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述 最优税制理论最优税制理论研究的是政府在信息不对称的条件下，如何征税才能保证效率与公平的统一问题。由于理论是建立在信息不对称即政府对纳税人的纳税能力、习惯偏好不完全了解这个基础之上的，因此更具有现实意义。 信息的不对称使得政府在征税时丧失了信息优势，在博弈中处于一种不利的地位，在自然秩序作用下无法达到帕累托最优状态，我们只能通过制度的安排，使之接近于这个状态。最优税制理论就是在这个时候悄然兴起。 税收的基本原则主要为效率与公平，最优税制应该是同时兼顾效率原则与公平原则的税制。税收的效率原则要求税收不干预资源的配置，保持一种中性，以免造成对纳税人的行为的扭曲。也就是税收只有收入效应，而不产生替代效应，在收入效应中，只有资源的从私人手中转移到政府的手中，而替代效应则会因为个人行为的扭曲而产生效率的损失。税收的公平性应该是在收入的分配中体现，横向公平为同等福利水平的纳税人应同等纳税，纵向公平为不同福利水平的纳税人应不同纳税。 最优税制理论的基本假设条件 最优税制理论最优税制理论的基本假设条件如下： (1)市场状态假设：个人偏好、生产技术(一般可获得连续规模收益)和市场结构(完全竞争市场)要明确表示出来。 (2)政府的行为能力假设：政府必须通过一套交易成本较低的、有限的税收工具体系来筹措既定的收入(工具的选择与个人的消费相关，纳税义务与经济政策无关的一次总负税不予考虑)； (3)标准函数假设：多人的模型中，以社会福利函数作为标准函数，计算各种结果，以此来作为选择税收工具的标准。 早期最优税制理论 最优税制理论1927年，年轻的剑桥经济学家拉姆齐(Ramsey)在解答老师庇古(Pigou)的一篇作业中天才地解决了一个关于最优商品税的问题：假定一次总付税不可行，对于征收给定的税收收入，最优的商品税率应该是多少，才能使税收造成的超额负担最小。在一系列假设条件下，拉姆齐得出，对商品课税的最优税率与该商品的需求弹性成反比。一般来说，生活必需品的需求弹性很小，而高档品的需求弹性相对较大，拉姆齐法则要求，有效率的税收应对生活必需品课以高税率，而对高档品课以低税率。 最优所得税问题是一个更古老的问题。与最优商品税假定不存在公平问题相反，最优所得税最初的研究对效率采取了完全忽略的态度。埃奇沃思（Edgeworth）提出，当每个人的边际牺牲相等时(纵向公平原则)，社会效用损失最小，这就意味着最大边际税率为100％。当收入达到某个等级时，当事人的所有增加的收入都将用以交换税收，这样，一个非常大的可能性是高收入者将放弃工作，选择闲暇。由于损失了效率，政府的收入反而低于课征低税率的收入。斯特恩(Stern)通过对税收与劳动供给的研究，得出最优所得税率与劳动供给弹性负相关，当劳动供给弹性小，即对工资率的变动表现为不敏感时，较高的税率不会对劳动供给决策，从而对经济效率产生大的影响，反之，若劳动供给弹性很大，对工资所得课以较高的税率则会导致实际工资率的下降，进而引起更大的劳动供给的减少。 197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詹姆斯•莫里斯(Mirrlees)对激励条件下最优所得税问题作出了经典性研究。在考虑了劳动能力分布状态，政府最大化收益，劳动者最大化效用，以及无不定性、无外部性等一系列严格假定的情况下，他得出了一系列引人注目的结论，其中二点就是对高工资率和最低工资率都应课以零（边际）税率。 最优税收与生产效率是最优所得税理论的又一重要组成部分。宏观经济有效率，包括交换和生产的有效率，其条件是产品的边际转换率等于消费者的边际替代率。税收在产品边际转换率和消费者的边际替代率中各自插入一个税收契子，使得二者不再相等。生产偏离生产可能性曲线，造成效率损失的扭曲效应。最优税收设计在理论上可以实现生产的效率，或使税收造成的超额负担达到最小，但假设非常严格。例如，如果政府征税能力不受限制，可以对公司征收100％的税润税等。有关结论是不确定的，取决于特定的假设条件（斯蒂格里茨，Stiglitz，1987年）。 新发展 最优税制理论20世纪80年代以来，新增长理论的兴起为最优税制理论研究开拓了广阔的空间。新增长理论强调，经济增长不是由经济外部因素即外生变量造成的，而是由经济系统内生因素决定的。在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中，由于经济增长由作为外生变量的技术进步决定，所以从政策意义上说，中长期经济政策不能影响经济增长，当然也就不存在能长期促进经济增长的最优税收制度。而在新增长模型那里，认为促进经济增长的技术进步是经济内部因素决定的内生变量，技术进步可归结为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积累的结果。这样，经济政策就可通过作用于人力和物质资本的积累而影响到技术进步率，从而对经济增长产生影响。 新（内生）增长模型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种类型： 1.把技术进步归结为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积累的结果。如把技术进步完全归结为物质资本的积累，产出以净投资率增加（切米利 Chamley，1986.卢卡斯Lu-CaS，1990）；把技术进步归于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共同积累的结果，人力资本积累主要通过教育与培训支出和时间投入实现。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的生产可分为二种情况，一种是二者生产技术相同（Barro，1992），另一种是人力资本、物质资本生产采用不同的技术，生产中使用的人力资本份额不同。 2.技术进步采取了新的投入品（中间产品）和投入质量提高的形式，研究和发展（R＆D）上的投资生产了质量更好，生产力更高的投入品，这样旧的投入为新的投入所取代，产出得到提高。（罗默，Romer1989）。 3.技术进步具有外部性。一个企业的投资导致的人力资本积累和物质资本积累，即新知识和新技术从一个企业流向其它企业，一个国家的新知识和新技术也是这样，当代的人力资本积累可以产生跨代的效应，这些都可以对产出的增加产生影响。 在新增长模型的基础上，最优税制理论有了新的发展，主要表现在有关促进技术进步的最优所得税问题，包括资本所得税和劳动所得税及其相互关系。 1986年，切米利率先提出，在长期——在这里假定居民的存在具有无限期界，如果为有限期界，则结果大为不同——最优资本所得税率应为零。因为对资本所得课税会导致资本投资的跨代扭曲效应，而对劳动所得应课以正税，因为劳动所得税只能产生期内劳动与闲暇选择的扭曲，这和现实中对资本所得应课以重税的观点形成鲜明的对比。阿特卡森（Atkeson，1999年）等通过逐一放宽切米利的假设条件，检验并支持了切米利的观点，认为对资本所得课税是个坏主意。当人力资本作为内生投入参与生产时，其积累与物质资本积累一起构成了技术进步的基础，对劳动和资本所得课税会减低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的积累，进而降低增长率（金King，雷贝洛Rebelo，Picorrino，1993年，雷贝洛，1991年，皮科尔多，Picorrino,1993年等），所以，长期中，对资本和劳动所得的最优税率都应为零（巴尔，Bull，琼斯等，Jones，1993年，1997年，若比尼Roubinil,l996年）。 最优税制理论最优税制理论 对上述结论的研究包括二方面的探索： 其一是在理论上探讨对资本（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所得减税的增长效应。卢卡斯（1990年）的一个封闭经济的内生增长模型假定人力资本生产中物质资本的份额为零，即人力资本生产完全由人力资本投入而实现，模型的模拟结果显示，当取消对资本所得课税时，资本存量、消费和福利分别有一个显著的增加（分别为60％、6％和5.5％），但经济增长率没有变。金和雷贝洛的模型则假定物质资本在人力资本生产中的份额为三分之一，当资本所得和劳动所得的税率下降时，不仅资本存量和福利水平有明显增加，经济增长率的提高也是显著的。这表明，模型假设中的人力资本生产和物质产出的生产中要素比例对分析的结果有很大影响。卢卡斯（1988年）得出，当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生产中使用的人力资本份额不同时，最优资本所得税与劳动所得税的课税比例取决于二者生产中的相对人力资本密集程度。 皮科尔多把作为中间投入品的物质和人力资本同最终消费品区别开来，当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的生产与最终消费品生产中存在不同的物质资本密集度时，其相对高低就影响到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所得的最优课税问题。如果资本生产中物质资本密集度高于消费品生产，那么对劳动所得的课税应超过对资本所得的课税，反之，应对物质资本所得课征较多的税。当人力资本积累和研究与发展产生的中间品共同作为增长的动力时，有模型显示（埃纳森等，Einarsson，1997年）：减税产生显著的福利增加效应，而且中间品模型显示出更大的福利效应。如，劳动所得税或资本所得税下降10个百分点（从25％到15％），中间品模型中，福利水平分别增加19.01％和16.4％。 其二是用经验数据来检验。由于新增长理论没有得出关于最优税制问题的确定结论，经验检验显得尤为重要，但大多数经验数据分析结果表明，税率和增长无关（坦兹，Tanzi，2000年）。这表明立足于增长效应基础上的最优税制理论还有待发展与完善。 评价 最优税制理论积极意义 最优税制的发展经历了一个效率原则到兼顾公平原则的转变。在自由主义的传统下，人们注重的是效率，把公平放在理想中，二者是不可兼得的。最优税制理论却通过引入社会福利函数，运用数学方法，从理论上探讨效率和公平的协调问题。最优税制理论从最初的理想状态回到了与现实结合的状态。理想中的最优税制是建立在信息完全对称的假设基础上的，而在现实中，个人能力是私人信息，政府无法掌握，信息存在着不对称，最优税制理论就是在正视这些问题的基础上发展的，因此使得最优税制理论研究具有意义。 最优税制理论是对税收调控作用的重新认识。在自由主义经济学的传统中，市场是万能的，税收要保持中性的原则，不能干预市场的正常运行。但是随着人们对市场失灵的认识，税收被认为在存在失灵的领域具有调控作用。现代的最优税制理论更加明确了税收在市场中的调控作用，这种作用不仅在失灵领域，而且还作用于非失灵领域。政府可以通过税收对市场运行进行调控，其目标定位于减少经济波动、促进经济增长、．增加就业和促进产业结构的优化。最优税制理论无论是从假设上还是从模型建立的意义上，都是为调控经济这个目标服务的，这使得我们对税收的调控作用有了更深一步的理解。 2. 理论的局限性 不难看到，最优税制理论是建立在假设基础上的一种模型化的理论。其适用性还有待我们进行研究。毕竟市场是个复杂的综合体，有些指标可以数量化，但诸如预期、偏好、心理、习惯等因素无法数量化，这为我们运用数学工具解决经济问题带来了麻烦。最优税制理论忽略了政治、制度和管理能力因素，这也是最优税制理论不能运用于实际的税制选择的主要原因。 罗森(Rosen)曾这样评价最优税制理论“他无意去预见现实世界税制会成为什么，也无意去解释这些税制为什么会出现，因为这些理论很少关心制定税制所依据的制度和背景”。布坎南(Buchanan)则认为该理论没有把政治现实考虑进去，是一个极大的失误，因为税制的设计是在大的政治和宪法环境下制定的，如果忽略这一点，即使得出了理论上最优的模型也会是无效制度安排。虽然最优税制理论为我们提供了一些理论标准，但这些理论标准并不是对任何国家都具有意义的，它建立的基础是特定国家的经济、政治、管理、文化、历史等。而且，这一理论本身也并未尽善尽美。例如，作为最优税制理论基础是福利经济学，财政学家们把税收的公平原则、中性原则等与福利经济学的原则结合起来，依据社会福利函数求得最优税制的标准。但社会福利函数重点放在如何使效用最大化问题上，忽略了其他社会目标。 对我国税制设计的启示 最优税制理论(一)税收工具的可行性 最优税收研究了消费者的选择如何被运用到税制设计中来,这取决于政府可获得的信息。即使政府消除了市场失灵、保证了竞争行为从而保证了生产效率,但政府也不可能拥有关于每个人的能力、秉赋、偏好以及生产可能性的信息。因此,政府只能根据消费者在选择他们的工作时间、职业以及收入、消费方式的过程中所显示的信息,设计最优税收工具。所以税制设计灵敏地依赖于可获得的信息,进一步地讲,依赖于具体可行的税收工具。也就是说,政府可获得的信息的微小变化对于可使用的税收工具、税制设计都具有深远的影响。在我国关于个人收入的信息很少而且不可靠,非货币工资性的收入所占的比重过大,工资以外还有各种福利性分配,这些都游离于所得税的税基之外,所得税的功能受到很大的限制。我们在运用最优税收理论设计税收工具时,应该充分考虑现实的税收征管情况,而不能简单地采纳西方的理论。 (二)理论前提条件 最优税收理论标准模型是在严格的假设条件下得出特殊的结论,不能被当作一般规则,实际运用到税制设计时要谨慎。如最优税收理论的均一税率商品税成立的条件是:(1)最优的统一总额收益;(2)同一的线性恩格尔曲线;(3)加性的分离;(4)收入的离差仅由工资率决定。上述这些假定是非常严格,在我国现实经济生活中几乎不存在。在我国不可能存在最优的统一总额收益,而且不同收入、不同宗教信仰导致在消费方式等方面存在实质性差别,所以我们应该在具体设计税收时把这些因素考虑在内。在标准最优税收理论中,税制设计的唯一约束条件是有关偏好和禀赋的资料,但我国的制度、政治、行政管理、组织结构和文化方面与西方发达国家存在着较大的差别,这些因素都会对最优税收理论在我国的运用产生极大的影响。 (三)税收对消费者福利和政府收入方式的影响 最优税收标准模型假定:所得税必须对所有纳税人的全部所得课税,商品税能够对所有的商品课税。但在我国许多税种只有局部或特定的覆盖面,这可能极大地改变了税收归宿。如我国的个人所得税只覆盖总人口的小部分,主要局限在城镇地区,基本上没有涉及到我国发达地区的农村,这可能使税收归宿明显区别于西方的所得税,所以在我国个人所得税是个相对低效的税收工具。我国的国情或者限制了税收工具的范围,或者改变了税收工具的作用,因此我们在税制设计时应该修改最优税收理论的标准模型,拓展这一理论以适应我国不同于西方国家的国情。 参考资料 http://wiki.mbalib.com/wiki/%E6%9C%80%E4%BC%98%E7%A8%8E%E5%88%B6%E7%90%86%E8%AE%BA
最适课税论(Theory of optimal taxation) 目录 1 最适课税论概述1 2 最适课税论与公平课税论的差别1 3 参考文献 最适课税论概述1 近几十年来，对于什么是良好税制的构成要素，经济学家众说纷纭，其中：居于主导地位的税制改革理论有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的公平课税论(theory of equitable taxation)、70年代的最适课税论(theory of optimal taxation)和90年代复兴的财政交换论(theory of fiscal exchange)，这三大理论并称为20世纪三大税制改革理论，对税制改革的设计和实施方案都产生了直接或间接的影响。 最适课税论的根源可以追溯到古典经济学家约翰·斯图亚特·穆勒首次提出的“牺牲”学说。穆勒(Mill，1817)认为，税收公正要求每个纳税人都要承担同等的牺牲。在埃奇沃斯和庇古之后，现代福利经济学将牺牲解释为效用的损失，并提出边际效用相等适宜作为使税收引起的总牺牲最小化的原则。弗兰克·拉姆斯(Ramsey，1927)、詹姆斯·米尔利斯(Mirrlees，1971)、彼得·戴尔蒙德和米尔利斯(Diamond and Mirrlees)等建立起来的当代最适课税论，也认为税制结构造成的总牺牲应当最小，但他们所界定的牺牲比较宽泛，把牺牲看做是社会福利的减少，而不仅仅是个人效用的损失。 简单来说，最适课税论是研究如何以最经济合理的方法征收某些大宗税款的理论。站在税制结构的角度而言，就是以怎样的方式、方法对应税行为和结果合理征税。从课税原则上说，这个问题自亚当·斯密以来就有不同看法，如斯密主张以平等、确实、便利、最少征收费用四项内容为原则。不过，只从课税原则上来分析，其结果将会产生怎样的税制结构尚不能明确。人们从事经济活动，即家庭从消费和闲暇中获得最大程度的满足，企业从生产经营活动中获得最大程度的利润，兼顾到这些方面利益的税收制度应当是怎样的呢？最适课税论就是以资源配置的效率性和收入分配的公平性为准则，对构建经济合理的税制结构进行分析的学说。 最适课税论与公平课税论的差别1 最适课税论与公平课税论的主要差别至少表现在以下两方面。 第一，公平课税论主要强调横向公平目标，而最适课税论则主要强调纵向公平。 第二，按照公平课税论，追求公平原则的效率成本是次要的问题；而按照最适课税论，公平目标和效率目标纳入到一个福利函数中综合考虑，设计出最优的公平一效率组合的税制结构。由于最适课税论在一个标准下把公平目标和效率目标统一起来，故它能分析累进性或纵向公平与激励或效率之间的取舍对税率结构设计的影响。所以，最适课税论相对于公平课税论表现出来的一个优点是，经济分析可以用来分析合理的税率结构。 总之，最适课税论自20世纪70年代初以来，支配着税制设计与政策问题的学术讨论。但是，由于最适课税论需要有大量的信息和管理条件，故对现实税收政策和税制改革方案的影响非常小。 参考文献 ↑ 1.0 1.1 西南师范大学(课件).《财政学》M.第十一章 税收制度和税收管理制度改革
最优商品税理论主要探讨这样一个问题：如果政府只能以商品税作为筹集既定收入的工具，怎样的一套商品税才能使超税负担最小化？ 最优商品税理论 两种答案 对此，西方税收理论界有两种答案： 一种认为最优商品税是对所有商品征收单一税率的商品税，因为单一税率不影响相对价格，而差别税率会扭曲相对价格。 另一种答案是1927年英国剑桥大学福利经济学家弗兰克·拉姆齐通过严格的数学证明后得出的。他认为最优商品税具有一套差别税率结构，每种商品税税率的高低与该商品供求的价格弹性成反比，即逆弹性命题。值得注意的是，拉姆齐的这一结果要求每种商品的弹性相对独立，即一种商品价格的变动不影响其他商品的需求。但是现实生活中有些商品的需求彼此是相互依赖的。此外，拉姆齐的分析未将分配目标考虑进去，仅考虑了效率目标。后来的一些学者将再分配目标也考虑在内，从而扩展了拉姆齐的分析。 内容 拉姆齐指出：最优税制应当使对每种商品的补偿需求均以税前状态的同等比例下降为标准。这是拉姆齐法则的标准阐述。通过对用来推导拉姆齐法则的经济施加进一步的约束，即假定课税商品之间不存在交叉价格效应，威廉·杰克·鲍莫尔(William Jack Baumol)和布莱德福特（Bradford）1970推导出逆弹性法则：比例税率应当与课税商品的需求价格弹性成反比例。这一法则的政策含义是十分明显的，即生活必需品（因为它们的需求价格弹性很低）应当课以高税，而对奢侈品则课以轻税。但这样一来，就暴露了一个十分严重的问题，它忽略了收入分配具有内在的不公平性。 为改变拉姆齐法则置分配公平于不顾的境地，理所当然应当对其加以适当的纠正。彼得·戴蒙德和詹姆斯·米尔利斯（Peter Diamond and James A.Mirrlees，1971）率先在最优商品税率决定中引入公平方面的考虑，并且将拉姆齐法则中的单个家庭经济扩展至多个家庭经济中。他们指出：在需求独立的情况下，一种商品的最优税率不仅取决于其需求价格的逆弹性，而且取决于它的收入弹性。这意味着，对许多价格弹性和收入弹性都较低的商品来说，应当将实行高税率的分配不公问题和实行低税率的效率损失问题进行比较，最有意义的改变应当是使那些主要由穷人消费的商品数量减少的比例比平均水平低。或者说，基于公平的考虑，对于高收入阶层尤其偏好的商品无论弹性是否很高也应确定一个较高的税率；而对低收入阶层尤其偏好的商品即便弹性很低也应确定一个较低的税率。 值得重视的是，对拉姆齐法则的修正需要注意两个方面的问题： 首先，对那些既非富人也非穷人特别偏好的商品，仍可以遵循拉姆齐法则行事。 其次，尽管有人辩称商品税无须承担收入分配职能，收入分配问题只应由所得税解决，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事实上，出于显示身份、自尊、习俗等多方面的原因，现实中确实存在着不少收入弹性高而价格弹性低的商品（如钻石、名画、豪宅等）这就提供了通过对这些商品课税以改进收入分配的可能性。 近年来，有关最优税收的研究开始出现一种把理论分析应用于实际数据的趋向。这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 首先，最优税收理论所推导的税收规则仅仅表明了最优税收结构的一般情形，它们并没有明确的指导意义。 其次，税收理论分析的目的在于提供实际政策建议，为此，税收规则必须能够运用于数值分析，最终的最优税收值应可以计算。最优税率的数值分析体现了执行上述计划在技术方面取得的进展。 目前有关最优商品税的数值分析仍处于起步阶段，所做的工作集中在针对数目较少的商品组别的分析上，而且还没有哪种数值分析的答案能够完全推广到一般的情形。从已有成果看，有重要指导意义的结论主要有两个： 一是最优税收能够通过对生活必需品实行补贴而实现有意义的再分配； 二是对公平问题的关切越强烈，商品税率就越不是单一税率。 错误纠正 中国国内外部分主流公共经济学文献将最优商品税问题归结为:政府在其预算约束下如何选择最优商品税结构以使社会福利最大化,进而在严格的生产技术假设条件下求解上述问题,并得出结论:最优税制应使对每种商品的补偿需求均以税前状态的同等比例下降。然而,文章通过对单个消费者条件下最优商品税理论的重新梳理发现:(1)最优税制应使得对每种商品或服务的补偿需求均以税后状态的同等比例变化;(2)这种变化不是消费者补偿需求的实际变化;(3)结论(1)的成立是建立在小额税收的基础上,根据结论(1)提供税制改革的政策建议应谨慎。 参考资料[1] 知网空间 http://www.cnki.com.cn/Article/CJFD2005-CJYJ200502002.htm
目录 1最优所得税理论概述 2最优所得税理论的内容1 3最优所得税设计2 4相关条目 5参考文献 最优所得税理论概述 最优所得税理论旨在分析和解决所得课税在公平与效率之间的权衡取舍问题。 谈及所得税问题，我们立即面临有名的“做蛋糕”与“切蛋糕”之间的权衡问题。 一种观点认为，所得税是为满足公平目标而有效实施再分配的手段； 另一种观点认为，所得税的课征是对劳动供给和企业精神的一种主要抑制因素，特别是当边际税率随着所得的增加而增加的时候。最优所得税理论旨在分析和解决所得课税在公平与效率之间的权衡取舍问题。 最优所得税理论的内容1 关于最优所得税的主要论文出自米尔利斯（Mirrlees，1971），他研究了非线性所得税的最优化问题。米尔利斯模型在所得税分析中的价值在于它以特定方式抓住了税制设计问题的性质。 首先，为了在税收中引入公平因素，米尔利斯设想无税状态下的经济均衡具有一种不公平的所得分配。所得分配由模型内生而成，同时每个家庭获取的所得各不相同。 其次，为了引进效率方面的考虑，所得税必须影响家庭的劳动供给决策。此外，经济要具有充分灵活性，以便不对可能成为问题答案的税收函数施加任何事先的约束。米尔利斯的模型是集合上述要素的一种最为简单的描述。 米尔利斯模型得出的重要的一般结果是： （1）边际税率应在0与1之间； （2）有最高所得的个人的边际税率为0； （3）如果具有最低所得的个人按最优状态工作，则他们面临的边际税率应当为0.毫无疑问，第二点结论是最令人感到惊奇的。 不过，这一结论的重要性也许不在于告诉政府应该通过削减所得税表中最高所得部分的税率，以减少对最高收入者的作用；其重要性更在于它表明最优税收函数不可能是累进性的，这就促使人们必须重新审视利用累进所得税制来实现再分配的观念。也许说，要使得关注低收入者的社会福利函数最大化，未必需要通过对高收入者课重税才能实现，事实上，让高收入承担过重的税负，其结果可能反而使低收入者的福利水平下降。 由于米尔利斯的非线性模型在分析上十分复杂，其结论也只是提供给我们关于政策讨论的指导性原则。为了得到最优税收结构的更详细情况，有必要考察数值方面的分析。米尔利斯根据他所建立的模型，计算出完整的最优所得税率表。从结果看，高所得的边际税率的确变得很低，但并未达到0.同时低所得的平均税率均为负，从而低收入者可以从政府那里获得补助。托马拉（Tuomala，1990）所做的数值分析则进一步表明，接近最高所得的边际税率可能远不是0，这意味着最高所得的边际税率为零的结果只是一个局部结论。从政策目的上看，基于米尔利斯模型所得出的重要结论有： （1）最优税收结构近似于线性，即边际税率不变，所得低于免税水平的人可获得政府的补助。 （2）边际税率相当低。 （3）所得税实际上并非一个缩小不平等的有效工具。 斯特恩（Stern，1976）根据一些不同的劳动供给函数、财政收入的需要和公平观点，提出了最优线性所得税模型。他得出的结论是，线性所得税的最优边际税率随着闲暇和商品之间的替代弹性的减小而增加，随着财政收入的需要和更加公平的评价而增加。这意味着，人们对减少分配不平等的关注越大，则有关的税率就应越高，这一点是与我们的直觉相符的。另一方面，最优税率与劳动供给的反应灵敏度、财政收入的需要和收入分配的价值判断密切相关，假如我们能够计算或者确定这些参数值，我们就可以计算出最优税率。因此，斯特恩模型对最优所得税制的设计具有指导意义。 最优所得税设计2 最优所得税与最优商品税不同，它是从讨论公平开始的，试图将公平考虑纳入最优税制的设计中来。最优所得税分最优个人所得税和最优企业所得税。 一.最优个人所得税 最优个人所得税常用斯特恩模型（Stern Model）进行分析： 斯特恩假定对一个人课征的税收收入用公式表示为： 税收收入=-a＋t×所得，其中a和t为正数。 Image:线性所得税曲线.jpg 公式可以用图表示。图中，所得用横轴表示，税收收入用纵轴表示，当所得为零时，个人的“税收负担”是负的，即他从政府取得a元的定量补助。而后，对每一元所得，个人必须向政府缴纳t元。这样，t是边际税率，即增加一元必须缴纳的比例。因为是一条直线表示，所以叫线性所得税曲线。 斯特恩模型包含的政策含义如下： 1.即使线性所得税曲线的边际税率不变，但个人所得税占所得的比例越高（税收收入/所得＝－a/所得＋t），即所得越高，就要以更高的比例缴纳税，因而线性所得税是累进的，即体现了纵向公平。 2.社会保障支出被当作负所得税与所得税结合使用，政府可以通过调整a和t的精确值来协调不同收入人群的负担率。 3.更大的t值是与更强的累进性税率相联系的，但在较大t值而导致更强累进性的同时，它们也造成了更大的超额负担。 4.在其他情况相同时，劳动力的供给越具有弹性，最优t值就应越小。再分配的“成本”是由税率t所造成的超额负担，劳动力供给越具有弹性，对其征税的超额负担就越大，为降低再分配的成本，我们对具有高弹性的劳动力供给尽量课以低税。 二.最优企业所得税 我们运用乔根森（Jorgenson）的新兴古典(New Classical)投资模型来讨论最优所得税设计问题。乔根森的新兴古典投资模型表示为： 其中，C是使用者成本，r是税后利率，φ是经济折旧率，θ是企业所得税率，t是个人所得税率， k是投资的税收抵免，δ是每一元的折旧准许的现值，只要企业所得税制的变化影响与k的结合，资本的使用者成本就会变化。 企业所得税会提高使用者成本，而投资税收抵免与折旧准许则会降低使用者成本。我国现行的企业所得税实行内外资两套税制，由于税前列支标准和税收优惠不同，使得实际税负差别很大。根据税收的横向公平和WTO关于企业的国民待遇准则，统一内外资企业所得税税率（φ），税收抵免（k），制定一个同时适用内外资企业的所得税法势在必行。 相关条目 最优商品税理论 参考文献 ↑ 西方最优税收理论的发展及其启示 ↑ 5 公共收入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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