和政府职能在20世纪70年代末发生了根本性变革。在计划经济时期，国家注重经济职能的实现，政府调动几乎全部资源，直接从事各种生产活动，推祟“生产性财政”，财政支出大量用于经济建设。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市场在资源的配置上起基础性作用，政府正在逐步减少资源配置的份额，退出一些适合民间部门从事的生产活动领域，财政用于经济建设方面的支出比例已大大降低。伴随着政府职能的这种转变，财政支出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如下表（表1）所示，经济建设支出占财政支出总额的比重从改革前的平均60％左右下降到“九五”时期的不足40％；相反，社会管理支出比重则大幅度提高，从40％左右上升到60％左右。财政支出结构财政支出结构　　经济建设支出比重下降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流动资金支出下降。从1983年7月开始，除了核工业部、航空航天工业部部属的少数国有企业外，其它国有企业的流动资金供应由拨款改为银行贷款，从而使流动资金支出占总财政支出的比重大幅度下降，从改革前的平均6.6％的水平下降到目前的平均0.5％。二是基本建设支出下降。在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投资主体的多元化以及投资主体的资金来源多元化，使得基本建设支出比重迅速下降，从改革前的平均36％急剧下降到1996---1998年的不到12％。这两项支出比重就下降了30个百分点。在政府的经济管理职能减弱的同时，社会管理职能得到加强，社会管理支出比重必然提高。不过，在社会管理支出的增长中，有合理的成分，也有不合理的因素。　　首先，社会文教费的增长是合理的。随着我们对“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认识的提高，政府不断加大对教育、科学等领域的投入。特别是 1981--1985年的“六五”时期，文教科学卫生事业费支出比重增长速度很快，高达44％；1986--1995年该比重增长率平均也达17％。　　其次，行政管理费的增长不尽合理。随着社会经济发展，经济活动日趋复杂，公共事务也日益增多，行政管理支出增加有其必然性。但是，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行政管理费增长速度过快，1981--1995年行政管理费支出比重增长率平均高达35％，成为中国财政支出中增长最快的项目。随着改革开放前期对过去遗留问题的逐步解决，再加上政府机构的改革，行政管理费支出的这种增长势头已得到控制，比如，1996---1998年的行政管堙费支出比重比1990--1995年仅提高了5％，大大低于前期的增长速度。经济发展阶段　　从根本上说，同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财政支出结构的长期演变就主要取决于经济发展阶段。换句话说，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要求财政支出的侧重点不同。　　1、财政支出结构的发展阶段论　　马斯格雷夫和罗斯托在分析经济发展阶段与财政支出增长的关系时，突出强调了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会导致不同的财政支出结构。马斯格雷夫把整个财政支出划分为军用支出和民用支出，而民用支出按其经济性质又进一步划分为公共积累支出、公共消费支出和转移支出；同时把经济发展划分为三个阶段，即初级阶段、中级阶段和成熟阶段，并认为在不同的发展阶段，这三类支出的增长情况也不同。　　1）公共积累支出。从理论上说，财政投资占社会总投资的比重取决于资本品的外部性——外部性越大的资本品，财政投资的比重越高。一般来说，公共部门主要从事具有较大外部经济性的投资，私人部门则主要从事具有较大内部经济性的投资。在经济发展的初期，公共积累支出应占较大的比重。交通、通信、水利设施等经济基础设施具有极大的外部经济性，私人部门不愿投资，而这些经济基础设施的建设不仅影响整个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而且也影响着私人部门生产性投资的效益。因此，政府必须加大经济基础设施的投资力度，创造良好的生产经营和投资环境，加速经济起飞。　　在经济发展的中期，私人部门的资本积累较为雄厚，各项经济基础设施建设也已基本完成，财政投资只是私人投资的补充。因此公共积累支出的增长会暂时放慢，在社会总积累支出中的比重也会有所下降。　　财政支出结构财政支出结构在经济发展的成熟期，财政投资的增长率有可能回升。因为在这一时期，人均收入水平很高，人们对生活质量提出更高的要求，需要更新经济基础设施，加大社会基础设施和人力资本的投资。　　2）公共消费支出。公共消费支出的增长率取决于社会成员对公共物品需求的收人弹性，而从整个经济发展阶段来看，这一弹性一般大于1。根据恩格尔法则，随着一国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人们的消费方式会发生变化，衣、食等基本消费品在整个消费支出中的比重会逐渐下降，而需要公共物品做补充的私用消费品的支出比重会不断提高，因而公共消费支出占社会总消费支出的比重就会相应提高。这种现象在经济发展的初期和中期表现得还不十分明显，但到了经济发展的成熟期，人们的消费档次大大提高，特别是“成人玩具’的出现(如私人拥有的摩托艇、豪华轿车、耐用娱乐奢侈品)，不仅需要政府提供各种公共设施与之配套，而且政府的各种管理费还会增加。此外，随着人们对生活环境和质量要求的提高，政府的有关管理机构(如治安、环保)不断膨胀，这些都将导致公共消费支出的增长。　　3）转移支出。马斯格雷夫指出，转移支出的大小取决于经济发展各阶段政府的收入分配目标。如果政府旨在减少收入分配中的不公平，转移支出的绝对额会上升，但转移支出占GNP的比例不会有多大变化；如果政府的目标是确保人们的最低生活水平，转移支出占GNP的比例会随着 GNP的增长而降低。罗斯托则认为，一旦经济发展进入成熟期，公共支出的主要目标是提供教育、卫生和福利等方面的社会基础设施。此时，用于社会保障和收入再分配方面的转移支出规模将会超过其它公共支出，而且占GNP的比重都会有较大幅度的提高。

686次 2020-0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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