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义价格卡特尔，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具有竞争关系的经营者为牟取超额利润，以合同、协议或其他方式，共同商定商品或服务价格，从而限制市场竞争的一种垄断联合。 特征 1、它是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经营者自愿采取的联合行动； 价格卡特尔2、它是处于同一经营层次或环节上的横向竞争者之间的联合行动； 3、 联合行动是通过合同、协议或其他方式进行的； 4、 协议的内容是共同商定价格； 5、其共同目的是通过限制竞争以获取高额利润。 分类 第一，横向价格卡特尔所谓横向价格卡特尔主要是企业之间通过固定价格协议或协调各自的价格行为，达到获取垄断利润、限制公平竞争的目的。比较常见的有：共同提高或保持某种商品的销售价格；共同建立某些折扣或信用条件；轮流进行低价投标；共同减少或限制进货，以保持高价或提高价格；共同降低价格以排挤同类厂商等等。横向价格卡特尔是一种有严重危害的价格垄断行为，各国反垄断法都明文规定了此类行为的非法性，并制定了相应的惩罚措施。如美国《谢尔曼法》第一条就规定，任何契约，以拉斯形式或其它形式的联合，共谋限制贸易或商业竞争是非法的，任何人签订上述契约或从事上述联合或共谋是严重犯罪。《克莱顿法》第二条对旨在形成垄断的妨害、破坏竞争的价格歧视，规定为非法。 第二，纵向价格卡特尔。 纵向价格卡特尔是指一方当事人要求另一方当事人只能以固定的价格出售商品的协议及其相应行为。美国法称作“纵向价格固定”，德国法称乃“纵向价格约束”。这种纵向价格卡特尔通常是由不同企业签定协议而产生，如生产商与销售商；批发商与零售商。虽然表面看这样的协议并没有共同限制竞争的内容，但该种行为仍然会影响价格竞争机制。德国《反限制竞争法》第十四条规定：企业之间就与本法适用范围内的市场相关商品或服务所订立的协议， 价格卡特尔如对一方当事人与第三人就所供商品、他商品或服务达成协议时的定价自由或形成交易条件时的自由予以限制，则该协议是禁止的。 [编辑]价格卡特尔产生的原因和条件 卡特尔作为限制竞争协议行为的一种表现形式，它是商品经济或市场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市场竞争日益激烈的产物或表现。 对于商品生产经营者来说，优胜劣汰是市场竞争发展不可抗拒的规律和严酷现实，要想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求得生存和发展，有两种截然不同的方法和途径：第一种是努力开发和利用先进的科学技术，不断改善经营管理，提高产品质量和提高劳动生产率，即用正当和合法的手段同竞争对手进行公平竞争；第二种是置法律和道德于不顾，采用制售假冒伪劣商品，进行欺诈性交易，实施不正当竞争，或者滥用自身的某种优势地位达成限制竞争的协议，进行垄断经营，限制和损害公平竞争。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总有少数经营者受经济利益最大化的驱使，不走正道，走邪路，选择第二种方法，企图以最省工本而获取高利的办法，与对手展开不正当、不公平竞争。例如，价格卡特尔就是两个以上的经营者通过协议等方式，横向联合限制竞争，实施价格垄断的一种形式和做法。 由此可以看出，比较发达的商品经济和激烈的市场竞争，是产生或形成价格卡特尔的社会经济基础，经营者受经济利益最大化的驱动及其法制观念淡薄与缺乏职业道德，是价格卡特尔产生的直接原因。同时也是产生各种不正当竞争和垄断行为的一般原因。这是由市场经济的本质和共性所决定的。具体到经济体制正在转轨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期的中国来说，随着经济体制改革（包括价格体制改革）的深入发展和市场经济法律体系的不断完善，企业的生产经营自主权不断扩大，经营者自主定价权的范围也越来越广。这客观上也给价格卡特尔的产生提供了条件。 此外，由于中国的价格法制和反垄断法制还不健全，虽有一些关于禁止企业间或者行业组织商定垄断价格的规定，但是，由于规定很不具体，缺乏必要的责任条款，执行起来无法操作，执法效果较差。致使有的经营者故意钻该领域立法和执法均属薄弱环节的空子，实施价格垄断，这也是产生某些价格卡特尔的原因之一。 危害 (一)价格卡特尔严重侵害了非价格卡特尔成员的合法利益。价格卡特尔会在市场上造成价格固定的结果，使非价格卡特尔成员难以通过正常的价格竞争充分行使自已的自主定价权，遭受不应有的经济损失。 (二)价格卡特尔损害了消费者的利益。当经营者联合涨价时，消费者的权益受到损害是显而易见的。即使是经营者联合降价，消费者获得的利益也是暂时的，因为在价格卡特尔完成排挤其他竞争者之后，必然会抬高价格，牟取暴力。 价格卡特尔(三)扭曲价格信号，弱化价格对市场的调节作用。通过公平竞争形成的价格可以起到调节生产和促进消费的作用。由价格卡持尔所形成的价格不能客观反映市场需求和容量，这必然导致整个市场的混乱，造成社会资源的严重浪费。 (四)阻碍生产技术的进步。通过价格卡特尔对市场价格进行垄断的企业，通常不注重对自身生产技术的提高，而是专注于如何运用不正当的方法和手段，继续保持其已经取得的垄断地位，从而阻碍整个行业生产技术进步，影响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
经济系统工程正文 用系统工程的方法对国家、部门或地区宏观经济系统进行预测、规划、组织、管理、控制和调节的技术,又称宏观经济系统工程。经济系统是社会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一般可分为微观经济系统和宏观经济系统。微观经济系统指单个经济实体，如企业、公司、商店等。通常把企业进行系统管理的经营管理技术称为企业系统工程，而把宏观经济系统工程简称为经济系统工程。它着眼于整个国民经济总量分析，如社会总产值、国民收入、社会消费、投资结构、物价水平和工资水平等。经济系统工程从宏观上对经济系统实现最优控制或次优控制。它主要应用经济数学模型来分析和研究经济系统的动态过程和结构特性，预测经济变量的变化规律，制订经济发展规划，提出国民经济宏观控制和调节的最优方案。 发展概况 经济系统工程的主要技术是建立经济数学模型，对宏观经济系统进行定量分析和实现最优控制。1758年F.奎奈发表了经济表，这是世界上最早出现的经济数学模型之一。19世纪70年代法国经济学家L.瓦尔拉提出著名的综合平衡模型,它用4组代数方程概括地描述社会生产与消费、生产要素的供求、产品成本和价格等综合平衡关系。1938年荷兰经济学家J.廷伯赫以荷兰和美国的经济为对象,提出了宏观计量经济模型(见计量经济学)。1941年美国经济学家 W.列昂捷夫用1919～1939年美国统计数据建立了投入产出模型(见投入产出法)。1950年美国经济学家克莱因根据凯恩斯经济理论建立了美国宏观经济动态模型。50年代初经济学家A.塔斯廷和A.W.菲利普斯分别于1953年和1954年提出经济控制论模型。1957年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教授J.W.福雷斯特提出系统动力学模型(见系统动力学)。60年代以来，经济学家们在不断实践过程中，逐渐意识到经济行为和目的是可以归类、量化并用数学方程来描述的。因此，经济学家、数学家和控制论专家间的协作越来越广泛和密切，提出了一批著名的经济数学模型，如美国的沃顿季度模型、麻省理工－宾夕法尼亚联合模型等。在分析和解决经济系统的许多问题中取得了成效。现代常用的经济数学模型主要有计量经济模型、投入产出模型、经济控制论模型和系统动力学模型等。 主要特点 经济系统工程在系统工程方法论、研究对象范围和系统建模方面均有一些本身的特点。①从系统工程方法论来看，宏观经济系统规模庞大、结构复杂、涉及因素众多，对系统的分析很难象工程技术系统那样事前明确给定目标，制订评价标准并据此设计出最优系统方案。一般来说，有一个开始比较模糊、通过对系统信息的不断积累和分析后才能逐步明确的过程。还要不断揭示系统各因素之间既相互支援又相互制约的内在联系和逻辑关系。②从研究对象的范围来看，宏观经济系统是一个多层次、多目标的大系统，它涉及各个部门和各种层次的目标和利益，所以需要利用大系统理论中的分解和协调技术以及多目标决策、群决策、冲突分析等定量分析和定性分析技术对系统进行分析和评价。系统分析过程不只是简单的选优过程，而是不断进行权衡的过程。③从系统建模方面来看，宏观经济模型既有定性的概念模型，又有定量的数学模型。同一系统不仅可以建立不同的模型来分析，而且可以综合应用各种模型来分析和比较，以求得符合实际的系统模型。因此建模过程也是不断比较和学习的过程。 计量经济模型 一种描述各种经济现象数量之间相互关系的模型。它的基本形式是由变量、参数和随机误差组成的方程组。建模步骤是先根据经济理论来假定模型的结构，并用相应的数学方程来表示这种结构，然后用统计方法估计模型的系数和参数。借助于计量经济模型可进行经济结构分析、经济发展预测、经济政策评价和经济计划论证。计量经济模型建模的主要信息来源于历史统计资料，用最小二乘法进行参数估计。一般只适用于线性的静态系统的短期预测。预测精度取决于统计数据的充分性和可靠性。美国长期以来积累了大量统计资料，可用来建立各种计量经济模型，预测一定时期内政府部门的开支、人口增长速度、科技发展水平等对国民经济的影响，还可预测近期和中期的市场需求、经济增长等情况。 投入产出模型 投入产出法是国民经济或大企业各部门间的综合平衡法，许多国家广泛用于经济计划管理部门。投入产出模型是根据投入产出法建立的一类数学模型。这类模型的主要内容是编制矩阵形式的投入产出表和建立相应的线性方程组。投入产出模型能在电子计算机上对现行国民经济结构和社会产品再生产过程进行仿真，用以分析和预测国民经济各部门间投入与产出的相互依存关系和再生产的比例关系。 系统动力学模型 系统动力学是根据系统论、控制论和信息论的原理提出来的处理高阶次、非线性、多重反馈的复杂时变系统问题的方法。最初用来解决工矿企业的管理问题（如库存波动、劳动力不稳定等），后来应用到研究各种社会经济系统的动态发展趋势。系统动力学模型不强求系统变量的精确定量，而注重分析复杂系统的动态趋势，以寻求系统的最优结构，使系统达到最优或次优。用DYNAMO仿真语言描述的系统动力学模型可在计算机上进行仿真。应用这种模型可解决的问题有：①分析社会经济系统停滞或衰退的因素；②制订预防系统停滞或衰退的方针政策；③提出改变系统结构的策略和措施等。 经济控制论模型 又称状态空间模型。它是应用现代控制理论建立经济数学模型来分析宏观经济系统的演变模式和运动规律，以实现系统的最优控制或次优控制。经济控制论模型不仅能描述系统发展的动态过程，而且能定量地分析和预测系统的功能，为宏观经济系统最优控制提供了新的思想和方法。 由于建模和仿真技术的发展，经济数学模型具有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借助于电子计算机技术，它不仅可以用来制订宏观经济系统的最优控制方案，而且可以用来协助最优地实现这些控制方案。 参考书目 张培刚、厉以宁著:《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人民出版社，北京，1982。 邵汉青、钟契夫编著：《投入产出法概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北京，1983。 G.C.Chow，Analysis and Control of Dynamic Economic Systems，John Wiley and Sons，New York,1975.配图相关连接
经济控制论模型 （economical cybernetics model）经济控制论模型概述 经济控制论模型是应用经济控制论和现代控制理论对宏观经济系统进行辨识和估计而建立的模型，以便通过计算机仿真运行来实现宏观经济系统的最优控制或次优控制。经济控制论模型是从宏观经济系统总体出发，利用经济控制论以及输入、输出、反馈、协调、优化等基本概念建立的宏观经济系统的数学模型。它为宏观经济系统的最优控制提供了新的思想和工具。经济控制论的发展概况“经济控制论”这一名词是1952年巴黎召开的世界控制论大会上首先提出的。1954年美国数学家R.S.菲利普斯开始用二阶常微分方程描述宏观经济系统，并讨论了系统的开环控制和闭环控制问题,采用PID（比例-积分-微分）控制原理来改善经济政策的稳定性。50 年代中期，美国 H.A.西蒙等人研究了宏观经济的最优控制问题。50年代末，波兰科学院应用控制理论的方法建立中央国民经济计划系统模型。从1960年起，出版了许多有关经济控制论的著作，如美国J.W.福雷斯特的《工业动力学》、《城市动力学》、《系统动力学》，波兰学者O.隆盖的《经济控制论导论》，罗马尼亚经济学家、前总理M.曼内斯库的《经济控制论》等；建立了许多经济控制论模型，并相继出现了许多经济控制论的研究机构。例如，美国哈佛大学R.多贝尔和何毓琦合作建立了经济控制论模型； <IMG height=367 alt="" src="http://wiki.mbalib.com/w/images/2/2e/缁忔祹鍙嶉
定义卡特尔(Cartel)是一种正式的串谋行为，它能使一个竞争性市场变成一个垄断市场，属于寡头市场的一个特例。卡特尔以扩大整体利益作为它的主要目标，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在卡特尔内部将订立一系列的协议，来确定整个卡特尔的产量、产品价格，指定各企业的销售额及销售区域等。 卡特尔常常是国际性的。例如欧佩克,卡特尔就是产油国政府间的一个国际协定，它在十多年间成功地将世界石油价格提高到远远高于本来会有的水平。其他成功的提高了价格的国际卡特尔还有：在70年代中期，国际铝矾土联合会将铝矾土价格提高到4倍；而一个秘密的国际铀卡特尔提高了铀的价格。一个被称为水银欧洲的卡特尔将水银价格保持在接近于垄断水平；而另一个国际卡特尔一直都垄断着碘市场。可是，大多数卡特尔都没能提高价格。 一个国际铜卡特尔一直运作到今天，但它从未对铜价有过显著的影响。还有试图抬高锡、咖啡、茶和可可的价格的卡特尔也都失败了。 类型1、价格卡特尔。这是最常见和最基本的卡特尔形式。卡特尔维持某一特定价格：垄断高价、在不景气时的稳定价格或者降价以排挤非卡特尔企业。 2、数量卡特尔。卡特尔对生产量和销售量进行控制，以降低市场供给，最终使价格上升。 3、销售条件卡特尔。对销售条件如回扣、支付条件、售后服务等在协定中进行规定的卡特尔。 4、技术卡特尔。典型形式是专利联营，即成员企业相互提供专利、相互自由使用专利，但不允许非成员企业使用这些专利的卡特尔。 5、迪加。一种特殊的统一销售卡特尔，指成员企业共同出资设立销售公司，实行统一销售，或者卡特尔将所有成员企业的产品都买下，然后统一销售。比如德贝尔钻石卡特尔。 建立要在某个市场上形成卡特尔，至少需要以下三个条件： 第一，卡特尔必须具有提高行业价格的能力。只有在预计卡特尔会提高价格并将其维持在高水平的情况下，企业才会有加入的积极性。这种能力的大小，与卡特尔面临的需求价格弹性有关，弹性越小，卡特尔提价的能力越强。 第二，卡特尔成员被政府惩罚的预期较低。只有当成员预期不会被政府抓住并遭到严厉惩罚时，卡特尔才会形成，因为巨额预期罚金将使得卡特尔的预期价值下降。 第三，设定和执行卡特尔协定的组织成本必须较低。使组织成本保持在低水平的因素有： a.涉及的厂商数目较少； b.行业高度集中； c.所有的厂商生产几乎完全相同的产品； d.行业协会的存在。 a、b两因素降低了卡特尔的谈判和协调成本，同时，高度集中使少数几家厂商就能控制整个市场，从而才能使价格保持较高水平。d因素行业协会的作用主要是为市场上主要厂商的会面、协调、谈判提供更多的合法机会。为什么需要有c因素即产品同质呢？如果卡特尔成员产品之间差异较大，那么为了反映这种差异，价格必然会有所差异，这样使成员之间为达成统一价格增加了障碍；而且即使达成协定，成员厂商的欺骗行为也不易察觉，因为成员厂商可以把自己的降价归因于自己的产品与其它产品的差异上，或者提高产品差别，虽仍保持价格不变，但实际上吸引了更多顾客是一种变相降价。反之，如果产品几乎同质，厂商之间就很容易形成一个单一价格，而且成员的欺骗行为也较容易察觉。 决策 卡特尔在决策时就象一个垄断企业一样，根据整个卡特尔所面临的需求曲线和总成本曲线，使得MR＝MC，确定出最优的总产量和相应的价格，然后在成员企业之间分配这个总产量，同时指令成员企业执行卡特尔制定的价格。而分配产量的原则与多工厂生产时企业分配产量的原则一样：使得每个成员企业的边际成本相等。 不稳定性主要有两个因素导致卡特尔具有天然的不稳定性： 第一，潜在进入者的威胁：一旦卡特尔把价格维持得较高水平，那么就会吸引新企业进入这个市场，而新企业进入后，可以通过降价扩大市场份额，此时卡特尔要想继续维持原来的高价就很不容易了。 第二，卡特尔内部成员所具有的欺骗动机：这是一个典型的“囚徒困境”，给定其他企业的生产数量和价格都不变，那么一个成员企业偷偷地增加产量将会获得额外的巨大好处，这会激励成员企业偷偷增加产量，如果每个成员企业都偷偷增加产量，显然市场总供给大量增加，市场价格必然下降，卡特尔限产提价的努力将瓦解。如果卡特尔不能有效解决这个问题，最终将导致卡特尔的解体。事实上，经济学家研究得出，世界上卡特尔的平均存续期间约为6.6年，最短的两年就瓦解了。 此外，随着各国政府反垄断法的实施，卡特尔也可能因为违反了政府法律而被迫解体，也正因为如此，许多卡特尔都是国际性卡特尔，以规避国内的反垄断法。 也可从博弈论角度分析这种不稳定性。因为（欺骗，欺骗）是一个纳什均衡。 厂商之间的分配 卡特尔模型 如右图,假定两厂商的成本曲线分别如（a）（b）所示，那么，卡特尔作为整体的边际成本曲线可通过将这两家厂商的边际成本曲线按水平方向加总得到。假定整个行业的需求曲线为D，则全行业的边际收益曲线为MR。这样，卡特尔即可根据MR=MC的利润最大化准则，确定其总产量为Q1，相应的“垄断价格”为P1。在此基础上，卡特尔将按照等边际成本原理来分配其总产量。因为P1，Q1为确定，则TR就已确定，那么利润最大化就等同于成本最小化。因此，按等边际成本原理分配总产量可使其总利润最大化。曲线MR与MC的交点确定了相同的边际成本水平（水平虚线），再由这条虚线与各厂商的边际成本曲线的交点确定各自的产量Q1，Q2。阴影部分为厂商各自的利润。大家可以看到，各厂商的利润是不同的。各厂商从自身利益出发，或对这种分配结果不满，或期望更多的利润等原因的驱使下，卡特尔的协议及相应的分配结果是不稳定的。各厂商在最大利润的驱使下很容易走上“背叛”之路。而一旦有某个成员违反协议，因为市场中厂商个数较少，其行动很容易被其他厂商察觉，从而引起“连锁反应”，最终导致卡特尔的崩溃。 成功的两个条件（1）一个稳定的卡特尔组织必须要在其成员对价格和生产水平达成协定并遵守该协定的基础上形成。 （2）垄断势力的潜在可能。（这是卡特尔成功的最重要的条件）如果合作的潜在利益是大的，卡特尔成员将有更大的解决他们组织上的问题的意愿。五、对寡头垄断市场的评价 一些经济学家认为，垄断者提供的只是平淡的生活、低劣的质量以及不文明的服务。关于垄断的一种普遍的抱怨是，垄断者很少注意产品的质量。当美国电话电报公司垄断了电话设备时，许多年以来消费者不得不满足于不甚清晰的通话质量。一旦竞争者进入该行业，电话的颜色、式样和辅助设备的种类就有了急剧的增加。汽车业也是如此，来自国外的竞争压力使得美国的汽车制造商不得不生产更为可靠、安全的产品。很明显，寡头垄断会抬高价格，损害消费者利益和社会经济福利。但寡头垄断有利于实现规模经济和促进科学技术进步，对经济的发展是有积极作用的。
基本资料 KMRW声誉模型有时也称KMRW模型，是由戴维·M·克雷普斯（DavidM.Kreps）、保罗·米格罗姆(PaulMilgrom)、约翰·罗伯茨（JohnRoberts)和罗伯特·威尔逊（RobertWilson）所建立的，对有限重复博弈中信誉效应(既合作现象)做出了很好的解释。 发展与研究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渠道联盟成为了营销渠道发展的一个重要方向,这当中,稳定性又成为联盟研究的一个核心内容。但渠道联盟稳定性的研究还鲜有学者涉猎,大部分学者集中于战略联盟稳定性研究,一部分学者专注于供应链联盟稳定性的研究。在解决联盟不稳定的策略上,上述研究要么过分关注"利益解决机制",而忽视对"声誉解决机制"的研究;要么只关注了"纵向渠道联盟"的研究,而忽视"横向渠道联盟的研究。要保证渠道联盟的顺利运行,核心问题之一是依靠联盟成员间的相互监督、相互激励,而这种监督与激励是建立在联盟成员间信息的识别与传递之上的,声誉正是这种识别与传递过程的外在表现。声誉机制能约束和识别非合作成员,减少伪装合作成员数量,从而制约联盟内机会主义行为的发生,保持联盟的稳定,但声誉机制的发挥需要一定的条件。针对联盟成员合作出现的一些问题,维持渠道联盟稳定性的几点建议和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扩展链接 http://www.cnki.com.cn/Article/CJFDTotal-KYGL200906013.htm
简介 理性预期（RationalExpectations），或者，理性预期假说，又译合理预期（RationalExpectationHypothesis）。理性预期是美国一种资产阶级经济学理论，因在经济分析中假定经济行为的主体对未来事件的“预期”是合乎理性 理性预期的而得名。理性预期指针对某个经济现象（例如市场价格）进行预期的时候，如果人们是理性的，那么他们会最大限度的充分利用所得到的信息来作出行动而不会犯系统性的错误，因此，平均地来说，人们的预期应该是准确的。 所谓“预期”就是从事经济活动的主体(如个人、企业等)在决定其当前的行动以前，对未来的经济形势或经济变动所作的一种估计。而“理性预期”则是当人们的预期符合实际上发生的事实时的情形。很显然，公众要进行预期就离不开有关的信息，这种信息不仅包括了历史的统计资料，而且也包含对有关经济变量因果关系的判断等知识。卢卡斯指出，人们在预期即将发生的经济变动时，总是倾向于从自身的利益出发。根据已获得的所有信息，作出合理而明智的反应。理性预期学派关心的就是公众的这一反应对政府政策效力的影响，并认为政策的制定者不能无视这种影响，否则，政策的目标不仅实现不了，而且有时还会引发政府事先无法预料，事后又难以控制的局面发生。例如，1988年中国“抢购风”的形成就主要是因为公众普遍地形成了通货膨胀的预期，这种“人人预防、人人自保”的社会心理在通胀时期，就会如大堤决口一样势不可挡，于是当时制定的“价税联动方案”等价格改革措施，尚未出台便胎死腹中。这个让人记忆犹新的事件经常被中国的经济学家们用来强调公众预期的重要性，它深刻地揭示出经济政策的效力除去政策本身应符合经济运行的实际需要以外，还必须注意到公众对经济变动的预期及其反应。 提出 理性预期理性预期的思想最初由美国经济学家J.F.穆思在《合理预期和价格变动理论》一文中针对适应性预期（Adaptiveexpectations）中的非最优特性而提出的，70年代由芝加哥大学的R.E.卢卡斯和明尼苏达大学的T.J.萨金特和N.华莱士等人作出了进一步发展，并逐渐形成理性预期学派。 例，假设在时间点t，基于信息集Ωt对下一期随机变量xt+1进行预期。最优性采用最小化Ωt的条件平均二乘法误差为基准。形式上，如果x*是最优的理性预期的话，必然地已最小化下面的损失函数，E[(xt+1−x*)2|Ωt]。对其进行简单的整理，E[(xt+1−x*)2|Ωt] 该式子的左边被x*最小化，等号右边也必然被其最小化。由于第一项与预期x*无关，因此，第二项被最小化的充分必要条件是等于零。由此，所谓理性预期，即给定模型的变量等于其条件期待。这里假设了仅对下一期t+1的预期，事实上，这对t+j，都成立。 立场 理性预期学派坚持认为，宏观经济政策的首要任务是为私营经济提供一个稳定的可以预测的环境。因此，政策目标必须注重长期性和稳定性。政府应实施一种货币供应量的年增长率长期稳定的货币政策，以及使预算保持基本 理性预期平衡的财政政策。可以看出，在具体的政策措施上，理性预期学派与货币主义学派的主张基本相同，并无多少创见。 托宾曾明确指出：“许多宏观经济学家发现他们自己，在符合许多事实，但理论上感到还不满意的凯恩斯主义范式和理论上有吸引力的，但经验上还可疑的新古典范式两者之间，已分裂了。”布林德认为：“当卢卡斯教授改变凯恩斯先生提出的答案时，他通常地把较好答案变为更坏答案；现代凯恩斯主义经济学，虽然并非无缺点，可是比之新古典经济学却表明符合科学规律的更好要求。”他们的论断多少反映了实际情况。确实地，理性预期学派的出现，表明了保守主义思潮的进一步“复活”，它企图回到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自由放任”时代，让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的学说和“萨伊定律”通过经济主体具备完全信息的假设而指挥经济的运行。所以，理性预期学派实质上是没有弗里德曼的弗里德曼主义，它比弗里德曼还弗里德曼！ 理性预期学派比现代货币主义学派更明确地主张：政府应当公开明确地规定一种固定的货币供应量的年增长率，并应当实现财政预算平衡。他们指出：如果政府能宣布实行一种坚决降低货币增长率以制止通货膨胀的政策，人们就会解除防范心理，不再采取防范性措施。这样，物价就会稳定，失业也不会增加，生产也不会下降。否则，人人都会运用理性预期，把经济活动中可能遭受的损失预算在内，从而形成彼此提防，使经济波动不断激化。同时，他们还指出：如果政府能够规定一种使财政预算平衡的税率，也会有助于经济的稳定。这是因为：通过减税来刺激人们去增加投资和消费是不可能的，人们的理性预期会使人们增加投资和消费的热情逐渐被抵消掉。所以，政府在财政政策方面所能做的最好努力，还是制定使预算平衡的税率。只有这样，公众才不会由于理性预期而采取各种预防性措施，政府也才能取信于民，使经济趋于稳定。理性预期学派是彻底的自由主义经济的立场。 条件 理性预期理论建立在两个前提之上： 理性预期①每个经济行为主体对未来事件的预期是合乎理性的。也即是说，消费者把获得消费的最大效用作为行动准则，生产者把利润最大化作为行动准则，任何经济行为主体进行当前决策时所预料的未来会有的情况，总是完全准确地符合未来实际发生的情况。 ②只要让市场机制充分发挥作用，各种产品和生产要素的价格都会通过供求变动，最终使各自的供求达于均衡。此时也是处于均衡的充分就业状态，实际存在的失业仅限于摩擦性失业、结构性失业及自愿失业。这种劳动的供给和需求相一致的就业量所决定的就业率被称为自然就业率。自然就业率的大小取决于一国的技术水平、风俗习惯、资源数量等，而与货币因素无关。资本主义社会的实际就业量常常大于或小于自然就业率，这取决于实际通货膨胀率和预期通货膨胀率间的差距。如果前者大于后者，就业量大于自然就业率，反之则相反。这种差距的产生是由于人们在短期内对价格水平的误解造成的，例如，商品经营者看到自己经营的商品价格上涨，误认为是需求量增加，从而会要求更多的劳动量。但这种误解在长期中会消失，人们会看到所有商品价格都上涨，从而使劳动量恢复原有水平。因而，理性预期认为，资本主义社会经济有使就业量等于或趋向于自然率的趋势。根据这种理论，通货膨胀和失业之间并不存在一种如凯恩斯主义所说的交替关系。宏观经济政策仅在具有突如其来的性质，因而使人们预期失误的条件下才会取得指望的结果。如果假定政府的政策是有规则的，人们会准确预料应有结果，从而会采取相应措施抵消政府政策的作用。根据理性预期理论，政府应放弃实行相机抉择的财政金融政策，应把财政政策和金融政策的目标放在防止和减少通货膨胀而不是失业上，把最理想的物价水平作为其唯一的政策目标。 [1]
介绍 表示在货币市场中，货币供给等于货币需求时收入与利率的各种组合的点的轨迹。 详情 LM曲线的数学表达式为M/P=KY-HR ，它的斜率为正，这表明LM曲线一般是向右上方倾斜的曲线。一般来说，在货币市场上，位于LM曲线右方的收入和利率的组合，都是货币需求大于货币供给的非均衡组合；位于LM曲线左方的收入和利率的组合，都是货币需求小于货币供给的非均衡组合；只有位于LM曲线上的收入和利率的组合，才是货币需求等于货币供给的均衡组合。
产生背景 国际货币政策罗格夫的研究是在基德兰德和普里斯科特等人关于“政策时间不一致”理论、以及巴罗和戈登等人关于货币政策可信度理论的研究基础之上开展的。为便于理解，在介绍罗格夫模型之前有必要对这两个理论作一概述。 基德兰德和普雷斯科特在1977年发表的论文《规则胜于相机抉择：最优计划的不一致性》中提出了宏观经济政策制定过程中的时间不一致性问题。所谓时间不一致性问题，简而言之，就是政府初始制定的在未来某一时期的最优政策，随着时间的推移，往往到执行时已不再是最优的，两者存在不一致性。假设政府宣布它将在未来某个时间t执行政策x，私人部门也根据政府宣布的政策形成预期。第t时期到了的时候，具有自身目标函数的理性政府发现，根据私人部门已形成的预期，再执行原来的政策已经不是最优而是次优的了。此时，在利益的驱使下，政府可能就会放弃执行政策x，而是转而执行政策y。此时，最优政策就存在时间不一致性。对于一个选择社会福利最大化的理性政府而言，尤其做出决策后，如果再给其重新选择和调整政策的机会，政府就会根据该时期给定的约束条件，重新选择最优政策。货币政策领域同样存在“时间不一致”的问题。具体表现为：中央银行虽然预先公布了保持货币秩序的最优货币政策，但在随后的执行过程中，可能会利用公众已形成的低通货膨胀预期去执行相机抉择的政策，以获取实施意外通货膨胀的利益。但由此而来的后果是货币政策可信度的降低，公众的理性选择就是重新确定自己的通货膨胀预期，使中央银行的决策环境恶化，结果导致通货膨胀偏差。 巴罗和戈登在他们的经典论文《货币政策模型中的规则、相机抉择和声誉》中通过“巴罗—戈登模型”对货币政策领域的“时间不一致性问题”进行了精彩的分析。该模型实际上就是一个完全信息的动态博弈模型。博弈的战略参与者为货币政策制定者和公众部门，并且博弈双方信息是对称的，互相了解对方的偏好和战略集合。博弈双方的决策时序为：首先政策制定者先公布一项特定的货币政策（并由此形成一个特定的通货膨胀率），随后公众部门根据所拥有的信息形成通货膨胀预期，并据以调整自己的经济行为，确定名义工资等，最后是政策制定者执行一项特定的货币政策。政策当局在第三阶段执行政策时可以在“欺骗”和“守信”两种策略中选择行动。根据“政策时间不一致” 理论，在公众部门形成预期后，货币当局通常会利用菲利普话斯曲线选择具有“欺骗”倾向的策略，因为这样可以通过制造意外的通货膨胀提高产出。但是，具有理性的公众也不会善罢干休，当他们看出政府的猫腻后，会在今后提高对通货膨胀的预期，并根据新的通货膨胀预期要求增加名义工资。结果，货币当局行动的结果是社会福利受到损失。反之，如果政府选择“守信”策略，执行最初公布的货币政策，则公众会认为政府是有信誉的，从而会降低通货膨胀预期。可见，这个三阶段博弈的解，取决于政府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公众的通货膨胀预期。 基本框架 罗格夫模型巴罗—戈登模型讨论了封闭经济条件下货币当局与公众之间存在的货币政策可信度问题。那么，开放经济条件下的情形如何呢？罗格夫建立了一个理性预期模型对开放经济条件下货币当局与公众之间的博弈行为进行了分析。 在一些基本假设下，该模型的大致框架为： 1.社会福利目标函数 该模型以二次损失函数来定义社会福利函数,即以实际就业量和通货膨胀率与社会最优（期望）就业量和通货膨胀率偏离程度的平方和代表总的社会福利损失。各国中央银行的社会福利目标就是使社会损失函数最小。 2.工资制定者（工会）与中央银行之间的博弈 工会最先确定一个基准就业量n, 在此基础上与厂商谈判, 提出要将工资指数化 3.两种不同情形下的博弈均衡 如果没有货币政策合作,均衡的社会损失函数可以分解为三个部分推导过程。 如果两国有货币合作,均衡的社会损失函数同样可以分解为三个部分。与没有货币政策合作的解不同的是,货币政策合作会带来更高的通胀P。 导致出现这种结果的原因在于：一旦工人基本工资w确定（由此确定了基准就业量n），政府就希望通过以超过公众预期的速度（即制造意外通货膨胀）的方法来增加货币供给，减少国内失业，促进经济增长以实现社会的最优就业量n。但在一国独立执行货币政策情况下，本国央行单边增发货币会导致实际汇率q=e+p*-p的贬值。根据公式（3），这将直接引起本国CPI即p上涨；同时，根据公式（2），由于工资与物价指数挂钩，名义工资也会随之上涨，就业量可能不增反减。这些都将使央行的社会损失函数zt值上升。所以，本国央行缺乏采取这种单边行动的动因。但是，如果存在着两国货币合作，两国政府通过政策协调同时增加货币供给，两国之间的实际汇率就不会发生较大的变动。没有实际汇率的贬值，以上那些对央行社会损失函数zt的负面影响就会大大减少，这时本国央行就不再会有上述的那种顾虑，而以超过公众预期的速度来增加货币供给。但是，在理性预期模型里，工人能正确预见到两国央行可能采取联合的货币扩张行动，从而会提高通货膨胀预期。这样，工人一开始谈判时就会要求提高他们的基本名义工资w来保证其实际工资不变。这使得央行的行动最终只提高了通胀率，即P更高，但没有改善就业量。 由上述分析可见，两国货币政策合作之所以可能出现相反的作用，还是因为中央银行的政策可信度问题。也就是说，在开放经济条件下，由中央银行信誉产生的货币政策动态不一致性问题不是减弱了而是加剧了。而能否克服这个问题并保持模型中的最优政策，关键取决于行为人发现了不遵守承诺现象之后做出怎样的反应。 模型评价 在对国际货币政策协调效应进行分析的模型中哈马达模型对两国之间货币政策协调的博弈行为进行了较为出色的分析，并对政策合作解优于非合作解给出了一个较为直观的解释。但是，这个模型存在的一个重要局限是，它忽视了公众部门和参与货币政策协调的相对国的理性预期因素，从而没有考虑政策的时间不一致性和货币政策的可信度问题。 罗格夫的分析考虑了更为全面和现实的因素，对一国货币当局与公众部门及相对国货币当局之间的博弈行为作出了更加符合实际的分析，从而对国际经济现实中存在的大量“以邻为壑”的现象以及由于国际货币政策协调导致的重大失误给出了一个较为符合逻辑的理论解释。但是，罗格夫的分析也有局限，它主要分析了货币政策协调背景下货币当局与公众之间的博弈行为，却没有具体分析两国货币当局之间的博弈行为，而是把两国货币当局合作作为分析的假定前提。[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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