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录 1 什么是第一代货币危机模型 2 第一代货币危机模型的特点 什么是第一代货币危机模型 第一代货币危机模型又称为克鲁格曼模型，是美国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于1979年提出的，它是西方关于货币危机的第一个比较成熟的模型。这一模型以小国开放经济为分析框架，以钉住汇率制度或其它形式的固定汇率制度为分析对象，分析了以放弃固定汇率为特定特征的货币危机是如何发生的。克鲁格曼认为，在一国货币需求处于稳定状态的条件下，国内信贷扩张会带来外汇储备的流失，从而导致对固定汇率的冲击而产生危机。但是，他在分析中采取的非线性形式导致了固定汇率崩溃的时间是难以确定的，后来弗拉德（R·Fload）和戈博（R·Garber）于1986年完成了这一工作，因此，这一模型又被称为“克鲁格曼—弗拉德—戈博模型”。 设货币需求Md不变，货币供给Ms由国内信贷差额和折合为本币的外汇储备R组成，货币乘数为Y，则有： Md = Ms = YD + YR = Y(D + R) 式（1） 式（1）可变成： 式（2） 式（2）说明，在货币供给与货币需求保持平衡的条件下，即货币供给保持不变的条件下，国内信贷的增长将导致外汇储备的流失，其流失速度与信贷扩张速度保持一定比例（如下图所示）。之所以会如此，最一般的表述是，在一国货币需求处于相对稳定状态时，信用扩张将导致通胀压力或某种形式的贬值压力，这会迫使该国居民通过对外投资、购买外国商品或直接持有外汇资产的形式抵御或转稼这种压力，从而引起外汇储备的流失并使货币供应与货币需求重新达到平衡。 第一代货币危机模型 但是，货币危机是如何发生的？或者说，信用扩张政策与外汇储备和货币危机之间究竟是如何相互联系的？就信用扩张与外汇储备的关系而言，如果我们假设一国在一段时间内执行了信用扩张政策，比如一年，从而导致外汇储备的有限流失，那么这一结论无疑具有较大的可信性。但是，这并不等于说该国必然会发生货币危机，因为在这里货币危机的爆发是以外汇储备消耗干净、从而使政府失去调控汇率的能力为条件的。为了满足这一条件，如果我们又假设，一国因“持续”采取了信用扩张政策，从而“直接”导致外汇储备不断流失并最终下降为零，最后迫使该国政府不得不放弃固定汇率，听任本国货币随市场供求而贬值，那么，这一假设显然太简单化了，也缺乏现实性。 实际的机制过程通常是这样的。当一国最初采取信用扩张政策时一般能够达到刺激经济增长的目的，这种政策效应通常会持续一段时间。在这一时期，该国经济增长的加快会吸引外资不断流入，它们中一部分被用于扩大进口，一部分增加了该国的外汇储备。这也意味着加快了信用膨胀的进程，因为央行以收购外汇形式投放的货币是基础货币，它在流通中将发挥乘数效应。当缘于国内信贷扩张和外资流入这双重原因的信用膨胀持续一段时间后，会使该国经济走向畸形发展，泡沫经济和虚假繁荣纷纷登场，并且越演越烈。这不仅会使该国的基本经济面不断恶化，也会使该国的经常项目收支从实质上开始发生逆转。即使在这个时候，只要泡沫的空气尚未逸出，信用膨胀就会继续下去，有问题的投资看起来也是好的。但是，泡沫就是泡沫，当这种状态持续一段时间后，经济开始呈现疲惫之态，问题浮出水面，一些企业开始倒闭或面临倒闭，一些金融机构也因此陷入困境。这会引起外资的警觉，外资流入减慢，甚至开始出现外流。与此同时，该国基本经济恶化和泡沫经济造成的经常项目逆差已开始加速消耗该国的外汇储备。就是在这个时候，如果该国政府认为经济的疲惫和经济过程的银根短缺是由于货币供应不足，因而继续采用信用扩长政策，其结果只能是加速外汇储备的流失，正如公式（2）所表示的那样。最后，当泡沫经济开始全面崩溃的时，经常项目逆差和外资的流出会加快该国外汇储备的流失，这在客观上会对该国经济形成紧缩效应，从而迫使该国央行把卖出外汇而回笼的货币再次投入流通——如果它不想让信用紧缩导致经济衰退而保持货币供给量不变的话。但是在这里外汇储备的流失是原因，而不是结果。也就说，在图5—6中，不是通过信贷形式提供的货币供应量的增长导致外汇储备的流失，而是外汇储备的流失迫使信贷补足相应的货币供应量。 长期推行或纵容信用膨胀所造成的种种恶果，已使经济的崩溃和衰退不可避免，它或迟或早都会使该国外汇储备消耗殆尽。当有迹象表明政府已无法控制局面，本币贬值即将变成现实，投机者就会加入到冲击外汇储备的队伍中。他们不只是把自己手中已有的本币兑换成外币，并且开始借入本币，购进外币，以便在本币贬值后获利。这种投机倾向甚至会演化成公众行为，投机性国际投资基金更会趁火打劫。到了这个时候，外汇储备完全丧失，政府不得不宣布实施浮动汇率制度，听任本币随市场贬值，已是必然结果。 第一代货币危机模型的特点 根据以上分析，第一代货币危机理论具有以下特点： 第一，它认为货币危机的发生是由于宏观经济政策与固定汇率制度的不一致引起的，并认为持续的信用扩张政策所导致的基本经济的恶化是货币危机发生的基本原因。 第二，在危机发生机制上，它一方面强调信用扩张导致外汇储备流失，另一方面又把投机攻击导致的储备下降至最低限看成是货币危机发生的一般过程。但是，在信用扩张、外汇储备流失和货币危机之间的相互关系上，有些过份公式化和简单化了。 第三，把政府的行为过于简单化，实际上，货币危机的发生过程通常是政府与其它经济主体之间的博弈过程，第一代货币危机理论对此重视不足。
目录 1 第二代货币危机理论概述 2 第二代货币危机理论的特点 第二代货币危机理论概述 1992年欧洲汇率体系危机和1994年墨西哥金融危机的爆发，为货币危机理论的发展提供了现实的基础。1996年奥波斯特菲尔德（Obstfeld）又系统提出了“第二代货币危机模型”，被称为“自我实现的货币危机理论”。这种理论认为，即使宏观经济基础没有进一步恶化， 由于市场预期的突然改变，使人们普遍形成贬值预期，也可能引发货币危机。也就是说，货币危机的发生可能是预期贬值自我实现的结果。 在第二代货币危机理论中，政府不再像第一代模型中那样是一个简单的信用扩张者，对于货币危机处于一种听之任之的被动地位，而是一个主动的市场主体，他将根据自身利益的分析对是否维持或放弃固定汇率做出策略选择。由于政府策略的不同，预期的实现方式也不相同。在第二代模型中预期的实现方式有多种，如“冲击——政策放松分析”、“逃出条款分析”和“恶性循环分析”。下面，我们仅就第二代模型的基本原理作出说明。 为了便于分析，我们假设在汇率政策决策中政府所考虑的中心问题是，是否放弃固定汇率，即是否让本币贬值？那么这需要将放弃固定汇率的收益和成本作出比较。需要考虑的问题通常是： 1、放弃固定汇率、让本币贬值，可以扩大出口、增加总需求，进而拉动经济增长和减少失业。 2、如果市场存在着贬值预期，说明本币被高估了，这在贬值尚未发生的条件下不仅会导致对外汇储备的冲击，还会对经济增长形成抑制，并使失业率上升，从而使政府的收入减少、支出增加。在这样情况下，放弃固定汇率，让本币贬值，就能够减少这笔成本。 3、实行固定汇率的政府一直承诺要保持本币汇率的稳定，一旦实行贬值就会损害政府的信誉。 4、稳定的汇率制度有利于国际贸易和投资的发展，让本币贬值将付出这种稳定成本。 我们可以将以上分析用一个简单的政府损失函数表示如下： H=a(e-s)+bε+R(s) 式（1） 在式（1）中，e和s是以对数形式表示的汇率；e为如果没有过去承诺的约束政府希望选择的汇率，即影子汇率；s为政府承诺的固定汇率；ε为居民预期的贬值幅度，即s—s；a和b为常数；R（s）为政府因放弃固定汇率而发生的“信誉成本”和“稳定成本”，即上述第三项和第四项的内容；如果政府不允许汇率变动，R（s）为0，反之，如果政府改变了汇率，那么R（s）为一个固定的数值C。a(e-s)表示如果政府坚持维持它所承诺的汇率s，而放弃上述第一项收益所付出的一笔机会成本,bε为放弃上述第二项收益而形成的机会成本。 在式（1）中，政府放弃固定汇率的总成本为C；反之，如果政府坚持固定汇率s，其总成本为a(e-s)+bε。因此，政府在是否放弃固定汇率的决策中，必须将二者进行比较。 假设市场预期政府不会放弃固定汇率，即bε=0，那么只要a(e-s)<C ，政府将坚持固定汇率。 假设市场预期政府将放弃固定汇率，即bε>0 ，那么只要a(e-s)+bε>C，政府将放弃固定汇率，选择他所偏好的汇率e。 所以，如果公式中的常数C满足以下条件： a(e-s) <C<a(e-s)+bε 式（2） 将ε= s —s取对数形式代式（2）得： a(e-s) <C<a+b (e-s) 式（3） 那么，在这个区间中，如果市场预期本币汇率将贬值，本币就会贬值；如果市场预期本币汇率不会贬值，那么本币实际上也就不会贬值。也就是说，在这个区间中存在着多重均衡，选择哪种均衡完全取决于市场预期。 第二代货币危机理论特别强调货币危机的发生过程往往是政府与投机者之间相互博弈的过程。如果我们再假设，在汇率政策决策中政府所考虑的中心问题是，是否维护固定汇率制度？政府维护固定汇率制度的主要方法之一是提高利率。但运用利率政策来维护固定汇率制度必须符合两个条件：一是应使本国利率水平高于外国，以吸引外资流入、补充外汇储备；二是提高利率的成本应低于维持固定汇率的收益。提高利率的成本是：第一，如果政府债务存量较大，提高利率将加重政府的利息负担；第二，提高利率将对经济产生紧缩效应，这可能会引起经济衰退和失业率上升。维护固定汇率的收益主要是“信誉”收益和“稳定”收益，即把式（2）中的C所反映的内容理解成收益。 第二代货币危机理论 在上图中，曲线AA表示维持固定汇率的成本，它随利率的变化而变动；水平线BB表示维护固定汇率的收益，它为一个固定的数值；竖线CC表示外国利率，在这里假设外国利率水平不变。从图中我们可以看出，政府选择利率的区间是ι与ι之间：当利率高于ι时，维护固定汇率的成本将大于收益，政府将放弃固定汇率；利率水平低于ι时，国际利差将不利维护固定汇率。 不仅政府对是否维持固定汇率需要进行利益比较，投机者也会对是否冲击固定汇率做出利益比较。投机者冲击一国货币的方法通常是：在该国货币市场上借入该国货币，然后买入外币，持有外币资产，待该国货币贬值后再买回该国货币，归还借款。因此，在该国利率高于外国利率时，投资者的投机成本是两国利差加上交易费用，其收益取决于该国货币的贬值幅度。假设当该国利率处于ι时，投机者预期该国货币的贬值幅度将大于投机成本，便会对该国货币发动冲击；政府用提高利率的方法来抵御这种冲击，把利率水平提高到ι，使投机成本高于预期贬值幅度，投机者便停止攻击。但当这种高利率状态持续一段时间后，政府收支和该国的基本经济有可能恶化，这会提高投机者的贬值预期，于是再次对该国货币发动冲击。这种恶性循环会迫使政府把利率提高到ι的水平，最终不得不放弃固定汇率，货币危机便发生了。当然，在政府与投机者相互博弈的过程中，政府的态度是否坚决、国际协调和合作是否有效、投机者掌握的资金量、“羊群效应”是否发生以及突发的市场信息有利于哪一方等都会对博弈的结果产生影响。 第二代货币危机理论的特点 第二代货币危机理论具有如下特点： 第一，它较详细地分析了市场预期在货币危机中的作用，并探讨了预期借以实现的各种机制形式。但它过分夸大了投机商的作用。 第二，它注意到政府的政策目标不是单一的，其决策过程也不是简单的线性。并且强调货币危机的发生过程往往是政府与投机者以及其它市场主体相互博弈的过程。 第三，它指出了货币危机发生的隐含条件是宏观经济中存在着多重均衡，货币危机的发生实际上就是宏观经济从一种均衡过渡到另一种均衡。
概述 第三代货币危机理论克鲁格曼认为，这次货币危机对于远在千里之外、彼此联系很少的经济都造成影响，因此多重均衡是存在的，某些经济对于公众的信心的敏感度很高，这些经济的货币危机可能由外部的与自己关联并不大的经济中发生的货币危机所带来的公众信心问题而诱发。东南亚经济经常账户逆转的原因主要在于危机中货币大幅度贬值和严重的经济衰退所带来的进口大量减少，因此，存在一个转移问题，这是为以往的货币危机理论所忽略的。在以往的货币危机理论中，模型的构造者将注意力放在投资行为而非实际经济上，单商品的假定中忽视了贸易和实际汇率变动的影响。因此，货币理论模型的中心应该讨论由于实际贬值或者是经济衰退所带来的经常账户逆转以及与之相对应的资本流动逆转的需求问题。他认为，这场货币危机的关健问题并不是银行，而在于企业，本币贬值、高利率以及销售的下降恶化了企业的资产负债表，削弱了企业财务状况，这一问题并非银行本身的问题。即使银行重组对金融状况大大恶化了的公司来说也是于事无补的。克鲁格曼在单商品的假定之下，建立了一个开放的小国经济模型，在这一模型中，克鲁格曼增加了商品对进口商品的不完全替代性，分析了贸易及实际汇率汇率变动的影响与效应。总的说来，克鲁格曼在他的第三代货币危机理论中强调以下几个方面。 1、克鲁格曼在东南亚金融危机发生以后发表的一系列文章中，提出了金融过度的概念(financialexcess)，这一概念主要是针对金融中介机构而言的。在金融机构无法进入国际市场时，过度的投资需求并不导致大规模的过度投资，而是市场利率的升高。当金融机构可以自由进出国际金融市场，金融中介机构的道德冒险会转化成为证券金融资产和房地产的过度积累，这就是金融过度。金融过度加剧了一国金融体系的脆弱性，当外部条件合适时，将导致泡沫破裂，发生危机。 2、亲缘政治的存在增加了金融过度的程度。这些国家表面上健康的财政状况实际上有大量的隐合赤字存在：政府对与政客们有裙带关系的银行、企业提供各种隐性担保，增加了金融中介机构和企业道德冒险的可能性，它们的不良资产就反映政府的隐性财政赤字。东南亚国家持续了几十年的亲缘政治使国家经济在90年代大规模的对外借款中处于一种金融崩溃的风险之中，这种风险来自于他们采用的准固定汇率贬值的可能性。 3、类似于东南亚的货币危机其关键在于企业，由于销售疲软、利息升高和本币贬值。企业的资产负债表出现财务困难，这种困难限制了企业的投资行为。企业的资产负债表出现的财务困难还包括了由前期资本流入所带来的实际汇率变化的影响。这一分析表面看是论述货币贬值对企业乃至整个实体经济的影响，实际上，在危机爆发前投资者的行为函数里可能已经包含了对这种变化的预期，这就加强了他们抛售本币的决心，这也是一种自我实现的现象。 4、克鲁格曼理论模型表明存在三个均衡，中间均衡是不稳定的。可以不用考虑另外两个均衡是本国回报率等于外国回报率的高水平均衡及低水平均衡。在这种低水平均衡上，贷款者不相信本国企业有任何担保，对它们不提供贷款，这一行为意味着实际汇率将可能贬值，实际汇率的不利影响意味着企业的破产，而这又从实际中对先前的悲观态度作出了佐证，形成一种恶性循环。因此，克鲁格曼认为，金融体系在货币危机中发生崩溃并非是由于先前投资行为失误，而是由于金融体系的脆弱性。导致金融体系可能发生崩溃的因素有：高债务因素，低边际进口倾向和相对出口而言大规模的外币债务。 5、保持汇率的稳定实际上是一个两难的选择。保持汇率的稳定是在关闭一条潜在的引发金融崩溃的渠道的同时打开了另外一个。如果债务较大，杠杆效应较明显，维持实际汇率的成本就是产出的下降，而且这种下降是自我加强的。这对企业而言，仍然会带来相同的不良后果。 主要内容 第三代货币危机理论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货币危机理论又面临新的挑战。人们普遍对货币危机所表现出的传染性迷惑不解和惊讶不已。泰铢危机爆发后，马来西亚的林吉特和印尼盾也很快陷入危机的泥潭，接着韩元、日元和卢布又相继爆发危机，到1999年元月危机的“病毒”又感染了巴西的雷亚尔。为什么一个国家爆发危机会传染给另一个国家？为什么危机会在全球蔓延？于是，有关这一问题的解释和理论便构成第三代货币危机理论的主要内容。 1、信息的不对称性和“羊群”效应 信息的不对称性是指，由于筹资者往往不向投资者提供全部信息和现实中信息披露及信息传播等方面的困难，投资者掌握的信息通常是不完全、不充分的，在有关资金的使用和其它投资信息方面投资者与筹资者处于不对称状态。这会使投资者对自己掌握的信息缺乏信心，使其行为具有盲目随从的性质，迫使他们去效仿另外一些可能掌握更多信息的投资者的做法，于是便形成“羊群”效应。例如，当泰铢发生危机后，人们便担心韩元可能也会出问题；当日本银行开始停止对韩国提供贷款并收回贷款时，欧美银行便纷纷效仿，因为后者认为日本人可能更了解韩国的实际情况；既然银行已开始行动，其他投资者也会纷纷效仿，于是“羊群”效应形成了。 2、警示效应 当一国发生货币危机后，人们便对其它相类似的国家产生警惕，形成警示效应。以这种方式进行的危机蔓延通常是基于在其他国家观察到的新问题，而这些问题又与危机发生国所存在的问题相类似。当泰国爆发危机后，人们注意到印度尼西亚和韩国的经济也不健康，它们存在着银行系统薄弱、信用膨胀，国内资本形成质量下降、出口增长变慢，外汇储备相对较少等问题，而泰国也存在着相类似的问题；尽管这些问题未必能够引发货币危机，或者尚未达到足以引发货币危机的程度，但警示效应的发挥促使人们纷纷收回投资，最后终于导致这些国家也爆发了货币危机。 3、流动性危机导致清偿危机 在货币危机的蔓延中，流动性危机的蔓延并导致其他国家也陷入严重的外币债务危机，是推动货币危机向其他国家蔓延的又一个重要因素。一个借款人缺乏清偿力，是指他目前及未来的全部收益不足偿付所欠债务；一个借人缺乏支付能力即流动性，是指他当前没有足够的现款支付到期债务。一个借款人也许具有清偿力，但他很可能因无法从金融市场上筹借到足够的资金用于偿付到期债务，而陷入流动性危机之中。这是一种债务危机，是因支付能力不足而引发的债务危机。在这种状态下，债务人很可能会被迫低价转让资产以偿付到期债务，而如果其价格低到使其资产总额小于债务总额的水平，那么，债务人就会因缺乏流动性而失去清偿能力，便其陷入真正的债务危机。 金融市场上常常会出现这样一种情况：具有清偿力但缺少流动性的借款人难以筹借到新的资金，这是债权人集体博弈的结果。当市场上有可能出现较多的缺少流动性的借款人时，单个债权人因能够提供的资金太少，无法满足其要求，只有债权人集体同时提供资金，才有可能帮助借款人克服流动性危机。否则，如果只有一个债权人提供了资金，不仅不能解决问题，该债权人也会遭受厄运。于是，如果预期其他债权人不会提供新的资金，每一个债权人都不会提供新的资金，流动性危机便在金融市场上蔓延起来，甚至会导致全面的债务危机。当泰国危机爆发后，由于泰铢大幅度贬值，使泰国金融机构和一般企业的外币债务大幅度升值，使他们承受了巨额的外汇风险损失，这很快使一些金融机构和企业陷入流动性危机或债务危机；这时国际金融市场的债权人意识到他们的利益很可能会受到流动性危机的冲击，便立即紧缩对印尼、马来西亚、韩国等国的贷款，不仅已到期的贷款不再延期，即使原来承诺将要延期的贷款也不再延期，这会使这些国家很快陷入流动性危机和债务危机。流动性危机和债务危机的形成，又会大大增加对外汇的需求，形成一股推动本币贬值的力量，于是，在其他因素的共同作用下，这些国家也爆发了货币危机。 理论比较 第三代货币危机理论三代货币危机理论都是在单商品的假定下展开的，研究的侧重面各有不同。 第一代着重讨论经济基本面，第二代的重点放在危机本身的性质、信息与公众的信心上，而到第三代货币危机理论，焦点则是金融体系与私人部门，特别是企业。 第一代货币危机理论认为一国货币和汇率制度的崩溃使由于政府经济政策之间的冲突造成的，这一代理论解释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拉美”式货币危机最有说服力，对1998年以来俄罗斯与巴西由财政问题引发的货币波动同样适用。 第二代货币危机理论认为政府在固定汇率制上始终存在动机冲突，公众认识到政府的摇摆不定，如果公众丧失信心，金融市场并非天生有效的，存在种种缺陷；这时，市场投机以及羊群行为会使固定汇率制崩溃，政府保卫固定汇率制的代价会随着时间的延长而增大。第二代理论应用于实践的最好的例证是1992年英镑退出欧洲汇率机制的情况。 第三代货币危机理论认为关键在于企业、脆弱的金融体系以及亲缘政治，这是东南亚货币危机之所以发生的原因所在。在对于东南亚金融危机的解释上，理论界存在着两种看法：一种认为这并非是新的危机，已有的货币危机理论已经足以解释；另一种则认为已有危机理论无法充分解释，并导致第三代货币危机理论的发展。事实上，这两种观点之间没有本质的分歧，各自从不同的侧重点回答这次危机是否是一次新的危机。前者强调原有两代理论的思路和方法仍适用于本次危机，特别是第二代货币危机理论中既给予基本面以重要地位又承认多重均衡、自我实现式冲击的存在这一模型具有良好的解释力，与此同时他们并不否认东南亚国家危机前的特征与历史上货币危机前的特征的差异。至于后者，他们更强调本次危机发生前的新表现，认为应寻找新的危机的形成和传导机制，用主流方法建立模型，但其建模的方法和对诸如自我实现、多重均衡等核心概念的认识与应用与已有的文献仍然是一致的。 这三代货币危机理论的发展表明，货币危机理论的发展取决于有关货币危机的实证研究的发展和其他相关领域研究工具或建立模型方法的引入与融合。这三代货币危机理论虽然从不同的角度回答了货币危机的发生、传导等问题；但是，关于这方面的研究还远不是三代危机理论所能解决的。例如，这三代危机理论对各种经济基本变量在货币危机积累、传导机制中的作用，对信息、新闻、政治等短期影响投资者交易心理预期因素的研究都显得有很大的欠缺；同时，这三代货币危机理论对于资本管制下货币危机爆发的可能性、传导渠道等均未涉及，其中第三代货币危机理论认为紧急资本管制是应付货币危机的手段之一。 相关词条 品牌联合 福特主义 货币替代 资本逃避 机会成本 市场预测 企业边界 实体经济 溢出效应 规模效应 品牌效应 财务分析 商品流通 外汇汇率 补偿贸易 财务控制 项目融资 阿罗悖论 破窗理论 服务蓝图 参考资料 （1）《中国大百科全书》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2）《工会财务会计百科全书》 （3）http://www.mie168.com/manage/2007-03/199266.htm
重商主义时期，配第(William)、洛克(Locke)等经济学家就开始研究货币，但直至今日，人们对货币的认识和争议 当代西方货币经济理论仍在继续。而自从以瓦尔拉斯一般均衡为核心的新古典经济学将价值理论与货币理论割裂开以来，货币理论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如何构造一个较现实的模型来使货币具有正价值。此外，如何将货币理论与价值理论重新融合在一起也是人们关注的焦点。随着人们对货币理论研究的不断深入，新的具有正价值的现代货币理论模型不断涌现和得到发展。而新兴古典货币模型的出现更是为货币理论与价值理论的融合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范例。尽管这些货币经济理论还远没有达到完全洞悉货币与实际经济变量之间关系的程度，但它们所作的有关货币经济分析的种种努力，对于我们更好地了解货币和进行货币的政策效应分析非常重要。 早期研究 在主流经济学理论中，均衡分析始终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其起源是瓦尔拉斯一般均衡模型。在瓦尔拉斯模型中，均衡价格形成的前提是市场出清，市场出清的结果是价格均衡的实现。也就是说，在一般均衡理论所表述的完善市场中，均衡将形成的是一组组相对价格。在这里，货币的价值为零，货币在模型分析中得不到研究。 那么，货币对经济到底意味着什么呢？最早的解释源于货币数量论者，其中以Fisher的交易方程最为著名。按照早期货币数量论的观点，货币虽然不会对比价体系的形成产生影响，但会影响物价水平的变化。 在这里，经济活动被人为地划分为两个方面：实体经济和货币经济。瓦尔拉斯均衡模型解决的是实体经济中相对价格的形成，而早期的货币数量论解释的是绝对价格水平的变化，并由此形成了“货币中性论”或“货币面纱观”。根据该货币数量论的观点，在无货币幻觉的前提下，名义货币量的变动，只会引起绝对价格水平的变化，不会导致均衡的相对价格的变动。换言之，在经济分析中，抽象掉货币并不影响分析框架的完整性，货币的变动并不会导致经济变量的实际变化。 如果真如早期货币数量论者所言，货币对经济运行并不起实质性作用，那么，对于人类社会的发展始终与货币联 当代西方货币经济理论系在一起的现象又作何解释呢?一些经济学家从货币的自然演进历程中，提出了“需求双向吻合”的观点。该观点认为，最初的“物物交换”经济中存在一个极大的缺陷，即只有当交易双方的需求相互“吻合”时，交易才能成功。这就使得“物物交换”方式在劳动分工较为发达经济中的交易费用昂贵。随着社会生产的发展，人们开始用“间接选择性吻合”取代“双向直接吻合”，以降低交易费用，从而导致了一般等价物的逐步形成和货币的出现。尽管“需求吻合”论对货币的产生与演进条件进行了探讨，但它并没有解决货币是否会影响实质经济的运行问题。为了将长期以来经济学中的这种价值理论与货币理论的分离局面统一起来，2O世纪6O年代以色列经济学家帕廷金(Patinkin Don)对此进行了尝试。他将货币视为一种特殊商品，加入到瓦尔拉斯一般均衡分析中，将“货币与商品交换”按照“商品与商品交换”的分析方法和思路加以研究。显然，这样做的结果是可以将价值理论和货币理论统一到同一个均衡分析框架之中。 但是，这种分析方法并未被普遍认同，哈恩(Hahn)对帕廷金模型提出了质疑：商品具有正的交易价格，只有当货币也具有“正价值”时，将其视为商品在逻辑上才能成立。但是，现代纸币本身并没有内在价值，理论价格为零。将“正价值”为零的特殊商品加入到分析模型中，等于不加入，对瓦尔拉斯均衡也不会产生影响，市场仍然是物物交换的均衡，仍然没有货币理论的地位。由此形成了著名的“哈恩难题”(Hahn’S Problem)。为解决这一难题，Grandmont、Laroque等许多学者对货币正价值问题进行了研究，由此又引发了对货币的起源、货币性质等问题的深入探讨。 显现特点 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人们对货币问题的研究也在不断深入，新的货币经济理论和应用方法层出不穷。目前，具有最优行为的货币经济模型已被广泛应用于经济增长、经济波动和经济政策的分析之中。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效用函数中的货币模型、货币先行模型、世代交叠模型、货币搜寻模型等。 1．效用函数中的货币模型 效用函数中的货币模型由Sidrauski 首先提出 ，模型假定行为人的效用既来自于对物品的消费也来自于对货币的持有。持有货币能够直接带来效用的原因在于货币的使用在“需求双向不吻合(No Double Coincidence of Wants)”的交易中减少了购物时间，而时间是能够为人们带来效用的。但要增加货币持有量就必须减少行为人的消费量或债券拥有量，而这些同样会为行为人带来效用。因此，行为人要使其效用极大化，需要在货币持有量与其消费量或债券拥有量之间进行权衡。如果稳态下模型经济的货币需求为正，它能为人们带来效用，那么，货币就具有了正的价值。MIU模型是首次在均衡分析中使货币真正具有正价值的模型。 可 当代西方货币经济理论以说，MIU模型开创了从行为人追求效用极大化来推导货币需求问题的先河，得出了在均衡状态下货币需求为正的结论。然而，该模型的假设前提是，货币的使用能减少购物时间，却没有直接去模拟为什么没有货币时交换就会困难。此外，该模型中隐含地假定货币是唯一的交换媒介，但模型中并没有任何明确的限制条件来达到这一目的。事实上，由于货币的回报率最低，人们完全可以以非货币形式持有财富，而只是在交换时才将一部分非金融资产换成货币。如果是这样，人们最优的决策就是将所有储蓄都放在生产资本或债券上，而不放在货币上。如果所有人都这么做，那么货币的需求只在一瞬间为正，而其他时候均为零。 2．货币先行(Cash-in-advance或CIA)模型 为了解决MIU模型中这种内在不相符的问题。人们又建立了另外一种模型——货币先行模型。该模型由Clower首先提出，其前提是消费必须使用货币来购买 。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他在模型中假设了一个货币在先约束，即物品购买量受先前换取的货币量的约束。这是人们预算约束之外的另一约束。它隐含着两种限制：其一，货币为购买物品的唯一媒介；其二，货币必须在物品交换之前换取。继Clower之后，Stockman发展了不仅消费品而且投资品也要用货币来购买的模型 ]。CIA模型表明，如果货币供给为一常量，那么货币在该模型中就具有正价值，这是因为货币能减少货币在先这一约束条件的影子成本。CIA模型的优点在于它保持动态最优分析的同时可以很容易地推导出货币需求。CIA模型与MIU模型一样，它们并不专门讨论为什么货币具有如此特别的功能。但与MIU模型不一样的是，CIA模型中关于货币的正价值并不依赖于任何关于消费和真实货币量在效用函数中的可分离性，这就让模型摆脱了一个不必要的束缚。 3．世代交叠(Ovedapping Generations)模型 20世纪80和90年代以来，一些新的货币经济模型相继形成，其中较具代表性的是Wallace的世代交叠模型。该模型与前面两种模型相似，它依赖如下假设：在没有货币时，市场的交换就会有困难。但与前两种模型强调货币在减少购物时间方面所带来的正效用不同的是，世代交叠模型是从货币贮藏手段推导出货币需求而无需依赖任何交易技术。此外，前两种模型强调的是每一时段之内交换的困难性，世代交叠模型强调的则是跨时段交换的困难性。在世代交叠模型中，由于货币比其他资产更高效地解决了跨时段交换的困难，因而使货币具有了正的价值。当然，模型中货币具有正价值的前 当代西方货币经济理论提是，要求货币增长率不是太高，因为货币增长率对消费量(或贮存量)有影响，如果货币增长率太高，货币就不一定是贮存财富的更有效的手段。实际上，在世代交叠模型中，货币是非极中性的，因为货币的增长有损于货币转移财富的能力。虽然这一模型与前面两个模型有很大差别，但它对通货膨胀的害处所得的结论与前面的模型相似。 4．货币搜寻(Search Models of Money)模型 最近由Kiyotaki和Wright构建的货币搜寻模型是从十分具体的交易过程中推导出货币需求关系的 。在那个模型中，Kiyotaki和Wright模拟Jevons关于物物交换中存在“需求双向不吻合”的情况。该模型认为，人们接受货币并不是因为货币本身的原因，而是因为人们可以用它来交换自己所需要的商品，即货币能够使需求双向不吻合的交易得以实现。与CIA及MIU模型不同的是，这里的任何一种商品都可以作为货币。也就是说，这个模型主要讨论的是实物货币(Commodity Money)而没有考虑纸币(Fiat Money)。实物货币既能作为交换媒介，又可作为消费品。从这个模型可以知道物品的内在性能对此物品作为交换媒介究竟有多大影响，这对我们研究纸币有很大启示。历史上首先使用的货币全部是实物货币，当然，没有双重相符性并不意味着人们完全无法进行交换。如果人们找到某种交换媒介，那么交换依然可以进行。例如上述模型中，一种外在的物体如纸币就可以在其中充当货币。Kiyotaki和Wright在1993年发表的论文首先证明了纸币在搜寻经济中的正的价值 。在这类模型中，虽然没有人消费货币，但仍然会形成货币均衡。当前许多学者都在利用这一模型及其变体研究有关货币经济问题，如Corbae，Temzelides和Wright研究内在与外在货币(Inside and Outside Money)问题 。 5．新兴古典货币(New Classical Models ofMoney)模型 尽管货币搜寻模型受到了许多学者的追捧，但该模型并不能解释货币的起源问题。斯密从分工与专业化的角度以屠户、酿酒师、面包师之问直接交换的困难为例对货币的产生进行了阐述。Jevons将斯密的表述术语化为“需求的双向吻合”矛盾。而Kiyotaki和Wright根据Jevons等人关于物物交换的这一矛盾构建的货币搜寻模型，却没有包含斯密关于分工与专业化是货币出现的必要条件的思想。因而该模型并不能解释货币的出现，以及货币与分工演进、生产力进步的关系。当然，经济货币化与经济商业化之问的关系也不可能用这个模型来解释。Borland和Yang在货币搜寻模型的基础上，结合斯密等人的关于货币与分工之问关系的思想，建立了一个新的一般均衡模型，即新兴古典货币模型。该模型认为，只要在足够长的生产过程中分工水平足够高，就会出现交易双方供求双向不吻合的情形。假定没有一个中央出纳机制使所有专业生产者同时按瓦尔拉斯价格和数量交割商品，则在完全分工的情形，货币将成为必需。与货币搜寻模型一样，实物货币的主要作用完全是为了协助下一步的交易。 从这个模型可以得出，专业化和分工对于货币的出现是必要但不是充分的条件。而当在足够长的迂回生产链条中有足够高的分工水平时，货币就会出现。这个模型也说明，人与人之间不存在偏好和生产条件的先天差别时，货币也可能因为分工的演进而出现。而哪种商品充当商品货币与两个因素有关，一个是产品在迂回生产链条中的位置，另一个是商品的交易效率参数。若所有商品的交易效率参数都相同，则处于链条中间的商品会充当货币；而交易效率参数在商品之间不同时，有最高交易效率的商品将充当货币。因此如果法律和政府制度使纸币及相关的信贷制度能有效动作，使其交易效率显著高于任一商品时，纸币就会代替商品货币，以促进分工和生产力的发展。 存在的问题 当代西方货币经济理论当代西方货币经济理论在反映货币的本质方面虽然已经取得了长足进步，但仍都有着一些不尽人意之处。下面将针对这些理论中的模型分别进行评述。CIA和MIU模型直接外生假定货币能起交换媒介作用，正因如此，这两种模型都符合所谓的卢卡斯批判(Lucas Critique)。卢卡斯批判指出，货币政策会影响变量之问的根本关系；而如果一个模型将这些根本关系当作给定的话，那么这一模型所预测的政策效应就不准确。以货币增长率对真实利率的影响为例，在MIU模型中，这一影响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消费品和真实货币量之间的相互替代程度。但是这一替代程度的可能性取决于货币增长率的大小。因为模型本身把这一替代程度当作给定的因素，所以它所预测的货币增长率的效应就不准确。CIA模型也面临相似的逻辑问题。世代交叠模型相对于上述两种货币模型来说更能免于卢卡斯批判的抨击。这是因为世代交叠模型并不外在地将货币放在一个其他资产无法担当的角色上。但是，这种模型最大的缺点是，货币并不起到最基本的作用——交换媒介——而是起到财富贮存的作用。当然，我们可以在世代交叠模型中附加上货币在先或货币在效用函数之中的假设来使货币具有交换媒介的作用，但这样做只不过是重新将后两者中不完善的因素引入模型之中。货币理论发展中十分重要的一步就是明确地引入市场的不完善性，从而推导出作为交换媒介的货币。货币搜寻模型在这一方向作了好的开端。但这种模型并没有推导出交换的格局(Trading Pattern)，而是假设货币在先，因而这种模型不可能推导出货币从无到有、从实物货币到纸币的演进过程来。 发展方向 值得一提的是，新兴古典货币模型利用瓦尔拉斯一般均衡理论并结合演化方法，从分工与专业化的角度，不但内生了市场的不完善性，而且还内生了货币出现的条件，以及商品货币的劳动价格和相对于其他商品的价格。这无疑是对货币理论的一大发展。在该模型中，由于货币能够促进社会分工和生产力的发展以及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因而货币具有正的价值。 与货币搜寻模型及其他几种模型相比，新兴古典货币模型除了在关于货币起源问题及货币的性质方面更具有解释力外，在货币的政策分析方面也更具有逻辑一致性。这主要得益于该模型对价值理论的融合。根据货币经济学理论，货币要想影响生产领域，必须影响相对价格。但包括货币搜寻模型在内的其他几种货币模型几乎都是把货币理论与价值理论彻底割裂开来，没有直接模拟货币对生产过程及相对价格的影响。新兴古典货币模型较好地克服了主流经济学中无法将货币理论与价值理论融合在一起的不足，综合地考虑了生产性投资活动中商品价值的形成，因而对该模型进行稳态分析更能真实地把握货币供给变化对经济的影响。总体而言，货币经济模型的发展历程反映了人们对货币本质的逐步认识过程。特别是新兴古典货币模型，较圆满地解释了历史上货币从劳动分工中演进出来的问题，并且首次较好地将货币理论与价值理论统一在一起，为货币经济理论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可研究方向。但该模型较为复杂，将其直接运用于现代经济政策的制定还有一定困难，还需要进一步完善和加强。
目录 1 早期的内生性货币供给理论 2 货币供给的“新观点” 3 后凯恩斯主义者的内生性货币供给理论 4 对内生性货币供给理论的评价 5 货币供给外生性与内生性理论差异 早期的内生性货币供给理论 内生性货币供给的思想可追溯至早期的货币名目主义者詹姆斯斯图亚特。他在1767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原理的研究》一书中指出，一国经济活动水平使货币供给量与之相适应。这一原理后来被亚当·斯密加以继承，又被银行学派加以发展。马克思从劳动价值论出发，认为在金属货币时代是商品和黄金的内在价值决定了商品的价格，从而又同流通的商品量共同决定了社会的“必要货币量”，因此也持货币供给的内生性观点。 银行学派的代表人物图克和富拉顿认为，通货(银行学派的通货概念已包括了黄金、银行券、支票存款、汇票和账簿信用等其他信用形态)数量的增减不是物价变动的原因，而是其结果；通货的增减不是先行于物价，而是追随于物价。发行银行处于被动的地位，既不能任意增加银行券发行的数量，也不能任意减少。银行学派区分了货币流通的三种情形对此点加以论述。 (1)纯粹金币流通情况下，多余的金币可以通过其贮藏手段的职能加以解决； (2)银行券和其他信用形态与金币混合流通时，以贴现放款方式发行的银行券必因偿付贷款而流回。又因各种通货之间存在代替性，由某种原因引起减少的银行券会被支票、汇票、账簿信用甚至相消结算法所代替，所以通货的数量不能由银行任意增减； (3)不兑现纸币流通的情形下，若是纸币由银行以票据贴现或短期放款的形式发行，则会象银行券一样，随着贷款的偿还而回流；即使是由政府发行，只要为之安排好确实可靠的还流渠道，其发行也不至于过多。 瑞典经济学家米尔达尔打破了传统货币数量说所坚持的货币流通速度稳定的结论，将银行学派的货币供给内生论进一步加以发展，从而把纸币本位制下M与P(或 PY)的单向前因后果重塑为双向的相互作用。在1939年的《货币均衡》一书中指出，“支付手段数量同物价水平之间的颇为复杂的数量关系，决不是可称为前者决定后者的关系，而宁可说是反其道而行的关系”，“因为支付手段的流通速度，在动态过程中不能被看成是固定不变的”。 货币供给的“新观点” “新观点”这一用语是托宾在1963年首次提出的，它形成于20世纪50年代中期到60年代中期，是相对于传统的货币基数-货币乘数分析法而言的。“新观点”强调商业银行与其他金融机构的同一性，以及货币与其他金融资产的同一性，主张货币供给的内生性。对这一理论作出贡献的主要是英国《拉德克利夫报告》的作者、美国的格雷和E.S.肖以及托宾等人。 1959 年的英国《拉德克利夫报告》提出的中心论点是，对经济有真正影响的不仅仅是传统意义上的货币供给，而且是包括这一货币供给在内的整个社会的流动性；决定货币供给的不仅仅是商业银行，而且是包括商业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在内的整个金融系统；货币当局所应控制的应该是包括货币供给在内的整个社会的流动性。在这一报告中虽然没有明确出现“内生货币供给”的字眼，但其内生观点与米尔达尔相一致。 1960年，美国经济学家格雷和肖在《金融理论中的货币》一书中，通过对原始和现代金融市场运行的比较研究，得出两个支持货币供给内生的结论：一是私人经济主体发行的“初级证券”可以向金融中介机构换取存款单、基金股份等“间接证券”，而这些间接证券在发达金融市场上已有不少种类与通货同样起着支付手段的作用；二是当货币当局承担了买进某种私人初级证券的义务(如再贴现)时，初级证券的发行可直接导致法定货币的增加。商业银行在货币创造过程中，会受到其他金融机构的竞争，于是货币供给不仅决定于商业银行本身，而且决定于其他金融机构和社会公众的行为。货币统计的口径越大，货币供给的内生性越大。 托宾是当代货币供给内生论的最著名代表。他认为，货币当局与一般银行不是可以任意创造货币与信用，也不是每新增一笔准备金就得增加一笔或一连串的贷款，一切都得依据成本与收益的比较来决定，其信用创造受其贷款边际收益与存款边际成本相等的制约。货币同其他金融资产一样，其供给和需求不仅取决于这种资产本身的价格和收益，且决定于其他所有资产的价格和收益。在托宾看来，若是各经济主体根据收入、利息率、风险等选择资产结构的结果是货币需求增加，则利率会提高，银行会千方百计解决准备金问题(如压缩超额准备、提高定期存款减少活期存款以释放部分准备金、借款等)，从而以更多的货币供给来满足这一需求；若货币需求缩减，银行就无法强迫公众接受货币供给，多余的货币供给会被公众以还债等方式退回来。因此，货币供给与其他金融资产的供给一样，决定于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过程本身，货币供给因受到货币需求的制约而内生。 托宾认为，在现代竞争性的金融世界里，随着金融体系的日益发达及其内部竞争的加剧，金融机构趋于同样化的发展道路，各种非银行金融机构蓬勃兴起。这种货币金融新的发展趋势使得各种银行金融机构与非银行金融机构在资产运用与负债经营上相互交叉，彼此融合，从而冲淡了货币与其他金融资产、商业银行与其他金融机构的传统区别，人们的注意力已经从货币数量和货币流通速度转向所有资产的供求，并以利率和资产收益结构、信用可得性取代货币量，作为连结货币金融体系及政策与实际经济活动的纽带。其结果是，非银行部门的货币需求受其资产偏好制约，包括商业银行在内的所有金融机构的基本职能都是同时满足借贷双方的资产偏好。其中，每一类金融机构的贷款利率都应恰好等于它支付给债权人的边际利率，这就使借贷双方的资产偏好在决定银行存款从而在整个货币供给方面都起举足轻重的作用，进而使商业银行与其他金融机构不再存在“货币创造者”与“非货币创造者”的严格区分。这就是说，在竞争性金融世界里，随着金融体系的日益发达及其内部竞争加剧，随着公众可选择的资产持有形式的日益多样化及其相互替代性的增强，一方面，商业银行的存款和资产规模要受存款的资产偏好和银行的贷款、投资机会的影响，另一方面，其他非银行金融机构的存款创造能力也会随其贷款融资活动的增加而提高。这样，就货币创造能力而言，它们只有程度上的差异，而无本质上的区别。而公众资产偏好导致的资产结构又是实际经济活动经常调整变动的结果，这就使货币供给的变动往往是内生的。因此，在托宾的理论体系中，货币是内生货币，而不是游离于经济活动之外的外生货币，货币供应量是由货币当局、商业银行和非银行部门在经济体系以内共同决定的，难以由货币当局直接控制。 托宾虽然力主货币供给的内生性，但他并不因此否认货币当局控制货币供应量的有效性。他指出，商业银行的存在，即使它不受控制，也并不意味着通过强力货币供给所实行的货币控制对经济没有影响；非银行金融机构的存在也并不意味着对商业银行的货币控制形同虚设。即使不受控制的非银行金融机构的资产和债务的增减完全能够抵消受控制的商业银行的货币资产强制性的反向变动,货币当局对货币供应量的控制仍然起作用问题只是在于货币资产与其他金融资产之间、商业银行的货币创造能力与非银行金融机构的货币创造能力之间的替代性，会大大降低货币当局对货币供应量的控制效果。 后凯恩斯主义者的内生性货币供给理论 后凯恩斯货币经济学家的代表人物西德尼温特劳布和尼古拉斯卡尔多在20世纪70年代提出的内生货币理论是从另外一个角度进行论证的，即中央银行不得不迁就市场的需要而使货币有所增加。 温特劳布认为，商品价格是在劳动成本及劳动成本之上的某种加成决定的。假定劳动生产率随时间的推移而提高的速度是相对稳定的，如果名义工资率(w)的相对增长率超过平均劳动生产率(A)的提高，物价(P)就会上升，从而社会名义收入(Py)也就增加，货币需求随之增加。如果此时中央银行拒不增加货币供给，就会导致利率上升，投资、真实收入以及就业量就要缩减，以使货币需求与供给在低收入水平上被迫相等。这当然是中央银行，特别是政府当局所不愿看到的。因此，只要货币工资在谈判桌上外生地决定，货币当局就最多只能保证货币的充分供给，以消除充分就业和增长的金融障碍。 卡尔多认为，中央银行的基本职责是作为最后的贷款人，通过贴现窗口，保证金融部门的偿付能力。中央银行为了防止信贷紧缩导致灾难性的债务紧缩，货币当局除了满足“交易需求”之外，别无选择，否则整个金融系统都将面临流动性不足的困难。该观点表明，在中央银行制定和维持的任何既定利率水平上，货币供给曲线的弹性都无限大，即货币需求创造自己的货币供给，供给因此而能满足经济对货币的需求，货币供给曲线呈水平。 80年代末，莫尔又将上述理论进一步推向深化，对金融运行机制变化的影响进行了深入探讨。莫尔的理论主要包括以下几点： (1) 信用货币的供给内生。莫尔把货币分为三种，商品货币、政府货币和信用货币。商品货币是从各种实物演变而来，最后体现在黄金上的货币；政府货币是由政府发行债券而沉淀在流通中的货币，这两种货币都是外生的；信用货币是商业银行发行的各种流通和存款凭证，它们形成于商业银行的贷款发放，而这又取决于公众对贷款的需求和贷款的期限，因而信用货币的供给并不脱离于其需求，具有内生性。 (2)基础货币内生。中央银行买卖有价证券的对象是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商业银行，它们通常已经将其资产用于有价证券或者商业贷款，一般不会有闲置的资金参与公开市场买卖。商业贷款在发放之前就有规定的偿还日期，企业的生产周期也限制它们提前还贷，因此商业银行很难提前收回贷款。商业银行是否出售手头持有的有价证券也取决于其自身的成本收益比较，只有政府证券的价格降低到一定程度从而使其收益率超过、或至少是相当于商业银行现有的有价证券，才会吸引商业银行购买，而这时利率之高又是政府所不能承担的。所以，中央银行不能顺利地通过公开市场操作决定基础货币量。在再贴现的运用上，中央银行完全处于被动的地位，提高再贴现率虽可遏制商业银行的贷款需求，但它却不能阻止商业银行向贴现窗口寻求基础货币的补充。中央银行从理论上讲，拥有拒绝提供贴现的权力，但这种拒绝不仅会形成沉重的政治压力，甚至可能危及银行系统的流动性。 (3) 负债管理使基础货币自给。莫尔指出，60年代开始的金融创新，使商业银行可以直接在金融市场上筹集资金，而无需等待中央银行的基础货币注入。商业银行已由原来的资产管理转向负债管理，其主要资金来源已由原来的吸引存款为主转变为直接在金融市场上发行融资工具，欧洲美元市场的发展更加方便了商业银行从国际市场上筹集所需的资金。由于一家企业往往与多家银行建立业务关系，这样，处于激烈竞争环境下的商业银行，为保持与客户的稳定关系，只能随时发行可上市的存款凭证来满足企业的货币需求。由于所有可上市的金融工具几乎都不受中央银行直接控制，这就使商业银行比以往任何时候都不依赖中央银行。 (4) 银行角色转换传导的内生性。莫尔把金融市场分成批发市场和零售市场，前者是商业银行筹集资金的市场，后者是商业银行发放贷款的市场。在批发市场上，商业银行是贷款条件的接受者和贷款数量的决定者，而在零售市场上，商业银行则是贷款条件的决定者和贷款数量的接受者。这就是说，公众在零售市场上对于资金的需求将通过商业银行直接传导至包括中央银行在内的批发市场予以满足，货币供给因而由货币需求决定。 此外，莫尔还否定货币乘数的意义，认为它不能解释创造货币过程中的因素及其创造的过程，以往的货币供给等于基础货币乘以乘数的等式仅仅是对现象的描述，而不是对现象的解释。政府无法控制信用货币的供给。 对内生性货币供给理论的评价 从以上对货币供给内生论的介绍可以看出，它在对非银行金融机构及其金融资产的作用、中央银行对政治压力的屈从、商业银行对负债管理的重要性方面的强调有过头之嫌，但它毕竟对传统的货币经济理论作出了很大贡献。 在货币控制上，不管是凯恩斯主义逆风向而动的相机抉择，还是货币主义不变增长率的固定规则，甚至理性预期学派的货币政策无效论，都以货币供给的外生性作为其理论前提。但是，从20世纪60年代兴起的金融创新浪潮，使得传统的货币定义日益模糊，除商业银行以外的其他金融机构在信用创造过程中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这样，就使建立在传统外生性货币供给理论之上的货币控制的效果大打折扣。货币供给的内生论无疑使我们对此类问题的观察有了一个新的视角。它使得货币当局在制定和实施货币政策时，要注意对公众货币需求的预测，研究影响货币乘数变动的因素。为提高货币政策的效果和精准度，中央银行还应采取措施合理引导公众预期，使之朝着合乎政策当局意愿的方向发展。中央银行也不应仅仅是对商业银行和货币供应量的控制，而要注意对包括商业银行在内的整个金融体系所创造的信用规模的控制。 我国过去在信贷规模控制下存在的“倒逼机制”以及1994年由于外汇储备规模急剧膨胀而导致的货币供给量激增都是内生性的表现形式。笔者曾撰文对我国货币供给的内生性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表明我国中央银行对货币供给的控制要受制于经济增长、外贸等因素的变动。随着我国经济货币化程度的不断提高，非银行金融机构的发展、金融资产种类的增多以及货币需求的变动都会加剧货币供给的内生性，在世界经济一体化加剧的经济条件下，外部经济环境的变动对货币供给的影响将更为明显。这是中央银行在实施货币政策时所必须认真对待的。 货币供给外生性与内生性理论差异 货币供给外生性理论货币供给内生性理论 理论假说交换的货币经济生产的货币经济 货币概念存量存量和流量的统一 考察角度货币的使用货币的使用和创造 货币需求灵活偏好信贷需求 银行作用不重视重视 创造过程储蓄决定信贷储蓄决定准备金供给决定需求准备金决定储蓄信贷决定储蓄需求决定供给 利率决定利率与货币供给负相关利率与货币供给正相关 政策取向货币数量控制综合货币、财政和收入政策 政策操作主动随机，直接影响供给 被动适应，通过利率间接作用
货币供给外生性理论（Exogenous Money Supply Theories，Exogenous Supply Theories） 目录 1 货币供给外生性理论概述 2 弗里德曼的货币供给理论的论述 3 货币供给外生性与内生性理论差异 货币供给外生性理论概述 货币供给外生性指的是货币供应量由中央银行在经济体系之外，独立控制。其理由是，从本质上看，现代货币制度是完全的信用货币制度，中央银行的资产运用决定负债规模，从而决定基础货币数量，只要中央银行在体制上具有足够的独立性，不受政治因素等的干扰，就等从源头上控制货币数量。 由美国货币学派代表人物M.弗里德曼提出的一种货币供给理论，认为货币供应量主要是由经济体系以外的货币当局决定的,货币供给具有外生性,是外生变量。货币当局可以通过发行货币、规定存款—储备比率等手段来控制货币供应量。 弗里德曼的货币供给理论的论述 在弗里德曼的货币供给理论模型中，货币供应量的决定因素主要有: ①强力货币H（基础货币）； ②存款—准备金比率D/R； ③存款—通货比率D/C。 在这三项决定因素中，强力货币反映货币当局的行为，存款—准备金比率反映商业银行的行为，存款—通货比率反映非银行部门的行为。其中,强力货币可由货币当局直接控制,商业银行从强力货币中吸收存款准备金及其所意愿保有的超额准备金，非银行部门从强力货币中吸收通货以满足其货币需求，而存款—准备金比率和存款—通货比率则构成强力货币与货币供应量之间确定的函数关系。这样，如果假定存款— 准备金比率和存款—通货比率为一常数，或者它们的变化较为稳定，那么，货币供应量的变动将完全取决于强力货币的变动，而强力货币变动本身又处于货币当局的控制之下，因而货币当局可以通过控制强力货币来控制货币供应量，货币供应量可以说是由货币当局在经济货币体系以外决定的，是一个外生的可控的变量（见货币供给的理论模型）。 在弗里德曼的理论体系中，货币供应量系一外生的可控的变量这一结论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在他看来,经济波动即名义收入的变动取决于货币供给函数与货币需求函数的相互作用及其均衡状况。实证研究的结果表明，货币需求函数在长期内是极为稳定的，名义收入的变动主要由货币供应量的变动而引起。而货币供应量的变动主要取决于一国的货币制度，可以由货币当局直接控制，从而是外生的，与经济活动相分离的。既然货币需求函数极为稳定而货币供应量又是外生的可控的,那么,货币供应量的变动就成为影响经济活动变动的根本原因，产出和价格波动只有通过货币供应量的变动来解释，货币当局完全可以通过控制货币供应量的变动来控制产出和价格的波动。 一些西方经济学家认为，弗里德曼这种外生的可控的货币供给有其局限性。在实际的货币供给过程中，除了强力货币可以由货币当局直接控制外，存款—准备金比率和存款—通货比率都在很大程度上直接取决于商业银行与非银行部门的资产持有意愿，而这种资产持有意愿又主要决定于实际经济活动的涨落。例如，J.托宾指出，弗里德曼货币理论模型中的三个变量，即强力货币、存款—准备金比率和存款—通货比率之间实际上存在着交叉影响，存款—准备金比率和存款—通货比率往往随着实际经济活动的涨落而变动，从而不能假定为一常数，它们的变动也是极不稳定的。就存款—通货比率的变动而言，实际经济活动的扩张往往会增加非银行部门对通货的需求，使存款—通货比率在经济活动达到顶峰之前便开始下降，而实际经济活动的收缩则往往会导致通货由非银行部门向商业银行回流，从而使存款—通货比率在经济活动降至谷底之前便开始回升。可见，存款—通货比率与实际经济活动存在着因果关联，二者往往反向变动，货币当局很难通过强力货币的变动将其纳入自己的政策意向轨道。就存款—准备金比率的变动而言，商业银行的准备金系由法定准备金与超额准备金共同构成，超额准备金的多少主要取决于持有超额准备金的机会成本。在经济衰退时期，短期利率趋于零，强力货币越多，商业银行持有超额准备金的意愿就越强，强力货币与存款—准备金比率反向变动，中央银行难以通过控制强力货币来控制货币供应量。 对此,弗里德曼指出:他并不否认实际经济活动对货币供应量决定的影响，但实际经济活动对货币供应量决定的影响远不如中央银行对货币供应量决定的影响。从这个意义上说，货币供给是外生的可控的这一结论仍然成立。此外，在弗里德曼的理论体系中，货币供应量的定义是严格界定的，它专指（即非银行部门持有的通货和商业银行的存款总额）。这个定义将货币资产与其他金融资产区别开来，强调了商业银行与非银行金融机构的区别，这就加强了他所提出的货币供给的外生性。 货币供给外生性与内生性理论差异 货币供给外生性理论货币供给内生性理论 理论假说交换的货币经济生产的货币经济 货币概念存量存量和流量的统一 考察角度货币的使用货币的使用和创造 货币需求灵活偏好信贷需求 银行作用不重视重视 创造过程储蓄决定信贷储蓄决定准备金供给决定需求准备金决定储蓄信贷决定储蓄需求决定供给 利率决定利率与货币供给负相关利率与货币供给正相关 政策取向货币数量控制综合货币、财政和收入政策 政策操作主动随机，直接影响供给 被动适应，通过利率间接作用
当代西方宏观经济学中另一广泛使用的是货币先行(cash in advance或CIA)模型。该模型由克拉奥(Clower，1967)首先提出，其前提是消费必须用货币来购买。从技术上讲，这相当于给模型增加了一个现金约束。克拉奥之后，大卫·斯托克曼(David Stockman，1981)发展了不仅消费品而且投资品也要用货币来购买的模型，罗伯特·卢卡斯（Robert E.Lucas）和斯道克曼(1983，1987)此后又将消费品分为必须用现金购买(现金物品)和可用信贷购买(信贷物品)的两部分。CIA模型的优点在于它在保持动态最优分析的同时可以很容易地推导出货币需求。 该模型前提是消费必须使用货币来购买。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克拉奥在模型中假设了一个货币在先约束，即物品购买量受先前换取的货币量的约 束。这是人们预算约束之外的另一约束。它隐含着两种限制：其一，货币为购买物品的唯一媒介；其二，货币必须在物品交换之前换取。Clower之后， Stockman发展了不仅消费品而且投资品也要用货币来购买的模型。 目录 1内容 2意义 内容 不考虑不确定性，代表性行为人的目标函数可写作： (1) 式中，β为贴现率，效用函数u(·)为连续可微、严格递增的凹函数。行为人通过消费和资产选择使目标函数极大化。为简单起见，下面我们不考虑资本，假定债券是除货币外的惟一金融资产。以名义量表示的该极大化问题的约束条件为： (2) 式中，Tt为来自于政府的转移收入，Bt − 1是行为人在t—1期持有的t期到期的债券，It − 1是t—1到t期的名义债券收益，其他变量的含义相同。用t期物价水平去除上式，得到以实际量表示的约束： (3) 式中，τt = Tt / Pt，，行为人在 t+1期的全部资源为： (4) 除了上述限制之外，CIA模型增加了1个货币先行约束： (5) 即t期的消费支出不能超过持有至t期的实际货币余额加期初得到的转移支付。由于持有货币存在放弃利率的机会成本，因此等式(5)通常取等号。 t期的选择变量为cT,MT和Bt。由于行为人的消费既受资源限制也受现金约束，t期状态可以用行为人所拥有的资源w和持有的现金mt − 1表示。 令值函数 V(wt,mt − 1) = maxu(ct + βV(wt + 1,mt) (6) 则该值函数的极值约束于等式(3)、(4)和(5)。 令债券的实际收益，并且由等式(3)可知bt = wt − ct − mt，将这些关系代人等式(4)，我们得到 利用wt + 1这一表达式，令μ为与等式(5)相关的拉格郎日乘数，行为人的消费和货币持有量的一阶条件为： uc(ct) − βRtVw(wt + 1,mt) − μt = 0 (7) (8) 根据包络定理： Vw(wt + 1,mt − 1) = βRtVw(wt + 1,mt) (9) (10) 令λt，为时期t财富的边际价值：，根据等式(9)，等式(7)可写作： uc(ct) = λt + μt (11) 即消费的边际效用等于财富的边际效用(λt)加货币提供的服务价值(μt)。由于消费品必须用货币来购买，因此与MIU模型相比，消费成本增加了货币提供的服务成本，行为人使消费的边际效用等于该成本加财富的边际效用。 意义 CIA模型表明，如果货币供给为 一常量，那么货币在该模型中就具有正价值，这是因为货币能减少货币在先这一约束条件的影子成本。CIA模型的优点在于它保持动态最优分析的同时可以很容易 地推导出货币需求。CIA模型与MIU模型一样，它们并不专门讨论为什么货币具有如此特别的功能。但与MIU模型不一样的是，CIA模型中关于货币的正价 值并不依赖于任何关于消费和真实货币量在效用函数中的可分离性，这就让模型摆脱了一个不必要的束缚。 CIA模型也说明了稳态的货币值为正和货币的超中性等问题。由于存在货币先行限制，实际消费等于实际货币余额，稳态通胀率等于名义货币存量增长率。然而，基本的CIA模型不能说明通胀的福利成本和最优通货膨胀率问题，根据这一模型，预期通胀不会影响货币需求，这一结论显然不太现实。克拉奥之后，库勒和阿尔文·汉森(Cooley and Alvin·Hansen，1989)将消费品进一步区分为现金物品和信贷物品，从而得以使消费与所持货币量之比随预期通胀变动。
目录 1 什么是1:8公式 2 1:8公式评价 什么是1:8公式 我国银行工作者根据多年商品流通和货币流通之间的关系。于20世纪60年代初提出了“1:8公式”。 所谓“1:8”，它的具体涵义是，每8元零售商品供应需要1元人民币实现其流通。其计算式是：社会商品零售总额/流通中货币量（现金），如果按这个算式计算的值为8，则货币发行量适度，商品流通正常。 值得注意的是，“1:8”公式在20世纪70年代未改革开放之前20多年内是适用的。因为当时的经济体制保证了生产、分配等各种重要比例关系的基本稳定、货币化水平的基本稳定和物价水平、现金使用范围的基本稳定。改革开放使这一条件不复存在。诸多经济条件的改变，总的来说，从两方面对货币流通发生影响，一是货币流量，特别是现金流量增大；二是货币流通速度减缓。于是，在经济改革与经济成长过程中，用货币存量与零售商品总额流量简单对比并求出一个固定值的方法不再能满足剖析货币流量状况和经济发展状况的需要。 1:8公式评价 1、用零售商品总额与现金流通量的关系反映商品供给总额与货币需求之间的本质关系。 2、在高度集中的计划管理体制下是适用的。 3、经济体制改革后，1:8公式失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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