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补贴概述 财政补贴是指国家财政为了实现特定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目标，向企业或个人提供的一种补偿。主要是在一定时期内对生产或经营某些销售价格低于成本的企业或因提高商品销售价格而给予企业和消费者的经济补偿。它是国家财政通过对分配的干预，调节国民经济和社会生活的一种手段，目的是为了支持生产发展，调节供求关系，稳定市场物价，维护生产经营者或消费者的利益。 财政补贴在一定时期内适当运用有益于协调政治、经济和社会中出现的利益矛盾，起到稳定物价、保护生产经营者和消费者的利益、维护社会安定，促进有计划商品经济发展的积极作用。但是,价格补贴范围过广,项目过多，也会带来弊端。它使价格关系扭曲，掩盖各类商品之间的真实比价关系；加剧财政困难，削弱国家的宏观调控能力；给以按劳分配为原则的工资制度改革带来不利影响；不利于控制消费，减少浪费，提高经济效益。 财政补贴的产生与发展 财政补贴作为政府向企业和个人无偿转移收入的经济范畴是自资本主义制度确立后出现的。但是，由于早期资本主义国家政府一般不去主动影响企业和个人的经济活动以及市场机制的运行，财政补贴手段只被偶然且小规模地使用。20世纪以来，随着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逐渐参与并加强对宏观经济的调控。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包括财政补贴在内的各种宏观调控手段始被自觉地经常使用。随着政府干预经济运行的程度加深，财政补贴的规模逐渐增大，涉及的领域也逐渐扩展。 社会主义国家为了加速工业化，在社会主义建设初期大都确立了一套以压低农业和基础产业产品价格为特征的相对价格结构体系,在这种体系中,潜伏着大量的补贴因素。但是由于社会主义国家长期实行比较单一的国有制经济形式，且在国有经济内部实行高度集中的“统收统支”，潜在的补贴因素并未表现为公开的财政补贴。只有当企业逐渐摆脱对政府的依附关系，成长为相对独立的商品生产者之后，潜在的补贴因素才逐渐显露出来。加之在经济改革特别是价格改革过程中，国家为了缓解因社会分配关系剧烈变化引发的矛盾而不得不提供大量的财政补贴。财政补贴对经济的影响 (1)有效调节社会供求平衡，维护宏观经济稳定 (2)促进社会资源的优化配置。 (3)配合自然垄断领域的管制价格，提供社会福利。 (4)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加快经济发展。 这是财政补贴的积极作用。但财政补贴也有其局限性，主要是： (1)政府财政对一些经济活动长期提供大量补贴，将使价格与价值的背离长期化、合法化，从而削弱价格的经济调控功能。 (2)不利于真实地反映企业的经营业绩。 (3)加剧了财政收支的矛盾，使政府财政背上了沉重的负担。 中国的财政补贴 预算中的安排 中国国家预算中对财政补贴在预算收支两方面均列有类级科目。收入中列有“国营企业计划亏损补贴”，即通过收入退库形式拨补由于价格因素造成的政策性企业亏损。其中主要有工业、商业、粮食、邮电、农牧等各类企业的计划亏损。在支出中列有“价格补贴支出”，包括粮油加价款、农业生产资料价格补贴、市镇居民的肉食价格补贴等20多个款项。在各类事业行政经费支出科目中，还列有给职工的主要副食品价格补贴等项支出。此外，在其他支出类中还列有财政贴息支出。 中国财政补贴的种类 中国财政补贴的种类和环节较多，按补贴的形式可分为： ①价格补贴； ②亏损补贴； ③职工和居民生活补贴； ④利息补贴； ⑤不通过国家预算的其他补贴。 按补贴的作用可分为： ①稳定和改善人民生活的农副产品和日用工业品补贴； ②支援农业生产的农用生产资料价格补贴和由于价格不合理而形成的工业企业生产亏损补贴； ③收费标准偏低的城市公用企业的亏损补贴。 按补贴的主体可分为： ①中央财政支付的价格补贴； ②地方财政负担的价格补贴。 按补贴的对象可分为： ①工业、农业、城市公用企业等生产环节的补贴； ②商业、粮食等流通环节的补贴； ③职工或居民消费环节的补贴。 由于对生产、流通环节的补贴,在一定程度上掩盖了价格与价值背离的关系,消费者往往看不见、摸不着，故称之为“暗补”，而对于消费环节的补贴，群众看得见，摸得着，故称之为“明补”。 中国财政补贴的改革与现状 中国从1953年起实行财政补贴政策。50～60 年代，财政补贴的范围小、数量少，国家财政能够及时调整补贴政策，使补贴与当时的财政承受能力基本相适应。从1979年起，为了改革不合理的价格和支持农业生产发展，国家多次较大幅度地提高了农产品收购价格，但考虑到稳定人民群众生活，对主要农产品的销售实行了“价格基本稳定，购销价差由财政补贴”的政策,同时,对一些与人民日常生活相关的工业消费品以及煤炭石油等基础工业产品也实行了亏损补贴政策,致使财政补贴总额猛增。1978～1989 年,国家财政负担的价格补贴和企业政策性亏损补贴由135.99亿元增加到972.43亿元，增长了6.2倍，平均每年递增19.6％,明显快于同期财政收入只增长1.5倍、年平均增长8.6％的速度。其中，价格补贴支出平均每年递增37.6％，占国家财政支出的比重，由1978年的1％,上升到1989 年的12.9％，升高了11.9个百分点。企业政策性亏损补贴平均每年递增15.3％，占国家财政收入的比重，由1978年的11％，上升到1989年的 21.4％，升高了10.4个百分点。另外，实行低房租政策，国家每年对房租的补贴也在百亿元以上。
什么是贸易条件指数 贸易条件指数也称“进出口比价指数”，通常是通过出口物价指数和进口物价指数相比而得的一种相对指标。其计算公式为： 进出口比价指数=出口物价指数/进口物价指数 上式中，如果出口货物的单位价格上升比进口快，则出口同样多的商品可以交换到更多的进口货物，贸易对本国有利；反之，如果出口货物的单位价格上升慢于进口，则出口同样多的商品只能交换到更少的进口货物，贸易处于不利的地位。现举例说明如下表： 从上表数字中，可以看出；在这七年中，出口货物的单位价格上升得比进口快，一般均超过10%的幅度，个别年份竟达到33.7%，这说明贸易对我国十分有利。 贸易条件指数的种类 1、商品贸易条件指数 商品贸易条件指数是一定时期内一国出口商品价格指数与进口商品价格指数之比。它表示一国每出口一单位商品可以获得多少单位的进口商品。 其中，Px代表出口商品价格指数，Pm代表进口商品价格指数。 例：假定1980年为基期，进出口价格指数都是100，1980年的商品贸易条件指数为100，在2000年底，出口价格指数下降5％为95，进口价格指数上升10％，为110，那么2000年的T=(95/110)×100=86.36,下降了近15个百分点，贸易条件恶化。 2、要素贸易条件指数 1) 单项要素贸易条件指数 单项要素贸易条件指数是一定时期内一国出口商品生产部门要素生产率指数与同期商品贸易条件指数的乘积。 计算公式为： 其中，S代表单项要素贸易条件指数，Zx代表一国出口商品生产部门要素生产率指数。 2)双项要素贸易条件指数 双项要素贸易条件不仅考虑出口商品要素生产率的变化，而且考虑进口商品要素生产率的变化。 其计算公式为： 其中，D代表双项要素贸易条件指数，Zm代表进口商品要素生产率指数。 3、收入贸易条件指数 收入贸易条件指数是一定时期内出口量指数与商品贸易条件指数的乘积，它表示一国用出口支付进口的能力。 其计算公式为： 其中，I代表收入贸易条件指数，Qx代表出口量指数。 参考文献 ↑ 张二震.马野青.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国际贸易学（第三版）.人民出版社,2007年02月第3版.
什么是贸易平衡 贸易平衡是指一国在特定年度内外贸进、出口总额基本上趋于平衡。纵观世界各国 ( 地区 ) 政府的外贸政策实践，这种现象并不多。一般来说，一国政府在对外贸易中应设法保持进出口基本平衡，略有结余，此举有利于国民经济健康发展。 如果一个国家经常出现贸易逆差现象，国民收入便会流出国外，使国家经济表现转弱。政府若要改善这种状况，就必须要把国家的货币贬值，因为币值下降，即变相把出口商品价格降低，可以提高出口产品的竞争能力。因此，当该国外贸赤字扩大时，就会利淡该国货币，令该国货币下跌；反之，当出现外贸盈余时，则是利好该种货币的。因此，国际贸易状况是影响外汇汇率十分重要的因素。日美之间的贸易摩擦充分说明这一点。美国对日本的贸易连年出现逆差，致使美国贸易收支的恶化。为了限制日本对美贸易的顺差，美国政府对日施加压力，迫使日元升值。而日本政府则千方百计防止日元升值过快，以保持较有利的贸易状况。 由一国对外贸易状况而对汇率造成的影响出发，可以看出国际收支状况直接影响一国汇率的变动。如果一国国际收支出现顺差，对该国的货币需求就会增加，流人该国的外汇就会增加，从而导致该国货币汇率上升。相反，如果一国国际收支出现逆差，对该国货币需求就会减少，流人该国的外汇就会减少，从而导致该国货币汇率下降，该国货币贬值。具体说来，在国际收支诸项目中对汇率变动影响最大的除了上面的贸易项目外，还有资本项目。贸易收支的顺差或逆差直接影响着货币汇率的上升或下降。例如，美元汇率下跌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美国的贸易逆差愈益严重。相反，日本由于巨额的贸易顺差，国际收支情况较好，日元的外汇汇率呈不断上升的趋势。同样，资本项目的顺差或逆差直接影响着货币汇率的涨跌，当一国资本项目有大量逆差，国际收支的其他项目又不足以弥补时，该国国际收支会出现逆差，从而引起本国货币对外汇率下跌。反之，则会引起本国货币汇率的上升。 利用扩大进口促进贸易平衡 根据海关统计,2007年5月外贸顺差为225亿美元,同比增长73.4%,这个数据使得今年前5个月的顺差累计为857亿美元,相当于去年全年顺差1775亿美元的48%。 很多分析将5月顺差高增长的原因归结为关税和出口退税调整前的"抢出口"。财政部5月21日宣布,从6月1日起对142项资源性商品加征出口关税,并对209项进口商品实施较低的暂定税率;此外,有报道称7月1日将再次下调出口退税率。为了充分利用这些税收政策,企业采取了抢先出口、推迟进口的做法,致使顺差在5月突破200亿美元。规避关税和出口退税调整的典型例子是钢铁业,4月11日财政部、国税总局联合下发 <关于调整钢材出口退税率的通知>,4月15日开始实施,在这几天之内,钢铁企业进行了突击出口,因此当月钢材出口达716万吨,创下历史单月出口纪录;5月21日宣布的关税调整,重点也是钢铁产品,于是又有617万吨被突击出口。可见,关税和出口退税的调整是平衡贸易的重要手段。 平衡贸易可以从汇率和外贸政策两方面入手。汇率机制改革需要遵循主动性和渐进性的原则,人民币不能只是大幅地单向升值,而应该双向波动,这个趋势在近期表现得尤其明显,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在连续升值之后,又连续三个工作日回调,累计达387个基点。人民币升值步伐不大,不足以抑制出口、扩大进口。另外,对美元升值抑制了对美国的出口,却转移到其他国家,今年1-4月,对美出口同比只增长了19.3%,但对欧盟的出口却增长32.9%,欧盟取代美国成为中国最大的出口市场。美国的情绪还未平息,欧盟又开始抱怨,通过汇率促进贸易平衡,很难做到面面俱到。因此,决策不会以汇率作为主要手段去促进贸易平衡,而是应更多地从外贸政策方面采取措施。 在外贸政策方面,既有抑制出口的措施,比如调高出口关税,降低出口退税率等,也有扩大进口的措施,降低进口关税就是其中之一。中国外贸的高速增长,是出口和进口不能同步增长所导致。2004年的时候,出口和进口都是高增长,因此顺差只有320亿美元;到2005 年,出口仍然有28.4%的增长率,但进口降到了17.6%,于是当年顺差增长了一倍多;2006年和2007年继续延续这样的局势,出口和进口的增长率相差近10个百分点。降低出口增长率或提高进口增长率都可以促进贸易平衡。 以前是以抑制出口为主,试图使出口增长率降下来,降低出口退税率是主要手段。似乎也取得了明显的效果, 尤其是对纺织品,出口退税率降低之后,纺织品的出口增速降低。纺织品对贸易顺差的贡献极大,其出口增长在3月份放缓,是当月顺差只有68.7亿美元、同比下降38.6%的原因之一。但4月和5月的顺差很快又恢复上涨,说明纺织品增长放缓留下的缺口已经被其他产品补上。这反映出以降低出口退税等措施抑制出口的效力有限。 出口高速增长与国内消费增速较低是紧密联系的,要抑制出口增速,根本上需要国内消费有更高的增长率。但中国现在人口年龄结构较轻,需要维持较高的储蓄率,而这必然会限制消费的增长。因此,出口增速不能大幅降低,否则会损害经济和就业增长。那么,平衡贸易就应该更多地从扩大进口入手。中国可以出口消费品、进口投资品,加强基础产业和设施的建设,这既使现阶段的劳动力优势得以充分利用,又能为今后的发展奠定根基。财政部5月21日宣布对某些产品加征出口关税的同时,也对某些产品实施较低的暂定税率,说明决策层已经开始从扩大进口的角度采取措施。扩大进口还需要更多努力,比如,争取西方向中国出口高科技产品,就是在目前贸易形势下应该而且可能实现的重要方面。 本条目相关条目 参考贸易差额
什么是贫困化增长 贫困化增长是某些特定发展中国家发生的情况,它的含义为:当一国由于某种原因(一般总是单一要素供给的极大增长)使传统出口商品的出口规模极大增长,其结果是不仅导致该国贸易条件的严重恶化,而且还导致该国国民福利水平绝对下降。 林德特指出，贫困化增长是指“扩大一国贸易意愿的增长可以导致该国贸易条件如此严重的恶化，以致使该国的境况变得更差”。可以看出，从一定程度来说，贸易条件的变化是衡量一国是否存在贫困化增长的“显示器”。 巴格瓦蒂从国家层面上阐述了一国出现贫困化增长的必要条件，但满足以上条件并不必然造成贫困化增长。也就是说，以上四条件是一国出现贫困化增长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贫困化增长的本质是经济增长后，价格贸易条件、收入贸易条件以及要素贸易条件的全面恶化，从而造成福利水平的下降。 假设一发展中国家出口劳动密集型的服装，进口资本密集型的飞机，其生产可能性曲线如图1所示，S1为该国初始进行分工时的生产点，C1为该国初始进行贸易后的消费点；由于劳动力丰富，生产扩大，生产可能性曲线外移至P′P′，但在横轴上的移动幅度大于在纵轴上的移动幅度，S2为该国由于劳动力丰富不断扩大生产后的生产点，C2为该国此阶段进行贸易后的消费点。由于需求弹性较低，服装的相对价格下降，C2处于较低位置的社会无差异曲线U2上，显示由于贸易条件恶化，使该国的实际消费水平低于经济增长前的状况。 贫困化增长发生的前提 贫困化增长发生的前提有三：一是该国的商品出口在世界市场上占有较大份额；二是该国生产能力的增长主要集中在出口部门；三是国际市场对这种商品的需求弹性较低。显然，对于一个发展中大国的开放经济来说，这三个条件是基本符合的，因而更加需要警惕出现经济的贫困化增长。 因此，一方面承认发展中国家的比较优势及其在工业化初期所承担的重要“引擎作用”，但别一方面也不能忽视基于比较优势的长期发展所产生的后果。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将发展中国家建立在资源和劳动力比较优势上的外贸结构称之为弱性非均衡式的，即相对于发达国家以高级要素密集度为主的相对或绝对强势的非均衡外贸结构，发展中国家始终只能处于世界经济“外围”的弱势、从属甚至是依附的地位，并且难以继续通过比较优势战略形成追赶和超越发达国家的充分动力。 巴格瓦蒂认为，之所以发生贫困化增长，其原因在于技术进步或要素积累增加所导致的实际产出的增加有可能使价格贸易条件不利于正在增长的国家。而且价格贸易条件恶化所造成的损失会超过产出增加所带来的收益，最终使该国的境况不如从前。同时，他认为，贫困化增长的出现是一种极特别的现象，它的发生需要具备以下几个条件：①经济增长必须是偏向出口部门的；②外国对本国出口商品的需求必须是缺乏弹性的，以致出口供给的扩大一定导致出口价格的迅速下跌；③该国必须是一个贸易大国，这样其大幅度的出口扩大必然导致该国价格贸易条件的恶化；④该国经济严重依赖对外贸易，贸易条件的大幅度恶化才有可能导致整个社会福利的绝对下降。
什么是质量指标 质量指标是指在计划和统计工作中,反映生产效果或工作质量的各种指标，如劳动生产率、单位面积产量、单位产品成本、设备利用率等。质量指标的计算和分析对挖掘各部门、各单位工作中的内部潜力具有重要作用。 质量指标是总量指标的派生指标，用相对数或平均数表示，以反应现象之间的内在联系和对比关系。质量指标是一个小作品。你可以通过编辑或修订扩充其内容。
什么是货币发行权 货币发行权是指国家根据具体条件和需要，决定主币和辅币的面值、种类、数额和发行程序的特殊权力。 货币发行权的性质 具有下列性质： 1.货币发行权是国家主权的一个组成部分 发行货币是国家行使主权的一个方面，其他任何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均不得横加干涉，否则，将构成对国家主权的侵犯。每个国家都有权发行自己的货币，而且就一般情形而言，能否独立自主地发行货币是衡量一个国家是否真正独立的标志之一。 2.货币发行权一般由国家授予专门机构行使 现代社会，各国一般把货币发行权赋予中央银行，或由中央银行发行纸币，财政部发行硬币，或在政府管理下由中央银行发行货币。货币发行权不外由中央银行行使，或由中央银行与政府共同行使，少数情况下授权给商业银行，国家授权以后，任何其他机关、企业、社会团体和个人均不得于涉和侵犯这种权力。 3.货币发行权有地域限制 一般而言，货币发行权所涉及的地域范围仅限于国家主权范围。一国发行的货币只能在国内依法流通，一国不得利用强制手段使其货币在国外流通使用。一国有权拒绝外国货币在本国流通。但有三个例外：(1)国内法律规定的例外，如人民币不能作为港澳地区的主币，我国中央银行的货币发行权尚不涉及我主权范围内的港澳地区。(2)国际法上的例外，如西非国家中央银行发行的货币依西非国家货币联盟所达成的条约，在贝宁、布基那法索、科特迪瓦、尼日尔、塞内加尔、多哥、马里这7个国家流通。(3)历史原因造成的例外，如俄罗斯中央银行发行的卢布在独联体的一些国家流通。
什么是资本主义商品经济 资本主义商品经济是商品经济的特殊阶段，其商品生产也具有特殊性，它的特殊性，就在于它把商品经济生产的一般条件--生产资料和劳动力及其结合--资本及运行变成了极端的以雇佣劳动为特征的高度私有化，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生产的前提雇佣劳动，是生产资料与劳动者相分离，它的创立造就了大批的具有人身自由，却不占有任何生产资料的劳动者，另一方面也造就了占有大量资本的资本所有者，资本的所有与劳动分离，必然出现资本的所有者(资本家)购买生产的另一个要素劳动力的特别劳动形式，形成资本对劳动的剥削。社会主义也是商品经济生产的特殊阶段，但它的特殊性与资本主义社会相反，它是把商品经济生产的一般条件社会化了，实行了公有制，这并不改变资本的共性特征，只是把资本变成了劳动者“共同占有”的生产要索，为劳动者共同的利益服务。 资本主义商品经济是在封建社会末期小私有制商品生产者分化的基础上产生和发展起来的。资本主义商品经济以资本家私有制和雇佣劳动为基础，以价值增殖为生产目的。在资本主义商品经济条件下，整个社会财富成了一个商品的堆积，到处都被买卖的原则所支配，商品关系已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成了社会最普遍的关系。资本主义商品经济不仅是资本主义社会占统治地位的经济形式，而且也是私有制商品经济的最高形式。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特点 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最大特点，就是市场在整个社会经济生活中占主导地位，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 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特点是：资本家作为商品生产的所有者，他们占有生产资料，并以生产资料的资本家私有制为基础，雇佣失 去生产资料的劳动者，进行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他们 的目的不是为了换取其他商品以满足自己的需要，而是 为了榨取剩余价值以增殖资本。在资本主义这种最发达 的商品经济下，资本家生产什么、生产多少、怎样生产， 不是根据社会需要，而是受市场需求、竞争和价格波动 的支配，由市场机制自发地调节着生产和流通，所以通 常又把这种商品经济称作市场经济。目前中国经济学界对市场经济的涵义存在两种不同的观点： ①认为市场 经济专指完全由市场调节的经济，即资本主义商品经济。 ②认为凡是商品经济都离不开市场交换和市场调节，任何类型的商品经济都是市场经济，即市场经济等同于商品经济。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矛盾的发展，必然导致资 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即生产社会化和资本主义所有制之 间的矛盾的发展，它决定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必然灭亡。资本主义商品经济与政治发展关系的历史考察 一、资产阶级取得政权在经济上的先决条件是商品经济的发展 在世界历史上，资产阶级夺取政权曾经是一种普遍的世界性政治现象。这种政治现象虽然在各个国家表现出种种特点，但在经济上的终级原因则是相同的，即商品经济关系在这些国家的基本成熟。 之所以这么说，根本的立足点在于：资产阶级是商品经济产生发展的产物，商品经济是资产阶级赖以存在发展的基础，是他们的“生命线”。而把商品经济作为资产阶级取得政权的先决条件，根据主要有两点： 第一，能不能夺取政权取决于阶级力量的对比关系。 力量对比是一种综合性的对比，并非绝对人数的对比。这种综合包括人数、素质、思想观念和物质占有状况。这一切来源于经济基础。封建阶级的基础是自然经济、资产阶级的基础则是商品经济。资产阶级要战胜封建阶级，必须在力量对比上超过封建阶级。能否超过，又取决于商品经济关系同自然经济关系的“较量”。 从本质上来说，商品经济取代自然经济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但商品经济必须发展到一定程度才能完成这种取代。这里的一定程度其含义是：商品经济发展影响的范围，以及在国家经济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如果商品经济关系成为一个国家经济关系的主要的占支配地位的关系，资产阶级可以且能够夺取政权；如果不占主要的支配地位，说明资产阶级力量弱小，不能夺取政权；如果商品经济和自然经济在一个国家中处于基本平衡的地位，那么，这个国家的政权将可能是资产阶级和封建阶级共同掌握；如果商品经济虽处于优势地位，但尚存大量自然经济，那么，资产阶级即使夺取了政权，也会保留相当的封建关系残余。一般反映为资产阶级在经济上和政权组织形式上与封建阶级达成某种妥协。如英国，到资产阶级革命前夕，商品生产在工农业中都发展到了较为成熟的程度。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最早出现在毛纺织业中。16世纪，随着失地农民的增多，由包买商建立的集中的手工工场便逐渐发展起来，当时从事毛纺织业生产的人数占全体居民的50%，毛纺织品成为英国主要出口商品，占出口总额的三分之一。到17世纪，雇佣几百人的手工工场已经相当普遍。而且，资本主义手工工场在采矿、冶金、金属加工、制盐、玻璃、造纸、制硝、啤酒等部门中也都发展起来。同时，反映英国农业资本主义发展的“圈地运动”迅速全面展开。耕地不断变为生产羊毛的牧场，至使耕地与牧场比例发生了重大变化。“在整个14世纪和15世纪的大部分时期，还要2.3英亩甚至4英亩耕地才有1英亩牧场。在16世纪中叶，这个比例变为2英亩牧场对2英亩耕地，后来是2英亩牧场对1英亩耕地，直到最后达到了3英亩牧场对1英亩耕地这个适当的比例。”②以上经济状况说明英国资产阶级和新贵族的力量已相当强大，他们已经能够夺取政权。但由于农村中封建关系的存在和新贵族的保守性，新建立的资产阶级政权不得不同封建势力作出一定的妥协。 第二，夺不夺政权，取决于商品经济关系能否维持和发展。 商品经济的成长壮大，就是资产阶级生命的保障和延续。如果商品经济的发展得到了保证，那么，资产阶级则多安于现状。但在封建制度下，发展商品经济是同统治阶级的利益相违背的，他们不会放任其发展，必然在经济上和政治上采取措施加以阻碍和限制。但如果这些阻碍限制严重损害或削弱商品经济的发展，那么，资产阶级势必起来与封建阶级斗争。斗争可能在封建阶级能够容忍的范围发生，也可在不能容忍的情况下发生。这要看资产阶级利益的要求程度。 一般来讲，当体现资产阶级根本利益的商品经济不能发展和维持的时候，斗争就会发展到激烈对抗的地步，即争夺政权。又如英国，之所以在17世纪中叶爆发资产阶级革命，根本原因就在于商品经济的基础上形成的包括资产阶级、新贵族和手工业工人、农民的综合的革命力量起来反对封建专制。具体来看，首先，封建关系严重阻碍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对国内捐献的封建义务；斯图亚特王朝增加租税，实行日用品专卖；国王同资产阶级的海外贸易竞争对手同西班牙联姻；封建行会制度对资产阶级的约束等等。其次，手工业工人和农民他们起来革命，除了受到封建压迫之外，他们也是随商品经济发展而发展的，在资本主义关系下，他们能获得一定的自由和经济上的解放。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反封建的斗争实际是由商品经济决定的几个阶级共同进行的。再次，反映和顺应商品经济发展的“圈地运动”在革命前虽然规模已经很大，但毕竟尚有相当多的土地还处在封建关系之中，要求得商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必须继续改变封建土地关系。在圈地运动的第一个时期(15世纪末叶——17世纪40年代)，圈地主要是由私人发动进行的。革命前，这种圈地受到了来自有组织的势力——封建政权的阻抗。所以，圈地的再进行，须得依靠政权的支持。故，第二个时期(17世纪40年代——19世纪中叶)的圈地就是通过国家政权来进行的。如所谓“血腥立法”。所以，在主要是商品经济关系的作用下，英国资产阶级和新贵族走上了夺取政权的道路。 二、资本主义的政治运行体制领导最终导源于商品经济的发展状态 政治运行体制是国家权力的行使过程以及方式方法，它包括议会、政府、司法机关、社会政治团体之间的关系与活动内容。一个国家政治运行体制状况如何，显然受民族、宗教、政治意识、阶级阶层之间的矛盾与冲突，历史传统、经济状态等多方面因素的制约。在诸种因素中，经常地、起主导作用的是经济状态。因为政治权力说穿了是由于经济利益的获取所决定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运行体制就主要决定于其商品经济的发展状况。而政治运行体制表现出受商品经济发展制约的又主要是代议制，权力分立与制衡机制。 代议制是资本主义国家政治制度的主要标志。它在资本主义国家中的根本内容就是指由公民选派代表组成议会以决策国家大政，行使国家立法权和其他一些权力。资本主义的代议制在形式上来源于古代的等级代表会议，在实际上，却是商品经济关系的产物。我们这样立论的依据是：在封建社会中，不可能形成现代意义上的代议政治。封建社会经济的运转机制是自然经济。在此条件下，社会各阶级、阶层、集团处于相互隔离、封闭的环境中，互相之间缺乏经济、政治、文化交往，人们之间并不追求政治联系，国家的统一以及国家权力的行使要靠强制性的力量和由少数人或者人们心目中的圣人。君主的权威，也就是靠强权、专制独裁。在商品经济条件下，国内形成了统一的市场，经济关系密切，各地区的经济发展相互依赖，人们之间产生了共同的经济利益。为了维护自身和共同的经济利益，人们发生了政治交往，企求用政治力量达到经济目的。他们需要反映他们利益的国家权力机关来保护商品的生产、交往，保证市场竞争的自由。很明显，专制集权在此情况下，是同以自由为特征的商品经济关系相矛盾的。这种权力机关，要反映他们的意志最好的形式自然是代表会议。所以，恩格斯讲：“代议制是以资产阶级在法律面前平等和法律承认自由竞争为基础的”。从历史上资产阶级代议政治的产生形成和发展，我们可以看清这个问题。 〈一〉代议政治随商品经济的产生而萌芽。 当商品经济关系在封建社会中产生时，新兴资产阶级便开始反对封建帝王的权力专断，要求分享政治权力。不过那时，商品经济还较幼弱，资产阶级尚不能同统治阶级对垒。他们只能利用自己的经济优势迫使统治者作出某些政治上的让步。等级代表会议也可以说是这种让步的一种表现。中世纪的英国、法国形成的等级代表会议便是典型。城市平民(新兴资产阶级)选派自己的代表参加会议，多少反映了他们的利益要求。 <二〉代议制随商品经济关系的成熟而形成。 从严格的意义上讲，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关系的成熟是在资产阶级起来夺取政权之时。这时，商品经济生产开始占据社会经济生活的重心，资产阶级的力量已发展到敢于同封建阶级对垒的地步。他们需要为自己服务的政治权力机关，以保证商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至于这种机关为什么要采取议会的形式，可以这样认为：议会适应了资本主义自由竞争的经济基础。它对资本家之间的竞争采取“中立”态度，议会立法中的自由、平等、私有财产不可侵犯反映了商品经济关系的本质。议会不但在决策上制定有利于资产阶级的政策，而且不干涉资本家之间的竞争，并可调解资本家集团之间的矛盾和纠纷。所以代议制成为资产阶级掌握权力的最佳形式。密尔就把代议制说成是“理想上最好的政府形式”。正因为如此，英、美、法、德、日等国家都先后确立了代议制。 〈三〉代议制随商品经济关系的发展变化而演变。 商品经济同代议制的这种关系可以从两方面来理解。 第一，商品经济的发展成熟强化了代议政治的资产阶级性质。 许多资本主义国家确立代议制的初期，由于商品经济尚不发达，还残留着旧经济关系，故其代议制都多少受到旧政治关系的影响。只是由于商品经济生产发达之后，这种状况才逐渐消除。如英国代议制创设之初，其议会就并非纯资产阶级组成，且上院议员不经过选举产生，由世袭贵族和上层教士把持，在立法活动中还起主要作用。日本和法国的议会也有类似情况。明治宪法颁布后，日本议会由两院组成。其贵族院也不由选举产生。而由“敕任议员”担任。这些议员大多代表大军阀、大官僚、大财阀、大地主等特权阶层的利益，该院的权限也比众议院大。随着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关系的全面发展，旧经济关系被彻底消除之后，代议政治也发生了变化。英国到20世纪初期才改变这种状况。日本则是在二次大战后才将两院的地位和作用倒过来。 第二、随着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由自由竞争过渡到垄断，代议政治也发生了变化。 少数垄断集团基本上控制了国家的经济命脉，并向国家权力渗透。从而在政治上形成了集中和“垄断”。这种集中和垄断造成了议会地位和作用的降低。本来，议会和政府处于分立、平行的地位，权限也是分明的。但垄断集团出于自身利益的需要，削弱议会，加强了政府的权力。战后资本主义国家中广泛流行的“委托立法”使议会的立法权大多转到了政府。这种情况鲜明地显示出由于商品经济关系的变化带来的代议政治的变化。 权力分立、制衡机制也是资本主义国家政治运行体制的重要内容。权力分开设立，相互制约最终的导源也在于商品经济，我们知道，商品经济存在和发展的重要条件是，商品生产者的独立、自由、平等、人权的保障。这些条件的保证，需要运用政权并使之适应商品经济的发展。资产阶级作为商品生产的主持者，他们要求政治上对财产所有权、生产权、经营管理权作出保证，不希望政权被垄断、不希望政权干预和破坏商品生产的秩序。换句话说，资本主义的自由竞争机制是政治上的权力分立，相互制衡的经济基础。三权分立最终就是为了保证商品生产者的地位、权力以及在竞争中的平等机会。议会对政府的监督，实际是防止行政权滥用以致破坏正常的商品经济秩序。司法独立，一是反映了商品经济关系必然体现在一定的法权关系中，法制维护主体的独立性；二是说明了商品经济关系所反映的法权关系抵触政权的侵犯，保证商品生产者之间的矛盾得到非政治方式的解决。 三、政治自由是商品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 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自由并非资产阶级上台就确立了，而是由于经济上的原因导致政治变革后才逐渐完善起来的，普遍是在19世纪开始形成到二战后完成。这里所谈经济上的原因就是商品经济的发展，其中，起主要作用的又是工业革命。也就是说，资产阶级虽然在17、18世纪取代了封建阶级的统治地位，但仍未实现政治自由。那么，为什么政治自由在资本阶级革命过程中已经提出，而革命胜利后却没有确立起来呢?关键在于两点：一是当时资产主义的商品经济还不发达。当时商品生产还处于工场手工业阶段，工商业资产阶级的力量相对弱小，占统治地位的是少数大土地贵族、大金融资本家，他们把持国家经济和政治大权，并享有种种特权。故谈不上政治自由；二是争取政治自由的队伍尚弱小。一方面是自由资产阶级的弱小，另一方面是工人阶级队伍的弱小。 工人阶级也是随商品经济的发展而发展壮大的。早期工人阶级争取自己权力的斗争处于自发的不成熟阶段。如捣毁机器运动。只是工业革命后，工人阶级才从自发斗争转向自为的斗争。在反对特权、要求平等自由、人权等方面，他们同自由资产阶级是一致的。而且，历史证明，自由资产阶级争取政治自由的斗争是否成功，很大程度上决定于工人阶级的积极参加。从18 世纪开始到19世纪，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都开始和经过了工业革命。这一革命使工业资产阶级力量大增，同时也把他们拉上了国家政治生活的前台。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运行，主要是靠价值规律来调节的，它所表现出来的最重要的特点是自由竞争，贸易自由和私有制财产权。新兴的工业资产阶级为了保障自己的利益，经济上要求建立统一的市场，在市场上人人有平等竞争机会；主张实行等价交换、公平贸易，反对特权和垄断，认为劳动权、财产权与管理权不容侵犯，人人都有选择职业的自由。显然，这些都是工业革命作用于商品经济必然提出的。要达到这些目的，对于在经济上很有实力，在政治上又不起主导作用的工商业资产阶级来说，必须取得政治权力。 因此，工商业资产阶级从要求经济自由发展到了要求政治自由。早期的政治自由是为了夺取政权而提出来的，当时属于鼓舞性质的，没有现实的基础。到资产阶级革命后初期，就主要是反对特权，反对大土地贵族的政治垄断，反对政府干预私人企业的活动以及对特权阶层利益的保护决策。要求加强代议政治，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后来，政治自由逐渐具体化，发展到包括公民参政决策，选举与被选举权，对公职人员的罢免，对政府的监督以及公众享有新闻出版、言论、集会、结社自由权等方面。 总之，已经形成的商品经济经过工业革命的推动，更加发达。由于这种发达，壮大了的资产阶级进一步争取政治上的权力——政治自由的力量。所以说，政治自由乃是商品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 为了说明以上论点，就以资本主义发展较为典型的英国为例，来论证这一经济政治的变革过程。 众所周知，17世纪的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是不彻底的，1688年革命正是资产阶级同地主贵族的妥协。这种由当时各种经济政治力量对比决定的妥协，给英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带来了许多阻碍。新建立的政权代表着土地贵族和上层资产阶级的利益。贵族特权阶层实行于己有利的重商主义政策，采取限制进口、奖励出口、保护关税等措施，以实现“货币差额”和“贸易差额”。此时的重商主义实际上是特权阶层利用手中掌握的政权实行的国家干涉主义。英国政府1650——1663年颁布的一系列航海条例和下令禁止一些商品进口，大面积地提高商品进口税，直到19世纪初期国会颁行的限制小麦进口的“谷物条例”便是重要表现。 英国的保护主义实质上是其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处于低级阶段—一工场手工业的必然产物。生产力低，商品竞争力差，自然要依靠政权保护。(当时英国的毛纺织品就竞争不过印度)但是，保护一俟商品生产发达起来后，反而成了经济发展的障碍。特别是在工业革命完成后，这种情况就更加明显。经过工业革命，英国工业的发展越来越依赖国外市场的扩大。到19世纪中叶，一半以上的工业品要靠在国外市场出售，而国内消费的大部分原料和粮食又要靠国外供应。在这种状况下，过去长期实行的保护政策就成了英国工业发展和对外贸易的障碍。因此，工业资产阶级为争取实行自由贸易政策同土地贵族，大垄断商人和金融贵族展开了激烈斗争。并逐步取得了胜利。1846年废除了“谷物条例”，随后又废止了保持近二百年的航海条例。英国开始转变为自由贸易的国家。 还在工业革命的进程中，英国工业资产阶级在争取自由贸易的同时，就在政治上同特权阶层展开了争取政治自由的斗争。很明显，以“谷物条例”为主的特权阶层的保护主义政策，严重阻碍了工业资产阶级最大限度地榨取剩余价值。没有自由贸易，自由竞争，就没有资本剥削的自由；不降低劳动力商品的价值(廉价劳动以廉价谷物为前提)，资本家就没有最大的利润。没有政治自由，经济自由就无法保证。工业革命引起了商品经济的发展，而商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有待于经济平等，自由竞争的经济秩序的建立。建立新的经济秩序，首先和首要的条件是政治自由和法制的保障。政治自由主要是选举和被选举权，参政议事权，对政府的监督权。核心是加强代议政治。工业资产阶级认为，只要选举出自己的代表参政决策，便可推行自由主义政策，并建立适应新经济秩序的法制体系。在同特权阶层的斗争中，工业 “资产阶级迅速地了解到，只要议会掌握在它的敌人手里，那末它废除谷物条例的一切努力都是无用的”。 所以，工业资产阶级同特权阶层的斗争就主要围绕着代议制进行。这个斗争在工业革命完成时的表现最为突出。工业革命后，英国出现了一些新兴工业城市和一些日益衰败的城市，这时选举制度仍然是沿袭旧的办法，因而造成了人口和议席分配的不平等现象。加上议员财产资格限制很高，大量的中小资产阶级被拒于议会大门之外，这不能不引起工业资产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的反对。故1830年英国展开了争取普选权的斗争。1832年实行选举改革，制定了《人民代表法》、1867年又制定了《选举改革法》，改变了议席分配的不合理状况，降低了选民的财产资格。1884年的人民代表法又使人数较前增多三倍。1918年通过的《人民代表选举法》，使妇女第一次有条件地获得选举权。 1928年男女平等享有选举权。二次大战后，英国终于实行了普选制，其中，1832、1867、1888年颁布的改革法案大大扩大了国会下院的社会基础。下院的权力与日俱进，上院的权力则逐渐下降。在19世纪，上下院时起冲突，上院常能阻止若干法案的通过。直到1911年下院才获得决定性胜利。当时上院要否决下院通过的预算案，下院则否认上院世袭贵族无此权力，并以增加元老进入上院相威胁，迫使上院通过了法案。随即，下院通过国会法，规定两院遇有争议时，下院有最后决定权。在英国，除了司法独立外，议政是合一的。在国会改革过程中，同时加强了议会对政府的控制。内阁首相由议会选出，对议会负责。所以，英国工业资产阶级最终取得了实质为“资本自由”的政治自由。
什么是资信 资信即履约能力和可信任程度。 资信有广义和狭义这分，狭义的资信指货币借贷中的偿债能力、履约状况、守信程度及由之而形成的社会声誉。它是以偿还为条件的价值运动的特殊形式的时态反映。它从属于信用关系，服务于金融市场，含义较信用为广。它已不是简单的信贷活动和信用关系，而是含有借款者的基础素质、偿还能力、偿债的时间状态、可信程度和信誉质量等多种意义的新概念它是现代经济社会中信用关系深化发展的产物">编辑]资信的特点 资信作为民事主体的固有属性，具有以下特点: (一)专属性和时间性。 资信是以民事主体的法律人格为存在的前提，具有严格的人身属性并于特定民事主体的身份密不可分。资信的存续必须以自然人的生存或法人及其他组织的依法成立为依附，一旦离开了这种依附体，资信也就失去了存在的价值。由于其不得转让、抛弃，这就决定了资信具有专属性和时间性。资信具有时间性的另一层含义是指，对特定的民事主体而言其资信情况并不是一成不变的，随着时间的推移，其经济实力、经济效益、履约能力和履约诚意必然会因竞争发生量变甚至质变，因此，对任何民事主体来说资信必须针对某一“点”时间而言，因而具有时间性。 (二)非财产性。 资信本身既不是财产，没有财产内容，也不直接体现财产利益，因而具有非财产性。虽然资信不仅包括经济实力、经济效益、履约能力等要素，涉及内容各异的财产，但其本身并没有直接的经济内容，无法用货币价值衡量，资信往往只是发生财产关系或为民事主体带来财产利益的依据，一旦民事主体的资信遭受侵害时，通常会影响其正常的经营活动，进而影响其经济利益，最终会引起损失赔偿。 (三)客观性。 资信是社会公众对特定民事主体的经济实力、经济效益、履约能力和商业信誉等要素所作的综合评价，虽然这些评价不一定十分全面、十分正确，但它是根据上述诸要素所得的结论，因而是客观存在的。 (四)差异性。 既然资信是对特定民事主体所作的综合评价。那么不同钓民事主体，其经济实力、经济效益、履约能力和商业信誉必然存在不同的差异。于是，资信也就具有了差异性。 (五)绝对性。 资信是对特定民事主体依法做出的评估，对民事主体而言，资信实际是构成其名誉权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绝对性。任何民事主体的资信，都直接关系到其社会地位和人格尊严，并可能对其参与民事活动以及其他社会活动的机遇产生直接和间接的影响。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犯他人的资信，否则，受损害的民事主体可以依法请求人民法院予以保护。">编辑]资信评价的依据 资信评价的依据很多，但最主要的应具有以下几项: (一)资产实力或经济实力，即民事主体拥有的财产物资的价值体现也是其取得民事权利，履行民事义务和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物质基础。资产实力是民事主体经济实力强弱和信用度高低的基础，也是资信状况的重要决定因素。资产实力雄厚与否，可将民事主体的注册资本、投资总额作为重要的参数。当然，对于资产的评估并不能仅注重资产的数量，更要注重资产的质量。这是因为前者反应了资产的规模，并不能反映资产的增值能力。而后者不仅反映了其创造财富的能力，而且预测了未来资产的发展趋势和经济效益。民事主体的资产负债表、损益表、现金流量表等财务会计资料足以反映出其资产的质量和数量状况。 (二)经济效益，它是民事主体经营管理水平和效率的综合体现，是资信的又一项重要内容。如果说资产实力表明了民事主体过去的经营成果，那么经济效益则反映了其现在的财务状况，同时也预测了其未来的经营业绩。当然民事主体的经济效益会受诸多因素包括内部、外部因素的影响，诸如企业的发展前景、企业管理人员的水平及变动情况等等。经济效益的优劣，财务会计报告可作为参考，其中年度会计报告因必须经社会中介机构审计而显得比较真实、客观，可信度较高。当然营业额、产品、服务、市场占有率、利润率，甚至股票、债券的发行或上市等也能从另一侧面反映民事主体的经济效益。 (三)履约能力，即民事主体履行合同的可能性及程度。民事主体的经济实力、经济效益与履约能力存在决定与被决定的关系。同时民事主体的履约能力与合同也存在互动关系，如果民事主体各项资源包括资金、物质设备、人员素质、技术与合同条款的执行相匹配，该民事主体的履约能力就强，反之，民事主体的各项资源不能满足合同的执行，该民事主体的履约能力就弱，甚至没有履约能力。 (四)商业信誉，它是社会公众对特定民事主体的商业信用、商业道德和商业作风等总体的社会评估，比较客观地反映了民事主体的诚实守信程度和偿还债务的意愿。履约能力和商业信誉是实现他人合同债权不可或缺的因素。民事主体的商业信誉主要表现在其履约守信的历史记录、商业道德观念等方面，民事主体的商业信誉主要取决于该经营决策者的信誉，也就是说该经营决策者的信誉集中反映了该民事主体的信誉。如果债务人的商业信誉良好，即使其处于艰难时期也具有强烈的履约意愿，那么它预期违约的可能性就较低。资信的上述内容之间存在密切的联系，资产实力和经济效益对履约能力起决定性作用;资产实力、经济效益和履约能力对商业信誉也起决定性作用，而商业信誉对资产实力，经济效益和履约能力也有反作用。自然人的资信同样包括经济实力、收人状况、履约能力和商业信誉等内容，经济实力是其拥有并控制的资产，包括数量和质量两方面。收人状况是其在某一期间所获取的资产。而履约能力是自身具有的履行合同的能力，与其年龄、智力、精神健康状况、知识有关。商业信誉是自然人的道德品质的外在表现。参考文献↑ 1.0 1.1 武鸣.浅析资信的含义.陕西财经职业技术学院.安徽科技学院学报2004年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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