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元经济模型二元经济模型(Dual Sector model)也称作“两部门模型”（Dual Sector model）是197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美国经济学家威廉·阿瑟·刘易斯在1954年发表的《劳动无限供给下的经济发展》中提出的发展经济学模型。 内容 “二元经济”指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是由两个不同的经济部门组成。一是传统部门，二是现代部门。 传统部门 自给自足的农业及简单的、零星的商业、服务业，劳动生产率很低，边际劳动生产率接近零甚至小于零，非熟练劳动的工资极低，在该部门存在大量的隐蔽性失业，但容纳着发展中国家的绝大部分劳动力。 生产方式：“维持生计”的产业 现代部门 技术较先进的工矿业、建筑业、近代商业、服务业、容纳的就业劳动力较少，劳动生产率较高，工资水平较高，在传统部门的工资之上。 生产方式：使用再生产性资本谋取利润，具有典型的资本主义特征 劳动力供给的无限性 存在着大量的剩余劳动的传统部门的人均收入水平决定了现代部门工资的下限，现代部门从传统部门大量吸收劳动力，而其工资水平基本保持不变。这是该模型的理论核心。现代部门的利润来自劳动产出大于工资总量的部分，并不断把利润转化为资本扩大再生产，直至传统部门的剩余劳动被全部吸收。于是，现代部门大大扩张，传统部门只有在剩余劳动被吸收完毕后劳动生产率才能提高，传统部门的就业者的收入才能改善。 结论 经济发展的实质，就是现代部门的不断扩张和传统部门的不断萎缩。 工业化过程中，传统部门为现代部门输送剩余劳动，以廉价劳动力为现代部门创造利润，累积扩大再生产的资本。 剩余劳动未输送完毕的时候，传统部门的劳动生产率处于停滞状态。 传统部门是次要的、从属的、消极被动的；现代部门是积极能动的。
ELES模型ELES模型(Extend Linear Expenditure System，扩展线性支出系统模型) 扩展线性支出系统模型(Extend Linear Expenditure System，ELES)是经济学家Luch于1973年在美国经济计量经济学家Stone的线性支出系统模型的基础上推出的一种需求函数系统。 该系统假定某一时期人们对各种商品(服务)的需求量取决于人们的收入和各种商品的价格，而且人们对各种商品的需求分为基本需求和超过基本需求之外的需求两部分，并且认为基本需求与收入水平无关，居民在基本需求得到满足之后才将剩余收入按照某种边际消费倾向安排各种非基本消费支出。 计算公式 假设将人们的消费支出具体划分为I类，则各类商品的消费支出可以用模型表示为： Vi=Piqi+bi(Y-V0) (1) 其中，Vi是对第I类商品的消费支出， Pi和qi分别为第I类商品的价格和基本需求量，bi为边际消费倾向，V0为基本需求总支出，Y为收入水平。该模型即为“扩展线性支出系统模型”（ELES模型）。 如果样本数据为横截面数据，则可以设： ai=Piqi-biV0 (2) 则模型（1）可以表示为： Vi=ai+biY (3) 对公式（2）两端求和得： V0=Σai/(1-Σbi) (4) 由公式（2）也可以得出： Piqi=ai +biV0 (i=1,2,3,...m) 优势 可以发现运用扩展线性支出系统进行消费结构分析，较恩格尔函数模型及其它模型有着明显的优越性：它可以直接运用截面资料进行参数估计，还可以用来进行边际消费倾向分析，需求收入弹性分析，基本需求分析。因此扩展线性支出系统是目前较为优越的一种分析方法。 参考资料[1] ilib http://scholar.ilib.cn/A-hainandxxb200503006.html
比较劳动生产率、二元对比系数和二元反差指数是二元经济结构的三个主要测度指标。 定义 二元反差指数，即第二、三产业或非农业产值比重与劳动力比重之差的绝对值。二元反差指数理论上也为0-1之间，与二元对比系数相反，反差指数越大，第一产业和第二、三产业的差距越大，经济二元性越明显；当二元反差指数为0时，二元经济转变为一元经济，二元性消失。 由于二元反差指数采用部门产值（或收入)比重与劳动力比重之差来反映二元经济结构，而不像比较劳动生产率和二元对比系数采用部门产值(或收入)比重与劳动力比重之比来反映二元经济结构，使得二元反差指数的意义不像比较劳动生产率和二元对比系数的意义那么直接和明晰。 数学意义 二元反差指数的数学计算公式： 二元反差指数 由于G1 + G2 = G,Ll + L2 = L，所以G2 = G − G1,L2 = L − L1，从而二元反差指数的数学计算公式可以变为： 二元反差指数 消除绝对值后，我们知道二元反差指数的数学意义包括如下三项内容： 1)当 时，二元反差指数的数学计算公式变为 2)当 二元反差指数 时，二元反差指数的数学计算公式变为R2 = 0； 3)当 时，二元反差指数的数学计算公式变为 逻辑意义 人类社会正在经历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化的进程，经济发展也正在实现从农业经济向现代工业经济的转化。从农业经济向现代工业经济转化的经济发展过程角度来认识和分析二元经济结构，我们发现，二元反差指数正好体现了其中的逻辑意义，即二元反差指数的数学意义所包含的三项内容与二元经济结构的演化过程具有逻辑上的对应关系。 在由农业经济向现代工业经济转化的经济发展过程的最早期(以下称其为由农业经济向现代工业经济转化的经济发展过程的第一时期)，由于农业部门是整个社会的绝对经济重心，而非农业部门刚刚萌芽产生，很稚嫩、很不完善，因而，农业部门劳动力比重与农业部门产值(或收入)比重均接近于 l。又由于刚刚萌芽的非农业部门的生产力水平显然低于农业部门，因此我们可以合理地推断：在这一时期，农业部门的产值(或收人)比重大于农业部门劳动力比重，即。随着新兴的非农业部门的逐步发展和完善，其生产力水平越来越接近于农业部门的生产力水平，在历史进程的某一个时期，农业部门的产值(或收人)比重与农业部门劳动力比重相等，即utf − 8，我们称这一时期为由农业经济向现代工业经济转化的经济发展过程的第二时期。在这之后就进人到由农业经济向现代工业经济转化的经济发展过程的第三时期，这一时期的特征是农业部门的产值(或收人)比重会小于农业部门劳动力比重，即。 理论意义 1、经济发展过程角度的理论意义分析 依据前面的对二元反差指数的逻辑意义分析结果，我们知道，二元反差指数实际上是一个对由农业经济向现代工业经济转化的经济发展过程的二元经济结构变化的综合测度指标，它浓缩了由农业经济向现代工业经济转化的经济发展过程的三个阶段的二元经济结构变化情况。也正因为如此，其意义才表现得不像比较劳动生产率与二元对比系数那样直接和清晰。 2、现实角度的理论意义分析 我国现阶段正处于由农业经济向现代工业经济转化的经济发展过程的第三时期，农业部门的产值(或收人)比重小于农业部门劳动力比重，因此，现实角度的二元反差指数的理论计算公式为： 在由农业经济向现代工业经济转化的经济发展过程的第三时期的前期，由于新兴的非农业部门代表着先进生产力，因此必然造成农业部门的产值(或收人)比重减少较快，而农业部门劳动力比重减少较慢，从而使得农业部门的产值(或收人)比重与农业部门劳动力比重的差距会越来越大，亦即二元反差指数越来越大(但不会是严格单调增加)。但是，随着非农业部门先进生产力的不断发展、完善和提高，全社会也就有越来越多的财力、物力、技术、措施来支援、改造和提升农业部门的生产力水平，从而二元反差指数会慢慢减小(但不会是严格单调减少)。我们可以把由农业经济向现代工业经济转化的经济发展过程的第三时期再划分成两个阶段：二元反差指数逐步增大的时期(称为二元经济结构加剧阶段)以及二元反差指数逐步减小的时期(称为二元经济结构缓解阶段)(如图l所示)。 二元反差指数 3、比较角度的理论意义分析 形式上看，与比较劳动生产率与二元对比系数两个测度指标相比较，二元反差指数这一测度指标的特点是，它仅仅根据农业部门这一个部门的产值(或收人)比重与劳动力比重来测度二元经济结构；而比较劳动生产率与二元对比系数两个测度指标既根据农业部门产值(或收人)比重与劳动力比重，又依据非农业部门产值(或收人)比重与劳动力比重来测度二元经济结构。 依据刘易斯等众多经济学家的研究结果，二元经济结构体现为产值(或收人)和劳动力在现代工业部门和传统农业部门之间的配置，因此测度指标首先就是两部门的产值(或收人)比重和劳动力比重，二元经济结构的消减意味着农业部门产值(或收人)比重和劳动力比重的逐渐降低，而非农业部门的两个比重却相应提高。比较劳动生产率与二元对比系数两个测度指标正是以此研究结果为基础而提出来的综合性的测度指标。二元反差指数虽然形式上仅涉及农业部门这一个部门的产值(或收人)比重与劳动力比重，但由于G1 + G2 = G,L1 + L2 = L，从而 因此，二元反差指数也有如下表述： 这说明二元反差指数实际上仍然还是根据农业部门与非农业部门两个部门的产值(或收入)比重和劳动力比重来测度二元经济结构的；也就是说，二元反差指数仍是以刘易斯等众多经济学家的研究结果为基础而提炼出来的综合性的测度指标。 结论 二元反差指数与比较劳动生产率、二元对比系数这两个指标一样，都是以刘易斯等众多经济学家的研究结果为基础而提出来的反映二元经济结构的综合性的测度指标。但由于二元反差指数浓缩了由农业经济向现代工业经济转化的经济发展过程的三个阶段的二元经济结构变化情况，所以其意义才表现得不像比较劳动生产率与二元对比系数那样直接和清晰。 我国现阶段正处于由农业经济向现代工业经济转化的经济发展过程的第=he期。现阶段我国二元反差指数的具体计算公式为： 并且，我们可以把由农业经济向现代工业经济转化的经济发展过程的第三时期再划分成两个阶段：二元经济结构加剧阶段以及二元经济结构缓解阶段。 相关词条 二元对比系数;二元经济模型;比较劳动生产率 相关链接 http://wiki.mbalib.com/wiki
基本内容 在保险市场上存在道德风险（事后的信息不对称）。保险公司与投保人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保险公司难以确切的知道投保人的真实情况和行为。保户在与保险公司签订合约存在着隐藏行为，则导致道德风险，一旦人们和保险公司签订了保险合约，他们往往会不再像以往那样仔细看管家中的财产了，当出门的时候，他可能不再像没有保险以前那样仔细地检查煤气是否关好，因为现在屋子着火了，他将获得保险公司的赔偿。作为极端的例子，有人甚至自己故意造成火灾来骗取保费。在这里，因为保险公司无法观察到人们在投保后防灾行为而产生“隐蔽行为”。保险公司面临着人们松懈责任甚至可能采取“不道德”行为而引致的损失，严重的情况会使保险公司关门。 分离均衡模型保险市场逆向选择（事先信息不对称）来自保险公司事前不知道投保人的风险程度，从而使保险水平不能达到对称信息情况下的最优水平。当保险金处于一般均衡价格时，低风险类型的消费者群预期投保后得到的效用小于他不参加保险时的效用，这类消费者会退出保险市场，只有高风险类型的消费者预期投保的潜在收益大于潜在成本会愿意投保。低风险消费者退出后，如果保险金和赔偿金不变，会由于赔偿概率的上升而使保险公司可能亏损。这种条件下，为了不出现亏损，保险公司将不得不提高保险金。这样，那些次低风险的顾客群认为支付这笔费用不值得，从而不再投保，高风险类型消费者不会在意保费的提高而踊跃进入保险大军。这样一来，高风险者就会把低风险消费者“驱逐”出保险市场。看来，靠提高保费的办法，对保险公司是不管用的。约瑟夫·斯蒂格利茨的重要观点出现了：人们不能用通过提高保费的办法来使保险市场的逆向选择现象和道德风险消失。相反，提高保费，会加剧该来的不来，不该来的来了。为了解决这一问题，保险人可以通过提供不同类型的合同，将不同风险的投保人区分开，让买保险者在高自赔率加低保险费和低自赔率加高保险费两种投保方式之间选择，以防止被保人的欺诈行为。即不是使保险处于混同均衡，而是出现分离均衡。分离均衡已经成为微观经济学中一个广泛运用的概念和分析方法。 信贷配给理论是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又一经典理论。约瑟夫·斯蒂格利茨与安德鲁·魏斯于1981年合作的划时代论文《不完全信息市场上的信贷配给》，创造性地分析了信贷市场由于信息不对称而引起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指出企业存在的骗贷行为与信息不对称有关。他们认为银行降低坏帐损失的最优策略是对贷款进行配给而不是提高贷款利率。这些创见因现实世界信贷配给十分普遍而使研究更进一步接近更为现实的信贷市场理论，并对公司融资、市场理论和宏观经济学的研究也产生了巨大影响。 在古典经济学中，供大于求，利率就会下降；供不应求，利率就会上升。如果供求总平衡的话，均衡利率会很容易确定下来，长期来看供求平衡。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对这一理论提出了质疑，他发现在借贷市场上供求不相等是一个长期的现象，实际利率比均衡利率要低。贷款人的投资是有风险的，而且不同的贷款人的风险偏好不同。那些对未来投资回报率预期较高的人，愿意接受较高的利率，如果银行想通过提高利率来提高效益，就会把那部分预期有稳定回报的低风险投资者拒之门外，贷款给高风险者，银行的风险就会增大。如此循环下去，最终结果是贷款质量下降，不但不能提高银行的利润，反而会隐藏着巨大的金融风险。约瑟夫·斯蒂格利茨解释为，银行靠提高利率的办法无效，而采取信贷配给是有效的方式。在所有申请贷款的人中，只有部分人能够得到满足，哪怕有部分人想提高利率来获得更高的贷款，银行也不会同意。银行是通过有选择性地给申请人贷款的办法来降低风险。用他的理论可以解释为什么发展中国家的一些民间信贷市场上利率奇高无比，原因是“劣币驱逐良币”，即风险大的借款人驱除了风险小的借款人，只有把利率调到高位，才能抵消高风险成本。 与IPO的折价 分离均衡模型分离均衡模型假定，在企业发行新股的过程中，高质量企业折价发行IPo，而且只融取一部分资金。当较低的发行价格吸引了投资者的注意，对折价企业加深了解后，投资者就会认识到企业的真实价值，信息不对称问题也就随之解决了。这时企业再以较高的价格进行后续发行(Sea—soned offering SEO)。较高的后续发行价格能够弥补IPo折价以及两阶段融资的发行成本。对低质量企业而言，模仿高质量企业不是最优选择。因此低质量企业会在第一次发行中融得尽量多的资金。高低质量企业两种不同的行为就导致了分离均衡(图1)。也就是说，高质量企业选择两阶段融资、高折价发行，低质量企业则选择单阶段融资、低折价发行。 与信号传递模型的区别 约瑟夫·斯蒂格利茨的分离均衡与迈克尔·斯宾塞 (Michael Spence)的信号传递不同之处在于：迈克尔·斯宾塞研究的是拥有不同信息的人如何通过信号传递，来把自己与同类分离出来。而约瑟夫·斯蒂格利茨是说明不拥有信息的人如何设计一个菜单，来进行信息甄别，使具有不同信息的人不隐瞒信息和行为，或者说设计一个分离不同信息的人的机制，进而提高市场效率。 实践 运用信号传递模型中的分离均衡模型理清多层次资本市场与不同成长阶段企业之间的匹配关系对于促进资本市场建设和企业发展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是缓解中国中小企业融资难、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和实现经济可持续增长的重要环节。对此，全社会有众多的呼声并基本达成共识。但真正符合学术规范的研究成果却很匮乏。部分原因可能是问题本身没有得到理论界的应有重视。运用信息经济学的理论，设计资本市场、企业与投资者之间的信号传递模型，通过分离均衡式契约安排构建多层次的资本市场，揭示出企业不同成长阶段的风险收益特征，并提出设立转板制度实现动态的分离均衡。 首先，通过构建逆向选择模型阐释，对于不同规模不同成长阶段的企业的综合竞争力α及其重要影响因素：投资回报率P和投资风险δ，企业和投资者之间存在严重的信息不对称。如果资本市场不分层次，创业初期、创业后期的小企业和步入成长期的中型企业以及成熟的大企业均在单一市场中，按同一规则进行融资和交易，市场的信息揭示能力不足，将由于企业和投资者之间信息不对称而出现逆向选择问题，产生“劣币驱逐良币”现象，不利于成熟大企业和真正具有成长性的中小企业的发展。同时，由于存在逆向选择，作为整体，企业风险特征加大，风险揭示能力进一步下降，将引发市场风险。 其次，为了在一定程度上消除这种信息不对称带来的逆向选择，人们运用信号传递模型中的分离均衡模型，通过分析投资者对投资回报率和投资风险度的预期，以及不同规模企业对投资回报率P和投资风险度δ关注程度的不同，并引入综合竞争力α和最终产出π等参数，得出不同规模不同成长阶段企业的分离均衡，并证明了该分离均衡对不同规模企业是唯一的。即，建立与企业成长周期相匹配的多层次资本市场，有利于成熟大企业和真正具有成长性的中小企业发展，并且是降低市场投资风险的必要手段。 通过模型实现分离均衡后，这一均衡不是静态的，分割的，而是随着企业成长阶段和综合竞争力的变化，需要动态调整。有的企业规模扩大，盈利能力增强，其等效用曲线发生了变化，即达到了高一层级的资本市场的准入条件，此时，如果这样的企业依然停留在低层次的资本市场，就不是该企业的帕累托最优，不能实现均衡，因此，应该通过转板制度中的升板，允许其进入高层级的市场，从而寻求到新的均衡。反之就需要通过转板制度中的降板或退市，将已经达不到高层次市场基本条件的企业降到低层次资本市场中。所以，在建设多层次资本市场的同时，必须设立转板制度，以提高市场效率。 在论证了资本市场需要多层次建设及设立转板制度后，本文给出了分离均衡式契约安排模型，在契约安排中，可以根据中国企业发展的实际情况，对规模θ的分布取值，经过标准化，求解企业规模、企业盈利能力(投资回报率)、企业经营风险度等的不同组合，以得出各层次资本市场的准入条件和转板条件。[1]
菲尔普斯曲线（Phelps Curve） 目录 1 菲尔普斯曲线概述 菲尔普斯曲线概述 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W·菲利浦斯根据90多年（1861～1957年）的资料分析，提出了货币工资变动率与失业率之间呈负相关关系的理论，即著名的“菲利浦斯曲线”。该理论不仅指出了失业与通货膨胀是可以并存的，而且是能够相互替代的，即通货膨胀率上升，失业率下降；反之，失业率上升，通货膨胀率下降。通货膨胀和失业率之间存在着稳定的此消彼长的关系。这一理论基本上符合当时西方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的实际，因此，“菲力浦斯曲线”被当时的经济学界捧为金科玉律。但在20世纪70年代以后，西方发达国家出现了“滞胀”现象：一方面经济停滞，失业增加；另一方面，通货膨胀，物价上涨。对于这种情况，显然难以用“菲力浦斯曲线”来加以解释。 鉴于“菲力浦斯曲线”对“滞胀”现象的无能为力，另一位经济学家提出了“菲尔普斯曲线”，对经济增长过程中出现的包括“滞胀”在内的诸多问题进行了全新的解释，提出了“经济增长黄金律”。这位经济学家就是200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埃德蒙·费尔普斯。 对失业率与通货膨胀之间的内在关系，菲尔普斯的研究比菲力浦斯更加深入。他对工资、物价进行了更为基本的分析，并且考虑到经济中信息不畅的因素、个人不完全了解其他人的行为，因此必须将他们的决策基于预期之上来研究失业率与通货膨胀之间的关系。他由此提出了“菲尔普斯曲线”来挑战“菲利普斯曲线”，这种新的理论认为，通货膨胀取决于失业率和通货膨胀预期。 根据“菲尔普斯曲线”，通货膨胀不会对远期失业率产生影响，它只是由劳动力市场的运传所决定的，经济稳定政策只能对失业率的短期起伏产生影响。菲尔普斯表明未来的经济稳定政策的可能性取决于今天的政策决策：今天的低通货导致对未来低通货的预期，因此有助于未来的决策制订。 跨期权衡领域的另一个重要问题是资本构成的合理尺度。通过减少消费用于对物资和人力资本进行投资，今天的一代将可以提高未来人类的福利。菲尔普斯澄清了几代人之间可能的分配冲突。他还表明，所有人在某种条件下都可以从储蓄率的变化中获益。菲尔普斯还对人力资本对新技术吸收和增涨的重要性进行了先驱性的研究。 菲尔普斯曲线是一个小作品。你可以通过或修订扩充其内容。
简介 古诺模型一、古诺模型的假设古诺模型分析的是两个出售矿泉水的生产成本为零的寡头厂商的情况。 古诺模型的假定是：市场上只有A、B两个厂商生产和销售相同的产品，他们的生产成本为零；他们共同面临的市场的需求曲线是线性的，A、B两个厂商都准确地了解市场的需求曲线；A、B两个厂商都是在已知对方产量的情况下，各自确定能够给自己带来最大利润的产量，即每一个产商都是消极地以自己的产量去适应对方已确定的产量。 二、古诺模型中厂商的产量选择A厂商的均衡产量为： OQ（1/2―1/8―1/32―……）=1/3OQB厂商的均衡产量为：OQ（1/4+1/16+1/64+……）=1/3OQ行业的均衡总产量为：1/3OQ+1/3OQ=2/3OQ 价格竞争的古诺模型三、价格竞争的古诺模型假定两个寡头分别用40元的固定成本生产可以相互替代并且有差别的产品，并假定不存在可变成本，边际成本为0，两个寡头面临的市场需求数如下：D1：Q1=24－4P1+2P2D2：Q2=24－4P2+2P1π1=P1Q1－40=24P1－4P12+2P1P2－40dπ1/dP1=24－8P1+2P2=0P1=3+1/4P2（寡头1的反应函数）同理：P2=3+1/4P1（寡头2的反应函数）因此，P1=4，P2=4得：Q1=16，Q2=16；π1=24，π2=24。 需求曲线上的古诺模型寡头间的这种无勾结行为而达到的这种均衡称为古诺均衡。寡头间若存在着勾结，以求得联合的利润最大化，所得到的均衡为共谋均衡。四、古诺模型结论的推广以上双头古诺模型的结论可以推广。令寡头厂商的数量为m，则可以得到一般的结论如下： 每个寡头厂商的均衡产量=市场总容量/（m+1） 行业的均衡总产量=市场总容量·m/（m+1） 古诺模型的缺陷是假定了厂商以竞争对手不改变产量为条件。 描述 古诺模型理论中的寡头市场古诺模型可以在一个简单的情形中得到说明。假定两个面临同一市场的竞争厂商，它们生产无差异的产品，成本为0。起初，A厂商选择市场总量的1/2，以便利润最大化。随后，B厂商将余下的1/2作为其面临的市场需求，并与A一样选择其中的1/2即1/4的产量。结果，A厂商的利润因B厂商的加入而未能达到最大，于是它变动产量，将B厂商生产1/4余下的3/4作为决策的依据，选择其中的1/2即3/8。同样，B厂商将会选择5/16。如此等等。最终，两个厂商各选择1/3的产量，而且它们没有进一步变动产量的动力，从而市场处于均衡。古诺模型的缺陷是假定了厂商以竞争对手不改变产量为条件。 双寡头厂 古诺模型中的双寡头厂商均衡就是纳什均衡。 纳什均衡纳什均衡就是双方都坦白，给定甲坦白的情况下，乙的最优策略是坦白；给定乙坦白的情况下，甲的最优策略也是坦白。而且这里双方都坦白不仅是纳什均衡，而且是一个上策(dominantstrategy)均衡，即不论对方如何选择，个人的最优选择是坦白。因为如果乙不坦白，甲坦白的话就被轻判1年，不坦白的话就判2年，坦白比不坦白要好；如果乙坦白，甲坦白的话判5年，不坦白的话判10年，所以，坦白仍然比不坦白要好。这样，坦白就是甲的上策，当然也是乙的上策。其结果是双方都坦白。囚徒困境反映了个人理性与集体理性的矛盾。其实，如果两个囚徒都不坦白，他们各判2年，比都坦白各判5年的情况要好。但这不符合个人理性，甚至即使这两个囚徒在被抓之前协议，被抓后拒不坦白，但是又有谁有遵守这个协议的积极性呢。寡头垄断厂商经常发现它们自己处于一种囚徒的困境。当寡头厂商选择产量时，如果寡头厂商们联合起来形成卡特尔，选择垄断利润最大化产量，每个厂商都可以得到更多的利润。但卡特尔协定不是一个纳什均衡，因为给定双方遵守协议的情况下，每个厂商都想增加生产，结果是每个厂商都只得到纳什均衡产量的利润，它远小于卡特尔产量下的利润. 伯特兰德模型 伯特兰模型均衡点一、什么是伯特兰德模型？伯特兰德模型是由法国经济学家约瑟夫·伯特兰德(JosephBertrand)于1883年建立的。古诺模型和斯塔克尔伯格模型都是把厂商的产量作为竞争手段，是一种产量竞争模型，而伯特兰德模型是价格竞争模型， 伯特兰德模型的假设为：（1）各寡头厂商通过选择价格进行竞争；（2）各寡头厂商生产的产品是同质的；（3）寡头厂商之间也没有正式或非正式的串谋行为。 二、伯特兰德模型的前提假定伯特兰德模型假定，当企业制定其价格时，认为其他企业的价格不会因它的决策而改变，并且n个（为简化，取n=2）寡头企业的产品是完全替代品。A、B两个企业的价格分别为P1、P2，边际成本都等于C。 三、伯特兰德模型的推导和分析 古诺模型——伯川德模型根据模型的假定，由于A、B两个企业的产品是完全替代品，所以消费者的选择就是价格较低的企业的产品；如果A、B的价格相等，则两个企业平分需求。于是，每一个企业的需求函数为： 因此，两个企业会竞相削价以争取更多的顾客。当价格降到P1=P2=C时，达到均衡，即伯特兰德均衡。 结论：只要有一个竞争对手存在，企业的行为就同在完全竞争的市场结构中一样，价格等于边际成本。 四、伯川德均衡及伯川德悖论根据伯川德模型，谁的价格低谁就将赢得整个市场，而谁的价格高谁就将失去整个市场，因此寡头之间会相互削价，直至价格等于各自的边际成本为止，即均衡解为： 根据伯川德均衡可以得到两个结论：寡头市场的均衡价格为：P=MC；2寡头的长期经济利润为0。 这个结论表明只要市场中企业数目不小于2个，无论实际数目多大都会出现完全竞争的结果，这显然与实际经验不符，因此被称为伯川德悖论 五、伯特兰德模型存在的问题 模型分析伯特兰德模型之所以会得出这样的结论，与它的前提假定有关。从模型的假定看至少存在以下两方面的问题： ①假定企业没有生产能力的限制。如果企业的生产能力是有限的，它就无法供应整个市场，价格也不会降到边际成本的水平上。 ②假定企业生产的产品是完全替代品。如果企业生产的产品不完全相同，就可以避免直接的价格竞争。 六、对伯川德模型的评价伯川德模型假设价格为策略性变量而更为现实，但是它所推导出的结果却过于极端；但由于与现实不甚相符而遭到了很多学者的批评。这是为什么将其称之为伯川德悖论的主要原因。因此，学者们在研究市场中企业的竞争行为时，更多的是采用古诺模型，即用产量作为企业竞争的决策变量。[1]
GG-LL模型,由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于1990提出 目录 1 什么是GG-LL模型 2 GG-LL模型的意义 3 GG-LL模型分析的前提假设 什么是GG-LL模型 20世纪90年代后，关于在一个区域内各经济体如何选择是否参加货币区问题，又产生了一些新的理论,如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的“GG-LL”模型。克鲁格曼以欧盟和芬兰为例，分析了芬兰加入欧盟的成本--收益曲线，得出了著名的GG-LL模型。 Image:GG-LL模型.jpg 克鲁格曼认为，芬兰加入欧洲货币体系的收益大小取决于芬兰与欧洲货币体系成员国贸易关系的一体化程度。 上图横轴表示加入国与货币区的经济紧密程度，它可以用经济交往占GNP的百分比表示；纵轴表示加入国收益与成本。图中GG曲线为收益曲线，LL曲线为成本曲线，图中GG曲线和LL 曲线的交点为E1,它决定了一国是否加入货币区的经济一体化程度的临界点θ1,当该国与货币区的体化程度大于θ1时，加入货币区有净收益，否则执意加入只会带来净损失。通过GG-LL模型还可以判断一国经济环境的变化是如何影响其加入货币区的选择的。例如，当某国出口需求增加，在经济一体化程度的任何一个水平上，汇率工具的缺失使该国产出和就业的不稳定性增大,于是LL曲线上移到LL1,结果使得加入货币区的临界点由θ1变动到了θ2。 GG-LL模型的意义 1.克鲁格曼用GG-LL模型说明了最优货币区理论，指出最优货币区就是通过商品贸易和服务贸易以及要素的流动，促使多国经济紧密相联的地区。如果各国之间的贸易和要素流动性较大，那么组建货币区对各成员国均有益处，反之则不适宜。这对货币一体化的实践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2.另一方面，克鲁格曼的GG-LL模型借用传统的成本--收益分析方法，从单个国家是否加入货币区为切入点，分析了加入货币区的成本、收益因素，有助于人们直观形象地分析单个国家加入货币区的利弊得失，从而成为确定一国是否加入货币区的一个重要分析工具。 GG-LL模型分析的前提假设 1、货币区规模越大， 区内价格水平的稳定性与可测性就越高； 2、货币区内固定汇率的承诺有保证； 3、货币区内各国市场联系越紧密，加入货币区的收益越高。
定义 国际卡特尔 各帝国主义国家垄断组织从经济上分割世界的一种重要形式。其主要内容是各个最大垄断组织在世界范围内通过协定划分销售区域,规定市场价格和销售限额,交换技术发明和共同享有专利权等。国际卡特尔的出现标志着帝国主义垄断组织在世界范围内斗争的激化及其发展为国际垄断。列宁指出：“资本主义早已造成了世界市场。所以随着资本输出的增加，随着最大垄断同盟的国外联系和殖民地联系以及‘势力范围’的扩张，‘自然’就使得这些垄断同盟之间达成全世界的协定，形成国际卡特尔”（《列宁选集》第2卷，第788页）。 国际卡特尔的产生与发展 国际卡特尔 国际卡特尔是生产集中和资本国际化的必然结果。19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是国际卡特尔的萌芽时期，最早出现的是1867年组成的盐业卡特尔。1872年出现了国际苏打卡特尔和国际制碱卡特尔。1884年，在欧洲面临钢轨生产过剩危机的情况下，出现了由德国、英国和比利时三国钢轨制造商成立的国际制造商协会。这个国际卡特尔成立时规定三国分割国外市场的比例为：英国66％，德国27％，比利时7％。 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即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过渡时期，国际卡特尔有了迅速的发展。当时，英国是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工业国家，它在资本主义世界商品市场上具有强大的竞争力。那些后起的资本主义国家，特别是欧洲大陆的国家纷纷通过组织国际卡特尔来阻止英国在欧洲市场的扩张。英国为了夺取欧洲市场，在同德国等西欧大陆国家展开激烈竞争后，终于也加入一些比较重要的国际卡特尔。这个时期的国际卡特尔大多是两三个欧洲国家垄断组织之间缔结的关于划分销售区域、规定出口限额和销售价格的协定，主要是德国与其他欧洲国家垄断组织之间的协定。在1896年前后，英、德垄断组织之间缔结的卡特尔协定有22 个，德、奥之间有13个，德、比之间有10个，德、法之间有 9个。到1914年，缔结正式协定的国际卡特尔共有116个，其中有关煤、铁、钢生产的26个，化学产品19个，运输业18个，纺织业15个，陶器 8个，纸及木浆7个，电气设备5个，其他行业18个。如果把那些口头的“君子协定”也包括在内，这个时期内国际卡特尔的数目更要大得多。 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随着垄断化过程的加快和生产过剩危机的进一步恶化，各国垄断资本之间争夺世界市场和势力范围的斗争更趋激化，出现了国际卡特尔发展的全盛时期。在1931年，国际卡特尔的数目已发展到320个，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大约增加为1200个。在这个时期，国际卡特尔对世界市场和价格的控制越来越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世界市场上成百种重要商品和许多重要的商品部门在很大程度上都为各种大大小小的国际卡特尔所控制。在1929～1933年间，国际卡特尔在世界出口总值中控制的比重高达42％。同时，这个时期的国际卡特尔不仅限于分割市场和规定价格等流通领域，而且已经扩大到分割世界原料产地和投资场所等方面；特别是在一些生产高度集中的工业部门中，如钢铁、化学、石油、电气、铝、铜、火柴、钻石等部门中，出现了包括整个世界工业部门的国际卡特尔。各国垄断组织在国际卡特尔内的控制地位，也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在世界一些最重要的生产部门，如电气、石油、铜、铝等国际卡特尔中，美国垄断组织日益排挤西欧各国的势力而占据了重要地位。但在大多数中小型的国际卡特尔中，一些欧洲国家的垄断组织仍掌握有控制权。 国际卡特尔的组织形式 国际卡特尔 国际卡特尔的组织形式是多样化的。其主要的形式有：①根据一个共同签订的公约而组成的国际卡特尔，其中最常见的是国际航运业、保险公司、大银行之间缔结的卡特尔。②根据一系列个别协定而联结成的国际卡特尔，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国际钢铁卡特尔，它分为正式成员和非正式成员，包括18个钢铁制品种类的国际卡特尔。③根据交换专利权和制作过程协定联结起来的国际卡特尔，在电气、化学部门中就广泛存在着这种情况。④由各参加国合组一个股份公司来统一销售、划分市场和规定价格而组成的国际卡特尔，比较突出的例子有1931年成立的第四个国际铝卡特尔、国际火柴卡特尔和国际电灯泡卡特尔等。有的国际卡特尔为了共同控制市场和资源，专门设立了卡特尔的子公司，国际石油卡特尔中的伊拉克石油公司便是一例。从国际卡特尔的参加者来看，绝大部分都是由各国私人垄断组织参加的，有的是由各国的同业公会或出口协会出面参加的。在1929～1933年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之后，出现了由许多原料和农产品生产国和消费国政府直接出面缔结的政府间的商品协定，成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在国际卡特尔活动中的一个新形式。例如当时在小麦、咖啡、糖、橡胶、锡、茶叶等商品中就订立了这类协定。 二战后国际卡特尔的发展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绝大多数国际卡特尔都因战争而中断活动或解体了。然而，美国、英国和德国的垄断组织在战争期间进行了秘密的谈判，采取各种方式继续保持它们之间的联系。战后初期，美国成为资本主义世界的霸主。战前的许多国际卡特尔协定已不能适应美国垄断组织进行经济扩张和独霸世界的需要，因此它极力阻挠那些对它具有潜在威胁的国际卡特尔的恢复。但是，一些最大的国际垄断组织之间以各种形式缔结的卡特尔协定，在战后仍然起着重要作用。以美国的埃克森、莫比尔、德士古、海湾和加利福尼亚等五家大石油公司以及英荷壳牌石油公司和英国石油公司等七家大石油垄断企业组成的国际石油卡特尔，在当代国际经济领域内就有重大影响。随着西欧、日本经济的逐渐恢复，各国垄断组织之间争夺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原料产地和投资场所的斗争进一步加剧，这就使战后恢复和建立国际卡特尔的浪潮卷土重来。1957～1958年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大大推动了国际卡特尔的恢复。到60年代初期，战前的大部分国际卡特尔都以公开或隐蔽的形式活跃起来。根据概略的估计，从1957年到1962年之间，西欧共同市场各国垄断组织之间至少签订了3000项各种卡特尔协定，其中大约有一半是法国和联邦德国之间的，以钢铁、电气、机器制造、航空、汽车和军火工业方面的协定为最多，其中较大的有欧洲钢铁出口卡特尔、欧洲铝卡特尔、欧洲钢管卡特尔，等等。战后国际卡特尔的特点之一就是它的活动更加隐蔽了。在60年代后期欧洲经济共同体通过了限制卡特尔活动的规定，使许多国家的私人垄断组织参加公开的国际卡特尔受到了限制，愈来愈多地采取默契、密约或“君子协定”的方式来争夺和瓜分世界市场。它们还通过订立专利权、特许权协定，生产专业化分工协议，研究新材料用途的协定以及其他科技合作协定等方式来掩盖卡特尔的活动。因此，从战后资本主义世界总的趋势来看，国际卡特尔的活动依然存在，只不过改变了活动的方式而已。 国际卡特尔制定的垄断价格 需要考虑在作为不完全竞争者定价一般原则的基础上，还要考虑到诸如产品的需求弹性，卡特尔占有的市场份额，非卡特尔成员的供给弹性，以及这些影响因素的最集中反映——消费者对卡特尔产品的需求弹性。我们用专门的这种数量关系概括了这种关系。 国际卡特尔的成功 不仅在于它制定了一个合适的垄断价格，如果不能维持价格，国际卡特尔就是短命的。维持垄断价格需要考虑的因素更多，除了应该考虑制定价格需考虑的因素外，还需要从动态上考虑国际卡特尔市场份额的变化，寻找替代品的可能性，非卡特尔成员长期的供给弹性，以及卡特尔成员出于某种经济原因导致的背叛行为等。 国际卡特尔的历史比较长，但多数是短命的。世界上最成功的国际卡特尔可能是石油输出国组织。其特点是政府出面，且垄断产品是不可再生的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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