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职务侵权所谓职务侵权行为，是指在代表国家行使权力过程中侵害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的行为。只有以国家的名义，行使国家权力的行为，才为执行职务的行为；只有在执行职务中发生的侵权行为，才为职务侵权行为。由于职务侵权是在行使国家权力中发生的侵权行为，行为人与受害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并非处于平等的法律地位，因而它不同于一般侵权行为，属于一种特殊侵权行为。 职务侵权的分类根据职务侵权行为发生的职务行为性质，职务侵权行为可分为行政职务侵权行为、司法职务侵权行为和其他职务侵权行为。 其一，行政职务侵权行为。这是指国家行政机关或者行政机关工作人员在执行行政职务中侵害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的不法行为。它包括具体行政行为引起的违法行为和抽象行政行为引起的违法行为。所谓具体行政行为，是指针对特定的社会事实或特定的对象所采取的具体行为，如工商管理行为、税务行为、交通管理行为、土地管理行为、治安管理行为、市政管理行为，等等。行政侵权行为一般或者说基本上是在具体行政行为中发生的。 所谓抽象的行政行为，是指行政立法行为。行政立法是制定行政管理法规的活动，是行政机关活动的重要内容。如果行政机关制定的行政法规同宪法、法律相抵触或者不适当，而侵害了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那么就发生抽象行政行为中的侵权行为。 其二，司法职务侵权行为。这是指国家审判机关、检察机关、负责侦查工作的各级公安机关（国家安全部门在某些情况下也行使与公安机关相同的侦查职能）、行使监狱管理职能的劳改机关等司法机关执行司法职务中侵害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的行为。例如，因冤假错案给公民造成损害，因保管不善使依法扣押的财产受损给法人造成损害。 其三，其他职务侵权行为。这是指除行政、司法机关外的其他国家机关在执行职务中发生的侵权行为。按照我国宪法规定，国家机关包括国家权力机关、行政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和军事机关。尽管国家权力机关和军事机关一般不会实施职务侵权行为，但不排除发生职务侵权行为的可能性。 职务侵权行为的归责依据探寻侵权型职务行为的归责依据，其要义在于确定侵权型职务行为的责任主体和归责原则。对此，本文认为需要从以下三个层面来理解： 首先，从一般侵权法层面来看，即对第三人而言，就侵权行为本身来说（暂时抛开该行为是否属于职务行为），应该适用侵权法的何种归责原则来救济受到损害的第三人。根据我国《民法通则》及《民通意见》等相关法律规定，在我国民事侵权领域，一般认为包括三种归责原则：一种是过错责任原则，过错推定责任原则是其在实践中的具体适用；一种是无过错责任原则；还有一种是公平责任原则。本层面解决就侵权行为是否应对第三人承担责任、承担责任的范围、方式等问题。关于如何适用我国相关法律解决这些属于一般侵权法方面的问题，本文不再赘述。 其次，从侵权型职务行为的外部责任来看，即对第三人而言，责任承担的主体是谁，侵权型职务行为制度应当从两个方面来解释：第一，对于负职人为代表人的职务行为，授职人直接承担责任的依据在于法人具有侵权行为能力，同理，合伙、独资企业等其他组织代表人的职务行为也应视为组织自身的行为，由授职人直接对第三人承担侵权责任。第二，对于负职人为除代表人以外的其他职务行为，应依雇主责任制度来确定由谁对第三人直接承担责任。在上述情况下，若法律有特别规定时，应从其规定。 再次，从侵权型职务行为的内部责任来看，授职人与负职人之间的内部责任承担的依据，侵权型职务行为制度亦应当从两个方面来解释：第一，当负职人为代表人时，由于代表人的行为直接被视为法人的行为，代表人的人格为法人所吸收，一般授职人应承担全部责任。第二，当负职人为代表人以外的其他人时，负职人具有独立人格，负职人与授职人之间的责任划分应依据雇主责任来确定。在上述情况下，法律有特别规定或双方有特别约定时，从其规定或约定。 由此，关于如何对侵权型职务行为进行归责，主要依据以下两种理论： 1、法人侵权行为能力理论。对此，理论上存在较大争议，主要存在三种学说：第一种学说认为法人没有侵权行为能力，此种学说主要采用法人拟制说立法，认为法人的行为只能由其代理人代理，法人对其职务代理人的行为承担责任，其性质是对他人的行为承担责任。法人对除代理人以外的其他工作人员因执行职务而为的致害行为所承担的责任属于雇主责任。第二种学说认为，法人有侵权行为能力，法人的代表人或者其他工作人员在执行职务中所为的行为都应视为法人的行为，不存在雇主责任。第三种学说认为，法人具有侵权行为能力，法人代表人的侵权行为直接视为法人的行为，由法人直接承担责任，而对于其他工作人员的职务行为，由法人承担雇主责任。本文认为，由于我国的通说和立法均采用法人组织体说，显然第一种学说不足采；第二种学说混淆了法人代表人和其他工作人员的法律地位，亦不足取；而第三种学说不仅区分了代表人和其他工作人员，契合了我国的立法传统，而且迎合了现代侵权法由个人移向团体的规范重点，有利于遏制团体致害行为，加强对第三人的保护，故本文予以采纳。 2、雇主责任理论 在古罗马法中，已经有了对产生于自己属员的盗窃或侵害行为的责任的规定。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近代民法在侵权法方面，建立了雇主责任制度。19世纪以来，随着现代工业的发展，雇用劳动日益普遍，而与工业发展相伴生的经营风险的不断扩大，使雇员在工作过程中不法侵害他人权益，导致他人遭受损害的可能性大大提高。于是，雇主对雇员侵权行为承担责任被作为一个重要的法律问题提出来。现在，无论是大陆法系国家还是英美法系国家，都确立了雇主责任法律制度。雇主责任是职务行为责任承担的一个重要理论分支，它研究的是职务侵权行为所造成的责任承担问题。 关于雇主责任理论，大陆法学说主要有主体等同说、基于选任和监督方面的过失而导致的授职人自己责任理论、基于报偿责任和危险责任原理而导致的授职人的代位责任理论、基于组织活动的特性而导致的授职人自己责任理论、从对受害人的保护及法律的社会功能出发而形成的授职人法律责任理论等；英美法系主要有控制说、成本收益说、风险吸收说、最深口袋说等。其实，各家学说均有其合理性所在。由于多数说法并非矛盾意见，而是从不同角度对同一观点进行阐述和论证，因此，笔者认为不宜单取一说，而应博采众长，以收相辅相成之功效。在使授职人成为责任主体这一问题上，各派学说取向一致，都试图并且成功地从各个角度找出授职人应当就负职人的侵权行为承担责任的种种依据。学者梅塞姆甚至认为，“归责于上的原则，适合现代工业文明，是一种当然自明的制度，无须再为其存在理由提出其他观点”。然而，对于雇主责任的归责原则、适用范围等，理论和实务上尚存争议。本文认为： （1）关于雇主责任的适用范围，对于代表人的侵权行为按照法人侵权行为能力理论来处理，而代表人以外的其他负职人所为的侵权型职务行为都应适用雇主责任理论，不论是公司企业的雇员还是行政事业单位的职员，也不论是具有劳动关系还是雇佣关系，都应该适用雇主责任理论。但如何适用该理论，不能像某些学者认为的那样实行 “拿来主义”，全盘搬用该制度已有的规定。确实，雇主责任制度在国外由来已久，经过百余年的实践和讨论，在制度理论上已经比较完善，该制度适应现代社会组织形态和工业发展的要求而不断丰富其内涵，具有较好的适用性，我国应适当借鉴这一制度。但是，时至今日，由于团体侵权的加剧与个人行为能力的相对削弱，公司社会责任的加强与保护社会公众的立法趋势的形成，传统的雇主责任制度在侵权型职务行为领域显得力不从心，有些规定需要在论证国情的基础上加以修改和完善，因此，雇主责任制度必须配合我国其他制度，从职务侵权的角度来解决职务行为所产生的法律责任。 （2）关于雇主责任的归责原则，对于雇主应适用过错责任还是无过错责任，雇主责任是否应以雇员有过失为要件等等，始终未能统一。与此相应的是，各国立法多以严格的过错责任为原则，如德、日、台湾民法均规定雇主能够证明其已尽选任、监督之必要注意，或即使尽此注意仍会发生损害时，不承担赔偿责任。然而司法实践中却严格限制免责条件的适用，使得雇主责任实际上接近于无过错责任，司法实践修正了立法，关于免责法律条款几近于死亡。实践和立法产生矛盾的根源在于雇主责任的归责依据有所发展。随着社会的日益进步，营业性的商事主体，尤其是各种公司法人，承担雇主责任的依据更多地归结为经营成本、风险吸收、社会义务等方面原因，从而导致了实践中无过错原则的适用。因此在我国，雇主责任应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这一点需要在今后的民法典立法中加以确立。 （3）关于我国法律规定与雇主责任理论的衔接。雇主承担责任必须具备法律依据，然而我国《民法通则》对雇主责任未作明文规定，相关的规定只有两条，即第43条和第121条。前者规定了企业法人对它的法定代表人和其他工作人员的经营活动承担民事责任，主要是从交易型职务行为的角度来规定，适用在侵权型职务行为中，无论从主体的界定还是行为的认定上都显得牵强；后者规定国家机关对其工作人员在执行职务过程中致人损害应承担民事责任，虽然是从侵权法的角度对职务行为进行规定，但是却将主体限定在“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范围内，不足以成为规范侵权型职务行为的一般性规定。我国现行《民法通则》对雇主责任未加明确规定是一个法律漏洞，需要今后加以立法填补。对于《民法通则》第43条规定应如何在我国司法实践中适用，前文已经进行探讨。至于《民法通则》第121条的法律适用，这里存在一个问题，就是在解决职务侵权时该法律规定与《国家赔偿法》的冲突问题。 根据我国《民法通则》第121 条规定：“国家机关或者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在执行职务中，侵犯公民、法人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国家赔偿法》第2 条亦规定：“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违法行使职权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受害人有依照本法取得国家赔偿的权利。”这两条法律规定有相似之处，本文认为在实践操作应从以下三方面来区分和协调：首先，《民法通则》仅规定以“执行职务”为要件，并不关注该执行职务的行为是“违法行使职权”还是合法行使职权，而《国家赔偿法》则强调“违法行使职权”，故国家工作人员合法执行职务造成第三人损害时，只能由《民法通则》来调整。其次，《民法通则》属于民事规范，调整的是民事主体的行为，而《国家赔偿法》是根据宪法（第1条）制定的，是介于行政法与民法的边缘性法律，它调整的是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作为行政主体违法行使行政职权或者司法职权等公法性权力时造成第三人的损害，并非《民法通则》的特别法，故当国家机关以民事主体身份行为时，其工作人员执行职务造成的法律后果只能由《民法通则》来调整。最后，在根据前述原则分析仍难以区分法律适用时，由于《国家赔偿法》后于《民法通则》制定，属于调整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损害他人行为的专门性法律规范，且根据我国国力较弱的实际国情，一般应该优先适用《国家赔偿法》。 职务侵权的民事责任承担职务侵权行为的民事责任承担，从责任主体上看，也可以分为对内责任和对外责任两个方面。 首先，对外责任，主要是指由谁来直接对第三人或受害人承担责任。组织对行为人在执行职务过程中因侵权而造成的损害承担赔偿义务。在此项赔偿义务所产生的法律关系中，受害人是当然的权利主体，至于义务主体是谁，学者们有不同看法。一种意见认为，组织与行为人应当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是共同的义务主体[；另一种意见认为，义务主体只能是组织，组织是实体法上的当事人即加害人和诉讼法上的当事人即被告。一般情况下，在发生职务侵权行为后，根据法人侵权理论或雇主责任理论，组织应该承担行为的后果，受害人只能向组织请求承担责任。我国的有关立法规定和司法上也基本是这样操作的。在职务侵权行为形成的损害赔偿法律关系中，受害人应向组织请求承担职务侵权行为责任。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职务侵权行为的对外责任都由组织一方承担，在特殊情况下，“对于董事实施的同一侵权行为，公司因为机关理论而要对侵权行为的受害人负责，董事则因为违反了一般侵权法上的注意义务而要对侵权行为的受害人负责。公司和董事是此种侵权行为的共同侵权人，故必须共同地和连带地对受害人承担侵权责任。现代各国民商法对此都作了规定。”故当行为人为代表人，其在实施职务侵权行为时主观上具有故意或重大过失时，应当与组织对第三人承担连带责任。法律规定代表人与组织承担连带责任，不仅考虑到他们之间休戚与共的利益关联，更凸显现代公司法对董事责任的加重，以平衡其权力的扩张，防止其权力的滥用，保护公司的正常经营和债权人的合法权益。 其次，对内责任，则是指组织或行为人在对外承担相应的责任之后，组织与行为人之间的责任承担。进一步说，即组织对行为人有无追偿权，要求行为人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的问题。在一般情况下，在职务侵权行为中，行为的法律后果完全由组织承担，行为人不须承担该行为的民事责任，不会产生职务侵权行为之对内责任。但在某些情况下，职务侵权行为可能导致对内责任的承担： （1）根据公司企业等组织的内部协议，行为人对职务侵权行为应该承担相应的责任，至于此种情形下，组织是否享有追偿权，能否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起诉要求行为人承担其相应的民事责任，则要区分情况：A、若该责任依据是行为人与组织之间的民事协议，包括组织章程或者劳动合同，则该责任属于民事争议，组织可以据此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主张追偿行为人应该承担的责任。B、若该责任属于内部管理方面的责任，如公司的管理规范，学校的管理规章等，其管理规范或者规章属于组织内部行政管理方面的规定，不属于民事争议的范畴，故组织不能据此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主张其权益。而只能根据管理规范的要求，在组织内部，通过工资、奖金发放或者职位晋升等其他奖惩措施，让行为人承担其相应的责任，实现组织的利益。 （2）根据法律法规的规定，行为人与组织应该对外共同承担连带民事责任，在组织对外承担责任后，可以根据其与行为人的事先协议或者有关约定，要求行为人承担其相应份额的民事责任，反之亦然。在此情况下，由于该追偿权属于法律的明文规定，故该组织与行为人内部责任承担的争议属于民事争议的范畴，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应予受理。
什么是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精神”一词，涵义颇丰，从本质上看，精神是与物质相对应、与意识相一致的哲学范畴，是由社会存在决定的人的意识活动及其内容成果的总称。（1）哲学上的精神包括两个层次，一是精神生产，二是精神活动。（2）但法律上使用精神这一概念，并不包括哲学上精神概念的全部内容，而主要是指精神活动，并且通常与精神损害赔偿相关联，法律上的精神活动包括生理上和心理上的活动以及维护精神利益的活动，更多的是反映客观事物的现象及其与人的情绪、感情、思维、意志的关系。 精神损害一词来源于罗马法中的“侵辱估价之诉”，在罗马早期的《十二铜表法》第八表“私犯”中的第一条规定“以文字诽谤他人或公然歌唱侮辱他人的歌词的，处死刑”。这是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最初萌芽。英文对精神损害赔偿一词有多种表述，它们都具有“精神损害赔偿”之意，日文将精神损害赔偿称为“慰籍料”，原意为一种慰抚金，它是指对精神损害以金钱估计而构成的损害赔偿。在中国古代法律中，对于流内殴议贵者、殴言内外亲戚、殴言父母祖父母、殴言姑舅、奴婢言旧主等侵害人格权的行为，均规定予以刑罚制裁。对于什么是精神损害、其性质是什么、哪些民事权益受到侵害可以提起精神损害赔偿、赔偿的数额如何确定等问题，目前我国法学界尚未达成共识。 笔者认为，精神损害又称“非财产损害”，是一种无形的损害，它不是表现为受害人财产利益的减少，而是表现为受害人的精神痛苦或精神利益的减少。其中，精神痛苦是自然人这一法律主体可能遭受的精神损害，精神利益的丧失或减损是自然人或法人等组织人格利益与身份利益的丧失。由此可以得出，精神损害赔偿是指民事主体因其人身权益受到不法侵害使其遭受精神痛苦或精神利益受到损害而要求侵害者进行赔偿的民事责任。其涵义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1精神损害是一种无形的损害 精神损害的无形性，主要表现为精神损害不象物质损失那样清楚明了，人们可以较为准确地衡量其损失的程度，从而判定赔偿的数额。侵权行为给受害人造成精神损害程度的大小，与侵权的程度、受害人的心理承受能力的方面有很大的关系，有些侵权行为，如侵害他人的贞操权给受害人造成的精神痛苦、侵害他人的生命权给受害人的近亲属造成的精神痛苦可能会伴随人的一生，即使用再多的金钱赔偿也难以弥合其心理的痛苦。这是精神损害不同于物质损失的一个明显特征。 1.2精神损害赔偿的权利主体应当包括自然人和法人等组织 自然人作为精神损害赔偿的权利主体已经得到社会的公认，侵害他人的人身权益，应以受害人位权利主体，侵害他人的生命权或侵害死者的特定权益，则以死者的近亲属为权利主体。对法人等组织能否作为精神损害赔偿的权利主体，一直是法学界争论的焦点问题。笔者认为，法人等组织具有名称权、名誉权、荣誉权等人格利益，侵犯法人等组织的人格利益会造成法人精神利益的减损，只能通过精神损害赔偿的方式来得到补偿，因此，法人等组织理所当然地应当成为精神损害赔偿的权利主体。 1.3精神痛苦或精神利益减损是精神损害赔偿的前提条件 精神痛苦是公民受到侵害以后，在精神状态方面的不利益。痛苦，即为悲伤、苦恼，也包括怨恨，是身体或精神感到非常难受。精神痛苦是人的内心世界的感受，在人的身体权、健康权受到侵害时，会造成本人的精神痛苦，在人的生命权受到侵害时，受害人的近亲属会感到丧失亲人的精神痛苦。精神利益丧失，是侵害精神性人格权以及身份权，造成民事主体的精神性人格利益和身份利益的损害，而必然产生的后果。精神痛苦或精神利益减损均属于“非财产损害”，无法从外在形态上去感知，只能通过各种手段去判断、鉴别、推定其真实性。 2.精神损害赔偿的功能 与其它法律责任相比，精神损害赔偿具有以下几种社会功能： 2.1抚慰功能 法律规定精神损害赔偿的目的在于这种方式有利于缓和、解除受害人精神上的痛苦，平复受害人精神创伤，慰籍其受损害的感情，逐渐减轻、消除因侵权行为而给受害人造成的心理伤害，恢复身心健康。 2.2惩罚功能 责令加害人给受害人以适当的财产补偿，这本身就是对加害人的一种惩罚，这种惩罚力度的大小，则与受害人的社会地位、人格行象、侵权人的主观状态、侵权行为的情节、侵权人的过错程度等因素有关。同时，这种赔偿还可以引导加害人尊重他人之权利，教育其更好地遵纪守法，认真履行自己的义务（3）。 2.3教育功能 责令侵权者承担精神损害赔偿的法律责任，同时也向社会表明了一种价值取向，告诉人们什么行为可以做、什么行为不可以做，实施了侵犯他人人身权益的行为将会承担什么法律后果，弘扬了法律价值，为人们提供了评判是非的标准，起到了很好的教育功能。 精神损害赔偿的性质许多学者认为，由于精神损害赔偿是对精神损害这一非财产性损害的赔偿，因此精神损害赔偿的性质应界定为非财产赔偿责任。而本人认为，结合精神损害赔偿的法律规定和精神损害的特点，应将精神损害赔偿的性质界定为财产赔偿责任。其理由有三： （1）从法律角度规定分析。《民法通则》第120条规定，公民的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受到侵害的，法人的名称权、名誉权、荣誉权受到侵害的，有权要求停止侵害、恢复名誉、消除影响、赔礼道歉，并可以要求赔偿损害。由此可以说，精神损害赔偿从法律性质上讲属于财产赔偿责任。 （2）从救济手段角度分析。虽然《民法通则》第134条规定的赔礼道歉、恢复名誉、停止侵害、消除影响等都可以作为精神损害的救济手段，但这只是承担民事责任的具体方式，与赔偿无关，因为精神损害赔偿的赔偿只能通过财产的方式进行。 （3）从赔偿所要达到的目的角度分析。虽然精神损害属于一种无形的损害，很难真正用金钱去衡量；但是无可否认在各种救济手段中，只有金钱赔偿才是最能弥补受害人所遭受的精神痛苦和精神利益损失。而民事侵权法赔偿理论中的核心部分，就是如何平服和弥补受害人的损失，因此精神损害赔偿界定为财产赔偿责任最为正确。 精神损害赔偿范围的认定精神损害赔偿的范围即指何种侵权损害情形下予以精神赔偿的问题。精神损害赔偿实质上是侵权赔偿的一部分，它符合侵权赔偿的四个构成要件。即首先，有损害的事实发生，这是精神损害赔偿的前提条件，有损害事实的存在，侵害人才承担赔偿责任；其次，精神损害的违法性，行为人的侵害行为必须违法，这是精神损害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的基本条件，这与其他损害赔偿是相同的，刑事犯罪行为，不仅违反刑事法律，而且同时违反民事法律；再次，违法行为与损害事实存在着因果关系，民法规定行为人对其侵害行为所造成的精神损害负赔偿责任，如果精神损害事实的发生与侵害行为无因果关系，行为人就不承担赔偿责任；最后，侵权行为主观上有过错，侵权行为人的主观过错是精神损害赔偿民事责任的主观要件，侵权行为人只有主观上有过错，才承担精神损害的赔偿责任。 值得高兴的是，我国精神损害赔偿范围的已经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问题的解释》的确定，已经由原先的保护部分人身权和人格权扩展为保护人身权和人格利益，因为我国法律已经有了精神损害赔偿范围的具体准确界定，所以本文将以该解释简单介绍。根据最高人民法院2001年3月8日颁布的法释[2001]7号《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最高院《解释》）的规定，精神损害赔偿的范围包括四种情形：一是侵害他人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人身自由权等人格权，给他人造成精神损害的；二是侵犯监护身份权非法使被监护人脱离监护，给监护人造成精神损害的；三是侵害死者人格权或非法利用、侵害遗体、遗骨给死者近亲属造成精神损害的；四是灭失或毁损他人具有人格象征意义的特定纪念物品而造成精神损害。此外，根据《婚姻法》第四十六条之规定，重婚、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实施家庭暴力、虐待遗弃家成员的，无过错方有权请求损害赔偿。这里的损害赔偿既包括物质损害赔偿，也包括精神损害赔偿。符合以上范围情形的则可以请求精神损害赔偿，反之，不符合以上范围情形的则不得请求精神损害赔偿。 需要说明的是我们应当将精神损害从其他相关损害中剥离出来。哪些案件或者说哪些民事权利受到侵害后，受害人得请求精神损害赔偿呢？回答这一问题，应该需要将精神损害与其他损害剥离，使精神损害单纯化：（1）在侵害名誉权等人格权的案件中，是不必然产生附带的财产损失，但是有相当一部分案件附带有受害人的财产损失，如受害人调查取证的费用、聘请律师的费用、参加诉讼的费用、接受心理咨询和医疗的费用等，这些都不属于精神损害而属于财产损失。（2）致受害人死亡，将导致死者近亲属的精神损害，但是建立死亡赔偿制度较之对死者近亲属的精神损害更为公正。所以，在一般情况下，致人死亡的赔偿不归入精神损害赔偿。只是在目前死亡赔偿制度尚未普遍建立起来的情况下，用精神损害赔偿的民事责任方式对死者的近亲属予以救济。（3）对于伤害致使受害人残疾部分或全部丧失劳动能力的，予以赔偿主要不是因为受害人精神受到损害，而是因为其谋生（挣钱）的能力丧失或降低，就其本质而言，这种赔偿属于物质性的。因此，残疾赔偿应当从精神损害中剥离出去。 精神损害赔偿数额的计算原则 这个问题学者、专家有不同的见解，也一直是学术界争论不休的难题。而且，在我国的立法中却是一片空白。民法通则公布以来，我国民法学界对于精神损害的赔偿数额之确定，进行了一些理论探讨，并提出了许多应当考虑的因素，主要有：（1）法定因素；A、侵权人主观过错程度；B、侵权人是否获利；C、侵权行为的手段、方式、场合、范围等具体情况；D、受害人精神损害的程度和后果；E、侵权行为的社会后果及影响。（2）酌定因素：A当事人主体的类别；B侵权人的认错态度和受害人谅解程度；C侵权人的实际赔偿能力；D诉讼地的经济状况。笔者认为，精神损害赔偿的基本功能是补偿受害人所受的精神损害，抚慰受害人遭受的精神痛苦，精神痛苦的个案差别比较典型，难以统一确定赔偿数额，赔偿数额只能在个案中斟酌确定，人们对精神损害赔偿数额必须有一个合理的期待，应当与社会发展水平相当。我们在考虑一个精神损害赔偿数额时，要遵循三个原则： （一）抚慰为主、惩罚为辅原则 1、侵权人对受害者的侵害，给受害人造成心灵的创伤，造成精神痛苦，必须通过物质制裁加害人，还受害人以公平和正义，抚慰其受到的创伤的身心。在加害人的侵权行为发生后，法庭判罚其相当数额的赔偿，可使侵权人意识到其行为非但不能给自身带来利益，还会直接导致自身利益的损失，是要付出相当代价的。这种直接的、缘于其行为的物质损失，是将损害变通转移造成这一损害的负责人自身以应对损害的不良后果，这是社会对公平、公正的内在要求，是对受害人最深刻的抚慰，起抚慰作用的制裁必须要以足够的赔偿金为基础方能见效。 2、精神损害虽不能以金钱衡量，但抚慰受害人精神痛苦的物质条件是可以用金钱衡量和支付的，这种赔偿不是以相当的价值替换特定的损害，而是具有抚慰性，用以填补因损害所造成的精神痛苦的损害，赔偿具体化就是请求精神损害赔偿金。精神损害赔偿金是对人身权受损造成精神损害的民事救济手段，使受害人感情上的痛苦通过加害人的经济赔偿得到减轻或消除，对受害人起到抚慰作用。通过这种改善外部环境的办法，帮助受害人克服不法侵权行为所造成的消极影响，尽快恢复受害人的身心健康，平和其心境，尽早的步入工作和生活的正常轨道。抚慰个人既是稳定社会。但这种抚慰的效果，必须要以足够的赔偿金为基础才能得以发挥。 （二）精神损害的赔偿数额有所限制原则 精神损害赔偿中的经济赔偿的本身并不是其真正目的，其真正目的是为了以财产的方式填补受害人的损害，补偿受害人遭受的精神损害，抚慰受害人，从而有效遏制致害人再次加害他人的侵权行为。这也是精神损害赔偿所具有的人文关怀的内涵。人们对赔偿金额的合理期待也应符合社会的一般价值取向，与我国社会的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国外的高额精神损害赔偿案例不乏存在，但这并不符合我国目前的现实国情。目前，我们国家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不是很发达，公民的经济收入仍属偏低。如果对精神损害赔偿的数额不加以限制，一味满足受害人的要求，是脱离实际，而且难以执行。与此相反，精神赔偿数额过低，不但不能抚慰受害人的痛苦，实际上也起不到补偿作用，甚至连受害者的诉讼成本和求治费用都不能弥补。赔偿过少，也意味着对致害人的放纵，对其行为的肯定。因此，精神损失赔偿范围和数额只能在经济合理的范围内去考虑，要在对受害人有效抚慰、对致害人有力惩戒和双方实际生活水平中考量，从而划定一个相对合理的区间，从中选择一个相对的平衡点。 适当限制原则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于精神损害具有一般情节的，可以责令受害人承担非财产性质的民事责任，造成财产利益损失或者精神损害情节较重的，可以责令承担赔偿责任。二是对损害赔偿金的数额应当适当限制。至于限制到何种程度，应当考虑当地居民实际负担能力，公民、企业、单位负担能力的不同，以及其他情况，以地区为单位，确定一个最高限额，积累经验，为将来修改立法提供参考数据。当前，江苏范围内精神损害赔偿金的赔偿范围是1000—50000万元，比较符合实际。 （三）法官自由裁量原则。 对于这一原则，民法通则没有明文规定，但有司法解释为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１５０条规定：确定该赔偿金的数额，“人民法院可以根据侵权人的过错程度、侵权行为的具体情节、后果和影响确定其赔偿责任”。其中含义自是酌量。如果说这一司法解释对法官自由酌量原则说得尚不够明确的话，那么，《关于审理名誉权案件若干问题的解释》第１０条作出了明确的规定：“公民提出精神损害赔偿要求的，人民法院可根据侵权人的过错程度、侵权行为的具体情节、给受害人造成精神损害的后果等情况酌定。”其中“酌定”二字，就是指的法官自由酌量原则。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发展呈现出各式各样的社会状况。改革、开放的格局使我国物价、工资、公民的收入等可能不断变化。社会现状的诸种因素直接决定着社会的影响。因此，它或多或少会反映到精神损害赔偿数额问题上来。当前，我国的物价在不断上涨，我们在审理精神损害赔偿案件的时候就不能判定赔偿数额太低，也应该相应地提高赔偿数额。同时，我国各地经济发展不平衡，精神损害赔偿纠纷若发生在经济较为不发达的边远山村，几十元的赔偿数额可能就会平息纠纷。反之，若发生在经济发达的地区，类似的纠纷，裁判上千元的赔偿数额，受害人亦不一定能够服判息诉。所以，在确定赔偿数额时，要因地制宜，酌情考虑诉讼时当地的经济状况，结合其他因素，合情合理地确定一个具体数额。 法官自由裁量原则在精神损害赔偿数额的评算中的基本含义是指法律赋予法官或合议庭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对案件的具体赔偿数额灵活确定的权利。一方面，我们将精神损害赔偿的基本功能定位于抚慰受害人的精神痛苦，而精神痛苦客观上的描述却做不出数理评价。由于精神损害与物质赔偿没有内在的比例关系，而受害人个体差异的存在，使其对精神痛苦感知程度不一，精神痛苦的个案差别因此比较典型。统一确定赔偿数额没有科学依据，个案的公平、公正需要在法律的框架规范下，在个案当中具体考察斟酌、平衡确定方能实现。另一方面，我国精神损害赔偿制度刚建立不久，缺乏操作经验，不适宜在幅员辽阔、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国土上建立统一的硬性规范。综上考虑，最好由法律赋予法官和合议庭拥有自由裁量权，适用自由裁量的原则，在案件审理的过程中，根据法律的一般规定结合法官的实践经验，由法官根据不同案情，从受害人现实感受出发，完成一段与受害人相近似的心路历程，感受并衡量其心痛轻重，以法官公正之心，确定一个具体的赔偿数额。 我国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立法现状1、现行法律的规定 我国现行的精神损害赔偿制度，是以《民法通则》第120条为基础，以《产品质量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和《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等法律法规为补充，以最高人民法院有关司法解释为主体而形成的多层次的法律体系，2002年3月10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则进一步明确了可以提起精神损害赔偿的权利范围，是目前我国精神损害赔偿制度中最重要的法律渊源，被称为是继《民法通则》之后人身损害赔偿领域的第二个里程碑。目前，我国民事法律所确定的可以提起精神损害赔偿的民事权益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人格权利和人格利益 （1）人格权利 人格权利是指法律规定的民事主体具有独立的人格必须享有的民事权利。我国民法规定的民事权利包括物质性人格权和精神性人格权两个方面，其中，物质性人格权包括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精神性人格权包括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此外，在物质性人格权和精神性人格权之外，法律还规定了民事主体的其它人格权，包括人格尊严权和人身自由权两个方面。 （2）人格利益 人格利益是指尚未被法律确认为民事权利的合法利益。由于立法的滞后，有很多的人格利益尚未被确定为人格权利，如隐私权、安宁权等。《解释》第一条第二款规定：“违反社会公共利益、社会公德侵害他人隐私或者其它人格利益，受害人以侵权为由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赔偿精神损害的，人民法院应当予以受理。”人格利益属于人身非财产利益，范围非常广泛，隐私是其中的典型代表。 （3）对死者人格利益的延伸保护 人格权作为一种民事权利只能为活着的人所享有，但是，在公民死亡之后，仍然享有一定的人格利益，这些人格利益理应得到法律的特殊保护，《解释》第三条规定了死者的姓名、肖像、名誉、荣誉、隐私以及遗体、遗骨等受到侵害，其近亲属可以要求精神损害赔偿。这样规定，既是对死者的尊重，也更好地保护了其近亲属的合法权益。 （二）身份权 身份权是指民事主体因其具有某种特定身份时依法享有的权利。包括监护权、亲属权以及《婚姻法》确定的配偶权，非法侵害了他人的这些权利，也应给予受害人精神损害赔偿。 （三）对具有人格因素的财产权给予精神损害赔偿的保护 《解释》突破了传统理论所认为的精神损害赔偿仅限于人身权利遭受损害的观点，有条件地扩展到了侵害财产权的场合，但仅限于以精神利益为内容的特定纪念物品因侵权行为而永久丢失或毁损。 2、目前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立法缺陷 纵观目前的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笔者认为，仍存在明显的缺陷和不足，主要体现在： （1）所用语言模糊，混淆了与死亡赔偿金、残疾赔偿金的关系。 《解释》第9条规定：“精神抚慰金包括以下方式：（一）致人残疾的，为残疾赔偿金。（二）致人死亡的，为死亡赔偿金。（三）其它损害情形的为精神抚慰金”。对这一规定的理解，有人认为，精神抚慰金、死亡赔偿金、残疾赔偿金是完全重合的关系，死亡赔偿金、残疾赔偿金就是精神抚慰金（4），笔者认为，上述观点是错误的，精神抚慰金和死亡赔偿金、残疾赔偿金是完全不同的概念，理由如下： （一）精神抚慰金是对死者近亲属以及其它受害人心灵痛苦的一种安慰，而死亡补偿金、残疾赔偿金是对死者或者其它受害人劳动价值的肯定，是对死者或者其它受害人预期可得物质利益的补偿，2003年12月4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将死亡赔偿金、残疾赔偿金称为物质损害赔偿金，可见二者是完全不同的概念。 （二）如果将死亡赔偿金、残疾赔偿金理解为就是精神损害抚慰金，那么，按照《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第37条第8项规定：死亡补偿费，按照交通事故发生地平均生活费计算，补偿十年。对不满16周岁的，年龄每小一岁减少一年，对七十周岁以上的，年龄每增加一岁减少一年，最低不低于5年。难道说死者的近亲属所承受的精神痛苦与死者的年龄有必然联系吗？ （三）最高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八条规定：“受害人或者死者近亲属遭受精神痛苦，赔偿权利人向人民法院请求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的，适用。。。。。。”受害人或者死者的近亲属除根据第十七条规定请求残疾赔偿金或死亡赔偿金之外，还可以提起精神损害抚慰金，这不正是明确地肯定了精神损害抚慰金与残疾赔偿金、死亡赔偿金是完全不同的概念吗？ （2）对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案件不允许提起精神损害赔偿，有悖于法的基本精神。 2000年12月4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148次会议通过的《关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范围的规定》第1条规定：“因人身权利受到犯罪侵犯而遭受物质损失的，可以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对于被害人因犯罪行为遭受精神损失而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有人认为，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对犯罪分子处以刑罚，就已经包括对被害人精神上的抚慰，无需再就精神上的损害给予赔偿，而且，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审理精神损害赔偿难以操作和执行（5）。笔者认为，这种观点是不正确的，在法律适用方面，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与独立的民事诉讼只有程序的不同，不应存在实体上的差别，因此，法律上应当承认原告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有权提出精神损害赔偿的诉讼请求。刑法作为公法，它所体现的对犯罪分子的惩罚功能和对被害人心理上一定程度的抚慰，与民法作为私法，对被害人人格利益的保护，通过经济赔偿得到抚慰是不能互相替代的。另外，这样规定，造成了人身权益遭受犯罪行为严重侵害的受害人得不到物质赔偿，而那些人身权益受到的侵害远轻于犯罪侵害的受害人却能够得到赔偿，甚至是巨额赔偿，这显然不合情理。 （3）遗漏了对贞操权的保护 贞操权是指自然人保持性纯洁的良好品行而享有的一项人格利益，与自然人的人格尊严紧密相连，并非女子所特有（6）。 在人类婚姻家庭制度不断完善发展的过程中，贞操的观念进一步充实，从开始的违反乱伦禁忌为失贞转变为婚外性交为失贞，贞操成为夫妻互负的义务。贞操权在实践中作为一种权利，是与当代社会普遍发展的权利意识相适应的，我国刑法和行政法都规定对侵害侵害贞操权的行为给予处罚，但是这种权利却没有得到民事法律的保护，这不能不说是立法上的一个缺憾。 （4）剥夺了法人和其它组织因其人格权益遭受侵害提起精神损害赔偿的权利。 《解释》第五条规定：“法人或者其它组织以人格权利遭受侵害为由，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精神损害赔偿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之所以如此规定，有人认为，是因为法人没有自然人的喜怒哀乐，与自然人的人格权利不同，侵犯法人的人格权利，只能导致法人物质利益的减少，而不能造成其精神上的损害，因为法人就不存“精神”。笔者认为，这种观点是用生物学的观点来理解法律上的精神损害，如果认为法人不存在精神损害，进而否认法人的精神损害赔偿，则会使法人的非财产权益无法得到保护，《民法通则》规定，法人具有名称权、名誉权、荣誉权等人格利益，侵犯了法人的人格利益除了导致企业法人商誉的下降、订单的减少、经营的恶化之外，还会导致机关、事业单位法人名誉的下降，荣誉的损害，即精神利益的减损，而精神利益的减损当然应以侵权人赔偿精神损失来补偿。 （5）未建立国家侵权精神损害赔偿制度 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违法行使职权，侵犯公民、法人和其它组织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受害人有权依照《国家赔偿法》取得赔偿，国家赔偿包括司法赔偿和行政赔偿，但国家赔偿只限于当事人的物质损害，而不包括精神损害。国家侵权与个人侵权在侵权主体上虽有不同，但在本质上并无区别，对于一些因国家侵权而遭受损害的当事人来讲，精神上的损害远甚于物质损害，对精神损害不予赔偿，无法弥补受害人的损失。如公安机关非法拘禁、刑讯逼供等侵权行为给受害人带来的精神损害远远超出其物质损失，依据《国家赔偿法》得到的赔偿只是杯水车薪，作为以保护权利主体人身权利为己任的国家，当然更有责任对权利主体的精神损害予以赔偿。有名的“处女卖淫案”、“夫妻在家看黄牒案”等案件已经充分地报漏了这种立法的弊端。 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完善1、完善精神损害赔偿的规范体系 根据《民法通则》第120条的规定所确立的精神损害赔偿制度，是个很不成熟的法律制度，主要依靠司法解释予以完善，为此，应当尽快制定新的《民法典》或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有关精神损害赔偿的单行民事法律，对我国的精神损害进行系统、全面的规定，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产品质量法》、《著作权法》法律中具体规定适用精神损害赔偿的相应条款，对《刑事诉讼法》、《国家赔偿法》等有关法律进行修改，形成完备而统一的精神损害赔偿的法律体系，以维护法制的统一。 2、进一步扩大精神损害赔偿的范围，确保所有民事主体都有权请求精神损害赔偿。 对于扩大精神损害赔偿的范围，有人担心会引起滥诉，其实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7）。所谓扩大精神损害赔偿的范围，是指权利主体在他任何一种人身权利受到侵害而蒙受精神损失时，在法律上应当享有赔偿的可能性。扩大精神损害赔偿的范围，与原告滥用诉权并没有必然的联系，法律完全可以通过一些限制手段来避免。要实现这一目标，应当做到以下几点：首先，规定法人和其它组织的名誉权、荣誉权、名称权等受到侵害可以提起精神损害赔偿，以充分维护法人和其它组织的人格权。其次，将自然人的人格权益尽量细化，如明确规定侵害他人的贞操权、信用权、隐私权等的精神损害赔偿。同时，法律对精神损害赔偿的规定，应当保持开放的状态，以尽量适应新情况的出现。 3、完善有关物质性精神损害赔偿的法律规定，避免出现法律对物质性人格权和精神性人格权保护方面的冲突。 如前所述，我国法律对精神性人格权的保护是显形的，而对物质性人格权的保护是隐形的，因而在司法实践中出现了侵害生命权、健康权等物质性人格权赔偿的数额偏低，而侵害精神性人格权赔偿的数额偏高（8）。为此，笔者认为，应规范法律对物质性人格权和精神性人格权保护的规定，明确界定死亡赔偿费、伤残补助费等是对受害人预期物质利益的赔偿，而精神损害赔偿金是对被害人及其近亲属精神损害的抚慰，应当分别判决。 参考文献刘莹《论违约的精神损害赔偿》华东政法学院法学硕士论文 梁慧星：《民商法论丛》第9卷，法律出版社1998年第1版。 王利明：《民商法研究》，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 张新宝：《中国侵权行为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 关今华：《精神损害的认定与赔偿》，人民法院出版社1996年版。
什么是企业法律顾问 （一）企业法律顾问制度的概念 法律顾问是企业为了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聘请律师就其在业务方面的问题提供法律帮助而担任的特定职务。企业法律顾问一般有两种，即常年法律顾问和专项法律顾问。常年法律顾问与企业签订法律顾问协议，在协议约定期限内（通常是1年或1年以上）处理该企业所有的法律事务，这类法律顾问服务范围广、时间长，故称为常年法律顾问，法律顾问关系随协议期满而结束，如果继续聘用，需要重新签订协议。专项法律顾问受企业聘用专门处理某一项法律事务，法律顾问关系待该项法律事项办理结束而结束，一般不受时间限制，故又称临时法律顾问或者短期法律顾问。如今企业大多聘请常年法律顾问，因其能在企业的生产、经营、管理和其他活动方面提供全方位的法律帮助。 （1）企业法律顾问制度是其规范对象以企业内部专职从事企业法律事务工作的人员为核心的法律制度。 ①企业法律顾问制度仅适用于企业，从而确定了该制度特定的适用范围。 ②企业法律顾问制度规范的是企业内部从事企业法律顾问事务工作的人员。 （2）企业法律顾问制度是现代企业制度的有机组成部分。 （3）企业法律顾问制度是我国法律职业制度的一项重要内容。 （二）建立和完善企业法律顾问制度的意义 1.建立和完善企业法律顾问制度是建设企业法律顾问队伍的需要。 2.建立和完善企业法律顾问制度是建立企业内部监督和风险控制机制的需要。 3.建立和完善企业法律顾问制度是增强企业核心竞争力，促进企业积极参与国内外市场竞争的需要。 （三）企业法律顾问制度的基本内容 1.企业法律顾问人力资源管理制度。 企业法律顾问人力资源管理制度应包括企业法律顾问、企业总法律顾问人才的选聘和解聘、法|律教|育|网原创执业资格的取得、注册备案管理、培训和教育、激励和约束等具体内容。 2.企业法律顾问组织制度。 企业法律顾问组织制度应包括主管机构、协会管理、法律事务机构设置、总法律顾问和责任制等内容。 3.企业法律顾问工作制度。 企业法律顾问工作制度应包括企业法律顾问从事各种法律事务工作的从业规范、岗位职责、工作流程、执业保障和工作评议等。 2.企业法律顾问和律师从事企业法律顾问的区别 《律师法》第25条规定：“律师可以从事下列业务：（一）接受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聘请，担任法律顾问；……”所以律师也可以担任企业的法律顾问。但是“企业的法律顾问”非“企业法律顾问”，“企业法律顾问”的概念具有特定性，与律师担任企业的法律顾问不同。现在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企业也使用“企业法律顾问”这一名称，也就是说，“企业法律顾问”经过长期发展，已经成为大家普遍认可和接受的通用性称谓。 3.企业法律顾问的特征 （1）企业法律顾问是从事本企业法律事务工作的人员 第一，企业法律顾问所承担的工作是企业法律事务，而不是承担其他事务。 第二，企业法律顾问从事的法律事务工作与企业生产经营和管理活动相关。 第三，企业法律顾问的工作对象只能是本企业法律事务，而不能同时处理其他企业、国家机关、事业单位、社会团体等组织的法律事务。 （2）企业法律顾问是企业内部专业人员 首先，企业法律顾问是企业内部职工。 其次，企业法律顾问应当是企业专人人员，即是企业法律专业人员。 （二）企业法律顾问的任职条件 1.具有企业法律顾问执业资格，由企业聘任，并经过注册备案（形式要件）。 （1）担任企业法律顾问，要通过全国企业法律顾问执业资格考试，成绩合格，取得国家人事部、国务院国资委、司法部共同办法的企业法律顾问执业资格证书。 （2）担任企业法律顾问，要由企业聘任。 （3）必须经过注册备案机关的注册备案。注册备案的有效期为2年，有效期满后需要重新进行注册备案。 2.应当是专门从事企业法律顾问事务工作的企业内部专业人员（实质要件）。 （三）企业法律顾问的管理体制 1.国家主管部门管理 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负责知道企业法律顾问管理工作。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是全国企业法律顾问的管理部门；地方国资委是地方企业法律顾问的管理部门。 2.协会管理 全国各地的企业法律顾问协会包括行业企业法律顾问协会也对作为其会员的企业法律顾问在不同成都上承担一定的管理职责，协会根据有关部门的委托，可以组织执业资格注册、企业法律顾问培训等工作。 3.企业内部管理 企业及企业法律事务机构根据企业自身情况对企业法律顾问进行日常管理。集团企业还可以根据母子企业关系对子企业的企业法律顾问进行一定的管理。 （四）企业法律顾问的任务和工作原则 1.企业法律顾问的任务 （1）从事企业法律事务工作。 （2）促进企业依法经营管理。 （3）委会企业合法权益。 2.企业法律顾问的工作原则 （1）依法执业原则。 （2）为本企业服务原则。 （3）以管理为主原则。 （五）企业法律顾问的权利和义务 1.企业法律顾问的权利 （1）对企业重大经营决策提出法律意见。 （2）对企业违反法律、法规的行为，提出纠正意见和建议。 （3）根据工作需要查阅本企业有关文件、资料及财务报表、统计报表等。 （4）办理企业法律事务时，依法向有关单位或者个人调查情况。 （5）法律、法规和企业领导人授予的其他权利。 2.企业法律顾问的义务 （1）遵守国家法律、法规，恪守职业道德。 （2）忠于职守，维护企业和法权益，为企业提供优质法律服务。 （3）对所提出的法律意见、起草的法律文书以及办理的其他法律事务的合法性负责。 （4）保守国家秘密和企业秘密。 （六）企业法律顾问的专业技术等级制度 1.企业法律顾问的专业技术职称问题 1997年原国家经贸委颁布实施的《企业法律顾问管理办法》明确规定，取得企业法律顾问执业资格即取得受聘单位经济师专业技术职务的资格。但由于企业法律顾问自身的职称序列长期处于缺位状态，随着企业法律顾问制度的发展，企业法律顾问尤其是国有企业的企业法律顾问职称问题日益暴露出来。 2.企业法律顾问专业技术等级制度的确立 《国有企业法律顾问管理办法》确认了实践中对企业法律顾问分级的做法。该办法规定，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应当建立企业法律顾问专业技术等级制度。企业法律顾问分为一级企业法律顾问、二级企业法律顾问和三级企业法律顾问，设置了企业法律顾问助理。 （七）监督检查和奖惩 1.监督检查 企业法律顾问管理主题应当建立监督检查制度，对监督检查的对象、监督检查方式和途径、监督检查的内容和后果等做出规定，依法开展监督检查工作。 2.奖励和处罚法律. 奖励和处罚制度是企业法律顾问工作激励约束机制的重要体现，是对企业法律顾问进行管理的有效手段。 （八）企业法律顾问与律师的关系 企业法律顾问与律师的关系是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互为补充、互相促进的关系。 1.企业法律顾问和律师的联系 （1）企业法律顾问制度和律师制度同属于我国法律职业制度的组成部分。 （2）都从事企业法律事务工作 （3）都实行执业准入制度。 2.企业法律顾问与律师的区别 （1）管理体制不同。对律师工作的监督和指导由司法行政机关和律师协会负责；对企业法律顾问的管理由国家主管部门、企业和企业内部三方面进行管理。 （2）身份不同。律师是取得律师执业证书，为社会提供有偿法律服务的执业人员，从业于律师事务所。企业法律顾问是指具有企业法律顾问执业资格，有企业聘任专门从事企业法律事务工作的企业内部专业人员，从业于企业法律事务机构，接受企业各方面的管理。 （3）工作对象不同。律师的服务对象非常广泛，且具有不特定性；企业法律顾问只为所在企业处理法律事务，具有特定性。律师为企业提供法律服务和企业法律顾问的工作性质也有很大不同，法|律,教.育.网原创律师不参与企业法律事务的管理，而企业法律事务的管理是企业法律顾问的重要工作内容。 （4）执业条件不同。 ①取得则个方式不同。律师要通过国家司法考考试，依据《律师法》取得证书；企业法律顾问通过全国企业法律顾问执业资格考试，取得执业证书。 ②知识结构存在差异。取得律师资格所参加的司法考试全部考察法律知识；企业法律顾问执业资格考试处考察法律知识外，还考察企业管理知识（含财务知识）。在报考条件上，司法考试只有学历要求，企业法律顾问除了学历要求外，还有资历条件。 （5）承办法律事务的依据不同。律师承办企业法律事务的一句是企业与律师事务所签订的委托代理合同（被动）；企业法律顾问承办企业法律事务源于自己的职责（主动）。 企业法律顾问的作用大多数企业都聘请了常年法律顾问，尤其是一些大企业，但多数企业只把律师定位在讨债和打官司即诉讼方面，甚至在签订合同的时候都忽略了法律顾问的作用，其实，除了诉讼以外，一名优秀律师能为企业做的还是很多的，而且对企业来说还是非常重要的。 具体而言，法律顾问为公司企业服务的方式很多，比如：对企业的重大经营决策方案提供法律意见和法律依据，从法律的角度提出可行性论证，从而避免企业经营上的法律风险；草拟、修改、审查公司企业的各种合同、协议及其他有关法律事务文书；针对某些侵害企业合法权益的事件发表律师声明，或针对性地发出律师函；代理企业参加民事、经济、行政诉讼和仲裁、行政复议，切实保护企业的合法权益；参与企业的非诉法律事务；参加企业经济项目谈判，审查或准备谈判所需要的各类法律文件；在企业内部进行力所能及的法制教育和法律培训；配合企业人力资源部门做好劳动人事工作，草拟、审查劳动合同、保密协议，进行辞退设计等等。 1、全面掌握企业的情况，比如：了解企事业单位的性质、经营方式、业务范围、企业简史，了解企业在本行业、本系统中所处的地位、作用、服务对象和竞争对手，了解企业的业务情况和可能涉及到的法律问题，掌握有关的法律规定，以便使用起来得心应手，等等。 2、对企业急需解决的问题区别情况，采取不同措施予以处理 （1）对企业正在违约的合同，要在对方接受的前提下，明确责任，签订补充协议，以消除违约后果，尽可能减少财产损失。 （2）对于口头合同，要尽快采取措施，用书面形式固定下来，除书面签字盖章的原始合同外，传真、电子邮件等形式也是证据，万不得已时，也可以采取录音的方式，以防后期产生纠纷时因无证据而败诉。 （3）对于已超过诉讼时效期的债权，尽量调解结案，或者与对方签订新的还款协议，以获取有效诉权。 （4）对于快要超过诉讼时效期的债权，要尽快起诉，对于不能起诉的关系客户，要用书面形式要求还款，使诉讼时效中断。 （5）对于其他纠纷，区别轻重缓急，选择最佳方式，一个一个地解决，尽最大努力维护企业的合法权益，避免财产损失。 3、由点及面，开展法律顾问工作 在完成上述工作的基础上，按照常年法律顾问明确的范围内，开展下列工作： （1） 解答法律咨询 就企业在经营方面遇到的有关法律或法律事务方面的问题提供具体意见，方式有口头和书面两种。对于问题简单，法律关系明确的一般性的咨询，使用口头形式。对于所涉及事关重大的法律事务则以提供法律意见书的形式，为企业提供具体的法律意见。 （2）草拟、审查、修改各类法律事务文书，参与重大合同的谈判 上述法律事务文书以合同为主，目的是防患于未然，在签订合同时明确双方的权利义务，力争减少或不发生争议，这其中涉及到许多技巧问题，比如如果已方不会违约，定金的数额和违约金的比例可以适当提高；如果已方也可能违约，定金和违约金的比例不要订的太高，以防自己一方违约后承担的违约责任过重。 （3）有针对性地举办培训班，提高业务人员的法律意识和风险防范意识 企业经营活动中，时时刻刻都需要签订各类合同，法律顾问不可能事必亲躬，草拟、审查、修改每一份合同，尤其是那些临时商议的补充条款、补充合同。笔者现在接手的一个案件正在上诉，甲方购买乙方钢材，欠乙方货款38万余元，后在商议还款过程中，甲方业务员自作主张，签署了每天每万元支付500元的违约金的条款，结果对方起诉，一审法院除判决返还本金38万余元之外，又判令甲方另行支付违约金25万元，笔者二审才接手此案，二审结果不得而知，但甲方正处于一种非常被动的境况却是显而易见的。由此可见，帮助顾问单位提高业务人员的法律意识，也是法律顾问的一项重要工作。 （4）企业发生纠纷时参与诉讼 担任顾问单位的代理人，参与诉讼也是法律顾问的一项经常性工作，但并非所有的纠纷均选择诉讼的方式，尤其是与企业关系较好，又与企业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关系户发生矛盾的，笔者往往建议企业选择非诉讼解决矛盾，实践也证明，从长远角度看，这对企业发展是有利的。但对于调解无望，案情复杂或者争议对方在外地的案件，要尽早起诉，争取管辖权。 （5）协助企业人事主管部门开展工作 近些年来，劳资关系矛盾愈演愈烈，法律顾问的职责也应包含企业劳动合同、保密协议的草拟、审查，辞退员工的方案设计，以及员工提起劳动仲裁、诉讼的出庭应诉工作。笔者的感触是一个谙熟劳动法律规章的法律顾问，对维护企业的合法权益，保持企业团队精神和士气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 设立企业法律顾问的意义一、对企业内部运行机制的健全。 一个企业要合理的运作，正常地发展，就要有一系列的健全的运营机制，企业的管理者可能是经营方面的专家，所以对于奖励机制等很在行，但对于内部的风险防范可能就不那么在行了。 比如有的企业公章和合同的管理机制不健全，很多人都有机会动用，员工签订合同的内容也没有监控，最终当员工调动或与公司有矛盾时，一旦对于此前的工作交接不认真，合同履行就会出现问题，甚至出现利用公司管理漏洞联合第三方损害公司利益的事，这样的案例已经不在少数，在现行的法律机制下，很多企业都吃了亏。 二、在日常经营中参与谈判，审理合同，提示风险。 公司要生存发展就要不断的同外界发生这样或那样的交易，这些交易都是通过谈判协商、签订合同来确定的。而这个过程就是交易双方权利义务你消我长的过程，在这些权利义务中既存在的发展的利益，有时也有这样那样的陷井和危机。随着法制的发展，对于合同日签订，法律界人士越来越认同“意思自治”的原则，只要合同不违反法律，有时即使有些不公平，法官也不会去纠正，因为是“你自己签订的合同”“你对自己的权利义务应该了足够的认识”。所以，在这个交易过程中对合同法律方面的把关和审查就越来越重要。 在现实中常有企业来咨询，自己的道理讲了一大堆，都是对方如何不对，等你让他把合同拿出来，逐条审视，再指着其中的一条或几条问他时，他才愤愤地说“签合同时大家关系很好，根本没仔细看”，可白纸黑字，明白时已晚了。也有对权利重视的，前几天一家公司拿一份供销合同来，一个外地企业欠货款，已约定了在北京仲裁。等律师一看合同，用的还是10年前的版本，也确实是约定了在京仲裁，可是约定的是由“朝阳区工商局仲裁委员会仲裁”，但从95年起原属于工商局的仲裁机构就已撤销，现在北京市的这类仲裁应由“北京仲裁委员会”受理，这样这个仲裁条款就无效了。而提起诉讼的话，合同履行地又在外地，只能到外地起诉，无论是人力、物力都要浪费许多。最大的遗憾是本来有法律意识，却由于法律知识的更新不及时导致权利不能得到最好的维护。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法律、规章、司法解释越来越多，法律方面的重任，不是一个非专业人士所能担负得起的。 三、公司联营、兼并、分立或投资中分析法律风险、合法操作。 一个公司发展到一定程度，总要通过公司形式等的变化来达到一个新的发展层次，可能的形式包括联营、兼并、分立或投资，无论哪一种方式，都不同于一单交易，涉及公司下一步的发展方向，也可能动用公司大量资金。由于缺乏风险意识有时公司的利益会受到重大的损害，甚至因此一蹶不振。 有的公司通过他人介绍收购其它公司股份，未对该公司的现行资产进行专业评估，只听介绍人口说，签订了股份转让协议，之后才发现公司的实际资产没有那么多，或者虽然进行了一定的评估和考察，但是收购的公司是因一种业务而生存的，而重要客户却掌握在某个人手中，这个人一旦把客户转移，公司也就失去了发展的机会，甚至无法生存。 四、担任企业的代理人，参与合同纠纷等法律纠纷的调解、仲裁或诉讼活动，维护企业的合法权益。 在现在的市场环境下，一个企业要想完全避免卷入诉讼中，简直如同要不食人间烟火一样是不可能的。而且最好的法律顾问也不能确保企业不出现诉讼，只能说如果平时企业和律师配合得当，可以尽量从法律上为公司谋取最大限度的法律利益。 诉讼是一项专业性非常强的业务，不但要掌握足够的法律知识，更多的是对诉讼经验的运用。从现在诉讼实践的发展趋势来看，在民事经济诉讼中法官越来越倾向于由当事人自己保护自己的权利，而尽量不进行干涉。在诉讼尤其是质证中，有时候多说一句话或少说一句话也会对案件的结果产生影响。那么诉讼参加人对机会的把握能力就越来越重要，这就需要诉讼经验。 所谓的诉讼经验，既包括对诉讼知识的运用，也包括要掌握诉讼程序中对证据的掌握和质证，也包括对不同地区诉讼习惯的了解，从诉讼经验的角度讲，专业律师是代理诉讼的最恰当的人选，如果说法律顾问的预防作用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由企业自己专门非律师法律顾问来完成的话，那么诉讼业务尤其是有一定难度的诉讼业务最好还是由专业律师来完成。 综上所述，企业法律顾问在参与企业的决策、经营、管理、预防和处理各种法律纠纷方面的作用将越来越重要，企业要想更好地发展必须重视法律顾问的作用。很多规模较大的公司，会成立专门的法律部，而且还将法律顾问列入企业的决策层。当然，对很多中小企业而言，专门的法律部门暂时还不需要，但是对于法律顾问服务的这个内容仍然是要重视的。
什么是经济法律关系主体 经济法律关系主体也称经济法主体，是指在国家协调本国经济运行过程中，依法享有权利（权力）和承担义务的社会实体。 经济法律关系主体的理解 由于主体的社会活动具有多样性的特点，决定了同一主体可以参加不同的法律关系。由于法律关系的性质不同，同一主体在不同法律关系中的性质、地位也有所不同。 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对经济法律关系中的主体来进行理解。 1．经济法主体一定是被经济法律、法规所规范的社会实体。 社会实体是自觉地、能动地进行社会活动的个人和社会组织，是社会政治经济生活的直接参与者，能够以自身的行为享受权利，承担义务，并对其行为的社会后果承担责任的国家机关、社会经济组织和其他组织以及公民个人。在人类社会的不同发展阶段，社会实体的结构及实体间的相互关系是不同的。在生产社会化条件下，出现了新的法律实体形式。这是指在经济领域的社会活动，因为具有被市场机制和宏观调整机制所制约的性质，因而这些社会实体被经济法所规范，形成经济法实体。从这个意义上说，任何社会实体都可以成为经济法实体。无论是经济活动关系，还是经济组织关系，不参与其中的社会实体几乎是不存在的。当社会实体按照经济法的要求参加经济关系时，它们便成为经济法实体。当然，当社会实体参加其他社会关系并为有关法所调整时，便成为其他法律关系的主体。 2．经济法主体是可能参加或实际参加经济法律关系的法律主体。 社会主体之所以为经济法主体，就是因为它被经济法所规范具有经济法律关系主体的资格，并通过自己参加经济关系，实际取得经济权利、承担经济义务。参加经济法律关系是经济法主体存在的前提，如果不具备参加经济法律关系的法律资格或没有参加具体经济法律关系的事实，那么这种社会主体，便不能成为经济法主体。从这个意义上说经济法主体是特定的主体。以经济关系的性质为标准，经济法主体可分为经济活动主体、经济竞争主体、经济管理主体、经济监督主体和经济调控主体五大类。 3．经济法主体是经济权利（权力）义务的主体。 经济法律关系的参加者，既有经济组织等专门进行经济活动的主体，也有国家、国家经济机关等从事经济管理、经济监督等经济组织活动的主体，因而在经济法律关系中存在经济权利和权利义务关系，也存在权力和经济义务关系。由此可见，并不是所有的社会主体，法律主体都能成为经济法主体，只有拥有权利（权力）和义务的经济组织、国家经济机关等，才能成为经济法主体。 4．经济法主体之间存在着管理和被管理的关系。 经济法律关系与民事法律关系不同。民事法律关系中主体之间的地位是平等的，不存在隶属关系。而在经济法律关系中，由于经济法所调整的经济关系主要是在国家协调经济运行过程中形成的经济关系，因此，主体之间的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和许多层面上都存在一个管理和被管理的关系。管理者依法行使法律规定的职权，而被管理者应当依法接受管理者的管理。 经济法律关系的主体资格 经济法主体必须具备一定的主体资格。主体资格是指当事人参加经济法律关系、享受经济权利和承担经济义务的资格或能力。只有具有经济法主体资格的当事人，才能参与经济法律关系，享受经济权利和承担经济义务。 经济法对经济法主体资格的认可，一般采用法律规定一定条件或规定一定程序成立的方式予以确认。未取得经济法主体资格的组织不能参与经济法律关系，不能从中享有权利和承担义务，不受法律保护。 经济法律关系主体的范围 （1）经济管理主体：主要是指国家经济管理机关。 （2）经济活动主体：这类主体主要有，各类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农村承包经营户、个体工商户和公民个人。 此外，经济组织的内部机构在一定条件下也是经济法律关系的主体；国家机关和国家作为整体除作为经济管理的主体外，在一定条件下也是经济活动关系的主体。 经济法律关系主体的特征 (1)政府及其经济管理机关具有主导性。 经济法是体现国家干预经济之法，因此代表国家进行干预的政府及其经济管理机关在经济法律关系主体中具有主导性。所谓主导性是指任何一种经济法律关系中，都必然有一方为政府或政府经济管理机关，另一方可能是某个经济组织，也可能为某个公民，而且，政府及其经济管理机关对经济组织或公民具有优先权，即政府及其经济管理机关在行使经济管理权时依法享有的职务上的优惠条件，如先行处置权、获得社会协助权、推定有效权等。 (2)经济组织和公民具有独立性。 经济法尽管是体现国家干预经济之法，但国家之干预是在维护社会公共利益和充分尊重市场主体合法的前提下而进行的利益，政府及其经济管理机关行使经济管理权时应首先认识到相对方的独立性，企事业单位和个人不是它们的附属，而是具有相对独立利益的个体。所以，经济组织和个人在经济法律关系中不是被动者，有时甚至是主动者，他们有权依法对抗任何人、任何机关对他们合法权益的侵犯。 (3)主体的法定性。 经济法是体现国家干预经济生活的法律，因此，谁有权参与经济法律关系，什么时候参与经济法律关系，如何参与经济法律关系等均应由相关法律明定。这是保证合理干预的需要，反映了经济法是规范、确认国家干预之法的本质。这一点，对于政府及其经济管理机关尤为重要，它们必须严格依法干预。 相关条目 经济法律关系客体
抗辩权的含义抗辩权制度最早起源于古罗马法。古罗马法中的抗辩并不完全是诉讼法上的抗辩,而是兼有实体法意义上的抗辩的权利。公元前一世纪,罗马人已经注意到某些人的请求权的取得是违背公平正义的,如果再机械地依市民法的规定给予保护,必然使法律的宗旨被扭曲,所以裁判官在告示中创设了“诈危抗辩权”。诈危抗辩权强调当事人一方基于诈欺、胁迫或乘人之危的行为而取得请求权时,由于他主观上有恶意,他方当事人有对请求权人行使抗辩的权利。诈危抗辩权是针对非善意性诉讼所产生的行为的无效所采取的必要手段,在很大程度上保护了受到诈欺、胁迫或被乘人之危的人的权益。后来,在优士丁尼时代,法律注重诚实信用原则,对因诈伪而取得的请求权,法律明确地规定不再予以保护。近现代私法中的抗辩权制度就是在罗马法的基础上产生和形成的。 在现代民法中,学者对抗辩权有不同的定义。台湾民法学者洪逊欣先生认为,抗辩权是妨碍他人行使其权利,尤其是拒绝请求权人行使请求权的对抗权。梅仲协先生认为,抗辩权就是因请求权人行使权利,义务人有可以拒绝其应为给付的权利。而另一位学者郑玉波先生则认为,抗辩权属于广义的形成权,是对抗请求权的权利,但又不以请求权为限,对于其他权利的行使,也可抗辩。大陆民法学者中有人认为抗辩权是能够阻止请求权效力的权利。也有人认为,抗辩权是对相对人的请求加以拒绝的权利。还有人认为,抗辩权是指权利人用以对抗他人请求权或阻止请求权效力的权利。从以上学者对抗辩权所下的定义可以看出,抗辩权的概念有广义、狭义之分。广义上的抗辩权是指妨碍他人行使其权利的对抗权,至于他人所行使的权利是否为请求权在所不问。而狭义的抗辩权则是指专门对抗请求权的权利,亦即权利人行使其请求权时,义务人享有的拒绝其请求的权利。大陆法系国家的民法典、我国台湾地区民法典及我国《民法通则》、《合同法》均未对抗辩权下一个明确的定义。只有我国的《担保法》第二十条第二款对抗辩权做了明确的规定,它将抗辩权定义为:“抗辩权是指债权人行使债权时,债务人根据法定事由,对抗债权人行使请求权的权利。”很显然,这是从狭义的角度给抗辩权所下的定义。本文将要讨论的正是狭义上的抗辩权。 抗辩权的特征民法上的抗辩权很多,诸如同时履行抗辩权、后履行抗辩权、不安抗辩权、先诉抗辩权、时效消灭抗辩权等等,这些抗辩权除了具有民事权利的一般特点之外,还具有自己的特征。 （一）抗辩权的客体是请求权,而且该项请求权只能是具有财产内容的抗辩权。民事权利如果从作用上划分,可区分为请求权、抗辩权、支配权和形成权四种,其中请求权的客体为被请求人的给付行为,支配权的客体为被支配的对象如物、智力成果、人格利益等,形成权的客体为民事法律关系自身,而抗辩权的客体则是他人的请求权,这是由抗辩权的作用所决定的,因为抗辩权是对抗他人请求权的一项权利,其行使的结果是他人的请求权暂时或永久地不能实现。同时,请求权作为抗辩权的客体只能是具有财产内容的请求权,比如物权的请求权、债权请求权,如果是具有人身内容的请求权（如人格权请求权）则不得成为抗辩权的客体,因为在民法上对人身权的保护优于对财产权的保护,人身权请求权一旦产生,任何法律都不得附加条件对其行使给予限制。 （二）抗辩权是一种防御性而非攻击性的权利。只有一方当事人行使请求权,另一方当事人才可能对此进行抗辩,否则“对抗”就无从谈起。比如同时履行抗辩权,《德国民法典》第三百二十六条规定:“因双务契约而负担债务者,在他方当事人未为对待给付之前,得拒绝自己的给付, 但自己有先为给付的义务者,不在此限。”《日本民法典》第五百三十三条也规定:“双务契约当事人的一方,于相对人履行其债务前,可以拒绝履行自己的债务。但是,相对人的债务不在清偿期时,不在此限。”台湾地区民法典第二百六十四条规定:“因契约互负债务者,于他方当事人未为对待给付前,得拒绝自己之给付；但自己有先为给付之义务者,不在此限。”我国《合同法》第六十六条规定:“当事人互负债务,没有先后履行顺序的,应当同时履行。一方在对方履行之前有权拒绝其履行要求。一方在对方履行债务不符合约定时,有权拒绝其相应的履行要求。”从以上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对同时履行抗辩权的规定可以看出,只有在负有同时履行义务的一方当事人向另一方当事人请求履行时,另一方才可行使抗辩权拒绝履行自己的债务,否则就不能行使抗辩权。再比如时效完成抗辩权,台湾地区民法典第一百四十四条第一项规定:“时效完成后,义务人可以拒绝给付。”我国正在制定的民法典的学者建议稿中也有类似的规定。这里,“义务人可以拒绝给付”,是以 “时效期限届满”,权利人请求给付为前提条件。如果没有“请求”,那么就没有“拒绝”即抗辩可言。因此,抗辩权永远都是消极的、被动的,其作用主要在于防御,而不是攻击。 （三）抗辩权的有效行使权是对请求权效力的一种阻却。它并没有否认相对人的请求权,也没有变更或消灭相对人的权利。比如不安抗辩权,《德国民法典》第三百二十一条规定:“因双务契约负担债务并向他方先为给付者,如他方的财产于订约后明显减少,有难为对待给付之虞时,在他方未为对待给付或提出担保前,得拒绝自己的给付。”《法国民法典》第一千六百一十三条规定:“如买卖成立后,买卖人陷于破产或处于无清偿能力致使出卖人有丧失价金之虞时,即使出卖人曾同意延期支付,出卖人亦不负交付标的物的义务,但若出卖人提供到期支付的保证则不在此限。”《日本民法典》第五百三十三条规定:“双务契约当事人的一方,于相对人履行其债务前,可以拒绝履行自己的债务,但是,相对人的债务不在清偿期时,不在此限。”台湾地区民法典第二百六十五条规定:“当事人之一方,应向他方先为给付者,如他方之财产,于订约后显形减少,有难为对待给付之虞时,如他方未为对待给付或提出担保前,得拒绝自己之给付。”我国《合同法》第六十八条则规定:“应当先履行债务的当事人,有确切证据证明对方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中止履行：（一）经营状况严重恶化；（二）转移财产、抽逃资金,以逃避债务；（三）丧失商业信誉；（四）有丧失或可能丧失履行债务能力的其他情形。当事人没有确切证据中止履行的,应当承担违约责任。”上述法律规定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即有先给付义务的一方当事人行使不安抗辩权后,相对方的请求权依然存在,只不过其效力暂时受到阻碍。因此,一旦相对方在合理期限内提出充分的担保,抗辩权立即消灭,有先给付义务的一方当事人应依合同履行自己的给付义务。同理,对同时履行抗辩权和保证人的先诉抗辩权的行使也只使请求权的效力延期发生。此外,即使时效抗辩权的行使也只能发生永久阻却对方请求权的效力,而不能直接导致请求权的消灭。抗辩权的这一特点与诉讼法上的权利未发生抗辩和权利消灭抗辩不同。权利未发生抗辩主张对方的请求权根本没有发生,权利消灭抗辩则主张对方的请求权虽曾一度发生,只是在以后因清偿等原因而归于消灭。诉讼法上的这两种抗辩均否认相对方请求权的有效存在。另外,抗辩权的行使也没有变更或消灭相对方的实体权利。这一点和形成权有显著的不同。形成权的权利人可依其单方的意思表示使相对方的权利发生变更或消灭,如债权人行使选择权就使对方的权利发生变更,行使撤销权、抵销权、终止权则使对方的权利消灭。 （四）抗辩权是永久性的权利。法谚有云:“诉权是一时的；抗辩权则是永久的。”此处的永久性是说抗辩权不单纯依时间的经过而消灭。这与抗辩权分类中的永久抗辩权的“永久”不是同一概念。永久抗辩权的“永久”是指抗辩权的效力可以永久的排除对方的请求权。所以,不但永久抗辩权具有永久性,而且一时抗辩权也具有永久性。比如同时履行抗辩权即是一时抗辩权,如果一方当事人永久不为对待给付而向另一方当事人提出请求给付时,那么另一方当事人就可以永久行使抗辩权,也即此抗辩权不会单纯因时间经过而消灭。一旦一方当事人已为对待给付,则另一方当事人的抗辩权随即消灭,然而此时抗辩权的消灭是因为该抗辩权的成立要件不存在而消灭,并没有受到时间的影响。再比如一般保证人的先诉抗辩权,如果债权人未就主债务人的财产强制执行而无效果前向保证人请求履行保证责任时,保证人就可以永久地行使抗辩权予以拒绝。一旦债权人已就主债务人的财产强制执行且无效果而向保证人提出请求时,抗辩权消灭,因抗辩权的成立要件不存在。因此,我们说一时抗辩权也具有永久性。 （五）抗辩权没有被侵害的可能。抗辩权之外,多了请求权这样一个保护层。请求权有可能受侵害而消灭,但这时无非是失去了抗辩权产生的一个前提条件,或者说抗辩权已无须再产生,但其本身并没有受到侵害,因为这时本来就没有抗辩权的存在。一个不存在的东西就不可能受到侵害。另外,抗辩权的行使永远是及时的,即在请求权人“请求”的同时,抗辩权随即产生,又随即行使完毕,未有侵害得以形成的机会。可见,抗辩权没有被侵害的可能,不能成为侵权行为的对象。 抗辩权的类型对抗辩权进行类型上的划分有助于进一步认识抗辩权的含义与特征,在学理上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对抗辩权作出不同的分类。 （一）抗辩权按其是否从属于主债权而存在,可以分为独立抗辩权和从属抗辩权。独立抗辩权是指抗辩权的一方当事人自己不必有主债权存在,只是在另一方行使债权请求权时,有对请求权予以抗辩的权利。比如时效完成抗辩权、先诉抗辩权。而从属抗辩权则是指有抗辩权的一方当事人自己必须有请求对待给付的债权,此抗辩权只是从属于自己的债权而存在,本质上起担保作用,因而此债权一旦消灭,则其抗辩权也随即消灭。比如同时抗辩权、不安抗辩权等是。从属抗辩权只是就有抗辩权的一方当事人的债权而言具有从属性,但就另一方的债权而言则没有从属性。 （二）抗辩权按其行使效力的强弱不同,可以分为永久抗辩权和一时抗辩权。永久抗辩权又叫消灭抗辩权、毁灭抗辩权,是指抗辩权的行使可以永远拒绝相对人的请求权的效力。在诉讼上表现为可使原告的起诉受到驳回的判决。比如时效完成抗辩权。权利人在法定时效期限内不向义务人积极主张其债权,时效期限届满,即不能再请求强制义务人履行债务；如果权利人提出该请求,则债务人即享有时效完成抗辩权,拒绝权利人的请求,此时权利人虽然仍有债权请求权,但是义务人可以永远地反复地行使抗辩权,而使权利人的债权无法通过行使请求权来实现。一时抗辩权,又叫延缓抗辩权、延期抗辩权,是指抗辩权的行使可以暂时地拒绝相对人的请求权效力。比如同时履行抗辩权,一方当事人在相对方未为对待给付前,可行使抗辩权暂时拒绝相对方的请求。一旦相对方已为对待给付并提出请求给付时,则一方无同时履行抗辩权,相对方的请求立即发生效力。不安抗辩权也属于一时抗辩权, 有先为给付义务的一方因他方当事人的财产显形减少而有难为对待给付之情形时,在他方未对待给付或提供适当担保前,可行使不安抗辩权,暂时拒绝他方的请求。一旦他方已为对待给付或提供担保,则有先为给付义务的一方的不安抗辩权立即消灭,他方的请求权立即发生效力。再比如先诉抗辩权,一般保证人可以在主债权人未就主债务人的财产强制执行而无效果前,行使抗辩权拒绝主债权人的请求。一旦主债权人已就主债务人的财产强制执行而无效果,则先诉抗辩权立即消灭,请求权发生效力。 （三）抗辩权按其是依法律规定或当事人的约定而生,可以分为法定抗辩权和约定抗辩权。法定抗辩权指法律明确规定的当事人对抗请求权的权利。比如台湾地区民法典第一百四十四条规定的时效完成抗辩权、我国《合同法》第66条规定的同时履行抗辩权、第六十八条规定的不安抗辩权、《担保法》第十七条规定的一般保证人的先诉抗辩权等。而约定抗辩权则是指当事人之间基于契约自由原则而约定的对抗请求权的权利。抗辩权依法律规定而产生,没有任何疑问。值得研究的是,抗辩权是否可以依当事人之间约定而产生。笔者认为,只要当事人不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和禁止性规定,基于契约自由原则, 当事人之间可以约定抗辩权。比如甲与乙在无偿委托合同中约定,如果委托人甲不向受托人乙提供处理委托事务的必要经费时,乙有权拒绝甲的完成委托事务的请求。这一约定,无疑应被允许。 抗辩权行使的限制任何权利的范围如果过于膨胀,其性质即会发生恶化,从一定角度讲,范围恶性膨胀的权利的行使,较之不履行义务的行为所给他人权利造成的损害更大。由于抗辩权的行使十分简便,只要单方面地表示拒绝,即可产生抗辩权行使的法律后果,加之,抗辩权是一项私力救济权,因此如果允许一方随意行使抗辩权,不仅有违抗辩权的立法宗旨,而且将会造成他人权利随意被侵害的恶果。因此,有必要对抗辩权的行使给予一定的限制,以平衡双方当事人的利益,体现“法的善良与公正”。 两大法系对行使抗辩权均做了一定的限制,但是所依据的理论的和原则不同。英美法系采用“分离主义”理论来限制抗辩权的行使。如果双方当事人的义务是“完全的义务（不可分割的义务）”,则一方不履行时另一方有权拒绝全部履行。如果双方当事人的义务是“分离的义务（可以分割的义务）”,则一方不履行时,另一方不能拒绝全部履行,而只能拒绝部分的履行。一方不履行“分离的义务”并不能使他丧失请求对方相互履行的权利,除非其不履行是严重的。大陆法系则认为,行使抗辩权要受到诚实信用原则的限制。如果一方的违约在性质上和后果上是轻微的,则另一方在此情况下援用抗辩权,拒绝对方的履行,并拒绝履行自己的义务,就根本违背诚实信用原则。因为抗辩权制度的设立目的就在于维持双方当事人之间的利益平衡,所以这种利益平衡的维持就应当以诚信原则作为指导。如果发生双方当事人之间利益关系失衡的情况,就应当加以调整,以使失衡的利益达到平衡。例如,先为给付义务的一方当事人在履行之前,发现相对方当事人的财务或信用状况发生严重的恶化,履行之后对方的对待给付极有可能实现不了,此时主张不安抗辩权是适当的,因为如果强求先为给付的一方予以履行,明知存在不利的后果仍让先为给付一方承担,虽然在形式上强调了合同的效力,实质上违背了诚实信用原则,损害了履行一方的利益,显然对履行一方极不公平。但是如果相对一方在合理期限内恢复了履行能力或提供了适当担保,不安抗辩权就应该及时停止,否则也是一种不公平。另外,如果对抗辩权不加以限制,一方当事人动不动就以抗辩为由不履行合同义务,必然会导致合同纠纷不断,损害对方当事人的利益。因此,当事人必须正当行使抗辩权,不得滥用该权利,致对方以损害,“亦如一般权利之行使,欲受诚信原则之支配而不得滥用,故倘若他方当事人已为部分之给付时,依其情形,如拒绝自己之给付有违诚实及信用方法者,则不得拒绝自己之给付。” 可见,尽管两大法系对抗辩权的行使限制依据的理论与原则不同,但所达到的效果都是相同的。如果允许当事人在对方仅具有轻微违约的情况下就拒绝对方的履行请求,不仅不利于合同的遵守,而且会增加纠纷,破坏交易秩序,达不到抗辩权行使的目的。 具体来说,行使抗辩权要受到以下几个方面的限制: （一）适用范围的限制。任何一种抗辩权都有其严格的适用范围,如果超过此范围,就是对权利的一种滥用,因此必须加以限制。我国《合同法》、《担保法》明确规定了几种典型抗辩权的适用范围。 1.同时履行抗辩权只能发生在同时给付的双务合同之中。双方当事人所负担的给付应当同时提出,相互交换。比如买卖合同,如当事人没有约定,买方的价金交付与卖方的转移财产权应当同时进行。一方在对方未为对待给付前,可以行使不履行合同的抗辩权,拒绝向对方给付,在对方履行不完全或有瑕疵时,也可以主张合同未经正当履行的抗辩权。 2.后履行抗辩权和不安抗辩权适用于有先为给付义务的双务合同中。按照法律规定、合同性质或当事人的约定,合同的一方存在先为给付的义务,在其未为履行义务前,无权请求对方履行义务,而对方对其请求享有拒绝的权利。如果先履行一方的履行不符合约定条件,则后履行一方享有拒绝履行其相应履行请求的权利,这是后履行抗辩权的适用范围。如果先为给付义务的一方在履行义务之前,发现对方的财产、商业信誉或其他与履行能力有关的事项发生明显恶化时,可以主动中止履行义务,此为不安抗辩权的适用范围。 3.先诉抗辩权则适用于承担一般保证责任的保证人对主债权人的抗辩。在主债权人未就主债务人的财产强制执行而无效果前,保证人可行使抗辩权。 （二）行使条件的限制。《合同法》、《担保法》同时对法定抗辩权规定了严格的法定条件。这是对抗辩权行使的法定限制。 1、同时履行抗辩权的法定条件:（1）在同一双务合同中互负对待给付义务。（2）互负的义务已到了清偿期。因为同时履行抗辩权是在同时履行时的抗辩权,是一种对方在不为给付时也同时拒绝给付的违约救济权,所以对方的对待给付义务没有到了履行期,也就不存在同时履行抗辩权。须对方未为对待履行义务。只有在对方未同时履行义务时,才享有同时履行抗辩权,拒绝自己的履行。这种拒绝是相互的,自己可以拒绝向对方履行,对方也可以拒绝向自己履行,最终的平衡通过同时履行而实现,或者以都不履行而告终。 2、后履行抗辩权的法定条件:（1）必须是双务合同。（2）合同债务的履行存在先后。履行先后可根据当事人约定、法律规定或交易习惯确定。（3）先履行义务一方不履行债务或履行债务不符合约定。 3、不安抗辩权行使条件,我国《合同法》第六十八条已有 明确规定。这是依据诚信原则对不安抗辩权适用的明确限制。另外《,合同法》还规定了不安抗辩权的附随义务:（1）通知义务。当事人因行使不抗辩权而中止履行时,应当及时通知对方。这是对对方权利的必要保护,双方及时了解情况后,可以提出异议,或采取补救措施,等等。如果不尽及时通知义务,行使不安抗辩权的一方应当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2）对方提供担保时应及时恢复履行。法律赋予不安抗辩权的目的是保护先为履行义务一方的债权,如因相对方提出担保措施而使债权得到了保障,不安抗辩权的适用条件就不存在,此时应当恢复已中止的债务履行。这种法定附随义务也是对不安抗辩权的一种限制。 4、保证人行使先诉抗辩权也必须受到法定条件的限制 （1）只有保证合同中明确约定保证人的责任是一般保证时,保证人才能享有先诉抗辩权。如果没有这一明确约定,即保证人没有做出一般保证的意思表示,在法律上则意味着保证人对先诉抗辩权的抛弃,保证人将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丧失先诉抗辩权。（2）行使先诉抗辩权的时间。根据《担保法》第十七条的规定,一般保证的保证人在主合同纠纷未经审判或仲裁,并就债务人财产依法强制执行仍不能履行债务前,对债权人可以拒绝承担保证责任,即保证人在诉讼或仲裁前,或在诉讼或仲裁程序中以及强制执行程序中的任何时候都可以行使先诉抗辩权。如果在诉讼或仲裁前行使,应就主债权人未就主合同纠纷向法院起诉或未向仲裁机构申请仲裁为条件；如果在诉讼或仲裁程序进行中行使,应以法院的判决或仲裁机关的裁决未生效为条件；如果在强制执行程序中行使,应以未采取强制执行措施为条件。如果上述条件均已具备,经过强制执行仍不能清偿债务,则保证人再不能继续行使先诉抗辩权。以上要求只是保证人行使先诉抗辩权的积极条件。除此之外,法律还专设消极条件,用以限制先诉抗辩权,保障债权实现。根据《担保法》第十七条的规定,保证人在三种情形下不得行使先诉抗辩权:（1）主债务人住所发生变更,致使债权人要求其履行债务发生重大困难；（2）人民法院已受理主债务人的破产案件,中止执行程序；（3）保证人曾以书面形式放弃先诉抗辩权。凡具备上述三种情况之一,债权人向保证人提出履行保证责任的请求时,保证人则不能以先诉抗辩为由拒绝承担责任。 参考文献洪逊欣.民法总则[M].57. 梅仲协.民法要义[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28. 郑玉波.民法总则[M].台湾:三民书局,1979.48. 张俊浩.民法学原理[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78. 江平.民法学[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84. 李功国.民法本论[M].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1998.118. 郑玉波.论抗辩权[M].郑玉波.民商法问题研究（四）[M].台湾:三民书局,1980.
什么是暂缓执行暂缓执行是指执行程序开始后，人民法院因法定事由依职权或根据当事人、其他利害关系人的申请，决定对某一项或几项执行措施在规定的期限内提供担保暂缓执行的一种制度。其特点：（一）暂缓执行只能发生在执行过程中；（二）须有法定的事由出现；（三）暂缓执行只是暂时的停止执行；（四）申请暂缓执行必须提供担保；（五）、待法定事由消失后应立即恢复执行。 暂缓执行的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一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简称意见）第二百五十八条、第二百六十四条、第二百六十八条、第二百六十九条、第二百七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简称规定）第八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正确适用暂缓执行措施若干问题的规定》（简称暂缓规定）等是暂缓执行的法律根据。 暂缓执行成立的条件根据我国现有立法、司法解释的规定以及执行实践的做法，暂缓执行成立应具备一定的条件：（一）当事人或利害关系人向法院提出申请或人民法院依职权提出；（二）必须有法律规定的事实的理由，依据《暂缓规定》第一条规定，执行程序开始后，除法定事由外，人民法院不得决定暂缓执行；（三）当事人必须在指定的期限内提供相应的财产担保；（四）暂缓执行有一定的期限。 暂缓执行的情形暂缓执行的情形，是指需要暂缓执行的事实和理由。只要这些法定事实和理由出现，就必须暂缓执行。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一十二条和《暂缓规定》第三条、第七条，《意见》第二百五十八条、第二百六十四条规定的要求，有二类情形，人民法院应当决定暂缓执行： （一）经当事人或其他利害关系人申请，并在规定的期限内提供相应的财产担保，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可以决定暂缓执行：1、执行措施或者执行程序违反法律规定的；2、执行标的物存在权属争议的；3、被行人对申请执行人享有抵消权的。4、《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一十二条规定，在执行中，被执行人向人民法院提供担保，并经申请执行人同意的，人民法院可以决定暂缓执行及暂缓执行的期限。被执行人逾期仍不履行的，人民法院有权执行被行人的担保财产或者担保人的财产。 （二）人民法院依职权决定暂缓执行的情形：1、上级人民法院已经受理执行争议案件并正在处理的。该暂缓执行的决定是由上级法院作出； 2、人民法院发现据以执行的生效法律文书确有错误，并正在按照审判监督程序进行审查的，其间审监庭应当向本院的执行局发出暂缓执行建议书，执行局收到建议书后，应当办理暂缓相关执行措施的手续；3、执行人员在执行本院判决、裁定、调解书和支付令发现确有错误的，应当提出书面意见，报请院长审查处理。在执行上级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和调解书时，发现确有错误的，可提出书面意见，经院长批准，函请上级人民法院审查处理。在审查处理期间，执行局可以报经院长决定对执行标的暂缓采取处分性措施，并通知当事人。5、委托执行中，案外人对执行标的提出异议的，受委托人民法院应当函告委托人民法院，由委托人民法院通知驳回或者作出中止执行的裁定。在此期间，暂缓执行。 暂缓执行的担保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一十二条，《意见》第二百六十九条，《规定》第八十四条的规定要求，可以由被执行人向人民法院提供财产作担保，也可由第三人出面作担保，被执行人或其担保人以财产向人民法院提供执行担保的，应当依据《担保法》的有关规定，按照担保物的种类、性质将担保物移交执行法院或依法到有关机关办理登记手续。第三人担保的，应当提交担保书，担保人应当具有代为履行或者代为承担赔偿责任的能力。《暂缓规定》第四、第五、第七、第八条规定，因法定事由向人民法院申请暂缓执行的当事人或者其他利害关系人必须在指定的期限内提供相应的财产担保。被执行人或其他利害关系人提供担保申请暂缓执行，申请执行人提供担保要求继续执行的，执行法院可以继续执行。提供担保的财产应当出具评估机构对担保财产价值的评估证明。评估机构出具虚假证明给当事人造成损失的，当事人可以对担保人、评估机构另行提起损害赔偿诉讼。 暂缓执行的效力 根据《暂缓规定》第二条规定，暂缓执行由执行法院或上级法院作出决定，并由该级法院的执行局制作暂缓执行决定书。决定书送达当事人后立即发生法律效力，它不存在复议和上诉的问题。暂缓执行的效力表现在二个方面：一是对执行程序产生的效力，一是对参与执行程序的人的效力。执行程序在人民法院决定暂缓执行中，即应暂时停止执行工作执行人员在未决定恢复执行程序之前，不得进行执行活动；任何一方当事人以及其他参加执行程序的人，不得改变暂缓执行前的财产状况和事实状况，如权利人不得自行采取行动向被执行人追索债务，被执行人不得自行使用和处分己被查封、扣押的财产，协助执行人不得推卸协助执行的义务。 暂缓执行的期限根据，《暂缓规定》第十条的规定，一般不得超过三个月，因特殊事由，可以适当延长，延长的期限不得超过三个月。日期从执行法院作出暂缓执行决定之日起计算。暂缓执行的决定由上级人民法院作出的，从执行法院收到暂缓执行决定之日起计算。 暂缓执行的审查 依据《暂缓规定》第十一条规定，人民法院对暂缓执行的案件，应当组成合议庭对是否暂缓执行进行审查，必要时应当听取当事人或其他利害关系人的意见。 暂缓执行的监督依据《暂缓规定》第十二条的规定，上级法院发现执行法院对不符合暂缓执行条件的案件决定暂缓执行，或者对符合暂缓执行条件的案件未予暂缓执行的，应当作出决定予以纠正。执行法院收到该决定后，应当遵照执行。 执行程序的恢复根据《暂缓规定》第十三条的规定，暂缓执行期限届满后，人民法院应立即恢复执行。暂缓执行期限届满前，据以决定暂缓执行的事由消灭的，如果暂缓决定是由执行法院作出的，执行法院应当立即作出恢复执行的决定；如果该暂缓执行的决定是由上级法院作出的，执行法院应当将该暂缓执行事由消灭的情况及时性时报告上级法院，上级法院应当在收到报告后十天内审查核实并作出恢复执行的决定。《意见》第二百六十八条规定，被执行人或担保人对担保的财产在暂缓执行期间有转移、隐藏、变卖、毁损等行为的，人民法院可以恢复强制执行。第二百七十条规定，被执行人在人民法院决定暂缓执行的期限届满后仍不履行义务的，人民法院可以直接执行担保财产，或者裁定执行担保人的财产，但执行担保人的财产以担保人应当履行义务部分的财产为限。
什么是免责条款免责条款常被合同一方当事人写入合同或格式合同之中，作为明确或隐含的意思要约，以获得另一方当事人的承诺，使其发生法律效力。就其本意讲是指合同中双方当事人在订立合同或格式合同提供者提供格式合同时，为免除或限制一方或者双方当事人责任而设立的条款。因此说，免责条款以意思表示为要约，以限制或免除当事人未来责任为目的，属于民事法律行为。 免责条款的特征1、免责条款具有约定性。无论是普通合同还是格式合同，都是双方当事人依据意思自治的原则协商同意的，合同中约定的免责内容和范围，得到了双方当事人的认可（包括被动或盲目认可），因此具有明显的约定性。 2、免责条款具有规定性。即免责条款必须是以明示的方式作出，任何以默示的方式作出的免责都是无效的。 3、免责条款具有约束性。合同订立后，一旦出现免责条款规定的情形和条件时，即可排除或者限制当事人未来的民事责任（部分或全部责任），这样既约束了享受免责条件一方当事人承担的主要义务，又约束了另一方当事人要求对方履行主要义务的权力。 免责条款有效的认定确认免责条款的效力，如同确认其它民事法律行为一样，必须具备一定的法律要件。一般情况下，只要经当事人协商确定的免责条款，不违及社会公共利益，法律是承认免责条款的效力的，否则就没有合同自由可言了。确认免责条款有效，应具备以下法律要件： 1、必须是双方当事人真实的意思表示。合同的本质即是一种合意，合同的成立意味着双方当事人的意思表示达成一致。这个意思表示必须要明确且真实。合同中所约定的全部条款都必须是双方当事人经过深思熟虑后形成的真实的意思表示，否则无效。 2、必须经双方当事人协商同意。双方的意思表示都是通过一定的条款表现出来的，意思表示一致应当表现为对合同全部条款和内容的协商一致。即使是格式合同，也必须对规定的条款（包括附加条款）达成一致，必须为对方当事人所接受才能缔约生效，否则无效。 3、必须符合社会公共利益要求。合同中免责条款的订立，必须要保障公民及亲友的生命健康、名誉、荣誉、财产等免受损害，必须维护国家、集体或第三人的合法权益和利益，否则无效。 4、必须合理分配双方当事人之间的权益与风险。合理分配双方当事人之间的权益与风险是免责条款的主要功能，也是其合理性因素之所在。司法实践中，大多免责条款是在既有的价格、保险等机制的背景下合理分配风险的措施，是维护企业的合理化经营、平衡条款使用人、相对人乃至第三人之间利益关系的手段，它不是对国家强制性的否定，也不是对法律的谴责和否定违约以及侵权态度的藐视。如购销合同中，免责条款常起着分配风险的作用，并由此决定谁在实际上投保抵御风险，左右着合同标的价格。此类免责条款只要不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均应属于有效。但不能合理分配双方当事人之间的权益与风险，限制或剥夺另一方当事人权益或故意加大另一方当事人风险的免责条款，当属于无效。 5、必须予以说明的格式合同免责条款，其提供者必须尽说明义务。格式合同不同于其它合同，它是由提供合同的一方事先拟定好相应的免责条款，且拟定合同条款的一方一般属于垄断行业，如邮电、铁路、航空、保险等行业，他们从维护自身利益出发，事先拟定好条款，包括免责条款，由于是由自己事先拟定的，所以对各项内容比较熟悉，特别是有关免除或者限制自己责任的内容，更是经过反复研究，唯恐自己承担过多的责任，想方设法地免除或者限制自己的责任；而对另一方当事人来讲，由于对格式条款的内容事先不知，一旦想订合同才接触相关条款，而格式条款的内容又很多、很细，他们往往只注意到自己有哪些权利和义务，很少注意到对方设定或隐藏设定的免责条款，而且这些免责条款往往表述得似是而非，非专业人员很难一下子看清其中的奥妙。因此，合同法规定要求提供格式合同者在订立合同时，必须以合理的方式提请对方当事人注意免除或者限制其责任的条款，并对这些条款予以说明。如果格式条款的提供者在订立合同时，未尽提请对方注意和说明的义务，属于强迫对方当事人接受不公平条款，则该免责条款无效。 免责条款无效的认定对于免责条款的效力，法律视不同情况采取了不同的态度。司法实践中对那些明显违反诚实信用原则和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免责条款，法律也是禁止的，否则不但会造成免责条款的滥用，而且还会损害一方当事人的利益，也不利于保护正常的合同交易。为此，《合同法》第52条对确认免责条款无效作出规定：“合同中的下列免责条款无效：一是造成对方人身伤害；二是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给对方造成财产损失的”。之所以规定这两种免责条款无效，是因为它不仅违反了诚实信用的原则，而且也侵害和损害了对方当事人的人身权利和合法权益，所以必须坚决禁止。 具备下列条件之一的免责条款无效： 1、显失公平的无效。我国《合同法》第40条规定：格式条款具有本法第五十二条和第五十三条规定的情形，或者提供格式条款一方免除其责任、加重对方责任、排除对方主要权利的，该条款无效。这种明显免除自己责任或明显排除对方当事人主要权利的免责条款，造成了当事人事实上的诉讼地位偏差和不平等，也就是明显失去公正即显失公平，必须确认其无效。 2、以各种方式、手段订立的免责条款，损害国家、集体或第三人利益的无效。一方以欺诈、胁迫手段、恶意串通或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订立合同中设立的免责条款，损害国家、集体或第三人利益的，均属无效。 3、格式合同免责条款未向对方当事人提醒注意和详细说明的无效。格式条款的提供者出于保护其身利益的目的，而设立一些免除自身责任的条款，签约时既不向对方当事人提醒，也不向对方当事人作出任何说明，致使对方当事人要么懵懂签约，要么被迫接受其条款，这显然是不公平的，因此，合同法要求提供格式条款一方在与对方当事人签订合同时，应特别提醒合同中所约定的关于免除自身责任的有关条款，并对此条款的本义作出详细说明，在得到对方当事人的认可后方能生效。故意不提醒注意或作出说明的，则此条款无效。去年以来，我院曾受理多起因保险合同而设立免责条款的案件，皆因保险公司未尽提醒说明义务而败诉。 4、造成对方人身伤害的条款无效。对于人身的健康安全和生命安全，法律是给予特殊保护的，并且从整体社会利益的角度来考虑，如果允许免除一方当事人对另一方当事人人身伤害的责任，那么就无异于纵容当事人利用合同这种形式合法地对另一方当事人的生命进行摧残，这与保护公民的人身权利的宪法原则相违背的。并且在实践中，这种免责条款也是与另一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相违背的。所以必须加以以禁止。在实践中，此类免责条款大多出现在雇佣合同、医疗合同以及与人身权相关的合同中。 从国家法律对人身侵害的制裁具体考量。人身伤害之责任亦不能事先约定免除。侵害人身权的行为不仅应受到道德和法律的否定，更应受到法律的制裁。此种制裁在民事领域内不是以人身惩罚为原则，而是以强制分割方法，真实支付损失赔偿为手段，若允许事先免除人身伤害的责任，则无法使被侵害人得到应有的赔偿，使行为人得到应有的惩罚，使法律失去其应有的效用。 关于人身伤害的不能免责，应是绝对的，并无轻重之分。在实践中此类免责条款常以以下四种形式出现： （1）、全部免责。即当事人事先约定未来的受害人放弃将来对应承担责任方提出任何赔偿的请求。此种免责条款在雇工合同中最为普遍。 （2）、限制责任条款。即当事人事先约定对将来的人身伤害赔偿以特定方式计算或不超过一定数额的有限赔偿。当前医疗合同中常有此类条款。 （3）、限制请求期限的条款。即事先约定将来的受害人须在一定期限内提出人身损害的赔偿请求，逾期不再享有请求赔偿的权利。此种免责条款不以直接免除责任为表象，而以限制请求期限约束当事人的请求权，借此逃避法律的规制。 （4）、设立固定赔偿金额或模式。即事先约定在发生人身伤害责任时，应承担责任方以一笔金额固定的款项作赔偿，不足部分则予以免除或以一种固定的模式进行赔偿，而不按相关法律规定据实赔偿。 以上四种形式的免责条款，在司法实践中均应依合同法之规定确认其无效。 5、因故意、重大过失致他人财产损失的免责条款无效。合同法第53条规定因故意或重大过失致他人财产损失的责任不能事先约定免除。该项规定系由过错程度控制免责条款的效力。从过错程度看，因故意或重大过失造成他人财产损失的责任是否允许被事先特约免除，与国家对违法行为否定性评价机制有关，无论因故意或重大过失造成他人财产损失是触及了社会一般道德范畴，还是属于违法范围，均应遭受否定性的评价，属于国家、社会所抑制的范畴。当然对于因一般轻微过失而造成的损害，虽同样应受到否定性评价，但因其对社会秩序、社会以公共利益触及不大、影响甚微，因而可以由当事人自行协调。司法实践中对一般轻微过失的损害的态度是：受害人请求赔偿的，予以支持；受害方愿意免除侵害方责任的，予以尊重。然而因故意或重大过失所产生的责任，没有任何可免除的理由。
什么是加害给付加害给付是指因债务人的履行行为有瑕疵，使债权人的其他利益受到损害。例如，债务人交付的家畜患有传染病，致使债权人的其他家畜受传染而死亡；因债务人交付的家电质量不合格，致使使用人在使用过程中受到损害等。在加害给付中，债权人受到的损害，可能是财产利益，也可能是人身利益。 在加害给付致债权人损害时，债权人究竟以何种根据请求债务人赔偿，学者意见不一。有的学者认为，因债务人瑕疵履行，使债权人受到原债务范围以外的损害的，仅在债务人有故意或过失的场合，才负赔偿责任，因而债权人只能依侵权行为的规定，请求损害赔偿。也有学者认为，瑕疵履行行为同时具备侵权行为要件的，债权人除可依债务违反请求损害赔偿外，还有侵权行为损害赔偿请求权，债权人得选择一种有利的根据请求赔偿。还有学者认为，瑕疵履行的损害赔偿，是将债权人的侵权行为责任转换为债务违反的责任，此时，债务人的注意义务为“履行债务时应尽交易上的注意义务，以避免加害于债权人”，如果债务人的履行有瑕疵，应认为是基于履行上的过失而负赔偿责任。我国多数学者认为在加害给付的情况下，应当允许受害人选择提起侵权之诉或是违约之诉。 加害给付的特点1、债务人的展行行为不符合债的规定 加害给付只能在履行有效合同的过程中发生，也就是说，合同已经成立并生效，但债务人所作出的履行行为不符合合同的规定。如果合同不能成立或者应被宣告无效，或被撤销，在此情况下，只能产生不当得利的返还责任和缔约失责任，而不产生加害给付责任。还应当看到，加害给付的主体只限于合同关系中的债务人，也就是说，只有当债务人实施的不符合合同规定的履行行为造成对债权人的损害，才有可能构成加害给付。如果是合同关系以外的第三人实施一定行为，造成对债权人的损害，则不属于加害给付。 2、债务人的不适当履行行为造成了对债权人的履行利益以外的损害 所谓履行利益以外的其它利益，学理上又称为固有利益或维护利益，是指债权人享有的不受债务人和其他人侵害的现有财产和人身利益。此处所称的现有财产是指履行标的物以外的财产，或称为履行利益以外的财产利益。所谓履行利益以外的损失，《产品质量法》第29条称为“人身、缺陷产品以外的其他财产损害”，应该说后一种表述更为明确。它是指产品和劳务瑕疵以及违反附随义务等造成债权人遭受人身伤亡和给付标的以外的其他财产损害。 3、加害给付是一种同时侵害债权人的相对权和绝对权的不法行为 从上述分析可见，债权人享有的履行利益实际上是债权人享有的债权，而债权人事有的履行利益以外的其它利益，乃是债权人享有的绝对权，这两种权利分别受到合同法和侵权法的保护。由于加害给付的行为将同时构成违约行为和侵权行为。此种行为既可以是以积极的方式实施（如医院医生的误诊），也可以是以消极的方式实施（如故意不肯知产品不合格的危险而使买受人道受损害）。 加害给付行为可以是因为给付的标的物因质量不合格而造成债权人固有利益的损害，同时也可以是给付行为本身不符合合同规定直接造成债权人的固有利益的损害（如因承运人的重大过失致使旅游车翻车，使旅客遭受伤害）。 加害给付的法律后果在加害给付时，无论债务人给债权人或是与债权人有特殊关系的第三人造成财产上或是人身上的损害的，债务人均应予以赔偿。 我国《合同法》第122条明确规定：“因当事人一方的违约行为，侵害对方人身、财产权益的，受损害方有权选择依照本法要求其承担违约责任或依照其他法律要求其承担侵权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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