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质生活质量指数（physical Quality of Life Index，缩写为PQLI） 基本定义 物质生活质量指数（physical Quality of Life Index，缩写为PQLI）是为测度物质福利的水平而开发的一个综合指标，物质生活质量指数该指标是由1975年曾任美国海外开发委员会主席的詹姆斯·格蒙特和客座研究员大卫·莫里斯的指导下，由美国海外开发委员会提出的，于1977年作为测度贫困居民生活质量的方法正式公布，旨在测度世界最贫困国家在满足人们基本需要方面所取得的成就。 构成要素 PQLI由婴儿死亡率、预期寿命和识字率三个指标组成。原因有三： ①这三个指标都是社会普遍关心的问题，是“需要”的基本构成要素； ②每个指标都是很好的综合指数，反映了社会在满足基本需要方面的许多特征，是社会发展成就的综合体现； ③具有广泛的国际可比性，并满足构造综合指数的六条标准。 在进行计算时，以瑞典水平为基准的综合指数，识字率是与一国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人们生活水平和教育发展程度的反映，对应的预期寿命指数则是由营养、公共卫生、收入及一般环境等指数综合而成的，婴儿死亡率则反映了饮用水的净化程度、居住的环境条件、母亲的健康状况等。 优缺点 PQLI是识字率指数、婴儿死亡率指数和预期寿命指数三者的算术平均值，计算简单，易于理解，但也存在局限性。 物质生活质量指数首先，它没有反映一个国家的全部社会福利状况。构成PQLI的3个指标中，反映健康状况的有两个指标，这实际上是赋予健康指标以双倍的权重。这可能适用于最贫穷的国家，但却不适用于一般发展中国家，对富国更缺乏敏感性。无论如何，仅用三个指标反映一个国家的福利水平显得太粗糙、太简单，因为社会福利的内容是广泛的。因此，根据这一指数并不能断定PQLI高的国家其境况就一定好于PQLI低的国家。应当在指数中包含物质生活质量。即便是最贫穷的人们，不仅希望自己的婴儿存活，希望自己长寿，并有最基本的文化知识参与社会生活，同时也希望自己的家庭能尽快摆脱贫困的物质生活环境。 再次，PQLI只是测度了一个国家社会发展的结果，而未能反映出发展的过程。因而，它只是一个“宏观的”指数，不能反映出具体发展计划或政策的过程及其成就。 最后，在计算方法上采用简单平均，将每个指标看作对发展的作用相同，缺乏一定的理论依据。 总而言之，PQLI所关心的是发展政策能否成功地满足贫困国家人民的基本需要这一问题，并不力图测度所有的“发展”，也不测度自由、公平、安全或其他无形的东西。同时，它也不包括“生活质量”一词所意指的许多其他社会和心理特征，诸如安全、公平、自由、人权、就业、满意感等。因而它被冠以“physical”生活质量指数的称号，而不是一个全面的“发展”指标。
消费者信心指数概述消费者信心指数 消费者信心指数 Consumer Confidence Index (CCI) 20世纪40年代，美国密西根大学的调查研究中心为了研究消费需求对经济周期的影响，首先编制了消费者信心指数，随后欧洲一些国家也先后开始建立和编制消费者信心指数。1997年12月，中国国家统计局景气监测中心开始编制中国消费者信心指数。北京作为全国的首都，在广泛借鉴国内外经验的基础上，于2002年初，在省市一级率先建立了消费者信心指数调查制度。 2002年四季度，北京市统计局正式向社会发布“北京消费者信心指数”，并确定了今后按季度调查发布的制度。 消费者信心指数在我国的编制和应用 经过改革开放2O年经济的发展，我国市场格局发生了根本的转变，已经由卖方市场转向买方市场，随着城乡居民的收入水平不断提高，消费开始从温饱型转向小康型。消费需求作为最终需求，其增长逐渐成为拉动经济稳定增长的中心环节。为了有效促进城乡居民的消费需求，对消费者心理的研究越来越引起经济学界和工商界的重视。 国家统计局从1997年l2月开始研究编制我国的消费者信心指数，每季度发布一次《中国消费者信心监测报告》，目的是从一个新的角度为各级政府、工商界和国内外投资者综合判断经济运行的状态提供参照系，为各经济主体制定和采取的决策提供辅助信息。经过几年的实践，消费者信心指数已经成为我国经济景气指数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受到国内外的关注。此外，我国加入WTO后为加快与世界经济接轨的步伐，近年来各地区政府统计机构都在积极准备推出本地区的消费者信心指数。2003年4月16日，北京已在全国率先发布了北京市的第一季度消费者信心指数。 消费者信心指数 由于我国编制消费者信心指数的时间还不长，绝大多数省、市、自治区政府统计机构目前还没有正式发布地方的消费者信心指数，消费者信心(或情绪)的调查、指数的编制以及应用还有许多需要深入探讨的问题。消费者信心(或情绪)调查对象是居民家庭，所以它属于城乡居民住户调查研究的范畴。我国政府统计系统自建国初期就设立了城乡调查总队，组织实施对城镇和农村居民住户的经常性调查工作。从调查内容、抽样框的确定、样本数量、误差控制、样本轮换方式、调查员队伍等方面形成了我国的居民住户调查制度和方法。消费者信心(或情绪)调查是住户调查研究诸多内容中的一个独立的部分。与居民家庭收支调查比较，消费者信心(或情绪)调查具有不同的特点： 1、调查的目的和内容不一样 居民家庭收支调查的内容主要集中在家庭的收支水平、消费的数量、品种及价格，目的是反映人民的生活水平状况以及为编制生活费价格指数提供资料；而消费者信心(或情绪)调查是通过对消费者主观感受和态度的测度，向社会提供消费者对经济形势、对就业和家庭收入、对消费品购买的评价和预期。 2、调查的形式不一样 居民家庭收支调查的形式是向居民家庭发放统一的调查表，由居民家庭如实填报，而且填报在一定时期里是连续性的；而消费者信心(或情绪)调查的形式是采用统一的单选式问卷调查，这一调查在一定时期里是一次性的。由于是问卷调查，就产生了第三个特点。 3、调查的方式需要更新 问卷调查的访问方式一般有三种：派员面访、邮寄访问及电话访问。三种方式各有其特点。根据国内外实际工作资料显示，传统派员登门面访日益困难，不仅成本较高又费时，而且由于受访者的不愿配合，使得访问成功率下降。邮寄访问不能保证问卷回收率，数据质量也不稳定。相比之下电话访问弥补了前两种方式的不足，具有成本低、效率高、时间易控制的特点。随着计算机技术的广泛应用，自20世纪8O年代以来，一种全新的电话访问方式——计算机辅助电话访问开始取代面对面的访问，逐渐成为搜集资料的主要方式。我国目前城镇居民家庭电话已得到普及，也就是说，在消费者信心(或情绪)的调查以及其他住户问卷调查中采用CATI方式不仅有可能，而且应该是必然的发展趋势 消费者信心指数定义消费者信心指数 美国会议委员会（Conference Board）进行的消费者信息调查，评估消费者对近期经济的乐观及悲观水平。 消费者信心指数是反映消费者对该国经济信心强弱的指标，是综合反映并量化消费者对当前经济形势评价和对经济前景、收入水平、收入预期以及消费心理状态的主观感受，预测经济走势和消费趋向的一个先行指标。 消费者信心指数由消费者满意指数和消费者预期指数构成。消费者满意指数是指消费者对当前经济生活的评价，消费者预期指数是指消费者对未来经济生活发生变化的预期。 密歇根消费者信心指数定义 密歇根消费者信心指数 美国密歇根大学的调查研究中心为了研究消费需求对经济周期的影响，首先编制了消费者信心指数，随后欧洲一些国家也先后开始建立和编制消费者信心指数。歇根消费者信心指数为美国密歇根大学研究人员对消费者关于个人财务状况和国家经济状况的看法进行定期调查并进行的相应评估。 每个月第10天（除非当日为周末）公布初步报告，然后在下个月的第一天公布上个月的。重要性美国密歇根大学研究人员利用对500至600名成年人原始调查数据，计算出经过季节调整后的消费者信心、现况指数（包括目前财务状况和购买状况）和预期指数（包括未来一年和五年的预期财务状况和经济状况）。调查注意涵盖以下几点： 1、目前经济状况 2、未来6个月的经济状况 3、目前的就业状况 4、未来6个月的就业状况 5、未来6个月的家庭总收入 如果大家对这些都有比较好的预期呢，当然信心指数就比较高了。 消费者信心指数 消费者的满意指数和预期指数分别由一些二级指标构成。对收入、生活质量、宏观经济、消费支出、就业状况、购买耐用消费品和储蓄的满意程度与未来一年的预期及未来两年在购买住房及装修、购买汽车和未来6个月股市变化的预期等。 长期以来，该数据为消费者态度变化的把握提供了一个有价值的指引，进而可以较好地预测消费行为。另外，与其他同类用途的数据相比，该数据波动性更小，表现地更为稳定。与经济咨商会的消费者信心指数相比，密西根大学消费者信心指数与消费者支出之间的相关性更为密切。
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 美国经济学家巴拉萨（Balassa）于1965年提出了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Revealed Comparative Advantage Index,简称RCA指数） 。它是衡量一国产品或产业在国际市场竞争力最具说服力的指标。它旨在定量地描述一个国家内各个产业（产品组）相对出口的表现。通过RCA指数可以判定一国的哪些产业更具出口竞争力，从而揭示一国在国际贸易中的比较优势。所谓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是指一个国家某种商品出口额占其出口总值的份额与世界出口总额中该类商品出口额所占份额的比率，用公式表示： RCAij =（Xij / Xtj）÷(XiW / XtW ) 其中，Xij表示国家j出口产品i的出口值,Xtj表示国家j的总出口值；XiW表示世界出口产品i的出口值，XtW表示世界总出口值。 一般而言，RCA 值接近1表示中性的相对比较利益，无所谓相对优势或劣势可言；RCA值大于1，表示该商品在国家中的出口比重大于在世界的出口比重，则该国的此产品在国际市场上具有比较优势，具有一定的国际竞争力；RCA值小于1，则表示在国际市场上不具有比较优势，国际竞争力相对较弱。 服务贸易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的数据分析 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可以反映一个国家服务在世界服务中的竞争地位。如果RCA﹥2.5，则表明该国服务具有极强的竞争力，如果1.25≦RCA≦2.5，则表明该国服务具有较强的国际竞争力，如果0.8≦RCA≦1.25，则表明该国服务具有中度的国际竞争力，如果RCA﹤0.8，则表明该国服务竞争力弱。 以美国（世界上最大的服务贸易出口国，可以代表西方发达国家），俄罗斯（与中国一样属于转型经济国家），马来西亚（其RCA指数值长期变动曲线与中国相似）作为比较对象。各国服务贸易RCA指数比较，见下表： 1994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中国 0.604 0.579 0.611 0.603 0.579 0.578 0.551 0.647 0.526 0.483 0.548 美国 1.321 1.327 1.408 1.287 1.295 1.032 1.337 1.328 1.427 1.476 俄罗斯 0.562 0.625 0.689 0.725 0.741 0.548 0.433 0.472 0.526 0.552 0.518 马来西亚 0.687 0.869 0.897 0.854 0.758 0.598 0.629 0.691 0.665 0.591 0.611 数据来源：根据《中国商务年鉴》2005年版提供数据计算得出 从计算结果中可以看出，中国服务贸易RCA指数始终处于0.8之下，说明中国服务竞争力弱，美国服务贸易RCA指数徘徊在1.3左右，振幅不大，并大多数年份都在1.25 以上，说明美国服务具有较强国际竞争力，特别是美国的服务贸易RCA指数都大大超过了中国的服务贸易RCA指数，说明中美服务国际竞争力差距很大，我国服务贸易RCA指数与马来西亚变化相近且略低，在1994年之后，马来西亚服务贸易RCA指数上升，至1997年后，马来西亚受到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其服务贸易RCA指数与我国的差距缩小，因此我国与马来西亚成为直接的竞争对手，而俄罗斯与我国服务竞争力不相上下，两国同处于弱势地位。 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的评价 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的特点是不直接分析比较优势或贸易结构形式的决定因素，而是从商品的进出口贸易的结果来间接地测定比较优势。它在经验分析中可以摆脱苛刻的各种理论假设的制约，因而较适合于现实的国际贸易结构分析。 然而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也有它的局限性：当一个产业的产业内贸易盛行时，以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所衡量的该经济体和产业的比较优势不具有客观性，更不能用来预测一个贸易发展的模式。另外，RCA指数忽视了进口的作用。
简介 行走速度指数行走速度指数：市民步行速度代表一个城市经济发展水平或经济发展指数。市民步行速度可以作为一个经济指标，这可能是认同度最高的一个非学院派经济指标了。在没有机械和畜力的原始时代，人的行走速度指标几乎和现在社会的国民经济景气指数一样重要。而现在市民步行速度也在一定程度上代表着一个城市的经济发展水平。列文教授的报告认为，经济发达程度和市民步行速度之间存在相关关系，在步行速度前十位国家中，有9个是发达国家。至于其中的肯尼亚，你看一下他们在奥运会中长跑项目上拿到了多少枚金牌，就能明白这个国家能进入前十名的原因了。理论 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平原地区城市的市民步行速度要快于高原地区城市市民的步行速度，而由于历史原因，我们的祖先总是把经济发达的中心城市建立在平坦的三角洲地区。同时一个城市市民的步行速度也代表了政府城市管理的水平，最起码可以看出道路是否平整。如果一个城市的失业率很高，无所事事的失业者在街上漫无目的行走的速度肯定要比匆忙的商务人士目的性很强的行走速度慢得多，所以市民行走速度似乎也关联着整个城市乃至国家的经济景气程度。 此外，步行速度还是工作效率的一种体现。特别是在某一时期，一些东亚国家的公司甚至把步行速度提到了形而上的地步。日本著名人力资源顾问福田永曾在某本书里讲过一个故事：某公司欲从两位市场营销人员中选拔出一位主管。这两位候选人旗鼓相当、难分高下。最后老板采用的方法是用电话把两位候选人叫到办公室，用其所花费的时间来评判谁更合适这个职位。结果：一位用了80秒，另一位则用了110秒。于是，老板决定让用了80秒的那一位担任主管—在追求成功的路上，输家比赢家有时只差30秒。 排名美国心理学教授罗伯特·列文在他的《不同国家与地区生活节奏的比较》的调查报告中专门对世界各地的市民行走速度进行了考察。报告对全球31个国家和地区展开调查，人们步行速度最快的前10个国家依次为：爱尔兰、荷兰、瑞士、英国、德国、美国、日本、法国、肯尼亚、意大利。 步行速度的测试指标是：行人在闹市区单位时间内步行60英尺的速度。在这份调查报告里，中国两岸三地的人们步行速度的排序是：香港排在第14位，台湾排在第18位，中国内地排在第24位。
简介 星巴克 台湾中时电子报报道，1986年，英国《经济学人》自创“大麦克指数”理论，以麦当劳大麦克汉堡在各国价格，来说明购买力平价理论及评析汇率问题。最近美《商业周刊》专栏作家丹尼尔·葛洛斯（Daniel Gross）也提出“星巴克分店指数”理论：一个国家星巴克连锁分店愈多，受金融危机伤害的程度愈高。 葛洛斯指出，过去几年，星巴克伴随美国房市荣景而大肆扩张版图，星巴克在美国大城市、尤其是金融中心纽约的分店密集度，多得令人咋舌，光是纽约曼哈顿一地，星巴克便开了二百家分店。此外，全美各地城市郊区甚或偏远城乡，也不难看到星巴克的身影。然而，如同美国房市，星巴克的分店数在2006年春天创下新高后，也随之反转崩跌。 理论 最新的经济指标显示：星巴克咖啡店越多的国家和城市，在金融海啸中受的冲击越大。不管是巧合还是可以成为衡量经济的新指标，在这次席卷全球的经济危机中，星巴克的“小人鱼”出现越多的国家和城市，受金融危机危害的程度越高。 星巴克咖啡 以美国为例，星巴克在过去几年伴随美国楼市荣景而大肆扩张，光在纽约曼哈顿就开了200家分店。星巴克的咖啡因成为了华尔街金童子们大玩金钱游戏的刺激动能，美国各大投资银行总部的一楼毫无例外都有星巴克的进驻。与此同时，全美各地城市郊区乃至城乡，也不难看到星巴克的身影。然而，星巴克的分店数在 2006年春天创下新高后，随之如美国楼市一样反转崩跌了。 和美国情况相似的还有这次在金融危机中受波及比较严重的几个国家，譬如英国，其星巴克分店达到689店，光是伦敦便有256家，法国首都巴黎也有35家分店；另外，在这次金融危机中有“亚洲冰岛”之称的韩国也有253家星巴克分店。 根据“星巴克分店指数”理论的推断，星巴克分店进驻比较少的国家在金融风暴中受到的影响比较小。事实也是如此，仅在埃及有三家星巴克的非洲，在这次的经济危机中受伤轻微；同样，中南美洲的影响也还好，巴西全国仅有14家。亚洲的南韩有二五三家、西班牙首都马德里有四十八家、中东阿联大公国的杜拜有四十八家、法国首都巴黎也有卅五家。 星巴克连一家都没有的意大利至今未传出银行纾困或倒闭，也许你会认为咖啡传统国意大利不屑于星巴克这样的快速咖啡店的出现。而同样没有星巴克的北欧国家瑞典、芬兰和挪威，目前看来似乎也可逃过一劫。 例子 受灾严重 美国 危机来了，我们的咖啡呢 开店数量：11126家星巴克分店 受经济危机影响：2008年的8月，美国失业率达到6.1%，创四年半以来最高；美国的企业主八个月以来连续裁减员工，8月减少了8.4万个劳动岗位。 英国 开店数量：689家星巴克分店 受经济危机影响：2008年第三季度失业率跳升至5.7%，创八年来失业率新高，也是1991年以来失业率增幅最大的一季。苏格兰皇家银行经济学家罗斯·沃克预测，2010年第一季度的失业率将可能达到7.9%的峰值。许多专家都预测英国将步入其15年来的首次衰退。 韩国 开店数量：254家分店 受经济危机影响：近年来，韩国的外债急剧增加，已高达4000亿美元，短期外债的规模已经接近1800亿美元，与此同时，韩国的外汇储备却只有2400亿美元。 迪拜 开店数量：48家分店 受经济危机影响：目前迪拜的外债规模已达该国国民生产净值的60%，成为波斯湾小国中借贷最多的国家。 幸免者 意大利 无星巴克店面 受经济危机影响：意大利10月的消费者信心指数由9月的102.8降至102.2，这一指数在今年7月曾创下15年最低水平，但是相比英国、法国等国，银行意大利官方表示银行贷款在持续增长且银行体系稳定。 瑞士 无星巴克店面 受经济危机影响：瑞士洛桑大学Crea学院预计瑞士经济将在2009年第一季陷入衰退，明年全年将萎缩0.6%，为1991年以来的最差表现。然而相比经济受重创的国家，瑞士所受到的影响并不是特别大。 例外 星巴克咖啡 当然，“星巴克分店指数”理论也有例外，南美洲智利首都圣地亚哥有27家星巴克，但此次受牵连程度甚微，反观全国仅有六家星巴克的俄罗斯，却受伤惨重。不管这种“星巴克分店指数”是否能跟经济危机扯上关系，但在判断金融风暴时也可以作为一个谈资。 智利 开店数量：首都圣地亚哥有27家分店 受经济危机影响：今年1月至10月间，拉美百强企业的金融资产缩水42.5%，损失高达6630亿美元。虽然智利的企业也蒙受巨额损失，但是相比巴西等拉美国家，智利已是经济危机中的“幸存者”之一。 俄罗斯 开店数量：全国只有6家分店 受经济危机影响：从2008年5月至今,俄罗斯股市的市值已经缩水62%,2008年8月初,俄罗斯与格鲁吉亚爆发冲突,部分外资撤离引起俄罗斯股市下跌,金融危机进一步加剧了股市的低迷态势。截至目前，俄股市已经连续十周下挫，跌至2004年12月以来的最低点。 在中国 以成都为例，星巴克的店较前些年已经多了好多家了。根据“星巴克分店指数”理论的推断，如果是“正常”的话，应该影响是相当有才对。除非是属于“反常”。 就设计的角度来看，星巴克到了中国，相当成分是体验经济的例子。到了经济不好的光景，体验经济注定是整体经济的尾影。星巴克对于中国大部分人来说，应该是比较贵的。（环境是快餐性的，价格比装修好的本土咖啡馆却高。）大家都捏紧了荷包，体验感这东西也不是说不能缺席一阵。 星巴克难道不想放低下“装”起来的身价？就像KFC和M记一样亲民。 指数知识 巨无霸指数 指数营销诞生于1986 年。那年9 月，英国《经济学人》杂志首次发布“巨无霸指数”(Big Mac Index)，试图以麦当劳行销全球120个国家的汉堡包——巨无霸为标的，考察用当地货币购买这同一产品需要多少钱，从而衡量这些国家的汇率是否处在“合理”水平。 不想，虽非什么公认的经济学理论，却因为其构思奇特与通俗易懂，一经推出就反响强烈，得到不少经济分析人士的认可，引得各国媒体竞相报道，为麦当劳赢得了巨大的品牌知名度。真可谓是无心插柳柳成荫。英语国家里甚至由此衍生出Burgernomics(汉堡包经济) 一词。 1997 年，《经济学人》再接再厉，又推出了一份“可口可乐地图”，通过每个国家的人均可乐饮用量来比较国与国间的财富。可乐饮用量越多，国家就越富有。这在当时也引起了一阵话题讨论，范围广至亚非拉美各个国家。 在推出“巨无霸指数”的17 年后，为了便于与“巨无霸指数”进行比较，判断不同产品的汇率走势是否相同，《经济学人》于2004 年1 月推出了“中杯拿铁咖啡指数”(Tall Latte index)。但是，由于有星巴克的国家都有麦当劳，而有麦当劳的不见得有星巴克，涵盖国家不够广阔，“中杯拿铁指数”的影响力远不及巨无霸指数。 时代变换，高科技产业蓬勃兴起，指数体系的标的自然也应有所不同。于是，2006年，美国《商业周刊》适时地推出苹果“iPod Nano”指数，由澳洲联邦银行结合苹果最新款iPod Nano MP3的市场售价来比较26 个国家的货币购买力，以反映出全球消费文化的变迁。 从麦当劳的巨无霸到星巴克的拿铁咖啡，再到苹果iPod，风头正旺的全球品牌们都努力把自己的产品打造成测量世界的尺子，以引起更广泛的话题。这被称做指数营销。即便在国内，必胜客也于2007 年10 月推出了“必胜客指数”，以店面经营情况为中国各城市消费力及城市活力排行，甚至成了那些排名靠前的城市政府网站的头版头标，作为其城市建设成就的一大证明。
计算公式 住房痛苦指数计算公式为：商品房的平均售价（平方米）÷人均月收入＝住房痛苦指数（房地产泡沫指数） 从此计算公式可以很直观地看出,“住房痛苦指数”与中国商品房的平均售价成正比,与中国的人均年收入成反比。即:中国商品房的平均售价越高,则“住房痛苦指数”值越大,中国的人均年收入越高,则“百姓住房痛苦指数”值越小。 住房痛苦指数计算公式有一个很大的优点,即其计算方法非常简单,既无需要专家来计算,也无需要专门的研究机构来计算,亦不需要房地产商或房地产协会来计算,更无需政府主管房地产的管理部门来计算。而且,如果由他们来计算,则不可避免地会带上部门利益的色彩,导致数据失真。 例如,2006年5月,全国商品住宅平均销售价格为3199元/平方米, 2006年上半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5997元,(以上数字均来自国家统计局公报),因其为“上半年”,所以应×2,即为11197元。以此为基数,除以12,可以算出月收入为933元,于是,2006年5月“百姓住房痛苦指数”即为:百姓住房痛苦指数=3199元÷933元=3.43 。 纵横向比较 住房痛苦指数 住房痛苦指数是一个变数,既可纵向比较,也可以横向比较。我们先来作纵向的比较。 例如,在2005年,城镇居民人均年可支配收入为10493元,以此为基数,除以12,可以算出月收入为874元,2005年全国平均房为2820元/平方米。于是,2005年的“住房痛苦指数”即为:住房痛苦指数=2820元÷874元=3.22 如此看来,2006年5月“住房痛苦指数”比2005年大幅上升了0.21。它清楚地显示了这一时期的对楼市宏观调控失灵,“住房痛苦指数”支持国家采取进一步的、更有效的调控措施和金融政策。 再往前看,2004年中国的全国商品住宅平均销售价格为每平方米2758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9422元。以此为基数,除以12,可以算出月收入为785元。于是,2004年5月“百姓住房痛苦指数”即为:住房痛苦指数=2758元÷785元=3.51 从以上数据看,在最近的三年中,2004年的“百姓住房痛苦指数”为峰值。2005年“百姓住房痛苦指数”比2004年下降了0.29。这表明,2005年中国政府出台的一系列的房改新政,对改善中国老百姓的住房状况是明显有效的。 尽管2006年“百姓住房痛苦指数”又出现了大幅反弹,可尚未达到2004年的峰值。 这个指数存在的意义在于,我们可以量化中国政府经济宏观调控政策对房市的影响评价体系,免得不同利益集团的人从自己的私利出发随意评说,让人对中国房地产的运行状况莫衷一是,一头雾水。 当我们将“住房痛苦指数”作为一种人文指数,引入对中国房市的观察和度量时,你立即会发现,它居然是我们一直在苦苦寻找的那架金色的天平,是观察和度量中国房地产市场运行状况的“第一量具”的衡量器。 这个指数还可以分解成全国各地的“住房痛苦指数”。各地会有很大差异。它与简单的商品房价格上涨指数相比,在表达对不同城市宜居程度上更直观,更准确,有更强大的可比性。 住房痛苦指数与中国住房痛苦(国际)指数 住房痛苦指数的横向比较,即以中国的商品房价格与收入之比,与国际标准进行对比:一套标准住房,2006年的标准售价为:75平方米×3199元=239925元。 239925元÷11197(年收入)=21.42(年) 需要花上21.42年收入,才能买到这样一套标准住房。而且,其前提是,在这些年间通货膨胀率为零。可以肯定地说,这个前提绝无可能。 如果一个25岁的(已到婚配年龄)中国城镇居民,想要买到房子再结婚,得熬到46岁。 如果要这个数字更具有可比性,我们将世界银行所提供的比较合理的房价收入比警戒线设定为1。 世界银行认为比较合理的房价与人均收入比是4—6倍。世界银行为房价收入比所设定的警戒线为5∶1。那么,“中国住房痛苦(国际)指数”即为:21.42年÷5=4.28 这个数字非常直观地告诉我们,“中国住房痛苦(国际)指数”已高出世界银行为房价收入比所设定的警戒线的4.28倍。 详细对比 “住房痛苦指数”与“中国住房痛苦(国际)指数” 我们再接着作横向的比较,即以中国的商品房价格与收入之比,与国际标准进行对比: 一套标准住房,2006年的标准售价为:75平方米×3199元=239925元。 239925元÷11197(年收入)=21.42(年) 你需要花上21.42年收入,才能买到这样一套标准住房。而且,其前提是,在这些年间通货膨胀率为零。可以肯定地说,这个前提绝无可能。 如果一个25岁的(已到婚配年龄)中国城镇居民,想要买到房子再结婚,得熬到46岁。 如果要这个数字更具有可比性,我们将世界银行所提供的比较合理的房价收入比警戒线设定为1。 世界银行认为比较合理的房价与人均收入比是4—6倍。世界银行为房价收入比所设定的警戒线为5∶1。那么,“中国住房痛苦(国际)指数”即为:21.42年÷5=4.28 这个数字非常直观地告诉我们,“中国住房痛苦(国际)指数”已高出世界银行为房价收入比所设定的警戒线的4.28倍。 中英“住房痛苦指数”比较 持“中国的房价应该高，与外国不能比” 的观点者，其理论依据为，中国人多地少，土地短缺。那么只拿人口密度高于中国的国家比——如英国。 英国的人口密度大大高于中国，为每平方公里247人，是中国人口密度的170％。中国平均的人口密度是每平方公里132人。这是一个并不高的，甚至是中等偏低的人口密度。因此，如果英国的“住房痛苦指数”大大高出中国的“住房痛苦指数”，是不足为怪的。 而英国2003年的房价，普通地区为200英镑／平方米（约合388美元／平方米），伦敦地区的房价要贵一些，约合400～600英镑／平方米。一处480平方米的房产售价为17万英镑，因此，英国的一般地区普通住宅售价约合3000～4000元人民币／平方米；伦敦地区约合6000～10000元人民币／平方米，或均价1000美元／平方米。 2003年英国人的人均收入为28330美元，以此换算，月收入为2362美元。如此算来： 英国人的“住房痛苦指数”＝388美元／平方米÷2362元美元＝0．16 这个数字说明，一个普通英国人的月均收入可以买到6．22平方米的商品房，而中国人三个月的月均收入还买不到1平方米的商品房，两者相差近20倍。 2003年中国城镇居民人均年可支配收入为10493元，除以12，得出月均可支配收入为874元，全国平均房价为2820元／平方米。于是，2003年中国的“百姓住房痛苦指数”即为： 中国人的“住房痛苦指数”＝2820元／平方米÷874元＝3．22 人口密度仅为英国人口密度70％的中国，“住房痛苦指数”却高出英国人的“住房痛苦指数”整整20倍。 我们接着看看伦敦与北京“住房痛苦指数”的比较： 伦敦人的“住房痛苦指数”＝1000美元／平方米÷2362元美元＝0．38 2003年北京市住房痛苦指数为： 2003年1～4月，北京房市的均价为6246元／每平方米，3月为6386元，6月为6333元，7月为6399元，8月为6623元，9月为6733元，10月为6781元，11月为6776元，12月为6723元（以上数据均来自北京市统计局城市调查队）。 如此算来，2003年北京全年房价的均价应为6483元／每平方米。 北京房价每月都在公布，每个月都在变化，而北京市的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是半年公布一次，所以这个公式的分母是相对稳定的。2003年度北京市的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性收入为17633元。以此为基数，除以12，可以算出月收入为1471元。 于是，2003年北京市的“住房痛苦指数”为： 2003年北京市住房痛苦指数＝6483元÷1471元＝4．41 北京人的“住房痛苦指数”高出伦敦人的“住房痛苦指数”十多倍。 据国家统计局刚刚公布的“各地区城镇居民家庭收支基本情况”显示，北京市城镇居民2006年10月人均收入为1878．32元，居全国各地区之首。而2006年10月北京的商品房均价为9397元／平方米所以北京市2006年10月的“住房痛苦指数”应为： 北京市住房痛苦指数＝9397元／每平方米÷1878．32元＝5．0 2006年10月北京人的“住房痛苦指数”达到了5．0，高出伦敦人的“住房痛苦指数”十多倍（同一时间段，英国的房价在下跌）。 对此，又该如何评说？ 全球各地的“住房痛苦指数”与北京的比较 我们得把中国的“住房痛苦指数”拿出去，进行全球环境下的大比对，惟有如此，我们才能正确地认识中国房地产市场的形势，也才能正确地认识国家不断推出的，对中国房地产市场的一个又一个的房改新政。 “住房痛苦指数”的计算公式为： 商品房的平均售价(平方米)÷人均月收入＝住房痛苦指数。 东京与北京 之所以首选与日本的比对，是因为世界上人口密度最大的国家是日本，自然土地最昂贵的国家也是日本。 据国外媒体报道，十年前，仅日本东京一地的土地可比价格，便己高达美国全国土地价格的总和，可谓寸土寸金。而东京目前人口己达3530多万，是北京人口的两倍。 目前，世界上房价最贵的地方应当属日本东京。2005年在东京市区，一套使用面积80平方米的公寓楼(精装修的3室1厅1厨1卫单元，附送20 平方米的阳台和几平米的走廊，以及基本电器，包括液晶电视等等)，加停车位售价约为3 000万日元，折合人民币为225万元，公寓单位平方米的价格约为2.3万元人民币。 2005年日本人的人均收入为34510美元(合27万6000元人民币)，月收入为23000元人民币，东京人的人均收入肯定在这个数字之上。 所以可以得出：东京人的“国民住房痛苦指数”＝23000元/平方米÷23000元(月收入)＝1 但这个数字可能偏高，实际应当小于1。 而且这个比较还是不公平的，更公平、更准确的比较方法为： 将北京的人均收入改为中国的人均收入。2005年，中国的城镇居民人均年可支配收入为10493元，以此为基数，除以12，可以算出月收入为874元，这样的计算才更有可比性，但这样一更改，结果居然是这样的： 北京市住房痛苦指数＝6485元(2005年底北京商品房均价)÷874元＝7.42 这样一来，2005年东京人的“国民住房痛苦指数”，甚至还低于2005年中国人的“国民住房痛苦指数”。 巴黎与北京 自1999年至今，法国平均房价涨幅超过了45%。不过这样的涨幅似乎并不算小(同一时间段，中国房价的涨幅超过了300%)，可法国房地产价格在1994年至1999年间，曾大跌了30%强。因此，1999年至今的价格上涨，为法国的平均房价，划出了一道旋律优美的正弦波曲线。 如果一加一减，法国平均房价在七年间的涨幅不过15%(当然，这个算法不会如此简单)，年均涨幅不过2～3%，与通胀的速度相当，涨幅接近零。这不正是我们所梦寐以求的“慢牛行情”吗? 法国目前只有首都巴黎的房价明显偏高，其平均房价约每平方米5000欧元。法国2005年的人均收入为24, 770美元，月收入为2064美元。 以此计算：巴黎住房痛苦指数＝5100美元/每平方米÷2064美元＝2.47 即巴黎2005年的“国民住房痛苦指数”为2.47，而北京的“国民住房痛苦指数”为4.41，北京的“国民住房痛苦指数”大大高于巴黎的“国民住房痛苦指数”，高出接近90%。所以，按比例来说，北京的房价大大高于巴黎，是有依据的。 然而，巴黎的房价不能作为法国总体房价的参数，因为巴黎是欧洲仅次于伦敦的第二大投资热点城市。 距巴黎不过200公里的重要城市南锡的平均房价，就便宜了许多，仅为每平方米1500欧元，即南锡的“国民住房痛苦指数”仅为1。而法国南部最重要的港口城市马赛的平均房价，也只有每平方米2500欧元。“国民住房痛苦指数” 仅为1.66。 法国的马赛相当于中国的广州，而广州的“国民住房痛苦指数”为4.26，高出马赛300%。 实际上，法国大中城市的“国民住房痛苦指数”都仅在1～1.25之间涨落。因此，法国的房价和房地产市场状况，让我们看到了一个治理得很好的房地产市场应该是什么样子的。 纽约与北京 在过去5年中，美国房价涨势如潮，5年间，房价几乎上涨了60%。但令人吃惊的是，在同一时间中国的房价却上涨了100～300%。 我们弄不清是美国的房地产泡沫吹大了全球的房地产泡沫，还是全球的房地产泡沫吹大了美国的房地产泡沫。 由于中美之间的住宅条件和定价方法的差异，中国和美国的房价很难进行直接的比较。 首先，美国人的住房条件和中国的住房有很大的差别，绝大部分美国住宅都是2～3层高的小洋房，并附带车子、车库，甚至游泳池，而社区有高尔夫球场也并不稀奇。但在中国只有高级别墅和高级社区才有这样的设施。 也许有人会说，那是由于美国只有3亿人，而中国有13亿人，这是一个原因。可更重要的是，美国是一个汽车上的国家，但中国还是一个自行车上的国家，两国经济上的差距是显然的。 并且，美国房地产商所经营的都是现房，三室两卫房以上房型占90%以上，即大户型为主。并且全是装修房，基本与中国的豪华装修相仿。 美国的统计资料都以单元住宅来计算房价，而不是按每平米来计算。按每幢房子来衡量的美国住宅价格,并不能正确反映中美之间的房价水平差异，因为美国的住房面积比中国普遍要大很多。 美国住宅多数集中在150～300平米左右，平均面积在220平方米左右。折算成和中国一致的每平方米单价不足1100美元。 有趣的是，纽约的房价并非美国的高房价地区。目前，旧金山的一套中等价格水平的家庭别墅，售价72.7万美元，洛杉矶为47.5万美元，纽约为45.3万美元，华盛顿为42.9万美元，这个价格水平是美国中西部地区房价的5倍。 纽约的平均房价为：45.3万美元÷220平米＝2045美元/每平方米。 美国2005年的人均收入为37,610美元，换算成月收入为3134美元。 以此得出：纽约人的“住房痛苦指数”＝2045元÷3134元＝0.65 算到此处,几乎让人不能相信自己的眼睛了。因为2006年10月北京人的“住房痛苦指数”已达到了5.00，竟高出纽约人“住房痛苦指数”的八九倍(同一时间段，美国的房价在原地踏步，左顾右盼或下跌)。 此前，尽管许多人都作出了北京房价大大地高于纽约房价结论，但都不能像“住房痛苦指数”反映得如此直观而准确。 可令人感到尤为可笑的是，我们的房地产商和为他们雇佣的主流经济学家们，却是这样舆论误导公众的：如果把美元折成人民币，那么，纽约的房价应为每平方米单价近16，000元/每平方米了。不是比北京比上海高很多很多吗? 不同参照物下对比 不同参照物下各国与北京住房痛苦指数比较 还需要指出的是，美国房地产商规范运用的住宅“建筑面积”概念不同于中国的“建筑面积”，使得以上单价的比较仍然非常不确切。直接以统计上公布的面积为基础推算的单价，美国住宅面积数据相对低估，其测量方法下的“单元住宅单价 ”需要打折。 中国住宅全是数层甚至数十层的高楼，而且一梯多户，一个小区有几百乃至上千住户，并且建筑面积里面含有很多公用且莫名其妙的空间，住宅实际使用面积大大缩水。大多房子的使用面积只是建筑面积的70%左右。 美国人不但普通住宅压根儿就没有“公用面积”一说，而且住宅内很多区域也是不算入建筑面积的。 因为其计算的原则是“完工面积”，或称作“地毯面积”。必须是经过建筑材料如木板、地毯之类铺设后的地面和楼面。所以，走廊、地下室、小阁楼、院子都不在销售总价之内。而按建筑行业的指导，室内层高低于5英尺的部分不再计算，如果一个房间7英尺以上的空间不到50%，则整个面积也可不计。 这样的事实让我们不得不感慨，一个市场的游戏规则处处为保护用户利益着想，与一个市场的游戏规则处处为开发商谋利的时候，差别就会如此之大。 伦敦与北京 英国的土地面积小于四川，但人口有8千万，因此人口密度大于我国的四川省。 在英国，普通地区的房价为200英镑/平方米，伦敦地区则要贵一些，约合400～600英镑/平方米，一处4 80平方米的房产售价为17万英镑，因此英国的一般地区普通住宅售价约合3000～4000人民币/平方米；伦敦地区均价为1000美元/平方米。 2005年英国人的人均收入为28,350美元，以次换算，月收入为2362美元。 如此算来，伦敦人的“住房痛苦指数”＝1000美元÷2362元＝0.38 这个数字同样让人难置信。因为2005年北京人的“住房痛苦指数”为4.41，高出伦敦人十多倍。 莫斯科与北京 在刚刚过去的2006年，莫斯科的房价呈直线上升之势。据俄罗斯权威机构公布的统计数字，到2007年7月1 0日，莫斯科居民住宅的平均价格目前已经达到每平方米(套内使用面积)3653美元。莫斯科市政府有关人士呼吁房地产开发商“冻结”房价，但房地产开发商却不理睬这种没有法律作用的“忠告”，购房者普遍认为莫斯科的房价还要继续攀升。 俄罗斯自1998年遭遇经济危机以后，全国各地的房价暴跌，莫斯科普通居民住宅楼的价格甚至跌到每平方米80 0美元左右。在此后几年里，随着俄罗斯经济逐步复苏，各地房价也随之逐渐回升，莫斯科的房价上升更为明显，但上涨幅度没有超出购房者的承受能力。 而莫斯科却从2005年下半年开始，房价飞速上涨，到2006年年初几乎达到疯狂的程度。高档居民住宅楼从一年前的每平方米2000多美元上涨到每平方米5000美元。 2006年8月3日莫斯科市统计局公布了莫斯科人的收入情况。2006年1～5月份，莫斯科大、中型企业及各种所有制形式的组织机构的就业者月平均收入为20826卢布。据初步统计，按人口平均计算，莫斯科人的月平均货币收入合计为27489卢布(1033.4美元)，比2005年同期增长了 20%。其中，在金融机构工作的工资最高，平均为 45911卢布；教育机构的工资水平最低，平均为12298卢布。 由此得出，莫斯科人的“住房痛苦指数”＝3653美元/平方米÷1033.4元美元＝3.53 但即便如此，莫斯科人的“住房痛苦指数”仍大大低于北京人的“住房痛苦指数”。 首尔与北京 2006年11月16日，上海《新民晚报》刊登了这样一条新闻：《韩国部长因房价过高请辞副总理向无房平民致歉》。该新闻中说，韩国总统府日前宣布，建设交通部长官秋秉直、青瓦台宣传首席秘书李百万和青瓦台经济辅佐官丁文秀，为了对日前发生的房地产政策失败产生的争议负责，前天上午向卢武铉总统呈递了辞呈。据悉，虽然此次是由他们主动请辞的，但实际上却是因政策失败而问责性撤职。 为此，韩国副总理权五奎说，政府“向无住房平民表示歉意”。道歉之余，韩国政府和执政的开放国民党于2006年11月15日举行党政协商会议，确定并发表了稳定房地产市场的方案。根据新方案，韩国将在接下来4年推出164万套新住宅，并通过限制抵押贷款等措施抑制投机，促成房价下降。 路透社说，这是韩国政府3年来为抑制房价推出的第八套改革措施。目前，在首尔部分地带，房价上涨率最多达到通货膨胀率的7倍。房价高涨不仅使韩国普通百姓怨声载道，还影响了韩国总统卢武铉的支持率。 那么韩国首都首尔的住房痛苦指数究竟有多高? 2006年4月，韩国首尔江南地区住宅每坪的价格为3000万韩元(1坪等于3.3平方米，即900万韩元/ 平方米)，韩国普通家庭的平均月收入为322万韩元。依此计算：韩国首都首尔的住房痛苦指数＝900万韩元/平方米÷322万韩元＝2.79 这样看来，无论是北京市住房痛苦指数还是中国住房痛苦指数，都大大地高于韩国首尔的住房痛苦指数。而且这个比较还是不公平的。因为此公式的数据来自韩国首都首尔的房价暴涨期的豪宅集中区，不具有代表性。而北京的数据为全市均价，因此，首尔的住房痛苦指数实际上应小于1。 新加坡与北京 新加坡的组屋(相当于中国的经济适用房)是精装修，全家具电器的，而且只以使用面积销售。使用面积≥92平米四居室精装房(全家具电器)，建筑面积≥131平米，仅售27.8～41万新元(根据装修和家具档次不同，售价有不同 )，新加坡的商品房均价大体在3022新元/每平米左右。在新加坡月薪2000新元(1万人民币)是低保，普通民众平均月薪3900元。以此计算： 2006年新加坡住房痛苦指数＝3022新元/每平米÷3900新元＝0.77 瑞士与北京 瑞士房价是全世界最高的地方之一，以价格最高的苏黎世州为例，在苏黎世市区或风景区的房价约合2500～70 00瑞士法郎，也就是合15000～40000元人民币／每平方米，即：2000～5000美元/每平方米。但郊区的住房要便宜一些(苏黎世市区很小)，约为1500～3000瑞士法郎，合9000～18000元人民币／每平方米。一套100平方米的住宅售价为15～20万瑞士法郎(合90～120万元人民币)居多。 瑞士苏黎世市区2005年房价约为4000美元／每平方米。这在世界各国首都的房价中，算比较贵的。 2005年瑞士的人均收入为39,880美元。月收入为3323美元。依此计算： 瑞士人的“住房痛苦指数”＝4000美元／每平方米÷3323.3元美元＝1.20 当“住房痛苦指数”一进入房地产市场研究，一进入房地产市场庞大而复杂的数字迷阵之时，是否真有一种豁然释义、云翳散尽、洞若观火的感觉? 之所以创立并设置如此简洁而清晰的一个指数，是想交给每一个中国人一把尺子，谁都会用，谁都能很容易很准确地，作出对中国房地产市场的是非曲直的判断。 不过也有人建议说，为什么不把“住房痛苦指数”改称“住房幸福指数”，不是比较能为主流媒体所接受吗? 我的回答是：“住房痛苦指数”可以改称“住房幸福指数”，其改变的临界点是1，即“住房痛苦指数”大于1时，该指数为“住房痛苦指数”，当“住房痛苦指数”小于1时，“住房痛苦指数”便可以改称“住房幸福指数”了。 中国“住房痛苦指数”一览表 序号 城市 住房痛苦指 数 2005年人均月收入 商品房每平米均价 统计时间 1北京 6.39 1471元 9397元 2006.10 2 昆明 5.44 754元 4103元 2006.7 3 厦门 5.44 1367元 7432元 2006.6 4 天津 5.36 1063元 5700元 2006.10 5上海 5.35 1553元 8317元 2006.10 6 温州 5.35 1735元 9278元 2005.12 7 福州 5.22 1063元 4159元 2006.4 8 广州 5.14 1240元 6382元 2006.9 9 成都 4.87 943元 4593元 2006.8 10 深圳 4.46 1791元 8072元 2006.7 11 南宁 4.36 672元 2935元 2006.7 12 青岛 4.31 1076元 4639元 2005.12 13 合肥 4.28 718元 3069元 2006.3 14 大连 4.26 994元 4241元 2005,12 15 呼和浩特 4.24 1012元 4300元 2006,10 16 拉萨 4.04 717元 2900元 2006,10 17 武汉 3.94 904元 3561元 2005,12 18 太原 3.92 779元 3050元 2006.4 19 济南 3.73 1131元 4223元 2006.4 20 石家庄 3.69 718元 2648元 2006.8 21 哈尔滨 3.64 745元 2712元 2006.8 22 银川 3.58 665元 2387元 2006.7 23 沈阳 3.39 933元 3166元 2006.8 24 西宁 3.19 635元 2028元 2006.8 25 西安 3.12 1020元 3182元 2006.5 26 海口 3.08 812元 2504元 2006.6 27 重庆 3.02 854元 2587元 2005.12 28 贵阳 2.99 827元 2470元 2006.4 29 长春 2.96 742元 2196元 2006.4 30 郑州 2.88 908元 2616元 2005.12 31 长沙 2.81 1036元 2915元 2006.9 32 乌鲁木齐 2.33 901元 2101元 2006.9 附录： “住房痛苦指数”较合理的数值应 < 1 。 当“住房痛苦指数” < 1时，自动升级为“住房幸福指数”。
政治自由指数(Political Freedom Index,PFI) 基本信息 阿玛蒂亚·森在其著作《自由式发展》一书中认为，自由处于发展过程的中心地位，自由和人们现实的主观能动是发政治自由指数展的主要动力，自由与发展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因为发展的过程是以人们所增加的自由来评价的，发展是要依靠人们的自由主观能动性来实现的。 人类学家哈克1995年也在其著作《对人类发展的思考》中一再强调政治自由的重要性，并提出测度政治自由的方法：政治自由指数。哈克认为，人类既是发展的手段，又是发展的目的。由于人们习惯于用抽象的数字来讨论人类发展，在许多发展计划中人类本身却被遗忘了。自由和人权是人类发展的重要方面。 内容 哈克的政治自由指数可归结为政治参与、法律保障、言论自由及无歧视四组。 政治参与，指公民对国家和地区决策的参与及影响程度。政治参与测度指标包括一党制或多党选举制，广泛的选举权，选举的规范与公平，党派自由，和平集会权，分权决策，政治制度的连续性和可持续性。 法律保障，是指是否具备保护个人生存、自由和安全的法规与程序。其测度指标包括没有任意绑架、拷问或粗暴对待、杀戮，存在政治对手，没有警察暴行，公平和公开的判决，独立公正胜任的法庭，证明有罪之前的无罪假定，法律不受行政干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等。 言论自由，是指在不妨碍国家安全、公共秩序和公共健康或者尊重他人权益的基础上，自由获取信息和发表意见、观点。言论自由测度指标包括：没有公共和私人言论的限制、没有新闻媒体检查和限制、新闻媒体独立自主、保护言论自由的法律制度。 无歧视是指不因性别、宗教、语言等的不同而受歧视，并丧失各种机会。非歧视测度指标包括：不因性别、宗教、种族、国别或社会制度、收入、语言、财富等方面的差别而受歧视。 上述指标的信息都可以收集，所收集到的信息应通过无偏检验。难点是如何把定量信息转化为定性的结论。 政治自由、法律保障、言论自由和无歧视中没有哪一个更重要，因而政治自由指数的计算对四组赋予了相同的权数，怎样加权则视研究需求而定。 基于上述方法，哈克在其著作中对100个国家1994年的政治自由指数进行了测算排序，分为四类：最高、相当高、相当低、最低，并将其中具有代表性的国家进行了列表排序（见下表）。 政治自由指数 与人类发展指数的关系 HDI与PFI应该合并还是独立存在？学者们意见不一。主张独立的原因可分为内因和外因两类。 内因就是来自指数本身的原因。 一是因为两个指数都有各自的优点； 二是因为HDI比较稳定，发展得也比较成熟；而PFI尚处在初级阶段，有许多工作要做，且易受政变的影响； 三是自由的测量有难度。如文化和宗教自由很难量化，而且政治生活的质量也不易概括（加总），我们不得不接受一个不完整的指标。反对者则认为，本来就不存在十全十美的指数。 外因源自指数的使用环境，包括以下四方面。 （1）认为富国比穷国更重视政治权利。意思是说，投票权对一个只字不识和食不果腹的人是没有吸引力的。这方面理由已经遭到越来越多学者的驳斥，因为，事实已经证明，已有越来越多的国家把政治权利与经济和社会权利摆在同等重要的位置，并认为，发展的测度应该包括政治自由。 （2）认为政治自由与经济增长的联系微乎其微。比如，纳粹统治下的德国，无政治自由可言，但其经济发展得却很好。反对者则认为，尽管经济增长与自由的关系有时很弱，但不能否认有些国家想通过独裁来促进经济增长，然而他们却把增长与自由一起丢掉了。时代发展了，环境变了，民主与发展已成了人类共同追求的目标。基本人权已不再是一个国家自己的问题，而已成为国际问题。 （3）来自发展中国家政府的反对意见。因为有些工业化国家热忠于将政治自由指数作为他们提供援助的条件，而无视需要援助的发展中国家贫困的现状与根源。促进自由指数的建立是可取的，但借此来要挟被援助国家不可取。 已有人通过把HDI和PFI相乘建立了修整的HDI，修整的HDI不仅包括政治自由，还包括可持续发展。目前，很多研究机构还在对PFI进行修整，以使其更可信和更易并入HDI。
“中关村指数”新闻发布会中关村指数是2005年01月14日北京市统计局首次向社会公开发布的，从2004初开始试算，其主要目的是综合描述北京市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状况，总体评价北京市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水平。中关村指数由五个分类指数构成，即：经济增长指数、经济效益指数、技术创新指数、人力资本指数和企业发展指数。各分类指数均由3个指标构成，共计15个指标。这个指数的优点和特色是设计简单，容易理解，处理方便。这一指数设计的目的是考察各个园区的高新技术产业整体的发展，但是我们设计的指标体系在此基础上还要反映出各重点细分产业的发展，就指标而言，评价指标体系选取的指标更全面，更突出了集约型发展和竞争力思想。 编制原理 中关村指数统计指数有广义、狭义之分。广义指数是用来测定社会经济领域内一个变量相对于指定的另一个变量数值大小的相对数；狭义指数是指用来反映不能直接加总的复杂现象总体数量综合变动程度和方向的特殊相对数。 中关村指数属于狭义指数。它是从众多的统计指标中选择出具有内在联系的，有代表性、可比性、可操作性的指标群，依据一定的评价方法，计算出的一种综合指数。 中关村指数计算范围包括：中关村科技园区海淀园、丰台园、昌平园、电子城科技园、亦庄科技园、德胜科技园（健翔园暂无数据）内全部高新技术企业，其企业数量占全市高新技术企业的90%以上。拟在条件成熟后将园区外企业纳入计算范围。 作用 中关村指数系统1、综合反映北京市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状况及其变动趋势。通过中关村指数，既可以综合描述北京高新技术产业及中关村科技园区的发展现状，也可以反映北京高新技术产业及中关村科技园区的发展变动趋势。 2、分析影响北京市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主要因素。社会经济现象的总变动，是由于它的各个组成部分的变动所形成的。通过分析5个分类指数的变动，可以找出影响北京高新技术产业及中关村科技园区发展的主要因素。 3、监测不同领域的发展变化情况。中关村指数涉及11个领域，重点监测的6个领域分别为电子与信息、生物工程和新医药、新材料及应用技术、先进制造技术、新能源与高效节能技术、环境保护技术。中关村指数可以动态监测不同领域高新技术产业结构变动状况。 编制方法 中关村经济增长指数1、指数的构成：由五个分类指数构成 中关村指数由五个分类指数构成，即：经济增长指数、经济效益指数、技术创新指数、人力资本指数和企业发展指数。各分类指数均由3个指标构成，共计15个指标。 2、权数的确定：主观赋权法 中关村指数指标设置及结构具有不同的经济意义，各园区的规模实力、资产质量、发展能力、经营效果等要素之间也存在较大的差异性。在评价指标体系重要程度时，广泛征求各方面专家的意见，确定了各有关指标的权数。 相关词条 企业 品牌 经营 高新技术产业 经济 经济效益 企业诊断 中关村 参考资料http://www.cqvip.com/QK/95119X/200702/2377278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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