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家信心指数 企业家信心指数：也称“宏观经济景气指数”。它是根据企业家对企业外部市场经济环境与宏观政策的认识、看法、判断与预期（通常为对“乐观”、“一般”、“不乐观”的选择）而编制的指数，用以综合反映企业家对宏观经济环境的感受与信心。 景气指数以100为临界值，范围在0-200之间，即景气指数高于100，表明经济状态趋于上升或改善，处于景气状态；景气指数低于100，表明经济状态趋于下降或恶化，处于不景气状态。 其它 文化艺术,生活娱乐,人物百科,社会人文,中外历史...
走势图 企业景气指数是根据企业家对本企业综合生产经营情况的判断与预期（通常为对“好”、“一般”、“不佳”的选择）而编制的景气指数，用以综合反映企业的生产经营状况。 概括 景气指数又称为景气度，它是对景气调查中的定性问题通过定量方法加工汇总，综合反映某一特定调查群体或某一社会经济现象所处的状态或发展趋势的一种指标。景气指数的数值介于0和200之间，100为景气指数的临界值。当景气指数大于100时，表明所处状况趋于上升或改善，处于景气状态，越接近200状态越发好；当景气指数小于100时，表明所处状况趋于下降或恶化，处于不景气状态，越接近0状态越差。 了解手段企业景气调查20年代起源于西方国家，此后在世界范围内得到了迅速的推广和普及。1994年8月起，国家统计局开始进行企业景气调查工作，调查主要是借助信息公司的技术力量，开展对工业和建筑业企业直接问卷调查。全国范围的企业景气调查于1998年在统计系统正式进行，由国家统计局各级企业调查队组织实施。 调查内容 一、企业景气调查的概念及特点 统计图 企业景气调查是通过对部分企业负责人定期进行问卷调查，并根据他们对企业经营状况及宏观经济环境的判断和预期来编制景气指数，从而准确、及时地反映宏观经济运行和企业经营状况，预测经济发展的变动趋势的一种调查统计方法。它是适应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新形势，借鉴西方国家的经验而建立起来的一项进行事前统计的调查制度，它是增强统计服务时效性、扩大统计服务范围，提高统计服务质量的一种新的调查工作。 企业景气调查以问卷为调查形式，以定性为主、定量为辅，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景气指标为体系，以对企业的宏观经济环境判断和微观经营状况判断相结合的意向调查为内容。其信息具有较高的超前性、客观性、可靠性和连续性，无论在时间上还是在指标设置上都弥补了传统统计方法的不足。 二、企业景气调查的范围及对象 调查范围为：采矿业；制造业；电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建筑业；交通运输、仓储及邮政业；批发和零售业；房地产业；社会服务业；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住宿和餐饮业。 调查对象为：上述调查范围内的全部大型及以上和部分抽中的中小型法人企业及其负责人。 三、企业景气调查的内容 企业景气调查包括以下四方面的内容： 1、企业基本情况。 2、企业负责人对本行业景气状况的判断；包括企业负责人对当前本行业景气状况的判断、对下期本行业的景气状况的预计等。 3、企业负责人对企业生产经营景气状况的判断；包括对本期企业的生产成本、产销总量、价格、库存、资金、盈利、用工、投资及综合生产经营情况等景气状况的判断和下期景气状况的预计。因为同行业的企业所反映企业生产经营景气状况的内容不同，故对不同行业所设置的反映企业生产经营景气状况的指标也不同。 4、企业负责人对企业生产经营问题的判断：包括对目前本企业生产经营中的问题和生产经营的重点判断，以及企业对政府经济管理部门的要求等。 表示形式 统计图 企业景气指数的表示形式一般有三种； ⑴用正负百分数形式表示，以0作为景气指数的临界值，其数值范围在-100%——100%之间。 ⑵用正负小数形式表示，以0作为景气指数临界值，其数值范围在-1——1之间。 ⑶用纯正数形式表示，以100作为景气指数临界值，其数值范围在0——200之间。 当景气指数大于临界值时，表明经济状况趋于上升或改善，处于景气状态；当景气指数小于临界值时，表明经济状况趋于下降或恶化，处于不景气状态。 指数统计 国家统计局2008.1.9日公布的数据显示，2008年四季度上市公司企业景气指数为106.2，分别比三季度和上年同期回落39.4和62.7点。全国企业景气指数为107.0，比三季度回落21.6点。上市公司企业景气指数下降幅度超过全国企业景气指数下降幅度。 意义 企业景气调查是国家统计局企业调查队系统于1998年建立的定期调查制度。它采用重点调查与抽样调查相结合的方法，对象为全部大型企业和部分中小企业；范围覆盖八个主要行业，即工业、建筑业、交通运输业、仓储和邮政业、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房地产业和社会服务业。调查内容包括企业家对本行业景气状况的判断及预期和对本企业生产经营状况的判断预期。 数据 统计季度 指标值 涨跌额 涨跌幅 同比增长 2009-02 115.90 10.30 9.75% 0.00% 2009-01 105.60 -1.40 -1.31% 0.00% 2008-04 107.00 -21.60 -16.80% 0.00% 2008-03 128.60 -8.80 -6.40% 0.00% 2008-02 137.40 1.20 0.88% 0.00% 2008-01 136.20 3.24 -5.15% 3.43% 2007-04 143.60 4.77 -0.76% 4.95% 2007-03 144.70 -1.30 -0.89% 0.00% 2007-02 146.00 6.30 4.51% 0.00% 2007-01 139.70 0.30 0.22% 0.00% 2006-04 139.40 2.70 1.98% 0.00% 2006-03 136.70 -3021.00 0.59% -72.67% 2006-02 135.90 -3986.00 3.35% -75.31% 2006-01 131.50 -5412.00 -0.15% -82.00% 2005-04 131.70 -6569.00 -0.26% -84.35% 2005-03 132.04 -7691.00 0.25% -85.39% 2005-02 131.71 -8988.00 -0.57% -87.07% 2005-01 132.46 -10225.00 -1.68% -87.71% 2004-04 134.73 -11529.00 0.10% -88.07% 2004-03 134.59 -13535.60 0.12% -92.37% 2004-02 134.43 -8823.00 -1.08% -92.82% 2004-01 135.90 -0.07 -0.05% 0.00% 2003-04 135.97 -587.00 2.27% -40.26% 2003-03 132.95 -1442.00 14.02% -61.91% 2003-02 116.60 -2335.00 -11.13% -72.61% 2003-01 131.21 -3156.00 1.63% -77.03% 2002-04 129.10 -4186.00 1.67% -83.09% 2002-03 126.98 -5021.00 1.22% -85.25% 2002-02 125.45 -5827.00 6.33% -86.21% 2002-01 117.98 -6766.00 0.32% -87.97% 2001-04 117.60 -7653.00 -1.84% -88.82% 2001-03 119.80 -8509.00 -4.24% -88.83% 2001-02 125.10 -9767.00 5.48% -91.72% 2001-01 118.60 -6.80 -5.42% 0.00%
简介 联合国人类发展指数 人类发展指数（Human Development Index)，是由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在《1990年人文发展报告》中提出的用以衡量联合国各成员国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指标，是对传统的GDP指标挑战的结果。简称HDI。 人类发展指数自1990年创立以来，一直倍受关注，人类发展指数把发展的视角转移到了经济部门以外的其他部门，所以，许多国家公共政策的制定与实施都与人类发展指数息息相关，因此，人类发展指数成为联合国《人类发展报告》的旗舰。 但是一些专家、学者在肯定人类发展指数优势的同时，认为人类发展指数也存在着不足，鉴于以往的修正和改进，建立一个更能全面反映人类发展的尺度，这个尺度将政治自由、保障人权、自尊和生态环境等都包含在内，利用这个尺度来反映人类发展的进度，为决策者提供政策选择。 基本原则 1）能测量人类发展的基本内涵； 2）只包括有限的变量以便于计算并易于管理； 3）是一个综合指数而不是过多的独立指标； 4）既包括经济又包括社会选择； 5）保持指数范围和理论的灵活性； 6）有充分可信的数据来源保证。 衡量尺度 人类发展指数是对人类发展成就的总体衡量尺度。是测量一个国家在人类发展的三个基本方面的平均成就： 1）健康长寿的生活，用出生时预期寿命表示。 2）知识，用成人识字率以及小学、中学和大学综合毛入学率表示。 3）体面的生活水平，用人均GDP表示。 计算方式 由于人均GDP并不是衡量人类发展的唯一指标，因此人类发展指数另外加入两个与生活质量有关的指标——健康和教育。人类发展指数是在三个指标的基础上计算出来的：健康长寿，用出生时预期寿命来衡量；教育获得，用成人识字率（2/3权重）及小学、中学、大学综合入学率（1/3权重）共同衡量；生活水平，用实际人均GDP（购买力平价美元）来衡量。 为构建该指数，每个指标都设定了最小值和最大值： 出生时预期寿命：25岁和85岁； 成人识字率：0%和100%；为15岁以上识字者占15岁以上人口比率； 综合入学率：0%和100%；指学生人数占6至21岁人口比率（依各国教育系统的差异而有所不同）； 实际人均GDP（购买力平价美元）：100美元和40000美元； 对于HDI的任何组成部分，该指数都可以用以下公式来计算： 指数值=（实际值-最小值）/（最大值-最小值） 预期寿命指数 教育指数 成人识字率指数 综合粗入学率指数（GEI） GDP指数 LE：预期寿命、ALR：成人识字率、CGER：综合粗入学率、GDPpc：人均GDP（购买力平价美元） 影响 人类发展指数与世界各国收入概況 1990年以来，人类发展理念被广泛接受，其影响通过两个相互关联的行动进一步扩大。 第一， UNDP于1990年发布的第一份人类发展报告向全世界读者，包括政策决策者、民间社会团体、学者和发展工作者，介绍了人类发展理念，此后又陆续发布了17份全球人类发展报告和600多份国别和区域性人类发展报告，使人类发展理念及其研究方法在148个国家和地区得到应用。 第二，由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马蒂亚·森领导的专家小组根据当代人类发展的基本理念设计了人类发展指数(HDI)，用来评估和比较全世界不同国家及其同一个国家不同时期在健康、知识和收入三个重要领域的进步。由于治理和环境等难以量化、难以在全球范围内进行比较的许多重要因素被排除在外，HDI难以全面评估人类发展。 尽管如此，其简便实用性使其已经在全世界得到广泛使用。它使全世界认识到了发展的真谛。有些人均收入很高的国家人类发展指标却很糟糕，而有些人均收入不高的国家，其人类发展水平却高于许多其他国家。政府政策对人类发展重要因素的不同重视程度，导致人均GDP相近国家的人类发展结果大相径庭。 优缺点 优点 2008年 11月16日，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在北京发布《2007/08中国人类发展报告》 1）人类发展指数用较易获得的数据，认为对一个国家福利的全面评价应着眼于人类发展而不仅仅是经济状况，计算较容易，比较方法简单。 2）人类发展指数适用于不同的群体，可通过调整反映收入分配、性别差异、地域分布、少数民族之间的差异。HDI从测度人文发展水平入手，反映一个社会的进步程度，为人们评价社会发展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 缺点或局限性 1）人类发展指数只选择预期寿命、成人识字率和实际人均GDP三个指标来评价一国的发展水平，而这三个指标只与健康、教育和生活水平有关，无法全面反映一国人文发展水平。 2）在计算方法上，存在一些技术问题。如将九个国家的官方贫困线收入4861美元作为实际人均GDP的理想值，而对实际人均GDP水平超过4861美元的那些国家，按照公式计算，这些国家人均GDP的比值将小于0。这样，按HDI的公式计算，这些国家的HDI值将大于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计算的HDI的最大值。为此，开发计划署将这些国家的人均GDP设为0，这种处理方式无疑低估了人均GDP高于理想值的那些国家。 3）HDI值的大小易受极大值和极小值的影响。因为HDI是采用将实际值与理想值和最小值联系起来的方式，来评价相对发展水平的。所以，当理想值或最小值发生变化时，即使一国的三个指标值不变，其HDI值也可能发生变化。 批评声音 1）下级指数相互之间强烈相关（例如，收入和教育） 2）一些下级指标随着收入上升而不能采用（例如，日本的期望寿命>1） 3）没有顾及基尼分配（基尼指数），只是国家平均 4）某些群体的分割 5）对指标的主观评估 未来发展 人类发展指数 当代人类发展理念认为，发展的目标不仅仅是经济增长和国民收入的增加。发展意味着为全体社会成员创造一个能够充分发挥自身潜力、能够过上符合自身需要和利益的生活的环境，使他们对于自己认为有价值的生活有更多的选择空间。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富国和穷国（包括新独立的国家）生活水平之间的巨大差距引起国际社会普遍关注，“发展”成为全球关注的问题。在随后的60多年，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使人们能够严格区分短期和长期发展目标，也使人们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各种不同发展道路各自的优点和局限性。 尽管发展理念在演变，但战后最初30年关于发展的讨论集中于物质财富的积累，把经济增长视为发展的目标。人们分析了发达国家和传统社会经济增长的模式，提出了各种各样加快经济增长的建议，但基本前提都是把经济增长和发展混为一谈。人均GDP被广泛视为衡量一个国家发展水平的关键指标，经济增长快的国家被认为比经济增长较慢的国家更成功。 20世纪80年代，人们对发展的理解开始发生变化。因为越来越多的案例表明，经济增长与社会福利关键指标之间存在着复杂的关系。人们认识到，尽管经济增长是发展的重要前提，但只是达到目标的一个手段，而不是发展的最终目的。只有在用于提高人们的可行能力、使他们过上充实的生活、享受健康和良好教育、从充分发挥个人能力的就业中获得尊严、享有个人选择和追求个人目标的自由时，经济增长才算真正达到目的。人类发展理念的倡导者、经济学家马布·乌尔·哈克（1995年）曾指出，“经过数十年的发展，我们才重新发现显而易见的真理——人既是发展的手段，也是发展的目的。” 发展目的 1）人是国家的真正财富、也是发展的根本目的。人类发展是“扩展人的选择的过程”，是创造让人们过上他们有理由选择和看重的那种生活的环境，强调人的可行能力─即人能够做什么以及能够成为什么样人的能力。 2）人类发展理念强调均衡协调的经济与社会发展，尤其强调社会部门和公共服务部门的发展，社会组织的成长和社会结构的优化等；强调通过公共产品供给能力的建设提高人类发展水平。 3）人类发展理念重视可持续发展，强调既要使当代人的各种需要得到满足，又要保护资源和生态环境，保障后代人的生存和发展。它强调从当代人和后代人的生活质量的角度看待可持续发展，而不仅仅是从物质财富增长角度看待可持续性。 中国相关 人类发展指数 如果某国或地区的人类发展指数高于0.80，则是高人类发展水平；指数在0.50－0.79之间是中等人类发展水平；低于0.50则是低人类发展水平。联合国人类发展报告从1990年起，每年选择一个主题予以发布。 联合国2005年人类发展报告指出：中国在一些方面经历了历史上人类发展最快的进步，自1990年起人类发展指数排名上升了20位。中国人均收入翻了3倍，2005年排85位，比1990年上升了20位。财富的增长排名上升了32位，人类贫困指标在103个发展国家中排名第27位。性别发展指数排第64位。其中，香港地区在人类发展指数和性别发展指数方面被评为“东亚和太平洋表现最好的地区”。报告也指出：“中国减贫的步伐明显减缓”；“中国的社会发展正开始落后于经济增长，特别需要关注的是在减少婴儿死亡率方面的速度下降。越南、孟加拉等国在减少婴儿死亡率方面都比中国表现出色”；“中国地区发展的不平衡在加剧”等等。 主要国家和地区的人类发展指数 历年人类发展指数排名第一的国家 以下是报告发布年份，不是数据年份，如2006年的报告中所使用的是2004年的数据。 1980年 -- 瑞士 1985年 -- 加拿大1990年 -- 加拿大 1991年 -- 日本 1992年 -- 加拿大 1993年 -- 日本 1994年 --1998年加拿大 1999年 -- 加拿大 (HDI= 0.932) 2000年 -- 加拿大 (HDI= 0.935) 2001年 -- 挪威 (HDI= 0.939) 2002年 -- 挪威 (HDI= 0.942) 2003年 -- 挪威 (HDI= 0.944) 2004年 -- 挪威 (HDI= 0.956) 2005年 -- 挪威 (HDI= 0.963) 2006年 -- 挪威 (HDI= 0.965) 2007年 --冰岛 (HDI= 0.968) 中国 2006年 -- 香港 HDI=0.937 2006年 -- 澳门 HDI=0.940 2006年 -- 中国内地 HDI=0.777 2009年最新公布人类发展报告 UNDP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ＵＮＤＰ）5日发布年度人类发展指数，中国大陆在全球人类发展排行榜上排名第92位，与上一年度相比上升7位。 本年度指数依据182个国家和地区2007年人类发展三个基本方面的数据，即人均国内生产总值（ＧＤＰ）、预期寿命和教育。 榜上爬升速度最快国家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说，中国大陆的人均寿命、收入和教育程度都有长足进展，人类发展水平显著改善，所以排位上升。而且自1990年指数发表以来，中国一直是榜上爬升速度最快的国家之一。 ＵＮＤＰ解释说，本年度指数以全球经济危机爆发前的数据为依据，所以没有反映危机对不少国家产生的巨大影响。 《发展报告》说，中国2007年的人均寿命为72．9岁；15岁或以上成人的识字率达93．3％；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5383美元。 中国的排名虽有上升，但仍处于“中等人类发展水平”，未进入最高水平（报告中排名位列前83名的国家被划归为“高等人类发展水平”）。 去年11月，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在北京发布《中国人类发展报告2007／08》。报告指出，改革开放使中国在人类发展方面取得巨大进步，人类发展指数处于历史最高水平，接近“高等人类发展水平”的标准。 挪威蝉联榜首 中国排名92位 本年度报告排名第一的国家仍是挪威，第二名起依次为澳大利亚、冰岛、加拿大、爱尔兰、荷兰、瑞典、法国、瑞士、日本。美国排名13，较上回下降一位。中国排名92，较上年提升7位。 非洲国家尼日尔居末位，阿富汗和塞拉利昂分列倒数第二和第三。尼日尔人预期寿命为50岁，比挪威人短大约30年。挪威人均年收入是尼日尔人的85倍。 属最贫困之列的24个国家中，一半人口是文盲，排名84位至158位；人类发展状况属于中等的75个国家和地区中，文盲占人口20％。 日本人平均预期寿命为82．7岁，居全球首位；而阿富汗人平均预期寿命为43．6岁，为全球最短。 列支敦士登人均ＧＤＰ为85383美元，居全球最高；刚果（金）人均ＧＤＰ为298美元，处全球最低。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认定，全球人类发展状况自1980年以来总体改善15％，中国、伊朗和尼泊尔改善幅度最大。 在此次182个国家和地区中，排名最后的是尼日尔。 报告还指出，在最贫困的24个“低人类发展水平”国家当中，有一半的人口不认字，属于“中等人类发展水平”的国家则为20％。全球识字率最高的是格鲁吉亚，达100％。 自1990年以来，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一直都在其全球人类发展报告中发布人类发展指数，用以衡量联合国最新全球人类发展程度图各成员国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该指数从预期寿命、受教育程度和经济发展水平这三方面评价人类发展，用以下三个指标计算出来：健康长寿（用出生时预期寿命来衡量），教育获得（用成人识字率及小学、中学、大学综合入学率共同衡量），生活水平（用实际人均ＧＤＰ、即购买力平价美元人均ＧＤＰ来衡量）。
生产指数正文 反映产品产量增减变动方向和幅度的一种动态指标。它可以用来研究一种产品或多种产品的产量变动。 反映一种产品产量变动用个体指数，反映多种产品的产量变动则用综合指数或加权算术平均指数。综合指数的计算方法是： 式中q0、q1分别代表基期和报告期产品产量,p n代表可比价格（或不变价格）。计算综合指数时，可以用考察范围内的全部产品产量，也可以选择若干种生产金额大或具有某种代表性的产品产量。在中国，一般用长期计划期前一年不变价格计算的总产值变动来表明工农业产品的发展速度。这是根据综合指数的原理编制的一种生产指数。 加权算术平均指数是以个体指数k为变量,用加权平均法求得的生产指数噖。其计算方法是: 式中W代表权数。这里被平均的个体指数k，可以是某种产品的生产指数，也可以是某类产品、某个部门的产品、乃至某个地区产品的组指数。组指数的计算方法也同样是以各种产品的个体指数为基础，用加权平均法求得。 权数的选择，在于使总指数能够体现出各种产品在总产品中的地位，可根据不同的研究目的和资料条件而定。因此，根据研究的需要，凡能够起到这个作用的指标都可用来作为权数，如各种产品的价值量、劳动消耗量、从业人数等都曾被用来作为生产指数的权数。由于产品的价值量最能够在大范围内使用并且比较易于取得资料，因此各国多用产品的价值量作为权数，如用总产值、销售值、净产值、增加值等。选用权数的时期，有基期结构、报告期结构和固定结构几种，分别反映按各该时期产品结构生产时产品的平均增长速度。确定权数的工作量很大，不少国家采用在一段时期内（如五年）的不变权数。配图相关连接
社会进步指数(Index of Social Progress,ISP) 定义 社会进步指数（Index of Social Progress）,缩写为ISP，是由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的理查德·J·埃斯蒂斯(R. J. 社会进步指数Estes)教授在国际社会福利理事会的要求和支持下于1984年提出的，它涉及10个有关的社会经济领域，选择了相应的36项指标. 1988年埃斯蒂斯在《世界社会发展的趋势》一书中又提出了加权社会进步指数Weighted Index of Social Progress, 缩写为WISP。该指数将众多的社会经济指标浓缩成一个综合指数，以此作为评价社会发展的尺度。 社会进步指数包括10个社会经济领域的36项指标。10个领域分别为教育、健康状况、妇女地位、国防、经济、人口、地理、政治参与、文化、福利成就。未加权社会进步指数的计算，实际上是将每个指标的权数看作1，假定各指标在描述国家的发展水平方面具有同等的重要性。加权社会进步指数是在ISP的基础上，对各子领域的指数值作因子分析得到一组统计权数，然后对各子领域得分进行加权，最后得到加权社会进步指数值。根据埃斯蒂斯的计算，1983年中国的未加权ISP为74，属124个国家中的第77位，加权ISP为37，属124个国家中的第71位。 运用意义 社会进步指数是评价社会发展状况的一个有效工具，它不仅可以用于不同国家、不同地区间社会发展状况的比较，也可用于一国内部不同地区间社会发展水平的横向比较，还可用于一国不同时期发展水平的动态比较。与PQLI相比，社会进步指数的计算在社会经济领域及指标的选择上也比较广泛，因而能在一定程度上全面反映一个国家的社会进步状况。 局限性 首先，在发展领域及指标的选择上，未做出详细的理论说明。为什么选择这些领域作为评价社会进步的依据？这些领域是否包括了社会发展的所有方面？这些领域及相应的指标是否适合于对所有国家社会发展水平的比较？等等。 其次，在各子领域指标的选择上也极不平衡。比如，国防子领域仅选择了军费支出占GNP比重一个指标，而人口子领域则选择了5个指标，这势必影响加权指数中权数构造的准确性。再次，在子领域和指标的选择上，仍忽略了一些重要的社会发展领域。比如，缺乏反映社会秩序与安全、闲暇时间的利用以及反映财富分配方面的指标。 最后，所选择的这些领域及相应的指标，并不适合于反映所有国家的社会进步状况，没有注意到处于不同社会发展阶段的国家间的差异性，因而势必影响比较的准确性。
生活费用指数生活费用指数（Cost of Living Index，CLI），指在不同时点，消费者为达到某一效用(或者福利、生活标准)水平所需要的最小支出之比，有时也称为不变效用指数(constant utility index)、不变满意度指数(constant satisfaction index)、福利指数(welfare index)等。生活费用指数是建立在经济学基础之上的指数理论。 生活费用指数理论认为，消费者的行为是理性的，在价格发生变化的情况下，消费者会调整自己的消费行为和消费模式，达到消费行为的最优化。 构建方法 生活费用指数的基本构建方法是：事先设定某一效用水平，分别计算出消费者在报告期和基期为达到该效用水平所需要的最小支出，将二者相除就得到生活费用指数。 生活费用指数是以效用为基础的。在经济学中，用效用函数对偏好进行数学刻画，效用被定义为一个人从消费某种物品或服务中得到的主观享受或有用性。由此可以看出，经济学中的效用是纯经济效用，一般表示为消费品和服务数量的函数，即u=f(q) 消费者的支出函数c由效用水平U和价格P决定，我们用表示在价格为P的条件下，消费者为达到效用水平u所需要的最小支出。生活费用指数可以表示为： 优点 生活费用指数有这样几个优点： 第一，生活费用指数是以经济学理论为基础的，生活费用指数的分析方法完全可以整合到经济学中。 第二，生活费用指数可以反映消费者的替代行为，这与经济现实更为接近。 第三，生活费用指数研究的是价格变化对生活费用的影响，可以用于福利分析。 第四，生活费用指数理论框架能为CPI的编制提供一个很好的指导，如新产品问题、产品价格的确定、基本价格指数公式的选择等。 缺陷 虽然绝大多数经济学家都支持使用生活费用指数，但对生活费用指数的批评却从未间断过。事实上，经济学理论本身生活费用指数也有缺陷，所以，有些缺陷不仅仅是生活费用指数的缺陷，还是经济学理论本身的缺陷。 (1)效用的测度问题 生活费用指数认为消费者是理性的，在一定的约束条件下，会追求效用的最大化。但效用如何测度呢?在经济学说史上，经济学家最先使用基数对效用进行直接测度，这就是基数效用(cardinal utility)。19世纪末、20世纪初，经济学家对效用可以直接计量的假设产生了怀疑，于是又提出了序数效用(ordinal utility)的概念。但序数效用给经济学带来了新的困难：若效用无法计量，怎么来说明消费者的选择是由偏好或效用最大化决定的呢?为了解决“序数效用论”所蕴含的矛盾，萨缪尔森于1938年提出了显示偏好理论(revealed preference)：效用作为一种主观心理状态虽然观察不到，但消费者的行为可以观察到，消费者在市场上选择了某一产品组合，他的“偏好”就同时被“显示” 了出来，而无须对效用进行数量描述。但显示偏好理论的最大缺陷在于，它是一个无法被经验反驳和证伪的循环论证，因为无法证明只要消费者选择某一产品组合，就一定是效用最大化的。若效用是不可计量的，经济学家无法从实证的角度来定义效用的最大化，这将动摇经济学大厦的根基，人们难免也会对生活费用指数理论产生怀疑。 (2)行为经济学对消费者理性选择行为的挑战经济学理论认为，人是理性的，但由于环境的不确定性和复杂性、信息的不完备性以及人类认识能力的有限性，人们的理性认识能力会受到心理和生理上思维能力的客观限制，因而，人的理性应该是赫伯特·西蒙所说的有限理性。无论是完全理性还是有限理性，传统经济学理论终究认为人的行为是理性的。 但心理学和行为经济学的发展却对消费者的理性选择行为提出了挑战。人类行为有其理性的一面，也有其非理性的一面，理性行为并不是惟一的行为方式，无意识和非理性是一个被现代心理学家、行为学者充分证明的现象，如情绪化行为、冲动行为、从众行为等。在经济实践中，人们往往知道何为最优解，却因为自我拧制、意志力方面的原因无法做出最优选择。 200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丹尼尔·卡尼曼(Daniel Kahneman)发现，人类的判断和决策存在不确定性，即人类的判断和决策常常与根据标准的经济理论做出的预测大相径庭。卡尼曼还区分了当下的功利(moment—utility)与_记忆中的功利(remembered utility)，认为人的行为依赖于对过去行为结果的回忆，人的行为都是经过“记忆中的功利”进行评估后做出的，这种评估可能带来获得性偏见(availability biases)。 (3)偏好的变化问题 现代微观经济学的消费者行为理论将消费者的偏好描述成为消费品空问中的序关系。生活费用指数并不是比较不同无差异曲线上的产品篮子，而是使用同一条无差异曲线进行两个时期的比较。生活费用指数并不研究人们偏好是如何形成的以及各种偏好的优劣关系，这属于心理学、社会心理学的研究对象，生活费用指数假设消费者的偏好保持不变，因而属于一种比较静态分析。 (4)位似偏好问题 尽管生活费用指数本身并不要求位似偏好的假设，但位似偏好的假设能够使生活费用指数理论大大得以简化。例如，生活费用指数只有在位似偏好的条件下，生活费用指数与效用水平才是无关的；生活费用指数介于帕氏价格指数与拉氏价格指数之间；最佳价格指数是生活费用指数的二阶近似。 (5)代表性消费者问题 许多讨论生活费用指数的文献隐含地假设存在代表性消费者，也就是说，用代表性消费者的生活费用指数来代表整个社会的生活费用指数，这与经济学中的相关假设是一脉相承的。 (6)消费者构成的变化问题 在对单个消费者的生活费用指数进行加总时，总是假定基期与报告期消费者的构成是保持不变的。在现实中，有许多因素会影响消费者的构成，如小孩出生、小孩变成成年人、中年人变成老年人、人口死亡、人口流动等。在消费者构成变化比较小的情况下，这～问题可以忽略，但若消费者的构成变化较大的话，在加总时就必须考虑这一问题。一种可行的方法就是将消费者构成的流量变化部分剔除掉，只保留未发生变化的消费者。 参考资料 [1] 什么是 http://www.shenmeshi.com/Business/Business_20090424142909.html
社会福利函数社会福利函数是福利经济学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它试图指出社会所追求的目标应该是什么，应该考虑哪些因素。社会福利函数的研究在经历了古典效用主义时期、转折时期之后，进入了困惑时期和古典效用主义复兴时期。基本内容 社会福利函数把社会福利看作是个人福利的总和，所以社会福利是所有个人福利总和的函数。以效用水平表示个人的福利，则社会福利就是个人福利的函数。假设社会中共有n人，社会福利函数W可以记作： W = f(U1,U2,...,Un) 假定社会中共有A、B两个人，这时的社会福利函数可以写成： W = f(UA,UB) 对于不同的社会福利水平W1、W2、…、Wn，可以得出一系列的等福利曲线，等福利曲线与效用可能性曲线的区别在于：效用可能性曲线是消费者在分配某一既定数量产品时可能得到的各种效用组合；而表示社会福利函数关系的等福利曲线则表示不同的效用组合可以达到的社会福利水平。 基本性质 目前，对社会福利函数的研究仍在继续，但是，我们应看到，现代西方社会福利函数理论出现的古典效用主义的复兴，并不是对古典效用主义的简单回归。如果说古典效用主义是在批判当时的天赋人权哲学、为新兴资产阶级的平等和自由思想提供理论基础的话，那么，现代的效用主义则是对现代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所出现的平等、正义等问题的进一步思考。现代资本主义的发展虽然在物质上取得了较大的成就，但是它所引发的许多社会道德问题反映出它对人文关怀的忽视所造成的严重后果。因此，现代的社会福利函数理论再度强调了平等、正义、福利等问题的重要性，再度强调了效率并不是一个社会所应追求的惟一目标。 另外，从现代西方社会福利函数理论的发展中我们还可以看到：现代社会福利函数理论乃至整个现代福利经济学都和西方主流经济学一样有着不可克服的天生的缺陷，这种缺陷并不因使用了高级的数学工具而有所克服。这种缺陷就是：实证分析框架没有充分考虑规范性的前提，实证分析和规范分析相互独立。因此，真正克服这种缺陷需要在发展规范分析的同时对整个主流框架进行重新审视和设立。 不同时期的区别 社会福利函数一、古典效用主义时期 古典效用主义的社会福利函数把社会福利看作是所有社会成员的福利或效用的简单加总，任何社会成员的福利都被平等对待，即w = u1 + u2 + ... + ui，其中，代表社会成员福利水平的"ui"是可以用具体数字1,2,3等等来度量的基数效用。我们看到，这种福利函数使用基数效用，只关心效用总量，因而忽视了收入分配问题。而更重要的是，对于基数效用本身，很多人有非议。二、转折时期现代对社会福利函数的讨论最初是由伯格森(A.Bergson)和萨缪尔森(Paul A.Samuelson)分别在1938年提出并在1947年加以进一步说明的。伯格森和萨缪尔森提出的社会福利函数被称为伯格森—萨缪尔森的社会福利函数(bergson-samuel-son social welfare function)，它是一种实值的福利函数(real-valued welfare function)（因此简称为小写字母的swf)。它认为，社会福利值w（用序数表示）取决于被认为影响福利的所有可能的实值变量zi，即w = w(z1,z2,......)。这是一种一般化的函数，对于函数的具体形式没有任何的规定，这是它的缺点，也是它的优点。因为没有对函数的具体形式做出任何的规定，所以它只能是一种概念而已。事实上，萨缪尔森本人也曾说，如果不是许多人发现确定函数的形式变量的性质和约束条件的性质很有意义的话，这些无聊的话题也就到此为止了。但是，这种一般化的函数避开了价值判断问题，它可以包括帕累托标准，也可以不包括，还可以包括其他的标准。不过，在许多问题的讨论中，仅使用这种函数是不够的，必须加入一定的价值判断。 肯尼斯·阿罗 (Kenneth J．Arrow)从1951年开始对这个问题进行研究，他提出了一种不同的社会福利函数，即阿罗社会福利函数(arrowian swf)。这一函数是指由定义在社会状态集合x上的个人偏好排序r1，确定社会排序r的某种社会决策规划，即r=f｛(ri)｝。这种函数不同于伯格森—萨缪尔森社会福利函数：它的函数值正好对应一种伯格森—萨缪尔森社会福利函数，因为伯格森—萨缪尔森社会福利函数是不过，在许多问题的讨论中，仅使用这种函数是不够的，必须加入一定的价值判断。阿玛蒂亚·森 (Amartya Sen)强调了这种区别。因此，阿罗社会福利函数被称为大写的swf，以区别于小写的swf。 阿罗提出了著名的阿罗不可能性定理(arrow's impossibility theorem)，证明了在某些条件下阿罗社会福利函数是不存在的。实际上，阿罗证明的是阿罗一般性定理(general possibility theorem)，该定理证明阿罗社会福利函数必须至少满足五个合理化的条件，即：符合逻辑的个人效用函数的任意性(free triple)；选择的正或非负关联性(positive or not negative association)；无关选择的独立性(independence of irrelevant alternatives)；非强迫性或公民的主权性(non-imposition or citizens' sovereignty)；非独裁性(non-dictatorship)。（后来，证明过程有所修正，上述条件也略有变化。）但阿罗强调：遗憾的是，能够同时满足这五个条件的社会选择机制是不存在的。阿罗不可能性定理使福利经济学陷入了困惑之中。 社会福利函数三、困惑时期困惑时期是指20世纪60年代。在这一时期，社会福利函数的研究处于停滞状态，福利经济学家们被不可能性的结论困惑着，他们在思考：究竟什么样的社会选择机制才是可行的呢？到底阿罗式的社会福利函数存在什么缺陷，从而使合理化的社会选择机制不存在呢？对此，西方福利经济学家们进行了种种努力。 现在，西方经济学家们已经认识到：虽然阿罗不可能性定理使福利经济学笼罩在一片悲观的气氛之中，但是它对福利经济学发展所起的作用却是很重要的。因为很早以前，例如18和19世纪就已经有人注意到集体决策可能导致矛盾的结果，但直到阿罗才对这一问题给出了一个一般性的结论，免去了人们许多无谓的研究。更为重要的是，阿罗不可能性定理使西方经济学家们重新对社会选择问题进行深入的研究（据森的研究，公元前4世纪的亚里士多德等人就有对此问题的讨论），并试图寻找避免不可能性这一悲观结论的方法。阿马蒂亚·森等人的研究表明，阿罗不可能性定理只适用于投票式的集体选择规则，该规则无法揭示出有关人际间效用比较的信息，而阿罗式的社会福利函数实际上排除了其他类型的集体选择规则，因而不可能性的结果是必然的。阿马蒂亚·森于1998年度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其重要贡献之一即在于此。四、古典效用主义复兴时期 社会福利函数古典效用主义复兴时期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到现在。西方经济学家们认识到，采用序数效用的新福利经济学存在着不可克服的缺陷，阿罗不可能性定理实际上就揭示了这种方法的局限性：在缺乏其他信息的情况下，只使用序数效用提供的信息进行社会排序是不可能的。森的进一步研究表明，使用基数效用可以获得人际间效用比较方面的信息，从而可以得出一定的社会排序。同时，只要有人际间效用比较方面的信息，基数效用的使用并不是必需的，甚至序数式的人际间效用比较就足以逃出不可能性的结论了。这样，在其他人研究的基础上，黄有光于1975年提出了与古典效用主义相同的社会福利函数，并称其为“完全的效用主义”的社会福利函数。他认为，由于经济学家中普遍存在的“效用幻觉”，那种认为效用主义的社会福利函数忽视了收入分配问题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这里，我们看到，在越过了阿罗不可能性定理这一障碍之后，社会福利函数出现了向古典社会福利函数回归的趋势。同一时期，采用基数效用的许多社会福利函数出现了，例如，新古典效用主义的社会福利函数(neo-utilitarianism swf):其中，ui表示如果作为社会中某个人i会具有的效用，πi表示相应的概率。这一函数是维克里(W.Vickery)和海萨尼(John C.Harsanyi)等人在古典效用主义的社会福利函数基础上考虑了不确定性因素后所得到的结果。 又如，精英者的社会福利函数 (elitist swf)，其函数形式是：w = max(u1,u2,...,ui)，即社会福利水平取决于社会中效用最高或境况最好的那部分人的福利水平。该函数允许极度的两级分化，因而受到广泛的批评。与此相对的是罗尔斯主义的社会福利函数(rawlsian swf):w = min(u1,u2,...,ui)，即社会福利水平取决于社会中效用最低的那部分人的福利水平。该函数假定每个社会成员都有最基本的自由，他们无法预知自己处于何种效用水平上，而且，每个人都是厌恶风险的，罗尔斯社会福利函数遵循的是最大最小标准，即社会福利最大化的标准应该是使境况最糟的社会成员的效用最大化，同时使所有人在机会平等的条件下都有事情可做。再如，纳什的社会福利函数(nash's swf):w = u1u2...ui，即社会福利水平为所有社会成员效用水平的乘积。该函数形式有以下两点不足：一是当某一效用水平为负其他效用水平为正时，社会福利水平也为负，而与其他社会福利水平为很小的正值的社会状态相比，这实际上不一定是一种不可取的社会状态；二是当某些效用水平为极小的纯小数时，同样会出现上述情况。还有，阿特金森的社会福利函数(atkinson's swf): 该函数把社会成员分为穷人(p)和富人(r)两部分，他们的间接效用函数分别为Vp和Vr，a为表示厌恶不平等的参数，a越大，表示社会越厌恶不平等，越重视穷人的效用，加在穷人效用水平上的权数越大。参考资料 [1] MBA智库 http://wiki.mbalib.com/wiki/%E7%A4%BE%E4%BC%9A%E7%A6%8F%E5%88%A9%E5%87%BD%E6%95%B0
基本定义 同度量因素：使若干由于度量单位不同不能直接相加的指标，过度到可以加总和比较而使用的媒介因素 计算公式 同度量因素 是指批发不能相加的总体过渡到能够相加的总体的因素。为了计算总指数，必须把不能同度量的单位变为可以相加的指标，变成可以相加指标的关键是求出同度量因素。这个因素可以根据有关的经济方程式来确定，如： 单位产品价格×产品产量=产品产值 p×q=pq 单位产品成本×产品产量=总成本 z×q=zq 在以上方程式的右边，是经过同度量因素的作用，而可以相加或合并的总体。上面方程式左边第一个乘数为质量指标，第二个为数量指标。如果要计算数量指标指数(如产品产量)，那么就可以用以上方程式的第一个乘数(如价格单位产品成本)作为同度量因素，即由于价格或单位成本的作用，使得不能相加的各种产品的产量变成了可以相加价值指标；对于质量指标指数可以采用数量指标为同度量因素。在计算总指数过程中，同度量因素除了首先起着同度量的作用外，同时还起着权数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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