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义Economic Model 表示的是经济主体运行中带有总体性的本质性的特征，因此，它通常具有概括性，高度概括经济中的基本性质；它还具有整体性，描述的对象是某个整体，而非其局部；它也具有联系性，表示内容之间是有机联系的，而不是孤立的。 划分经济模式常常按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一定标志划分， 按社会制度或生产方式 可分为资本主义经济模式和社会主义经济模式； 按经济调节机制 可分为市场经济模式和计划经济模式； 按管理方式 可分为分权管理模式和集权管理模式；等等。世界经济发展情况表明，并不存在一套固定不变的经济模式，各国可以根据生产力发展的要求，结合本国国情，在各个不同发展阶段创造出与之相适应的和有利于推动经济发展的经济模式。我国当前正在进行的经济体制改革，其目的也就是彻底打破旧的、僵化的、弊端丛生的、严重束缚生产力发展的计划经济模式，建立新的、充满生机与活力的、促进生产力快速发展的市场经济模式。
联合浮动（Joint Floating） 目录 1 什么是联合浮动 2 联合浮动的产生 3 欧洲货币体系的联合浮动 什么是联合浮动 从汇率浮动的方式区分，浮动汇率体系可分为单独浮动、钉住浮动、弹性浮动、联合浮动。 联合浮动又称共同浮动（linked floating）、集体浮动（group floating），是指参加联合浮动的国家集团内部成员间的货币实行固定比价，并规定波动幅度，各有关成员有义务维持该比价，而对集团外部国家的货币则采取同升共降的浮动汇率。 成员国之间的波动幅度为±1.125%，成员国整体对美元的浮动幅度为±2.25%。这种体制有人称为“蛇行于洞”体制，故联合浮动也称蛇形浮动。联合浮动的目的是抵制汇率波动的不利影响。下图为欧共体成员国货币的联合浮动。 联合浮动 联合浮动的产生 20世纪70年代，以美元危机为主要内容的资本主义货币危机时断时续，对世界经济的发展产生了不利影响。1973年3月11日，欧洲经济共同体9国财政部长会议达成协议，率先建立联合浮动集团，3月19日开始实行联合浮动。参加国有共同体成员国比利时、丹麦、法国、联邦德国、荷兰、卢森堡及非成员国瑞典和挪威。另外，3个共同体成员国英国、爱尔兰和意大利则因货币极不稳定和其他原因，暂不参加联合浮动,继续实行单独浮动。参加联合浮动的国家货币之间仍保持固定比价，汇率上下波动幅度定为2.25％。当成员国间汇率波动超过这一限幅时，有关国家中央银行就要进行干预。对集团以外其他货币的汇率，则随市场供求关系变化，任其自由浮动。成员国中任何一国货币汇率一旦受到抛售或抢购等冲击时，参加联合浮动的各国则采取一致行动。 由于参加联合浮动的各国经济实力存在差异，利害关系并不完全一致，联合浮动的基础比较脆弱。例如，法国、挪威和瑞典就先后退出了联合浮动。1979年3月13日，欧洲共同体九国布鲁塞尔会议达成的建立欧洲货币体系的协议正式生效。根据该协议，除英国外的8个共同体成员国都参加联合浮动集团，各成员国货币之间确立中心汇率，其上下总波动幅度仍为2.25％；意大利里拉为6％；1989年6月19日，西班牙正式加入欧洲货币体系，其货币对中心汇率的波幅也规定为6％。欧洲货币体系内部汇率先后多次调整，以保证成员国之间汇率联合浮动的长期稳定。 欧洲货币体系的联合浮动 欧洲货币体系（European Monetary System，简称EMS）联合浮动机制的内容包括： 1、确定每种成员国货币对欧洲货币单位(欧洲联盟成员国建立的一种货币单位，代替欧洲记帐单位，以欧洲联盟十五个成员国货币各占一定权数计算定值的)的法定中心汇率，每种货币离中心汇率的最大波动幅度称为最大偏离界限，最大偏离界限=±2.25％×(l—权数)。 它是根据每种货币在欧洲货币单位中所占极数的大小而不同，即权数大的货币的最大偏离界限应小于权数小的货币的偏离界限，以使权数大的货币有义务把自己货币汇率的波动约束在较小的幅度内。此外，还规定偏离警告线，它是最大偏离界限的75％，其作用是作为每种货币偏离同欧洲货币单位中心汇率的警告指示器，当达到偏离警告线时，该国货币当局应采取预防措施，防止达到偏离最大界限。 2、确定八种成员国货币每对货币之间的法定中心汇率，规定相互汇率波动的幅度不得超过中心汇率的±2.25％，意大利里拉较弱，同其他成员国货币的汇率波动幅度可扩大到士6％(1995年已暂时扩大为15％)。 各国货币间形成相对固定的平价网汇率体系。当每对货币间汇率变化超过士2.25％时，双方货币当局有义务进行干预，即硬币一方抛售本国货币，软币一方买进本国货币，相互进行支持，使双方汇率重新恢复到允许的波动幅度之内。八种成员国货币对其他货币实行共升共降的浮动汇率。
布鲁斯模式 ,波兰著名经济学家弗·布鲁斯提出的关于社会主义经济运行模式的理论。其特点表现在它对社会主义经济模式、社会主义经济运行与政治结构的关系和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改革问题作了全面系统而深刻的分析。布鲁斯在1961年出版的《社会主义经济的运行问题》一书中明确区分了“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和“社会主义经济模式”两个概念，认为经济制度指的是生产关系，而经济模式指的是经济运行机制。生产关系的性质可以决定一定经济运行机制的基本原则，但并不等于在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基础上不可能有不同类型的经济运行机制。相反，划分不同类型的运行机制的可能性是存在的，如生产资料的社会占有可以有不同的组织形式，在集中决策和分散决策两个方面可以有不同的划分范围，在劳动者参加社会化企业管理方面可以有不同的形式和参与程度，在经济刺激方面可以有不同的表现形式等等。 介绍 他指出，社会主义经济模式可以根据不同层次的经济活动的决策方式来划分。他把整个社会经济活动的决策分为三个层次：一是宏观层次的决策，决定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战略性问题，如经济增长速度、积累和消费的比例关系、投资和消费基金的分配等；二是企业经常性经济活动的决策，如产品的规模和构成、投入的规模和构成、供销关系的处理、劳动报酬的具体形式等；三是家庭或个人济活动的决策。布鲁斯认为，根据决策的不同情况，社会主义经济模式可以分为四种类型：（一）军事共产主义模式，它在上述三个决策层次上均采取高度集中化的办法；（二）集权模式，它在第二、三个决策层次上集中化，在第三个决策层次上非集中化，有消费品市场和劳动市场存在（其原因在于保留着家庭对消费和选择职业的自由）是该模式区别于前一模式的重要原则；（三）分权模式，其特点为第一个决策层次集中化，第二、三个决策层次非集中化，经济决策多层次化，形成中央和企业两级决策体制，企业有自主的计划，货币起积极的作用，国内价格与国际价格建立了联系，非国营经济自主性增强并进一步面向市场；（四）市场社会主义模式，它在三个决策层次上都分散化，扩大再生产的责任从国家中央计划部门转移到企业，某种资本市场接替国家预算企业之间、部门之间和地区之间再分配资本的职能，其运行只根据市场环境而没有中央的规定。布鲁斯认为，经济改革实际上就是进行模式选择，而模式选择关键在于经济管理体制的调整。在这之中，政治决策往往具有决定性的意义，经济运行与政治结构有密切的联系。经济模式转换以政治决策的转变为先决条件。布鲁斯进而对经济体制改革作了分析。他认为，在改革中必须协调好决策层次之间的关系，协调好直接决策与间接决策的关系，要同时运用货币单位平衡和实物单位平衡，要使价格形式取决于市场作用而又能保持中央政府的有效影响，等等。他还强调，市场机制起重要的作用，但它本身是“有调节的”而非“自由的”市场机制。布鲁斯的经济理论对苏联、东欧各国的改革具有十分重大的影响。
钉住汇率制(Pegged Exchange Rate) 目录 1 钉住汇率制概述 2 钉住汇率制度的缺陷导致汇率体系弊端 3 钉住汇率被维持或调整的时机 钉住汇率制概述 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1999年以前对汇率制度的分类大致有以下几种： (1)钉住汇率制。它是一种汇率相对固定的汇率制度，一个国家会将本国货币钉住另一种货币或一个货币篮子。 (2)联合浮动制度。这种汇率安排在1999年以前主要存在于欧盟内部，欧盟成员国之间汇率相对稳定，对外实行联合浮动。(当然，1999年1月1日起，欧元进入记账流通后，这种联合浮动实际上已经不存在了。) (3)管理浮动汇率制度。这是指货币当局对外汇市场进行干预，以使市场汇率朝向有利本国政策目标的方向浮动。 (4)单独浮动制度。这是指本国货币不与任何外国货币发生固定联系，汇率只根据外汇市场的供求关系的变化而变动。 钉住汇率制：指一国使本币同某外国货币或一篮子货币保持固定比价的汇率制度。一篮子货币指由多种国家货币按特定的权数组成的货币单位。 在钉住汇率制，一国货币与其它某一种或某一篮子货币之间保持比较稳定的比价，即钉住所选择的货币。本国货币随所选货币的波动而波动，但相互之间的比价相对固定或只在小范围内浮动，一般幅度不超过1%。被钉住的一般是主要工业国家的货币或IMF的特别提款权。 目前，大部分发展中国家实行的是钉住汇率制。按照钉住货币的不同，钉住汇率制可分为钉住单一货币和钉住一篮子货币。除钉住汇率制外的其它汇率制度，包括浮动汇率制，统称为弹性汇率制。 在钉住汇率制确定的汇率之下，储备余额将严格随着国际收支总额的变动而上涨（或下跌），即用本国货币抵消净盈余或赤字。中国的人民币是最重要的实行钉住汇率制的货币。这个国家国际收支强劲，官方公布2004年底的外汇储备已经达到6,000亿美元。将储备币种多样化并不简单，不仅会给美元带来贬值压力，还会给中国的外贸盈余带来上升的压力，从而迫使中央银行购买更多美元。在目前较好的外部环境下，仅通过重估货币或实行浮动汇率制就能够使银行放缓、分散化或逆转它们持有美元增长的趋势。 中国许多人认为现在的货币压力是外国直接投资旺盛的反映，而不是基本汇率均衡上升的结果，并以存在大量失业劳动力为证据。 经济规模小和经济实力较弱的发展中国家倾向于选择钉住汇率制，这主要是由于它们承受外汇风险的能力较差。 目前的固定汇率制主要表现为钉住汇率制。这种钉住不同于布雷顿森林体系下钉住美元的做法，因为那时美元是与黄金挂钩的，而美元的金平价又是固定的。而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后，一些国家所钉住的货币本身的汇率却是浮动的。因此目前的固定汇率制本质上应该是浮动汇率制。 钉住汇率制度的缺陷导致汇率体系弊端 在国际货币多元化背景下，各种货币兑换比例及其变动，对一国经济和世界经济有巨大影响。由于货币符号作为货币的本体，货币之间的兑换比例无法自然固定。而一些小国和地区抗外来冲击的能力较弱，为了保持自身的经济稳定需要相对固定的汇率制度。在现实条件下只能采取人为固定的方法—— 钉住汇率制度。钉住汇率制度有利于本国货币的稳定、治理国内恶性通货膨胀、稳定与其他国家的经济往来关系，也有利于提高一些经济实力不强的国家的货币的信誉和地位，但是，钉住汇率制度会导致一国经济政策失去独立性。 首先，它不利于调节钉住国与被钉住国的经济关系。钉住国 与被钉住国的经济增长率不同，通货膨胀率不同，国际收支的差额不同，因而两国货币汇率需要不断变化才能调节两国的经济关系。 其次，它不利于调节钉住国与其他国家的经济关系。钉住国相 对于其他国家而言的经济和贸易情况与被钉住国相对于其他国家 而言的经济和贸易情况不可能是相同的，因而钉住国与被钉住国货币汇率需要不断变化，才能调节钉住国与其他国家的经济关系。 再次，它不利于调节钉住国的国内经济。钉住国的货币随着 被钉住国的货币浮动，不但会加剧国内存在的经济问题，而且还 使钉住国无法利用货币政策去解决国内经济问题。例如，当钉住 国货币随着被钉住国货币降值时，将会带来钉住国出口增加和进 口减少。如果钉住国正发生通货膨胀，那么通货膨胀的形势将会恶化。当钉住国货币随着被钉住国货币升值时，钉住国的出口将会减少而进口将会增加。如果钉住国正陷于经济停滞，那么经济 停滞的形势将更加严重。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专家提醒，根据近年来国际经济金融运行中出现的问题，新兴市场国家如果与国际市场存在重要的联系，其钉住汇率的制度容易遭受投机性的攻击和可能导致经济失衡的积累，而灵活的汇率制度有助于新兴市场在危机中承受较大的冲击。1992年以来爆发的主要金融危机都在一定程度上与可以调整的钉住汇率制度有关，如，1992年的欧洲，1997年的泰国、印度尼西亚、韩国，1998年的俄罗斯、巴西，2000年的阿根廷、土耳其等。但是在整个亚洲金融危机中，采取灵活汇率制的国家避免了那些采用钉住汇率制的国家出现的危机，如以色列、南非、墨西哥等。同时实行资本管制的新兴市场经济国家也安然度过了这些危机，如中国。 对实行以汇率为货币政策目标的国家，金融危机带来的教训有： 一是对于资本账户开放的国家，如果其外汇储备量不大，那么实行钉住汇率制度从长远看是不可行的； 二是钉住汇率制度(货币联盟、货币局、美元化)适用于具有较长的货币不稳定历史的国家，或者是那些与另一国家的一体化程度很高的国家； 三是实行灵活汇率制的国家偏向于以通货膨胀为目标。 目前全世界有关国家中，以地区货币和中央银行取代各国货币的正式安排的有欧洲货币联盟、非洲共同体法郎区、东加勒比货币联盟；接受美元作为法定货币的国家有南太平洋的密克罗尼西亚群岛的一些小国和中美洲的一些小国；通过立法确定汇率联系的国家和地区有阿根廷、原东欧转轨国家、香港等；实行爬行钉住汇率制的有埃及、匈牙利、越南、以色列、波兰等。 钉住汇率被维持或调整的时机 一、经济扩张期 钉住汇率的崩溃来自国内的原因总是国产品的供给持续地小于需求――或者是需求持续地超过供给即正的需求冲击，或者是供给能力下降即负的供给冲击。 前者包括： 1、政府在经济已充分就业的情况下为了刺激经济而实行赤字财政政策，导致经常帐户恶化，引起克鲁格曼（Krugman）1979年模型式的政府在外汇储备枯竭后被迫放弃钉住汇率的国际收支危机的情形； 2、经常帐户恶化表明外债增加，有凯恩斯主义倾向的政府可能会主动贬值希望以此来实现实际贬值，但如果价格呈粘性，则在充分就业条件下，名义贬值的效果终将为通货膨胀所侵蚀； 3、在惯性通货膨胀环境中私人部门居高不下的通货膨胀预期将迫使政府进行贬值，这是商品市场上的"自促成"的贬值； 4、政府在治理惯性通胀时要让私人部门相信其反通胀的决心，可引入一种钉住汇率，将其作为反通胀的货币政策的"名义锚 "。 后者包括： 1、在负的供给冲击下的举债消费使得经常帐户恶化，当外资不再流入时钉住汇率就难以为继，这就是1982年拉美债务危机的情形； 2、银行的存在使得负的供给冲击首先表现为银行呆坏账的上升，银行通常不愿用其资本金冲减，而是举借外债以保证向存款人支付，当银行即将破产时，政府通常会履行最后贷款人职能，而这将造成财政赤字，并通过克鲁格曼式的投机冲击的方式危胁到钉住汇率的稳定； 3、发展中国家在引进外资实现工业化的过程中将面临着初期外债增长、经常帐户恶化、实际汇率升值，如果投资项目最终不能产生出口创汇能力，一旦外资不再流入，该国将被迫偿还外债本息，就可能造成钉住汇率的贬值。 [编辑] 二、经济收缩期 假定经济的初始状态是内外平衡或衰退而非经济过热，在以下一些情形中初始钉住汇率将受到危胁： 1、锚币国家的利率水平提高将迫使本币利率也要提高才可以维持钉住汇率，而这将造成衰退，因此政府可能会主动贬值，如1992年欧洲汇率机制危机； 2、锚币相对于其他主要工业化国家的货币升值将使本币的实际有效汇率升值；出口竞争国货币相对于本币贬值将通过出口品的需求交叉价格弹性的作用使本国的出口需求减少，这两种情形都可能使本币发生主动贬值或自促成的贬值，这就是1997年的人民币汇率情形； 3、治理惯性通货膨胀时可能会出现滞胀局面――私人部门不肯调低其通胀预期，因而名义工资、产品价格即通胀率也降不下来，一个办法是使通胀预期下降到负值，这就是通货紧缩、萧条，显然其所付出的产出代价太大了；另一种方法即名义贬值、使实际汇率迅速贬值，这样可使产出结构发生转换――生产出口品比生产非贸易品更有利可图、从而使非贸易品部门因需求减少而失业的生产资源转移到出口品部门，达到充分就业，也可使支出结构发生转换――使本国居民和外国居民将支出更多地用在本国产品上从而改善经常帐户，使经济走出衰退； 4、1997后人民币不贬值使其实际有效汇率升值，对出口造成的打击结合其他一些体制性因素共同构成了较严重的负的总需求冲击，甚至使经济陷入了"流动性陷阱"之中，解决此问题可用名义贬值的方法，它可使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贬值，从而扩张总需求； 5、不成功的工业化使钉住汇率下的实际汇率高估，如果引发货币危机，就会使本币过度贬值、资本外流、内需萎缩，此时既需保持"软货币"以利于出口增长，又需保持低利率以实行扩张性政策，在资本自由流动的情况下这是不可得兼的，只有实行资本管制，才可缓解衰退，这可谓正统经济学所反对的"异端"调整计划，马来西亚在1998年曾用过此方法。
概述 是一定历史时期社会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各层次的规定按一定联结方式和构造格律的有机结合而形成的图式。 详细 概括地说，它是由这样两个方面内容的有机结合：一是一定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和结构及其所决定的一定的产品分配的形式和结构；另一是在一定的生产资料所有制框架下经济运行机制的运作形式，这后者便是经济运作模式。它表现为经济活动的各个主要方面的运作原则，主要是经济活动的决策、信息、传递、协调、动力等方面的原则。国家所实行的经济体制不同，由此所形成的经济运作模式也不同。按经济调节机制划分，通常分为计划模式和市场模式；按管理特点划分，通常分为集权管理模式和分权管理模式。
内容 刘易斯模式刘易斯模式可以概述如下：工业部门在生产中获得的利润假定全部用于投资，形成新的资本积累。资本积累的增加使每个工人的装备水平提高了，从而使劳动生产率相应提高。于是，资本家将雇佣更多的劳动力来扩大生产规模，劳动力需求的增加引起农村劳动力向城市部门流动。但是，由于农村中存在着大量的非生产性的剩余劳动，因此，虽然劳动力的需求增加了，但工业部门的工资水平仍然不会提高。结果，生产扩张给资本家带来更大的利润。受利润引诱，资本家将继续增雇工人来扩大生产规模。城市工业部门对劳动需求的增加进一步引诱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由于农村中剩余劳动规模巨大，劳动供给是无限的，工业工资水平仍将保持不变。结果资本家利润就更大了。这些利润又转化为投资，使资本积累继续增加，劳动生产率继续提高，资本家继续扩大生产规模，增雇工人，农村人口继续向城市转移。这个过程一直要进行到农村剩余劳动力全部被工业部门吸收完为止。在这种情况下，工业部门的劳动供给就不是无限丰富了，而是像资本一样变为相对稀缺了。农业部门像工业部门一样现代化了，二元经济也就变为一元经济，发展中国家从此就进入了工业化。 理论 刘易斯模式按照刘易斯的定义“过剩劳动力”是劳动力的一部分，把这部分除掉后，即使其他投入要素并不增加，而产出总量并不减少甚至还略有增加。这部分劳动力，形式上就业，实际上对生产并未起任何作用，或者只起极其微小的作用。由于农业部门存在着过剩劳动力，而农业部门自身已不会再生出对这部分过剩劳动力的生产性使用，这样，使之向工业部门转移，对两个部门均有益，因为这一转移不仅有利于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而且使工业部门也得到了发展所需的劳动力。要使农业劳动力向工业部门的转移得以实现，必须使工业部门具备吸收这部分从农业部门中游离出来的过剩劳动力的必要条件，即新兴工业部门在早期是劳动密集的，有能力吸收过剩劳动力；工业部门的工资水平和农业部门的人均收入水平的差额，正好足以支付较高的城市生活费用，并提供最低限度的诱因；通过教育和技术培训，使过剩劳动力转变为熟练劳动力；在工业部门，只有在达到边际产品与工资相等这一特定点时，劳动力才会被雇佣。过剩劳动力由农业部门向工业部门移动，其结果：劳动总产品在劳动力和资本家之间分配，分为对劳动的工资支付与资本家的利润两部分。资本主义部门的增长及其对农业部门过剩劳动力的吸收率，均取决于资本主义利润的使用。由于劳动力的无限供给能按一种不变的工资率从传统的农业部门吸引出来，就会使现代制造业部门获得高额利润。当这些利润被再投资时，将促成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如果农业仍然存在着过剩劳动力，则农业中仅足糊口的工资水平仍会保持不变，而工业的劳动市场由于有过剩劳动力的源源供给，工资水平将不会提高。资本家如果再把利润转为资本，这一过程将循环进行，过剩劳动力最终被全部吸收。 上述农业过剩劳动力的吸收转换过程将推动经济持续增长。当农业部门的过剩劳动力被吸收进工业部门时，农业部门的工资将开始上升，使贸易条件转向对农业有利，并导致工业部门的工资随之上升。资本积累的速度与规模，已突破了经济发展在最初阶段所遇到的劳动力无限供给的限制。当全部过剩劳动力被吸收时，工业部门的劳动力供给弹性已消失殆尽，因为农业部门已全部商业化，农业部门的生产者也加入了对劳动力的竞争。在此过程中，工业部门的利润部分不断增长，以确保过剩劳动力不断得到利用，并最终全部被吸收。实际工资也将随着劳动生产率的增长而不断提高，从而经济进入一个自我持续增长的新阶段。 意义 刘易斯模式总的看，该模式突出论证了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两个重要问题；一是城市工业部门和乡村农业部门结构上和经济上的差异；一是把两个部门连结起来的劳动力转移过程的重要作用。发展经济学关于人口流动理论的模式之一，刘易斯是第一个提出人口流动模式的经济学家，他认为，发展中国家一般存在着二元经济结构即国民经济含有两种不同性质不同结构的部门：一个是以传统生产方法进行生产的、劳动生产率极低的非资本主义部门，以农业部门或农村部门为代表；另一个是以现代生产方法进行生产的、劳动生产率和工资水平相对高的资本主义部门 ，以工业部门和城市部门为代表。经济发展依赖现代工业部门扩张，而农业部门为工业部门的扩张提供劳动力资源和资本积累。 因此，这一模式也称为二元部门模式（dual-sector model）。无限剩余劳动供给是刘易斯模式的前提条件，无限剩余劳动供给是指现代工业部门在现行的一个工资水平上能够得到所需的任何数量的劳动供给，也就是说，在现行的工资水平上，现代工业部门的劳动供给是无限的，是具有完全弹性的。 应用 刘易斯模式中国东部沿海一些省市，出现了以“民工荒”为表现形式的劳动力短缺现象，这一现象现已从沿海地区蔓延到中部地区甚至劳动力输出省份，幷且推动了普通劳动力工资的上涨。比如，在中国经济发达的珠三角地区，2004年前的10多年中，农民工的工资增长祗有60元，但到2005年一年就增长100多元，近两年的工资水平继续在提高。与此同时，城市失业率攀升和劳动参与率下降的趋势也得到遏止。这些都是劳动力市场变化的征兆。种种信息表明，中国劳动力的供给结构，特别是初等劳动力已经从供过于求转为供求平衡，局部地区已经出现供不应求，刘易斯模式已初见端倪。 刘易斯模式的到来也使得以往依赖劳动力数量和价格优势的中国经济发展模式遇到极大的挑战。中国经济发展模式，无论是政府的政策制定和制度安排，还是企业的产业组织选择和技术选择，或者整体经济的产业结构形成，都是在这种结构特征下进行的。一旦劳动力无限供给特征逐渐消失，中国经济将进入一个人们以往幷不熟悉的发展环境。因此，企业特别是政府如何应对刘易斯模式的挑战，某种程度而言将决定着中国经济的未来。 对企业来讲，是单纯依靠增加劳动还是依靠投资，或者转到以提高生产率为主要经济增长动力，主要取决于生产要素的价格。在劳动力价格便宜的时候，企业自然选择劳动密集型产业；在资金供给充裕的时候，企业会尽可能地获得投资；但这些资源都变得相对稀缺的时候，企业就会选择提高生产率。然而，企业能否得到这些正确的市场信号，就得看市场自身的完善程度。祗有通过竞争，才能真实地反映市场生产要素的价值。中国应主动寻求发展模式的超越，从现在依靠廉价劳动力、压低生产要素、资源价格增长的模式，转到更多依靠科技创新、知识产权保护、提高劳动生产率去追求更富质量的增长。 缺点 美国耶鲁大学经济学教授费景汉(JohnC.H.Fei)和古斯塔夫·拉尼斯(GustavRanis)认为：刘易斯的二元经济结构模式有两个缺点：第一，不重视农业在促进工业增长方面的重要性；第二，忽视农业生产率提高而出现剩余产品是农业劳动力向工业流动的先决条件。[1]
简介 【汉文】加拿大元 【英文】Canadian Dollar 【法文】Dollar canadien 【代码】CAD 【发行】加拿大银行（Bank of Canada/Banque du Canada） 【钞票】$1、$2、$5、$10、$20、$50、$100 【铸币】1c、5c、10c、25c、50c、$1、$2、 历史 1934年加拿大银行创建以前以及后来的一段过渡时期，政府发行的纸币和特许银行发行的纸币同时在市面上流通。后来，特许银行（Chartered Bank）发行的纸币逐渐退出流通领域，到1949年底，特许银行的纸币在实际使用中已不多见。 从加拿大银行在1935年以来，加拿大已经一共发行了六个系列的纸币，分别是1935版，1937版，1954版，加拿大风光版，鸟版以及现在 的加拿大旅程系列。1935年加拿大发行第一批钞票，分别用英语和法语两种文字印刷，以后发行的钞票系列却都是英法两种文字共同印刷。重新设计的钞票系列于1937年，1954年和1969 年发行，最新的钞票是1986年发行的。 浮动汇率 1962年5月2日以前，加拿大一直实行浮动汇率。1962年5月2日加拿大政府规定了加元与美元的固定汇率为1美元合1.081加元。1971年8月15日加元又开始采取浮动汇率。加拿大政府未规定出其货币必须有最低限度的黄金和外汇作为保证。随着美元的贬值，1971年9月18日加元与美元汇率按其含金量定为1美元含0.9957加元。1974年加元对美元汇 率升至16年来最高点，加拿大政府开始限制资本流出，同时加强了中央银行对外汇市场的干预。 1981年美元利率开始回升，但加元汇率基本上呈下降的趋势变化，1985年降至1美元合1.42加元。 1985年9月西方五国财长会议后，美元汇率连连下跌，加元不断上升，1986年1美元合1.3895加元，1987年合1.326加元，1988年合1.23 07加元，1989年升至1美元合1.184加元。 加拿大政府未规定出其货币必须有最低限度的黄金和外汇作为保证。随着美元的贬值，1971年9月18日加元与美元汇率按其含金量定为1美元含0.9957加元。1974年加元对美元汇率升至16年来最高点，加拿大政府开始限制资本流出，同时加强了中央银行对外汇市场的干预。1981年美元利率开始回升，但加元汇率基本上呈下 降的趋势变化，1985年降至1美元合1.42加元。1985年9月西方五国财长会议后，美元汇率连连下跌，加元不断上升，1986年1美元合1.3895加元，1987年合1.326加元，1988年合1.23 07加元，1989年升至1美元合1.184加元。
产生 锡克打破了“计划必须直接控制生产”的信条作为捷克经济改革设计师的锡克先后发表了《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货币关系》和《社会主义的计划与市场》。他在分析了传统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弊端之后，描述了一种被称为“社会主义的计划性市场经济”模式。 锡克打破了“计划必须直接控制生产”的信条，指出了社会主义经济中计划与市场相结合的必要性，并从理论上作了深入论证。在《第三条道路》中，他指出：“单靠市场或单靠没有市场的国民经济计划都不能保证经济的有效和符合社会长远利益的发展。”(O.锡克：《第三条道路》，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59页)锡克认为，计划和市场有机结合意味着两者的相互渗透。一方面，市场信息应成为计划制定的依据和执行的标准；另一方面，计划不仅要为市场规定方向，而且还要对市场施加影响，以克服市场的盲目性。他区分了国民经济中的微观平衡与宏观平衡后指出，微观平衡是指产品的供给结构和需求结构的平衡，这些平衡应由市场价格机制来解决；宏观平衡是指国民经济各部门，首先是第一部类和第二部类的平衡，须通过有约束力的国民收入分配计划来实现。锡克认为，通过对国民收入分配过程的有计划控制，国家便可实现总供求的大体平衡，这样既能保持经济运行的计划性，限制市场的自发性，克服宏观上的紊乱现象，又能使价格机制的作用得到充分自由的发挥，从而形成有效的社会主义计划性市场经济。 特点 锡克认为，一定的利益矛盾作为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某种特征仍然存在，这些矛盾成为了实现社会必要劳动耗费的障碍。这些矛盾在生产力发展的目前阶段无法克服。 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着具体劳动和社会必要劳动的矛盾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着具体劳动和社会必要劳动的矛盾。行政管理体制下的计划指标体制把管理部门的注意力集中在生产发展的数量方面，而忽视了生产的质的内容和使用价值的发展。在旧的行政管理体制下，每个企业会集中力量完成或超额完成年度计划任务(总产值、商品产值、净产值、按劳动力计算的总产值)，并且避开一切可能危及计划完成或给计划完成带来困难的活动，也就是避开技术革新、改进产品和生产新产品等。由于企业不可能仅仅依靠中央计划来作出最佳生产决策，因此必须创造各种经济条件，以便使企业对最佳的生产决策产生足够的兴趣。由于在现存的劳动和消费条件下生产者和消费者还存在着客观上相对立的利益，所以企业的决策必须不断地和直接地通过消费得到修正。如果没有一定的、特殊的经济关系对人们发生影响，那么一方面会出现尽量花费少量简单易行的劳动而不去继续发展劳动(从数量上和质量上)的倾向，另一方面会出现尽可能消费和追求更新的、更好的和不断变化的使用价值的倾向。而社会主义商品货币关系使作为生产者的利益和作为消费者的利益不断相互反应，并直接相互平衡，因而有助于达到某种社会必要的劳动耗费。社会主义商品关系是解决具体耗费的劳动和社会必要劳动之间矛盾的必要形式。 市场之所以不能被取代不仅是因为在技术上存在着不可克服的困难，而且还因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企业与社会之间存在着不可克服的利益矛盾。没有市场，就不能保证企业有社会所需要的微观生产结构，企业就不能灵活地根据需求的变化进行生产、积极主动地改进质量和生产新产品、最经济地利用生产要素、最大困难地提高生产率和最有效地进行投资等。没有市场，不仅自发的机制将消失，而且计划和监督结构也不可能弄清具体的需求，不可能最有效和最灵活地组织生产，从而也就不可能具体地反映社会利益和保证社会利益的实现。 原则 锡克模式的主要原则： 第一，客观经济分配计划，这是保证社会主义经济协调发展的关键。 第二，企业的独立性。企业是作为具有独立经济利益的商品生产者出现在市场上，它们根据市场上的价格情况自行作出生产和投资的决策，参加竞争。这里就有一个所有制的问题。传统的政治经济学把国家所有制看成是所有制的最高形式，并把国有化看成是社会主义经济走向成熟的表现。毫无疑问，国家所有制是与计划经济体制相联系的，随着那种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在理论和实践上的矛盾，这种观念也动摇了。五十年代初，南斯拉夫建立了自治社会主义的模式，从而奠定社会主义社会所有制的实践基础。之后，许多经济学家从理论上论证了社会所有制的客观必然性(例如爱·卡德尔、弗·布鲁斯、本·沃德等)。锡克在一九八一年访华期间说，他倾向于社会所有制，也即集体所有制。他指出，有的国家的经济之所以出现困难，其症结不在于社会所有制，而在于取消了宏观经济分配计划，排斥了社会对企业必要的干预。 第三，市场的完善化。毫无疑问，社会主义经济中必须引入真正的市场机制。但是绝不能照搬资本主义商品经济中的市场机制。锡克指出，市场仍有很大的局限性：1.市场今天不是，过去也从来不是一个完善的市场，特别是在资本主义后期，它表现出由于垄断而造成的严重不平等的缺点；2.市场本身不能说明市场的未来发展，市场反映的只是在过去的生产和分配基础上出现的需求结构。对此，锡克提出市场机制完善化的两大对策：反垄断和加强市场透明度。锡克高度重视买方市场的重要性，指出这是市场机制发挥积极作用的一个必要条件，锡克设想了几种反垄断的措施。对于加强市场的透明度，锡克指出，社会主义企业的经营活动已不成为秘密，银行在社会簿记方面可以发挥更大作用，同时预测工作也应成为减少市场盲目性的一个重要手段。 作为理论模式，锡克的设想同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是一致的，人们可以从中得到不少有益的启示，特别是关于企业独立性与所有制问题和宏观经济分配计划问题。一九七二年，锡克在西德出版了他著名的《第三条道路》一书。在这本书里，锡克指出，集中化的经济体制一个必然的后果是政治上的专制，仅仅从个人崇拜上找原因而不分析体制的内在弊病，是简单化的做法，无助于社会主义的健康发展。 相关人物 奥塔·锡克(OtaSik，1919.9.11—22，2004.8.22)捷克斯洛伐克著名经济学家奥塔·锡克(OtaSik，1919.9.11—22，2004.8.22)捷克斯洛伐克著名经济学家。奥塔·锡克1919年出生在捷克斯洛伐克。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曾参与《资本论》捷文版的翻译，曾为苏联模式的笃信者。1955年后，捷克斯洛伐克经济遇到了困难，他开始对传统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提出怀疑。1963年，锡克撰写了一篇长文，探讨经济管理体制的改革问题。锡克从1962年起至1968年曾任捷克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1963-1968年又任经济改革委员会主席。在“布拉格之春”期间曾任政府副总理兼经济部部长。1968年8月21日苏联入侵捷克后，锡克流亡瑞士，任教于瑞士圣·加伦经济社会大学。 奥塔·锡克对于社会主义经济理论进行了系统的研究，撰写了大量著作。他的主要著作有：《社会主义的商品经济》(1958年)《经济—利益—政治》(1962年)《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和货币关系问题》(1962年)《社会主义的计划和市场》(1965年)《捷克斯洛伐克的经济改革》(1969年)《民主和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1971年)和《第三条道路》(1972年) 现状 锡克模式在计划与市场的关系问题上，长期以来一直存在着混乱思想，而这种混乱又同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之间的关系交织在一起。实际上，计划与市场是同一程度的概念，它们都是人们经济活动的具体方法和手段，而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则是另一同等程度的概念，它们表示经济资源配置的基本方式，它们是马克思所揭示的建立在社会化大生产基础上的整个社会按比例分配劳动这一“自然规律”的两种不同的实现形式。 但是，计划经济离不开计划手段，没有计划也就谈不上什么计划经济，同样，市场经济也离不开市场，离开市场也就没有市场经济。在马克思经典社会主义理论中，社会主义实行的是没有市场存在的计划经济，而在古典市场经济中，则没有计划的作用。正因为如此，人们习惯上把计划与计划经济等同起来，把市场与市场经济等同起来。从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对立中引伸出计划与市场的对立。在创立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中，首先破除了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作为区分社会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的标志。提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区分不在于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问题，认为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不存在根本的矛盾，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从而使人们从教条式地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框框中解放出来。过去人们之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出现混乱思想，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人们把经济制度与经济体制相混淆，把资源配置方式与生产关系相混淆，把马克思的理论社会主义与现实社会主义制度相混淆。邓小平在南巡谈话中明确提出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都是手段，没有姓“社”和姓“资”的问题。正是把计划和市场与社会基本制度相混同，一些学者便把社会主义以市场为取向的经济改革，看作是走资本主义道路。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雷诺兹比较客观地说道，社会主义在改革中更广泛地运用市场关系“有时被西方作者欢呼为‘回到资本主义’这种说法有其真实的成分。这不过是社会主义经济更加信赖市场关系和企业决策，比过去所做的可能更象资本主义一些。但是这种说法，其错误的成分也许更大些。这些经济仍然是社会主义经济，并未产生放弃公有制的问题，并未放弃政府对主要经济发展纲要的控制。”[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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